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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威胁下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宣告中国丧失了两千年来的优势地位，在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由此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
从1872年—1911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纪中，长期的政局动荡、战火硝烟、殖民掠夺，使工业建设举步维艰。而1948年国民党开始败退至台湾时，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
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大批最为关键的技术人才也去了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国重新开始了工业化征程，但这一次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采用的从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时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面临西方列强封锁的情况下，当时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便成为中国发展重工业的主要技术来源。
1953年-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尽管“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156项”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厂名用代号表示，厂址、产品都属保密范围。第二，与此相关，其他民用项目与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也处于保密状态。第三，有关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历史动乱中被销毁。第四，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企业的主管部门经常撤并，企业产品、厂址、厂名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原因，使得“156项”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说法很多，而且差别很大。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用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清晰的答案了。
确立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
1949年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中方以东北的稀有矿藏折价抵付。2月6日和7日，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总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毛泽东首次访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毛泽东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条约签订以后，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而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在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八个月。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按照协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间内，上述141个企业建成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动力机械制造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机械方面和国防工业方面将有许多新的产品出现。到1959年，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1937年）的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万吨，煤达到一亿吨，电力在200亿度以上，石油250万吨左右。上述主要产品，是国家工业水平的主要标志。这些企业建设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将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赫鲁晓夫接班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并在前述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果然，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的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并供给先进装备。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拒绝了，不过仍于1955年5月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则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10年。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这与斯大林时期相比，算是好多了。早在1949年7月，鉴于解放台湾的需求，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提出购买军用飞机，斯大林当即慷慨答应提供“最先进的飞机”。闻听此言，中共中央内定的空军负责人刘亚楼马上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然而，在他们询问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时，苏方人员却连性能都不相告，只提供二战结束时苏军装备的拉-11螺旋桨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甚至让人修改了与刘少奇会谈的记录，把“最先进”改成了“先进”，显然是一时高兴做出承诺后又反悔了。面对中方的质询，苏方吹嘘拉-11性能优于国民党军装备的P-51“野马”战斗机。实际上，二者至多空战水平相近，论航程和对地攻击能力，拉-11远远落后。鉴于苏联是当时新中国惟一可能的装备来源，新建的解放军空军还是接受了几百架拉-1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动员中国参战，承诺保证供应所需武器。同年10月，双方谈妥中国接受的武器以出厂价五折记账，算作苏联对华贷款，同时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然而苏联的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旧弹痕。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毛泽东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从中苏蜜月走向彻底决裂
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迈入了核时代，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然而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进入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稳固了个人地位，苏联研制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成功，具备了对美国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国牌”。而中国此时掀起了口号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隐含着把“老大哥”也包括在内。赫鲁晓夫感到受到威胁，于是对中国便以帮助为主转为加强限制。当时苏联虽然帮助中国建设起原子反应堆和核工厂，一些关键技术却迟迟未提供，来华专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仍然主要靠中方人员进行。
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引起毛泽东震怒：“怎么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那一套又来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而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决定亲自赶到北京“解释”，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两人就设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问题发生了争执。在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与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及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中共是不会没头脑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毛泽东同志，你们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坚持让这个一向粗鲁且不讲原则的苏联领导人怀恨在心，不愿再履行援华协议。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当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赴中国时，他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以“吵得一塌糊涂”结束。1960年7月，苏联政府通知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这同样是赫鲁晓夫不同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苏联的违约行为固然应该谴责，不过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完成“两弹一星”当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不过对苏联早期的帮助还应承认有一定作用。
中苏之间的彻底破裂，其间也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1960年夏天苏联撤退专家后，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以同年11月刘少奇访苏为契机，又做出一些和缓姿态。当时苏方主动提出，中国可推迟还债，还愿借给100万吨粮食。1961年2月，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同年3月间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12架米格-21并引进全套生产技术资料的协定。然而短暂的缓和马上因评价斯大林和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争执而烟消云散，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对立。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不予支持为由，停止米格-21的援助项目，对华军事援助至此全面停止。
苏联撤走援华技术专家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东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中苏两党从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责演变到公开论战，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矛盾激化到破坏国家间的同盟关系。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个别苏联援华专家回国前秘密留下资料
毋庸讳言，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国家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单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华专家。7月26日，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开始纷纷向中方单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货大楼购物，准备行装。直到7月30日，苏联军事专家负责人巴托夫会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时，才正式宣布全体军事专家将于8月回国。7月31日晚，苏联军事专家出席“八一”建军节宴会时，普遍表现拘谨，尽量避免与中国同事说话。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当时有102人听取。听了以后，多数人的表示是：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两国两党谈判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苏联海军参谋长专家在听照会的次日，就把翻译叫到房里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如果能在5—6天内译出，可以给你们。”
在1957年中国开始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西北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他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国防部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时，还是非常敬佩。
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使我国受益良多，为我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25000个人工，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亿元。第一汽车制造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
虽然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资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五倍，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部长还高，而且都享受极高的福利待遇。但是与聘请英美专家的费用相比，聘请苏联专家的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再者，苏联和我国曾在1952年8月9日签署协定，规定中国赴苏留学人员费用可以“打对折”。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的优惠政策无疑可以抵销中方的部分开支。1953年上半年中国留苏学生（除军事院校外）学习、生活实际费用为3368万卢布，而中国政府只需向苏联偿还此数的一半。1952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拨汇给苏联国际银行，按照1952年2月18日中苏议定书偿还了中国军事人员在苏联军事学校中的学习费用，在1951年下半年仅为84万卢布。这显然是基于中苏友好和中国对苏联专家在华享受待遇所作出的相应补偿。
苏联撤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想用经济技术手段获取政治影响，将中国对其经济和科技的依赖扩大到政治领域。苏联在召回专家后，似乎是在等待中方重新向其请求援助，希望到时候就能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因经济混乱而发生领导人更迭，新的或软弱的政府改变路线，从而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然而，苏方的期待落空了，中方并没有因需要援助而屈服于苏方的压力，不肯放弃自主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自力更生求存图强
随着苏联专家回国，中苏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协定与合同难以继续执行，苏方对年度合作计划的许多中方执行建议或要求迟迟不做答复。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1960年10月31日提出修改以前同苏联签订的有关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协议及议定书，并表示无法履行1960年向苏联提供货物的义务，理由是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而修改国民经济计划。中国领导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苏联中断援助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从1950年起，中国就利用苏联的贷款进行建设，并按照合同偿还贷款。苏方在召回专家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重视起贷款偿还问题。1960年7月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国内建设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清外债。1960—1963年，中国对苏联的主要供货用于偿还贷款。到1961年1月1日，偿还了大约60％的贷款。到1964年，还清了全部苏联贷款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来偿还的。
中苏争执的升级使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1962年夏，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向印度提供苏制米格战斗机和特许印度建立米格飞机制造厂的协定。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该协定激怒了中方。是年底，中共发表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7月5—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以停止论战作为恢复派遣专家、扩大贸易、重新进行边界谈判的条件，但双方未达成协议。至此，两国的同盟已名存实亡。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中苏关系并未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而出现转机，而是逐步地转向两党和两国政府的全面对抗。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和“原则”出发，相互指责。’1965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增兵，中方感到来自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越来越大。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附近的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60—70年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同时与苏联、美国两大敌对阵营同时对峙的境地，很难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改善，随着经济发展，又进入一轮规模更加宏大的工业化进程中，但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外引进技术出现过三次高潮，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就是指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设起来的“156项”重点工程；“43”，是指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定购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是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这三次引进高潮，有力提升了整体工业水平。
从时间上看，“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逐渐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止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十九年。当然“156项”援助工程也不是无偿的，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没有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建成后任由自主生产，只交纸张和复印费就可以转移技术资料，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当时苏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享誉世界的“枪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中国生产他的AK-47数量最多，却没给过一分钱专利费。
“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其中87亿元投资在东北，占实际投资领的44．3％。当时全国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项目，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重点工程，其中70％安排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北三省有59项，光黑龙江就有22项，“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3项安排在哈尔滨市。西北地区有40项，光陕西就有24项，其中有17项安排在西安。电子工业占8项，其中就有4个项目集中安排在四川。哈大铁路沿线、京广铁路的北京—武汉段、陇海铁路的郑州—兰州段三条发展轴线上就集中了65项之多，占总数的40％以上。
这156个项目中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的141项重点工程，及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进行核对时，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实际为154项，最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其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军工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囊括了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仅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就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冶金企业20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958、1959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整个19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35项。19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108项，解除义务的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81项，解除义务的7项。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五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十二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二十三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五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十二年、英国二十三年、法国二十六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自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现在都能生产了。
最后，具体介绍一下156项工程的具体内容
一、辽宁省
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辽宁有24项。包括：
1.鞍山钢铁公司;
2.本溪钢铁公司的扩建；
3.抚顺发电厂、
4.阜新发电厂、
5.大连第二发电厂的增容；
6.阜新新丘竖井、
7.阜新平安竖井、
8.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9.抚顺东露天矿、
10.抚顺老虎台煤矿、
11.抚顺西露天矿、
12.抚顺胜利矿刘山竖井、
13.抚顺龙凤矿竖井的新建扩建；
14.抚顺石油二厂、
15.抚顺铝厂、
16.沈阳第一机床厂、
17.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
18.沈阳风动工具厂、
19.沈阳电缆厂、
20.大连造船厂改建扩建以及
21.杨家杖子钼矿和
22.一一二厂、
23.四一0厂、
24.渤海造船厂的新建和扩建改建工程。
为了与这24项重点工程配套，辽宁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安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工程项目730个。包括改建扩建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冶炼厂、锦州铁合金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
(一)沈阳市
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有6个建在沈阳
1.沈阳第一机床厂（原沈阳市机械修理厂）
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国内最早生产车床的工业企业。
2.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是一所为航空工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她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所航空院校.学院前身为沈阳航空工业学校,始建于1952年,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之一。
3.沈阳风动工具厂
1955年1月我国第一座近代化风动工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验收和开工典礼大会在沈阳举行。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阳风动工具厂），是中国凿岩机械和气动工具行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大型骨干企业。目前公司占地11.3万平方米，可年产气动凿岩机50000台、气动工具30000台、液压凿岩机150台、凿岩钻车350台、重矿机械配件700吨、锻件5000吨、热处理件5000吨、精铸件1000吨。我公司在中国设有24个自己的销售公司和众多代理商，有2000多个用户，产品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利、泰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在中国同行厂家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中国市场信息占有率达50%以上，从八十年代开始，公司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于1984年引进了瑞典ATLAS COPCO公司液压凿岩机检测制造技术，成为中国唯一的生产液压凿岩机的厂家。
4.沈阳电缆厂
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沈阳电缆厂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电线电缆制造企业，下设专业化分厂和质量检测中心和开发中心。主要产品有电力电缆，光纤电缆，通讯电缆，电器装备电缆，裸电缆，电磁线，光纤光缆，电缆附件等共7大类，70个系列，440个品种，4万多个规格。产品采用国际标准生产。21种主要产品获国家，部和省优质产品称号。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8月，铜芯铝绞线，市话通讯电缆，固体绝缘电缆，纸绝缘电缆，橡胶绝缘电缆等5个主导系列产品的质量控制系统，通过了ISO9002的认证。
5.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名112厂）
1951年6月29日，担负飞机修理任务的112厂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的协议，其中包括112厂从1953年开始扩建，1956年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制造厂，制造的第一种机型为米格-15比斯等条文。1954年1月 1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由二机部四局拟定的112厂扩建为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新华社9月8日消息，今天下午4时，在某地举行了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的国家验收签字仪式……这种飞机……提前一年零五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文中的“某地”，就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名112厂）。
(二)抚顺市
“一五”期间，抚顺扩建、改建、新建厂矿企业118个，其中有8项属于前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重大工程项目。
1.抚顺铝厂
是中国第一家轻、稀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铝和镁生产线当“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
2.抚顺西露天矿
3.抚顺龙凤矿立井
4.抚顺老虎台矿
5.抚顺胜利矿
6.抚顺东露天矿
(三)阜新市
建国初期，全国156个重点项目建设有4 个能源项目落户阜新。
1.阜新平安（五龙）立井
2.阜新新邱1号立井
3.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1953年，年产量达800万吨以上的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阜新海州煤矿建成投产
4.阜新电站
(四)其它
1.鞍山钢铁联合企业
1953年11月，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新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相继提前竣工。这是苏联政府援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项目中，首先竣工投入生产的三项重要工程。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该公司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此外，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基本竣工。
二、吉林省
一五”计划时期，在重点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方针指 导下，吉林省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吉林省11项。5年间，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7．6亿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肥厂、丰满发电厂等一批国家的骨干企业新建、扩建并投产，使吉林省工业跨跃到了一个新水平。
1.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投资总额为6.5亿元。1953年7月15日开始动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毛泽东把这种汽车命名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产，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特大型石化企业，国家一级企业。前身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１个规模最大的、前苏联援建的化工项目,是以国家“一五”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三大化”(染料厂、化肥厂、电石厂)为标志的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
1998年，上划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9年，按中油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吉化公司核心业务重组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和吉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核心业务重组为吉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是中国最大的ABS生产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聚乙烯、乙二醇、乙丙橡胶、有机硅及苯类产品的主导生产商之一。吉化投产近40年来，已累计上缴利税200亿元，向全国输送各类人才近3万人，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3.吉林染料厂
属前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中的项目。1954年开始兴建苏联援助的吉林染料厂，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染料厂。1957年10月建成投产，可年产多种染料1万吨，各种染料中间体3.5万吨，从而改变了我国染料工业落后面貌。
4.吉林电极厂（现吉林炭素厂）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吉林炭素厂，是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建设的基础工业项目之一。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改造和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炭素制品生产企业，国家大型炭素企业，是具有现代化生产规模，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基础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512户大中型重。
5.吉林化肥厂
6.吉林铁合金厂钨铁生产部分
吉林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吉林铁合金厂于1998年改制组建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位于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哈达湾，东依松花江、紧靠长图铁路。
7.通化湾沟工井
8.丰满发电厂:
丰满发电厂始建于1937年，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51年丰江发电厂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到1960年5月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至此，丰满发电厂第一期工程结束，装机容量55.375万kW，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安装了2台8.5万kW机组，于1992年6月竣工。
三期扩建工程在大坝西岸利用泄洪洞安装2台14万kW的机组，1998年7月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丰满发电厂跨入了百万千瓦级电厂的行列。 丰满发电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力发电厂，位于第二松花江中游吉林市丰满区，是东北电网南北联络的枢纽，也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担负着供电、调峰、调频、调相、事故及检修备用等任务，是国家二级企业。厂始建于1937年，1942年大坝蓄水，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现装有机组12台，总装机容量为100.25万千瓦。
三、黑龙江
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黑龙江省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有22项在黑龙江省。国家在黑龙江省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规定为25.6亿元，占国家工业投资的10.3%。 哈尔滨市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主体主要形成于“一五”、“二五”时期。抗美援朝期间“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企业和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13项在哈市布局，形成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经济结构。
(一)哈尔滨
1.哈尔滨电机厂
2.哈尔滨汽轮机厂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哈尔滨汽轮机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1956年动工兴建，1958年投产
3. 尔滨锅炉厂
4. 哈尔滨轴承厂
5.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原哈飞）
6.哈尔滨东安机械厂
7.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原哈尔滨101厂）
8.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9.电碳厂
10.电表仪器厂
(二)其它
11.阿城继电器厂
12.佳木斯造纸厂
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国家大一型企业，全国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是“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两项，1953年建设，1957年投产。
13.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总部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是我国“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建设.
14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5.鹤岗东山1号立井
16.鹤岗兴安台洗煤厂
17.鸡西城子河洗煤厂
18.鸡西城子河9号立井
19.鹤岗兴安台2号立井
20.双鸭山洗煤厂
21. 友谊农场
友谊县境内有"天下第一大农场"美称，她是我国"一五"期间 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并由原苏联援建的，为纪念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国务院将该场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
22.齐齐哈尔钢（北满特钢）
该公司始建于五十年代，是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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