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虽说影视文艺作品可以经过艺术化的加工与处理，但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古装影视文艺作品似乎生活在童话里。完全不顾封建社会广大妇女被压迫的客观实际，主观臆造并渲染了一个无阶级压迫和夫权、父权、君权压迫或压迫很小（即使有所描绘，也是轻描淡写）的童话社会，让人不忍直视。这类影视文艺作品若是泛滥开来，将会混淆历史，荼毒肆虐，贻害无穷。这类影视剧人为制造了一个好像还看得过去的古代封建社会，剧中充斥俊男靓女，穿红戴紫，自由恋爱，丈夫和妻子和睦相待，妃子和皇帝有说有笑，打情骂俏，似乎男女很平等。实际上是忘掉了广大妇女同胞悲惨的过去。长此以往，会消弭掉广大妇女观众对男女不平等的反抗精神，起到“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效果。

近些年由于所谓的女权主义和女性特权主义（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潮）崛起，部分影视文艺作品对于我国古代女子从军现象的描绘与叙述呈现出拔高甚至有违史实的倾向，需要予以澄清说明。
 

这实际是不利于读者和观众认清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本质的。
 

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在男尊女卑，男女家庭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氛围下，阶级压迫、夫权压迫深重，广大妇女同胞大部分时间足不出户，怎么可能有机会从军?
 

且自宋代始，妇女行缠足之礼，双足先天畸形，腿脚不便，如何从军?
 

至于商朝的妇好，南北朝花木兰，大唐樊梨花，南宋中兴四将之一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等均是个案。战国时期，列国多有变法，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一部分诸侯国通过变法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尤其以先后历经两次商鞅变法的秦国最为彻底。直到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才完全进入封建社会。而妇好为先秦商朝人，自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古代封建社会范畴。樊梨花和梁红玉均出身将门世家，自幼习武，也非等闲之辈。花木兰为北朝人，在北朝时，又以鲜卑人为尊，初年士兵多是鲜卑人而少汉人，又因为鲜卑女性地位较高（最初为母系氏族），女子也可领兵。所以木兰应该是鲜卑人姓贺赖，后音译为花。这些女子从军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里乃属于细枝末流，而非主流！一般女子若想从军，断无可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近代十九世纪中叶，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当年的太平军内就曾有过大量成建制的女将女兵，这和太平天国政权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妇女天足有密切关系。太平军进入南京后，下令妇女不准缠足，违者斩首，当时在太平军控制的地方也确实厉行放足。这些举措为妇女参军提供了社会土壤和身体条件。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在工农红军内部出现了成建制的女兵部队。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即成立于1931年5月1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苏区红三团下属的一支武装力量。该连指战员悉数为翻身解放妇女（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十三岁的小号兵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女同志。）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的青年妇女，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和夫权压迫，才投身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以求得翻身解放!该部队旗帜鲜明，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多次遂行军事作战任务，英勇作战的事迹受到根据地军民的赞扬。“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也威震海南岛。这也是女兵作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遂行军事作战任务的同时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
 

再如成立于1933年3月并于1936年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身革命，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中多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乃至世界军事斗争史上是罕见的。
 

这说明，封建枷锁的束缚和阶级的压迫，乃是促使广大妇女摆脱束缚，积极参加红军的原因。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妇女就不能获得彻底的人身自由和真正的解放，而这一目标的直接实现途径就是参加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最坚决的武装斗争。
 

谈到近代武装，就不得不提及作为新军阀武装的国民党部队，一般在战场上是很少有国民党女兵出现，除了一些情报间谍部门如军统、中统的特工工作外，很多女兵一般从事后勤类的工作，如密码破译员、接线员、医护人员、行政人员、办公类职员。至于成建制的国民党军作战部队女兵，则实在罕有。
 

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妇女能顶半边天。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同年9月，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大办民兵师的高潮。无论是解放军中还是各地民兵武装，到处可见女兵身影!毛主席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用诗化的语言写到: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就是这一生动历史事实的写照。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和文艺作品如小说中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一些女将军形象的出现，让一部分观众和读者对历史产生错觉，倒置了主流和支流，以为古时军中有女将乃是稀松平常之事，实乃大谬!这对于广大读者和观众构建起关于古代历史和古代军事史的正确认知，将产生消极影响。这正应了那句话“你以为的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
 

看罢不免让人扼腕遗憾。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个别编剧和作者不注重历史学习和历史考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错误思潮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和影视文艺作品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文艺教化功能的反映。
 

文艺该为谁服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个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已被再次回答了的问题本不该再是问题。如今在一些人那里又重新成为了一个需要回答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了。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了。其实不然。一些文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弄清楚。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相信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从纯技术角度来讲，古时两军对垒，都是双方将领如偏将、先锋等首先阵前交锋，而将军就算不是武艺了得、力拔山兮之人，那也是久经沙场的封建职业武夫。一般女子体能方面也无法适应行军打仗的体能要求，尤其到了宋代以后，妇女由于缠足，自幼身体“残疾”，更不具备当将军的先决身体条件。而且要想成为武将，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武举，一般人家没有条件，豪门大户的富家千金不会去。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无论是科举中的文官选拔考试还是武举，考生均为男性。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开始，儒家思想就居于封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和主导地位。退一万步讲，即使朝廷允许女子参加武举，封建礼教也不会答应。这就更不具备产生女将的土壤。可以说，要想产生女将，那真是冲破封建枷锁束缚的大胆尝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少之又少!
 

甚至古代军法也有过“军中无女”的规定。汉代飞将军李广的长孙李陵就曾斩杀过藏匿于随军车辆中的女子。由此可以看出，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稳定军心，保障官军战斗力，从而更好为封建国家机器服务的军中纪律之举。再者，即使单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在冷兵器时代，朝廷需要的是大量体能素质过硬，能有效执行封建朝廷军事任务的武装集团。女子体能较弱，也绝不会是封建统治者的首选。
 

虽说影视文艺作品可以经过艺术化的加工与处理，但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古装影视文艺作品似乎生活在童话里。完全不顾封建社会广大妇女被压迫的客观实际，主观臆造并渲染了一个无阶级压迫和夫权、父权、君权压迫或压迫很小（即使有所描绘，也是轻描淡写）的童话社会，让人不忍直视。这类影视文艺作品若是泛滥开来，将会混淆历史，荼毒肆虐，贻害无穷。
 

这类影视剧人为制造了一个好像还看得过去的古代封建社会，剧中充斥俊男靓女，穿红戴紫，自由恋爱，丈夫和妻子和睦相待，妃子和皇帝有说有笑，打情骂俏，似乎男女很平等。实际上是忘掉了广大妇女同胞悲惨的过去。长此以往，会消弭掉广大妇女观众对男女不平等的反抗精神，起到“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效果。
 

在部分影视文艺作品创作略显浮躁的今天，让被冷落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等精品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全国上下朝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行的今天，广大妇女要想完全实现男女平等，要想消灭在一些人身上还残存的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特权主义，要想继续促进和深化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就要对自身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知。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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