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日，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26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会面，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联合国”方案。
 

1945年，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并在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些代表对1944年8月至10月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审议。
 

但敦巴顿橡树园计划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联合国最重要的组织——安理会的表决程序。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及三国外长与重要官员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进行会晤。1945年2月11日，会议宣布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召集举行旧金山会议。
 

毛泽东提出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
 

抗战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但在抗战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但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肯定，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方面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比如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三等秘书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就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他们领导的抗日活动“是成功的”。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这样，解放区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外交的另一扇窗口，即“半独立外交”。因此，当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当即在会议上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
 

 

◆1944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合影。
 

在毛泽东提出要求后的当天，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4月1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体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电报并要求赫尔利将上述意见转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20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赫尔利是支持蒋介石的意见的。蒋介石认为旧金山会议为“各国政府会议”，非“各国之党派会议”，否认中共参加会议的资格。
 

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派代表参加，不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3月7日，毛泽东在王若飞（重庆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笔者注）3月6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负责人——笔者注）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随即，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信中声明：对于出席4月15日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两事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9日发出。
 

 

◆1945年，董必武(中)和朱德(左)、周恩来在延安机场。
 

3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如果蒋介石能够“容纳”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中国统一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电文最后还指出，美国代表团两党都有代表，加拿大等国代表团也是这样的。
 

3月26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中国将派出10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在3月27日代表名单公布后，尽管中共表示只给一名代表名额不满，但还是采取了灵活态度，同意了这个方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还没有正式在西方社会的舞台上出现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无论对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还是对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4月1日上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专门召开有董必武参加的会议，毛泽东等决定由董必武带随员2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与谢伟思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
 

辗转到达旧金山后，董必武除了参加会议之外，还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朋友和华人华侨，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抗日的战况和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以及要求民主、争取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国大会闭幕后，7月初，董必武一行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继续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美籍华人、美国华人历史研究专家邝治中教授在其著作《纽约唐人街：1930-1950年劳工与政治》中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中国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受到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列强的阻挠。1949年11月15日，中国外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要求取缔非法的国民党代表团的一切权利。
 

毛泽东自1949年12月6日起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在此期间，毛泽东为达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付出大量精力。但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拓展新中国的外交舞台，如何名正言顺地登上联合国讲坛。这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取代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将会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的影响力。当时由于中国，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联合国的事物不大熟悉，因而对苏联方面的意见相当重视。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毛泽东，1950年4月留影。
 

当晚12时，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请照此发去为盼。”1月8日发出的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议将台湾当局的代表开除出安理会，但遭到美、英两国的否决。
 

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维辛斯基今晚来谈，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
 

1月1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张闻天）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毛泽东还说：据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
 

这一天，毛泽东还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致联合国的照会（此照会正式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仪式。
 

赖伊虽然有回应，但由于美国的压力和阻挠，中国的努力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中国抗美援朝后，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操纵，通过了污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因而变得更加复杂。
 

但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基础上，为推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而不懈努力。
 

195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稿时，在声明稿中的“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加写：“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这是面对美军介入台海局势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台湾的地位问题与联合国问题联系到一起。这也是延续至今中国在国际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的肇始。
 

1955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时，谈到了中国和意大利建交的事。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搞的‘两个中国’。意大利现在不是联合的会员国，所以不发生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毛泽东也意识到中国很快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不现实的。但声明权力、进行斗争是毫不含糊的。同时也清楚，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身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苏加诺提出中国应早点进入联合国时，毛泽东说：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我们觉得慢一点好。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再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我们公开说要参加，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考虑到了与台湾蒋介石集团联手反对“台独”的问题。
 

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等人。在谈到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张治中：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当时不断有一些友好国家希望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能够采取灵活一点的政策。这也是与当时这些国家寄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发挥影响的想法有关。但是毛泽东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没有表示过任何动摇。1959年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就再次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
 

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对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宣布我们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蒋介石、侵略朝鲜、侵略越南。既然我们是侵略者，我们又怎么能进联合国呢？赫鲁晓夫说：只要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就自然会取消的。不要表示我们对进不进联合国不在乎，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说中国不愿进联合国，怕受联合国的束缚。毛泽东说：我们在公开宣传上从来就是表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赶走蒋介石的代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愿意参加联合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我们一时进不了联合国，我们要作十年、二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决不能为了增加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而不进行任何活动。至于你们在联合国内进行斗争，那很好，我们一向赞成这种斗争，而我们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我们大家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
 

毛泽东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最使美国怕的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例如“两弹一星”上，另一方面还数次向国际社会宣布，尽管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绝不会“无法无天”。同时在此期间，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非洲独立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1961年1月，毛泽东阅读了一种反映台湾情况的内部材料后，批示：“各同志阅，退毛。”对其中的《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元旦前后美又连续提出各种推行“两个中国”建议》《美特拉拢陈诚失败》三篇，批示：“很可看。”《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这一篇说：“蒋经国系的台北《大华晚报》说：‘东西对立愈尖锐，情势愈紧张，对我们愈为有利；相反的，在和风荡漾、谈判频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便不免局促。……在一连串的国际谈判中，我们的地位和权益可能被涉及’，这将‘对我们构成心理上的困扰’。”毛泽东批注：“这几句话，值得注意。”这一篇还说：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非洲大陆可能出现三十个左右的独立国家，非洲在联合国的席位可能超过拉丁美洲，而目前非洲国家中同蒋集团维持外交关系的只有三个，同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却占多数。蒋集团对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毛泽东批注：“极值注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继续瓦解西方反华阵营的努力可以放松。“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663页）1964年中法建交，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产生了明显影响。1965年第20届联大上，在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要求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这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的一个突破。
 

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下，在使美国害怕和广交朋友两方面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终于越来越近了。
 

毛泽东亲自点将组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196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对客人说：现在美国的尼克松想把我们拉进联合国，说要把中国人带进什么国际大家庭，否则我们无法无天。对美国这种态度，我们不欣赏。我们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的规矩约束。但是我们遵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规矩。
 

不到三年时间，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终于在叶海亚•汗的协助下，实现了秘密访华。7月15日，基辛格访华公告一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世界。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美国已经知道自己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企图即将走到尽头，但还精心算计，试图拖延一下，以便多少保留一点面子。美国的做法，甚至毛泽东当时也受到了迷惑。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提案表决通过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一些迷信呢。”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当天，吴丹在录制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的视频声明时表示：“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国际局势明显好转的证明，并会最终巩固和加强联合国。”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开会，研究立即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指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据说，当时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主张不要马上进联合国，而是要等联大通过另一个决议，摘除1950年关于中国是侵略者的帽子后我国再派团去纽约。对此，毛泽东说，人家第三世界抬着轿子来请你啦，你还能不去？
 

毛泽东自己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帽子”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是最讲实事求是，最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一起的。在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候，谈到了中国国内高层有人反对改善中美关系。这可以说是那股“左”的思潮的重要体现。
 

实际上，毛泽东对“摘帽”问题已经考虑到了。他点名乔冠华担任团长，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乔冠华1950年11月和伍修权去联合国，就美国诬蔑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进行唇枪舌斗的经历有关。毛泽东在点完将后说：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的讲话，题目叫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也不是去跟美国吵架，而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各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同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三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也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
 

11月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代表团的离开、回国，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要参加的要求，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
 

 

◆1971年11月15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全体会议。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讲话。图为乔冠华在联大会议上开怀大笑。
 

1971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会场上出现了联合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热烈场面。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非洲代表还在会场上跳起欢快的舞蹈。乔冠华的发言，使作为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一的中文，第一次响彻联合国大厅（以前那些窃据中国席位的人发言都用英文）。外电评论：“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
 

1971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和周恩来听取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归来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50年12月22日，毛泽东亲笔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1年后的同一天，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终于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资料：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
 

2、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8月。
 

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