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在以黎智为书记的中共天津工委的领导下，天津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关于配合解放军攻城，迎接天津解放的指示精神，结合天津的具体实际，制定正确的行动计划和策略，动员和组织进步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积极进行军事情报和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开展护厂护校反南迁斗争，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天津战役，为天津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天津虽然历经战火洗劫，却能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一、成立中共天津地下工委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陷入崩溃状态。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在进行淮海战役的同时，在华北发起平津战役。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将平津两地各自独立开展工作的“南系”（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平津地下组织）和“北系”（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平津地下组织）合并，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夺取北平和天津。
 

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通知“南系”平津学委书记黎智，立即从天津赶往河北泊镇华北局城工部。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学运归华北局领导给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向黎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平津的方针，宣布了华北局的决定，即对“南系”、“北系”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分别成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北平工作委员会以“北系”为主，“南系”的王汉斌参加；天津工作委员会以“南系”为主，由黎智任书记，委员有李之楠、王文化、魏克、沈尔琳。为了适应动员群众的需要，天津工委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北平、天津的两个委员会由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天津的各项工作。刘仁强调说：天津是我们即将要占领的城市，一定要保护好，要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耐心细致地做好统战工作，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了便于联系，并及时把地下党掌握的敌情传递出来，刘仁还要求黎智尽快建立一个电台，并抽调正在泊镇学习的北大西语系毕业的周青（原名李秀菁，1948年5月由黎智、李之楠介绍入党）为黎智的译电员。临行时，刘仁紧紧握住黎智的手说：“天津就交给你了。交批人，交个任务，交个电台，你们自己去搞。一个原则，你们要把天津保护好，不要让敌人破坏了。”
 

11月26日，黎智肩负着迎接天津解放的重任顺利返回津门，立刻召集“南系”的李之楠、魏克、刘焱、李定、杨邦祺等同志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精神，要求尚未撤退出城的党团员和进步群众一律不再撤退，留在城内坚持斗争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即将成立的天津工作委员会，将统一领导“南系”、“北系”党的地下组织。随后，黎智约见了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天津职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传达了刘仁部长的指示，具体研究了“南系”、“北系”的合并及工作安排。11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在泰安道开滦大楼旁的泰安大厦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工委下设学校、企业、市政银行三个党委，领导着全市230多名党员和近4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盟员。学校党委由魏克兼书记，廉仲、沙小泉、方蔚为委员，廉仲负责中学和联系“地方系”学委（书记左建）；企业党委，王文化兼书记，徐才、蒋振宝为委员；市政银行，李之楠兼书记，李定、张克诚为委员。这是解放前夕由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的最后一届中共天津地下工委。黎智在成立会上要求各委员和3个党委的负责同志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领导市内进步力量和广大民众，形成强有力的第二条战线，直接配合解放军攻城，接管城市。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天津地下党发出指示：“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用各种方法去动摇敌人，瓦解其作战部署，或逼使敌人投降，并组织纠察队，或护厂、护校委员会，保护各重要机关、工厂、学校、仓库，禁止破坏，对战犯、匪特及反革命分子严密监视等。”在华北局的领导下，一场迎接解放的战斗在天津城全面展开了。
 

二、搜集、提供军事情报
 

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交汇处的天津，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攻华东、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军事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一道峰腰形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在城西和西北构筑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群，到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围困天津时，陈长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向城防线前沿埋设数万枚地雷，构成环城长达42公里、宽达几十米的地雷区。陈长捷还下大气力环绕天津挖了一道宽10米、深5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河水，在河的内侧又筑一道土墙，装上电网，每隔三四十米修筑一座碉堡；护城河外侧有地堡群、铁丝网、电网、鹿砦。陈长捷企图凭借着13万国民党守军和自诩“给天津穿上盔甲”、“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挣扎。因此，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的攻坚战。
 

要减少损失，顺利攻城，必须弄到敌军的城防工事图，摸清敌军的兵力部署。战役爆发前，天津地下党通过派人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内部等方式，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天津城防图。1947年国民党天津当局修筑城防工事时，地下党员、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工程员麦璇琨，趁机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经过技术处理，裱在一张老人相片后，由地下党组织派人送到解放区。1948年9月，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黎智和工委委员王文化，把了解城防工事的任务交给了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诚。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将图纸手工复制。这张临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这张城防工事布置总图经黎智派人送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地下党员曾常宁在父亲曾延毅的帮助下，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地下党员张治以卖油炸鱼虾小贩的身份，到国民党军的驻地侦察，绘制出天津市内外围地区包括从北站到宜兴埠、民权门、赤土直到东局子飞机场一带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备等情况的详图。冀东天津工委绘制了《塘大地区守军碉堡、布雷方位图》、《天津市区形势图》、《塘沽北部地带图》，图中注明了重要的工厂、仓库、学校、医院、电厂的位置，对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的位置作了特殊标记，对北站、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建筑、防御工事作了详细的说明。工委书记于文亲手将图纸交给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天津守备及动力配备情况、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名单。这些资料全部送到前线指挥部，对攻城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初，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扫除了天津外围敌军据点。为了对付解放军的攻势，陈长捷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刘仁急电黎智，要求尽快弄清此次守军兵力换防的详情。黎智与王文化商量，决定由《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来完成这一任务。李光诒有个亲戚李贻亮，是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支部的少校秘书，经过做思想工作，李贻亮接受了任务。当时正值元旦期间，陈长捷为了笼络军心，后勤兵站正在配发军饷及生活物资。李贻亮利用负责发军饷的有利条件，弄到了有部队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这些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正在前线指挥部的刘仁在回电中充分肯定了地下党的军事情报工作，并代表前线指挥部对地下党的工作表示感谢。地下党还对掌握的情报进行分析，判断敌军主力在北边，这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侦察的情报是一致的。刘亚楼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作出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策略，保证了天津战役的顺利进行。
 

攻城战役即将发动之前，刘仁又发来电报，要求黎智尽快将市内4条主要河流的基本情况及数据（包括河宽、水深、结冰期、风向等）报给他们，黎智通过海河工程局地下工作人员左东启、冯国棣，很快获得大量的翔实数据，及时报给了刘仁。
 

天津工委提供的军事情报，除上述列举的事例外，还提供了依据当年天津社会上公开使用的电话簿所标明的天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医院、邮电、车站、码头、仓库的名称、地点；国民党守军驻津机关、交通枢纽、重要企业、重要人士的住宅标明的图表；天津各大工厂负责人姓名、住址、电话；天津铁路局机务处的平面图，其中标有机车库、车库、叉车场、道口等位置，还有铁路沿线附近的城防碉堡位置、类型、距离、高度、厚度及射击孔的数目、尺寸、孔型；国民党军队设在各院校的碉堡、炮兵阵地等。由于天津工委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军的攻击炮火准确无误。天津解放后，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天津的碉堡阵地，经长年累月经营，尤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密。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
 

天津地下党还成功地破坏了敌人的地雷生产。陈长捷为了加固城防，在城墙周围四五十米处布设雷区，并请来军工专家研制杀伤力极强的地雷，取名“风雨雷”，试制成功后，命令天津机器厂大量生产。该厂党支部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团结工人群众，采取怠工、拖延的“蘑菇战术”，要求厂方补发工资，把拖延地雷生产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后来，国民党加紧对工人的监视，每天派人死盯工人干活，并侦探地下党组织。党支部负责人郑国栋召开会议，决定在生产技术上做文章。他们把“风雨雷”的图纸弄来分析，发现只要把图纸某个地方的尺寸稍作改动，地雷就作废。于是，地下党在制造工序和环节上做手脚，或者将卡子下偏，或者降低铁水温度，或者趁热把卡子醮点水。工人们用这些方法，使生产出来的雷壳个个表面上光滑，看上去合格，实际上是废品，“风雨雷”变成了哑吧雷。陈长捷后来感叹说：“布了许多地雷，也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为配合解放军攻城和巷战，天津工委还通知各院校党组织，从护校纠察队中遴选出一批身体素质好、熟悉市内交通道路的同学，穿上白球鞋，左臂扎上红色布带作为标志，在市内巷战中为解放军带路，协助攻克敌人的军事目标。正是有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帮助，在天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穿插街巷，占领了一个个重要的目标，减少了伤亡，缩短了时间。特别是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带领战士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内地下室，活捉了陈长捷，陈被迫下达了“立即全部投降”的命令。这个胜利消息迅速瓦解了敌军军心，敌军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大批大批地被俘虏。人民解放军仅用29小时，就结束了天津战役，全歼13万守敌，解放了天津。
 

三、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
 

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黎智和天津工委认识到必须争取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逐渐放弃中间道路，对于天津的解放和接管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黎智指示地下党员李定、胡邦定、段镇坤等利用《大公报》记者身份，了解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1948年9月，国民党天津当局发行金圆券，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天津市长杜建时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会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兼永利碱厂总经理李烛尘在会上的发言十分激烈，抨击发行金圆券实际上就是掠夺财富。丹华火柴厂的襄理发言指出，发行金圆券，物价飞涨，工厂职员和工人连玉米面都买不到。经过地下党的细致工作，天津民族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当时，国民党社会部禁止成立地区性的自发的组织，按照这个规定，抗战胜利后李烛尘等人成立的“工业协会”就要取消，而这个协会实际上是与国民党对抗的，地下党希望通过它来同国民党作斗争。地下党向李烛尘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于是，李烛尘召开工商界会议，公开抵制国民党的禁令，要求保持工业协会。地下党通过《大公报》等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议情况，实际上是对天津工商界的支持。
 

黎智和天津工委坚持党的统战工作的原则，注意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错误的言行也进行了批评，以达到团结与合作的目的。1948年夏秋之间，李烛尘提出久大、永立的工人有股份，所以工人和资本家不分了，又说将来国共两党要打仗，就离开城市去打，并撰文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黎智、李之楠认为，这些观点只有利于国民党，不利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这篇文章不能发表，决定派李定到《大公报》报社做总编辑张琴南的工作。张琴南很有政治经验，与地下党的关系比较好，同意李定的意见，并打电话告知李烛尘，说如果发表这篇文章，将来不好见老朋友（指董必武）。李烛尘也同意不发表了。国民党天津当局利用民族资本家害怕打仗、怕企业遭到破坏的心理，欺骗资方上层人物提出要和平谈判。李烛尘、杨亦周（时任天津市参议会会长）等天津民族资本家的头面人物便手持白旗，到城外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要求谈判。指挥部的负责同志明确表明党的政策，要求李、杨回城劝说陈长捷放下武器无条件地投降。陈长捷拒不接受。中共中央华北局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决定将做李烛尘、杨亦周等人的工作交与黎智进行。
 

为争取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根据刘仁的指示，黎智在地下党员刘绛雯（天津市社会局长胡梦华的秘书）的陪同下，找到回到城内的李烛尘、杨亦周等人。李、杨为黎智设宴，提出不要用武力攻打天津。席间，黎智向李烛尘、杨亦周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当李、杨等人再次提出不要用武力攻打天津时，黎智明确回答，武力解决天津问题是中共中央既定方针，除非陈长捷放下武器投降才可能改变这个方针。李、杨等人接着又提出，在非打不可的情况下，解放军的炮火可否不打毁他们的工厂？黎智笑而答道，这是可以的。你们要保全工厂，我们也要保护工厂，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利益是相同的，你们也要把工厂保护好。黎智的谈话使李、杨等打消了顾虑。
 

天津工委还动员组织“新建联”的盟员通过寄信、谈话等方式，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金融政策和城市政策，开展对金融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天津交通银行襄理周承舟等人把银行整个库存、收放情况、人员情况等搞得清清楚楚，并且造册，为解放后接管提供了方便。总经理李钟楚对党的政策有一定的认识，直接间接地为地下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天津工委还派出党员在工业、交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展统战工作，进行社会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文化情报和资料，为以后的接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天津工委还积极进行对国民党党政军上层的策反工作。争取平、津和平解放，首先必须做好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黎智与王汉斌商量后，决定派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傅作义之女、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傅作义身边，掌握情况，及时向党组织和中央报告。并与李之楠一起拜访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请刘亲到北平说服傅作义。刘厚同分析形势，陈述利害，要傅顺应历史潮流，投向人民，不要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殉葬，而要做保护历史文化古城的功臣。这些精辟的分析深深打动了傅作义。黎智还派地下党员李炳泉做其堂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的工作，要李腾九策动傅作义走和平之路。这一系列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于傅作义最终投向人民，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使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起到了重要作用。
 

天津被围后，海陆空交通全部断绝，国民党当权者和党政人员突围无望，惊慌失措。天津地下党印刷了大批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入城约法八章》、《告国民党官兵书》等文件和宣传材料，秘密散发到天津国民党党军政机关，包括天津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各军、师、团、营直至敌军的阵地，政府各部门，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敌人的斗志，配合解放军的攻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天津守敌十分恐慌，不少中下层官兵厌战，不愿再为蒋家王朝卖命。
 

天津工委抓住时机，对国民党天津党政军上层开展分化瓦解和劝降工作，展开政策攻势。为完整接管天津社会局的档案，争取社会局局长胡梦华，黎智将胡梦华的女儿胡匡敏（上海交大学生、地下党员）调到他身边，协助胡的秘书、地下党员刘绛雯做工作。黎智以天津共产党天津负责人的身份会见了胡梦华，郑重地宣讲了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和党的有关政策，要求胡把天津社会局的档案完好无损地保存好。胡表示一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将功赎罪，随后下令砌了一道夹墙把档案室的门窗封死，还派亲信看管。为表示诚意，胡梦华还主动提供了天津工厂分布示意图、天津富户名册以及有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数个特别通行臂章，可在紧急戒严时自由出入，包括天津警备司令部。
 

1948年12月下旬，天津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社会上纷纷传言天津的青红帮和地痞流氓要趁天津解放之时大捞一把。为了汲取开封解放时遭到哄抢的教训，使在天津解放的真空时期地下党能迅速控制局面，黎智等人以人民解放军代表的身份，亲自到掌握这批流氓地痞的某局长家里，责令他严加防范，禁止他手下的人胡作非为，否则后果自负。黎智指示地下党员曾常宁做其父曾延毅的工作。曾延毅，20世纪30年代曾任天津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在天津有一定的影响。黎智很快与曾延毅取得了联系，多次会谈，要求他深明大义，順应历史潮流，利用其社会影响和各种关系，参加维护社会治安、迎接天津解放的工作，曾延毅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天津工委还动员工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开展策反劝降工作。地下党通过李烛尘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要求他负责天津治安，防止发生抢劫。曾延毅曾是李汉元的上司，他向李转达了共产党要其放下武器的指令，并给李汉元看《人民解放军宣言》、《告国民党官兵书》、《入城约法八章》等文件。经曾延毅、李烛尘等人的工作，李汉元同意放下武器，配合地下党做迎接天津解放的工作。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时，李汉元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调动已解除武装的警察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维持治安，防止破坏和抢劫。
 

中共天津地下党还争取了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天津支部少将支部长。这个支部下面有几个兵站，存放着大批军用物资。天津解放前夕，陈长捷下令炸毁兵站，这个少将支部长采取拖延政策，告诉李贻亮看着办，就是可以把命令压起来不执行。解放后，这几个兵站被完整地接收下来。
 

天津工委不断加强对国民党天津市党政军头面人物的劝降和策反工作。曾延毅早年与陈长捷是结义兄弟，通过这个关系，黎智与陈长捷谈了几次，要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但陈长捷很顽固，只听傅作义的，企图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最后兵败被俘。
 

策反陈长捷虽未能成功，但劝降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却取得突破。按照天津工委的指示，李烛尘、杨亦周多次面见杜建时，和他谈时局、谈大势，转达中共和平解放天津的意图。杜表示对陈长捷他没有办法，但他本人接受和平解放。在天津解放的关键时刻，杜建时拒绝了蒋介石迁厂、毁厂的密令，并做了向解放军移交政权的部署。解放军攻城激战的1月14日晚8时，天津广播电台广播了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15日，天津战役结束后，杜建时在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的劝说下，到市军管会自首。1955年4月，杜建时被确定为地方战犯，1957年被押往北京战犯管理所，1961年12月特赦。“文化大革命”后期，杜建时提出申诉，请求将他的地方战犯身份改为投诚人员。黎智以武汉市委领导人身份接待了专程来武汉的天津市公安局杜案调查人员，为杜建时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杜为天津解放和天津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8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杜建时不应以战犯对待”，撤销了1961年特赦通知的裁定。此外，黎智还应天津市公安局调查人员的要求，写了关于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的同类证明。这两份证明对杜建时、胡梦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护厂护校迎解放
 

1948年1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密令天津当局，把重要工厂、学校的设备，以及高级技术人员、教师南迁。以黎智为首的天津工委与其针锋相对，领导地下党组织和“民青”、“民联”盟员以及进步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南迁、护厂校的斗争。
 

面对天津当局咄咄逼人的武力胁迫，天津永利碱厂、久大盐业、启新洋灰、仁立毛呢等企业的民族资本家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若从命南迁，企业会伤筋动骨，前途未卜；另一方面，若抗命不迁，又恐解放后共产党会没收企业，鸡飞蛋打。正当他们无法决断之际，黎智和天津工委的其他同志分别与他们进行接触，宣讲党的城市政策以及工商业政策，动员他们稳定下来，设法保护好工厂，并诚恳地告诫他们：作为华北工业重镇，解放后的天津民族工商业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之后，中共天津工委同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下的工、学、民、统4个系统及其他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共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英勇果敢、气势恢弘的反南迁、护厂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共天津工委在黎智的领导下，利用原南、北系地下党所形成的工作渠道，将统战工作的触角深入到工商界、文教界和军政界的上层。在工商界，有华北地区民族工业代表人物李烛尘、周叔驶等人组成的“三五俱乐部”（以周三、周五定期聚餐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其成员在天津解放后大都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有影响力的会员）；在社会上，有各界名流组织的“职青社”、“扶轮社”等，用座谈演讲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王光英也是其中的成员；此外还在金融、文化、教育、新闻、医药界等行业团体，开展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
 

12月初，国民党天津当局命令把中纺公司天津分公司所属纱厂的部分设备强行运到长江以南，黎智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找到天津市参议会议长、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杨亦周，向他讲明形势，揭露蒋介石南迁的阴谋，要求他带头抵制。作为著名爱国实业家的杨亦周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任务，对国民党政府命令该公司“尽快将库存80万匹纱布运往上海”的电令，以“正在觅船装运”或“正在接洽飞机抢运”等搪塞之词巧妙地一拖再拖，保护了中纺仓库的物资；对上海总公司密电将东塘庄四厂和郑庄子五厂的设备拆运广州一事，亦一直拖延不办，致使国民党的计划落空。天津工委企业党委还和30多个工厂企业达成不南迁的默契，工商界上层人士和企业家纷纷表示决不南迁，保护好工厂。
 

国民党教育部也密电北洋大学南迁福建厦门（或江西萍乡），并拨来巨额经费敦促尽快行动，北洋大学中反动社团和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利用该校南方学生多的特点，制造南迁舆论，发动签名活动，致使在1948年11月15日的学生大会上，南迁主张竞占了上风。中共天津工委成立后，黎智指示学委负责同志立即与该校内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及进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特别是以东北学生入关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受尽流亡之苦为例，说明绝不能南迁的理由。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在12月5日的全校师生会议上通过了不南迁的决议。
 

在下令北洋大学南迁的同时，教育部还电令南开大学部分教授“离津南飞”，并送来免费飞机票。黎智亲自以天津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南开大学分别向肖采瑜（校教授会主席）、吴大任（校教务长）、黄子坚（校秘书长）等做工作，并和著名教授綦秀惠、滕维藻、辛毓庄等分别谈话，希望他们帮助党做工作。肖采瑜明确表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学委其他同志也通过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取得了成效。12月15日，天津各大学学生和教授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南迁命令，随后，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以及私立津沽大学等大学相继作出不南迁的决议。
 

反南迁斗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更为险恶的变南迁为就地破坏的策略。按照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中共天津工委一面巩固反南迁的成果，一面组织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设法保护工厂、学校、单位和所有人员的安全。1949年1月3日，天津工委向地下党员部署工作，一是组织群众护厂、护校、护店，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二是掌握敌人的碉堡和军事目标，进攻时给解放军当向导；三是随时注意敌军、警察、宪兵和散兵游勇，防范其破坏。在中共天津工委的领导下，中纺二厂党组织率先喊出“工人的饭碗就是工厂的机器，谁来破坏谁就是砸我们饭碗的人”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为广大工人和群众所接受，并变成实际行动。工人们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军在该厂建立炮兵阵地的企图，完整地保护了全厂的机器设备。天津造纸厂被解放军占领后，陈长捷命令炮轰，该厂遭到近千发炮弹的轰击，并引发5次大火，均被护厂队迅速扑灭。为了保护机器设备，每天都有工人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爬上3层楼高的蒸煮锅，把火炭从30吨容量的锅口送到15米深的锅底上，以保证锅内耐酸砖不被冻裂。
 

当年地下党的斗争往往有些戏剧性情节。天津国民党当局为了对付共产党，搞全民除“奸”，工委委员李之楠所在的银行公推他为除“奸”组长。李之楠立即向工委请示，黎智明确指示：“应该利用这个公开身份进行护厂护校工作，这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中纺二厂原来有个“护厂队”，是由反动党团分子和工头打手所把持。厂党支部先派出10名工人积极分子打进去进行改造，然后揭露“护厂队”镇压工人的实质，最后重新组建党支部领导的工人护厂纠察队。
 

12月下旬，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以北洋、南开大学地处市区边缘被列入城防据点为由，勒令两校师生限期全部迁出。根据黎智的指示，天津工委学委决定，以北洋大学党员和“民青“盟员为骨干组建“应变委员会”和护校纠察队，将师生员工集中到位于天纬路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内，把教学仪器、图书、工厂设备等搬到学校的南大楼地下室封存。南开大学将靠近城防边沿的八里台南院、六里台北院的师生员工以及大批图书、教学仪器、工厂设备向迪化道东院（今甘肃路市教师进修学院）集中。河北女师学院党组织，通过工作让校方腾出校舍，提供给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法商学院、水产专科学校和国立体专等5所学校师生居住。与此同时，天津工委学委指示，组成6校统一的“应变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
 

12月下旬，天津国民党守军突派一连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进驻南开大学东院，以此作为兵营，修筑工事，以控制制高点。数百名手持棍棒的护校队员堵在大门口进行抵抗，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南开大学44位教授联合发出电文，反对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天津工委立即派学委书记魏克赶到现场。魏克把党总支书记刘焱拉到一边，传达黎智的意见，改变斗争策略，停止过激行动，不给敌人镇压学生以任何口实。魏克、刘焱等随即进行谋划，护校队员很快让出大门，并派进步女青年给国民党士兵端茶送水，主动对士兵进行慰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三五成群的围住士兵问长问短，士兵们很受感动，表示出对学生们的同情，现场气氛顿时改变。国民党军官担心士兵被学生“赤化”乱了阵脚，不得不撤出队伍。一次流血事件得以避免，学校得以保护。
 

中纺公司天津总仓库是天津物资仓库中规模很大的一座，既是天津分公司原料、成品的集散中心，也是储存易燃物品的重地，库区内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被服库和粮秣库，保护好仓库，对于天津解放后恢复发展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地下党员刘树森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当上了仓库护厂队的队长，并争取分公司总经理杨亦周的支持，掌握了几十条枪，建立了一支党领导的护厂队，在群众的支持下，这个重要的仓库被完整地保护下来。
 

国民党卫生总署在天津的中央医院（今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设备先进，内有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各3人，由黎智直接领导。地下党在护院斗争中提出“救死扶伤”的口号，全体医护人员设急救室为抢救解放军伤病员作好准备。
 

保护好市内有关国计民生的电力、电讯、自来水设施是天津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工委委员、企业工委书记王文化通过内部关系，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同天津电力局局长顾敬曾、副局长郑世夔、工程师余光稷，电信局局长黄如祖，以及自来水部门的负责人进行接触，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确保电力、电话、电讯和自来水的供应和畅通。第一发电厂的地下党员给厂长写信，要求他负责保卫工厂安全。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敌特的破坏和捣乱，华北局城工部和天津工委在全市按行业组成4个大队、17个中队、700余人的行业纠察队，在解放军和接管人员进城前，占领并看管好警察局、市政府、法院、铁路、车站、工厂、学校和仓库，制止国民党残军的破坏和暴徒的抢劫。
 

护厂护校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1949年1月15日下午，攻克天津的战斗刚刚结束，发电厂就开始供电，为保证全市解放后供水、恢复通讯、恢复工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天津新华广播电台也开始在全市播音；17日，《天津日报》与天津人民见面；18日，医院门诊恢复门诊；22日，市内交通恢复；仅仅一个月，修复了全部送电线路；2月初，公立私立大中小学有350所复课；到3月初，电报、长途电话全部开通，公营企业和永利、久大、华新等私营企业也迅速恢复了生产，为天津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天津地下党在天津解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党和人民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曾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道：“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大的”。后来，刘亚楼又回忆道：“华北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待。这就使我军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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