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

　　文艺青年一词最早出自一九二八年，由一左派文人郭沬若以笔名“麦克昂”在《文化批判》中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态度的考察〉，文中批评文艺青年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之后，有不少有关文艺青年的论述围绕着他们文艺的素养，他们所生产的文艺等。就香港而言，文艺青年与文艺运动和文社运动曾经是密不可分。

　　时至今日，文艺风潮在香港起伏多年，文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酝酿，勃兴然后又式微，当中的转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经过六、七十年代文艺活动的鼎盛时期，然后又走过八、九十年代的衰落阶段，文艺青年于二零零八年又再出现于香港。然而，他们却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呈现。

　　于二零零八年左右，网上突然流行着“你是不是文青”、“文艺青年指数”诸如此类的网上问卷式测验，当中有多条例如“文青都极瘦”、“文青都爱村上春树”、“一定要到电影中心看独立片”等外在形象、消费模式来断定文艺青年的项目。随后，亦陆续有潮流杂志打著文艺的腔调以“文艺风”为噱头，推介地方、衣服品味等消费品。而对于文艺青年那些的确存在的文艺部分，却正正被大众，甚至乎一些文艺青年所忽略。

　　文艺青年曾为文学圈、文化工业的中坚分子。而近年似乎出现了文艺青年“商业化”的现象，他们变成了文化经济、创意经济的消费者，他们消费著文学市场化的产物。然而，他们实际上所生产着的文学氛围却往往被遗忘。

　　把文艺青年“商业”或“商品化”，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带着贬意的说法。此论文除了旨于讨论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文艺青年与文化资本累积模式转变的扣连之外，亦希望讨论文艺青年“商业化”之中所生产的生命力，还有他们商业化之外的可能性。

　　

　　香港文艺青年的原型

　　在讨论现今文艺青年之前，不得不先追溯文艺青年的原型。从历史开始并不代表要把文艺青年本身的意义简化成历史，而是把历史当成一个入口，一个假设的出发点，从中探索现今与以往文艺青年的接合和结构变化。(Grossberg, 2010)

　　“文艺青年”一词最早出现于一九二八年，郭沬若以笔名“麦克昂”在《文化批判》中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态度的考察〉，文中批评文艺青年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要求：“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就是说，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由此推断，在郭沬若眼中，文艺青年是不应抱着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所生产的文艺应该是一种载有使命以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香港的青年文艺运动不能不从五十年代初“文艺新潮”开始谈起。一九五五年《文艺青年》出版，而当时参加出版的工作者如马朗、昆南等都只是廿岁左右的年青人。到一九五六年至五八年间，都是青年学生文艺运动的酝酿阶段。这阶段中，一些以大专生为主的文社纷纷出现，青年文运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中，学生文艺运动以文社结集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时出现的文社，有数十个之多。(毕灵，1965)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文坛蓬勃面貌经已形成，六、七十年代文社运动兴起，可谓文艺青年风气最为鼎盛的时期。

　　从那时开始，结社、谈文论艺的青年都称为文艺青年，他们喜爱写作、电影和戏剧。正如当年文生文学研究社组织人何源清写到：“所有文生成员在当时都是文艺青年，热爱写作……(吴萱人，2001)”而有关那些结社的文艺青年，他们组织文社、写作、出刊物，生成整个文社运动在某程度上是新生代对僵化的上一代的反抗，是年青一代对现实环境不满的表现。据毕灵所写，成因主要有两点，而且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局势和氛围：第一、香港近四百万人口中，有二百万是在四六至五零年间从大陆来港的。他们带来了香港物质上的繁荣，但同时亦做成了思想进步的窒息。第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政治现状存着一种先天的缺陷。(毕灵，1965)在那个时候，文艺对于他们来说，便是一个抒发自己的出路，他们相信可以透过文艺、文学去抵抗社会的苦闷，因此他们积极出版各类文学刊物，纯文学的有《素叶文学》、《秋萤》，以及偏向政治的如《七十年代双周刊》等。

　　然而，那时所谓香港的青年文坛，多少总带点畸形的发展。这个发展既不蓬勃亦不萎缩，倒令人有一个方生未死的印象(吴萱人，2001)。基本上，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是缺少养育文艺的先决条件的。在那时经济开始腾飞，经济价值不高的文艺青年是不被重视的。而且，处于殖民地的状况，以中文为主要语言更是受到歧视。因此，他们主要满足于自己的内含文化资本和具体文化资本，自己所累积的文艺素养和自资出版的刊物。。

　　二十一世纪文艺青年

　　在六十年代末开始，文化、社会与商业已有着愈来愈紧密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一直推动着经济发展，但亦同时产生着更大的矛盾。因此，由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到现今创意产业的氛围下，文化与经济一直以各种方式融合与抗衡。经过多年的转化，现今香港所出现的文艺青年正正是随着创意产业的形成而变形的一群。

　　相较于六、七十年代的文艺青年，现今的文艺青年似乎更常见，亦更易分辨。除了因为时代的变迁，和资讯的流通让我们对外面的人事更熟悉之外，更重要的是文艺青年的形象愈见鲜明，换句话说，亦更为刻版、单调。当然，一个群体里面必然存在不同的面貌。然而，大体上，这个群体的而且确呈现着一种可见(Visible)的风格和形象。

　　

▲伪文艺青年的测验，出自《100毛》第五期

　　如前所述，自大约二零零八年开始出现的文艺青年指数测验后，文艺青年在不少论述之中已成为一种可量化和可消费的风格和形象。先以网上流传的“文艺青年的三十种特质”为例，当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消费模式，例如衣着、出入的场所和平时的娱乐等。文艺青年已转化成会否去诚品看书、会否听雷光夏的歌这类只剩余符码的身份。即便是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这些原为培养内在修养的活动，也变成了建构形象的符码。而那些传统的文社活动、对社会的使命感、文艺的造艺，对分辨一位文艺青年而言已不太重要。他们的消费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文艺素养。

　　由此推论，文艺青年这一个较为向内发展的文化群体，在近年被商品、商业转化成另一个形式再现。先不论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无可否认的是，他们跟其他文化产品一样，被收编成商品形式的东西。迪克‧何柏第在《次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谈及叛客(punker)的时候亦解释道：“那些决定投身于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化的年轻人，同时也返回到常识帮他们安排就绪的位置，就好比他们在电视上与报纸上被再现的形象。正是透过这一持续不断的恢复过程，断裂的秩序得以被修复……而其中一个恢复形式就是把次文化符号转变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即转变成商品形式)(迪克‧何柏第，2003)。”文艺青年，与叛客一样处于社会的边缘，是社会上的小众，亦被主流的价值侵扰和恢复。谈到叛客这一群被商品化，迪克‧何柏第提到这是常识帮他们安排就绪的位置。而常识，除了是主流的价值之外，在文艺青年的讨论里，似乎就是文化资本累积的形式、创意产业的生产模式。

　　在最早期，创意产业仍然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欺瞒、压抑大众的主要方式，他们利用了千百万大众的意识与无意识，大众只是他们计算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而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体。他们抨撃文化工业把文化变成推动资本主义工具之一。在这看来，六、七十年代的那群文艺青年，他们靠文字抵抗社会，甚至反帝国主义，正正就是与文化工业走着相反的路线。他们与经济和资本的关连甚少。

　　

　　直到现在，在文化工业转变成文化产业后，在资本主义之下，英国于一九九七年出现了强调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的创意产业概念，并代替了文化产业(Mommaas 2009, 51; O’Connor 2001, 38)。

　　创意产业的论述主要把创意视为推动创意经济的要素，而所有创意阶级（包括设计师、作家等）的价值亦在于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因此，由文化资本转变成经济挂帅的创意资本，文化青年所衍生出来的青年文化也变得质化、商业和商品化。在这层面上，文艺青年所呈现的文化也与约翰.费思克(John Fiske)所评论的大众文化相似，这项文化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与充斥压抑的环境下的经济物质性（Economic Materiality），有着明显而紧密的关系。文艺青年所创造与继承的文化，无可避免地转化成物质，大众、社会与它的距离愈来愈短。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文艺青年。

　　他们所有的作品、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亦与经济无法分割。而作为这段时期的文艺青年，他们的文艺亦离不开经济。亦因如此，他们的生产与消费都离不开创意经济的说法。因此，能够分辨他们的便是与经济有关的特征。他们的打扮和消费模式让他们成为了创意消费者(Creative Consumer)。即便他们是凭藉自己的素养和品味选着消费品，他们好读某些作家的书，这样的消费活动亦会被塑造成市场中的一项消费活动。

　　唾手可得的文艺

　　“想即时化身文艺青年，不需要狂煲艺术电影、钻研文学巨著，只需向一身打扮造型着手就okay。ME!主播Jan用几件简单穿搭配件，立刻提升书卷味，再以几句文青标志性人物作品，融情入景，一股无法言喻的文青气息就这样炼成了。”(【ME!】主播示范 气质知性文青look)

　　文艺青年。是一个被嘲弄的对象;是一个酷爱文化和艺术的特别人种;是一众打扮入时，流连于书店、电影院、独立音乐会的年青人。

　　“‘文青’的定义，每个人心里都不同。他们或许是只懂消费的一群，又可能是文化工业的忠实支持者，他们穿戴得体地出现于『自由野』、诚品、电影中心、Hidden Agenda，全天候 to see and to be seen。”(〈I Love Culture 新文青时代〉《 U Magazine》)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曾透彻地分析中国的文化状况，亦对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及性质作出探讨。与此同时，毛泽东从他所分析的理念出发，析述了文艺的根本，文艺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在讲话中，他探讨了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而这源泉总是离不开社会与革命。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衔中反映的产物(谭好哲，1997)。另外，他亦指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它源于生活亦高于生活。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文艺，是有内容而不至空洞肤浅，是比单纯文学与艺术创作更加深层，是与社会生活及革命息息相关，并不单是旨于自我满足或是视觉上的愉悦。另外，即便是从西方的论述中，亦不难找到文学、文艺与社会、内在的关系。比方说，以文学、文艺来反映社会的概念早于柏拉图的学说里出现。他指出，文艺创作的美感、和谐也必须与“善”结合，文艺是有教化的功能(蔡源煌，2009)。因此，文艺创作本身的功能性不单是风格的表现，也不如以上所节录出来的说法那么简浅。

　　对于此，即便不是针对于后起的创意产业，但阿多诺也对于文化商业化、单一化这个现象有深刻的批评。他指出文化工业因繁荣而即将作废的概念，提出文化工业变得复制性、模式化，是从上而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文化除了风格之外什么都不是。

　　从近年出现的文艺青年形象，他们有着大体上类似的风格。台湾人气时装评论人陈祺勋(2011)所写的《个人意见之品味教学》亦特意用一章来分析与点评文青的形象及态度。当中，陈祺勋从衣着入手，写出文青不可或缺的配件—─“眼镜、T恤和一些必备小品等”，更对文青一词作出较为深层的分析：

　　“要装扮文青look的外表非常简单，首先不可或缺的是眼镜，胶框尤佳，如果是金属框不免看起来像奸商或政客，而颜色的挑选上，我建议你坚守黑棕二色，如果戴大红的会像会计小姐，白色的则像讨人厌装时尚的会计小姐，不可不慎，便宜的固然好，有一段故事装在小木盒里的手工框更棒，因为那眼镜的高价代表你不是学生，而是平面设计师或甚至广告人之类文青梦想的工作”──《个人意见之品味教学》

　　就陈祺勋所分析，文艺青年与胶框眼镜是分不开的，这亦与香港所流传的文艺青年形象大同小异。

　　基本上，近来有关文艺青年的论述或多或少都与消费有关，反而文艺的部分往往被隐没。对于文艺青年来说，他们的文化资本再不纯粹是由文化素养来建立，而是唾手可得的消费品来建立。他们靠着黑框眼镜、布鞋、布袋来展现自己的文艺特质。他们不再被社会忽略，反而，整个社会都乐意把文艺风挂在口边。文艺再不如当初有着反抗的力量，文艺是创意产业的一部分，亦是消费主义的一部分。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这个社会充斥着唯美主义，这难道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先前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确，它透过交易，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昨日遭到谩骂的事物，今日成为文化消费品，因此，消费吞噬了原本要赋予意义和指引方向的事物。(列斐伏尔，1971)

　　由此可见，把文化商品化包括把文艺活动、形式转成可卖的可供应市场、可赚取利润的商品，如服装、空间等。而这样的商品化令文艺变得唾手可得，亦同是失去了它们的个性和独特性(Lily Kong，2014)。

原标题：不敢承认自己是文青，是因为现在的"文青"太像商品

（责任编辑：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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