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为啥向往人民公社
老兵义雄 · 2021-08-02 · 来源：作者投稿
人民公社是消灭私有制的产物，代表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我们看到，从党的十六大召开到今天，要求重新恢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个行列里呼声最强的多为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他们不只是把呼声停留在口头，其中像南街村、塘约村他们已经将呼声付诸行动。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为啥那样向往人民公社?对这种现象，80后的许多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是不可思议，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愿。在这种呼声和行动的背后，反映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对集体经济的高度认可，反映了社会主义已经扎根民心，反映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谁也没法动摇的。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产生如此坚定的信念呢?
笔者通过考证认为主要有六大历史原因。
原因一，22年的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创造了农业第二个黄金时期，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人民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人民公社好。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是当年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其实大寨并不大，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当年总人口只有500多口。1953年大寨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成社的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用秸杆还田，增施农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亩产237斤，到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塌了113孔窑洞房屋77间，冲垮100条大石坝，180亩耕地颗粒无收。但大寨人在大灾面前不气馁，在陈永贵、郭凤莲等带头人的带领下，勇于战天斗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大寨彰显无遗。
大寨事迹报到国务院，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三次去大寨视察考察，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看到大寨的经验，与 1964年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毛泽东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号召力，随之在中国掀起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学大寨群众运动，继“大跃进”之后，继续开展了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改天换地的斗争。农业学大寨不是一时半会的口号，家喻户晓，人人参与，是人民公社撤销之前整个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旋律。据统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海内外约有1000万人来大寨参观学习，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使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老百姓欢欣鼓舞，高兴地唱起“公社是根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人民公社把社员从苦瓜变成甜瓜，他们凭什么要说人民公社不好呢!
原因二，1962年以后的人民公社消灭了初期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绝对平均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制(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分配方面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政策，这种管理体制的改进使农民获得极大的安全感，这是农民向往人民公社最根本原因。
1958年，初期人民公社化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犯了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曾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受到群众的反对;但经多次调整后，人民公社从1962年起，按《农村工作六十条》实行生产资料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还明确，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是人民公社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有关人民公社的重大事情,像生产计划、分配方案、财务预决算、基本建设等都由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在分配方面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些法规后来写入宪法，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主人公地位。人民公社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统共同酬的工分制，年终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进行年终决算。他们不需要再为个体经济中所遇到的困难风险而担忧发愁，再也不会受人剥削，不必担心上当受骗，政治上有尊严，经济收入有保障，勤恳的劳动者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总之，投入少收益大，又安全，农民为什么要反对呢?
原因三，人民公社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有意义的系统，使农民生活的有志趣有方向，这是靠勤劳致富的广大农民向往人民公社的重大原因。
这个观点是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提出的。我完全赞赏，特此引来作为自己的观点。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有三大功能，有意义系统是三大功能之一。所谓有意义系统，即人民公社由于实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农民深深懂得，他们所进行的劳动不单单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同时也是在为国家富强做贡献。因为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得有目标、有价值、有尊严、很体面;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关注的是个人货币收入，农民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此外，农民在人民公社内部还可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文娱活动，这种有意义的文娱活动使农民获得超越经济目标的政治收获。比如当时一张劳动奖状，奖一条毛巾，农民都有极大的光荣感和自豪感，评上五好社员那是莫大的光荣。
原因四，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全民学习毛著和学英模的时代，持续不断的学雷锋活动创造了中国高度文明的新时代，农民享受了人民公社时期的温馨与快乐。
从人民公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是影响几代人的事件。雷锋是一名普通战士，并非做过惊天动地大事的英雄，但雷锋却成了全中国人心目中的楷模，人人学雷锋，处处见雷锋。雷锋怎么有那么大的魅力?是因为雷锋精神充满了人民所追求所向往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雷锋向往共产主义事业，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出好成绩;他爱读书爱学习，发扬钉子精神，用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把为人民服务视为最大的乐趣;雷锋只活了22岁，但他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在持续不断的学雷锋 活动中涌现了说不尽的雷锋式的战士和受人民群众爱戴的英雄模范人物。如钢铁战士麦贤得，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不考大学下乡专心务农的董加耕，石油工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他们都成了人人传颂的风流人物。那个时代，由于这些风流人物的支撑和影响，创造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间祥和的新时代。从人民公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经济上虽不富裕，但那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温馨与快乐使他们从精神享受上得到满足，而且使他们永久怀念。
原因五，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了人民公社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只靠个人一家一户的力量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人心齐，泰山移，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人民公社可以集中力量把大事是毛泽东主席肯定的。人民公社从诞生到被撤销的25年间，它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党领导下，以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内容的改天地的斗争。据国家水利统计资料显示，仅人民公社的1958年和1959年就创造了前无古人的成就。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我国水利建设规模，都创造了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1959年全国共建成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31座，共可蓄水100多亿立方米，建成中型水库10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1200多座，扩大灌溉面积7000万亩，初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面积8万平方公里，初步治理洼涝面积6300万亩，是解放前几千年所累积完成的灌溉面积的2倍。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农田基本建设还治理了大量的沙碱土地，开垦了大量的农用土地，这些前无古人的成就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粮食创高产准备了条件。联系当今一家一户的经营农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农业大的问题只有集体化才能做到，靠一家一户什么也解决不了。农民从历史和现实比较中体会到，还是集体化比个体好。
第8章
谁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 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时间怎样认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原因是什么?谁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这是前后30年讨论中涉及的一个热点问题。前30年否定派的观点很明确，他们认为，中国的温饱问题是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几年后解决的，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原因是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因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持这一说法的以北大教授王曙光的评说最具代表性。王教授在《从凤阳小岗村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与局限》一文中这样写道：“从1979年到1985年，由于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由于缩小了农业经营单位，由于农民获得了空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收益权，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被空前释放，农业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增长，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高峰，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应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1949年以来第二个黄金时代。”
从这段评语可以这样的判断：他认定中国人解决温饱的时间是改革开放几年后的1985年(有说1987年))。解决温饱的原因是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释放。根据是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高峰，开启了中国1949年以来第二个黄金时代。王教授的评说几乎成了公知学者的共识，也为目前相当的国人所接受。可有多少人知道，这段评说严重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笔者通过考证得出的判断是：家庭联产责任制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在解决落后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上曾经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对整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并未产生正向的引领作用，即大包干的经营只解决了部分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到习近平领导的扶贫攻坚战的2020年才最后收官。改革开放以来，几届党的领导都为国人脱贫作出重大贡献，但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仍然当属开国领袖毛泽东，其次当属不忘初心的习近平。
凭什么说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是毛泽东?
第一个凭据，王教授认定的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最高水平的功劳记在谁的账上记的不对。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为40731万吨，人均粮食390.3公斤，这是三年困难过后粮食产量的重大突破，也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最高水平的帐怎么记?王教授的答案很明确，他认为这个成绩是推行联产责任制结出的硕果，因此，这个成绩应记在小平同志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功劳薄上。其实不然。因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是在1983年末定下的，在社改乡通知下达前直到1984年秋天，联产责任制只是在安徽和四川两省推行，全国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按人民公社的模式组织生产的。1984年粮食产量大增长主要取决三大基本条件：一是“大跃进”时期建立起来的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灌溉已不成问题;二是1965年后全国建成10余座年产30万吨的大氨厂和1000余座小氨厂，创造了增产的当家条件;三是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还有玉米等优良品种研究成功，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优良品种。这三大因素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从1962年以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而，这个历史最好水平的功劳理所当然应记在人民公社的账薄上，不能记在家庭联产责任制的账本上。如是这样，王教授 解决温饱问题的根据就被推翻了。
第二个凭据是，从《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下称《总览》)可见，从1985年—1989年，即在全国推行小岗经验后的前5年，中国农业粮食产量相对1984年不是逐年提高而是波动式下降的。1985年粮食产量是37911万吨，1986年是39151万吨，1987年是40473万吨，1988年是39404万吨，都低于 1984年，1989年40755万吨，赶上了1984年的水平。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数是，从1985年直到1996年这10年间，中国人均粮食除1989年超过1984年，其它的10年间都在354.9公斤至385,3公斤间波动，都低于1984年的390.3公斤。人均粮食是衡量温饱的核心标准，这一组数据表明，家庭联产责任制只解决了一些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标志温饱问题的核心标准改革后比1984年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怎么能说联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小岗村农民严汝祥在2020年10月26日头条上披露了小岗村解决温饱问题的秘密，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小岗村两年里解决了温饱问题，实则不然。他指出，当时解决温饱问题是有三大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队解散时，队里的储备粮(一两万斤)都分了，各户少则分三四百斤，多的分六七百斤。他说，一家突然间增加几百斤粮食，还能吃不饱吗?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照顾，向国家交的公粮减少了。第三个因素是，不少人家怕惹坏名声虚报产量，当时粮食亩产是五六百斤，却报产了八百斤，有的报上千斤。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人们的热议。如果严汝祥所说属实，小岗村温饱说就大成问题了，所谓农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就名不副实。
第三个凭据是，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过程可以证明，家庭联产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的。中国温饱问题的本意是吃饱穿暖。它的最低标准是一九八六年由政府有关部门对六点七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即一九八五年农村人均收入两百零六元人民币。这是一个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标准，也是衡量解决温饱的标志。 这个标准是随时间迁移不断变化的，如到二00三年温饱标准相当于六百三十七元，人年收入在683元以下被称为低收入贫困人口。按照这个标准统计， 1978年全国贫困人口为2.5亿，到1993年底降到8000万(有说8500万);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该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到2000年底，全国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十八大习近平当选总书记，把"精准扶贫"提上中央战略任务之首，打了五年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才进入收官阶段。历史记录表明，脱贫致富是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并不像王先生所讲，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到几年就解决了。
第四个凭据是，从脱贫致富过程中出现的反复可以证明，家庭联产责任制对全国的脱贫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脱贫是从1978年以后提出的，在2003年前是逐年下降的，到2002年降至2000万多一点，但到了2003年全国贫困人口却增加了80万，实际贫困人口上升到2900万，到2014年底，全国的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2900万竟增加到7017万。2003年后为什么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呢?不得不从生产关系上找原因。因为这一年是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开局之年，从上到下都把目光投向市场。脱贫攻坚战部署被打乱了，组织不力了，有些地方扶贫的资金被挪用了，扶贫工作很难开展了。由于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农村贫富差距拉大，发生了新的两极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事实上的私有化就成了贫困人口扩大化的根源。
第五个凭据是，从全国各时期脱贫人口的数量统计可以证明，解决中国脱贫数量最多的当是毛泽东。我国的全面脱贫公认是从1978年算起的。据国家公布的数字，中国1978的贫困人口是2.5亿，占农民总数的30.7%。我国还有一种特定的贫困人口统计法，即将农村10%的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工作的对象。如果用这个统计法计算，1994年全国贫困人口是9500万，比原来的统计法多出1500万，当时的扶贫系统建档立卡的对象约为1.07亿人。也就是说，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实际脱贫人口接近3个亿。 1978年，农村人口突破8.5亿，从这个数据可以导出，到1978年中国已有近6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因1985年前当属人民公社时期，在这7年间实际脱贫人口又减少了约有1个亿。这说明，从改革脱贫到2020年收官，计入改革年代脱贫人口应是2亿多一点。这样一分析就清楚了：在人民公社时期(至1984年)，全国已经有近7亿人口实现了脱贫，改革开放后实际解决的脱贫人口约2.2亿(个人概略推算)。这个概算表明，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实际上已有7亿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约占全国脱贫人口的70%，说毛泽东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是当之无愧的。这同时表明，说家庭联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的说法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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