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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核心单元民族国家 列宁论东方民族主义&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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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8 01:24:0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沙健孙: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文献札记



[color=rgba(0, 0, 0, 0.3)]沙健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12期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文献札记


[摘 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则是他在1920年7月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就有关问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制定的第一个完整的革命纲领。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则是他在1920年7月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就有关问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二大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17日先后在俄国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列宁的提纲是作为这个问题的决议草稿提交大会的。英属印度的代表罗易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由20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于7月25日审议了这两个提纲。委员会对列宁的提纲稍作修改后予以通过。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列宁认为,这“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也批评了其中的某些观点。补充提纲经修改后,也经委员会通过。7月26日,这两个提纲被提交大会审议。当天,列宁代表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对提纲的基本思想进行说明。他说:“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7月28日,大会通过了这两个提纲。


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立场和任务,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制定的第一个完整的革命纲领。


列宁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等著作中,列宁不仅阐明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而且论述了研究这个问题应当坚持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比如,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和帝国主义时代,在同一时代中的西欧国家同俄国、同东方国家,其民族问题的状况和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


列宁认为,我们不仅“坚决要求在一般的历史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且正是要求在阶级基础上提出问题。”也就是说,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使“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利益”。[2](P384)因为无产阶级“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


列宁强调:“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这些原则和方法,也是列宁在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时所遵循的。了解这些原则和方法,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重要的文献。


一、世界划分为少数压迫民族和多数被压迫民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本身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什么是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表述,经历了一定的阶段,即:由氏族到部落,再到Нaродность(指古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也译作部族。在中国一般称作民族),再到Нaция(即现代民族,主要是资本主义民族),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民族逐步被改造成为新型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


在近代世界的历史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革命发展、社会发展的总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指出,研究民族问题,必须“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因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事情的关键。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问题是和战胜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民族运动的目的,是建立独立的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近代西欧国家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由于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张,在东方,殖民地、附属国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发展起来了。这种运动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封建王公领导的,有的是当地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


在这个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了新的情况和意义。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列宁指出:“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他用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在向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他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必须准确地估计这种新的历史情况。


与世界上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这个特点相联系,在这个时期,民族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世界历史时代,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锋芒,是直接针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虽然它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客观上是帮助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所以它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已经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着重指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提纲中最重要的思想”。因为只有认清这个基本的历史情况,我们才能把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制定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和策略路线。


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应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由于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是世界上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现象的总根源,所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就成了为推翻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消灭民族不平等现象、实现民族平等所必需实现的首要任务。正如共产国际二大指出的那样,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说,“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


大会认为:世界革命历史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非欧洲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殖民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来源。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欧洲资本主义。“为了世界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共同行动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他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1920年12月,列宁在一个报告中说,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他指出,“从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


2.民族解放运动与苏维埃国家应当结盟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欧洲掀起了一个革命浪潮,巴伐利亚、芬兰、匈牙利等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发动武装干涉和支持反革命叛乱,企图将新生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变成国际的(至少几个先进国家的)专政。同时,“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据此,他提出:“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同时,苏维埃俄国应当“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尽管后来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完全符合列宁当时的预计,比如,欧洲革命被镇压下去了,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在多国得到实现,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的事;但是,他提出的应当使苏维埃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结盟的思想,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具有长远的意义。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两种力量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它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联合起来。


在论述苏维埃国家这个问题时,列宁还提出了“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形式”这样的主张。


本来,列宁曾经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既然如此,这时他又为什么要在提纲中提出实行“联邦制”这个主张呢?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进行考察,才能得到回答。


当时的情况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俄国的边疆地区也建立了许多资产阶级民族政府。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政府纷纷宣布脱离俄国而独立。而边疆地区的工人、农民,则同俄国中部的工农政府联合起来,以革命战争推翻这些资产阶级民族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这些分散的国家能够走向统一,列宁才提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形式”。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形式”这样的主张,是针对当时这种特定的形势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实行联邦制作为多民族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


3.划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界限


为了实现和巩固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团结,列宁提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尽管有种种矛盾,但是它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往往为此而采取联合行动。针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指出:“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胜利完成的。”

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一致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国际联合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之中。”


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在这之前,列宁就讲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把本阶级的私利冒充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散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这将毒化无产阶级的意识,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所以,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当然,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作用是不同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明确地讲过,“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并且反对这种趋向。同时,他提醒“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的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为了更快地消除他们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


三、落后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意义和前途


列宁在报告中说:“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


这里所说的落后国家,主要是指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即“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主要群众是农民,他们“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


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怎样对待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怎样在这些国家中开展工作,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提纲中,列宁提出了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进行工作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方面。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主要是:


1.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怎样判断落后国家民族运动的性质?列宁的观点是:“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


应当怎样理解列宁关于“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判断呢?我们知道,列宁在论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革命时曾经说过:“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因为小农经济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它必定要分化出大批的农村雇佣劳动者和少数农业资本家来的。这个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列宁的上述判断,可以提供直接的启示。


在落后国家,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内在的本质,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些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在提纲中,列宁所以要“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其主要的根据和根本的意义就在这里。


2.被压迫国家中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应当怎样认识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党人为了正确对待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列宁对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他们“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在讨论中,列宁表示不赞成关于共产国际不应当支持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观点。他说:“在俄国,我们在反对沙皇制度时支持过自由派的解放运动。印度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又不同它融为一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1920年第1号)与此同时,他也表示赞成把提纲初稿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他说:“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


根据以上的分析,列宁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对于这个问题,大会通过的补充提纲还作过进一步的论证,指出:殖民地附属国内存在着相距日远的两种运动,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运动和工农为摆脱各种剥削而进行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反对这一类的控制。诚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补充提纲强调:“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


3.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既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那么,这类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是不是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这是共产党人为了正确制定这类国家的民族纲领时所必须答复的又一个问题。列宁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此,补充提纲还进一步指出,落后民族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


那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的前景究竟将会是怎样的,共产党人在民族运动中应当争取实现一种什么前景呢?对此,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实行“两个过渡”的思想。他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里所说的苏维埃制度,是指劳动者的采取代表会议形式的政权。所谓“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中首先要解决建立劳动者的政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也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能真正为自身的利益去进行建设,使社会与经济得到发展。所以,列宁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


尽管在这些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中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列宁仍然认为,“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要组织苏维埃运动、建立苏维埃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在这些国家中,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实行第一个过渡的必要条件。


至于如何实行第二个过渡,即建立苏维埃制度以后应当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并没有具体地进行说明。他认为,“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


列宁关于两个过渡的思想,为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昭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总起来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报告中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仅对于帮助共产国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我们要科学地研究近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历史,可以从中获得重大的教益。


作者:沙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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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8 01:31:10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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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条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远东大会的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九个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能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大会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明确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宣言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也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分别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另外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

党的二大的主要功绩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表明了共产党已经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为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些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的具体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完备的建成。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大会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还缺乏认识。[1]

参考资料:
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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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8 01:32:42 | 只看该作者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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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条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44人,其中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3人,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此次会议,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参考资料:
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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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美国C-17军机降落台湾意欲何为?

时间:2021-06-07 23:0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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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日本运送疫苗援助台湾后,美国三名参议员昨天率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10人团,三小时“闪电式”访台并宣布捐赠75万剂疫苗。

岂料,事件主角不是疫苗,也不是那三位美国参议员,而是那运载美国人的航空器——C-17战略战术运输机。

这架运输机什么来头?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架编号5105的C-17A“全球霸王III” (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战略运输机是目前美国现役的大型运输机主力,具备短场起降能力,能适应多种机场跑道,其优秀的巡航能力与运补能力,使C-17成为美军海外作战常使用的战略运输机。

C-17机身写着“U.S. AIR FORCE”??

这不是美国军机首次降落台湾,但相信是断交后首次不以人道救援、“迫降”等理由抵台。2009年莫拉克台风袭台,美国军方曾派运输机运送救难物质到台湾。2015年,美国两架F-18战机据称因机件故障迫降台南机场,次日美国又派一架C-130运输机携带修护工具赴台。

综合台媒报道, 载着三位美国参议员达克沃丝(Tammy Duckworth,民主党)、苏利文(Dan Sullivan,共和党)和昆斯(Chris Coons,民主党)的C-17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昨早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这架C-17的机身上清楚写着“U.S. AIR FORCE”(美国空军)几个英文字,但在台湾的民航通报中,美军航班由美国在台协会(AIT)依惯例申请为AIT“商务机”来台。

美国访问团只在松山空指部机场逗留三小时,台湾蔡英文和'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接见。在战争中受重伤而须使用轮椅的参议员达克沃丝说,自己因家人的因素特想来台湾,她母亲的家族原本在广东潮州生活,为了逃离政治压迫才徒步到泰国;她和她的家人都知道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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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受重伤而须使用轮椅的达克沃丝和蔡英文在台湾府会面。(路透社)

她还说:“在此告诉各位,美国不会让你们孤军奋战。我们会在各位的身边,确保台湾人民能获得所需,挺过疫情。”

达克沃丝此番谈话,加上美国以“商用”之名申请军用运输机赴台引发外界联想,华盛顿借政治人物访台宣布捐赠疫苗一事进行多层操作,在美台防疫合作之外,传递不少弦外之音。

台学者:美此举具军事与政治意义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紫云认为,美国此举具特殊的军事与政治意义。他表示,此架C-17隶属美军15空运联队,驻地为夏威夷的希肯空军基地,该联队同时操作C-40等行政专机,但美参议员却搭载战略运输机访台,其军事意义在于落实台美军事合作,特别是战术执行层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

他还说,依照美空军资料,尽管美韩有协防条约,美军C-17也多次参与美韩演习,但美军的C-17方于今年5月才首次降落韩国大邱国际机场,以熟悉此军民共用机场的特性,而台湾的松山机场与韩国大邱机场一样,都是军民两用机场。

苏紫云认为在政治上,解放军军机于6月1日进入马来西亚空域,其中包含运20运输机,不仅引来马国严重抗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4日也公开谴责大陆军机逼近马来西亚及台湾,是升高紧张态势且破坏稳定发展,美军C-17降落松山,可谓是吓阻北京的强烈信号。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係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分析称,美国派遣战略运输机来台的战略意涵更强烈,似乎向北京暗示,大陆愈是派军机“扰台”,美国就愈会力挺台湾。在他看来,三位参议员此时访台,不仅是雪中送炭宣布捐赠疫苗,更有为蔡政府“解危”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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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丝(中)、苏利文(右一)及昆斯(右二)访问台湾,与台湾外长吴钊燮(左二)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郦英杰(左一)合影。(路透社)

另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同时安排美航母里根号战斗群在台湾东部外海巡弋,不仅确保三位议员安全,也对北京释出“不要轻举妄动”的战略意函。

《环球时报》曾发表“宣战”论 引台网民吐槽?

美国军机抵台之所以引发外界关注,是因为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去年8月曾警告,“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起降,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当时,一架美军EP-3E电子侦察机疑似从台湾本岛起飞,引发北京强烈不满。

部分台湾网民揶揄北京,在美国参议员乘坐C-17离开后仍保持沉默。 “左岸怎么闭嘴了”“想问一下怎么都没有飞弹飞过来啊?”“反美是工作,旅美是生活,OK?”“还是中国的飞弹都坏了?”

大部分大陆网民则认定美台联手挑衅北京,并对官方的低调反应表不满。“我们的底线就是毫无底线”“祖国军机飞不过去,美国可以?” “说到底,底裤都没有,还有啥红线”。

部分大陆网民质问:为何不反击?

鹰派网民质问为何不反击:“为什么解放军的军机不去跟随进入台湾领空?” “敌军机闯入了,都不敢拦截,不敢驱离?”在新浪微博上,有网民揶揄官方软弱:“没事的,国台办,在把底线往后画一点!继续惠台!”部分网民直接打脸《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老胡就是假、大、空!”

去年警告“开战”的《环球时报》昨天再发评论文章,但不再提“宣战”论,转而批评美台用切香肠方式“做进一步挑衅”,并重炮批评民进党和绿营媒体。

这篇题为“美军用运输机今在台湾起降,怎么看?”的文章说,美国方面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刻意突出、谈论C-17这个因素,但“台湾绿媒谈得很多,而且很兴奋”。文章还攻击民进党有意转移焦点,“用两岸之间的冲突分散民进党当局与岛内民众的冲突”。

文章又称,大陆对台军事优势已是压倒性,大陆有能力阻止美国在两岸发生严重危机时实施军事介入。

胡锡进:中国谋大局下大棋??掌握发脾气主导权

文章也安抚大陆网民说,要相信大陆能够“再次挫败美台的阴谋”,并称如果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就无需担心大陆会在策略上吃亏。 文章最后自信地称,中国是在“谋大局下大棋”,“国家的战略勇气和智慧都不会少的,因为它是你我以及大家勇气和智慧的总和”。

胡锡进本人则在其微博发帖称,非常肯定从蔡英文到台湾军方的感受是“心惊肉跳”,“大陆有着什么时候发脾气以及怎么发脾气的主导权”,并嘲笑台湾政府的选择只有等待。

经常就地缘政治议题发文的“占豪微信公众号”则警告,美台不断推进军事合作,不断打擦边球,一定会加速武统台湾进程。文章称,两岸统一虽有必然性,但何时统一却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最终统一的时间点,大概率是因为一次看起来很偶然的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回应有关美参议员乘坐空军飞机访台时,指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呼吁美国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国台办则把矛头指向民进党,指其处心积虑挑衅两岸关系,暴露其“视民众生命如草芥、不顾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一味进行政治操作的谋“独”本性与丑恶嘴脸。”

台媒:两岸战机均未出海??

美国让C-17降落台湾在两岸引发连串口水仗及各种军事与战略解读,真正用意是什么,估计只有美国自己最清楚。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根据台湾民航公司日前航班通报,美国此行原另有两架C-12运输机随行,但实际抵台的仅有C-17;另据《中国时报》昨天报道,解放军军机在台海没有针对性操演训练,民间航迹追踪APP也显示,两岸战机均未出海。

所以,中美是事先有通气,还是双方有默契吗?

《联合报》报道引述旅美的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复兴指出,美派遣C-17担任参议员出访亚洲的专机,据悉主要是为方便当年因从军作战而伤残的达克沃丝上下飞机,并称这是对民选代表的重视,以及对为国家奉献牺牲过的人之崇敬。

难不成,美国主要考量点是为方便伤残参议员出行,但军力展示却意外成了访台的真正弦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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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8 03:03:26 | 只看该作者
3名美国议员乘军用运输机起降台湾,大陆该如何应对?

2021-06-07 15:38:48  来源: 九月老喻   作者:记者





  据多家台湾省内媒体消息,一架美国空军C-17运输机6月6日早晨7时19分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三名美国参议员昆斯、达克沃丝和苏利文从韩国飞抵台湾窜访。

  美国联邦参议员搭乘的C-17运输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图自台湾中时新闻网

  台湾媒体称,当日上午8时30分,三名美国参议员在松山机场与蔡英文见面,双方就美国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进行了具体讨论。《自由时报》称,这三人在机场逗留3个小时且没有出机场的情况下,10时30分又飞回了韩国。

  见面时,蔡英文省长站着“汇报工作”,3名美国参议员却全都坐着听,这场景真是滑稽透顶。

  台媒称,三名美国参议员访台,是他们访问亚洲行程中临时加入的。三名参议员在机场说了一些鼓舞台湾当局的话,并且宣布美国首批外援的2500万剂新冠疫苗中将有75万剂分配给台湾。

  不过,无论话说得多么好听,对2300万台湾人来说,75万剂疫苗犹如杯水车薪,这是所有人一看就懂的。

  台湾媒体还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AIT)和台湾外事部门5日曾同步发布新闻稿,宣称美国参议员达克沃丝、苏利文及昆斯6日访台。《自由时报》声称,昆斯与美国总统拜登友好,一度传出是国务卿人选。这也是继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多德4月访台后,“拜登超级好朋友”第二次来台。

  左起依次为:达克沃丝、苏利文、昆斯

  据此前媒体报道,4月15日,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曾与美国总统拜登“最好的朋友”、前美国参议员多德带领的代表团见面。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时回应表示,美国人首先要搞清楚是非曲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和责任都在于民进党当局。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美之间的官方交往,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是有承诺的,希望他们严肃、认真地履行承诺,不要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已就美政府高层派员赴台活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

  锐评 我方如何反应将是对意志和智慧的综合考验

  美国三名参议员旋风式访台,因他们搭乘的是美军C-17运输机,而非通常执行此类任务的行政专机,格外受到注意。毫无疑问的是,美台在用切香肠方式做进一步挑衅,而且他们为这次挑衅进行了精心设计。

  美国方面和台湾当局都没有刻意突出、谈论C-17这个因素,但是台湾绿媒谈得很多,而且很兴奋,纷纷称C-17是美军战略战术运输机,是美军快速远程运输的主力,而且这一次是“首降”台湾,“意义重大”。西方媒体也认为C-17在台湾出现“极不寻常”。

  美台官方淡化C-17的色彩,台媒放大它的意义,这是要把C-17在台降落搞成一个要大陆接受的既成事实,为美台今后继续升级勾连铺路。

  图源:联合新闻网

  台湾当局清楚这是在冒险,有可能触发台海紧张的升级,但他们需要台海此时此刻多一些紧张出来,原因是岛内疫情严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民众的不满迅速上升。现在他们最想干的事情是将岛内的注意力转移到大陆方向上,用两岸之间的冲突分散民进党当局与岛内民众的冲突,让台湾死很多人被岛内公众看成与大陆对抗的“应有代价”。

  台湾当局在疫情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拒绝大陆疫苗,因为他们担心使用大陆疫苗会让他们的“反中”政策破产,然而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以目前的政策控制住疫情希望渺茫。他们把自己逼到了只有用升级两岸对抗来自我解套的绝路上。

  接种疫苗资料图

  对大陆来说,我们既不能让美台切香肠战术实现“新的突破”,让其忘乎所以,有了今后变本加厉实施挑衅的胆子;也要了解民进党当局眼下的困境,有防止帮着它脱困的强烈意识。我方如何反应将是对意志和智慧的综合考验。

  必须看到,大陆军机绕台、越过“海峡中线”等一系列行动已经对台当局起到震慑作用,大陆需要保持这种震慑的严肃性,决不能让“台独”势力重新猖狂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任何反制不能给此时困境中的民进党当局转移岛内情绪提供重大借口,被其利用来煽动悲情,从而使他们得以将岛内抗疫失败的责任一举甩掉,把对抗大陆变成当下台湾舆论的新焦点。

  如何应对美台切香肠战术,显然要以有利于最终根本解决台湾问题为导向,要以有利于取得好的实效为导向。这个原则至关重要。

  现在大陆对台军事优势已是压倒性的,我们也有能力阻止美国在两岸发生严重危机时实施军事介入,大陆已经拥有采取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节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换句话说,我们有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行动的实际自由,我们更需要考量的是行动的效果必须是好的,政治收益远大于成本。

  我们一定要用好这种主导权,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受美台牵制,而要成为主动出牌者。迄今为止大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布局和力量展示非常成功,台美当局都倍感压力,台湾民进党当局尤其惶惶不可终日。美台很想把主动权夺回去,他们的实力已经跟不上了,台湾的抗疫又搞得一塌糊涂,唯有靠施诡计来弥补一处处硬伤,制造他们仍在主导台海局势的假象。

  我们相信,大陆一定能够再次挫败美台的阴谋,无需担心我方会在策略上吃亏。国家是在谋大局下大棋,国家的战略勇气和智慧都不会少,因为它是你我以及大家勇气和智慧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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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0 23:40:24 | 只看该作者

苏联“红色大学”为中国革命锻造人才


2021-06-20 12:16:14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6月20日报道 (文/白雪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中国进步青年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的轨迹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宛如红色磁石,令他们心驰神往。一批批中国进步青年涌进苏联当年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红色大学”,学习革命真理和斗争策略,探寻中国前进的方向,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

东方大学:两国两党的伟大合作

从莫斯科红场出发,沿着特维尔大街一路向北,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普希金广场,4米多高的青铜纪念像前摆放着鲜花,纪念着这位伟大的诗人。漫步在广场上,很难想象,一百年前,一座与中国革命紧紧相连的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在这一带建立。

东方大学于1921年5月创办,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一开始的校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于1925年搬至苦行广场(1937年更名为普希金广场)附近由建筑师尼古拉·久久诺夫设计的楼房内。如今这栋建筑已成为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传播局的办公楼(也有资料称原建筑已拆除)。除了接收从中国国内派出的留学生之外,东方大学还接收先期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据资料显示,东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当时苏联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





这是2004年8月17日拍摄的邓小平同志青年时代就读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新华社)



根据俄方档案资料,在1923年,有来自62个国家的1015名学生在东方大学学习,学校课程包括俄语、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苏共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1938年,随着苏联方面调整,东方大学停办。

东方大学仅存在了17年,但它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萧劲光等曾经在此学习。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从上海搭乘邮轮,踏上了赴苏俄求学的旅程。档案资料显示,到1925年年中,从中共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112人。他们在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东方大学的创办与运转,对革命干部的培养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经历,不仅是两国和两党间的伟大合作,更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东方大学创建100周年。根据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去年合作制定的《2021-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双方将在未来5年举办纪念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100周年展览。



中山大学:锻炼进步青年的熔炉

从克里姆林宫向西南方向步行大约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沃尔洪卡街16号,这是一栋外墙为黄色的古建筑,这座小楼便是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主楼。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实行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招收来自中国的进步青年,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沃尔洪卡街16号在十月革命前是俄国贵族的官邸。楼房中间为四层,两边为三层。从正面看,这栋楼房不是很大,但整个主楼往后延伸很长。在大楼的正前方,是一个有树木点缀的小型花园,走出花园就是大街。街的对面是俄罗斯救世主大教堂。沿教堂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莫斯科河边。当年,中国学员课间经常到花园休息,也有学员在闲暇时散步来到莫斯科河边。

中山大学是上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海外留学人员最为集中的“红色大学”,也是为国共两党锻造了大量优秀人才的熔炉。

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1930年停办,共接收约1200名学生(包括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转入的100多人),其中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陈绍禹(王明)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郑介民等。邓小平在晚年时期,每每回忆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点滴,都是感慨万千。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一行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德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短暂调整之后,以多佐罗夫为俄文名、邓希贤为中文名的邓小平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中,邓小平想“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曾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与采写:谢荣 刘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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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4 23:18:31 | 只看该作者
毛主席是如何理解党的“初心”的
2021-07-03 08:21:50  来源: 红墙往事   作者:红色卫士

  不忘初心,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中国革命的领袖毛主席眼里,共产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呢?

  空口无凭,让我们看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纲领是怎么说的。

  中共一大的提出的纲领: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简而言之,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抗压迫与剥削,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可以看出,当初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多么鲜明,是如何的势不两立。

  28岁的毛泽东,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之一,这样一份纲领,他当然完全赞成。

  1922年,中共二大仍然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形势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等。

  毛主席虽然并没有参会,但在革命实践中,他将这个任务概括为“推翻三座大山”,并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革命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在实现了最低纲领之后,就要继续革命,实现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1945年中共七大提出的党的纲领和二大提出的纲领一脉相承。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的最低纲领基本实现,开始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指出,党的最低纲领已经基本实现,接下来的任务是“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参与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

  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抗美援朝,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打赢了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了土改和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连钢钉都需要进口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

  人们的工作有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等基本免费,虽然国家仍然相对贫穷,但却今非昔比。

  有的人已经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有的人甚至由革命干部蜕变为贪官污吏。在“进京赶考”前,毛主席就提醒共产党“不要做李自成”,但现在他分明看到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老人忧心忡忡,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至亲,中国革命流了多少血,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最清楚。

  他再次陷入了沉思,共产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认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消灭了阶级对立,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毛主席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消灭了资本家,官僚还可能兴风作浪,苏联的特 权阶层就是这样,最终他们还颠覆了社会主义。

  虽然有苏联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但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甚至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劳动人民没有事实上当家作主。

  “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多大差别”,虽然实行按劳分配是社会条件所限,但毛主席已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对其进行限制。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道:“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不是贫穷,但也不是简单的发财致富。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当中不乏有背叛了自己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同志,他们眼见着地主、官僚、资本家和洋大人过着富足奢侈的生活。这些寄生虫没有想着带动穷人共同富裕,否则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就不会人人喊打了,所以必须用革命建立新的秩序。

  那就是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就是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让劳动人们管理国家,就是要曾经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等寄生虫抬不起头。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共有制,保障人民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

  这一切,在毛泽东时代基本实现,而且持续向前发展。

  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分出胜负。毛主席就曾担忧: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身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他也说不准。但他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zf有理!”社会主义要是搞不下去,他做好了再上井冈山的准备。

  建党已经100年,建国也已经七十多年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现在还有多少人明白党的初心呢?又有多少人能理解毛主席的苦心呢?

  红色卫士

  2021年7月1日
链接

百年党史白纸黑字 是谁背离了中共一大庄严承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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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从中共一大纲领看党的初心 2021-03-17 09:20:18 来源: 红墙往事 作者:红色卫士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革命成功前夜,毛主席就提出“进京赶考”的思想,提醒各级党员“不要做李自成”,不要 ...
2021-3-17 11:04 - 焦典 - 焦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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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2-01-20 13:18




作者:韩震(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重要论述是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判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也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呢?

1.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现代化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是在传播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在十六世纪之前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近代以来,西方借助航海、殖民和贸易,不仅掠夺资源,也发展出新的科学形态的知识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使文明形态产生跃迁。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强势力量,用更高的生产力甚至更有杀伤力的武器,给整个世界文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然而,文明的时空差异是不可能被彻底抹去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分布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绵延发展,人们需要对不同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的反应必然影响到人们生产活动的样态,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样态。可见,近代以来,尽管中华文明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而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中华文明的源流血脉不可能消失在“他者”的文明形态之中,中华文明的光辉只是被西方的蛮力所遮蔽了而已。

现在的中华文明虽然仍是独特的文明,但已经现代化了。中国在落伍中接受教训,不断睁大眼睛看世界,并且最终在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大踏步赶上了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加以体现和说明。譬如,“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不过,中国人讲究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历史,而是强调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更好走向未来。中华文明对“新与旧”“变与不变”“自主与借鉴”“内循环与外循环”有着深刻的辩证理解,因而许多方面是习惯于线性思维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的文明新发展显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不是西方化的,而是在中华文明传统基础上综合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创造的崭新文明形态。这大概也是西方对中国道路耿耿于怀的原因。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其思维深处相信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因而根本不能理解中国,也难以包容中国的发展。在西方人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这就是西方的现代性。然而,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样。尤其是中国,“我们不应仅仅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还应将其视为文明国家,它的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传承的文明遗产,它们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马丁·雅克告诫他的西方同胞,“必须开始尝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中国和西方也存在关联和相似之处,但两者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恒久的”。作为西方学者,马丁·雅克能够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不可能被抹杀的,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完全融化中华文明的硬核,这是难能可贵的。

2.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处于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

根据唯物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往往基于历史的发展方式而变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看,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不仅表现在其社会主义性质上,而且表现在其建立起来了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环顾全球,效率与公平、市场与社会、发展与正义、社会规划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都是非常重大的社会课题。有些国家执念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以为自由竞争的效率必定带来普遍繁荣的社会福祉,结果却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渊薮;有些国家不顾社会生产和文明发展阶段而教条主义地理解公平,制度设计导致人们依赖社会提供的基本保障,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也有国家在这二者之间不断摇摆,使社会经历各种“过山车”般的折腾。再如,社会规划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张力,规划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规划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特殊性,如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不同人的特殊需求和独创性,过于僵硬的计划就可能抑制社会的创新和活力。中国把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追求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了起来,也把社会的整体性规划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结合了起来,给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和动能。尽管之前国外也有学者提出过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开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能够在实践中付诸现实,唯有中国在现实中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持续努力,“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3.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是一种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

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之所以这样说,理由如下:

一是我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种安排为超越资本的权力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标准之后,就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证明了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的。这种理念显然为摆脱文明社会的内部分裂创造了根本指引,这本身就是新文明的体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近期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全面提升,至调查结束的2016年,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这显然得益于中国数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通过社会治理推动减贫事业,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全面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反映。研究人员通过对2003~2016年这1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收入较低的居民满意度增幅高于高收入居民;二是内陆地区的居民满意度升幅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这是民众对政府持续扶贫和促进社会公正政策和效果的认可。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体现的新文明特质。

三是我们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传统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为世界文明的共处提出了确实可行的方案。这在以殖民和霸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道路之外,创造了新的现代化文明发展路径。显然,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明形态,从其基础上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的文明形态。与冷战时期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对峙,而是在相互交流中竞争,更加彰显活力和生命力。“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的视野和胸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就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性质,他不同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中国霸权主义野心的说法。萨克斯指出:“美国在过去40年里发动了许多海外战争,而中国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中国拒绝美国的霸权,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在谋求霸权。事实上,在美国以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的目标是要称霸全球。”

四是我国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人类文明的深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事实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辟、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凤凰涅槃般实现了新的发展。正如马丁·雅克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中国治理被西方所非议,但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治理终于进入成熟期。西方曾经以为,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西方治理模式。现在很明显,这是一种幻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模式,并以其成就,现在正需要世界的关注”。马丁·雅克所说的新模式,就反映了我们文明的新特质。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化文明形态,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这种新形态既是现实的也代表未来方向。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指向未来方向的理想性规范。与冷战时期西方与苏联的关系不同,中国希望和美国、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中竞争,在解决环境气候、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界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中国的文明理念不是希望压制或消灭“他者”,而是希望与“他者”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和实现全人类文明的进步。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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