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孩子们而言，这是一个超长的寒假，因为新冠疫情的无情肆虐。诚然，其间势必会有茫然、焦虑乃至恐惧，尤其那些面临中考、高考的初三、高三生，以及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四、研三生。不过，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因为可以用心感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因为可以亲身体会“生活不止眼前的苦楚，还有诗和远方”。
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度过他的青葱期。
一、少年毛泽东也有“中二病”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一个名叫韶山冲的小山村，当时的家境并不好，实际是负债累累，在毛父的努力创业下，逐渐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说，幼时的毛泽东吃过苦。
毛泽东8岁上学，“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毛父便给他安排了奥数兴趣班，也就是学习珠算——需要心算与手指配合的木质计算机，并非仅是为了升学，主要是给家里记账。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曾对“佛”产生兴趣，但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此愈来愈怀疑，甚至因为“对于信仰鬼神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母亲的责备。
关于读书，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讲：
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关于造反的故事。……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
其中的“罗曼史”，以及毛泽东同时提及的“旧罗曼小说”，被译者注释为“传奇小说”，若套用现今的流行语，便是在传统文学之外的网络文学，而且章回形式与连载网文相仿，只不过拿到手的是完本纸书。
毛泽东也会经历青春叛逆期，首次表现在13岁，因为不满“塾师管教甚严”而翘课。此外，他还运用所学知识与父亲进行争论，有一次，他不仅在客人面前与父亲对怼，还跑到池塘边作势要以死明志。
想必，任何一名家长都会将此视为“中二病”，即往往发生在初二生身上的青春叛逆行为。如此看来，毛泽东与大家一样只是一名普通少年。
二、青年毛泽东也曾定性不足
毛泽东16岁走出韶山冲，在50里外的一所新式学校入学，不仅“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他还通过报纸了解到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此，首次从大视角认知中国。
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远赴省会长沙求学，仍是通过报纸了解到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发生不久的“黄花岗72烈士”新闻。由此，进一步从近视距认知中国。
武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变革，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不过随着战事的停止，他在半年后选择退役，准备继续求学。正是在此期间，他通过报纸首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潮名词，在产生兴趣之下，又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
虽然决定继续求学，但他被各类招生广告搞得有些眼花缭乱，只说缴费报名的便有：警官学校、制皂学校、法律学校、商业中学等。结果呢，他先是考入一所商业高等公立学校，但因“英文程度很坏”，在一个月后就退学了；随后，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在半年后，便翘课去省立图书馆自修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自修，毛泽东这样回忆道：“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
此外，他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学》，以及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还有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乃至古希腊的诗歌、神话等，可谓是博览群书了。
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似乎对职业方向没有明确目标，包括此前参军入伍、准备报考各类专业学校，加之他是农家子弟，便涉及了工、农、兵、学、商、政等，但又屡屡放弃，最后一头扎进图书馆当起宅男，前后有一年多时间。
这在任何一名家长的眼中，想必都会视为太过定性不足且任性，毛父的应对办法是不再转账打款，毛泽东只得于1913年考入免收学费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可是，“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别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显然，这属于严重偏科了。
至于课余时间，只因对报纸上一篇有关漫游中国的文章产生兴趣，他便说走就走，约上同学萧瑜当起背包客，而且是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徒步行走了5个县。类似的事情后来也有发生，后文再叙。
此外，他以网名“二十八画生”发帖诚征好友，但只有三个半答复，因为李立三在线下见面后就退群了，算是半个。后来，“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并且注册了一个朋友圈，也就是新民学会，成员有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蔡畅等，还有师妹杨开慧。
以上人物均在中国近代史至少记有一笔，有兴趣的童鞋可以上网搜索了解一下。
1918年，毛泽东毕业了，他对此用了“居然”二字，并非严重偏科成绩不好，因为他在文科方面堪称学霸，并得到杨昌济老师也就是杨开慧之父的赏识。
其原话是：“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
在校期间，毛泽东坚持最好的当属读报，据其估算五年所有费用是160元，“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
虽然毛父对此多有责备，认为“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毛泽东仍然坚守这一随时刷屏的习惯，直至1927年登上井冈山才被迫中止。
三、初入社会选择“北漂”
在毕业后不久，毛泽东便启程北上京城，主要是作为新民学会的代表，协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实，他也可以由此去往法国，不过，据其自己讲，“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因此，他决定留在北京做北漂。
此前，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执教，正是通过他的介绍，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佐理员，馆长便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的李大钊。
在北漂期间，毛泽东的生活十分困窘，不得不与其他七人合租一室，甚至合睡一条炕，“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虽然主动接近当时所仰慕的那些明星人物，“想和他们讨论有关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不过，他并非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可能性”。
显然，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同盟会，到社会主义，再到此时的无政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更应该说是在不断观察探寻着，并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在此期间，他收获了爱情，对方是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
可是，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需要完成，毛泽东在1919年初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只因囊中羞涩，却又对沿途的历史人文景观颇感兴趣，所以停停走走，其间还被人偷走鞋子，等于是一路穷游才抵达目的地。不过，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更应该说是磨砺。
四、对中国的热切之爱
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不到一个月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
7月，毛泽东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即《湘江评论》，他不仅以此结交了诸多好友，还频频上传置顶帖子也就是社论，虽然此时他的思想尚不成熟，基本属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但对中国的热切之爱却是展露无遗。
12月，毛泽东第二次北上京城，至第二年即1920年4月离开，其间读了许多有关苏联及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道：“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
他所说的三本书，即：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1921年7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此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标志着他度过了自己的青葱期。
最后，让我们重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除因该诗堪称标志着其人生的另一大转折点，更因那句——恰同学少年！
需要说明并倒推时间的话，1927年，他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6年，他在广州参与推动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他从家乡韶山远赴广州，就任国共第一次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在途径长沙时，他重游虎踞湘江的橘子洲，挥笔写就这首著名诗词。
那就让我们通过《沁园春·长沙》，感受一下什么叫心系国家，什么叫以天下为己任，以及似乎久违了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补记：笔者曾在发表于察网的《看“人民日报传媒海南”道歉及背后乱象》一文中，记述了一起娱乐明星粉与网络文学粉之间的网上群殴事件，鉴于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且竟然发生在举国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笔者在文中指出：如何团结、引领与培养青年人？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乃至是不容回避、不容忽视、不容懈怠的任务！
当然，个性化的业余爱好应该得到尊重，但多样化的兴趣培养也绝不应忽视，尤其是放眼世界心系国家的视野与情操。仅就本文而言，则是以期从现代语境的角度，简介毛泽东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期，进而说明学习毛泽东及其思想并不难，并望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