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

一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因长期为革命拼命工作而积劳成疾，当下正受高血压与糖尿病的纠缠，未能站在毛泽东身旁，参加这一历史性盛典。他和夫人陈琮英只得一起坐在玉泉山休养所的廊下，打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从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聆听毛泽东那震动寰宇的洪亮、豪迈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任弼时同志一边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一边对夫人陈琮英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任弼时，名培国，1904年4月30日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汩罗市）熟塘乡唐家桥的一个乡村塾师家庭。少年时代，任弼时就立下救国大志，曾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

1920年8月，任弼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4年秋回国。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陈独秀右倾错误作斗争。同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与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先后两次被捕。在狱中，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在遭受电刑时，后背被烧出一个大洞，伤及心脏。后虽经组织营救出狱，但从此却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

1931年1月，任弼时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弼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任弼时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任弼时等率二、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六军团以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他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

1938年3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后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6月9日，任弼时主持七大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他本人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

6月19日，任弼时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他同毛泽东等十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道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当选为中央秘书长。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12日晚，任弼时和刘少奇、朱德率部分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由延安转移到子长县王家坪。

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枣林沟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之工作。会后，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二

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万众欢呼声中进驻了古都北平城。不料，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后，任弼时再次发病，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一百五，脉搏每分钟一百一十次以上。

当时，任弼时最主要的公务是负责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因为任弼时当时在中央分管青年工作。几日后，他将亲自起草的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稿送毛泽东阅正。这个报告长达1.2万字。

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第二天，4月12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对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是超量的负荷。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报告稿。他遗憾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不肯中途退场。所以当中央青委的荣高棠代表他宣读报告稿时，他一直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

4月13日晚，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和干部，欢送他们南下渡江，为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而奋战，任弼时抱病参加接见活动。事后，医生看他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便劝他赶快休息。他这才说，等公务稍加清理后，即请病假休息。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任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更加严重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放下全部工作，由香山搬到玉泉山静心治疗、休养。

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开幕，任弼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当天，北平市3万学生结队游行，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晚上，在国民大戏院里召开1000多人的纪念晚会。遗憾的是任弼时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但他精神上感到很兴奋。5月8日，当青年代表大会继续在进行中时，任弼时出现了昏迷的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变化，眼底有小的出血点。

毛泽东得知后，特派专人送来一缸红鱼，并致亲笔信：

弼时同志：

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六月九日

小小红鱼寄托着毛泽东对战友的无限深情。

三

任弼时平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正因为如此，他不惯于过安闲的疗养生活，所以医生们得想方设法要使他的精神松驰下来。任弼时爱好文学，多才多艺，能挥笔作画、好弹钢琴，喜欢持枪打猎、钓鱼。过去，他做地下工作时，曾以画画为职业掩护革命工作。医生们便为他安排这些活动，使他觉得有兴味。但是，因为他血压高，不能看书，医生便限制他看书。当他独自在屋子里时，总是抱着书本读书，医生发现后，他便不好意思地立即释卷。他的保健医生刘佳武给他读古典小说《西游记》，每天读一个小时。当念到唐僧在西天取经，开始因为没有送人情，得到的是无字空本，后来把紫金盂送给了管经书的僧人才取得了真经这一段时，任弼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说：“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刘佳武给他抄歌谱让他弹钢琴，还陪他一块去打猎。

任弼时脾气好，又很关心工作人员，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对组织上派给他的年轻的保健医生刘佳武极为尊重，一直叫他“刘医生”，从不叫他的名字或小刘什么的。他家开饭时，就要刘佳武一道吃。他因减肥，家里的伙食很平常，对他吃饭还要限量，每天吃的粮、油、菜都要按定量过秤，一个星期还要实行一天饥饿疗法，光吃苹果，不吃饭。他开玩笑地对刘佳武说：“长征的时候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解放了，有吃的了又不让吃。”

任弼时很注意节约，又很关心同志。他有两部汽车，一部是苏联送的吉姆车，还有一部是旧的瑞士吉普车，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他同意，可以用吉普车。但是，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天半夜，邱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眠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了，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

有一次，为修缮房子的事，他批评过有关同志。当时任弼时住在景山东街，离马路近，嘈杂得很，警卫处长汪东兴要他搬地方，他不同意，这才派人把房子修缮一下，任弼时批评说花钱多了。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他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四

在玉泉山养病期间，任弼时实际上还在坚持工作。因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阅读困难。为了能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每天坚持要秘书给他念20分钟左右的电报，因为电报是关于解放军进军的情况，他有时还要秘书帮他查看地图，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令他激动的捷报。

每次，任弼时听秘书念电报时，因涉及到军事机密，刘佳武总自觉地离开他的办公室。现在，他见任弼时显得很激动，不得不进去，劝任弼时保持平静。

对来访的客人，如果谈话时间长了，刘佳武就要进去催，打招呼。那时来看望他的中央首长和军队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贺龙等，谈话的时间都很短。团中央负责人冯文彬来得多些，谈话的时间也长，刘佳武不得不进去提醒冯文彬，催他快点结束。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过一段静养，任弼时的食欲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朱总司令来的次数最多。朱德和任弼时，一个生在四川，一个生在湖南，年龄相差18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朱老总每次来，都要给任弼时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

玉泉山山顶上的宝塔，高耸挺立，状如延安嘉岭山上的宝塔。每次，朱德来看任弼时，他们在山下漫步，自然地联想到延安的岁月，回顾在艰苦的年代和群众鱼水一般的亲密关系，他送朱德出疗养所大门时，两人总是要翘首望望山上的宝塔。

一天，朱老总又来到玉泉山。任弼时兴致很高兴，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弹钢琴，让大女儿远志拉小提琴伴奏，朱老总则领着任夫人陈琮英跟他们的儿子远远、二女儿远征合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任弼时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和起来。

有一天傍晚，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汉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汉：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老汉一一作答。当他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啦，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

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向老汉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

玉泉山疗养所附近，有个程家花园，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的私宅。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从疗养院的围墙外淙淙地流向青龙桥。一天清晨，任弼时外出散步，正巧碰上程砚秋先生正领着弟子在河边借着水音和墙壁的回音练嗓子。任弼时知道程砚秋先生是个颇有民族气节的人，便很客气地把程砚秋先生请到疗养所里，亲切地与他交谈起来。任弼时说：“听说你抗日时期在这里种地？”程说：“是的，日本人来了，我不想给他们演戏。”临别时，任弼时很真诚地请程砚秋先生有时间常来交谈。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8月31日，任弼时请总参二局的戴镜元陪他去程宅访问程砚秋先生。任弼时后来对人说，这是“我印象最佳”的一次访问。9月10日，任弼时致书程砚秋：

“??先生有意研究马列主义，甚为钦佩。现送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及《中国革命读本》各一册。这是比较容易看的课本，希笑纳！”

任弼时与程砚秋先生这段交往，为历史留下了一桩具有纪念意义的佳话。

10月29日，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苏联政府派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两位苏联专家会诊后，确认他患有多种严重疾病：高血压、脑血管显著硬化、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糖尿病等，且病情在严重发展。苏方专家建议他到苏联休养治疗。

11月21日，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经斯大林同意，中共中央决定送任弼时赴苏治病。在任弼时赴苏前夕，毛泽东专程来景山东街任弼时寓所探视并为他送行，再三叮嘱任弼时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任弼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趁到该医院检查身体之际，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几位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初，当任弼时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专程去看望任弼时。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专程去毛泽东住处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任弼时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专门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任弼时两手一摊，作出无奈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还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选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且具有实干、苦干精神的知识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颇为同感地说：“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

五

1950年5月17日，任弼时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带着当年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时留在苏联的小女儿远芳回国，于28日回到北京。返京后，他出席了6月6日至9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分会议，但没有发言。本应遵照医嘱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自以为病情得到缓解，便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请求恢复部分工作。经毛泽东同中央其他几位书记商议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和青委。”但是，真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工作在8小时以上。

任弼时历来对革命工作总是尽心尽职，每一件事总是要求自己“能走一百步，就不要走九十九步” ，总是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他有三个人所共知的绰号：“骆驼” 、“被子” 、“党内妈妈” 。“骆驼” 是忍辱负责的意思。叶剑英写道：“他是我们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而叫“被子” ，是因为任弼时为人厚道、公道，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一床棉被，让人感到暖和、舒服，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度过寒夜。“被子” 还有周到的一面。有个真实的笑话，出现在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有一次，任弼时跟周恩来同住在一个小窑洞里，为便于各自睡眠，俩人中间用被单隔开。每天清晨，任弼时都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又怕开门惊醒熟睡中的周恩来，便蹑手蹑脚地从窑洞里的窗口爬出去。这一天，他又这么爬了出去。而睡在被单那一边的周恩来也因要咳嗽，怕惊醒任弼时，就紧皱眉头，紧捂嘴巴，也悄悄地从那扇小窗口爬出去。两人在门外不期而遇，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任弼时是“党内妈妈” ，这不仅是说他是在中央分管全党组织工作，而是说他对同志呵护有加。他是中共最高层领导成员之一，虽然年龄不大，却像“妈妈”那样无微不至地关爱“儿女”， 即使在小事上也对同志嘘寒问暖。

1950年9月初，体弱的任弼时患了感冒，血压的高压一下子上升到185水银柱，不得不卧床了10天才得以好转。

10月1日，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一周年庆典。10月19日，为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会议，特邀请河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到他办公室进行座谈。10月21日，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撰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指出，办好“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然而，任弼时被严重损坏了的身体却未能允许他更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10月24日，任弼时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在寓所同有关人员研究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的相关问题后，他又伏案阅看朝鲜战场形势图。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从朝鲜仁川登陆后，便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5天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他在思虑朝鲜战局。10月25日晨7时，突发脑溢血，不能说话。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傅连暲部长立即派人接来苏联专家急救，任弼时的血压为220，大汗不止，急救无效。

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同志遽然长逝！只有46岁，英年早逝。这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当日即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

10月28日，任弼时生前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为他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亲笔题词悼念。毛泽东题词是：“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朱德不仅题词，而且还撰写了悼文。朱德在悼文中称：“弼时同志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爱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百折不挠的榜样，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

10月30日上午9时，首都4万余人集会追悼任弼时同志，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职业革命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任弼时追悼大会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肃立在灵柩前默哀致敬，向任弼时作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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