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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社会底层百姓沉默中死亡 博士高官高唱幸福感 工会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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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9 12:01:0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被罚2000服毒自杀,卡车司机有多难?

2021年04月08日 12:46:18
来源: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姜 雯  摄影 | 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近日,河北沧州泊头市货车司机金某途经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因北斗定位掉线,被处以扣车、罚款2000元。因不能接受这一处罚结果,希望用自己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示(视)”,金某服农药自杀,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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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某发在微信群内的遗书

据媒体报道,事发地区频遭货车司机投诉存在交通执法乱作为现象,亦有卡车司机质疑处罚不当,因北斗定位系统故障并非人为故意,且难以察觉。

目前该事件还在调查中。

卡车司机是一个高危职业。要面对各种未知风险,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也较为恶劣。而且在这一行业内,“卡嫂跟车”“夫妻车”这种独特的公路货运现象很常见,一旦意外出现,对整个家庭,都将造成毁灭性打击。

2018年12月27日,河北省个体卡车司机倪万辉、李婵夫妇在位于青藏高原的五道梁地区运货途中,因高寒缺氧不幸辞世,留下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

南风窗此前关注到“卡嫂”这一独特群体,在中国公路货运业中,它一般指卡车司机的配偶,随司机跟车运货,但“卡嫂”甚至都不算一份职业,没有正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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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火村东服务区,林师傅在卡车上看手机,林嫂倚靠在他身旁, 小小车厢就是他们的“家”

酱油皮肤包公脸

晚上10点,广州东边,京港澳高速火村东服务区,天晴,车却不多。

保安说每天来的卡车没个准,但夫妻车很多。“车一停,卡嫂就下来上厕所、洗衣服。”

“最不方便的是很多服务区没有淋浴间,但大热天,不在服务区更没法洗澡。”见到林嫂时,她穿着拖鞋,一身松垮的衣裤,头发因为湿热而黏在额上。她手上提着一只白色小圆桶,里面装着洗浴用品,正要去厕所“冲凉”。

没有淋浴间,所以卡嫂们在车里一般都有这么个小白桶,接点热水兑点凉水,在卫生间里随便冲一下。夏天还能这么洗洗,冬天就更难熬了。今年2月,因为赶路,林嫂在路上有10天没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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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区没有淋浴间,卡嫂只能在厕所“冲凉”

“最受不了这个,我是很爱干净的!”

林嫂是2017年年底上的车,跟其他跟了五六年的卡嫂比,她的“车龄”不算长,但她觉得自己牺牲很大,跟车也是“被逼无奈”。

这次她和丈夫林师傅前一天从江西出发,带车头共长22米的板车,拉了一车棉花,用雨布严严实实绑着。已经在路上两天了,这晚在服务区休息一夜,隔天早上要去厂里卸货。

“前几年我觉得大货车跟女人没什么关系,都是男人干的活儿。”

“我也是在公司里面做事,每天对着电脑。但请个副驾一个月就要一万元,还要吃喝拉撒。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做,请不起司机,就逼着自己上这个车。自家的车,丢不出手。”

“没货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车上还能住一下,但请的司机不会答应在车上睡。有时候持续一周没货,一家人好说,可以在车上待几晚。”

车头的主驾和副驾后面,有一个卧铺大小的空间,可容一个人躺着。床铺上面还有另一个床铺,不用的时候翻上去,用的时候翻下来,就像火车卧铺上下层。

但8月的广州毕竟还是太热,车子发动时还有冷气,若熄了火,里面就是个大蒸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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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里常备着许多生活用品,包括一些提神饮料

除了请不起副驾,跟车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丈夫。跑车是高危行业,有时候出事就在一念、一秒之间。卡嫂在旁边还能陪丈夫讲讲话,帮忙看看车。“我家司机年纪一天天变大,那么胖,我担心他出什么问题。”

还没跟车的时候,林师傅一出门,林嫂就开始担心,每天到晚上7点,觉得差不多了,就会给林师傅打个电话,问他安不安全、吃饭没、洗澡没。

有一次,离到家还有100公里,林师傅突然在高速公路上不舒服,人很虚,打电话找人帮忙把车开回去。“我当时血压都170多,非常可怕。”

“所以你说开货车的苦哦,说都说不出来,这种担惊受怕,这种行业的不景气。”现在孩子在读大学,林嫂终于没什么牵挂。“有的卡嫂很年轻,小孩在家里,最多一个礼拜回去一次,对她们来说是最大的无奈。”

除了大部分卡嫂不开车,卡嫂做的事其实和副驾一样,甚至更多。装货的时候要看着,装完货还要爬上去盖雨布,2层到5层不等,盖完雨布还要绑绳。林嫂说自己第一次爬上去时腿都软了。

上路以后,卡嫂要帮着看路、看车,给作为司机的丈夫做伴、聊天,保障安全。晚上到了服务区,司机休息,但卡嫂不能睡,因为要时时刻刻防着“油耗子”。尤其刚装了几千元油,更得提心吊胆,被偷过是正常,没被偷过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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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日凌晨,火村东服务区,一名卡嫂探头出窗外,提防“油耗子”。稍作休息后他们还要继续赶夜路

等货运到目的地,司机休息,卡嫂要负责点货,点完货,再把大雨布叠起来;有的卡嫂干脆把找货的活儿也揽下来,联系各路人马寻找货源;有时候货主拖延运费,卡嫂也得出面催讨;车子刮到蹭到,还要参与厘清责任、完成赔付……

除了帮着丈夫干活儿,卡嫂在车上还得负担家务。林嫂刚洗好的衣服就挂在卡车外的绑绳上晾着。有时候卡嫂还会在车上做饭,用电磁炉或电饭锅,煮点挂面、汤、青菜,一路上就这么吃,省钱—服务区的自助餐一顿35元,两个人就要70元。

对很多卡嫂来说,虽然女人坐车不开车,但这趟车坐下来,也是从早到晚,而且吃不好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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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嫂在服务区内清洗蔬菜,路途中的饭菜常常只是简单的挂面

“还有一个我最接受不了的,脸晒得跟包公一样,这真的牺牲很大,你们是没办法体会的。”林嫂今年45岁,显老,她说:“但凡跟了好几年的卡嫂,成天在太阳下面烤,皮肤特别黑,跟酱油一样,头发都枯燥。”

林嫂的故事,其实就是卡嫂们的故事。

和林嫂谈完,她和林师傅熄灯睡了,而服务区的花坛旁,就有个河南卡嫂正蹲在地上洗衣服。

服务区来来往往或休息或加油的卡车中,总能见到副驾上坐着的女人们。

僧多粥少

“货车赚钱货车花,根本没钱寄回家。”这是卡友界的顺口溜。

卡嫂为什么跟车?十个卡嫂九个会告诉你 :货运行情差,车多货少,运费低,雇不起副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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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休息后,一名卡嫂返回车内继续出发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赚个2万到4万元,还能花1万多元请个副驾,现在一个月2万元都赚不到。单趟上来的时候能赚个几千元,但回去的时候运费就很糟,能赚个1千元还算好的,这还不算人工、车辆折旧等七七八八的费用。

现在天气热,轮胎滚烫很容易受损,有时候拐弯拐急了,连爆两个轮胎,一个就是1千多元。

“还要运气好,不被罚钱,不然白干。”河南的张师傅说。

张师傅50岁了,在部队当了4年兵,从部队出来就开始跑车。“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职业是好职业,还人人羡慕,现在货车司机没人看得起了,但改行都改不了了。”

开车是个门槛很低的行业,新手司机学几年货车操作、找货方式、线路走法,就能自己开张。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约有3000万名卡车司机,粗略估计,至少也有2000多万的卡嫂。

“赚钱多少无所谓,社会最底层啊,谁都可以欺负你。”

“受累,受罪,又受气,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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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服务区,张师傅的妻子就立马下车洗澡、洗衣服,留下他一人看守车辆

有时候慢了会被货主骂,卸完货还故意刁难,不给运费。搬运工人如果没有打点好,卸货的时候搞点小动作,弄坏了货,司机还得赔钱。如果是拉蔬菜这种有保鲜期的货物,更容易被找各种理由克扣运费。

2016年“921”治超过后,买车的人骤增,卡友们纷纷购换新车。一位河南的卡车司机说,他们那儿以前一年也就卖个两三百辆车,但有阵子一个季度就卖了这么多。

有些新车可以零首付,每个月还贷,换车不难。换了新车以后,不代表旧车被淘汰,有的车保养得好,还能开上好几年,于是旧车进入二手市场。

这样一来,行业里车辆数暴增,但货源并未成比例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放缓,有些工厂甚至还减产,“车多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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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互联网冲击,运价也被压低。

2013年,“货车帮”开始发展移动端产品,“运满满”则是国内首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货运调度平台,两家公司在2018年合并成为“满帮集团”,完成19亿美元融资。

原本货车司机卸完货后,都要去线下信息大厅(例如广州的林安物流园,同时也是大型货运停车场)去找货。有了线上平台后,司机可以就地找货、装货。

然而,货源变得透明的同时,运价下跌。因为就近,有时候司机少个几百元也愿意拉。慢慢地,定价权更多地转移到货主手上,例如正常15000元的运价,有10个司机打电话去询问,厂家便可以逐个压低价格,最后以最低价成交。

很多货车司机因为买了新车,有还贷压力,所以只要有得赚,低价也愿意拉货。“你不拉人家拉,你不跑人家跑。”一位林安物流园的信息员告诉《南风窗》记者。

行业平均利润变得微薄,是卡嫂上车的主要原因。

即便开了夫妻档,光景也没见好起来。而8月份正处在每年的物流淡季(5月到10月),货源更少,运价更低,拉了赔钱,不拉也赔钱,因为在外面多住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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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后的夫妻二人返回车内,继续他们的行程

不仅是个体卡车司机难做,就连给物流公司开卡车的司机,日子也比以前难过。

《南风窗》记者在服务区加油站遇到一对开短途的夫妻,拉的货是小轿车,开到东莞的经销店,来回5个小时。5年前卡嫂就跟着卡车司机一起跑,两个人领一份工资,一个月赚1万多元。

“以前公司给每辆车配两个驾驶员,现在钱不好挣,就一个驾驶员。以前公司还买保险(指给卡嫂),现在保险都没有,只有主驾有。”

有时你不仅会遇上卡嫂,还会看到“卡二代”。夫妻跑车,和孩子聚少离多,放了暑假就干脆带在车上,增进亲子感情,虽然他们知道,这样不安全。这是这个行当不为人所见的另一面。

“好辛苦的,以后叫小孩不要弄这个(指开卡车)。”

白天的火村东服务区,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卡嫂,停下加油,下车上厕所,在服务区休憩、洗菜,在洗水槽用凉水洗头……

她们没有打扮、不修边幅、行色匆匆。

“都是网络害的”

林安物流园信息大厅,屏幕上还滚动着各类信息:目的地、货物名称、吨位、车场、诚信指数、成交单数……黑板上的字迹也都还未擦去,但大厅里几乎没什么人了,满排的座椅和柜台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繁荣。

2003年建成的林安物流园,位于广州白云区物流重镇—太和镇沙太北路,2009年搭建了完善的林安货运信息服务平台,为物流公司、货主和货车提供货运物流信息。

“原来这里火得很!”一位卡嫂指着门口的读卡机。“进来还要刷卡,要付钱才能进来。”

“现在没什么人了,以前都是在黑板上找货,现在厂家直接上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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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8日,萧条的物流园,盛况不再

大厅内所剩无几的信息员李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成都和重庆的信息大厅在去年、前年都倒闭了,上海的3年前就倒闭了,林安还撑了几年。好多人失业,林安几千个商户都失业了。都是被线上信息平台弄垮了。”

“现在最苦的是司机,挣不到钱,最惨是搞信息的,全下岗了。”

林先生因为合同期还没到,所以还在林安硬撑,因为提前走了押金退不了,他在等着合同期满。

小安也是一名信息员,他说林安物流园的鼎盛时期是在2003年到2013年。随着线上信息平台的兴起,2014年开始,物流园就在走下坡路。去年这里还有点人,现在大厅几乎是空的,“三分之二的生意都没了”。

小安还拿出了“before”“after”的照片:同一个位置,几年前柜外是人山人海地找货司机,柜内是忙得热火朝天的信息员;而如今,柜内柜外空无一人,只有屏幕还在闪动着无人问津的过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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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物流园的“before”“after”照片

整个物流园原本有着属于自己的小生态,餐饮、宾馆、杂货,卖沥青、五金、球鞋、导航的商铺,但现在大部分店面也都关门了。

一家在大厅内卖小食的老板语带怨忿:

“都是网络害的!”

“柜员机都生锈了,就马云一个人发财!”

“不知道还能做多久,做到不能做吧。”

虽然整个物流园愈发萧条,但也有司机因为习惯了,还是会来这里休息、停车。“这里有大停车场,之前找货要面对面,习惯性停在这里。”

亦有司机不习惯使用线上平台,更愿意来这里找熟人要货,等货的时候就带着卡嫂在旁边的太和汇吹吹冷气,但往往会等个几天到一周,或更长的时间。“在私人旅馆住一天,开空调70元,不开空调40元。”

还有司机是和林安物流园签了合同,只来这里装“零担货”的,因此对他们的冲击相对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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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驶出物流园

行业拥挤、线上信息平台兴起、油价上涨,乃至经济形势走弱,无一不影响着卡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以及行业的命运。

除了工作累、风险大、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卡车司机们还有自己的职业病,最常见的如腰椎颈椎痛、听力下降。

卡嫂们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局面下,走出家门,跑上车门,“隐性付出”,为卡车里的男人尽可能营造一个移动的小家。

但卡嫂们的无奈,又有多少人能懂呢?“要不是逼不得已,哪个女人愿意跟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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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9 12:10:48 | 只看该作者
员工交虚假病假条被公司解雇,法院判了:公司赔偿39万,为什么?

2021年04月09日 00:10:27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员工交虚假病假条被解雇,为何却获赔39万?近日,有法院审判了这起案件,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据山东高法4月8日消息,王莫愁系北京某教育公司员工,任职人力资源经理,月薪18000元,年底有13薪。

公司《员工纪律制度》载明:严重违纪者,公司将解除劳动关系,无需赔偿。严重违纪情形:......伪造病事假单据、提供假休假证明、假发票、编造学历或工作经历、隐瞒犯罪事实。《人力资源综合管理制度》载明:公司对不诚信行为零容忍,任何提供虚假资料、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经历、学历、虚假病假条、虚假报销)的行为都属于严重违纪,一经发现公司可立刻解除劳动关系,无需赔偿。

2017年4月18日晚,王莫愁向其领导申请4月19日请假一天去医院看病,领导未回复。4月19日晚再发信息请假,内容为:“医生建议我再休息两天,特再请假两天。”领导回复:“那好好休息。”

事后,王莫愁向公司提交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2017年4月19日的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载明:兹证明王莫愁曾在法院神经内科诊治。临床诊断产后急性脊髓炎,近日感冒,上感,发烧,建议休息二周,军医刘建国。

收到病假证明后,公司前往医院进行核实,2017年4月28日,孔子学院以王莫愁存在提供虚假病假条等严重违纪行为,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予以解除劳动关系。

关于提供病假条为虚假病假条的情况。公司出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2017年4月19日的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载明:兹证明王莫愁曾在法院神经内科诊治。临床诊断产后急性脊髓炎,近日感冒,上感,发烧,建议休息二周,军医刘建国。该诊断证明书的背面写有非我院开具,并在上述文字上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医务部医疗科章。

王莫愁主张该诊断证明书是真实的,同时表示4月19日前往医院诊断治疗,但由于主治医生在病房,所以其在病房找主治医生看病,主治医生未为王莫愁出具诊断证明书,故其于4月23日前往医院补开了病假条,并提交给了公司。

离职后,王莫愁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000元,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万元。

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

诉讼中,王莫愁向法院出示了一份新的诊断证明书、病历手册,由王志伟医生出具,诊断证明书载明兹证明王莫愁曾在本院神经内科诊治。临床诊断脊髓炎,处理:2.全休二周,2017年4月19日。病历手册写明就诊日期为2017年4月19日。

法院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调查,该院医疗科证明2017年4月19日的落款处写有“刘建国”的诊断证明书并非其医院开具,签字也并非其医院的医生刘建国签署。该院医生王志伟表示其系王莫愁的主治医生,王莫愁确实在2017年4月19日前往医院,当时王莫愁未挂号,其在病房为王莫愁进行了复诊,当时建议王莫愁休息两周。2017年4月19日的假条是王莫愁2017年5月来补开的,王莫愁病情与病历手册和诊断证明所载明情况一致。

一审判决: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公司未通知工会,程序违法,需赔偿3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劳动者应该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王莫愁作为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工作内容包含负责公司新员工入职培训,现公司出示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可以证明其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了有关费用报销制度、考勤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员工纪律制度、行政综合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综合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讲授。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也可以证明《行政综合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综合管理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

现经法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核实,王莫愁向公司提交的落款处签字为刘建国医生的假条并非该院出具,因此法院认为王莫愁确实存在出具虚假病假条的情况,因此,公司可以据此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现经查明公司有工会,但公司不能证明其就解除事宜已通知工会,因此,法院认为公司与王莫愁解除劳动关系存在程序违法。关于工作年限,公司认可9年10个月的工作年限,法院不持异议。综上,法院判决公司支付王莫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90000元。

公司不服,向北京二中院提起上诉。王莫愁在公司工作期间提交了虚假的病假条,多次以外勤为由外出,但经核实后王莫愁并没有进行外勤工作。

本院二审期间,公司提交一份录音光盘,以证明工会主席王兰全程参与了公司解除王莫愁劳动关系。王莫愁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该份录音内容只是说明朱小楠通过监控监视王莫愁,王莫愁发现后找王兰交谈该事。经核实,本院对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判决:公司本来完全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程序不当,属违法解除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司是否就单方面解除王莫愁劳动关系一事事先通知工会,并征得工会同意。

工会是一个组织,而工会主席是该组织的负责人,二者不能等同。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公司先是陈述公司没有工会,后又主张公司有工会,并且主张在与王莫愁解除劳动关系时单位的工会主席在场并作出解除决定。工会的职责在于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而非参与抑或主导解除劳动合同。双重职务的王兰虽然参与解除王莫愁的过程中,但并非代表工会参与其中,另也未履行对公司单方面解除王莫愁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义务。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能视为公司就单方面解除王莫愁一事向工会征求意见。

应当指出,王莫愁确实存在出具虚假病假条的情况,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完全可以据此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在工会存在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由于公司并未就单方面解除王莫愁一事事先通知工会,并征得工会同意,因此公司的解除行为存在程序违法。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判令公司支付王莫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9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突出重点,案情有精简,当事人系化名)

法条参考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七条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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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9 12:17:39 | 只看该作者
大车司机服毒自尽,不止是北斗掉线那么简单

2021-04-09 09:11:34  来源: 小睿睿东走西顾   作者:小睿睿东走西顾





  昨天(编者注:原文是7号推送)深夜看到一个新闻,心里很难受。

  一位名叫金德强的大车司机,刚从唐山市装货出发,路过唐山丰润区一处超限站时,因为车上的北斗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掉线,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因此被执法人员扣车罚款2000元。

  大车司机一天大概能挣200-400元钱,刚一出车就被罚款2000元,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又肩负养老责任,金德强一时无法接受。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喝农药自尽,当晚因抢救无效死亡,临死时户头只有6000元。

  在他的字里行间能看得出这不是偶然的情绪崩溃,而是遇到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人世间再无留恋,为什么他会绝望到选择自杀?

  说到这里,那就先得知道他口中的“北斗掉线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北斗掉线了要罚款2000元钱呢?

  原来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是货车必须安装的设备,它的作用之一是限制司机疲劳驾驶,司机开车4个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如恶意破坏记录仪,将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整改违法行为。

  可金德强是从唐山市装货出发的啊,路过唐山市丰润检查站时还没开出25公里呢,怎么可能达到4小时疲劳驾驶呢?

  根据金德强哥哥的叙述,在货车营运行业,人人皆知北斗掉线问题时有发生,不止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是判断到底是恶意掉线还是系统原因, 是由地方执法人员决定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今天想讨论的只是北斗。

  我们听过的北斗,指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是我们国家自主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国之重器。

  这和交给承包商开发的软件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并不是一回事。

  在大车司机心中,他们分不清楚,只是觉得北斗这个词更像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瘟神,得每年花不少钱养在自己车上,还得祈求它千万不要出任何问题,千万别掉线,否则最高达到5000元的罚款,将成为压垮生活的的沉重负担。

  费用高昂,各地收费标准不统一

  没有一个大车司机会忘记2013年强制安装之痛,大车司机必须自己缴纳多则三四千元的安装费,每年后续还要缴纳数百元的服务费,如果不安装就拿不到营运证。

  今年都2021年了,全国各地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安装定价,我琢磨这里头不就是插了个电话卡吗?长途费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青岛网友说自己花了3200元,每年还要缴纳300元服务费。

  山东网友说每年要交680的服务费。

  漯河卡友说自从车上自带的北斗坏了之后,安装新的北斗系统需要420元,再加上720元的服务费,一共就花了1000多元。

  每一个地方收费标准都不一样。

  到了这几年,情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多了名目众多的费用???

  比如安装费、培训费,任何一个费用不交,都不能上岗。

  好家伙,有的地方居然还要再收140元一节线上培训费。可是教别人怎么用你的产品,这难道不是设计者的义务吗?

  你拿谁当家人们了??

  系统频频出问题

  大车司机在交了将近3000元的安装费之后,每年还要被收取几百元的服务费,可是只要能踏踏实实出车,他们也都认了。

  可如此高昂的使用成本,北斗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却还不如免费的导航app,频频出现系统更新掉线问题,导致人们怨声载道。

  现在网上大车司机出门之前,互相不再流行说一路平安,而是提醒对方:记得检查北斗是否掉线。

  这些语句不太通顺的话语,已经是极少数有维权意识的大车司机在努力一字一字敲打进行咨询了,可却并没有任何意义,维权耗时长,又取证困难,司机还不如选择埋头工作,尽快弥补这个损失。

  要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国之骄傲,是妥妥的“中国芯”,如果不良厂商承包了北斗系统的开发,借着北斗名号炒作包装,却不去人性化的改善系统,老百姓心中埋怨的会是谁?

  毕竟一旦掉线最高罚款5000元,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受不了吧?

  如果是我,我只会拼了命的加班想把这个冤枉钱赚回来,我会更不能睡觉,也更无法休息。

  因为没钱了,我就得冒险多跑,因为跑多我又被罚钱了,变得更穷。

  这将成为一个贫穷与疲惫的恶性循环,拖着他们一步步坠入深渊,金德强的死不是因为一时悲愤想不开,他是绝望到了极点,才想以一己之力,唤醒我们每个人。

  不然谁舍得给身后留下三个可怜的孩子,还有年迈的母亲?

  金德强驾驶的车辆仍停在丰润区超限站院内,只是车的主人不会再回来了。

  执行不人性化

  法律规定司机每隔四个小时强制休息二十分钟。

  北斗系统的初心也是为了司机的安全考虑。

  可在执行的时候,是否人性化的去考虑大车司机的困境了呢?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呢?在节假日或者堵车时,部分服务区会因为车流量爆满而挂出告示牌,禁止大货车进入服务区休息。

  此时不熄火,马上要到四个小时的关卡了,司机为了不被扣2000元钱,不敢关北斗,又不敢开车。

  因此只能选择把车停在服务区车道,然后直接被扣除200元3分,这已经是好的结果了。

  那如果再遇到特殊路段呢?有些国道山路漫长,中间没有休息站,到了4个小时怎么办?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停在山路中央,祈求老天让我不要出车祸,让我赚到这笔养家糊口的钱,我死不足惜,请让我的家人好过。

  总之一句话,大车司机实在太难了。

  在如今,公路运输仍旧占据我国运输系统的70%以上,为我国经济做出突出贡献。

  每个人心心念念的快递、大好山河的新鲜蔬果、日用所需都离不开他们的奔波运输,我们每个人都和他们息息相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这么多年这么多新闻报道,依然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人,我有些问题不得不问!

  五问北斗

  一问:这个北斗究竟是被什么承包商设计的?到底是谁负责维护和提高使用体验?

  二问:北斗盒子掉线一次要罚司机2000-5000元罚款,如果是设备自己的原因导致掉线,那开发商需要扣钱吗?

  三问:地方是否应该更人性化的去执行和北斗有关的政策,是不是应该针对不同路段设置合理的大车休息区?

  四问:北斗的安装费与服务费设置的是否合理?为什么各地收费标准完全不同呢?千万别顶着北斗卫星的鼎鼎大名,却耽误老百姓事儿,侮辱了国之重器。

  五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交给大车司机自己来发声,这是一条此前在网上默默无闻的提问,今天有人能听到了吗?

  若不是生活所迫,谁不愿意找一份安全安逸的工作?谁不愿意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若不是养家糊口,谁又想违法乱纪,在陌生城市挨交警一句句数落,被生活逼得丑态百出,苦苦求饶呢?他们有的孩子都很大了,难道他们不想要尊严吗?

  是的,他们要不起,因为尊严是太奢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舍弃,去兑换生存的一丝缝隙。

  被货主骂、被交警路政罚款、被油耗子偷油、遭遇风雪货物受损,因为掉线被罚款,金德强的故事,是所有大车司机故事。

  今天我想说这些话,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梦想去搭车旅行,这把我父母都吓坏了,在他们眼里,大车司机就是一群可怕的人。

  可那是我对社会最全无偏见的年纪,我在尘土飞扬的国道上,和太多大车司机聊过天,我看到他们在山间放声高歌提神,会喝一罐罐红牛,抽一摞摞香烟,而他们会把家人的照片挂在后视镜上,他们都盼着一路平安。

  就是这群大车司机,好奇地载上我,送我在最穷的年纪看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我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山间嘹亮,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声量太过微弱。

  我恳请所有人今天抽出五分钟重视一下他们,如果每一次推动社会进步,都要一条人命的话,那我们的代价就太惨重了。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他们能踏踏实实的休息,安安全全的开车,也能体面的养家糊口。

  到了那一天,他们不再需要用一条人命去提醒这个社会。

  “请看看我的困境吧。”

  —END—

  图文来源:公众号“小睿睿东走西顾”

  原标题:大车司机服毒自尽,为什么“北斗掉线”成了他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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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1 22:03:03 | 只看该作者
图解 | 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来源:皮书说  作者:皮书说   发布时间: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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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1 22:23:05 | 只看该作者
评论:“K形通胀” 老百姓头上利剑悬
时间:2021-04-10 10:35内容来源:香港明报社评

疫下民生困顿,人人期盼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随着多国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加上政府大洒金钱纾困,今年全球经济有望强劲反弹,然而基层弱势能否受惠,仍是一大疑问。疫下全球复苏不平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经济学者形容是“K形复苏”,最新迹象显示,一场劫贫济富的“K形通胀”,正在逐步逼近。疫情打乱全球供应链,未知何时复元,发达国家不断“放水”派钱,生产却追不上需求,原材料价格上扬,中国内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升见两年半新高,国务院强调要警惕输入通胀压力。香港连续两个月通缩,骤看似乎没有通胀压力,然而由车费到快餐等日常消费,市民最近都渐渐感受到物价上升压力,港府必须密切留意外围和本地通胀走势,不能对输入通胀压力掉以轻心。

原料价格持续上升 内地警惕输入通胀

疫情重挫环球经济,美国联储局为了支持经济和股市,量化宽松印钞无上限,华府政客则大举派钱。近月英美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市场憧憬发达国家疫情逐步受控,实体经济可望复常,美股屡创新高,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反覆向上,全球通胀预期升温,有市场人士认为,这是经济复苏下的正常现象,可是亦有人担心,通胀一旦加剧,有可能如脱缰野马般失控。

在美国,作为通胀重要指标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2月份按年升1.4%,联储局认为现时通胀情况仍然温和,即使未来数月通胀数据,有可能因为去年同期基数太低,按年升幅超过2%的政策目标水平,相信中长线情况仍属可控,毋须急于收紧货币政策,然而拜登的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却令一些经济学者颇为担心。前财长萨默斯近月便再三批评,纾困方案向经济注入太多现金,过度刺激需求,恐导致经济过热,触发通胀甚至滞胀。

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中国疫情受控,无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较为稳健审慎。内地最新公布的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上升0.4%,然而值得留意是,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按年显著上升4.4%。这已是内地PPI连续第3个月向上,升见逾两年半新高,有关数据意味,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内地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最终必会转嫁到一般日用消费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本周开会,亦对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表示关注,特别强调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警惕输入通胀压力。

全球通胀预期升温,除了因为美英疫情好转、发达国大举量宽印钞派钱刺激需求,同时亦因为全球供应链被打乱,很多物资供应都变得不稳定。经济全球化,生产链环环紧扣,任何一环货源不足,都会影响总体产能,制造商、生意人担心来货不稳定,往往倾向囤积所需物资,导致供应更加紧张,推高相关物资价格。近月全球闹出晶片荒,由汽车到手机等不同行业都受影响,一大原因便是美国向华发动科技战,制裁中国相关企业,引发连锁效应,打乱了全球晶片供应。除了大国博弈,疫情肆虐多国,影响正常生产,亦是打乱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原因。观乎形势发展,这两个干扰因素,恐怕不会在短中期消失,重新理顺全球供应链,所需时间可能比想像漫长。

“K形复苏”贫者愈贫 通胀加剧打击基层

新冠疫苗为西方富国控制疫情带来希望,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强力反弹,但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这并非典型的V形反弹,而是“K形复苏”,意思是经济直插向下之后纵现反弹,也只是一部分人受惠,幸运的一群可以重新向上,不幸的一群将往下沉,就像K的字形一样;简言之,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穷国和基层弱势在这个复苏过程中有可能被边缘化。回首过去大半年,发达国大举印钞,全球资产价格大涨,大企业和持有大量股票者当然笑逐顏开,小企业却只能艰苦经营,中下阶层收入减少,甚至打烂饭碗,唯有节衣缩食。全球通胀阴霾骤起,有分析认为,这也会是一次“K形通胀”。彭博社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当下美国通胀率看似不高,不同阶层面对的物价通胀压力其实很不一样,近月美国汽油、基本粮食,以至日用必需品诸如清洁剂等,都出现显著升幅,对于相对富裕的一群,相关开支比例有限,当然没相干,可是对低下阶层来说,这些都是无法节省的开支,价格上涨必定影响生计。类似的问题,绝对有可能在香港出现。

香港2月份整体通胀率微升0.3%,扣除政府纾困措施后,基本通胀率为负0.1%,是连续两个月出现通缩。表面看,香港似乎没有通胀压力,然而细察数字不难发现,这只是因为私人房屋租金跌幅扩大,以及食品价格升幅收窄所致,水电煤其实都录得升幅。随着近月社交措施放宽,市民外出用膳,食肆经营空间增加,食品价格升幅可能扩大,加上最近巴士大幅加价、港铁车费不减实加,未来数月本港出现“K形通胀”的可能性甚高,最受影响的一定是基层市民。疫下民生疲惫,全球通胀压力升温,犹如悬在老百姓头上的剑,港府早前仍表示,香港物价压力“短期内应会维持温和”,如此乐观的研判,有必要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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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1 22:55:44 | 只看该作者
他们在路上搏命赚的钱,都在路上扣完了

2021-04-11 09:50:53  来源: Vista看天下   作者:指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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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颠簸货运路》

  河北的货车司机金某自杀了。

  在开车途经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他因为车上的北斗定位掉线,被处以扣车处罚和2000元的罚款。

  几个小时后,金某喝下了农药,并在遗书中表示“用我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留下原本指望他养活的一家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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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旁观的网友惊讶于,2000块钱的罚款就能成为压倒卡车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当我们走近这一群体后会发现,压在他们身上的不止是某一笔罚款,还有居高不下的养车成本,越来越低的运费收入,以及跑车个个环节中“隐形支出”。

  在金某的悲剧发酵两天后,那个早已被卡车司机们默认的说法,渐渐为更多人所知:

  “货车司机在行业里就像是块唐僧肉,谁见了都想上来咬一口。”

  01、“货车司机就是肥肉,谁都要来咬一口”

  卡车司机这份工作究竟苦在哪儿?最常被提到的是对健康的摧残。

  工作强度大,经常要熬夜开车;跑长途吃住都在车上,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也会与社会脱节;途中还要面对各种危险的路况和其他未知风险。

  所以跑货运又被称作是拿命换钱,“花20年赚钱,再用20年治病”。

  而金某的悲剧,以及随后其他卡车司机的发声,实质上掀开了更加惨痛的一件事——

  有时候就算是拼了命,也赚不到什么钱。

  跑一趟几千块的运费流水看似可观,但是除去高速费、油费、车辆维护、跟车人工等硬性成本,到手的收入实在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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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净收入12万,这还不算买车本身的成本。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则是运输过程中的“层层关卡”——出尔反尔的货主、刁难人的装卸工人、混迹服务区的偷油贼……都会让自己“出一次血”。

  最近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一位自称倩姐的38岁女司机。

  她的生活记录总让我感觉在看现实版的“西天取经”。

  直到把货卸完、运费拿到手,才能松一口气。

  在此之前,哪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有一次,她不到7点就早起去另一个城市拉货。开了100多公里抵达取货地点,突然被货主通知:因为买卖双方的货款还没谈拢,现在没办法装货。

  开回去吧,这往返油钱就白费了;不开回去,这片区域过于偏僻又拉不到什么别的活。

  虽然可以索要“空车费”,但势必又要经历一番扯皮。

  无奈之下,她只能再次打电话试图劝货主“能拉多少是多少”。

  好不容易装上货,开车途中依然随时可能“破财”。

  首先是各种罚款。

  在这次北斗的争议中,“疲劳驾驶”的判定是被司机们抱怨最多的地方,也是他们被罚款的重灾区。

  开车四个小时休息20分钟的规定固然是为了行车安全,但在实际操作方面,会不会堵车、沿途有没有服务区,都是司机无法控制的因素。

  今年2月份,有货车司机夜里进入服务区时遭到保安驱赶,他当时强调的就是“我疲劳驾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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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区看来,节后高峰期导致停车位紧张,阻止大车进入是合理的。

  但对于货车司机来说,如果进不去服务区,那就是“因为疲劳驾驶被罚款”和“因为在应急通道上停车被罚款”的二选一。

  而对于那些进入了服务区的“幸运儿”,也依然不能安心休息。

  他们需要面对的下一个“挑战”,是偷油的“油耗子”。

  为了防止偷油贼,卡车司机们通常是开车的睡觉,跟车的“站岗”;

  一个没盯住,几千块钱的油可能就被抽走了。

  倩姐有次在某个服务区,还拍到旁边的卡车后轮上栓了两只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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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耗子怕狼狗叫就不敢偷了,让人能稍微睡个好觉。”

  好不容易到了接货地,别的问题又来了——卸货。

  货主在自己的地盘上不着急,但对货车司机来说,货在车上多放一天,自己就少拉一天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

  倩姐有一次迟迟等不到装卸工,最后客户打电话过来说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来搬。

  为了催促对方早点卸货,或者支付压车费,她据理力争半天,软话硬话都说了。

  结果电话对面被逼急了,直接使出了杀手锏:“现在肯定是卸不了的,你要是着急那你把货拉回自己家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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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说到这个份儿上,第二天接到卸货通知时,倩姐还是连牙都来不及刷就赶过来了。

  “老板说不赶快过来的话,他那个吊车就要开走了,就卸不了货了。”

  对货车司机来说,时间真的就是金钱。于是在遇到不合理的待遇时,最后通常都是妥协。

  所以为什么人人都想从他们身上捞点油水——这简直是最好捏的软柿子了。

  只要掌握一个“拖”字,就相当于掐住了他们的命脉。

  02、越来越低的运费

  货车司机之所以这么“好欺负”,本质上也是处于对性价比的考虑。

  比如装卸货物的时候被现场工人刁难,也就是买几包烟的事儿。

  倩姐曾拍过一个小短剧,镜头外的“装卸工人”让她要么搭把手要么给条烟,她给出的应对方式是“你爱卸不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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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评论区的反馈来看,大多卡车司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是会选择“破财免灾”。

  逻辑也很简单:“与其跟他耗在这儿斗气,还不如赶紧跑下一趟活。”

  而如今,给出去的“打点费”一点不少,赚钱却越来越难了。

  司机抱怨最多的不是开车的辛苦,也不是跟各色人等的斗智斗勇,而是“运费太低”。

  有开了30年车的老师傅提到,如今油价、路费都在涨,可自己跑一趟的收入比二十年前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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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中也有人直言:自己放弃开货车不是因为怕辛苦,而是起早贪黑却赚不到什么钱。

  运费低的第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平台的进驻。

  从前卡车司机的货源通常靠车队或者中介联系,货主想要运货也只能找这些信息机构,自身对价格的决定权不大。

  而互联网平台改变了这一模式,货物信息和出价被发在平台上,司机看情况抢单,货主就有了价比三家、趁机压价的机会。

  卡车司机高哥就曾经抱怨过,自己在平台上抢到了一个标价3000元的活,结果打电话过去又被对方狠狠压价。

  而他因为几天没有拉到活了,只能妥协。

  尤其是那些拉货过来后准备折返的“回程车”,能把价格压到更低——反正车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报个低价,至少把油钱赚回来。

  当然,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信息透明化本应让价格趋于正常。

  而真正让运费低到司机们怨声载道的,还是因为“车多货少”。

  如今在卡友届,最被同行鄙视的就是那种靠低价抢别人活的“0首付贷款买车党”。

  “因为身上背着车贷,结果明明是5000块钱的活,他能把价格报到3500,连成本都不够。”

  但贷款买车的车主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个月1万多的贷款,跑活赔本,不跑赔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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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货车司机为了多挣点运费,选择去跑“绿通”。

  绿通是运输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的车辆,不仅运费的价格更高一些,还能免掉很多高速费用。

  但同时它对于时间和存放质量的要求也更高,往往是司机拼死拼活跑到地方,结果因为“一篮菜被压扁了”“最上层的栗子干了”被扣掉不少运费。

  有司机直言跑了几次绿通之后,还是回头去跑普通货运了:

  “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太大了,而且货主总是能找到理由扣运费。”

  “尤其是在北斗上线之后,要么因为疲劳驾驶被罚款,要么因为没有按时送到被扣运费,反正这个钱是不可能完完整整拿到手。”

  哪里出了问题?

  是按规办事的收货方,还是要求司机安全行驶的规定?抑或是急着养家糊口的贷款车司机?

  又或许谁都没有错,但这一切都汇聚成了悬在货车司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担心它会掉下来。

  03、“我只能跑下去”

  金某出事之后,其他卡车司机们同样是心有戚戚。

  他们开始在网上呼吁关注司机困境,抱怨自己被迫给出去的钱越来越多,赚到手的利润却越来越少。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使知道卡车司机的困境,也很难消除对这一群体的恶意。

  毕竟他们确实是“车品最差”的群体,明明开着最危险的大家伙,同时却又是疲劳驾驶、超载等违规行为的重灾区。

  可这也是因为,开车安全这件事对于货车司机的意义,与普通人其实截然不同。

  随着各地法规对于货车的限制越来越多,大众对于物流的时效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的当下,他们的收入已经被各种“雁过拔毛”式的支出挤得越来越少。

  安全已不仅仅是安全本身,更是与运费、高速费等因素一起被司机当作砝码,摆在了心里那杆衡量“划不划算”的天平上。

  如果能够抢到点时间,避免些损失,那么让安全这件事稍微往后靠靠,“好像也可以接受”。

  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在网上出现:

  “开货车还是能赚钱,不然你早就去干别的了。”

  作为货运行业的局外人,我们似乎很容易把卡车司机想象成出卖劳力的流动打工人;

  物流赚钱就开车运货,不赚钱了就去干别的。

  但真正的底层劳动者其实很少会选择开货车。

  单单一个A2的驾照就要考上5、6年,报名费也得花上好几万。

  而绝大多数给公司打工的司机,都会在攒了几年钱之后,分期付款一辆自己的车子。

  这个群体其实更像是个体户——那台几十万的车,就是他们投入的成本。

  卡车司机这个职业曾经一度是体力工作中收入较高的职业,很多人即使凑钱、借钱也要挤进来分一杯羹。

  运费下降、规则收紧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但足以把这些司机们困在了一个两难的境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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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对于那些贷款买车的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欠着钱,只能靠跑活尽量赚回成本。

  即使知道这一行赚钱越来越难,但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才是大多数卡车司机的心态。

  2018年7月,福建警方破获了一起针对货车司机的系列诈骗案。

  嫌疑人卢某靠伪装货源中介,成功地骗到了20多个司机的信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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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的骗术其实很简单——在微信或者APP上发布虚假载货信息,在收到货车司机转账后直接将对方拉黑。

  当时新闻下方有人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些司机会如此轻易地给一个陌生人转账。

  而对于卡车司机来说,这却是一个最本能的反应。

  另一条回复或许代表了他们中更多人的想法:

  “因为我得跑下去,抓住每个能赚钱的机会,不停地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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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 | “我命由天不由我”:新一代农民工为何已经认命了?

2021-04-11 15:33:48  来源: 修远基金会   作者:黄岩





  黄岩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袁中华整理)

  [导读]卡车司机自杀后,很多网友为其感到不值,认为钱还可以挣,不必为区区两千块想不开。他去世时年过半百,身后所留仅六千块存款。遗言中无奈较忿忿更多,打工落下一身病的他,“早晚是死只不过早几年尔已”。

  卡车司机之死揭露了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以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人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在游族”。因打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和居住的开支,他们时常面临“现金饥渴”,并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

  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如今的打工人以不希冀通过勤劳致富融入城市,相反成为了“月光族”。原因之一便是地方的户籍歧视。尽管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农民工子女上学应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但是这一政策被地方加码,例如要求出具过多证明文件,或是严格限制招生人数。尽管不少打工人希望出台外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但是很多开放名额多是当地技校,而这意味着子女也将成为流水线的操作工。

  零工经济更剥夺了工人的议价权,面对工作中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多以离职作为反抗,但离职后的选择却又是重复选择,向上流动无望。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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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卡车司机的遗言)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一个人掉在地上

  ——富士康工人 许立志

  ▍拆分型劳动体制

  中国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8年,国家出台的第一个管制人口流动的法律规定,劳动力被严格地限制流动是计划经济衰败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后,农村兴起乡镇企业,一批农民走上“离土不离乡”的致富道路,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直到1980年末才开始,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发《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农民流动到沿海地区打工,“春运”和“民工潮”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引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内地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地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等加工业。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女工惨死在深圳龙岗葵涌的这家香港人开办的工厂中,这一事件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兴打工群体的关注。致丽玩具厂女工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每年的国家一号文件都会象征性地对这个群体表达关怀,但实质性的保护措施要么根本就没有(如公平的社保体系),要么就是无法落实(如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两个为主”政策)。2004年,国务院文件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他们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后,关于农民工的全面系统性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已不容忽视。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挑战,不仅是沿海地区,全国各地都出现劳动力短缺。由劳动力短缺所引发的劳动管理和劳动控制也在发生变化。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人权利意识觉醒,沿海地区许多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富士康内迁河南和成都等地已经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在城市或沿海地区打工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是否能够随着产业内迁回去呢?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正在适应城市生活,适应了工厂生活,城市政府如何向他们打开制度空间,让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二代留下来,而不是被边缘和被排斥。

  陈江,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祖籍广东。他的父亲陈华辉和母亲叶小文1992年来到东莞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们换过许多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东莞,于是陈江成为了一位十分符合世俗定义的“农民工二代”,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甚至有点反感媒体这个称谓,难道不是吗?他所在的城市东莞已经称他们为“新莞人”,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新莞人服务和管理局”。陈江现在已经可以听懂一些广东话,平时喜欢看粤语电视节目,虽然陈江否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并试图融入他打工的城市,但事实是他的确和真正城里的年轻人有些不同:陈江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当地的民办学校完成的,初中毕业后他在广州读了技校,因为没有广东户口,他不能在广东参加高考只能选择读中专。虽然国家在9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但户籍制度仍然是“陈江们”融入他们生长和工作的城市的藩篱。

  居民户口簿,这个定义中国人基本身份的法律文书只是薄薄的几张纸,但对于陈江的父亲陈华辉来说,这张薄纸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东西,尤其城镇户口,它是农村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有时候它可以用钱买到,但更多时候用钱也买不到。1988年,陈华辉高考落榜后用4000元换取了县棉纺厂“集资入厂”的资格,这相当于当时县城高中老师两年的收入,但他的父亲为了儿子获得这个“城里人”的身份“砸锅卖铁”,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第一年,陈华辉被厂方送到上海去培训,实习工资每月80元,三年后他与同厂的叶小文订婚,叶小文同样是花了4000元“集资入厂”的,陈家用6000元为女方买了县城户口作为订婚礼物。1992年,棉纺厂正式投产不到三年后就关门,8000元的集资款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陈华辉带着新婚妻子到东莞打工,次年陈江出生,今天他也与父母一样成为新一代的打工仔,延续着父母当年的职业,同时也成为了一名本文所说的“在游族”。

  1980年具体到户籍制度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城市对农民的剥削,这个户籍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进步在于,农民终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用钱来购买到过去无法获得的户口。陈华辉一家倾其全力终于得到了一份城市工作和一张城市户口纸,但当沿海地区开始大量吸引外资,吸引外地劳动力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时,陈华辉们所在的城市却还在通过集资入厂兴办国有企业,这个国有企业的生命注定是要短命的,因此,集资入厂和合法出售蓝印户口这些事件也就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过2.6亿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仅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就分布着近4000万外来工人,以深圳为例,本地户籍人口不到250万,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再如东莞市虎门镇,本地人口不到10万,外来人口100多万。农民工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阶级称谓,而是一种歧视性的身份称谓。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沿海地区一些企业不允许农民工加入工会,理由就是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企业不用为这些农民工缴纳社保,理由是他们在老家有土地作为保障。作为一个特定的身份产物,农民工一直没有进入国家政策保护范围之内,更多的时候,以户籍作为身份识别标志一直是地方政府惯常和有效的工具,只要不是本地人,在工厂做工,他们都被看成是农民工。

  陈江与他的父母就有着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技校毕业后陈江辗转在珠三角的各个工业园工业区打工,与陈华辉当年不一样的是,陈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到处都缺工,到处都是招工广告。但陈江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流动和跳槽可以看作是陈江对自己的处境不满的发泄。陈江并不只是对工厂管理的不满,还包括对自己及家庭的这种漂泊状态的不满。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包括市场力量、劳动力生产过程、国家角色和劳动力再生产,其中劳动力再生产包括补偿和恢复现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能力、培育和补充新的劳动者、积累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等内容。在《生产政治》一书中,劳工社会学家布若威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利用家庭进行资本积累的两种模式,在英国,整个家庭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工人彻底地依赖工资收入,生产关系由家庭体制演变为工厂体制;而在俄罗斯,家庭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工人在工作地赚得一份工资收入,但工人的再生产则由留在村社的其他成员负担,生活资料由村社承担使得低工资成为可能,这实际上形成一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拆分机制,今天这种拆分机制在中国已经上演了近30年。

  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性投入,农民基本不用再受饥饿折磨,但他们还是要面临“现金饥渴”,市场化也使得农民必须面对更多的风险,正如社会学家托尼所说,“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外出打工寻找现金收入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策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不平等相结合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也称为“流动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在引导农民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创造剥削性的劳动力移民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输入地政府的许多政策导致农民工的应得利益没有获得平等对待,地方政府与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地方专制主义治理体系,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方专制资本主义”。

  “地方专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机制,对农民工进行的侵害首先体现在户籍歧视上,陈江和他的众多伙伴每年不得不在家乡与东莞来回流动,尽管他们也是在学校读书,但是接受的教育完全不正规。另一方面,生源减少、生源流失、师资老化,乡村小学逐渐凋零,有点能力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读书,像陈江这样的留守儿童只能与那些留守教师一起坚守学校。陈江所在的村小学总共才有六位教师,其中有三位是年过60岁的返聘老教师,陈华辉不愿意孩子在这种学校读书,所以在小学一年级时把他带到了东莞。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流动人员子女就读必须执行“两个为主”的政策,一是以流入地为主,二是公办学校为主。但是这一政策在地方执行时被严重扭曲,流入地城市总是采取各种变通手段来应付上级检查,最简单的变通就是要求农民工出具各种证明文件来提高入学门槛,如连续五年的社保记录、租房或买房证明、无犯罪证明、计生证明等,这些证明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齐。地方政府还对学位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子女很难进入公立学校。陈江在东莞读书时跟着父母辗转各个学校,小学六年陈江总共进了四家学校,要么是父亲工厂倒闭他们不得不搬家,要么是学校关门老板跑路。

  “流动劳动体制”所制造的不公平不仅仅是农民工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他们的下一代也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或流入地政府的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教育本身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是分割的,地方政府只是希望得到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种社会保障最主要的就是教育保险和养老保险,陈华辉夫妻直到2008年才进入了一家愿意为他们买养老保险的工厂。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劳动力进行拆分,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希望农民工的养老和子女教育都留在家乡解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城市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村进行掠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城市又通过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进行隐性掠夺,并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进行掠夺。

  为了尽其所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陈华辉把陈江送到当地最好的民办学校读初中,这个学校校舍是老板买下来的而不是租来的,教师也大多数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学费和杂费加起来每年要两万多,这笔支出占了全家的支出一半以上,但由于户口一直没有解决,陈华辉觉得儿子的大学梦越来越渺茫了。家乡县城的教学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存在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同事朋友的小孩由于没有父母的看管,染上网瘾,打游戏逃课,在街上混日子,所以陈华辉坚持要把孩子带在身边。陈华辉经常关注教育改革的新闻,他最渴望的就是国家能够出台政策让外来人员子女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等到陈江初中毕业新政策规定外地户籍学生可以考当地技校,而当地技校每年都招不满学生。

  陈华辉夫妻最初是希望小孩能够有一技之长,学些技术找工作。初中成绩还不错的陈江进入技校时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技校的大部分同学成绩都很差,也没有好的学习习惯。陈江想好好学习,但现实很残酷,他就读的技校是国家级重点技校,即使如此教学还是非常松懈,同学们不愿意学习,整天打游戏玩手机,教师无心教学,很少布置作业,即便布置作业也是全班同学一起抄,考试个个都过关。学校负责推荐学生进厂实习,表现好的可以留下来工作,毕业时能够进入富士康公司工作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学生们都知道,他们毕业后的命运就是上流水线做操作工。

  ▍游在城市边缘

  技校毕业后陈江就成了典型的“农二代在游族”了,“在游”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20出头的陈江已经身经百战,他辗转在珠三角的各个地方,不断地进厂出厂,实在累了或者没钱了就回到父母的出租屋。母亲希望他能够跟他们呆在一起,这样可以存下更多的钱,但是陈华辉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出去混,无论如何总比在厂里混要强些。

  陈江基本上是个月光族,广州市2014年职工平均收入是5808元,但是珠三角地区大部分的制造型企业都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人的基本工资,如2014年广州是1550元,东莞是1310元,每月连加班费在内的陈江可以拿到2000多元。陈江每月租房平摊200元,吃饭500元左右,如果工厂有补贴的话可以省下一些。但是下班后吃夜宵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一是因为加班后的确很累很饿,二是生活实在太无聊。虽然工厂离父母租房的地方很近,陈江也不喜欢回家住,因为不自由,而陈华辉也从来没有要儿子交过生活费,因为他自己年轻时过得太苦,希望儿子能过得好一些。

  陈华辉在老家盖了一幢三层楼房,用了夫妻两人打工20多年的全部积蓄。他们只是简单装修了一楼,除了偶尔回去过年,这个房子基本上是闲置的,但是如果没有房子,他们什么也没有。陈江有时候抱怨父母不应该在老家花20万盖这房子,他想在城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些“农二代在游族”对工厂生活游刃有余,每个月领到工资后,一定要和朋友到附近的餐厅里喝上几顿,大部分人都是月光族,有的甚至到了月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日常的支出主要包括吃夜宵、玩手机、上网打游戏、唱K,或者去找女工逛街,出门总是要花钱。

  如果没有外部帮助,农二代在游族是不敢去梦想改变自身地位的,陈华辉一辈子都在帮别人打工,所以希望儿子不要打工。陈江想去学修汽车,然后自己开一家修车店,但是开店需要钱,他们脆弱的现状也无法承担开店面临的风险。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积蓄都用在盖房子上,不像城里人买房子可以增值,盖房子在乡村是一种静态投入。城里人总是批评农村人喜欢盖房子,说他们不懂得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更不懂得教育投入的收益比。因为低收入,农民工是整个生产体系中最弱势的一环,他们没有能力来承担风险,所以他们的行为非常保守。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嫉妒老板赚得太多,而只是关注自己可以拿多少,他们希望四平八稳地拥有一份工作,不会轻易跳槽。他们宁愿把钱存在银行或信用社,而不敢去做理财。现在他们宁愿让小孩早点出来做工而不是读二本三本大学,因为读出来也找不到好工作。

  学修车的事就这样一直悬着,谁也下不了决心。陈江有时候觉得打工其实也不错,想做就做几个月,不想做就回到家里休息。如果学修车的话,还要忍受最少三年的痛苦,要受老板剥削和管制,看老板的脸色行事,至少现在没有生活压力,手上总有零花钱使用,所以陈江就这样一直漂着。如果工厂不加班,老工人都会离开,因为底薪太低。但是年轻人不愿意加班,他们周末宁愿在宿舍休息打牌也不愿意多做一天活。老板总是抱怨工人不好管理,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多赚钱。

  玩手机是工人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工余生活,陈江使用国产智能手机,听着流行歌曲,走在路上放着很高的音量,上班时也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经常为使用手机的事与管理层发生冲突。所有的工厂都规定不准在宿舍打牌赌钱,事实上所有的宿舍都在赌钱,特别是发工资的那几天,赚了钱就一起去吃夜宵,有的工人两三天就输光了钱,整月都要靠借钱度日。

  ▍如何落脚城市?

  陈江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代表,他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渴望远比父辈要强烈,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却是排斥性的,要讨论如何让“在游族”落脚在城市,并在城市自由地生存下来,国家必须调整政策设计,以更包容的观念和政策来吸引“在游族”,而不是把这个群体逼入城市的死角。

  从社会融入来看,“在游族”在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尽管他们的收入还不能支撑起一个城市家庭的正常开支,至少他们不会成为城市的负担。“在游族”不断地更换工作,但他们不需要靠父辈帮助来找工作了,互联网、老乡网络、外省外地的新朋友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在周末,陈江偶尔参加朋友发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如去郊野骑行。一开始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他们组织起一个志愿者团队,收集骑行路上的垃圾,参加骑行的大多数是在工厂做工的朋友,陈江还学会了组装自行车。由于工作性质不稳定,岗位弹性化,单位小型化以及自身流动性过于频繁,“在游族”基本被排斥在正式的组织体系之外,他们很少加入工会,没有党团生活,也没有单位体制的庇护,因此当他们在工作岗位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大多数时候选择离职作为反抗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打工三年多,陈江已经做过七八份工作了,叶小文不理解儿子,总是以为儿子做事不专心,心比天高。这是整个“在游族”的问题,频繁的离职可以看作为陈江们不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不满现状,只能不断地离职,不断地重新选择,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选择又是重复选择,而不是向上流动。

  制度性的融入空间在逐渐打开,广东省最近几年在全省推广积分制入户,许多已经定居下来的农民工等到了这个机会,他们积极提交各种材料,尽管他们认为地方政府仍然通过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来限制他们申请,但毕竟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陈华辉错过了陈江在广东读公立学校的机会,所以对积分制入户没有太多的兴趣,大多数农民工都如陈华辉一样,最希望小孩能在打工地入读公立学校和参加高考,按照中央和各省政府的规定,这一政策将会在两年后逐步实现。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还是隔着一座山,陈江没有本地人朋友,他们的生活圈子中也几乎没有本地人,除了每个月定期来收他们房租的房东外,他们也很少可以见到本地人。

  当陈华辉与工友们讨论何时回到老家这个问题时,陈江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会回去的,他不熟悉老家的生活了,老家也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朋友,没有可以玩的地方,而且他不会种田。不只是陈江不会种田,他的父母也不会种田了,50岁再回到老家还能够做点什么呢。推拉理论可以比较简洁地解释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打工,当城市的机会和资源远多于农村时,农民工就不断地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1990年代末打工潮进入高峰期,其时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最为衰败的时期,“三农”问题困扰着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今天,又有哪些因素来吸引像陈江这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留在城市呢?或者说第二代农民工为什么愿意漂泊在城市而又不愿意回到农村呢?除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农村生活的陌生外,“在游族”这代人本身具有比较突出的特征,他们没有了其父辈所共有的乡村生活经历和习惯,没有了乡村传统文化习得。当陈华辉试图向陈江描述乡村生活的便利和乡村亲缘的浓烈时,陈江总是回应说你们走我不走,这让陈华辉感到无话可说。在农村,他们还有四亩多水田,每年可以拿到几百元政府的种粮补贴,陈江的爷爷和奶奶每月有50元的新农保,除此之外,他们与农村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了,陈江真的还回得去吗?

  移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动机,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筚路蓝缕才有了今天北美大陆的经济繁荣和制度稳定;正是一百多年华人漂洋过海,才有了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图景。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在国内流动,这个制度现在受到市场、社会和文化多方面因素的挑战,“农二代在游族”这个群体本不应该成为今天向市场快速转型的副产品。

  如果城市政府不采取一套变革性的制度来为“在游族”融入城市提供方便的话,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已经从广州增城事件和沙溪事件中看到他们的力量。“在游族”的破坏性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超低认同。

  从积极意义上看,也正是他们可以成为城市政府的一支新兴力量,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城市政府能够接纳他们,他们给城市带来生机,他们从事底层工作,但有梦想在城市,与父辈相比,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要轻松许多。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一定是非常开放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一定也是对外来移民包容接纳度高的国家。

  因此,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要出台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须有一个包容心态来对待像陈江这样的“在游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2月刊,原标题为《“在游族”;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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