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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话说尽贪腐无底 官僚体制市场化葬毛泽东人民中国 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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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5 23:16:3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时隔12年开胸验肺事件曝光,时任河南新密市委书记收了企业40万

2021年04月05日 16:55:24
来源:澎湃新闻







时隔12年,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通过一份起诉书得以披露。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12309中国检察网近日发布河南落马厅官王铁良受贿案起诉书。其中介绍,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时任新密市委书记王铁良曾收涉事企业董事长给予的40万元。

而这只是其受贿的“冰山一角”。根据检方指控,2002年至2015年,王铁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价值总额超4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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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良 资料图

收受百万以上豪车三辆,多与房地产有关

王铁良,男,汉族,1960年5月出生,河南巩义人,本科学历;曾任郑州市金水区委副书记(2004年2月任正县级)、区长、新密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任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0年4月通报被查,后因涉嫌受贿罪被刑拘并逮捕。

2020年11月,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就该案提起公诉。澎湃新闻梳理起诉书发现,王铁良被指控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约4139万元。其受贿行为集中在郑州市金水区和新密市任职期间,多涉及房地产开发事宜,其中不乏索贿情形。

比如,检方依法审查查明:2002年至2013年,王铁良利用担任郑州市金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新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河南某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项目地面清理及拆迁、新密市某地产项目建设、购买新密市某玉石矿等提供帮助。王铁良先后18次在其办公室、家中、饭店等地收受或通过妻子单某某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087万元、美元120万元。

2004年至2007年,王铁良利用担任郑州市金水区委副书记、区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河南某公司郑东新区安置房拆迁建设、拨付工程款,河南某置业集团开发城中村改造项目等提供帮助。2004年至2019年6月,王铁良多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杨某某给予的人民币80万元、价值约114万元奥迪轿车一辆、美元2万元,以借为名索要人民币200万元。

2008年,王铁良利用担任郑州市金水区区长的职务便利,向金水区政府下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张某甲索要价值约113万元丰田越野车一辆,索要人民币130万元。

2010年至2013年,王铁良利用担任新密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河南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变更规划、以土地置换拆迁安置资金等方面提供帮助。2013年底,王铁良收受该公司负责人郭某某给予的价值208.68万元路虎揽胜车一辆;2015年11月,王铁良通过其妻子单某某收受郭某某给予的人民币150万元。

2011至2013年,王铁良利用担任新密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郑州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新密市开发的东城半岛房地产项目建设提供帮助。2012年初,王铁良通过郑州市紫荆山百货大楼原总经理张某乙收受郑州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某某给予的人民币200万元。

“开胸验肺”被曝光后:公开慰问背后收钱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检方指控,王铁良其中一笔受贿款与曾经备受关注的“开胸验肺”当事人张海超相关。

据《东方今报》、新华社等媒体2009年7月报道,时年28岁的张海超是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从事破碎、开压力机等工种工作3年多,他感觉身体不适,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

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张海超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多方求助无门后,他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以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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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张海超展示一份新的诊断证明书(右),这张证明书与之前的诊断证明结论不同。 新华社 资料图上述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时任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推翻先前诊断,明确张海超为“尘肺病Ⅲ期”,新密市劳动局也对张海超工伤予以认定。

当月,河南省卫生厅、郑州市委分别对“开胸验肺”事件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其中包括对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予通报批评,停止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磊工作、接受调查等。

“开胸验肺”事件还引起了新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时任新密市委书记王铁良在会上要求,各部门在最短时间内给当事人张海超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于涉事企业、也就是张海超曾经工作过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新密市委决定给予企业党总支书记侯振东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依法追究企业后勤负责人郑海军的责任,并对公司罚款25万元。

另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报道,2009年7月媒体曝光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当地政府先是沉寂了一天。随后,地方官员络绎不绝地赶往张家,慰问表态。市委书记带着摄影记者进入张家后,第一句话就是,“海超,哥来晚了!”然后抱起张海超的女儿,左脸蛋亲过亲右脸。

澎湃新闻了解到,上文提到的市委书记即时任新密市委书记王铁良。然而根据起诉书,“开胸验肺”事件中,他的公开表现与背后行为截然不同。


起诉书披露,2009年,王铁良利用其担任新密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郑州某公司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避免停产整顿提供帮助。2009年7月、2010年春节前,王铁良在其父亲家中先后2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侯某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共计40万元。

公诉机关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王铁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铁良的索贿行为,应从重处罚。王铁良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具结书,依据有关规定可从宽处理。

截至澎湃新闻发稿前,王铁良获刑情况未公开发布。

另据中工网消息,2013年6月28日,经过近10小时的手术,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和他的团队为张海超成功移植了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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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5 23:35:47 | 只看该作者
毛主席为何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制度?

2021-04-05 10:45:30  来源: 淮左徐郎   作者:胡新民




  本文作者:胡新民,本文主体原载《老年人》2020年第1期,作者授权本号原创发布未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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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连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接见外宾时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

  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是与当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断取得成效密切相关的。作为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主要形式,干部参加劳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后撰文道:“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全国解放后,这项传统又是怎样继续得到传承的呢?这种传承在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毛泽东主席认为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可以防止权力变味

  抗战期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几年后共产党就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晚上,毛泽东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泽东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泽东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在下一站长春,毛泽东发现当地戒严,批评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严随即取消。在沈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同年5月1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务必防止“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违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国家建设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没有放松下来,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为人民用好权力。1956年,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两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随后又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一面是不断地发文件,一面是毛泽东不断催促落实。仅以1958年8月为例,8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与工作结合起来,要作一个决定。8月19日,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8月21日,在主持一次会议时,毛泽东提说: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他特地指出: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关注度不减。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不但对指导中国重工业一跃起飞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而且在美国和日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并修改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同劳动同食堂”。这对于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审阅时,他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5月9日写下了长篇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史称“五九批示”。

  毛泽东倡导的这项制度,党中央是一致拥护的。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

  “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邓小平在把干部参加劳动提高到反贪腐的有效措施来认识。他在1964年9月接见外宾时指出:

  “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后来也指出:

  “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现在群众对我们是有意见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国家一下子垮不了,因为我们的功劳大,群众一下子还推不翻我们。但是正因为这样,危险就更大,因为上层建筑与基础有矛盾,上层建筑不断破坏自己的基础,发展下去,危险性很大。”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历史地看,波兰、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最后共产党在那里执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在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犯颠覆性错误的。这不能不感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坚实基础。

  深深的历史印记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新中国前29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并认为“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给那段历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毫无疑问,干部参加劳动是这个历史印记中最深刻的部分。

  中国是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成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的主要方向。多年以后,民间还流传这样的打油诗:

  “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

  有人作了背景注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奋斗的年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在这一个年代里,人民团结合作,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断努力。领导干部们为了群众们的幸福,下乡视察工作不辞劳苦,艰苦奋斗,反映了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很多原汁原味的史料。

  1958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如此之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

  6月1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工地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写信:“主席:今天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去的人数300多,内部长6人,副部长、副主任64人,部长助理50人,司局长级干部174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将有300多人,将于6月22日前往。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的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

  几十年后,一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有每个星期四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的规定(十八大以后,上海又作出类似规定,后面会谈到)。说起那些年星期四,后来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都会想起当年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前些年被拍成一部电视纪录片。那些年参加劳动的激情,一直珍藏在那些亲历者的心中。有位当年的厂长回忆道:

  “行动是最有信服力的语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唤。”

  另外一位厂长说道:

  “实际上是给我们党员干部思想概念当中形成一个,你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脑子里面有个观点。”

  在他们的记忆里,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是刚性的,手头的事再忙再多,到星期四也得放下,换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才是硬道理。

  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在建设者的人群中,就有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他也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一个部级干部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搞设计,攻难关,也正因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万吨水压机这座钢铁巨人才终于巍然屹立起来。

  那些年的星期四,上海的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婆婆妈妈齐出动,搞卫生。所有的里弄干部碰到大扫除了一个都不能请假的。而干劲最足,干活最多的往往就是街道干部和居委主任。这就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今天,这个根基依然是社会维稳最可靠的基础。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8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作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规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老、体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没有当过兵或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第一次当兵应为半年或一年,下连当兵的干部应与广大战士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规定》下发后,全军各级干部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下连当兵的大军区司令。他带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干部部部长陈美藻少将以及其他6名机关干部,佩戴列兵衔,背着背包,冒雨来到了军区驻徐州某部六连。为了让班长大胆管理,他把名字改为“杨绍起”。

  杨得志严格按照“五同”行动,其表现赢得了战士们的赞扬。不久,有的战士觉得“杨绍起”这样大年纪,参军又这样久,应该是一位首长。当大家最后知道是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时候,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6连的每个人和班、排,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书,决心争取更大的荣誉。连里的战士作诗一首:

  “社会主义出新闻,有个上将当列兵。来到连里许多天,同志不知是何人。端详相貌看又看,几个都是老革命。每天一块过生活,遵守制度可认真。这时心中乱估计,莫非就是某主任。通知今天开大会,说要讲件大事情。原来是个欢迎会,欢迎部队杨司令。大家欢呼又激动,个个心里喜盈盈。上将当兵不简单,好比苏联放卫星。”

  1958年10月的《解放军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当列兵》的新闻,对当时干部下连当兵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报道,说,“到连队当兵去”,已遍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里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高级首长带头,是这次干部下连当兵的显著特点。继杨得志、许世友、邓华、黄永胜等上将下连之后,总后勤部的洪学智上将、空军的成钧中将和铁道兵的李寿轩、崔田民中将等各军兵种的首长也都到了连队。据初步统计,全军已有70多名将军在重温几十年前曾经度过的士兵生活。当时的军营还流传这样的“段子”:

  “下连队,干部们争先恐后;当列兵,老将军一马当先。”

  今天的意义在于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后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当遇到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时候,加强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都是最优选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发生在北京的风波过后,邓小平就指出:

  “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

  在社会舆论的层面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共产党应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应该继续倡导干部(官员)参加劳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像矿难一类的重大事故频发的时候。有海外学者就在报刊发文,“建议恢复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矿难接连发生,难以遏止,那就让干部也下井参加劳动。”文章特地指出:“‘鞍钢宪法’的某些提法,未必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但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值得重新考虑。”文章还提到了日本经理人员也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更有人撰文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就是民主。如果各级干部真的下到了农村、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等地方,真心实意地与第一线的工农大众在一起,维稳就不是一件难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作风建设打了一套组合拳,动作之快、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效果之明显,令人耳目一新,让人充满期待。2013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的规定》,《规定》明确,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规定》强调,当兵和蹲连人员要自备个人生活用品,按标准交纳伙食费,不得接受宴请,不得游山玩水,不得收受礼品,不得插手基层敏感事务。

  实际上,各级党组织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地方出台文件,规定干部要下基层、参加劳动。十八大以后,上海市委还作出专门规定,规定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周四下基层。

  但是,今天的干部参加劳动,应该赋予新时期的意义,应该要有新的做法。具体地说,既然是执政党,就要把执政为民放在第一位。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历史:以干部参加劳动制度为主要形式的群众路线教育,曾经是我们党战胜艰难困苦的利器。历史应该还可以证明,如果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真正领会和继承“干部参加劳动”的精神内涵,就会使中华复兴的步伐迈得更快,更稳健一些。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与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代表同庆五一节。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领导干部,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不是说可以讲特殊、耍特权。相反,应该坚决拒绝空谈,更加崇尚实干,带头发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自己的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时代在变化,但“干部参加劳动”的精神内涵历久弥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能够坚持“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就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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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5 23:37:55 | 只看该作者
我在大厂,不说人话

2021年04月04日 13:13:58
来源:深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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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燃(shenrancaijing)原创

作者 | 唐亚华 魏婕 王敏 周继凤 黎明 李秋涵

编辑 | 唐亚华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懂黑话!近日,张一鸣一段吐槽互联网黑话的发言引爆了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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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网络

有人说,黑话代表的是企业文化和互联网精神,它也能让一个职场“小白”迅速蜕变成行业“老炮”。也正因此,互联网黑话被无数互联网人创造、强化,甚至奉为圭臬。

于是就有了这一幕:在大厂,大家开口用户感知、链路闭环,闭口底层逻辑、顶层思考,叮嘱同事“记一个 to do”,告诉下属“这个环节记得re一遍”;到了投资机构,话锋一转变成“我base上海,去DD了一个新孵化的项目,给了TS”;在外企,“你的这个topic就选得很suitable,对时事很有sense”……

鉴于互联网黑话这么流行,我们今天就和6位互联网人聊了聊他们身在圈内的感受。他们中,有人吐槽黑话又装又没有实际意义,有人在黑话中快速进阶为达人,也有人左右逢源,在两种话语体系里切换自如,更有人立志给团队洗脑,要以一己之力改造原本不互联网的团队。

本文就以他们的故事为抓手,以文字解释为底层逻辑,拉齐大家对大厂黑话的认知。友情提醒,尽管掌握黑话能迅速让你看起来像个“互联网人”,但想要在大厂混得好,最终还是要看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

先录音再搜索学习恶补黑话,一年之后终于有那味儿了

胡磊 | 29岁 互联网公司培训岗

我一直在大厂的培训岗,可能是公司里说话最多的一个岗位了。我毕业3年,在阿里工作过一年,现在在字节跳动,我的说话方式,已经完全被互联网塑造了。

就像大家学英语一样,我一进大厂,第一感觉就是——我必须得尽快学会“大厂语”!否则就像置身国外一样,根本没法交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事、领导和我说话,我都得偷偷录音,表面上“嗯嗯,好”地答应,回去之后得整理录音,百度搜索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每句话都有我听不懂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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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刚进互联网公司,自己是个小虾米,根本不会有“他们好烦啊,怎么不说人话”这种感觉,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听懂、学会大厂语,而且我还会觉得是自己太土了,感觉很自卑。

比如一个部门里人还不错的大哥和我说,“咱们部门新人第一年大概率都是325,那是为了激励你们。熬过这一年,争取第二年375”,听完这句话,我真是一脸懵圈,只想给这位大哥打个666。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阿里的绩效打分体系,325意思是3.25,意味着被判定为没有潜力,没有年终奖,有可能被劝退,375的意思是 “对团队有影响,和组织融为一体且被广泛好评,属于标杆” ,有年终奖。

除了像这样不把话说全,还有中英文夹杂的。带英文说话没问题啊,我本来就是英语专业,但互联网人说的那些英文单词,真实意思有可能在词典里都找不着!比如HR会说,“希望你能尽快landing,不至于太被动”。

那么问题来了,landing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一个英语专业的,也不敢问,显得自己的学历是假的一样。我搜了一下:landing,作名词时,意为楼梯;作动词时,意为降落,着陆。查完词典,那我姑且就认为,HR希望我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吧。

就这样,我一边录、一边记,从每天痛苦地想离职,不知不觉,1年之后就有内味儿了。

我现在在字节,但是说话习惯已经改不了了,给员工做培训时,用的还是在阿里时候每天耳濡目染的那些词句。阿里是家价值观驱动的公司,我脑子里从来不缺口号,领导也觉得我很专业。比如我激励员工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说,“昨天的最好表现,就是今天的最低要求”,他们感到挫败的时候,我就会说,要有“山不过来,我便过去”的精神。

当然,浸淫其中多年,和圈外朋友说话我也这样。有一次和初中同学打电话,他在村里开小卖店,说镇上新开了一家超市,他的生意就不好了。我就习惯性地建议他:这个时候得先启动回流策略,然后打造自己的壁垒,最好能再借助大数据,捕捉用户需求,最好在细分赛道上找准自己的优势,占据用户心智。

我觉得这对于他而言都是特别好的建议,但他之后再也没回过我信息。后来听另一个朋友说,他觉得我看不起他,故意说一些让他听不懂的话臭显摆。

对内拉通对齐,对外要接地气,在两种话语体系里来回穿梭

刘路 | 32岁 前大厂一线渠道经理

我是今年年初辞去大厂工作的,辞职之前在大厂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我被大厂派遣到外地,进行本土的客户拓展和维护,主要对接体制内的一些部门。

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基本每周至少有三天晚上要和总部中台的人开会同步工作进展,但是大家不是说“开会”,而是说“拉通对齐”一下。一开始,我连“拉通对齐”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每次“拉通对齐”的时间都非常难熬,因为中台的人总是会说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黑话”,比如“赋能、加持、倒逼、打透、串联……”让人感觉云里雾里。

但是,要融入新的工作环境,这些词还是必须得学。大家都这样说,你如果不说,不就是异类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被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有时候在生活中,“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给对方提供怎样的价值”,这些词不经意间就溜了出来。

不过,在跟体制内的客户交流时,我会刻意避免使用一些大厂“黑话”,因为对方是很接地气、很务实的风格,用这些“黑话”聊天,比如我跟客户说:“我们要用技术来实现赋能”,肯定会让场面十分尴尬。

所以我的状态往往是,在和中台“拉通对齐”的时候,我需要把一线的情况,包装“翻译”成大厂的语言体系来同步进展,而在一线和体制内的客户交流的时候,我又得把中台传递过来的信息,“翻译”成接地气的话和客户沟通,相当于我经常在这两种“话语体系”当中穿梭。

最开始,我觉得中台的人讲大厂“黑话”是形式主义,认为他们不在一线,所以用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词,来表现得很懂业务。但后来我也能理解,中台就是要将一线的情况转换为“黑话”,让大厂体系里的人能够快速明白。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内容难以清晰量化,所以在向上汇报时,就会将工作内容进行包装、“造词”,以凸显自己的工作价值。

那时,我基本每天早上9点就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早会或者拜访客户,晚上“拉通对齐”完之后就晚上10点甚至11点了。一天的工作时长、工作量相当于是一些人的两天甚至更多,自身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成长,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大厂“黑话”确实是一个槽点,有时和朋友聚会聊天,大家也会互相吐槽最近听到了哪些新鲜的“黑话”,还会互相解释,但比如“耦合”、“生态化反”这些词,我一直到离开大厂都没有理解。不过现在,远离了大厂之后,我也远离了那个话语体系,也不需要去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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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企,即便是中国人之间交流都用英文

阿敏 | 26岁 某医疗器械外企

我刚毕业就到了一家卖医疗器械的外企,“外企+医疗”,就这俩标签大家都能想象,我们公司的“黑话”密度远超一般公司。

因为和医疗沾边,公司里大家沟通聊天都会用大量的英文缩写和专业术语。我刚进公司工作的时候,简直是一头雾水。比如SFDC、EPOP这些,你猜都猜不出是什么意思,只能靠硬记。所以我一有机会就逮住同事问这些专业术语缩写是啥意思。

因为这种“黑话”,其实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个领导给销售同事发邮件写了ASAP ,然后销售问后台同事ASAP是公司哪个系统软件,其实是as soon as possible的意思。

到后来被熏陶得习惯了,现在我已经可以不过脑子脱口而出一些专业术语了,包括英文单词。估计在外企的人都有这种毛病,就是说话中英文夹杂。可能很多人会奇怪,觉得我们装。我没进外企之前也这么认为,后来待时间久了才发现,有些时候,很多专业术语就是必须得用英文。我都有点儿震惊,自己无意识地会蹦出一些英文,等到用中文解释的时候反而卡壳了。

大家都保持这样的语言习惯,你就会不自觉的融入。记得有一次拜托其他部门的同事帮忙,于是我发了一封邮件。明明大家都是中国人,结果邮件用的还是英文,而且双方也不觉得奇怪。

就我个人来看,“黑话”或者专业术语最重要的是能降低沟通成本。最害怕的是,大家说了半天,结果互相都没理解对方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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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斥到接受、主导,我成了互联网黑话达人

赵赵 | 28岁 互联网公司运营

我是从传统行业跳到互联网公司的,从面试互联网公司开始,我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类话的“威力”。当时我面的是一个运营岗位,HR对业务其实都不太懂,在我们几轮问答后,他问我,如果是你来搭建这个部门,会如何给出老板满意的结果,你从0到1的方法论是什么 ,你来做如何实现差异化的效果,你的抓手是什么,又会打出哪些组合拳。

其实用人话说,“这业务你会怎么做”,一句话就能搞定,用这些似懂非懂、不明觉厉的词。虽然我能听懂,但是就觉得有些别扭,感觉是为了特意拉升逼格说的这些词。

后来我接触的领导,也有同样的问题,开会必谈“抓手”、“赋能” ,做方案必须要“对齐”,来一套“组合拳”,其实后面都落地不了。

比如在平台新增用户拉新方面,用人话说,就是看看从运营方面,可以做哪些事情,但非要用“运营赋能业务”这种说法,我到现在都心有戚戚……互联网节奏快,感觉自己适应不了就要被淘汰了,后来我自己也经常用,抓手、生态、闭环、对齐、赋能、颗粒度这些词也经常会出现在我的稿子里。

其实喜欢用这些词,跟岗位没关系,要看你的ld(leader)从哪里来的,俗称阿里味重不重。尤其是杭州这边的电商公司,多少都有阿里的人,阿里文化不可避免的渗透。

最开始这种新造词,比如贾跃亭最先提出的“生态化反”,其实是为了推新业务,搞了一堆这样看似厉害的词 ,为了包装业务或产品。大厂的一些领导会专门提出某种新概念,为了向上汇报和提高辨识度,只是很多新词错用、乱用,导致很多人不爽。

后来我接受了以后,觉得也不应该纯去吐槽,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古代有古代的用词造句,现代当然有现代的引申与新生。世界在变 ,当下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阶段性我们感受到的。我是不是有点装,哈哈。

我觉得张一鸣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的表态可以一定程度上扭转字节跳动的风气,但治标不治本。其实这更像一种互联网20年发展史的文化集成的切面,这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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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第一天听完汇报项目,我以为自己进错了公司

邱伍 | 28岁 某公司行业研究员

我是学社会学的,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行业研究员,给甲方出方案。我们是项目制,甲方提需求,我们来执行。加入公司第一天,参加项目会,会议室里领导一边放PPT一边介绍项目进度,从头到尾我都没搞明白这个项目到底是要干嘛。

团队里大部分人都是研究生毕业,还有两个博士,说话都是文质彬彬的,特别有礼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所以一开始即便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认为是自己理论素养不够,不敢追问。

当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落地”,另外就是“体系”、“节奏”、“包装”,我记得当时领导说“现在这个体系还不够立体”,让我一度以为自己进了一家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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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项目leader找我谈话,给了我几个建议,有一条是说;“你看问题一定得站位高,视角得宏大,从不同的侧面去看,抓住最内核的东西……”当时我点头如捣蒜,还记了笔记,但说实话完全没听懂。

直到有一次跟老板出去谈项目,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吹牛”的意思。有一个地产公司客户,土老板,想向互联网转型,让我们给出项目书和营销方案。洽谈的时候,全程我就听老板一个人在讲,一屋子的人都老老实实坐着听,一动不动。老板从国际经济大势、中国产业转型、供给侧改革,讲到互联网思维、风口理论、组织变革,反正都是一些听起来很“宏大”的术语,我就感觉他在传统公司和互联网之间来回蹦跳,反正就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

项目拿下来了,跟客户吃饭,我全程不敢说话,因为怕露馅,如果客户跟我讨论项目细节,我可什么也答不上来。后来我问老板,这个项目具体是干啥。老板说,其实就是给他们做做宣传,给他们贴上互联网的标签,让人觉得他们不土。然后做一份行业研究报告,“论证”互联网很重要,客户好拿着这个方案去说服他们老板,给一些预算去做新项目。

我们根据老板的思路做了一个方案,完成了项目。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方案的含金量有多大。从做项目的角度是“落地”了,但方案能不能“落地”,谁知道呢。

我觉得,有些公司不说人话,或者总是说一些专业术语,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装,为了显得专业。当然有些术语是为了提高沟通效率,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比如落地,意思其实是“把项目执行完成”,但真正做项目的人其实不会这么说,要不然就显得外行了。

新公司的人不用黑话,太不互联网了,我要同化他们

张昭 | 25岁 互联网公司公关

我之前的工作跟互联网行业打交道比较多,最近刚来了一家创业公司。这边的人非常不互联网,我下一步的目标是同化他们,打造一个正规的互联网团队。

最开始我也不懂互联网行话,我第一次听到赋能的时候,查了一下也没查出来是什么意思,我就问对方,人家笑话我说你一个跑互联网的都不知道啥意思。后来有大会上嘉宾发言的主题是“直播带货的底层逻辑”,我没明白底层逻辑是什么,但没好意思问人,不然显得我很low。

这也是我刚接触互联网黑话时的一种心态,小心翼翼地去琢磨,一问人就好像自己很业余似的。其实他们说的这些词,我们大概也能意会到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有形成那样的语言。

后来跟大厂打交道多了,我慢慢就被同化了。来了新公司,他们不用这些词,我反而不习惯,最大的感受是,听他们说话感觉很啰嗦。比如我们要做整合营销,开会的时候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就代表我们要在所有的舆论场上铺上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要在微信公众号找哪些媒体,微博找哪些KOL,说得很细很浪费时间。

在我的话语体系里,比如公司要做价值观传播,我的说法是要找三方同心圆,这三方指的是C端、B端还有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公司价值观要体现三方共同的价值观,像马云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就实现了三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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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公司今年的公司战略,也就是顶层设计,就是要纵深发展,做IP赋能。再比如做公关传播,要做舆论传播、趋势传播、价值观传播三个层次。舆论传播其实就是大小事我们要在市场上保持声量,趋势传播比如我们要和谁谈合作一起办一个会,价值观传播那就是公司的一些理念,其实也就是讲故事。

人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自己没有感知、不了解的信息,往往要么认同,要么排斥。我说这些词他们不知道,一听感觉很专业,就把他们唬住了。

我用这些黑话比较多,一方面是这些新词确实能够能够准确表达出我的意思,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出于内心对认可的渴望。我会觉得只要说一些他们不知道或不常用的词,他们就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认为我很专业。事实上我来了这家公司还不久,他们确实觉得我很专业。


给你列举一段我拟的话术:我们和友商的竞争区隔就是我们的粉丝拥有强大的黏度,今年我们要继续在纵深方向打造产业生态,突出我们的竞争点,争取在年末能够划江而治。私域流量、公用流量要两条线做起来,不能完全分割,要打造一个可行的沟通体系和作业规范。产品赋能要坚持做下去,今年的乡村振兴也要成为另外一个抓手,舆论传播要保持下去,趋势传播要提高声量,价值观传播的项目要尽快启动。

我过来之后,就是要给他们洗脑。今年公司的年度公关战略都是我制定的,我会慢慢地去给他们解释,带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团队逐渐互联网化。

*题图及文中配图均来源于Pexels。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胡磊、刘路、阿敏、赵赵、邱伍、张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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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6 12:39:40 | 只看该作者
权和钱为何能够交易?
2021-04-06 09:15:30  来源: 三眼两手   作者:端木持易

  最近有个纪录片很火,每一集都上了热搜。因为片中讲述的贪污案例,刷新了大家的三观,涉案金额之巨大,秒杀《人民的名义》。

  这个纪录片就是央视一套的《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纪录片一共6集,讲述了25个真实案例。摄制组前往19个省市区拍摄,采访了参与扫黑除恶的案件当事人、干警、党政干部等170余人,多重视角揭露案件内幕。几乎都是一手资料。内容绝对重磅,在豆瓣拿到了9.1的高分。所以值得大家观看。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因为我希望大家看问题要看本质。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贪污腐败就是权钱交易,那么,为什么权力和金钱能够交易?

  大家应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才算看的透彻,对不对?

  这里就不得不说金钱的本质了。

  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都学过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内部包含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以一般等价物作为这个无差别人类劳动的象征就诞生了,它就是货币。

  两种表面形式完全不同的商品,使用价值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能交换呢?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内涵同样的劳动,同样的劳动时间,具有同样的劳动价值。所以从哲学角度看,使用价值是形式,劳动价值是本质。

  可同学们,货币的本质到此结束了吗?

  没有。

  再往深处看呢?

  马克思在解释拜物教,拜货币教的时候,就更深一步讲解了,货币的本质是物质掩盖下的社会关系,普遍的社会权力。

  这是一种什么权力呢?一个人支配他人的权力。一个集团支配其他集团的权力。一个阶级支配另一个阶级的权力。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政治权力和货币(即支配他人的权力),其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能够相互交换。

  为了更形象的为大家讲明白这个道理,我为大家梳理一下人类历史。

  奴隶社会,怎么支配他人呢?靠的就是鞭子,暴力就是最直接的手段。

  封建社会,怎么支配他人呢?靠的除了鞭子,已经逐步采用:宗教,伦理,等意识形态,再加上地租形式,来完成支配了。

  资本社会,怎么支配他人呢?不靠鞭子了,靠警察,监狱。然后结合法治,契约,再结合货币形式,来完成支配。

  你能从我的归纳中发现什么规律吗?

  这个规律就是,尽管社会形态不一样,但其本质都一样,那就是私有制下,一个阶级支配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没有改变过。不同的是什么呢?是统治手段。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手段,从奴隶社会的军事暴力退出,从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等级压迫退出,甚至退出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只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就是货币驱动被统治阶级。

  一切支配权力的内容和形式,都用货币来体现。当然,也用货币来掩盖了。

  怎么理解既是体现又是掩盖呢?

  比如孩子上学,你给校长送钱,表面看只是钱的问题,实际上,校长手里的社会权力被掩盖了。

  比如你给领导送礼,领导的权力被礼物掩盖了。实际上礼物也是钱。

  你为什么要行贿送礼?

  因为权力等于金钱。同时也说明,金钱本身就是权力。

  金钱掩盖了统治者的权力事实。让人们以为,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于是领导即统治者就躲到金钱后面,更容易统治了。

  你有矛盾,你找金钱就行了。所以,金钱作为统治阶级的狗,却反过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主人。

  这正是统治手段的形式更加“高明”和“发展”。而不是统治压迫的本质有什么变化。

  我们明白了以上本质,就能反过来看,为什么有点权力的人,就要腐败呢?即要把权力变成金钱呢?

  这是因为,权力相比金钱来说,是具有局限性的。比如他是一个校长,它的支配权力只在学校有用,出了学校,它屁也不是。但它把这个权力换成钱以后,它就具有了货币流通范围内的无差别权力了。换成美元,就具有了世界支配权了。

  所以,局部权力天然的就想具有整个社会的权力。就像具体的商品是具体的劳动,它想具有整个社会的权力,他就要卖出去,变成货币,它就具有了社会的权力了。

  具体的商品要变成货币,从而变成社会权力;局部的权力要变成货币,从而变成社会权力。

  这都是局部权力意图扩大权力到整个社会范围的天然追求。

  人民币国际化,就其本质而言,也是这种追求。

  总之,大家要看到货币的本质是社会化的权力。所以,才有局部的权力追求社会化的权力。

  贪污腐败的人,是贪得无厌。我们批判他们是应该的。

  其实,大家忘却了更大的贪污,那就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称王称霸,当万岁爷,把公权力变成自己的私权利。但他们并不去变现,并不愚蠢的去用手里的权力去变成社会的权力(即换钱)。安安心心的享受手中的权力,不是最美丽的贪污吗?不香吗?

  为什么权力变现会遭受清洗?

  因为一旦允许局部权力变成整体的社会权力,那不是放任这些人侵夺他人的权力范围吗?这不是纵容天下大乱吗?所以,权力的游戏规则就是,各人做各人的山大王,分工分权,坐享其成,守其本分,才能长治久安。

  如果你想过的超级权力,那就谋取进升,成为国家级级别的领导。你看他们,何必需要钱呢?

  当然,你也可以下海,或经商,或创业,直接成为资本家,获得货币,获得社会权力。可为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想当官呢?

  因为中国的货币,一遇到真正的政治权力,就软了,没用了。它才知道,原来它的权力范围,只能是除了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权力。它才知道,原来社会权力,是有等级的,是有质的差别的。我们并不是西方的金权至上。我们搞的是政权至上。

  所以,那些资本大佬又无政权在手的,无时无刻不想的一件事儿,就只能是体制改革了。就其本质而言,那就是让金钱说话。

  行贿本身就是让金钱说话。反腐本身就是维护体制稳定。

  金钱和体制的博弈,流动与稳定的斗争,谁会战胜谁呢?

  我只能说,如果政治权力不是社会化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它不努力社会化,人民化,它仍归少数人占有,归私人垄断使用,它不努力消除货币,不消除私有制,不消除商品经济,那么货币一定会最终赢得整个社会,因为它自身就是社会化的权力。社会化权力一定战胜私有化权力。

  如果想取得反腐的彻底的胜利,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权力归整个社会所有。同时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从而也就消灭了局部私权变成社会公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那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吗?

  嗯,正是哦!

  社会主义为啥不行?

  因为社会主义还有资本法权的残余。有资本,就会有资本的扩张欲望,就会产生资本和社会的交易动机。

  所以,社会主义要努力向共产主义过渡,其表现形式,就是要在经济上逐步消除资本,在政治上让权力回归社会。

  这条路,虽然有点漫长,但因其结果的宏伟壮观,无限美好,而值得我们期待并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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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6 20:51:26 | 只看该作者
河北一卡车司机被罚款扣车后服毒自杀 家属:他有70岁老母和3个娃

2021年04月06日 15:26:09
来源:北京青年报







6日,有卡车司机自媒体号发布文章称,一名卡车司机金某强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某超限站被处罚后服毒身亡。其留下的遗书显示,金某强认为自己因为定位掉线被执法部门扣车、罚款,“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定位掉线)。”金某强表示,他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没有挣到多少钱,反而落下一身病,希望用自己的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示(应为“视”,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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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某强的哥哥金先生6日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金某强是5日下午在唐山丰润区一处超限站的办公室内服用农药自杀的。“他前两天从承德出发,昨天到唐山装了货物,到了丰润区的这个超限站被执法人员拦住了。他没有超载,后来执法人员就说他的定位系统掉线了,对他罚款2000元,并扣了车。”

金先生说,他本人也从事运输行业:“这个定位系统平时主要是检测有没有疲劳驾驶,如果检测到疲劳驾驶,会进行提醒,但没有的话,就不会有任何提示,平时很难注意到它掉线了。”

“我弟弟在超限站服药之后,后来有人看他不行了,才给送到医院,昨天晚上就不幸去世了。目前遗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金先生介绍,金某强今年50多岁,和金先生两人一起供养70多岁的老母亲,金某强自己有3个孩子。

金某强发布在一卡车司机微信群中的遗书显示,金某强称自己的死最对不起的是年迈的母亲,“我9岁我父亲就去世了,那年我的哥哥才12岁,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两个拉扯大,太不容易了。儿子姑娘们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妹妹。我走后不要过度悲伤,生气赌气,把日子过好。”

金某强在遗书中称,其干运输10年,没有挣到钱,反而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我希望用我的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示(应为“视”,记者注)”金先生6日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金某强去世后,一家人查看了他的账户,发现只有6000元钱,“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依靠开开车勉强过日子。”

金先生说,目前他已就弟弟服药去世一事向当地派出所报警,6日上午,派出所给他看了相关的监控录像,后续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唐山市丰润区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6日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表示,当日他们已经收到多个就此事咨询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已登记记者的相关信息,稍后会给予回复,但截至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发稿时,交通运输局尚未就此事进行回应。

6日下午,记者以市民身份从当地警方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目前警方已介入此案,正进行调查。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检索发现,《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款。有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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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亮落马!15年前喊“我是县委书记我怕谁”

2021-04-08 10:26:56  来源: 半月谈   作者:记者




  据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武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他出生于1963年8月,湖南邵阳人,曾任望城县委书记、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2009年10月起转岗国企,2017年10月起任现职。

  王武亮最后一次露面是在3月31日,该集团党委组织召开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败工作会议。照片显示,王武亮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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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武亮(左三)

  这并非王武亮首次“出名”。2006年3月25日,《半月谈》刊发记者侯严峰、陈澎文章《特权意识下的公权蜕变:我是县委书记我怕谁?》称,2005年10月以来,长沙连续发生三起领导干部违规违纪案,其中一起正是“县委书记王武亮袭警事件”。

  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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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武亮,资料图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希望媒体不要炒作。当时我确实觉得很委屈,怎么说我也是个县委书记。我是认为自己有理,所以才说不怕谁的!”王武亮事后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是感觉“委屈”,所以说了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有一些过激行为。

  据记者调查了解,事发当晚,王武亮在望城县参加了一个接待活动并饮酒,随后驾车回家,当时他的司机驾驶另一台车紧随其后。如果当时心中谨记酒后不许驾车这条世人皆知的交通法规,并且严格遵守,王武亮完全可以乘坐司机驾驶的车回家,也不至于惹出后来的严重事端。

  据长沙市纪委通报,王武亮事后被免职。官方简历显示,2005年12月不再担任望城县委书记,而是上调长沙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

相关文章

  特权意识下的公权蜕变:我是县委书记,我怕谁?

  来源:2006年第6期《半月谈》

  半月谈记者:侯严峰 陈澎

  县委书记酒后驾车袭击交警,市副检察长酒后驾车肇事连撞17位行人,区安监局副局长泡酒吧与人发生冲突致死。2005年10月以来,长沙市连续发生三起领导干部违规违纪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透视这几起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极个别领导干部特权意识根深蒂固,而且有恶性膨胀之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前干部教育监管机制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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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县委书记,我怕谁

  “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

  这一闹剧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一个县委书记如此胡作非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县委书记?他连警察都敢打,不知道对普通老百姓会怎样?就是这些有特权思想的干部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一位现场目击者对记者说。“王武亮在望城担任县委书记期间,除了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外,其他干部甚至是同级干部他都不放在眼里,恃权傲物思想比较严重。”望城县一些干部事后告诉记者。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希望媒体不要炒作。当时我确实觉得很委屈,怎么说我也是个县委书记。我是认为自己有理,所以才说不怕谁的!”王武亮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是感觉“委屈”,所以说了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有一些过激行为。

  “县委书记袭警事件”余波未平,长沙市又接连发生的两起事,将群众对少数干部特权意识的议论再度引向白热化。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常清酒后驾车肇事连撞17人、长沙市芙蓉区安监局副局长龙绪云与人发生冲突被打死在酒吧内。类似事件为什么屡屡发生在个别领导干部身上?“党员领导干部本应是社会公德的模范执行者,为何竟酗酒滋事、出言不逊甚至以权压人?做人要讲公德,为官要讲‘官德’。特权膨胀下的公德退化,必然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错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对上瞒天过海,对下肆无忌惮,对外为所欲为。”一位社会学专家的评论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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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权意识使法纪观念淡漠

  袭警、酒后驾车、寻衅滋事,从县委书记、副检察长到安监局副局长,在长沙市极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凸显出来的不仅是特权意识,同时还有对法纪的淡漠。接受采访的不少人认为,这几位领导干部的行为,既违背社会公德,又违纪违法。他们之所以敢于以身试法,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把自己看成了位显权重的“官”。

  据记者调查了解,2005年10月4日晚,王武亮在望城县参加了一个接待活动并饮酒,随后驾车回家,当时他的司机驾驶另一台车紧随其后,两台车上并没有其他人。如果当时心中谨记酒后不许驾车这条世人皆知的交通法规,并且严格遵守,王武亮完全可以乘坐司机驾驶的车回家,也不至于惹出后来的严重事端。

  无独有偶。2005年12月4日下午,黄常清驾驶一台本田小轿车在长沙市河西麓山路一公交车站附近撞倒一名骑自行车的小孩后,冲进正在等待上公交车的乘客中,造成17人受伤。事后记者调查了解到,黄常清中午也是参加了一个接待活动,也是酒后驾驶。领导干部不得擅自驾驶公车、领导干部不许酗酒、领导干部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行……应该说,各级政府一直在三令五申。作为领导干部,他们理应比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更熟知于心,见之于行。这几起事件发生后,记者先后介入调查,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者和阻力不断,而当记者触及饮酒这一关键事实时,对方更是极力回避。由此证明了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是当事人之前并非不知道酒后言行的严重后果;二是当事人总认为即使酒后出点什么事,也能通过自己的权力资源“摆平”。

  这几起事件更暴露出一些深层因素。道德律令,作为起码的社会准则,任何人没有特权游离其外。如果自恃权高位显,可以不受约束,那么“翻船”就是早晚的事。在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今天,很多社会活动都被限定在法的范畴之中。领导干部并非贪污受贿才叫腐败,在新时期权与法的博弈中,凡是仗着权力资源而游离于这种约束之外的肆意妄为,其实都是腐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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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耍态度、搞特权,

  监管机制缘何失灵

  长沙市三个酒后目无法纪的领导干部,终因自己的言行而自食其果。据长沙市纪委、市监察局通报,长沙市有关部门分别对黄常清、王武亮作出免职等处理,而龙绪云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长沙市在通报这几起重大违规违纪案件的同时,再次重申和明确领导干部“两个严禁”、“三个一律不准”:严禁工作日午餐饮酒和平时酗酒;严禁擅自驾驶公车和酒后驾车;一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公车私用;一律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和他人借用车辆并擅自驾驶;不得恃权傲物,对群众耍态度、搞特权,随时随地都要检点自己的言行。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几起案例通报后,当地居然还有少数干部为黄常清、王武亮和龙绪云抱屈,认为接待也是公务活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算不了什么大事;有的则干脆归罪于“杯中之祸”。

  这三起案件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一些长沙市民向记者表示担忧:各地究竟还有多少像黄、王、龙这样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干部是不是非要等酿出事端来才能引起上级重视?从少数干部的违纪和群众的担忧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酒后违纪折射出来的是监管机制的缺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完善监管机制已迫在眉睫。

  记者采访了一些社会学专家和法律界人士,有专家认为,管干部其实跟管孩子是一个道理,家长平时不了解孩子,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失去有效监管,就会“无法无天”。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平时言行的监管,亟待提上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

  在现实生活中,“酒精考验”的干部不少,酒后言行不检点的干部也大有人在。如果不是等出了大事才来追究,而是平时就注重解决这些“见多不怪”的现象,并且与考核考察、提拔升迁挂钩,也许比制订“严禁”、“不准”一类的要求还要见效。

  一些人士也指出,法律在遭遇权力时常常出现一些怪现象,一旦发生问题,不少上级领导干部就热衷于打招呼、下指示,网开一面,无原则地替违纪违法的部下开脱,还美其名曰“保护干部”。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被“保护”的干部有恃无恐,我行我素,以致“病入膏肓”。这种“保护”干部的结果必然是害己害人。

  “失去有效监管的权力,势必导致拥有权力资源者言行的随意。当前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管,仅靠法制的约束还显得单薄,已有的组织监管又十分乏力。”一位资深学者认为,遏制少数干部特权作风,要拓宽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这对于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至关重要。

  来源:半月谈、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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