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在整个法国战役中，自由法兰西军(即内地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在布列塔尼战斗中表现特别积极，而在前线的每个部分，我们都得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间，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

——艾森豪威尔

抢占舆论高地

虽然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欧洲就迸发出游击战的萌芽，但当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游击战，却“昙花一现”，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惊鸿一瞥”。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城市游击战的兴衰，与一国的政治气候、文化传统、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城市化进程，乃至所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比如，二战时的巴尔干半岛，虽曾爆发规模空前的游击战，仅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达80万之众，但其根据地却位于广大的农村、山区，城市游击战只是从属和服务于前者，这显然与巴尔干民族富有山地游击战传统，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相对滞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尔干民族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图为一战中居高临下，凭险抗敌的塞尔维亚军队

上世纪40年代的南斯拉夫，是欧洲城市化水平最低、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寇入侵后，铁托原打算在城市组织大规模游击战，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一设想根本行不通。南共中央遂于1941年5月，确定了依靠农民的斗争路线，铁托的司令部也从贝尔格莱德迁到西部山区。在4年抗战中，农村成为南斯拉夫游击战的主要基地，“农民养育和掩护了游击队，并把自己的子弟献给革命”。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游击队才开始进军大城市。

南斯拉夫游击队是地道的工农子弟兵

而同时期西欧发达国家的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则多以城市为主战场。以法国为例，其城市化率在1931年已达51.2%，仅首都巴黎就聚集了全国人口的20%，城市工业产值占到GDP的56%，与之相对应，7成以上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生活、战斗在城市里。城市游击战在欧洲不同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描绘法国抵抗组织的画作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一样，开展城市游击战，首要工作并非武装斗争，而是通过动员、争取民众，建立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统一战线。在华沙，犹太抵抗组织“赫鲁兹”不仅和外埠同胞保持秘密联系，还设法与波兰地下党和流亡政府中的犹太人代表、巴勒斯坦和美国的兄弟团体，以及设在苏格兰、土耳其的犹太人情报站互通信息。在罗马尼亚，当希特勒扶植的安东内斯库独裁政权建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立即于1940年9月10日刊发了题为《我们的观点》的小册子，向人民群众揭露法西斯的反动本质。保加利亚工人党(编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也出版宣传册，呼吁民众投身“一切热爱自由的国家所进行的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该党领袖季米托洛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更是得到广泛传播。

大批德意侵略军“陷在”了南斯拉夫

而在法国，仅1940年，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就秘密出版了78期，每期发行14万份以上，这一数字到1942年增至30万份，固定读者群达200万人。此外，法共还印发了18种、近百万份传单和14万本宣传册。但是，发行地下报刊风险极大，不仅要求编辑部人员精干、在夜间工作，编辑和发行地点也需要经常更换。比如《法国战斗者报》，就是由两名女游击队员承担所有印刷任务，她们每天都躲在修道院里秘密工作。有时，抵抗组织还会“借用”印刷厂的设备，这也很冒险，因为德国人可能会发现宣传品与某些合法刊物的字体、版型类似，从而顺藤摸瓜找到印刷地点。

每一份反法西斯宣传品的印制与传播，都需要无数游击队员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乃至鲜血和生命

据历史学家统计，在抵抗组织的热情感召下，法国抵抗运动至少争取到20万积极分子和30万“实际参与者”(编注：即外围群众)，如果算上帮助他们的“从犯”，则不下200万之众，相当于法国成年人口的10%。可想而知，纳粹德国和维希伪政权对这些宣传品多么“深恶痛绝”，仅1943年，法国南部就有45万余份地下报纸被没收。而整个占领期间，法国地下报刊工作者被捕、被流放和被处决者多达1600余人。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被俘的游击队员仍面带微笑，坦然赴死

条件异常艰苦

与藏身森林、山区的脱产武装人员不同，战斗在城市中的游击队员往往需要合法身份作掩护。据法国抵抗组织老战士麦克斯·魏因斯坦回忆，他白天在一家工厂的铸造车间工作，晚上则取送地下报刊、散发传单、张贴宣传品、涂写标语，或转运枪械、炸药、雷管。由于敌人实施宵禁，为避免撞到在十字路口执勤的德国兵，麦克斯不得不穿行于昏暗、偏僻的小巷之间。因房东也知道他时常夜里外出，麦克斯就编了个“晚上加班”的理由来搪塞。城市虽然交通便利，但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沦陷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密布敌人的军警和暗探，加上只有德国占领军和维希伪政府的保安队才配有充足的汽车和燃料，于是，自行车成为当时抵抗组织通信员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女游击队员甚至每周都要在巴黎和里昂之间，进行长达几百公里的“环法自行车大赛”。

与同伴并肩作战的法国女游击队员

另外，与相对容易获得补给的农村不同，战斗在城市里的游击队员，长期处于武器匮乏、营养不良的艰苦环境中。因缺少外援，每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一度只能配5发子弹，因此被戏称为“5发子弹的人”。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普通锯子截肢。而设在华沙的波兰犹太人抵抗组织，曾向伦敦方面求援，但他们从1942年底等到1943年1月，却只得到59支枪和50颗手榴弹。为此，他们一面四处搜集斧头、刀具、腐蚀易燃性物质和金属材料，秘密自制轻武器和炸弹，一面通过各种手段购买武器，甚至用贿赂的方法，从驻扎在西里西亚的意大利士兵手中购买枪械。

法国抵抗组织武器弹药十分匮乏

而在西欧，由于地利之便，获得盟军特别是海峡对面英国的援助相对容易些。据统计，英国偷运进法国的各种补给品有1万多吨，其中大部分是武器。尽管如此，抵抗组织仍然严重缺乏枪支弹药。据麦克斯回忆，他加入抵抗组织几个月后，由于得到上级充分信任，才配发了一支6.35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和几发子弹。而1944年8月下旬，为接应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解放里昂，麦克斯和战友奉命保卫桥梁，并骚扰德军的撤离计划。他们几十个人靠着一挺机枪，吓退了一支1200人的德军特遣队。其中有位名叫西蒙娜的巾帼英雄，更是凭一把冲锋枪，就在桥边拖住德军整整一个连的兵力，从而掩护游击小分队安全撤离。

在米兰街头巡逻的意大利女游击队员

俗语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而每天从事大量繁重工作、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城市游击队员们，却因敌人对生活物资的严密控制，而长期半饥半饱、食不果腹。

照片中，游击队员们虽士气高昂，却普遍面容消瘦，可见其营养不良状况已相当严重

在法国，德国占领军将当地大部分工农业产品掠回本土，导致法国民众连最起码的食品供应都难以保障。据麦克斯回忆，他们当时经常熬夜，白天还得照常上班，但饮食条件却越来越差——面包是发霉的杂面烤制的，吃起来黏黏糊糊，令人作呕，水果即使在生产旺季也无法见到，衣服、鞋子、香烟都要凭票购买，大米、面粉、面包、鲜奶、奶酪、黄油、葡萄酒均限量供应。

战术随机应变

城市有其自身特殊性，比如人口和建筑物密集、大街小巷和地下管道纵横、敌人控制较严密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游击战，战术上也必然要做相应改变或调整，包括乔装化名、单线联系、小队行动、隐蔽突袭等。毕竟，城市游击战不是巷战，其第一要素就是“努力保存己方有生力量”。1969年，法国电影大师梅尔维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拍摄了描写抵抗组织艰苦斗争的著名作品《影子军队》，后来曾有评论颇为中肯而精当地点出了该片的精髓之处：“比起发生在中国已经成功的农村游击战，法国的城市抵抗运动明显要冷酷无情得多。城市的缺点是不易躲藏，人群密集，敌人更容易四处设置关卡，城市人群之间又有一种天然冷漠的距离感，就连并肩战斗的战友，都要时刻提防背叛的危险。而这种环境，当然不同于风和日丽、人情淳朴的乡下，人人心中无形而巨大的压力构成了这部影片的冷酷底色。”

《影子军队》海报

据麦克斯回忆，他于1943年9月加入抵抗组织，先是化名“凯斯达夫”，之后被编入一个战斗小组。小组多由3人组成，分别负责政治(编注：实为小组领导)、军事和技术。按照纪律，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只能用假名联络，且严禁同其他小组私下往来，更不准随便打听其他成员的身份、住址和联络地点，只有小组负责人可与上级机构(编注：同样采取3人小组形式)接触，请示、汇报情况和传达指示。这些措施主要是为防止各小组间泄密，避免因某个人被捕，而使整个抵抗组织的安全受到威胁。

为虎作伥的维希伪政权保安队 (电影剧照)

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城市游击战更注重隐秘性和“精确打击”，有时甚至对敌人也不能“想杀就杀”。而之所以这样，除减少己方损失的考量外，更重要的还是为尽量避免伤及无辜，以争取民心。1944年8月初，麦克斯所在的战斗小组奉命炸掉一根为电车输电的电线杆，为避免伤人，他们特意选在拂晓前安放炸药，清晨5时许起爆。而当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全城时，绝大多数德国兵和里昂市民还在睡梦中。不过，与法西斯的斗争终究是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杀，而激烈的武装反抗，往往会招致法西斯占领军的疯狂报复。在希腊，德寇宣布每死一个德国兵，就要处决50名希腊人。据统计，整个占领期间，德军共焚毁3000多座希腊村镇，毁掉了该国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杀害约63万希腊人。而1942年5月27日，因捷克斯洛伐克突击队员刺杀了被称做“布拉格屠夫”的纳粹高官海德里希，德国盖世太保在当地先后逮捕上万人，枪杀了约1500人，曾掩护过突击队员的两座村庄被夷为平地，村中所有男人遭枪决，妇女被关入集中营，小孩则送进教养院，法西斯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

不幸被捕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

为与强敌周旋，各国的城市游击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1941年7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兰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不幸被捕，并因伤住进医院。当地党组织遂选派了40名精干的游击队员，携带手榴弹和手枪营救他。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游击队搞到了医院的平面结构图。当月29日上午10时，营救行动开始。30名游击队员身着便服，3人一组控制了外部通往医院的所有路口，另外10名队员则冒充押送犯人的密探混进医院。他们很快粉碎了看守的抵抗，将兰科维奇架出病房，随即翻越后墙撤走。这次营救行动在贝尔格莱德轰动一时，而参加行动的游击队员只有几个人负了轻伤。

南斯拉夫民族英雄、游击队员斯捷潘·菲利波维奇，那句“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著名口号，就是他就义前最先喊出的

绰号“费边上校”的皮耶尔·佐治，则是法国抵抗运动中的著名战斗英雄。他早年曾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作战，法国沦陷后，皮耶尔就一直活跃在巴黎。1941年8月的一天，他在从巴尔博到洛舍沙特的地铁上徒手夺枪，杀死一名德国高级军官。值得一提的是，小国卢森堡也有约400人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人称“巴蒂斯特上尉”的安托万·迪德里克，他曾指挥77名游击队员奇袭法国中部城市里奥姆某监狱，解救了114名行将被敌人处死的游击队员。1944年8月18日，法共向巴黎人民发出武装起义的号召。7天后，抵抗组织攻克敌人固守的最后两个据点——参议院和共和国广场，而领导这场战斗的，正是“费边上校”皮耶尔。

配合盟军作战的法国游击队员

斗争形式多样

除宣称鼓动和武装反抗外，城市游击战的斗争样式还有许多。比如二战期间，自1941年3月德军踏上保加利亚国土后，保加利亚工人领导的城市破袭战就愈演愈烈。据纳粹情报部门统计，从1943年9月1日至1944年2月15日，保境内共发生“破坏事件”1118起，其中炸毁铁轨36起，使火车出轨或相撞38起，破坏运输物资15起，破坏交通线38起，破坏工厂16起，烧毁档案文件45起，夺取食物、武器、金钱178起，侦察活动21起，绑架及暗杀82起，袭击德军人员12起、其他袭击活动637起，仅1944年6月就发生“破坏事件”497起。

游击队员埋设炸药破坏德寇交通线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也在城市、厂矿大显神威，他们袭击塞莱尼察的矿井和帕托西的油田，毁坏设备、烧毁仓库，并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夺取粮食分给居民，夺取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交给游击队。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冒着生命危险，火烧莫戈什瓦亚武器库和戈维什特兵工厂，破坏伯尔拉德军械库和锡比乌附近的默尔沙军需工厂，并炸毁了布泽乌城郊的军需库。

守卫街垒的游击队员

组织工人罢工、士兵哗变，是城市游击战的另一种形式。苏德战争爆发后，在罗共强大“宣传攻势”下，反战、反纳粹情绪笼罩着罗马尼亚军队，许多官兵开小差，仅开战头两年，逃兵就多达2.4万人。而在苏联的罗马尼亚战俘中，也兴起一股反法西斯浪潮。1943年2月2日，罗马尼亚战俘中有2700多名官兵向苏军统帅部请缨，要求加入苏军，并尽快把他们派到前线去，以便拿起武器为消灭法西斯、解放祖国而战。在国内，大批工人响应罗共号召，拒绝出工或消极怠工。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3年，因被控“怠工、采取破坏行动和散布失败主义情绪”而遭逮捕的罗马尼亚工人就有1853人。

谁说女子不如男

在保加利亚，1943年2月，工人党中央军事委员制定了《关于新阶段在法西斯军队内部活动》的计划，加强在旧军队中的宣传工作，促使许多追求进步的保军官兵倒向游击队。据统计，该国1942年逃离军队的士兵为633人，1943年为667人，1944年上半年激增至996人。而在匈牙利，广大民众也对法西斯政权的强行征兵说“不”，1943年12月，仅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就有近万人逃避服役。匈军的纪律也日益松弛，开小差者不断增多。1944年5月，570名匈牙利军人倒戈投向苏联军队，而在卢布林地区，一个匈牙利连直接加入了波兰游击队。此外，城市中的法国抵抗组织还负责搜集情报、营救沦陷区上空被击落跳伞的盟军飞行员。

诺曼底作战发起后，法国抵抗组织主动接应登陆盟军

二战结束后，一位65岁的法国老太太玛丽·路易斯被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原来，生于1880年的玛丽住在法国西南部大城市图卢兹。

受到美国政府嘉奖的“无敌法国大妈”玛丽·路易斯

1940年法国投降后，60岁的玛丽参加了抵抗组织，年龄的优势(注：盖世太保大多不相信一个老太太会是游击队员)让她能够畅通无阻地在各地旅行。玛丽的任务是负责收容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先把他们集中到图卢兹，然后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到中立的西班牙去。这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竟然被玛丽滴水不漏地经营了数年之久，先后有250多名盟军飞行员安全返回英国，而其中的110人，竟然是在1944年初她身份暴露、遭盖世太保追捕期间送走的!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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