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研究

   本文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俄中比较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彼得罗夫应本刊之约特别撰写的文章。文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俄罗斯转轨后工人运动和工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历史沿革和存在的问题。现将文章译介如下。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俄罗斯，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是工会。工会的发展是工人运动制度化的表现。200多年来，工会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世界各地的普通工人为争取其利益而进行斗争。俄罗斯工会也已存在100多年了。工会的全部历史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几十年来的变化过程的特点，也反映了近20年来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公民社会建立的特点。①

　　研究工人运动和工会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是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对象。研究工会运动在当代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中的矛盾是整个社会科学关注的领域。②

　　经济社会学对工会运动所作的理论研究包括各种题目。而社会关系水平是对这些题目进行分类的通用标准，社会学家，不管是宏观社会学家还是微观社会学家，都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工会运动发展的各类问题。

　　宏观社会学研究包括：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会，工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工会所履行的社会职能，等等。国际范围内的工会运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当代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当今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内各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所遇到的问题的可能途径，“转型”经济国家工会运动的转型过程，工会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化(指跨国公司的影响全面扩张的过程)条件下的活动。对宏观劳动关系方面的工会运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包括：工会在公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工会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保证的研究，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和三方协商机制的问题。社会学家将社会伙伴关系看作是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为解决(工业)劳动冲突自愿合作的特殊制度，也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在整个国家经济当中公平分配企业利润的特殊制度。三方协商机制是社会伙伴关系的一种形式，是国家、雇主和工人代表有效互动的制度，也是现有调整劳动关系的有效制度。现代社会学还关注以下研究：社会劳动冲突及其各种表现形式，这种冲突发生的社会文化特点，工会在解决这些冲突以及形成捍卫劳动者经济利益的有效制度和建立各企业及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社会劳动关系方面的微观社会学直接研究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个别企业(企业集团)中工会和管理层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主要关注的是入会动机(特别是吸引年轻人参与工会活动的问题)、建立独立工会和在非公企业中发展工会运动的过程等问题，并对工会组织内部的问题以及拓展社会学跟踪研究工会工作的可能性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社会学家还考察了以下相关问题：处理和解决企业当中的劳动冲突，研究工会在解决这些冲突中的作用，研究实现集体合同、发展工会以捍卫普通工人利益的新形式的特点等。

　　工会是调整宏观和微观工业关系的重要调节器。因此，当今社会学研究应该对工会在工业关系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综合的理论分析。目前，存在有助于研究工会运动的各种理论模式。比如，德国经济社会学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雇佣劳动者组织与雇主联盟之间在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劳资矛盾时，主要注意调节四个层次的工业或劳动关系问题。关于在社会对话系统基础上解决这些工业关系和冲突的可能性，社会学家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分析的：(1)在工作岗位层面——雇佣工人与他们的直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由劳动法来调节；(2)在企业层面——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代表之间的关系由企业章程来调节；(3)在个别领域、不同经济部门和整个国家经济层面——工会与雇主联盟(协会)之间的关系；(4)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工人联盟与雇主联盟之间的关系由社会国家制度来调节。因此，德国社会学家不仅将工业关系理解为工业生产范围内的关系，而且理解为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如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在各种经济活动领域、不同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以及合作管理领域)所形成的关系。③德国经济社会学所确立的研究工会对工业关系发展的影响的方法，也适用于当今俄罗斯的理论经济社会学。因此，本文将着重阐述这种方法。

　　在研究社会学家有关工会的观点时应注意到，当今俄罗斯的社会学提出了各种阐述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工会被看作公民社会的机制，或者是社会保护劳动者制度的机制，或者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机制。所有这三种阐述相互补充，规定着工会的基本社会职能。首先，把工会看作公民社会的机制，主要任务是保护劳动群众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即建立工人自治的机制。④公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被看作非公组织、机构、协会、基金会、工会联合组织和社会联合组织的体系，它们履行公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职能，可以对国家管理和私人部门产生影响，修正国家政策和企业主通过旨在提高其社会责任的决议的过程。因此，公民社会可以作为社会沟通系统，特别是借助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自我管理结构直接相关的专门机制，对整个社会政治过程产生影响。

　　工会也被看作社会保护劳动者制度的机制。建立社会保护劳动者制度的必要性在工业发达国家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保护”这一术语逐渐得到西方社会学的认可。社会保护是法律保障和社会经济保障的制度以及实现这些保障的措施，这些保障制度建立了实现劳动活动的有效的社会基础设施，保证了起码的生活质量，保障了社会劳动潜能的再生产，建立了为有效实现这些保障和措施创造可能性的社会制度体系，包括建立国家社保基金、工会、社会组织等。必须指出，当今社会保护制度的任务是，既要保证尊重(在企业工作的)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权利，也要保证尊重未直接参与劳动活动的社会弱势群体(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的权利。当今社会保护制度在保护劳动群众利益方面包括如下活动方向：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劳动潜能的有效再利用创造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公用住宅设施等)；为全体劳动者创造安全和良好的劳动条件；为劳动活动场所建立安全保护制度；为实施有效的劳动活动提供政治法律条件，包括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为开展有效的劳动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条件。在宏观社会的水平上，国家是保证履行社会保护体系的主要机构，它包括各种执行权力结构(特别是专业化的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立法权力结构(尤其是劳动法)、司法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为社会实现劳动群众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性。

　　在微观社会——国有经济领域和具体企业——的层面上，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制度要维护雇主与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企业比较重视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制度，因此就有条件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利益，实施个人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借助所谓“社会保障账号”作为个人和集体劳动合同的重要补充)，实现同雇佣劳动者组织即工会的代表进行经常性的社会对话。工会是保证各具体企业有效遵守劳动法的唯一社会机制。工会委员会包括企业工会组织的积极分子，由工会实施管理，在实现同企业管理层的经常性对话过程中，保证遵守集体合同(反映并保护企业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的基本要求。

　　工会还被看作“工业化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机制，是工人运动制度化的结果，是形成工人运动并使之结构化的社会政治机制。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那里工会有很大的政治比重和影响)的经验显示，为了卓有成效地实施旨在建立劳动者社会保护的有效体系的社会政策，雇主、雇佣工人和国家必须合作。这种合作体现为形成社会伙伴关系和三方协商机制的稳定而不断发展的关系。为此，最重要的条件首先是雇佣劳动者、雇主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相互平等的，他们能够并且关心解决企业、公司、集团、国家机关和组织层面上以及国有经济和国际社会劳动关系层面上的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因此，工会在工业化社会政治制度的范围内也是一种政治机制，对国家实施旨在实现劳动群众的基本社会保障、提高其效率的社会政策有直接影响。在俄罗斯政党政治制度转轨的过程中，工会逐渐变成了保护普通劳动者利益和捍卫发展社会国家思想的政党的主要助手。⑤

　　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对劳动群众的社会保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缓和以及尽可能消除劳动力供求矛盾——防止失业人数的增加，调节劳动力市场；促进充分就业，包括控制已有失业水平；发展和调节生活水平和质量；消除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的工资不平衡；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制度、有效的卫生保健制度和有效的教育制度(包括为经常性培训和提高技能创造条件)。

　　为了理解当今俄罗斯工人运动的问题和前景以及工会的发展，必须回顾历史。俄罗斯工人运动的研究者把工会发展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苏联之前的时期(19世纪末—1918年)，第二阶段是苏联时期(1918—1991年)，第三阶段是后苏联时期(1992年至今)。

　　第一阶段，工会在俄国出现。俄国工会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热潮中。在沙皇政权的复杂形势下，沙皇当局严厉压制新出现的工人组织。俄国工会的出现在许多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关，领导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奠基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把国际工人和工会运动展现给年轻的俄国工会。1905年春，在俄国第一次革命过程中，俄国经济和工业发达地区的大多数部门都自发建立了工会。就在当年10月，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条件下，政治镇压给工会运动造成严重损失，许多工会被查封，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活动。从1906年起，沙皇政权不得不正式承认如“工会联合会”这类俄国工会存在的事实。1907年初，3.5％的雇佣劳动者参加了工会。工会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

　　工会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就在苏维埃俄国的最初年代，政府开始把国家、市政和其他权力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工会。苏维埃俄国的工会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17年形成)是其最高管理机关，在工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领导工会的全部活动。苏联工会的研究者指出，在苏维埃政权繁荣时期工会的社会和经济义务是极为广泛和多样的。苏联工业企业工会委员会的职能有170项之多，从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到组织儿童暑期休假等等。因此，工会是国家很有影响的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官方工会是党国管理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阶段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俄罗斯激进市场改革有关。激进市场改革要求工会对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的职能和作用进行重大改变。俄罗斯工会不再是国家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不得不开始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伴随着俄罗斯工会运动的分裂，在工会运动内按以往方式组织的“传统”的群众性工会与90年代初联合起来的俄联邦独立工会联合会(苏联工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法定继承者)同时并存，产生了不少“替代性”工会，部分加入俄罗斯劳联(KTP)和全俄劳联(BKT)。克服这种分裂和联合工会运动是21世纪初俄罗斯工会发展中关乎自身前途的重要任务。

　　具有独立形式、不依赖于国家和雇主的工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可有条件地归结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劳动关系问题。

　　与宏观层面问题相关的首先主要是俄罗斯当今社会伙伴关系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尽管工会和国家竭尽了全力，但到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仍未形成基于经常性三方社会对话的社会伙伴关系的坚实的制度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伙伴关系制度主要是一种调整社会劳动关系的可能形式——签订和实施雇主、工会和执行权力代表参与的集体合同的过程。但是，三方协商的形式也不是很有效，因为集体合同在国家和企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暂时还很有限。集体合同主要仍然是宣示一种意愿，因为缺乏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而应履行义务的责任方也常常无法确定，在合同中关于工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等达成的协议明显不能满足多数雇佣劳动者的最低要求。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工会本身的薄弱性，工会受到一系列法律、财政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制约。

　　比如，工会运动的研究者和工会代表指出，在俄罗斯联邦新劳动法(2002年通过)中，各方权利明显不平衡。当今俄罗斯的劳动立法中包含有新自由主义的趋势，如在劳动者利益受到集体利益损害时强调个人维权，因此工会也逐渐被排挤出争取劳动群众利益斗争的法律空间，工会在参加集体合同和各部门税率协商的特别活动中受到限制。

　　集体合同关系低效的原因是有时无人可缔结这种合同。有时缺少第三方——雇主的联盟和协会。在三方协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联邦中央和地方的社会伙伴关系之间的比重严重失调。在联邦一级早已建立了俄罗斯三方委员会并签订了总协定，而地方一级的雇主联盟还只是刚刚建立。中小私人企业实际上还完全没有进入建立工会和雇主协会的程序。

　　俄罗斯工会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化(指跨国公司的企业和分公司遍布全世界的过程)的条件下开展活动。这个问题不仅是俄罗斯工会、而且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会所面临的。工会在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比驻在国公司的管理层具有广泛得多的跨境交易可能，而工会只习惯于同本国公司打交道。这些可能性在缔结税率协议、监督是否遵守工资协议、雇用和解雇劳动者、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产生了许多附加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组织跨国公司(其企业包括设在发达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的，也就是说设在生活条件各异、社会政治条件不同、公民在社会劳动关系领域中行为方式根本相异的各国)的联合工会及其同进入跨国公司的企业所属部门的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有效的相互关系的任务是使进入跨国公司的企业工会不致削弱所属部门工会的力量。研究者指出，在现有的跨国公司范围内，各个企业的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行动。然而，在部门工会和国际工会组织的信息交流有所加强的同时，基层工会组织仍像过去一样主要照顾局部利益，同所在企业的管理层进行合作，而不关心跨国公司劳动者的整体利益。

　　组织工会同跨国公司进行有效对话的复杂性不仅由上述因素决定。跨国公司的领导层把自己的生产安排在劳动力技能尽管有高有低但均很廉价的国家中，其目的就是依靠自由主义调整社会劳动关系的条件来降低费用。这就是说，外国跨国公司的领导层指望工会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遵守社会保障等要求保持克制，或者希望根本不设工会。因此，对于驻在国的部门工会来说，同跨国公司领导层寻找共同语言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

　　组织工会同跨国公司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对话，是工会作为俄罗斯公民社会以及21世纪世界经济的有效机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这个任务的完成距离各国工会领袖所宣布的、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化条件下无疑十分迫切的“工会和工人运动全球化”的方针还有很大差距。形成全球的工人和工会运动应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有效方法。

　　俄罗斯微观劳动关系层面的工会运动问题，与组织工会内部的活动、完善工会组织结构和提高工会活动的有效性等措施有关。

　　实施集体合同关系的有效性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组织活动的有效性。俄罗斯社会学家指出，集体合同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会会员在签订这种合同时的积极性很低。准备和签订集体合同的过程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传统方式。在准备阶段，主要参与者是工会委员会及工会主席，企业的劳动集体并不积极。在当今市场关系的条件下，具体企业的工会主席同管理层相抗衡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他更多地是扮演工会管理者的角色，只为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的生存而斗争，而不为解决普通工人——工会会员——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斗争。因此，当今俄罗斯工会活动的主要问题是：工会领袖和工会积极分子有无能力依靠全体工会会员的支持而动员起劳动集体来解决企业的社会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和利用积极手段来进行谈判？

　　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提高工会对自身会员的责任问题。集体合同作用消极，普通工会会员积极性不高，工会委员会和工会领袖支持率低，都与工会组织内部缺乏互动有关。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当今俄罗斯工会活动的有效性在许多方面同样由提高工会积极分子队伍的素质来决定。到21世纪初，俄罗斯许多工会遇到工会委员会代表和工会领袖的培养问题，也遇到工会干部老化的问题。问题在于，工会的社会伙伴——执行权力和雇主联盟的代表——在社会对话的所有问题(从工资的计算到实施法律保障)上要比工会委员会的代表内行得多。因此，现在需要受教育程度高的能干的工会管理层。

　　工会干部的素质问题无疑关系到其他许多问题，如提高工会的吸引力问题，加入俄罗斯工会的动机问题。根据俄罗斯工会报刊的内容判断，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过渡时期有关俄罗斯工会运动前景争论最多的问题。如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进展，已经在具体制定入会动机的纲要、树立工会新的社会形象等。比如，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工会内外公共关系的有效机制问题。在工会内部的公共关系上，主要工作是通过建立所谓“社会保障号”(包括对企业普通劳动者实施的一切必要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作为个人和集体合同的补充方式，树立和宣传工会在劳动集体中的良好的社会形象。在对外公共关系上，主要活动与大众传媒、也与研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问题的其他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政党有关。

　　同时，对工会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学研究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它能反映加入工会或未加入工会的普通劳动者情绪和需求的变化。对工会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工会统计资料的最重要来源，代表工会进行社会对话的工会领袖和雇主代表，以及管理国家经济层面的社会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的代表，都十分需要这些统计资料。

　　对具体企业中工会活动的社会学研究还涉及如下方面的问题：研究普通工会会员的社会期望和需求；研究劳动集体中显性和隐性(主要表现)的社会劳动冲突并解释其原因；确定工会委员会活动的有效性和具体企业中工会领袖的满意度；研究入会动机的可能性；研究企业管理层利用各种内部公共关系、公司劳动文化等技术管理手段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许多工会无法胜任组织内外公共关系和社会学研究的工作，因为成本太高，缺少能承担上述领域特殊工作的相应专家。

　　上述提到的所有问题决定了新世纪俄罗斯工人运动和工会发展的特殊性。但是必须指出，21世纪初，俄罗斯的工会是规模最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有3000万人加入，占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工人总数的45％。这样高的数字表明工会在调节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工人对工会的高度信任，以及完善工会工作的必要性，也即如何在当今自由市场条件下提高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的成效。

　　注释：

　　①亚·维·彼得罗夫：《俄罗斯公民社会形成道路上的经济障碍》，载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3页。

　　②A. L. Booth(ed.), The Economics of Labor Unions, Cheltenham, Northampton, 2002; A. Verma, T. A. Kochan(eds.), Un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New York, 2004; S. Fernie, D. Metcalf(eds.), Trade Unions: Resurgence or Demise? London, New York, 2005; Schmidt V(ed.),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Geneva, ILO, 2007.

　　③E. Lange, Marktwirtschaft: Eine soziologische Analyse ihr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Opladen: Westdt. Verl., 1989. S. 232-244.

　　④Петров А．В．Профсоюзы－институт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Общество．Среда．Развитие．2008. №3. С．55－66.

　　⑤亚·维·彼得罗夫：《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现阶段的政治和党政制度的变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第29—31页。

　　（作者简介：高晓惠，中央编译局；译者：高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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