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作者：翟庭君（Tings Chak），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的研究员。

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是在1920年秋天的俄罗斯。这是一首因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诞生的社会主义歌曲。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是一名公社社员，也是这个在法国首都坚持了72天的工人政权的公社委员。尽管这首歌写于1871年，但在半个世纪后却被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歌。直到今天，这首歌仍是全世界被翻译和传唱最多的被压迫者的歌曲之一。瞿秋白当时正在参加十月革命3周年的庆祝活动，他经过哈尔滨——中国最北端的省会——到达俄罗斯。他精通法语和俄语，被派往莫斯科担任北京《晨报》的记者，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的情况。
 

1920年，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但这个民族对共产主义思想早已迫不及待。两次鸦片战争的殖民掠夺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开始，香港被割让给英国，颐和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腐朽的清廷终于在1911年分崩离析，继任者却是傀儡的“共和”政府。国家分裂，封建主义和军阀猖獗，中国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渴望国家获得自由。
 

同当时成千上万激进的青年们一样，瞿秋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见证了对中国利益的最终背叛。协约国没有归还中国被占的领土，而是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殖民地转交给日本。为了反击这一丧权辱国的决定，一场由北京的学生们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它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反宗法制度为基本主题。这一觉醒催生了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其主要刊物——并为指导国家转型的新思想打开了大门。其领导人包括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也都参与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由于中国人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协约国的背叛更让人感到愤怒。为了满足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法国和英国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洲、中南半岛和中国的殖民地人力资源。14万中国人——大部分是农民——参加了英军和法军在西线的战斗，另有20万中国人在东线与苏俄红军一道作战。中国劳工承担了所有艰难和危险的工作，却没有得到基本的武装——劳工们修筑战壕，在军工厂工作，在前线战火中修理设备，埋葬死者。中国劳工自身也承受了数以千计的伤亡，这段历史在西方却很少被提及。大约在同一时间，有另一批中国年轻人前往法国。该计划最初由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908年发起，在1919年正式成为勤工俭学计划，2000名中国工人和农民来到巴黎——他们将在工厂工作以换取西方教育。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拥有了政治信仰——1921年2月28日，400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示威，反对进一步削减助学金。这些事件使学生运动开始接近一战时期的工人，他们开始在法国郊区的雷诺工厂里组织起来。也正是这些工厂车间和大学教室，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曙光。在这些学生中，有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26年的总理，邓小平则是毛泽东之后的国家领导人。

“光明的花，幸福的果”
 

尽管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基本上一无所知，但法国工人与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五四运动创造的思想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些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研究、撰写并普及了巴黎公社的历史。1920年，李达——中国共产党的12名创始成员之一——写道：“中国革命需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22年，周恩来在《新青年》中叙述了巴黎公社的“昙花一现”以及它在十月革命中的延续。第二年，在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之一《申报》的50周年纪念版上，李大钊首次向中国公众解释了“公社”的概念。这个革命概念最初被译为“康妙恩”，随后在中文中获得了自己专属的词汇，即“公社”——工人的共和国。

在共产党人中间，瞿秋白不仅翻译了关于公社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第一个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三年前他在俄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精心修改歌词，以便为“国际”一词找到适合于旋律的翻译——这个词在中国只有两个音节。他最终确定了“英特纳雄耐尔”的音译，以保持歌曲的节奏，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官方采用的版本。
 

此时，在张太雷的介绍下，瞿秋白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前，瞿秋白还见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也曾仔细研究过巴黎公社的教训。就在领导自己的国家进行革命的几个月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还专门写了以下章节：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在该书出版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十月革命延续了公社的事业，并证实了马克思的分析。按这个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也将继承这两个革命的经验的遗产。
 

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55周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在中国举行。一万多人聚集在南方的首都广州。尽管冒着雨，他们还是一同唱起了《国际歌》，并高呼“巴黎公社万岁”。在这个场合，毛泽东写道：“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关于公社的最终失败，毛泽东指出了两个原因：缺乏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党来领导工人，以及对敌人过于仁慈的妥协。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张太雷在庆祝集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巴黎公社为中国工人夺取政权提供了具体的经验——预示着1927年将会发生些什么。
 

从城市到农村
 

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阶级迅速扩大——工会成倍增加，罢工日益频繁，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随着群众的组织而壮大起来。仅在工业中心上海，1926年就发生了169次罢工，影响到165家工厂，20多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在广东，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从家庭佣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和“苦力”中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支持。这些经验表明了，有组织的劳工是如何威胁到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秩序的。

尽管实现了最初的工业化，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研究了中国4.5亿人口的构成。城市无产阶级，无论其发展多么迅速，仍然只有200万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毛泽东估计有4亿人是“半无产阶级”，他们既耕种自己的土地，也作为佃农或雇佣劳动者挣取工资——他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这篇具有预见性的文章中，毛泽东还警告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信任的。虽然在那个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来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但在这关键的1927年，这一联盟突然终结，随后发生了“白色恐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及其雇佣军的手中被大规模杀害。1927年的群众起义是将巴黎公社的理论在中国转化为生动实践的尝试，并使革命进程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
 

1927年的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全国各地多达100万工人和农民。在武汉的庆祝活动上，劳工领袖刘少奇呼吁工人将巴黎公社的精神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结合起来。三天后，周恩来领导的80万工人在上海发动了大罢工，推翻了军阀政府，成立了临时市政府。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但是，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背叛统一战线，在外国租界的警察和帮会组织的帮助下发动了政变，数千名中共党员遇害或失踪。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随后，从南昌（8月1日）到湖南（9月7日），最后到广州（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起义都遭到了残酷镇压。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以广州市公安局为目标的第一波攻击开始了。攻击由张太雷指挥——他在第二天的一次伏击战中牺牲，年仅29岁。随后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行动成功占领了整个城市。他们的要求是：工人有饭吃，耕者有其田，反对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起义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覆盖了与城市工人工会相联系的50万农民的地区。一个由工人、士兵和农民分别以10:3:3的比例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了持续三天的起义。占领城市后，广州苏维埃发布了一系列、共有八项内容的法令，并大量印刷和散发。前三个法令的重点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人民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第四项法令保证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薪阶层和失业者的权利。第五项法令涉及经济和工业国有化。第六项法令着眼于处置资产阶级的财产。第七项是对军队薪俸的调整和整顿。第八项也是最后一项法令，是改组工会。然而，在革命发生的1927年，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如果广州的起义者能够坚守城市足够长的时间，直至农民武装（6天的行军路程）前来支援，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英国记者，同时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就“广州公社”的意义写道：
 

“在这个被帝国主义统治的东方国家，在苏维埃的带领下，被压迫者们成功夺取并占领了一个大城市三天。技术和军事上的错误是有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无可指摘的。领导和组织起义的中国共产党有理由为其在中国的困难环境中应用列宁的思想而感到自豪。党在起义中的工作表明，它不仅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而且懂得如何通过正确的口号和确定的政治路线，来团结所有这些阶级中最广泛的群众支持革命。”（《广州公社》，1928年）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广州起义被残酷镇压，这对中国共产党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至关重要——转为建立一支人民军队，转向农民——“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公社的教训》（1908年）一文中，列宁写道：“尽管工人阶级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新的起义是一定会爆发的。在新的起义面前，弱者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在新的起义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起义也可以有类似的说法。在那一年的白色恐怖之后，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12月11日被正式定为广州起义的纪念日，“它不仅为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篇章，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与伟大的巴黎公社具有同等价值”。正是因为这一点，广州公社确实从那时起就被后人铭记、研究和尊重。
 

2020年是“东方巴黎公社”广州起义的93周年。为此，在广州起义纪念馆举办展览的同时，还制作了一部全新的红色戏剧。这座晚清时期的建筑在被改造成广州苏维埃政府前曾被用作警察学校。1987年，这里变成了一个官方纪念馆。在12月12日的纪念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校学生们朗诵了张太雷的故事，一场木偶戏讲述了起义的女性领导人的故事，杨殷烈士的曾孙女在一名学生的衣领上系上了红领巾­——这是革命遗产代代相传的象征。
 

直到周年纪念日前，这个令人身临其境的戏剧每周演出四次。演员和观众共同重温广州起义，穿上当年起义军的服装，拿起武器道具，共同唱起《国际歌》。一个世纪前，当瞿秋白在俄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将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他把国际歌这一“光明的花”从巴黎公社带到了广州公社，却没能活着品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幸福的果"，更不可能看到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1935年，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严刑拷打并处决。据说，他在遇害前一直唱着《国际歌》，直到就义前的最后一刻。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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