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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实践

闻迪: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二)——三、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发布时间:2021-11-23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闻迪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二)
 
 
三、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闻  迪
 
我们看见有两种改革,一种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借“改革”之名企图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后者则是政治“精英”们的迫切愿望。如果政治“精英”们现在要来假借改革的大旗,他们迟早会把资本主义的旗号打出来的,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的第一步便是把水搅浑,否定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果,第二步便要来清算共产党。因为只有彻底改变或打倒中国共产党,他们才能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至于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应该是北欧式的、台湾省式的、或美国式的,他们现时还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
 
这样就给人们提出一个究竟怎样估价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当北京的学潮和动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的时候,最为困惑不解的恐怕要算美国人了。为什么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顷刻之间,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街头?为什么学潮膨胀得那样快,而动乱之平息又那样快?记者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看法,但都不能说服人。倒是布什总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最了解中国,那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学潮的爆发,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中共存在的问题。共产党的威望在一些人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近年来不断下跌。在留学人员中,“共产党已经死亡”的说法渐渐流行。如果说美国人不大清楚中国的形势,那么,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有两种腔调,一种是用于政治宣传,一种用来制定政策。为了宣传,他们预言“北平戒严敲响中共第一声丧钟,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契机”,公开号召大陆人民起来与“中共暴政”作斗争,打倒共产党,至少逼使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宣传归宣传,国民党领导层还不至于蠢笨到相信自己的宣传的程度。他们有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深知打倒中共不是不可想,实在不可为。因此,他们能够看到“北平虽然暗潮汹涌,有一触即发的爆炸性场面,但基本上来看,一切仍在中共的控制之中”。相形之下,政治“精英”们对局势的估计要轻率多了,有的人已经预言,10小时到3天,“改革派”将获得决定性胜利。他们之所以这样自信,一是夸大了共产党面临的困难,二是把宝押在赵紫阳身上。那时间,所谓“改革派”是颇有几分杀机的,暗示赵紫阳应该来一个政变或类似的东西,把邓小平、李鹏赶下台。也许这样一种幼稚轻率的政治估计,正是北京动乱50多天不能止息的基本原因。似乎共产党的车子已经陷进沟里去了,再加把劲就可以推翻它。不幸,那样多的年轻人真的相信了这样的预言。
 
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事业,成果固然巨大,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说贫富差别扩大,腐败现象,物价飞涨,还有理论盲目、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的确构成对中共的严重挑战,中共如果不认真地、及时地研究和尽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就没有资格担负领导中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相当长的历史与光荣传统的党,如果说万里长征时面临的险阻它都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的困难它都克服了,10年动乱的严重错误它都纠正了,它为什么一定要被淹死在改革、开放的漩涡里?退一步讲,如果让共产党靠边站,又有谁能够填补这个政治大黑洞?靠那些现在仍在传播“血洗天安门广场”一类谣言的可怜虫吗?人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那些放了一把火就跑到海外敌对势力那里去领奖的英雄们呀?
 
政治“精英”们的队伍中有一股非理性的、准法西斯的力量。他们现在还没有上台,便已在北京的骚乱中显露其政客伎俩和残忍手段。其行为非常类似于当年希特勒党徒攻击德国共产党人时所采取的做法。不管怎样,政治“精英”们现时要打倒共产党的企图还只是一个白日梦。他们继续坚持这个纲领,那自然就会与海外敌对势力拉起手来。但国民党高喊反攻大陆40多年,结果又是怎样呢?
 
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近代中国人有两个美丽的梦,一个是梦想祖国之独立富强,一个是梦想社会之自由解放。“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他们一个拯救中国的新蓝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集这两个梦于一身,中国人民大众正是在共产党的身上寄托了祖国的将来。但是,人们过多的期望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也容易产生对共产党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两者不同的地方,前者是从多数人的利益考虑起,后者则是从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出发。如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只是提供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则只能依靠艰难困苦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建立在当时中国人民的土壤之上,它的主要力量,一头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头则是渴望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的广大贫苦人民。中共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它的事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奇迹,而且决定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和困难性。今天,共产党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战胜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种种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而且还必须不断清除那些党内的蜕化变质的蛀虫。官吏的腐化堕落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应不应该让这种现象合法化。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这种危险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明确地提出共产党内部有出现特权阶层的危险。那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既握有权力又占有资产的人。真正的政治特权一定会通过经济特权表现出来,而且一旦这种转化合法化,一个官僚垄断集团就会迅速地产生出来。我们已经见过,国民党统治大陆的20余年中,是怎样贪婪地利用政治权力来扩大自己资产的。国民党跑到台湾,这种贪心收敛了不少。可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出,国民党的专权政治,通过对大企业的操纵,与工商阶层密切结合,独占与支配了社会及经济资源,使得社会到处泛滥着特权与腐化。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内的腐化问题只是局部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中共和人民政府从来都是坚决同自己内部的腐化现象作斗争的,而“精英”们的反腐败只是为了煽动群众。很多事例说明,选择私有制并不能使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实行私有制的国家,腐败更为严重。但是不论怎样,腐败现象已经成为群众最痛恨的一个社会毛病。尽管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已经把克服腐败现象提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动乱平息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把反腐败提到议事日程上是完全必要的。
 
也许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曾经低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是在经历了几番错误与挫折之后,事情才开始办得好一些。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在法国大革命后100年才能重新确立起来,而大革命的领导人如罗伯斯庇尔等辈也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站在历史变革的最前沿,尝试着为历史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们是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才。他们不被政治“精英”们所宽容,主要是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只是因为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转瞬之间他就被政治“精英”们逐出“改革”的营垒,被他们攻击为“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连邓小平这样的对中国人民事业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他们都不能容,政治“精英”们除了自己的一小撮同党之外还能容得下谁?
 
社会主义是一种与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私有制根本不同的制度。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它所代表的崇高的理想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在实践中必然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抵抗。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求全责备的人,大概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至少花费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才变得比较成熟起来。实际上,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仍然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正因为世界社会主义都还很年轻,而它又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它就不能不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其他形式的进攻,例如给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反对力量提供物质的与政治上的支持,就像他们现在提供给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的支持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难想象,资本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复辟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当初波旁王朝在法国革命后的复辟那样。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曾经产生了列宁和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国家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要在这样的国家中来重温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恐怕不是件称心如意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很可能再次行动起来,把倒转了的历史车轮重新扭转过来。那就是说,即使“精英”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们即便乞怜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必然是短命的。这就决定了政治“精英”们对世界资本的依附性。这看起来有点可笑,那些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人,一个个却情不自禁地干着“五·四”时期那些卖国贼所干的事——即挟洋人以自重;而邓小平和真正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倒是连一丝一毫的奴颜媚骨都没有!历史在和政治“精英”们开玩笑,他们非常“爱国”,却偏偏走进卖国的房间里去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曾几何时,中国人民的政府已经不再听从任何外国人的摆布了,中国人虽穷但志不短,这样的民族精神、民族正气才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必将崛起于世界的征兆。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不是轻而易举就会被推翻的。它的强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所代表的崇高的社会理想,也不仅在于某些人讨厌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力量在于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即公有制。这种制度虽然仍然不很成熟,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改善之中,可是谁要想把它所代表的如此巨大的一笔社会财富重新转移到新资产者手中,却显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共产党还没有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必然成为这种蜕变——也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障碍。问题出在党内。如果从共产党内发展出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那人民共和国就名存实亡了。我们的确应该感谢那些真心诚意反对腐败的青年学生,他们的活动非常有价值,而且与党、政府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切反对腐败的力量本可以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以法制为手段,坚决开展斗争。这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法律制度,例如定期清查国家领导人的财产,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专门委员会来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党内要发展民主制,把党的领导置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理论结束了真理,他们所希望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近年来,诸神嚣嚣,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与谩骂渐成时髦,马克思主义有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诸神归位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听任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诸神把马克思主义踏倒,那就无异于砍倒大树,繁荣蔓草。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他在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新东西。英国哲学家罗素称他为“最后一位建构大体系的人”。马克思总是为他的学说寻找尽可能多的科学证据,从不依赖于超科学的直觉。他对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无疑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的历史哲学,被认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因而对研究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本身具有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与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提出了疑义,他引导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憎恨各式各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对资本主义的缺点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寻求人类的理想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至少论证清楚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列宁和毛泽东都不是死守马克思的现成结论的人物,只有学究气十足的人才去拘泥个别结论而忘却整个理论体系。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与他们的努力有关,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而且逐渐地发展壮大。这种新制度显然还不完善,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也许正因为有了它,这小小地球上才能谈得上“多元”二字。不然的话,天下一统到资本主义的模式里去,难道那些天天不忘“多元化”的先生们不感到有些遗憾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建立等等起着定向的作用。没有它,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借鉴了社会主义许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的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便武断地论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的可悲之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所遵循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正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所超越的、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实际上依然追随着为资本主义奠基的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在根本上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的新见解。第二,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二者对财产权的不同看法。一种认为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认为私有财产权就像神权、皇权、贵族权一样不是永恒的。明白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容易说清楚,在什么意义上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新的社会变革的理想,那就是不仅应该否定神权、皇权、贵族权,而且应该否定资产阶级的财产占有权。当然这种对资产阶级财产占有权的否定决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人类社会之所以终究要消灭私有制,不是出于人的善良的愿望,而是依据辩证唯物的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现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即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方针,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会逐渐完善起来。一个较为美好的新中国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

 
人民日报1990年1月19日第3版(综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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