中国历史

1933年5月31日，国府同倭寇签订《塘沽协定》，东四省之外，北京北、东六环外的冀东沦为“非武装区”。而在7月12日，不愿放下武器的抗日部队在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下收复察北，解放多伦。14日，柴山兼四郎向何应钦、黄郛提出抗议，何、黄立即向　蒋公报告。　

蒋公阅毕，大怒批示：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批示全文如下：
 

覆：【按：删去“希即力谋日方之谅解”】我于必要时对察或用武力解决。倘冯、方东窜热边，【按：删去“立即将其缴械遣散”】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按：删去“力谋日方之谅解可也】希即依此进行可也。

自然，国民党、日寇合作围剿“非法抗日武装”也就成了荒诞而又切实的一件可悲可笑之事。

宥日【按：26日】方部受日军压迫进至高丽营附近，与万军周师之一部发生激战。其大部集结于东西幸城、麻峪一带，又被日飞机五架投弹廿余枚，伤甚重。

方吉各部最好且诱且迫，使从一定之方向退走，而于此退路妥为布置，厚集兵力，以要击之。并配置骑兵穷追，昼夜不停，务令悉数歼灭。凡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盖日人深恶方之贪利反覆，尤惧吉、宣、张之赤化，断不出而阻挠。我乘其惨败之余，痛剿严追，根本铲除，固可惩一警百，亦足以树立中央在华北之权威，则一切游动份子从此即不敢轻言反侧矣。此着关系极大，盼兄严密布置，以全力赴之，切勿稍存姑息，稍有濡滞为要。所有追剿部署盼即电告。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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