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一篇题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的文章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是由于党领导群众求得解放，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13年后，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又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就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发表讲话。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一卷》第55页，以下简称《年谱》）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要动员亿万农民群众起来革命，必须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到共和国成立以前，有1.25亿人口的老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约占全国农业人口1/3的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全国尚有约占总数2/3的农民还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
◆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是在新解放区（指1947年夏秋之际，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以后解放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的重大举措。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就会失去亿万农民支持，工农联盟就会解体，新中国人民政权就会垮台。鉴于土改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决定亲自领导这次土改。
1949年11 月29日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年谱》第53页）
毛泽东一直关注各地的土改进展，总是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讲究策略，严格执行各项政策。例如：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复电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特地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年谱》第102页）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发言。主席台右起：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完成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开始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要在三年内有计划、有秩序地完成新区的土地改革。（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第250页—256页）
在6月1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就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他还回顾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总结道：“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为此，他特别强调：“为了在土地改革中及时地镇压与处分恶霸分子、特务反革命分子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抗与破坏活动，并处理农民对于这些分子的控诉，应该组织人民法庭来担负这种任务。”（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册》第289页、290页、第305页、306页）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为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在总结老解放区的经验教训和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政务院及时讨论通过了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其中主要有：6月30日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7月5日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8月4日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1950年11月6日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1月21日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和1951年4月21日《关于适当的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等。
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使土地改革有了明确的原则和政策。因此，土地改革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分期分批进行。
尽管新解放区土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土改之后，富农经济实际上失去存在的基础；在一些地区还存在过急、过快等现象。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其他牧区和渔区、林区也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59年，西藏废除农奴制度，完成了民主改革。全国大陆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并在劳动中把原有的地主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改的重大历史意义
全国大陆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古老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中国世世代代贫苦农民和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终于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变成了现实；其次，建立和巩固了农村基层人民政权；再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第四，改善了农民生活；第五，推动了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总之，这次“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为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问题。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关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
工业化指的是原先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的工业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以达到取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的过程，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加快了农村经济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农民解除地租剥削后，农业剩余仅为国家和农民分享，又为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这是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旧地契。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提高，为新中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了障碍。
虽然这次土地改革是作为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出现的，但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方面的意义。因为没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在政治上的参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先有农村的土地改革；而农村的土地改革，又可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在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工业化起步的过程中，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第一，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制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土地改革在进行分田地，打破农村宗族势力统治的同时，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改变过去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政治结构。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能直接下达到乡村，提高了新中国的政治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广大农村保持长期稳定，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而高效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保证这一庞大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每个乡村还建立了民兵组织，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农村的稳定发展为工业化免去了后顾之忧。
第二，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还唤醒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土改以后，传统乡村权威因身份的重新划分而丧失，加上首次频繁地接触党政干部，农民在感受自身定位日益提高的同时，萌发了民主意识。在运动中受到中央政府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并亲自建立起代表自己意愿的权威组织，体验当家作主的滋味，农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要求也不断增强。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翻了身，通过在实践中切切实实地培养其民主观念和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我国宪法学著名学者许崇德，曾经亲身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的整个过程。
1953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刚刚毕业并留校任教的许崇德被派往山东泰安，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队。他同工作组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经历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许崇德一边学习选举法和有关的中央文件，一边进行实际操作，实验选举制度的每一个环节。
◆许崇德
许崇德清楚地记得，开选举大会那天，乡亲们紧挨着站在一起。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就宣布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许崇德后来回忆道： “农民千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第一次参加选举，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没有选举权的那就是专政对象了。”“被选上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目睹盛况的许崇德，当时就深刻认识到，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千百年来饱受剥削压迫，总算迎来了第一次当家作主的时刻，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十多年后，许崇德有机会故地重游，一个令他意外的收获是：从当年参加过这次普选的一个老乡手中，竟然找到了一张被珍藏着的早已发黄了的“选民证”。他感慨万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第三，这次土地改革在农村建立起新型社会关系，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传统社会农民与地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土改后，这种封建性依附关系被摧毁，农民实现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明显上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动摇着农村的封建思想观念，同时，土改打破了宗族势力统治，削弱人们的宗族意识，用更为广泛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取代这种狭隘的思想，使人们在新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意识激励下，齐心协力的建设新中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过程中，政府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运动的同时，更强调有序的领导，培养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参与土改，这些举措无形中扩大了城乡交流，党内外知识分子频繁往来于农村与城市给农村带去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技知识。各地农村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新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同时，翻身农民的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学校。这一切，都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杜润生（左一）
2015年10月，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去世。他晚年在回忆他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时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踞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知识分子受到强烈的震撼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因此，早在抗战时期，延安就成为了很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和“灯塔”。新中国成立前夕，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了大陆，包括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经评选出的81位院士中的60位。
为了让知识分子尽快适应国家的转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三种方式引导和促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一、组织他们学习了解党的理论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二、引导他们在自己的业务实践中提高认识；三、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第三种方式的教育作用最为直接。当时安排到农村去参与土地改革实践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对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举动，毛泽东很赞赏。1951年3月，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他说:“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年谱》第320页）
◆冯友兰
1950年1月27日，在清华大学任哲学教授的冯友兰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载坤，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镇，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后来在清华学生主办的大字报上，冯友兰谈及自己参加土改的动机：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与自己潜在的地主阶级感情斗争，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冯友兰深入农村后，因发现农民中落后思想很普遍，又感觉自己有教育和引导农民的责任。
冯友兰在他的《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写道：
“在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半月中，我开始了解怎样是走群众路线，并且也学了一点怎样走群众路线。原来土改工作，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己办的。工作组的任务，是组织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用工作组的术语说，就是‘组织队伍，检阅队伍。’队伍组织形成以后，有了积极分子作了骨干，事情就由队伍去干了。工作组只要把握政策，看见队伍士气不足的时候，就要设法鼓励。有时太过火了，就要设法拉回。好像一个船上掌舵的人，只管把定船的方向，至于船走，就要靠群众了。”
1950年5月至8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参加了以章乃器为团长的土改考察团到四川考察。梁漱溟长期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希望听听他在实地考察后对土改的看法，看看土改还有哪些不足。
◆梁漱溟
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在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时，毛泽东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年谱》第392页）
“末后，毛主席对先生（指梁漱溟——引者注）说：‘据报告，广东进行土改有些麻烦问题，你去看看好么？’先生回答说：‘我五月初入川参加土改工作至八月底归来，首尾达四个月，不想再出去了！’毛主席遂未相强。”（梁漱溟亲修 阎秉华 李渊庭编著：《梁漱溟》群言出版社 2011年1月 第223页）
从上世纪30年代就被史学界称为“史学二陈”的陈垣（另一位是陈寅恪），从1929年6月起正式出任京城四大名校之一的北京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官网上，有这样的介绍：
◆陈垣
“1951年5月，陈垣受命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他不顾体弱年迈，在四川巴中地区四处走访，所见所闻让他‘思想上起了阶级的变化’，‘认识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他认为，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学术生活是不切实际的。他决心转变自己，‘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后，正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开始，在这次学习运动中，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还要依靠群众的帮助，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王淦昌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96年，他向撰写他的传记的作者讲述了他参加土改的整个过程，因为他当时写过详细的日记。最后他说：“许多年后，我曾多次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觉得受益匪浅。尽管我生于农村，幼年时也在农村生活了多年，但对于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并不了解，因此参加土改，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均田地”有着根本的区别。“均田地”仍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因而仍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圈子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公有化，即集体所有制，这就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彻底告别了封建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能够向现代国家转型。否则，就只能在封建制度的圈子里打转转。
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在论述土地改革的时候，列出了一个“思考点”：“毛泽东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你怎样理解这句话？”
没有这场决战的胜利，就没有今日中国。这应该是每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