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平台一说：红歌会网刊登了篇 2024-05-06 来源学习时报的《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拥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一文。此文下网民留言（全摘）：文章确实是大话，空话太多，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只不过后来那帮所谓的“老革命”为了私欲又重新跳进了历史周期率，现在你想跳出历史周期率，很简单啊，只要回归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则只有在历史周期率中转圈转到灭亡为止。 /从严治党，强力反腐，人民至上等都是好政策，但纵观历史，靠这些是跳不出周期律的。1945年，毛主席和黄炎培窑洞对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管理国家离不开精英，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没有人民的监督，变质是迟早的。周期律是社会发展规律，但何尝不是人性的发展规律？ /不联系实际的口号，如同虚假广告。 /国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剥削、压迫，才能跳出周期率，长治久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摘之感想：省委书记，中国有几个省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某种意义上讲那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可一篇文章，网民有如此留言和质问，只能说明二点：一是，列宁说，“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看问题。”喔，忘了，现中国这一级以上领导人已丢弃列宁这把刀，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那就听听马克思怎么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起码说明王拥军书记的这篇文章理论不够彻底，不能说服人吧！高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生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植根于人民、来自实践的科学理论，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已掌握了这一武器，不要把群众当阿斗了。 二是，说明王拥军这样一级省委书记，地位很高，但若不掌握能说服人的理论，上云下搬，脱离实际，全文满嘴大话、空话，不敢针对危害“跳出周期率”的时弊作出群众信得过的、“男儿”的“血性”措施和主张，想建立威信、权威、威望和影响力，也只能随同“大话、空话”随风飘去了！！

更正：下面（16:28:17）留言第二行中后“再紧哏”应是“再紧跟”；最后第三行前面“接受监。”应是“接受监督。”致歉！

把握大势，认清时代潮流。做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非易事。逄先知先生常跛脚，未象蜜蜂择花成蜜，反效蚯蚓嘬泥拉泥，紧跟→否定→悟过→检讨→再紧哏→……没想到受红网敬重的张全景先生生前也犯过糊涂。可见目光敏锐、政治坚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确是难事。央广网2018-03-19【十九大•理论新视野】登了篇张国祚《“三位一体”领导体制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一大优势》文章，早想谈点看法，拖今借平台一说 ：（一）现在，国内不少人（当然也包括普通老百姓）、也有国外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席，等同于美国、法国、俄罗斯、非洲、中亚等国的总统即元首。实误识了，有必要说下我国现《宪法》所设国家主席的性质、地位、职权（或说职责）：1、根据现《宪法》国家机构（中央）包括：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最高国家行政机关）；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监察机关）；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审判机关）；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察机关），即七大国家最高机构。2、请注意下括号内法律注释：a.七大机构除“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二机构没有“（最高……）”，其余都注有“（最高……）”；b.“国家主席”虽是最高机构，那后面为什么不注“（最高……）”，这是因为现行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内简称国家主席）不是一职位，是国家机构之一，对此有人释“独立机构”，确切的说应是一“单立机构”（只不过要由具体的人来履执行吧了），处于最高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从属地位，形式上是国家的最高代表，但实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执行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所赋予、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二项法律权力外，除此无其它单独、独立职权，不需对全国人大负行政责任、不存在首长负责制，它是一“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虚位元首。3、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54年，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的国家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秘书长56人组成。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不是国家元首，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只是据当时实际情况，行使了一部分按国际惯例属于国家元首的职权，所以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相当于国家主席。4、1982年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及此前一度设置的国家主席，和1954年宪法比较，此时的国家主席不再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不再具有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职权，国家主席的职权只是履行特定的法律手续。国家主席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对全国人大负行政责任（因本身就是以国家名义代表全国人大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5、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行使宪法规定的两项职权：①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②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除此之外无法律否决权、无行政工作参与权、无召开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会议权。这与国外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元首不一样，所以也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不是一职务，是对内对外代表或说象征国家的国家机构，是一虚位元首。当然，国家主席若兼职国家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实行主席负责制、按宪法规定行使职权和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但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权力在人大，不在军委主席）、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负责、接受监。6、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责任制原则，精简、效率、服务、廉洁，联系群众原则，为人民服务原则，党的领导原则，共七项原则。就组织原则主要是党的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责任制原则。[待续]

[待续1]（二）2018-03-19【十九大•理论新视野】发表了篇张国祚 “‘三位一体’领导体制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一大优势”文章。类似文章在这一时间还有胡锡进文章。文章说：“‘三位一体’是指党的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坚持党领导一切。由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政军民学”和“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有利于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张发表此文章是配合同年2月26日新华社公布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由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注：从修宪时间看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经讨论，不过在“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的“顶层设计”年代，已不必多次一举了），其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删除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之文字。但使人感不解的是，此修改与“三位一体”有何相干？没修改前自江泽民始总书记不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吗？删除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就成“有利于坚持党领导一切”，“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政军民学’和‘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那不就是说之前、特别是邓小平既不是总书记、又不是国家主席，更不是政治局常委，仅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任军委主席就没“坚持党领导一切”，没“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政军民学’和‘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了，那党章、宪法又为何写上“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建设思想指导呢？再往前说，毛时代，主席没担任国家主席就没有“坚持党领导一切”（不过那时叫“工人阶级——通过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一切”），就缺乏党中央权威,就没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了？！张不是在胡诌吗？是否在羞羞答答，不敢明说自己名字的含义，以“三位一体”来遮掩吧！[待续]

[续2]张国祚上段言论偷换篡改了两个概念：一是上面说了，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概念，不等同于美国、法国、俄罗斯、非洲、中亚等国的所设的有实权的元首总统，只是一“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虚位元首，是国家机构之一，只是一个职位，不是职务，更确切的说应是一“单立机构”（只不过要由具体的人来履执行吧了）；其职权实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设机构全国人大，除行使法律规定的由人大赋予的二项职权之外，无法律否决权、无行政工作参与权、无召集宪法规定设置的国家机构会议权（除兼职军委主席有权召集军委会议外，但也置于全国人大和常设机构监督之下）。张国祚真把现“国家主席”当帝祚了。二是党章规定的“总书记”概念。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顺注“个人分工负责”也称“首长负责”,仍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一种运用方式），以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规定，总书记就是一班长，政治局几十人、常委五至七或九人，象军队一个班，充当会议召集、主持人角色，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一切决议、决定由集体讨论表决通过，书记只是行使个人一票，不存在委员必须服从书记的关系（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又有不一样，战士必须服从班长——除投敌叛变外。这里是打一个比方）。所以，党的领导，不是总书记个人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是通过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是经集体讨论研究作出决定、决议来领导。张国祚劈开这一本质和内涵，胡诌“由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政军民学’和‘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 有利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有利于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这是在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力量和个人作用”对立起来，是把“维护党中央集体权威与维护个人权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突出个人领导”有意掺和混淆起来，试问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会作出的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产生的总书记就可、就能、就要领导整个党吗？！张国祚这是在有意误导和推行早已被马恩列斯毛（其中包括苏共早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思想）批臭抛弃的唯心主义个人权威、个人崇拜！[待续]

[续3]张国祚认为删去原宪法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对于完善中央“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确保党领导一切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三位一体’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最佳领导体制设计”；“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是完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最重要的思想保障”。张的这三个论证是否正确? 先说下“三位一体”是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最佳领导体制的设计？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把握大势、认清时代潮流上来认识。根据现代社会发展总潮流、现代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民主发展方向总趋势，呈现两个必然：一是王国体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共产主义社会；二是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资本主义体制国家或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共产主义社会。认清了现代社会发展总潮流，才能看清现代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民主发展总趋势、总方向，由封建独裁专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工农大众政治大民主→自觉服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共产主义个体或集体民主和自由。从上可看出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基本原则”是对封建独裁、独断专制的反动、发展和进步。当然由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在各国的具体实施形式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机构体制。例如：美国的三权在宪法上是平等的；英国是“混合权力体制”——议会权力最高；1985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用了“以行政权为重点的分权”。以此产生政体上也不一样，美国、俄罗斯为代表总统制，总统即元首握实权；英国、日本为代表“混合权力体制”，也称首相制，国王、天皇为元首，实权在首相；德国、印度为代表总理制，设有总统，拥有一定的象征性权力，但并没有实权，实际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理和议会手中，也可称“混合权力体制”，但与英国日本又有不同。政体是为国体服务的，上述这些国家国体代表的是皇族、资本家、贵族阶级利益，内部利益矛盾的冲突斗争产生政体国家机构“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巴黎公社”、“苏维埃政权”和二战后相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根据世界民主发展总潮流、总趋势，基本吸收采纳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分权制与制衡原则”，新中国第一部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在这点上是按此制定的。只是邓小平虽法国留过学，但在“帝祚”上仍俳回，又走上了“三位一体”路（附注：a邓仍保留“国家主席”为虚设元首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b我国五四、八二宪法制定的国家政体类同德国印度，只称乎不一；c就“竟选制”，印度的国家总理和议会成员、地方邦议会和政府，宪法规定必须从候选人中通过“普遍、平等、直接”竟选产生，实行全体成年公民都有权参与“一人一票”投票制，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完善和民主的制度；d印度的民主制度建立在1950年颁发的《宪法》基础上，其选举制也基于普选原则，但不同于我国实行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即由一级级推选代表进行举手或投票表决的普选制，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特显了其弊端，故毛主席生前鉴于苏联变修，在1967年1月上海革命造反派夺权成立“上海公社”时一番论述中就明确提出了质疑、指出了弊端，并阐述、提出了印度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值得参考和借鉴，暂定“上海公社”为“革命委员会”，对我国保证国体不变情况下，在新形势下对政体更好为国体服务开始了探索）。鉴上，张国祚所论“三位一体”是否是最佳领导体制的设计，是否跟上了时代民主发展的“分权制衡”趋势和潮流，是否想开历史倒车，只能由张去自圆其说了。[待续]

[续4]现代权力“分权制衡”机制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最早萌芽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奠定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基础，确立了分权制衡原则，并付绪实施，可以说现代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具有进步意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后，马恩列斯毛承继了古希腊、古罗马、资本主义的民主“分权制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探索，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分权、制衡、限权、监督”机制。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权制衡原则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当然，资产阶级分权制衡机制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角度提出来的，为后来资产阶级提供了一套治国理念，防止滥用权力，达到保证公民政治自由目的；马恩列斯毛的权力制衡理论是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出现权力日趋集中的倾向，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病和潜在的危机——即“权力腐蚀”而提出来的，并主张通过各种途径让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发挥人民民主权利来达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目的。张国祚先生们可能对马恩列斯毛的权力制衡理论不那么感兴趣（虽有时也根据需要仅搬马克思之说，但多是断章取义、或早期一些尚不成熟思想），那就听听美国开国之父们怎么说：乔治.华盛顿是美国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将军，他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立国家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权力华盛顿有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化。”这句名言反映了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和对权力腐蚀作用的警惕。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帮助实现公平正义；然而，当权力过于集中、过于久长，掌据权力的人或依附于这一权力的人就容易产生骄傲、贪婪和腐化。华盛顿深知这一点，因此强调权力的腐蚀作用。他认为，要想防止权力的腐化，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分权制衡和监督，并提出了“以恶制恶” ，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进行制衡。再看美利坚第三任总统、开国三杰之一、《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斐逊，他担心总统权力过大会危及三权制衡、担心总统连任会使民主共和制名存实亡，故明确提出“反对总统连任”。他认为：总统“一旦上了台，掌拥了联邦军权，没有议会的制约或制约不了，很难把他撵下台，哪怕你能说服人民不投他的票。我但愿总统四年任期满后永远无资格第二次连任。”因此，他几近极端狂热、不惜一切、不顾个人声望和利益，反对总统连任，却遇到强烈反对，后来做出让步，在立法中同意可连选连任，但只能连任一次。1808年他在自己连任总统两届后主动辞退，继华盛顿之后又一个任总统不超过两届的范例。此后一段时期杰斐逊主张红线不断被冲破，直至195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使杰斐逊的设想变成现实。综上，对权力进行“分权、制衡、限制、监督”，是时代的潮流、历史的趋势，这已为几百年来的人类政治实践所证明。[待续]

[续5]中国的一些所谓正统意识形态学者最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指责西方民主体制存在着种种局限（曾在本网站所刊杜建国一篇文章下有过留言评击），然后在此基础上，构想出自以为完美无缺的政体形式并付诸实践，其结果是会给民众带来无尽的灾难和厄运(袁世凯、张勋们就认“帝制”比“民主制”好，故称帝复辟倒退就是例)。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两点：一是，西方学者从未过高评估过自身的制度，他们只不过把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也作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已。在美国，其实很多时候，宪政原则都是高于民主原则的（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狭义的民主，狭义的民主仅指多数票决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举个实际例子来加以说明，在总统大选中，因选票统计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闹得不可开交，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美国式民主选举的笑话，可是，美国恰恰不是靠议会的民主，让民主党运用它在佛罗里达州选民和议会多数的优势，改变既定的选举规则，进行重选或重新点票，而是最后由联邦最高法院一槌定音，解决了危机。这是因为，在竞选过程中，不是取决于议会的民主多数决定一切的原则，以民主的权力擅自修改既定的游戏（选举）规则，而是取决于宪法、法律的规定和法院的最终裁决权，亦即取决于宪法的权威和法治，这也是美国司法至上原则的具体体现。华盛顿、杰斐逊、洛克（对权力主张实行监督与制衡，并认权力背叛人民时，革命是权利也是义务）、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汉密尔顿（也主张“三权分立”）等先圣们分权与制衡思想中的精髓与合理成分对我国建立政府权力的内部制约机制不无参考与借鉴意义。这种可资借鉴的精髓与合理成分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以人性恶推定为前提来认识和说明权力分立与制约的必要性。当然，不可否定的是，人性具有善恶两面性。但是，道德是对人性善的最高期盼，而法律则是对人性恶的最低防范。尽管人性善对法律和宪政制度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制定法律和设计权力控制机制的时候却不能考虑人性善因素。只有以人性可能跌至的最低点为依据选择控权机制，才能有的放矢，选择出最有效的控权机制。第二，选择的机制应该使人性恶成为权力互控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平利益的动力。这种机制也就是权力的部分分立和制衡，从而形成以野心来对抗野心的局面，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所形成的网状控权模式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平利益的目标（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五四《宪法》正是参考与借鉴了这点，并深究了这两个方面；现张国祚们对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认定是“‘三位一体’最佳领导体制的设计”论证，正是没有深究、或说不懂、或说忘记了这种可资借鉴的精髓与合理成分中这两个方面，仅定位在道德、人性高位和领导人个人“喜恶”“品位”来制定、来轻易“否定、修改、删除”，其后果是把《宪法》当儿戏、当木偶、当随意可打扮的少女，失去其严肃性权威性）。二是，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虽说是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党的领导地位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但我们也必须警惕权力腐蚀，防止权力滥用和演化成“绝对权力”（这不是虚张恫吓，邓小平自封“总设计师”提出“核心”论后，全国从省到县的党委书记甚至基层党支部书记也仿认，公开宣称是一方“核心”，谁不听或反对，就是“政治上不一致”、就是 “反党”、“反党委”、“反党支部”，马树山一案中县委书记李贵富正是权力腐蚀、权力任性、无制衡、滥施公权、持法压民、权大于法，视法律为儿戏所演化的例证，又非此一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即分权制衡及限制和监督体系，使权力不集中于国家机构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部分人，更不是个人长期独揽。同时也必须指出“不能用对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分权制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而不被滥用。由上可见，华盛顿关于权力的名言、杰斐逊狂热反对总统连任，同样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必须深刻认识到权力腐蚀的严重性。[待续]

[续6] 张国祚除篡改偷换“国家主席”“总书记”两个概念外，还篡改偷换了“党的领导”即党领导一切、及“核心意识”概念。首先，他在文章第二段第一论据上高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伟大、坚强、正确的政党来领导。符合这样条件的政党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带领中华民族远离亡国灭族的边缘……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生历史性变革……推进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似美妙动听，无好挑剔，确是党的“粉丝”。可张却避而不谈我们党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党内错误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成长起来；避而不谈我们党是依靠“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发动带领广大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教育、帮助、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各爱国民主党派，共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了胜利；又何不谈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还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不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还存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到底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又何只字不谈我们是在千疮百孔、三面临敌（美蒋印）、旧政权遗留一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连一克黄金都不给大陆留的背景下，经过艰难困苦才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乌龟王八”和“呆子”们却昧着良心却在否定！又何不谈现“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又变成了如何，企业是“全民”所有还是国家“财团”、国内外“资本集团”所有，工人、企业员工还是主人吗？所谓现代化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什么，是“消灭贫困”、“消灭贫富差别”、“消灭两极分化”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还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遮掩下，在满足“国内资本、国际资本市场竟争”需要，致最底层民众至今还是那么贫困？！离开这些本质和内涵，试问空谈、虚谈、美谈“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有意义吗？看了整段论证，似乎在歌颂、赞美、肯定中国共产党，实在为所说的“新修改的宪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的统一性,为坚持党领导一切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作舖底。说白了张这是在拿党的苦难历程，和千百万为之奋斗的革命先烈鲜血，演化成光环当作皇冠想做罗马教皇吧？！！[待续]

[续7]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机构机制建设中组织和活动“七项原则”之一，是否是“实现党对国家领导的最重要的途径”、“最本质的特征”，值得探讨，因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多党合作制”，是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最大区别，也是最本质特征；离开了“多党合作制” ，胡吹一党之功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走出灾难的深渊”，又肆意吹捧共产党“单挑独干”，这既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又怎能“实现党对国家全面领导”和完成“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离开“多党合作制”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重要的途径”不一定恰当，“最本质的特征”实是一伪说。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一切，坚持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并非上级对下级的行政领导，而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所谓政治领导亦即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所谓组织领导，是指党通过对中央及务级国家机关的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决议的贯彻实施；同时通过为国家机关培养、挑选、输送大量德才兼备的国家工作人员来保证党的领导。所谓思想领导，则指党通过对中央和各级国家机关进行普遍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阐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央和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赞成、接受并自觉贯彻党的主张，努力为人民服务。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之间关系是平等、兄弟关系，不是上下级、更不是“老子”和“儿子”关系。党在国家政权机构和各项事业中只是起一领导核心作用，即以党组织集体的力量、正确的路线、先进进步的思想、严密的纪律、模范的行动来影响带领团结周围的人共同奋斗。张国祚不讲“党的领导”及“党领导一切”的这一本质、内涵，仅从表面、形式上寻求“统一性”、大讲“法理依据”、胡诌“三位一体”才能增强党领导，实是要把“党的领导”改写成“个人领导”，把“党领导一切”想混淆成“总书记领导一切”，不仅有十足欺骗性，还有极大危害性，不能不予无情揭穿！[待续]

[续8]同时篡改了“核心”混淆“权威”“核心”意识。张在文章第四段第三论点长段论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是完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最重要的思想保障”，还引用说2016年1月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而说“四个意识中，关键是‘核心意识’。没有‘核心意识’,‘政治意识’就会缺乏统筹；没有‘核心意识’，‘大局意识’就不能聚焦；没有‘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会找不准方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条件、环境变化，“关键”应不会一成不变吧。习所讲“政治”应是思想、灵魂，张看为“统筹”方法、工具；“大局”既是对“中央与地方”而言，更是指高瞻、远瞩、深谋、睿智，属方法，张看成“聚焦”灵魂；“核心”不知习讲为何意，若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核心”，那指的是整个党即“集体力量”，并非“个人”或“某领导人”；“看齐”据当初习讲，政治局、常委成员要在反腐、廉政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全党要向“政治局、常委”们看齐。这没错啊，且这时看不看齐就成了关键问题，可这又何来“没有‘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会找不准方向”呢？张为论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就应该维护领袖的权威”，“因为领袖的权威是党中央权威的集中体现”，于是搬出列宁的话：“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里先问下张，毛主席是不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如果是，近几十年来反共、反毛、黑毛、诬毛、眨毛、淡毛，以及至今高层仍死抱着“两个决议”臭僵尸不放，这是在你所说增强“核心意识”吗？！你又为何对此反动、丑恶现象只字不批、不提，对毛不肯定、不歌颂、不继承、不倡导学习看齐？如果不是，那又何来“我们党历来重视核心意识、强调核心作用”之说呢？！看来在玩“两个标准”了。或许会说主席“晚期有错误”，那主席有错误，其他人包括现领导人就没有、不会有错误，唯他们是天才、是维护的权威吗？！事实上，张引用列宁的这句话，上世纪七十年代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就把它作为“天才论”、“权威”依据，竭力煽动、大肆鼓吹“设国家主席”，迷惑欺骗了不少人。毛主席当场给予批驳，并揭露陈及陈所鼓吹的一帮“天才”，从来没很好配合过，何来有“比较稳定的集团”呢？何况权威是在群众斗争中、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是建立在合理、公认、信任、得到人民认可基础上，并非人为树立、吹捧起来的。试问张，毛、周、朱的权威是人为树立、吹捧起来吗？历史上的“阿斗”被人为树、吹、捧起来了吗？！。显然，张是在这时，不认为“政治局、常委”是领导“核心”，只有“鹤立鸡群”的总书记才是“核心”，这不明目张胆违反《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一、力戒骄傲。……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南钢定，有意破坏、分化党的团结吗？！吹捧的人与其说是在为被吹捧者效力，不如说是在谋个人私利，过去陈伯达如此，当今有个最先最响搞“大吹特吹”的原火箭军司令周亚宁更是典型一例。所以说，张这是在借增强“核心意识”，推行“个人崇拜”，行“吮痈舐痔”之事。[待续]

[续9]张搬出的列宁这句话，出自《共产主义动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一节，是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自称“原则上的反对派”提出“是领袖的党还是群众的党？”、“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论述中一句话。原文：“谁都知道，群众是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那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求这一套胡说八道呢？”列宁接着分析了三个原因：一是“德国，也象在欧州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按期举行的代表大会按照正确手续来‘自由’地选举‘领袖’……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内战的扩大，不得不抛弃这种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式，二者结合使用，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组成或保留‘一批领袖’”。二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指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收揽分离，群众——出现市侩阶层；工人队伍——出现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领导“集团”——出现资本家豢养的“工人贵族领袖”和叛徒。对这些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指出：他们只顾资本家、工人贵族利益，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多数的劳动者、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丑恶嘴脸，并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坚决实行了这一政策”。三是“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的，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上可知，列宁的这句话只是一“简单明了”、“起码的常识”，随着形势、情况、环境、时间、条件娈化，一切“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都在发生变化，何来有“比较稳定”的、不是机会主义的、而是战斗的“集团”存在!！张“死盯着”列宁这句话，继续重复这一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无论中国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虽被镇压、否定了）和苏联解体，一切旧形式、旧思想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如同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这位可鄙可笑又自认“无可驳斥”的聪明张“帝祚”先生，还在固执地拿出“五十年前陈伯达衣钵” 中的手法向自己和别人大喊：“负三”大于“负二”。这既滑稽可笑，又是否想为党史上一些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和叛徒们反案？几点结论：A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国家机构民主制发展总趋势。B资本主义民主制是对封建专制的进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治史，就是一部权力约束和制衡史。C中国五四、七五《宪法》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民主制，必然连同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倒退到封建专制制。D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产生，显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弊端；但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弊端的批判、扬弃，必须持“祖龙魂死业犹在”（中央集权对分封制的进步）、“莫从子厚返文王”（倒退到分封制）的辩证唯物史观。E张所鼓吹的唯心主义的维护某领导人个人“权威”观、“核心意识”论，本质是贩卖反动的“英雄创造历史”观；批判这种史观并非是否定“核心”、否定“权威”，而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整个党的核心和权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