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一、二战结束之初德国对战争反省与日本差不多

　　在二战刚结束时，德日两国对战争的反省其实都差不多。
 

　　战争结束时，德国许多城市变成了废墟。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德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流民”，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而较少考虑本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
 

       尽管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更是在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西德在很长时间对二战中的“反战者”定位：卖国贼
 

　　《刺杀希特勒》的主人公原型独眼将军斯陶芬贝格在在其他国家都把他视为英雄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却有不少人不认为他是英雄。在50年代还有不少西德公民称施陶芬贝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意志民族“忠于职守”的传统。连二战中德国著名的反战少女，反抗希特勒纳粹政权的白玫瑰抵抗运动领导者索菲·朔尔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西德定义为“卖国贼”。
 

　　更过分的是在一段时间里，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二战中因开小差而被纳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官兵家属的上诉，更不为这些官兵平反。理由竟然是依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人士的确犯有“颠覆国家罪”，所以他们是“卖国贼”，而对国家的不忠诚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歌颂叛国者不利于爱国教育，而且赦免反战人士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官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二、19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认真反省战争罪行
 

　　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认真反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盟军纽伦堡大审判对纳粹，特别是纳粹中高层处理的比较彻底，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这就保证了不会有纳粹分子源源不断进入政府。而日本正好相反，60年代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军国主义分子纷纷进入日本政经两界甚至学术文化界，当昔日战犯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战犯的家属和支持者掌握着社会的命脉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点，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取消了罪行追诉时效
 

　　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上作出应对。
 

　　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但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有议员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因此应该延长时效，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他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
 

　　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
 

　　审判时揭露的罪行也驱使年轻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网之鱼
 

　　德国人再一次遇到了奥斯威辛幽灵后，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
 

　　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中国的文革运动的影响，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等霸权政策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及职业生涯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踞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未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因为正义之网的疏漏而成为漏网之鱼。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清算。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库特 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
 

　　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对外寻求和解并谢罪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
 

　　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比较过于激进的方向，最终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过对老一辈的政治“反叛”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老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成为社会主流，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自觉地将反思历史作为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历史也成为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
 

       “勃兰特之跪”是一个分界线，尽管当时只有一半的联邦德国公民赞同勃兰特的做法，但对以后的发展和影响无疑是良性的。此后响应勃兰特的反思举动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当属东西德合拍的著名反战电影《铁十字勋章》在欧洲引起轰动，这部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拍摄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些欧洲国家打破了《音乐之声》创下的票房记录。影片改编自二战时期德军的真实经历，其中的反战思想引起了欧洲人民的共鸣。
 

　　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
 

　　而希特勒及其下属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三、德国能彻底反省二战罪行原因
 

　　首先，较之日本，战后德国法西斯主义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这是德国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盟国吸取了一战之后未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祸根使之死灰复燃的历史教训，主张对德国进行彻底的“非纳粹化”改造。不仅解除了德国的武装，对战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改造了国家机器，而且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禁止宣传纳粹思想。
 

　　有个统计：战后盟军起诉德国战犯7万人，其中3.6万人被定罪，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职。其结果是，“第三帝国”的高官全部被清除出了军队和政府部门。
 

　　可以这样认为。德国一家报刊最近有一篇分析说：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二者都是战败国，都被战争打得一败涂地，后来都被异国占领，又都在一片瓦砾中重建了自己的国家，并创造出经济奇迹。
 

　　但是有一点，德国与日本有明显区别：德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而在日本，美国出于其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保留了日本最高的国家代表——天皇，也容忍了不少有历史污点的日本政客重登政治舞台。美国当年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态度是造成今天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麻烦甚多，为军国主义复活埋下祸根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
 

　　再者，德国政治领导人在解决历史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战后，德国领导人认真地吸取了历史教训。他们认识到，数百年来，德国与邻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带来的只有灾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别国数千万人的牺牲，而且也使德意志民族遭受了灭顶之灾。
 

　　战后，德国被宿敌所包围，德意志民族要想重新自立、生存和发展，首要前提是要实现与欧洲各国的睦邻友好。
 

　　为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实际行动化解了德国与法、英之间的世仇，与以色列建立了正常关系，了清了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正是因为德国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了勇气和智慧，使德国赢得了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也使德国在欧洲合作的框架下，“突出重围”，重新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影响的国家。
 

　　当年勃兰特的下跪，对德国人民的反省，进而走出耻辱，走进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以致有人说：“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
 

　　正是在德国政治家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正确的历史观在德国民众中拥有广泛基础。如今，反对种族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现，就会形成群起攻之、人人喊打的局面。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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