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集会上
 

为何左派一再失败？我们如何取得胜利？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王明东  编译）
 

【编者按】利奥·潘尼奇(Leo Panitch)、萨姆·吉丁(Sam Gindin)和史蒂芬·马赫（Stephen Maher）合作撰写的《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于2020年1月出版，左翼网站《雅各宾》发布了埃里克·布兰克（Eric Blanc）为给该书所作的书评。埃里克认为该书“清醒地辨明反对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这一社会转型面临的障碍，为社会主义者绘制了一幅通向胜利的战略路线图”。书评具体内容如下。
 

书评原引言：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很困难。但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者需要研究希腊左翼联盟、英国杰里米·科尔宾和美国伯尼·桑德斯在近期的失败，需要剖析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和列宁主义影响力的相对下降。

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不容易。但左派最近输掉了一些特别令人痛心的战斗。尽管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各自国家内外提高政治期望和复兴社会主义左派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他们的最终失败却让左派活动家们震惊不已，并开始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对于那些试图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地步以及我们下一步要走向何处的人来说，《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之所以说这本书是有帮助的，正是因为该书拒绝任何虚假的乐观主义，着重阐释了成为社会主义者如此困难的原因。该书清醒地辨明反对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这一社会转型面临的障碍，为社会主义者绘制了一幅通向胜利的战略路线图。
 

左派的崛起、衰落和重生

这本书以社会主义运动疾风骤雨般的历史开始。作者认为，我们当前的危机反映了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大左翼战略的局限性。
 

列宁主义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包括（在最好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有组织地反对资产阶级，致力于建立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团结，以及“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要求夺取资本”。然而，列宁主义的许多优秀特质都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从俄罗斯经验的具体情况过度概括社会主义战略的倾向而被轻视了。因此，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应当“包罗一切对共产主义理想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同时反对其反民主的做法以及不合理的信念，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粉碎国家”的行动是可行的。
 

但是，随着1917年的革命遗产消失殆尽，今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避免陷入一个左派在上个世纪也同样陷入过的不同的陷阱：“社会民主主义化”。
 

从20世纪初开始，劳工运动为争取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成功斗争，催生了一种矛盾趋势，即大众工人组织——特别是其领导人——被纳入资本主义框架。这一点在1914年变得很明显，当时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世界大战爆发时都站在了其国家统治者那边。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些与列强的合作继续排挤着阶级斗争。在世界各地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提高普通工人斗争能力和组织更广泛工人阶级的努力受阻。
 

面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局，一股新的政治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他们试图找到一条、能够避免两者弱点的道路。对于这些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人士，以及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托尼·本（Tony Benn）、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古拉斯·普兰扎斯（Nicolas Poulantzas）等思想家来说，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件事不仅在街道和工作场所中，而且在国家内部是必要和可能的。
 

不幸的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挑战者没有及时地克服主流领导人和传统的影响，没有及时对抗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际新自由主义攻势，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工会被打垮，福利国家倒退，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工人阶级社区变得更加分裂，士气大为低落。
 

在过去四十年的退步中，社会运动阶段性爆发，反对战争、种族和性别压迫、全球化和环境退化。然而，没有强大的工会力量或社会主义政党的凝聚力，这些抗议活动大多来去匆匆，既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也没有显著改变我们与亿万富翁之间的力量平衡。
 

为了适应这一运动周期，许多边缘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左派人士一起放弃了选举政治。新的口号变成了“无需掌权就能改变世界”。不幸的是，“忽视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行为被证明是一种无效的对抗方式。在这种“运动主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种新的方法已经准备就绪。
 

希腊悲剧

随着大衰退和2011年全球范围内反紧缩的街头抗议、占领和动乱的爆发，激进分子终于开始“从抗议转向政治”。《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认为，自2014年以来，左派政治的定义从“街头走向国家”转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一非常短的时期内，左派摆脱了几十年来的“只在街头进行政治运动”社会边缘化趋势，成为了政府权力的有力竞争者。
 

阶级政治已经回归到政治主流，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其效力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逐步显现。但正如英国工会领袖安德鲁·默里（Andrew Murray）所指出，“这种新政治通常更注重阶级而非阶级根源”，因为它并没有“从阶级自身的有机组织中”出现。换句话说，尽管今天的左派试图将工人与资本家对立起来，但仍然缺乏与工人阶级组织和社区网络的密切联系。
 

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劳工组织化的退步，建立这样的根基尤其困难。在英语国家，工会密度和罢工率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民主社会主义斗争者被迫与亿万富翁进行斗争，而他们的一只手被绑在背后（即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盟友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并未显现，编者注）。
 

面对这种矛盾背景，《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集中研究了三个案例的优势和局限性：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英国的科尔宾和美国的桑德斯。作者的中心论点很简单：扭转新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需要扩大和改造工人阶级组织，并通过鼓励民众有意义的参与，实现国家民主化。没有这些变化，我们无法获胜。
 

希腊的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2010年开始的爆炸性罢工、占领和抗议浪潮为激进左翼联盟在民调中获胜奠定了基础。该党于2015年1月当选，肩负着阻止“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破坏性紧缩的民众使命，希腊工人和国际左翼人士的期望直线上升。然而，到了同年7月，激进左翼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却签署了一份“第三备忘录”，反而是巩固了他们参选以来就力图扭转的政策。
 

潘尼奇、吉丁和马赫认为，把这一现象简单地说成是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层的投降和背叛，忽略了此次失败更深层次的政治根源。问题也不仅仅在于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没有认真考虑“B计划”，即拒绝所有紧缩措施，退出欧元区，采用替代货币。在上台之前，领导层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提高工人阶级能力的正式承诺：

“
很少有人注意到党内还会留下谁来充当社会的组织干部。党员人数的增加与选举突破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即使有新的激进主义者加入，领导层通常也很少为党内人士提供支持，这些党内人士想要提高这些激进分子的战斗能力，将党支部转变为工人阶级生活的中心，并与工人进行战略合作，尤其是为寻求生产和消费的替代形式而组建团结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激进左翼联盟距离发现如何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还有多远。

”

一旦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就失去了刺激和依靠工人阶级组织的机会，这变得尤为严重。作者引述激进左翼联盟激进分子安德烈亚斯•卡里兹（Andreas Karitzis）的话：无论是该党的领导层，还是同样重要的激进批评者，都没有提出具体计划，没有动员民众的力量来执行进步政策。
 

要克服反民主的体制障碍，就必须将国家与民众倡议联系起来并增强这些倡议来改造国家：“已成立的数十个委员会再现了模糊的政治对抗，而不是按部门概述具体的实施计划以克服障碍并重组国家职能和具有民主倾向的机构。”在许多这样的可能性中的一个典例，即教育部本可以把学校变成“社区中心”，以支持当地的积极活动，并为邻居和家长提供教育或技术培训。
 

随着希腊的群众运动和工人组织声势渐弱，也由于希腊政府与国外势力之间的关系明显减弱而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齐普拉斯最终向三驾马车低头不足为奇。指明这种境况，并不能成为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做出如此决定的借口。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战略教训。赢得选举是不够的：为了实施其议程，左翼政府必须依靠并鼓励大规模工人运动，必须为使国家民主化而斗争。
 

科尔宾和桑德斯运动

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今天才可能在没有劳工组织的情况下也能够激励成百上千万的劳工，并且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正如《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所述，早在科尔宾2019年的失败充分表明这一点之前，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在争论这一话题了。
 

尽管激进者在2015年赢得了工党最高领导层，但工党议会中的许多党派、地方官员和工会基础仍然没有得到转变。事实上，最近泄露了的一份850页的报告，其中记录了工党右翼领袖过去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如何从内部主动寻求削弱科尔宾的。
 

主要团结在“动力”（Momentum，工党基层选举工具，编者注）组织周围，年轻人纷纷涌入，朝着新的方向推进，这一点令人钦佩。但对于相对缺乏经验、没有牢固人脉基础的活动人士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萨尔福德党成员汤姆·布莱克本（Tom Blackburn）在2017年所言，挑战是“积极培养民众对激进政治选择的支持，而不是假设已经有足够的、只是等待被利用的潜在支持。”由于对科尔宾主义的承诺在代际和地区之间参差不齐，因此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耐心地组织工作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
 

推进这一令人生畏的项目需要来自下层和上层即科尔宾领导层的倡议，这很可能导致与地位牢固的党的官员和温和的工党议员发生冲突。布莱克本强调需要“清楚和诚实地了解工党新左派所面临的任务的规模，以及这项任务的性质”，他呼吁重建“工党作为工人阶级社区的竞选力量，使其决策结构民主化，并带来下一代的左派干部、候选人和活动家。”
 

在造成科尔宾2019年底失利的各种相互交织的原因中，缺乏一场强劲的工人运动或许是最大的隐疾。特别是在后工业地区，几十年的失败和强大的工党或工会结构的消失，使得劳动人民过于听天由命，过于分散，使得科尔宾雄心勃勃的主张无法充分引起共鸣。在敲开选民的大门时，志愿者们对工党能否兑现承诺抱有可以理解的怀疑态度。短短几年的内部和外部竞选证明不足以佐证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
工党在2019年的失败突显了在党没有根本变革自身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科尔宾时期，党几乎没有任何变革，尤其是没有直接参与社区和工作场所层面的斗争和活动，没有建立社会和政治网络，没有在不同的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作场所建立联系。科尔宾时期，大多数成员的大量增加都是通过国家一级的隶属关系，而不是通过地方选区政党实现的。其中很少有人，包括“动力”激进分子，参加了当地的定期党代会。

”

即使科尔宾赢得了选举，劳工运动的软弱和温和工党议员的内部反对仍然是在与一个非常强大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要克服的令人畏惧的障碍。正如希腊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有一件事比输掉选举更糟糕，那就是赢得选举并被迫执行对手的政策。
 

美国重新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反映了与国外同行同样的基本优势和局限性。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和2020年的竞选活动改变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标志着他戏剧性地背离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乔·拜登（Joe Biden）等亲企业的自由主义中间派。潘尼奇、吉丁和马赫指出，通过将“阶级不平等作为政治运动的中心主题，以跨越和渗透种族和性别分歧的方式，最终建立一支更为连贯的阶级力量”，伯尼为陷入困境的美国左翼人士提供了一份不可估量的服务。
 

佛蒙特州一位年长的参议员重新使社会主义合法化，并在大规模范围内重新引入阶级政治：“桑德斯带头为新的社会主义话语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总统竞选，不仅是为赢得选举，而且是为建立一个持久的工人阶级运动。”一个显著的成果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成员的爆炸性增长。自2018年以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新成员在许多教师罢工事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领导和支持角色，承担着改造组织劳工的任务。
 

当然，伯尼的竞选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作者们指出伯尼为“夺回”民主党所做的不切实际的努力，吸收了更多的、更应该用于建立一个持久的独立政治机构的精力和资源。保持我们脱离民主党的独立性，并使志愿者在选举周期之外组织起来，需要强有力的民主会员组织——并最终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政党。
 

《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于2020年1月出版，它没能直接分析伯尼最近失败的原因。但它的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一个重大教训：如果没有一个恢复活力的工人运动，伯尼在全国大选中获胜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如果当选就来实施他的计划了。和英国一样，太多地区和阶层的工人阶级仍然像往常一样听命于政治。
 

声称“如果伯尼避免了这个或那个战术错误，他就会获胜”，大大低估了我们对手的实力，也低估了我们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击败他们的必要性。作者的结论是，要克服当前激进主义在社会上的不平衡，或重建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捷径：

“
主要而言，摆脱工人阶级的这场危机不是一个更好的政策或更好的策略的问题。促进新的阶级形成过程主要是组织上的挑战，这种新过程根植于工人生活的多个方面，这些方面涵盖了许多身份和社区。

”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改变我们的工会，使他们能够领导全国范围的罢工，成功地组织数百万亚马逊、沃尔玛和全食食品公司的工人，并围绕种族正义、气候变化和住房权利展开战斗。一个恢复活力的工人运动将能够在地方、州和国家机构积极支持和依靠数百名新当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切实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我们不仅会提高我们的集体期望——我们最终将有开始把我们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组织能力。
 

结   论

左派人士现在不幸陷入了“第22条军规悖论”陷阱（原指精神失常的飞行员要想停飞必须自己提出检测，而有意识主动提出检测的人又都是正常的，代指左派人士进退维艰）。虽然我们又回到了政治主流，但我们还不够强大，无法在美国或英国赢得全国选举。正如希腊的经验所表明的，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权力当选，我们也没有能力扭转新自由主义。
 

这些选举的失败和希望的破灭，反过来又使志愿者士气低落，削弱了我们的势头，阻碍了建立一个植根于振兴工人运动的、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的强大左翼项目。真正的危险是，从“抗议转向政治”的局限性将导致激进分子放弃希望或寻找战略捷径。
 

幸运的是，有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采取《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挑战》中阐明的长远战略，将使我们的运动能够经受住不可避免的起伏。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必在每次挫折后都屈服于绝望或因噎废食，而是可以继续通过将阶级斗争选举工作——和争取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与扩大和改造劳工运动的努力结合起来，积蓄力量。这是我们获得权力的唯一可行之路。
 

这种方法，作者称之为“21世纪的长期阵地战”，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这肯定是不够的。扭转新自由主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优秀的思想和顽强的意志力。我们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危机、自发的罢工浪潮、大规模的动乱以及来自国外的鼓舞人心的案例。然而，在这些机遇出现时，对于它们的充分利用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视野和足够强大的左派力量来共同塑造事件的进程。
 

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会很快变得容易。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短期成功秘诀。但是，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教训武装自己，再加上持久的耐心和决心，胜利无疑是可能的。
 

同时，我们要学会热爱斗争本身。面对如此多不必要的痛苦和不公，没有比组织彻底的社会变革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花费你的时间。正如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1835年写的那样：

“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