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摘要]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个特定领导人，使得美国在南越问题上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状态之下。“没有替代人选”的观点反而限制了美国对吴庭艳政权的影响力和政策的转圜余地。

1971年解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是最早且最系统研究越南战争问题的档案文献来源。作为政府内部组织研究的“官方文件”，在形成之初就是为了探讨“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
 

二战后美国选择扶植南越，为何又在1963年11月的军事政变中放弃了吴庭艳？《五角大楼文件》系列以国防部的档案为主，透露出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美国逻辑。
 

美国为何对吴氏家族姑息纵容
 

吴庭艳政权的建立，美国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望借此在东南亚扶植起一个有效的反共政权。然而，经过八年的统治，吴庭艳并没有带给美国更多的信心，反而越来越让华盛顿觉得，这是美国对越政策的负担。
 

从一开始，吴庭艳政府就没有摆脱政变的流言，其间确也多次发生未遂的企图。因此，当1963年再次出现政变流言时，美国情报机构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这也是华盛顿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充分准备的原因之一。按照《文件》的归结，1963年春天的南越就出现了一系列与后来政变有直接联系的变化。
 

“这当中，吴庭儒影响的显著扩大是最主要的。在吴氏兄弟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吴庭儒逐渐超越吴庭艳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他的权力在扩大，但他对局势的掌控力却在下滑。其次，美国人认为吴庭艳政权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支柱：“它对农民冷漠无助，而农民是在与越共斗争中真正值得关注的人群。更重要的是，政权疏远了大部分不安定的城市阶层，他们是最能够直接体会到政权专制统治的。”最后是吴庭艳和美国使团人员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感。随着美国对越南事务干预程度的加深，双方在各个层次上的矛盾开始增加。1963年3月，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访越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吴庭艳兄弟获知后，对报告中批评南越政权的内容极度不满，认为报告进一步加深了美越之间的嫌隙。儒夫人时不时抛出批评美国的言论更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美越关系存在的这些问题难免让华盛顿的官员们产生一些先入之见。
 

5月，由于吴庭艳政府长期奉行镇压佛教的政策，广大僧众不堪其辱，发动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佛教徒危机爆发了。对此，美国人并没有预计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任美国驻越大使的诺尔廷一直试图通过劝服吴庭艳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但还是没能对吴庭艳施加真正的影响。
 

为何纵容走进死胡同的吴庭艳政权，美国事后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让吴庭艳实施我们认为必要的方案和想法，但是吴庭艳很快认识到他是美国唯一能够支持的有号召力的反共领导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敢于无视我们的感受，继续以家族利益为重，对驻越大使的抱怨不胜其烦。最终我们都失败了，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反共执念”。
 

军事政变中美国进退维谷
 

对于佛教徒的反政府行动，吴氏兄弟并不打算妥协退让。6月4日，吴庭儒发动对僧人的袭击，这恰好是在美国大使不在越南期间。南越政府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出动了军警和特种部队。此后局势出现了新变化，大批城市市民开始加入到示威活动中，在政治上反对吴庭艳的统治。6月11日，释广德法师在西贡市区自焚，而儒夫人却叫嚣说“不介意看到更多的僧人‘烤肉’”。美国的报纸对事件的报道迅速激起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不满，迫使白宫不得不面对这种紧急的势态。
 

7月4日，华盛顿的高官们在讨论后意识到南越的局势不妙，中情局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显示，如果吴庭艳政权不采取措施安抚佛教徒的话，在夏天很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甚至是政变。但是美国人一直在等待局势有所缓和，期望吴庭艳接受和解的方式。这种无可作为是因为一种宛如死结一般的困境：一方面，减少对吴庭艳政权的支持是促使他改变对佛教的政策、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任何减少支持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美国同意倒吴政变的信号，而美国此时并不想看到局势失控。
 

果不其然，佛教徒在整个8月份的行动更加猛烈。8月21日午夜，吴庭儒彻底打碎了美国以调解方式解决佛教徒危机的幻想，发动了对佛教徒的总袭击。在筹划袭击的过程中，吴庭儒没有向美国使团透露半点消息，甚至将通往使馆和美国使团官员家中的电话线暂时切断。南越人民甚至部分官员对袭击事件强烈反对。儒夫人父母双双辞职——二人分别任南越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观察员的；外交部长武文牡辞职并削发明志；西贡大学医学院学生罢课游行，后遭到政府镇压；政府关闭大学后，中学生又走上街头。
 

南越形势的恶化促使美国人加紧了同军方秘密接触的步伐，似乎是为政权易手做好准备。8月24日，中情局驻西贡的探员科奈恩会见陆军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同一天，陈的副手也会见了美国援外使团官员，说美国只有坚定立场除掉吴庭儒才能使军队团结反共。“这两个直接且明显请求美国支持军方废黜吴庭儒的行动，标志着美国卷入倒吴计划的正式开始。”
 

8月24日，接替诺尔廷的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根据上述谈话向华盛顿发去了形势评估报告：“吴庭儒很可能完全得到吴庭艳的支持，亲手策划了针对佛教徒的行动。即使不是完全指使，他的影响力也在急剧增长。”洛奇尽管对吴庭艳始终没有好感，但对可能发生的政变还是很谨慎。相对于倒吴，美国人担心的是，政变失败后引发的动荡，最终使情况变得更糟。
 

紧接着，当天国务院给西贡使馆发来一份后来颇受争议的第243号电报，又称“希尔斯曼电报”，由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斯曼发出，主要内容是授意驻西贡使团可与倒吴势力联络。因当时是周末，大部分高层官员都不在华盛顿，该电报草稿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但总统和国务卿都收到并批准了电报。8月26日，洛奇等人开始商议接触南越军方。8月29日，科奈恩会见了南越军方代表、陆军司令杨文明。杨文明坦率地说，在确认美国站在军方一边之前他们会保持谨慎，并拒绝透露任何计划。当被问到如何才是美国支持的标志，他们回答是，美国终止对现政权的经济援助。
 

走上不归之路的美国越南政策
 

8月底，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更不能在不同意见之间过多徘徊，于是不得不谋求一种新的政策。在西贡和华盛顿，重新评估及寻找新代理人的努力开始了。但是，作为当时唯一的一份有记录的文件，8月3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显示出美国依然没有下定决心换马。
 

9月2日，肯尼迪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向南越政府释放了信号，希望西贡改变政策或调整人事安排以赢得战争——这显然是针对吴庭儒的。同时肯尼迪也明确反对撤出越南。9月6日的国安会上，罗伯特•肯尼迪谈到，美国的目的是帮助越南抵制共产主义，首要的问题是选择支持的对象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现在我们就应完全撤出越南，而不是等待。如果能，但不是同吴庭艳兄弟这样的人，我们应允许洛奇推动变化发生。他认为恐怕关键在于，现在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罗伯特•肯尼迪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未引起高层对美国政策的重估。为了再次确认南越形势，国务院顾问门登霍尔与国防部反叛乱专家克鲁拉克奉命到南越调查，结果两人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相反。克鲁拉克很乐观，认为政治形势对军队影响不大。门登霍尔则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一个顶点，政府有倒台的危险。这种相互矛盾的报告无疑使华盛顿高层本已混乱的决策雪上加霜。
 

在决策层还未达成一致的时候，驻越使馆已准备向军方释放政变信号。9月12日参议员丘奇提出了削减对越援助的议案，14日洛奇得到允许推迟1850万美元针对南越的商业出口计划。同月，麦克纳马拉和泰勒赴南越调查，他们的结论是“军事斗争有很大进展而且继续改善”，同时警告政治问题会抵消军事上取得的成绩。他们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支持政变会成功，并认为美国的压力只会强化当局现在的态度。接下来，美国高层下决心向南越施加更大的压力。
 

正在此时，洛奇同白宫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洛奇发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一份长电，对哈金斯的保留意见提出异议，并论证一种“不阻碍”的政策：继任政府绝不会比吴庭艳政权更差，对美国来说阻碍政变将“承担维护腐败统治的不当责任”。在回电中，邦迪则担心一旦政变失败，白宫也需要承担责任。这组来往电报体现了政变之前西贡与华盛顿之间沟通的基本逻辑：白宫关注的是政变计划的细节以及成功的前景，而洛奇强调的是美国的参与已不可避免。
 

接下来，政变开始得富有戏剧性。11月1日上午，洛奇对吴庭艳进行了最后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在临走前，似乎有所觉察的吴庭艳将洛奇叫到一边谈了20分钟，表示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他提出建议。这样的气氛反而更加让人感觉到一场暴风雨的迫近。下午1时，南越军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政变行动。政变军队很快占领了电台、邮局等设施，并开始攻占总统府。吴庭艳兄弟逃跑后不久被政变军官抓获，并在11月2日被押往政变指挥部的途中“自杀”身亡。
 

美国深陷越南的脚步在政变之后大大加快了。作为事后之见，《文件》这样总结美国卷入南越、支持吴庭艳的重要教训：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个特定领导人，使得美国在南越问题上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状态之下。“没有替代人选”的观点反而限制了美国对吴庭艳政权的影响力和政策的转圜余地。这背后的原因，就像美国人自己认识到的那样：在面对吴氏兄弟为所欲为时进退维谷，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反共执念”造成的。此处的反共执念就是“冷战思维”——只要是跟我们对手对抗的人，无论其内外行为如何都应支持。这一思维无疑会极大地模糊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而从冷战历史上看，美国扶植、姑息、迁就吴庭艳此类盟友的后果是“政策负担”远远大于“战略价值”。在越南，美国经历的就是一场灾难。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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