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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青帮
1925年袁文会和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名共和戏院，现已无存）听杂耍（曲艺），适为姜二顺的靠山调唱“妓女悲秋”，声调婉转动听，但词句淫荡下流，引起袁、王等人大叫邪好，怪声怪气引得全园听众大哗。
这时楼上包厢坐着姜二顺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是当时直隶督军褚玉璞的干儿子。李对袁等人叫邪好搅乱其心上人的演唱非常生气，即派其随从马弁数人下楼将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军警督查处，李七猴并要求其干爹褚玉璞从重处治。褚玉璞当即命令军警督查处长厉大森对袁等执行枪决。
消息传出急坏了殷凤鸣的弟弟殷凤山，殷风山是督查处的小队员，当即哀求队长白云生给以帮助。白云生，山东省历城县人，早年参加青帮，帮派为嘉海巳二十二代通字班。他有个师叔，人称孙老太爷，是褚玉璞的干老，对孙敬如亲爹。白云生只有去找孙老太爷向褚玉璞求情，这一办法真灵，褚马上下令释放袁、王等人。袁文会、王恩贵等释放后，立即叩见白云生，对白干恩万谢，并要求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白当即应允。
袁文会、牛占元、王恩贵、殷凤鸣、殷凤山等人成为白云生在天津收的第一批徒弟，其中以牛占元岁数大，即为开山门大徒弟，也就是袁等的大师兄。香堂在白云生家举办，请张凤岭为引进师（张是白的师弟），张对帮规帮法和香堂的摆布是个大内行，对堂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白云生凡收徒时均由张协助，张也就吃上这行饭。因白收徒非常多，后来张在青帮中人们有个口头语“懂不懂要找张凤岭”。
白云生自从收了袁等徒众后，名声大振，凡天津大小杂八地纷纷烦人托窍拜白为师加入青帮，一时白家门庭若市。致使白云生在天津开了青帮码头，后来军政工商文艺各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出风头、找靠山仗势欺人，少部分为生活所迫，纷纷拜在白的门下为徒。
如沦陷时期商会会长刘静山、穆庄子天齐庙的大恶霸王海明、武清县的土皇帝柳小五都是白云生的徒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文会在天津鼎鼎大名时，白云生居然成了天津帮会的太上皇，官称白老头。
争夺赌场
同文俱乐部位于日租界旭街北端东侧的同庆茶园后，主人方若是日军初进天津时的走狗，因而在日租界成为“一等公民”。这个俱乐部名为文人墨客的娱乐场所，招牌是以文会友，实则为大型赌场，设有棋、牌、对诗、斗蟋蟀等娱乐项目，看起来都属于文化娱乐活动，其实这完全是大输大赢的赌具。
他从中抽取“水子”头钱，每天收入相当大。而租界当局无论是日、华官警对他是不敢染指的，他兴旺时期袁文会还没有得势，袁也不敢有所触犯。
六地位于日租界如街北端西侧的闸口街，是个以六种赌具赌博的宝局，有筛子宝、牌九、金钱摊、转盘球、摇缸子宝等。这里的主人很多，都是陆续耍胳臂卖打而钻入拿挂钱的，大部分是混混发源地西头来的，有麻张三、刘桂希（西头大混混李金鳌徒弟）、方明、郭茂林（郭大个）、房树恩（房大个）、小王老（摔跤名将）、秃王平等，这些人都是白云生的徒弟，还有王德山（西头大恶霸刘广海的大师兄）和李明德（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徒弟）。六地每月要给袁文会份钱。
芦庄子宝局位于芦庄子非租界地与日租界交界的高坡上。这是袁国玺独自经营的，最初是袁氏弟兄，后来袁文会得势更没有人敢惹，一般帮会对袁八都恭而敬之，故而袁八宝局一直干到死才结束。
刘宝珍宝局位于华安街南口，非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刘宝珍和袁八很有交情，但也是袁文会的师兄，袁对刘也始终不加进犯。
袁文会自拜白云生加入青帮后也收了些徒弟，先在旭街新旅社后干了小赌局，生意还算不错，但他并不满足。此时有个苏兰芳（外号苏秃子），在日法交界的富贵胡同旁新津里开了个宝局，生意相当好。原因是位于日法交界，凡法租界好赌者都到这里赌博。
袁早想染指，当即派徒弟给苏送信，叫苏把宝局让给袁干，苏岂肯把好吃的肉让出。于是定日相斗，袁因有日警头头刘寿岩的关系，早向刘托情，届时双方打手交锋，苏方战败，日警赶到还逮捕了苏方打手。后苏托人求和，愿将宝局让与袁——让袁当大掌柜，仍由苏主持宝局，袁就这样拿下了这个宝局。
充当汉奸
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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