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经常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上海资本家购买它发行的公债。1927年5月1日，财政部发行三千万元短期公债，月息七厘，本利自1927年6月开始在三十个月内还清。发行的公债其票面额数从十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来自上海海关2.5%附加税的政府收入作担保。公债虽订有合理的书面条例，但对于1927年5月的上海银行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不可靠的投资。如果蒋的政权一旦垮台，公债就一文不值。
 

1927年5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到上海后，国民党官员们运用强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江苏财政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对各大银行、商业、工业单位分配了各不相同的定额。
 

政府办事人员逐店逐厂地去征集资金。例如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被指定购买一百六十五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闸北水电公司被指定二十五万元，华商保险公司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二十五万元；南市电器公司三十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十万元，广东商联会三十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万元，商务印书馆二十万元，永安公司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十万元，丝茧公所十万元。
 

恐怖的风浪把很多商人卷入了漩涡。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富商石宝顺（音）的儿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应向国家捐献二十万元后， 1927年5月19日获得释放。上海和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罪名被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国库后，这个命令便取消了。1927年5月16日著名酒商赵志永（音）被军事当局逮捕，据传说他捐了二十万元后获得释放。
 

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被要求给党国事业捐款五十万元。富有的棉纺厂主徐宝真（音）的一个儿子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六十七万元。采用逮捕和以逮捕进行威胁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绅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
 

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查普曼报道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南京政府为防止对这种筹款策略有所非难，实行了对地方报纸的新闻检查。例如上海《新闻报》曾因为刊登一份关于国民党当局的贷款清单而被禁止发行。
 

另一个攫取商人钱财的手法是1927年6月开始的抵制日货。东京政府因害怕北伐会损伤它在山东的利益，于5月下旬派遣关东军进入山东。这个行动导致了中国几个城市巨大的示威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了禁止购买日货的布告，并在1927年6月28日组织了一个“反对日货大同盟”。民众关心日本出兵山东是完全正当的，可是上海市党部却把拒购日货也当作了榨取上海商人更多的捐款的方便手段。大同盟指派检查人员到各中国商品检查日货。大同盟利用这种检查权在所有商人阶级——从百万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进行勒索罚金和敲诈。公共租界边界设置了一些木笼，贴着“出租给洋奴的木笼”的条子，以恐吓公共租界的商人。大同盟申言势必要逮捕那些违反抵制日货或者持有不赞成大同盟的意见的商人。
 

第二个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是在当地军事当局主持下成立的。它着手进行一项逮捕商人和把他们拘留起来处以罚款的计划。1927年7月19日，经营布匹的富商俞鸿英（音）被该组织逮捕，拘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万元给蒋作北伐军费为止。该组织还逮捕了上海一个富有糖商的儿子洪政栋（音），一直拘留到他家捐款十五万元为止。上海美国领事曾于1927年6月30日报告说，“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献了不同数目的现金之后获得释放”。
 

蒋介石和青帮的联盟使他对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文/帕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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