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闻迪：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发布时间：2021-11-19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闻迪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闻 迪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了吗？
三、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
五、结语
1989年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200年前发生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50年前爆发了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之火，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才超越了它的局限性，提出了更高的社会变革的蓝图。为什么在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星球上，在相距不过20来年的时间里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无疑是值得一切善良的人民反复深思的问题。世界虽然正朝着缓和而不是冷战的方向发展，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不能忘记从两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去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敎训来。
不久以前，中国的一些自称受到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启迪的政治精英们，发动了一场旨在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的运动。一时间，一些青年学生与社会人士纷纷走上街头，骚乱不仅产生而且从北京向全国蔓延。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巳经出现，而且似乎有人正在为建立新政府奔走安排。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一场大动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人们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忧虑的时候，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这场骚乱。世界上没有万全之策，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的稳定，采取了其他政府面临同样局面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事情的结局井没有按照那些政治“精英”们的預想发展，这鼓留给毎一个不愿看到中国再次陷入动乱的人们一个深思的机会。
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了吗？
中国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中国的社会主义巳经失败了吗？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到了必须被推翻的地步了吗？
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仍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中国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它们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
23年前，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错误的领导和坏人的利用下，有过一场非常左倾的骚动；而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在政治”精英”们的带领下，又有一场非常右倾的骚动，这两种骚动或者说走极端，虽然都反映了青年人充满民族忧虑的呐喊，但却都不是他们已经相当成熟的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最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而他们的弱点则往往是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精神以及实现理想所必须的正确方法。
从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起，自由就被认为是对规律的服从。而认识规律，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件都有各种不同的评说。法国大革命已经两百年了，人们至今没能找到统一的评价。不久前出现的这场风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国民党方面给这场动乱以极高的赞美，认为是谱写了“自由民主的新篇章”，大概是从中看见了“光复大陆”的希望。历史的确往往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曲折、更复杂、更捉弄人。历史又是开放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有时要许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如果那些政治“精英”们推现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那么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就该推倒重写了。
让我们转过来讨论前面的那些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而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解决这些分歧，动乱就有可能再发生。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政治“精英”们对形势的估计是自相矛盾的。当他们以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自居时，他们便大叫要保卫十年改革的成果，要防止有人把十年改革的成果毁于一且。好像十年中取得的进步都是属于他们似的。而一旦他们需要大学生的支持时，他们便描绘出一幅耸人听闻的画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独裁专制，官倒横行，仁人志士飘流海外，忠臣良士尽陷冤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那样，又有什么改革的成果可以挟危言以欺人，似乎不听他们的话，中华民族便会落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实不足为训。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早在197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在堪萨斯城有一个著名的讲话，他指出现在的世界存在着五个强大的世界经济实体。那就是西欧、日本、中国，当然还有苏联和美国。正是这五强将要决定经济的前景，并且将以各种方式在本世纪的后30年中影响世界的未来，因为正是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尼克松大概是第一位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美国总统。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即使是在那基础上又已经翻了两番的今天，我们仍然不算太强。我们的强大在于这些年中一直保持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因而有希望赶上和超过之。尼克松先生当时无疑巳经看出了这个趋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一直保持着。
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走上街头的爱国学生几乎没有不希望国家迅速发展的，政府与参加学潮的大多数人之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事情发展到那样难以收拾的地步，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经历的动乱之多，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自从清王朝被推翻以来，动乱或者战争连绵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才大致安定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0年中，没有战乱。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至少有了温饱的生活，国力増强之快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中国人”这个称号在共和国成立以前是没有什么荣光的。老罗斯福总统就爱用‘中国人’来指斥那些愚蠢、低能的入员。
‘中国人’，这个称号渐渐的有了点尊严，那是发生在朝鲜战争与中国爆炸了原子弾之后。美国人不能被 低能儿所打败，低能儿也不应该握有原子弹，这对那些主张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不言而喻的。倘若历史能倒转，让那些学潮的领导者有机会接受老罗斯福的一次‘赏赐’，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在南京街头目睹两个日本军官各自一口气杀掉100多中国老百姓的‘比赛’，他们或许能够明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的那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价值，而不至于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用台湾式的或美国式的共和国来取而代之。不论中国政府在它领导的40年中犯有多少错误，但这40年是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40年，是中国人逐步为自己赢得尊严的40年，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40年。要推翻这样一个政府是需要进行论证的，靠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言，最终不能成大事。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与它们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极小，在1750到1950这两百年间，人均国民经济总值的差距几乎扩大到近100倍。比如说，我国在1952年人均占有钢铁仅2.5公斤，到现在才刚刚超过54公斤，而美国在1920年人均占有钢铁就达到350公斤，这种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从经济水平来讲，我们只能称为二等国家，或者说一个区域性大国。从生活来讲，我们仍然属于低收入国家。毛泽东主席早就提出要争取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看来这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国家多么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只有一个长时期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有可能使我们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建立起一个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国新文化圈，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几十年前发出的赶上西方人的宏愿。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心无芥蒂地为作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可是，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呢？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历史的机会不常有，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抓住它、珍惜它，机会也就一去难回了。
无论中国现在还多么穷，如果与4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正处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一个大发展的前夜。我们现在巳经能年产10亿吨煤、6000万吨钢铁，那就是说现在一年的工业产值比50年代10年还多。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形势扭曲为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那是很难服人的。中国今天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国人民完全有希望在90年代干得比过去更好。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摔了很多跟头。如果我们能正确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它就会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古老，但是对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却没有经验，不但人民没有经验，国家领导人也缺乏经验。改革是“踩着石头过河”，弄不好就会出乱子。这次动乱给国家以及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当然它更不会给那些政治"精英"们带来他们期待中的任何好处。
今后的三四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中国亟需迅速强大起来，才能从容面对各种无法完全预测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迅速得到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保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有必要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进行。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一场代价巨大的动乱发生，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相反，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转而接受推翻现政权、重建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设计，那么中国的将来就有可能为一些或大或小的动乱所困扰，而无法把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甚而重新出现上半个世纪那种战乱频仍的不幸局面。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现时这一批以“民主斗士”自誉的政治“精英”们在一场大动乱后有机会上台组织政府，推行他们那一套恢复私有制的“救国方案"，他们也必然会被种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问题所困扰，而无力追回一场可能包括内战在内的大动乱所造成的损失。现时的政治“精英"们大多是一些自以为西化了的文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缺乏实际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惜进行政治冒险，把学潮引到与国家机器正面冲突的死胡同。
对那些认为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前途的政治"精英"来说，打倒中国共产党和推翻中国政府就成为实行任何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现存的国家机器，或者用学生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学生只不过是实现他们政治目标的物质力量，他们与现政权之间的冲突自然无法调和。学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推翻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无力挣脱政治“精英”们的控制，从而造成了有违初衷的后果。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来实现。中国需要建设性的、理性的、沉稳现实的、精明全面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亟需减少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的、轻率片面的臆断和盲动。中国经历的大动乱已经太多，中国不需要一场新的大动乱。这应当是每一个爱国者从当前的反思中所达到一个最重要的共识。
（未完）
附：推荐一篇好文章和一篇好报道
本报编辑部
本报编辑部热切地向读者推荐一篇好文章和一篇好报道。
这篇文章，题为«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作者闻迪是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作者用清新的笔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文风也是好的，作者要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们觉得此文对国内读者也会有所启发，所以在本报国内版和海外版同时发表。文章较长，打算分四次登完，然后汇印成册。
这篇报道，是1月4日«北京日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和通讯员写的«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说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群优秀青年教师和动人事迹。这些青年教师，有的一直在国内，有的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都是同代人的佼佼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自觉地作出了许多奉献和牺牲。这篇报道很感人，所以本报予以转载。
这两个材料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青年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国外不是有人把我们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四代身上吗？请看看我们这位留学生的文章写得有多好，我们的优秀青年教师做得有多好吧。读了这两个材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第三代不会，第四代也不会“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去。社会主义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必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毋腐讳言，现在有一些青年同志，社会主义觉悟还不高，立场还不坚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教不严，师之情’，这怪不得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是社会对他们教导和培养不够。邓小平同志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包括本报在内，在这方面做的也是很不够的，作为党报这是失职。青年，尤其青年学生，第一位的任务是学习。我们的青年是可信、可亲，可爱、可塑的，只要我们大家都注意对青年的教育，广大的青年一定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亡羊补牢，尚不为晚，本报弥补以前的过失，今后多作一些正面的宣传，多报道一些对读者、尤其对青年读者有益的东西。作为一个开头，我们恳切希望，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和这篇报道。
（人民日报 1990.1.15)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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