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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认识远高于中国博士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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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 18:27: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答问︱斯文·贝克特谈《棉花帝国》、全球史与资本主义史

斯文·贝克特/文 孙宏哲/译

2020-08-18 13:51 来源:澎湃新闻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治十九世纪美国史与资本主义史,2014年其著作《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出版,以棉花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一幅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画卷。次年,本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2019年,由后浪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旋即在国内学界和媒体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讨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邀六位青年学者作为“与谈人”提出问题,由贝克特作答,深入探讨了《棉花帝国》一书所关涉的资本主义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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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

与谈人(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董瑜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杜华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焦姣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林煜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孙宏哲,哈佛大学美国研究项目博士生

于留振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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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中译本,后浪·民主建设出版社2019年出版

林煜堃:我曾在复旦大学主持过一场《棉花帝国》的读书讨论会,所以很荣幸能向您直接提问。很多中国读者认为,本书的“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看起来眼熟,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暴力与血腥,令人回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些概念是否受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启发?您如何看待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阐释?还有哪些思想理论激发了您的创作灵感、滋养了您的理论构建?

贝克特:像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我的分析首先来自自己的经验研究。开始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主要是想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历史,并且将经济变化放在我叙述的中心。我想看看,它会给我带向何方。当然,数百本书都论述了英格兰或上海的棉花工厂、密西西比的棉花种植园、利物浦的棉花商人等主题。我想反思的是,如果我们把它们都关联起来,这些故事分别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会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它们所组成的系统,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

在我开始研究后,越发清晰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将棉花的全球史的每个方面都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面。如果我们不理解印度棉纺织品的历史或美洲的棉花种植园的历史,那么根本不肯能理解欧洲的工业革命。一旦这些联系清晰起来,相当明显的是,棉花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只是技术创新的历史,或者说是市场无形的手的历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胁迫、暴力、掠夺和奴役的历史。

当然,在此分析过程中,我受到很多其他人的作品的影响。埃里克·方纳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很大程度影响了我思考19世纪的方式。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教会我如何系统地思考国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伊曼努尔·沃勒斯坦也给我打上了印记,让我知道我需要以全球视角、并在一个长时间的框架中思考资本主义。

卡尔·马克思显然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在很多方面,他的分析是预言性的。然而,我们也需要承认,他著述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而我们如今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已经和他不同了。《棉花帝国》等书表明,他的一些看法太以欧洲为中心了。例如,他对印度的分析就很不充分。此外,我比马克思更强调,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全球生产,而不是首要关于欧洲。还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仍然在根本上是异质的。的确,例如在劳动体制的多元性上,我部分是通过强调这种异质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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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孙宏哲: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您所说的“棉花帝国”指的是自古以来全世界所有棉花业从业者的总和。但读完之后,我知道您说的是工业革命以来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棉花业。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除了这个“棉花帝国”之外,还存在着其它的“棉花部落”“棉花王国”“棉花共和国”,它们的领土不断受到您资本主义的“棉花帝国”之侵蚀?此外,您的这个“棉花帝国”似乎不是一个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类似,下面有不少拥有较高自治权,甚至相互斗争的小国。英国、法国、美国北方、德国、美国南方、日本等都是这个神圣罗马棉花帝国的不同小国。我们可否这样理解?

贝克特:是的,这是个出色的评价。的确,我的首要目标是纪录棉花成为工业革命——也就是说,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之核心那个时刻。在这一点上,一个将世界各个地方连接起来的棉花帝国出现了。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世界的棉花工业整合了起来,第一次将之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变成一部历史——棉花帝国。

此外,是的,你说的对,世界史上的各种“棉花部落”在很长时间内存在。例如,在中国,大约一千年前,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庞大的棉花业就曾出现。印度的棉花业更为古老,拉丁美洲的也是如此。在很多世纪中,它们并行不悖,相互之间没什么交流。

当然,即便在棉花帝国兴起之后,你所说的“棉花部落”继续存在,一直深入20世纪。例如,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性的棉花业便一直深入20世纪,同棉花帝国很少有交流。尽管英帝国殖民主义压力很大,即便是印度也部分保持了其古老的棉花业的。在书中,我尽量提及这些“棉花部落”一直存在的迹象。

虽说如此,我想记录和解释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欧洲如何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棉花帝国的中心;正是这个欧洲,在工业革命前的许多世纪中,它曾一直是棉花种植、加工和消费网络中的边缘,而该产业在中国和印度等地已经兴旺发达。我试图解释的,正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也正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

董瑜:在19世纪早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民主化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我对两者关系非常感兴趣。您能否谈一谈?

贝克特:是的。这当然是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观点。资本主义孕育民主,反之亦然。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展导致了更大型城市和更大规模的城市中等阶级的创生,这个中等阶级开始创造一种具有活力的社团生活,然后明确地索要政治权力。这是人们常常给出的叙述,但我认为它在很多方面是错的。例如,城市中等阶级对民主治理常常是非常暧昧的,因为他们对下层阶级政治权力的担忧,甚于他们对贵族残留的权力的担忧。这不是《棉花帝国》的一部分,但在其它作品中,我已试图分离出这个复杂故事的各个元素。我在这些作品中的基本看法是,现代化理论所理解的民主化历史很大程度是错的。

焦姣:除了《棉花帝国》,还有一本“新资本主义史”著作的中译本近期也在中国大陆上市了,即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被掩盖的原罪》。《棉花帝国》在讨论奴隶制时也引用了巴普蒂斯特这本书。您是否认可巴普蒂斯特的观点,即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是现代世界中实践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最早形式?就美国而言,这种劳动制度为什么会被工资劳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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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的原罪》,[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著,陈志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贝克特:不,我不同意。在数世纪之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制糖业种植园中,就有大量工人被迫在严苛的劳动体制中工作。我认为,这种可怕的创新来自加勒比地区和制糖业,而不是美国和棉花。尽管如此,我也认为这样的种植园是发明新型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重要地点。当然,还存在其它形式的劳动控制。比如,威尼斯的造船业规模就很大。接着,随着工厂在18世纪的兴起,工业劳动主要是由工资支付调动起来的。但在同时的其它地方,还有其它劳动调动体制也崛起,例如佃农分成制和劳役偿债制。我认为,我们需要从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形式可以非常多样。也的确是那种多样性,很大程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些形式的劳动反映了某些时代、某些地方、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形。这解释了为什么工资劳动在美国最终变成了具有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这样的问题。

杜华:我们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残酷的、落后的经济制度,与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之间格格不入。而你在书中提到,在19世纪上半期,奴隶制不仅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脊背。奴隶制为何能在当时的全球经济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奴隶制与现代文明之间难道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吗?

贝克特:这是个出色的问题。当然,你是对的——在从各种理论视角出发的许多作品之中,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与自由工资劳动的扩张携手并进的,有些学者甚至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几乎等同于人类自由的扩张,一个导致另一个,一个为另一个提供条件。这些看法当然有正确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两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工资劳动的迅速扩张。

然而,我们太经常忽视,资本主义扩张也导致其它种类的劳动体制之扩张,其中许多都是非常具有胁迫性的,包括其中最具有胁迫性的——奴隶制。150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同125万非洲人被运往到新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在19世纪之前,被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人数比欧洲殖民者的人数多。这个数据令人震惊。也正如你所知,糖、烟草、咖啡,以及最终是棉花,这些重要的商品完全依赖对奴隶劳动的剥削。因此,在经验上,至少在讨论19世纪中叶之前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注意资本主义扩张同奴隶制扩张紧密相连这一事实。所以,很难从根本上区分二者。

但还存在两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没有依赖奴隶制?这些问题很复杂。要想回答它们,这点时间不够。但简而言之,我认为奴隶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应该同商人资本主义和欧洲国家二者难以改变全球农村有关。一切地方的农业耕种者拒绝欧洲资本的猛攻,他们尤其抵制新世界矿场里和种植园中的可怕劳动体制。因此,奴隶制与所有劳动关系中的胁迫,对于让欧洲人将美洲变作欧洲市场上农业商品和矿物的生产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最终——这给我带到了第二个问题——对农村的改变在没有奴役耕种者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变化的原因是受奴役者的激烈反抗和国家新具备的官僚能力和军事能力(例如铁路和电报),但也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根除了许多农村耕种者,使他们依赖现金工资维生。由此,奴隶制为其自身的消亡创造了条件。《棉花帝国》描述了这些关于棉花的过程,它揭示了奴隶制在一个特定时刻(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与19世纪60年代之间)的重大意义,然后探究了棉花农业中后来新的劳动调动模式如何成为可能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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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中的南方棉花种植园

焦姣:有一位学者在前些年讨论了“低人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国内劳动者自主权低下有利于资本积累。那时候您和巴普蒂斯特的书都还没有出版。这位学者指出,就对劳动者采取暴力和身体胁迫在经济上更高效而言,这个理论受到了福格尔的启发。您认为劳动力自由市场从根本上说是暴力的产物吗?

贝克特:这些问题很难。让我只回答其中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的,胁迫,甚至是身体暴力,在构建自由劳动市场中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它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当欧洲和其它地区的依附体系解体之时,工资劳动常常取而代之,但不涉及额外的经济胁迫。但在人们具有牢靠的自给农业的社会中,农民并不自愿成为工资工人。法律、新税收体制和土地掠夺等因素迫使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他们的劳动力。他们被迫成为无产者。

杜华:在第5章中,您分析了美国南部棉花王国兴起的过程。我注意到,您认为,奴隶主在州和联邦政府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是美国崛起并主宰全球棉花经济的重要原因。您的观点与马修·卡普的《庞大的南部帝国:奴隶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2016)一书有类似之处。您有没有关注这本书?传统上,有不少学者认为南部是小政府和州权主义的拥护者,您是否认为这种观念应该被修正?

贝克特:是的,在这点我们一致。当然,奴隶主关心联邦政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如此,并且在原则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依赖国家来维护他们日趋受到攻击的劳动制度,即奴隶制,也是因为国家缔造了一个给南部棉花种植者带到了全球经济中心位置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们对国家的依赖,使他们支持“小国家”这样的修辞。他们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国家?首先,联邦政府保障奴隶制度,并为那个制度提供规则和法律保障。此外,联邦政府对各土著民族的战争开辟了大量被剥夺的、后来被转化为棉花地的土地。当然,联邦政府允许南方人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生产并且消费来自同一个世界市场的产品的低关税政策(我管它叫做大西洋贸易的政治经济),也是很关键的。是的,南方人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鼓吹州权和小政府。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要小心,看出其本质是一种旨在推进奴隶主利益的修辞。

董瑜:您使用了“多元统合”这个概念来解释土地、劳动力、运输、制造和销售的全球网络之创建和运转。这个概念非常有启发性地解释了现代世界多元和复杂的原因。您能否再谈一谈这个概念?

贝克特:有些观点大致将资本主义视作巨大的同质化力量,事物变得越来越像了。这个看法有其正确之处。但我强烈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恰恰相反,是它能够接受多样性,利用不同的、甚或在理论层面相互矛盾的事物。资本主义是不遵循教条的。企业家可以同时剥削密西西比的奴隶劳动,同时又利用兰开夏郡的工资工人,他们可以同时拥抱世界的一个部分的殖民统治和世界的另一个部分的自由贸易,或者这里的合同和那里的压迫。另外,虽然资本主义倾向于将几乎一切事物变成商品,它也继续利用女性免费的家庭劳动来再生产其劳动力。资本主义内部的这种多样性还有很多例子,而我的整体观点是,正是这种相互连接的多样性,也就是多元统合,构成了资本主义。

杜华:您在第8章中指出,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在曾在美国共存。二者的矛盾使美国经济精英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严重分裂,最终导致内战爆发。您对内战起源的这种解释是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决定论?在20世纪上半期,查尔斯·比尔德等学者就提出,内战是北部工业资本家的胜利。您的观念与他们有何不同?

贝克特:你的总结很好。这是不是经济决定论?并不见得,因为位居这个观点之中心地位的是政治、国家和受奴役者的政治活动。这些冲突并不只是由直接的经济利益引起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因素居中调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将美国内战视作不同种类的政治经济体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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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

焦姣:《棉花帝国》提出了一种反传统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变革往往并不是从其“中心”(城市、工厂、产业工人)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秩序的边缘,也即其最易被暴力或胁迫改变的全球农村、妇女、儿童开始。您能谈一下您在这方面的思想来源吗?

贝克特:我这个观点所受到的启发,是我自己关于世界棉业的经验研究。一旦你这么做,你就会看到农村的变化同城市的变化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你就会看到农业同工业同样重要。我也了解到,资本主义是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只有我们将资本主义下经济生活的全球性加以考虑,我们才能理解这点。比方说,我们不能只通过英格兰理解工业革命。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点,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最重要的、最早的变化,事实上发生在被(我认为是错误地)称作“边缘”的地方。要是没有那些被奴役的工人在美国种植棉花,我们还不清楚那么多支撑起来英国工厂的便宜棉花该从哪里来。要是不利用印度(农村)纺织工的技术,我们还不清楚阿尔萨斯兴旺的纺织工业该从哪里来。资本主义世界是世界很多地区人们的共同生产,但许多真正重要的变化首先发生在农村和农业,然后才进入城市和工业。

林煜堃:全球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中心论有着复杂关系。您在书中试图规避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论述其他非欧洲国家地区的角色与作用,但书中似乎仍呈现了以欧美国家为主线的叙事模式,强调欧洲的优势与力量。您如何看待全球史和欧洲中心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全球史是否无法真正地脱离欧洲中心论?

贝克特:我同意你的评价。尽管我全力使这它变成一个真正全球的故事,我也许仍然太关注欧洲大陆了。这部分是我自己的训练——美国历史——的结果,但也当然部分是学者们一直从欧洲视角书写社会科学、历史学著作的结果,这让我有时难以逃脱那个棱镜。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史这个问题上,欧洲中心论为从卡尔·马克思到亚当·斯密、再到马克斯·韦伯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几乎所有思想派系打下了印记。战胜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正是当代学者的任务。

但我为我自己辩护一下。我认为,对于我所讲述的故事如此关键的工业革命这个改变了世界的事件,也的确首先发生在欧洲和北美。我所关注的十九世纪,也的确是所有世纪中最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和欧洲的资本家,的确在这些年间驱动了全球性的转变,他们也因此应当占据我所提供的全球叙事的中心。但显然,如果我们不看棉花业,而是更广阔的资本主义,我们就需要激进地去欧洲中心化。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包括中国)都有先例,如果我们看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我们清楚地看到以欧洲为中心的故事是完全不足的。更概括地说,只有抛弃其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方面面,真正试图采取全球视角,并且———我或许可以这样补充——利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学者的深刻见解、研究和观点,全球史才能成功。只有每个人都在这场辩论中发声,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历史。

孙宏哲:您刚刚编辑了一本书,名为《全球的全球史》。在这本书中,您指出美国人应当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史传统。您来自德国。您可否给我们讲讲您在来美国之前的学术背景。我们知道,您在汉堡大学获得了历史、经济和政治科学学士。当时汉堡大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样的?就美国史和全球史而言,您在德国学术界获得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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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全球史》

贝克特:这个问题很有趣。对我来说,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是社会史领域里的研究。我一直关心劳动人民如何创造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叙述如何表现他们。我想找到一些方法将他们带进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包括我自己写的)相当具有地方色彩。在有些方面,我早先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正是全球史的反面。

但接着,我来到了美国,学习了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我越发清晰地认为,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个国家的历史。我们需要将它们视作相互连接的历史,而这正是其本来面目。为了正确地理解事物,我们也需要比较。因此,我的全球取向直接来自我自己的迁徙经历。

与此同时,我也对经济史和更结构化的路径感兴趣,二者在德国社会史中都非常突出,比在美国突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史转向所带来的学术,我一直抱持批评态度。我也相信,历史学家需要关注我们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其中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变化。正是那种更为结构性的倾向——这点也许是我从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uergen Kocka)和汉斯·乌尔里克·维勒(Hans Ulrich Wehler)继承来的——让我思考资本主义。

但也有一个意外进展。你一定在读《棉花帝国》时注意到,我一直相信,我们只有从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全球史。全球本身是很多很多地方情况的产物。因此,《棉花帝国》也有很强的老派社会史色彩。但如我所说,我总是尝试着将它置于合适的全球背景之中。

于留振:如上所言,《棉花帝国》是全球史的佳作,但它也是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的最重要代表作。能否请您简要谈谈何谓“新资本主义史学”?它的主要方法和主题都有哪些?   

贝克特: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定义完备的“新资本主义史学”。然而,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自觉地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同方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在美国,很长时间内,经济史都不再时髦,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很低。

我认为,这些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史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定性而非定量的。他们也相信,资本主义史不只是各个产业的历史和商业史。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活动深植于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系统。劳动起到了中心作用。他们将对经济的叙述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叙述之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具有竞争性的和具有偶然色彩的,而不是依据一个总体规划展开的。

林煜堃:于尔根·科卡与马塞尔·范德林登主编的文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收录了您的文章《新资本主义史学》。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之下,资本主义研究正在复兴;在不同志趣的历史学家之间,在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资本主义研究将这些专家学者连接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往罕见的对话平台;全球史也意在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但近年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回流,国际关系日趋紧张,国家之间的壁垒与隔阂也在日渐增长。这对资本主义全球史研究是否会造成阻碍?

贝克特:也许是的。这或许会造成历史学的再民族国家化。但如果这发生了,这将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的全球史作品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无法用民族国家框架很好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很大部分。我们知道,一旦采用一个更全球性的视角,过去我们从纯粹民族国家视角分析的很多问题,就显得很不一样了。就想想棉花的历史吧!我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会轻易地忘记那个教训。我们不应为当下政治所动摇。作为学者,我们花大量时间为我们认为是理解某个历史问题的最佳方式辩护。我们在职业上致力于那种风格的工作。我们也应该继续竭尽全力,也就是为我们研究的问题提供尽可能最好的解释。

在另一方面,当下时刻清楚地表明,一些关于全球化和全球史更高耸的看法夸张了。如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并不是废除国家,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强大国家之体系。因此,在撰写我们自己的全球史时,我们需要给国家这个赋予结构的力量大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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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 18:31:59 | 只看该作者
《棉花帝国》一部以棉花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 2021-03-29 19:13 搜狐

最近因H&M公开声明抵制中国新疆棉引发轩然大波。具体事件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在这也不细说了。
为什么要抵制新疆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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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国家要抵制新疆棉?可能很多网友还不了解。本质上是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发展,而寻找的一个由头,那么为什么会选择棉花?
早在200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第一生产国,2017年更是成为了世界上一家独大的纺织业中心。我国既是棉花第一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这就意味着从下游的原料种植,到中游的纺织面料,到上游的成衣服装,已经统统被中国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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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被西方国家抵制的新疆棉花,相关数据显示,我国2020/2021年度棉花产量约595万吨。其中,新疆棉产量520万吨,占国内产量比重约87% ,连续26年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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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统计数据显示,新疆有一半以上的农民(约700万人)从事棉花生产,其中少数民族约占70%。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特别是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棉花及其下游加工产品的收益关系到数百万新疆农民的生计和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抵制新疆棉花,抑制新疆的经济发展,会让更多的人失去工作,这就更加方便境外势力煽动人民制造恐慌和暴乱,从而达到一些政治目的。当然最终的目标都是拖垮中国的经济,为他们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说到底,所谓抵制和打压新疆棉花,是西方反华势力打出的又一张“新疆牌”。
《棉花帝国》一部以棉花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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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选择棉花,其实这并不是偶然。因为棉花对于西方列强有着特殊的意义,棉花是南美战争、奴隶贸易、印度殖民地等等许多历史的推动者。在资本主义起步到大发展的时期,棉花所代表的纺织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时还记录了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与剥削的进程。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棉花既有帝国荣光的集体记忆,也有沾满着劳工血与泪的历史。西方主导的奴隶贸易长达400年。学者估计有1200万人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其中大部分人在棉花种植园里遭受着非人折磨。
2015年,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斯文·贝克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棉花帝国》的书,从棉花这一商品出发,讲述了欧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企业家如何将殖民扩张、奴隶劳动、工业革命结合起来征服世界的故事。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纽约时报》十佳图书和《经济学人》最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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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白成了一片”。——英国驻印度殖民总督本·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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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帝国》
作者:[美]斯文·贝克特
译者:徐轶杰 / 杨燕
出版社: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2019-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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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莱尔德·贝尔教授,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镀金时代美国史、劳工历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贝克特还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席,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主席。贝克特写作范围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他是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会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
本书中的三个关键词是: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贝克特称:他讲述的是“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棉花帝国的兴衰故事。”《棉花帝国》一书共有14 章,大致上梳理了以下几个部分: 第1章追溯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世界棉纺织生产状况,特别是亚洲地区; 第2 至5 章讨论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和奴隶制的棉花经济; 第6至8章讲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起飞阶段; 在第9 至11 章中,作者话锋一转,探讨美国内战后世界棉花原料产地的变更; 第12 章深度挖掘了扩展到全世界的棉花帝国主义; 在最后的第13、14两章里,作者将目光放回亚洲,棉纺织业在亚洲重新崛起代表了棉花帝国改变世界的尾声。全书追溯了棉纺织业几个世纪的轮回,如何从以亚洲为主的手工业转向以英国和欧洲为主的大机器制造业,最后又回到亚洲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全球贸易网络的重组: 原棉产地、棉纺织生产国、运输网络和消费市场全部经历了重新洗牌。之后,一个等级制的、沾满压迫和鲜血的现代世界逐渐浮出水面。
据《棉花帝国》记载,为了以有利价格获得大批量印度棉布,不懂技术、不懂种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疯狂介入印度棉布生产,压缩工人工资,垄断市场。公司使用暴力、体罚,一旦发现织工为私商工作,“管理者会将他及其儿子抓起来,严厉鞭笞,并把他的脸涂成黑白色,反绑他的手,并在士兵的押送下在村里游街,喊着‘任何织工被发现为私商工作就会受到类似的惩处’”。
书中还介绍说,到1830年,美国的棉花种植园已拥有百万人口,其中大部分人是奴隶。而得益于奴隶劳动,美国成为棉花出口大国,到19世纪中叶供应了英国棉花消耗的八成。
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所讲述的这一切,让我们了解到:棉花,这种为人类带来福祉的作物,也为人类的一些成员,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棉花所带来的灾难背后,是资本的强权与暴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通过棉花产业的全球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英帝国是如何崛起的,欧洲各国是如何步步紧跟的,美国是如何摆脱英国走上现代强国之路的,中国、印度是如何被卷入而成为强国附庸的,所有这些变化都与棉花产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为世界最大棉纺织业生产者,中国人应当通过这本书,了解这段历史。
七禾研究中心综合整理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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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 18:46:18 | 只看该作者
学阀,你好大的官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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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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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做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4小时前


商场可以卖货,顾客不能差评?
厨子可以做菜,食客不能评价?
作家可以写书,译者可以翻译,读者不能批评?
还真不能,你要是批评了某个业内大咖、知名学者的作品,就算他本人不找你,但他的朋友、同学、门生故旧遍天下,总有人会来找你,给你的单位领导、学校领导写举报信,按着你的脑袋让你道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某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高晗,读了一本外国文学《休战》,觉得译者的水平有问题,于是在豆瓣上评价道:“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作者的作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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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战》该书是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家在本书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阿贝雅内达,曾被文学评论界称作“拉美叙事文学创造的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书的译者为韩烨,他曾在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西班牙艺术史系读硕士。
韩烨表示不满,认为“机翻”一词近乎于人身攻击。
长期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和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编辑汪天艾,她直接替韩烨抱不平,表示“这译者绝不是会用机翻来赚钱(的人)。”
有个网名为 anito anago的人(杨君宁,社科院博士,中山大学副研究员),自称是译者韩烨的朋友,为韩烨打抱不平,居然人肉到了高晗的学校,并给其导师发了邮件,称学校要做出反应,校方找打差评的高晗同学谈了话,3 月 27 日,高晗发布了“道歉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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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o anago还发表了题为《有关<休战>事件的公开声明》的一篇文章,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发的,在写给某校老师的邮件中称自己此举是为了“树立贵系的学术形象”,“挽救一个失足学生”,与译者韩烨和责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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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高晗不过说了一句“机翻痕迹明显”,居然就成了“失足学生”了?好厉害,做了几年学者、教授、研究院,翻了几本书,发了几篇论文,就敢从道德上把学生打成“失足”了?韩老师的朋友,好大的官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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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韩烨老师的翻译水平如何,大家可以看下图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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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文学圈、外国文学圈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一群作者、译者长期以来守着这一亩三分地,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比封建衙门还封闭。他们抱团取暖,互相标榜,外人也少关心他们的作品和成果,很多人看起来“著作等身”,实际上没有几本能看。
诸位可以翻一翻近几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类似韩老师那样的翻译文字,是随处可见的,我们不说这是“机翻”吧,但看起来好像是用“狗屁不通文章生成器生成”的。
你怎么读,都不像是正经用脑子写出来的句子,更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有人说,这叫“翻译腔”,故意制造“疏离感”,我看是蝙蝠,站在兽群里装鸟,飞在鸟群里又装兽,XX不如。
中国话都说不好,中国文学都没搞明白,就别去翻译外国文学了。
韩老师到底翻译得如何,本来就该交给读者来评价,高同学说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骂一句“狗屁不通”,也不犯法,你觉得通狗屁,大可以和高同学公开坦诚深入探讨一下。动用人脉关系,动用背景,给高晗的学校写举报信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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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某些文科类的学者、作家、教授、大佬们满口“自由”,但是一点都不能容许别人批评自己的自由;某些大佬整天骂“极左”,阴阳怪气说什么“大举报时代”,偏偏她自己遇到点不同意见,第一反应就是“举报”。
这位还不只是举报,直接顺着网线找到人家学校去了,靠着业内的名气和地位逼着人家学校服软、逼着学生道歉,我只能说“学阀老爷真威风”。
幸亏我没有学校、单位什么的,否则以我天天骂各路学者文人作家的斑斑劣迹,还不被各路教授、学者和他们的门生故吏天天堵门搞“学术交流”?
你可以写书、翻译、出书,读者只能膜拜、赞美?不能批评、质疑?我淘宝京东买个货不满意,也能打差评的,我看个网文觉得狗屁不通,就能直接在网上说它狗屁不通,我看个电影觉得狗屎,我就能在豆瓣上打一分,这TM才叫“自由”。
说你一句“机翻”就是“对一个翻译者极大的侮辱”啦?难道不是外语专业内平和理性的探讨和评价吗?哦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瞧瞧你翻译的语句,简直就像隔壁拜登大爷上楼梯的脚步一样糟糕,我发誓要揪掉你的头发,让你看起来像一个会机翻的冬瓜,我的老伙计。
读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是顾客,想要顾客说你好话,你得拿出像样的产品和服务啊。
我在门口小馆子里吃饭,饭菜特别难吃,老板还出来热情地问我菜好不好吃,我直说太咸了,老板不是大发雷霆跑到我家找我领导把我举报了,而是立马道歉,还把炒菜大妈喊出来,说客人觉得太咸了下场少放盐......虽然下次吃还是齁死了,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好歹人家态度是对的。
说真的,我真的很想给这些“大师”所谓的“自由”,大家在公平的自由市场上竞争,看看这些作家、学者、教授、大佬们不靠背景、不靠权力、不靠资源、不靠师门、不靠资本,他们能有多大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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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 14:36:53 | 只看该作者
赵皓阳:一部《三体》,讲的是中华民族的现当代史

2021-04-02 10:12:38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毫无疑问,首先《三体》是一部科幻小说,其核心元素是科学幻想;但是《三体》被津津乐道的,不太多是“理科”的元素,反而是“黑暗森林”体系这些社科类元素。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很多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的投射。就比如《三体》中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其实是西方愈演愈烈的白左式政治正确为参考的;再比如语言发展的规律,两性差异逐渐减少,和平年代男性女性化装扮的潮流,都是作者仔细考量了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

  刘慈欣不是先知,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其认知与经验自然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法超脱于历史与现实的框架,小说中的种种元素,不过是作者现实经验的一种投射。

  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三体教”中的拯救派和降临派。刘慈欣知道外星人来了人类是什么样吗?他肯定不知道,只能想象。而身边又有一个非常贴切的、用来想象的参考范例:美分和带路党。刘慈欣三观主要形成的八十年代,美国对我们来说就像外星人嘛,那时候丧心病狂的公知、美分、带路党、自由派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种经验投射在他的作品里就变成了拯救派和降临派。

  降临派最好理解了:认为地球相比于三体是劣等种族,希望三体人净化地球,甚至希望三体灭绝人类(留下他们自己)。现在的年轻人们接触互联网时还小,可能忘记了那一段公知猖獗为所欲为的时代了,降临派这些主张真的不是夸张。我虽然也是个90后,但是我有个好习惯:喜欢追根溯源去挖历史。刘慈欣八十年代的降临派离我们太远了,我先给大家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本土降临派”是什么样子的。

  2003年4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发表反动诗作《致美国兵》:

  这首诗发布的背景是03年3月美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中国教授却为之欢欣鼓舞表示愿做“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彼时虽然舆论哗然,但北大并未对焦国标的观点有任何表态。都渴望“做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了,这不是《三体》里的降临派是什么?

  2005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表态:中国不怕跟美国打仗“……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也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随后,焦国标发文朱成虎少将抹黑成恐怖分子,堪称美国人的一条好狗。紧接着,焦国标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到华盛顿做访问学者,计划6个月,据传奖学金40万美元(不过当事人否认这一数字)。直至此时,北京大学才把他当作“自动离职”单方面除名,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出国访问。

  像焦某这样的跳梁小丑,在早期互联网时代可谓是比比皆是,而且他已经算是比较不跳脚的那种了,当时的舆论乱象可想而知。年初去世的歌手赵英俊,他早年的一些言论也被网友提及: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赵英俊的,从他的遗嘱“没有看到祖国统一”来看,他也是个真性情的人。但是他10-13年那一段时间的发言风格就是这样的,说明当时的舆论环境完全被公知、美分、自由派、带路党这一群体所掌控,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往往被带骗,甚至那个时候爱国都是要被群嘲的。

  别说那时候“精美降临派”的优越感了,“精日”的市场都极其广大,现在靠欠债还钱人设成功洗白的罗永浩,当年在社交网络上洋洋得意的以跪舔“太君”自居,并公开称中国为“*那”:

  老罗是个精明到抠脚的人,他什么时候利用什么人设,那什么立场观点就是正在舆论界大行其道的。都别说精美、精日的了,那时候粉印度的、捧国民党臭脚的都嚣张的不行,彼时舆论之严酷可见一斑。

  三体教中的拯救派也很好理解。书中记载拯救派是这样的:“拯救派在对三体文明抱有宗教感情的同时,对于人类文明的态度远没有降临派那样极端,他们的最终理想就是拯救主。为了使主生存下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人类世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能够使主在三个太阳的半人马座星系生存下去,避免其对太阳系的入侵,是两全其美的理想结局。”

  我拯救了“主”,“主”不但能给我们和平,还能给我们先进技术,让人类文明大发展。这个眼熟不?这不就是08年经济危机期间大行其道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口号吗?

  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就梳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成功的逻辑:为什么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有底气搞新自由主义,有底气卖光国企、削弱实体经济、大搞货币与金融?因为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了,融进了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西方国际资本有了产业转移的巨大战略空间,从剥削本国人变成了剥削中国人,大大缓和了国内的经济压力与阶级矛盾。

  大卫·哈维说得很明白: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大恩人——这句话哈维说得时候是满怀悲愤与怜悯之心的,但是被国内媒体一翻译变成了中国的骄傲,实在是南辕北辙。当时美苏对抗进入了最后关头,苏联难受,美国也难受——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六十年代开始长达十多年的经济“滞涨”时期,真要到最后拼家底,还不一定谁能耗过谁呢。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中国这一块肥美的劳动力蛋糕开放了,一下让美国和西方世界大回血,让他们有能力有资本去搞新自由主义经济那一套——去实体化,玩金融,印钞票,高端吸血。美国一回血,最后撑不住的就是苏联了。

  现在以上帝视角回顾一下,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让我们也迎来了产业升级的窗口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刮骨疗毒、长痛不如短痛,没有借用那个危机与国际吸血资本切割、完成经济模式升级。反而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口号,继而四万亿大放水,还是靠大水漫灌和房产泡沫来救市,错过了宝贵的产业升级窗口期。

  《三体》中后来还有一个“幸存派”——很多人希望如果人类战败,自己在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能幸存下来。现在就为三体侵略者服务,显然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天生软骨病嘛,认为美帝是“天朝上国”,不可战胜——“我当汉奸不是我背叛了自己民族,而是我‘曲线救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好”。这个在历史上同样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比汪精卫还有代表性:

  张东荪,当年的开明民主党派人士,可以称得上“德高望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氏国民党、北平和平解放等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也身居高位。然而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开明派”,听说我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彻彻底底地吓尿了。他就是被打上了“美国必胜中国必败”的思想钢印,在他心目中美国人就像外星人一样可怕。

  于是这位副国级领导竟然主动去做了带路党,张东荪通过中间人给美国带话,表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以美国为敌”,希望美帝犁庭扫穴的时候能念他此时投诚的旧情,给中华民族留一点火种;他甚至给美帝提供了一份名单,表示待到王师天降之后,这些人可以组成联合政府继续治理中国,但千万不要把蒋介石请回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当年的“幸存派”“带路党”们被疯狂打脸,中华民族完成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直立行走”。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遗老遗少人心惶惶,觉得中国必败、王师打进北京城就是分分钟的事,生怕共产党败退之前把他们全杀了泄愤。结果看非但美国人没打过来,战线还不断往南推,这就超出他们的认知范围了——原来美国爸爸也是可以被打败的:“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私藏的文物),想献给人民政府……’”

  所以说《三体》这部小说经典就经典在这里,把人性吃透了。外星人来了人类反应会不会是这样?我觉得很大概率会的,因为美分和带路党们已经给我们示范很多了。所以科幻不是玄幻,改编不是乱编,他刘慈欣是把丰富详实且客观的社会经验与实践写进了小说里的,小说自然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生命力。

  你说张东荪的道德品质有多差吗?当然不是,他这一辈子也就大节有亏过这一次,剩下基本都是站在历史的发展方向中的,究其原因还是这个“思想钢印”打的太牢了。那个时候美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就跟外星人一样,我们跟美国人的战争就是次世代的战争,那时候美国原子弹、细菌战、制空权、登陆战在我们眼中跟地球人看水滴没什么两样。

  地球人在罗辑的领导下,打赢了与三体的次世代级别的战争。那么我们是在谁的领导下,打赢了与美国的次世代级的战争呢?

  “黑暗森林法则”的一个内核,就是脱胎于冷战时代各大国丧心病狂的核讹诈。还是那句话,刘慈欣也不是真见过宇宙间各文明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他想象这种关系只能依托于现实经验,那么冷战时代核阴云下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无论是核威慑还是黑暗森林,要义就在于,一旦动手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所以谁都不敢动手,从而达到一种战略制衡。人类掌握着“同归于尽”能力的人,被称为是“执剑人”。

  《三体》小说中第一位执剑人是悟出“黑暗森林法则”的人,叫做罗辑;接替罗辑成为第二位执剑人的,是人类公投选举出来的、最符合他们内心想象的一位“圣母”程心。在第一执剑人的年代,人类和三体文明维系着繁荣与和平;而在执剑人交接的短短几十秒内,三体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进攻,因为他们料定了“圣母”没有勇气同归于尽。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执剑人。

  毛主席说过类似中国不怕打核战争,因为中国人多,死了几亿人还有几亿人;还有什么放弃西安以东所有城市、再上山上打游击,也能拖垮美苏之类的话。很多当代的年轻人都觉得他老糊涂或者疯了吧?一些别有用心的抹黑者把这个当成一个攻击的角度,来证明领袖的穷兵黩武与丧心病狂。但是看看《三体》就能明白了,作为一个弱者,这种政治博弈和战略制衡的要义就在于证明你“敢”。毛泽东敢不敢打核战争?敢。美苏敢不敢打核战争?敢。于是有了世界和平。罗辑敢不敢同归于尽?敢。于是三体文明怂了。程心敢不敢同归于尽?不敢。于是全人类被赶进了澳大利亚的集中营。

  所以我说现代人很难理解以前那个时代,那是人命如草芥的时代,那是动不动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的时代,那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时代。用现代人的眼光和道德观与审视那个时代,是彻底地南辕北辙。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他必须要那么说,这是政治的要求,这是血雨腥风时代的要求。就像《三体》里说,执剑人罗辑时时刻刻都像一只眼镜蛇一样保持着攻击性,三体人就作为敌人也对他充满敬意。但是:

  人类不感谢罗辑。

  人类非但不感谢罗辑,人类还要审判罗辑。这可能是三体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是地球文明灭亡的根源。因为罗辑太“斗争”太“反抗”了,不符合“圣母化”的人类平平安安过日子的美好愿望。

  刘慈欣也不知道人类对罗辑的态度会怎么样,但是他生活的年代中,许多苍蝇臭虫对毛主席丧心病狂的攻击、污蔑与抹黑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白眼狼是什么样,未来社会的不知道,现在社会还不能参考吗?

  我在《让子弹飞一会,这一飞,就飞了整整十年》这篇文章里分析过:《让子弹飞》上映已经整整十年了,而热度一直不减。《让子弹飞》热的本质就是毛泽东热。

  大家对于《让子弹飞》的热情所在:我们人民想光明正大地赞美、歌颂伟人,但是资本家不高兴、文人士大夫不高兴、一小撮官僚不高兴,讨论伟人甚至会成为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所以大家只能借助隐喻、只能借助寓言故事,于是张麻子、黄老爷、师爷都被赋予了远超于电影、无比丰富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刘慈欣和姜文有共性,他们都是60后,成长于80年代。80年代的大学生们是什么样的?基本人手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人手一份纪录片《河X》的解说词。所以我之前就说六零后精英不行——特指那些上过大学的精英,算算年纪差不多就是这一波,小时候没什么红色记忆,一长大了就读《丑陋的中国人》、看《河X》,能好了才怪。最蛋疼的是这一波精英之后成为了中国社会管理阶层的中坚力量——中层领导、私营企业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律师、传媒精英、网络意见领袖……我们现在和未来要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经历亲美派的阵痛。

  60后精英如果不是河X派,那都是信仰巨坚定甚至坚定到有点变态的那种(加引号的变态)——可不是么,周围人跟自己都不一样,久而久之就孤僻且“变态”了。比如姜文,比如刘慈欣。

  姜文成就最高的那部不可明说之电影就不用说了,通篇都是压抑且悲观的情绪;就说《让子弹飞》,这部片子中人民也是一个“群氓”的形象,领袖拯救了一群看似不该被拯救的群体,最后又被他们所抛弃;《一步之遥》里马走日从风车上一跃而下,从此老佛爷的嘱托就再也没有记得了。革命者孤独地骑在白马上,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就是属于姜文独特风格、且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非常沉重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

  80年代,刘慈欣开始尝试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中国2185》,里面有复活毛主席的情节,联想一下80年各种反攻倒算的时代背景,不难理解作者的情怀了。90年代他的作品写过南斯拉夫,写过西亚共和国,写过解体后的苏联,本质都是在写中国。

  刘慈欣早期科幻作品里都是美帝对我们碾压式的降维打击——没啥理由就是打不过,就是打得过也是悲壮的极限一换一。这就是属于他那一代的经验投射。以后我们再看一些还算正常的60后精英的文艺作品时,可以用心感受一下他们作品里那种永久挥之不去浪漫主义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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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 20:05:28 | 只看该作者
网易号
70年前美国对中国发动棉花战争,中国强力反击,美棉退出中国
2021-03-30 00:06:18 来源: 胖福的小木屋

  棉花是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籽纤维,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棉花开始传入内地,是在宋末元初。

  棉纤维可以被制成多种不同规格的织物,除此之外,它还是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比如棉花可以用来制作纸币,比如人民币的主要成分,就来自棉花。

  围绕棉花,历史上曾爆发多次有形无形的战争,在17世纪,因为印度棉花产业的发展,欧洲对印度展开了围剿,为了巩固其棉花帝国的稳定运行,英国不惜通过战争,把印度改造成为其原棉供应地,不断为棉花帝国造血。

  美国的南北朝战争就是起源于日渐工业化的北方和依赖棉花与奴隶的南方之间的冲突。在7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也对中国发起了一场棉花战争,然而,中国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最后反而是美棉退出中国。

  美国对中国发动棉花战争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民国政府的帮助下,美棉迅速占据了中国市场,支撑中国棉纺业的陕西棉区面积在1946-1947年净减少65%,大批棉农破产。

  美国还利用其控制的日本残余纱锭300万枚及美制棉织品运往南洋竞销,导致中国棉布、手帕、毛巾的传统销售市场萎缩。

  这就导致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纺织业只能依赖美棉,然而进口美棉需要用宝贵的外汇来购买,当时中国存在巨额入超赤字,所以美国想趁中国经济空虚,希望利用中国纺织业的“棉花依赖症”,控制住中国。

  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和民国一样,向美国妥协,经过考察之后发现,湖北省非常适合种植棉花,除此之外,因为历史原因,当时还有大批存棉曾因价格原因积压在农民手中,经过品种改良,完全可以顶替美棉,成为出产细纱的原料。另外,传统产棉区的农民手里,也还有存棉,这些存棉解决了当时的中国需求。

  在国家的支持下,湖北省棉区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棉花产量、品质相应提高,在1949—1994年的46年间,平均每年产皮棉32.4万吨,比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1919—1948年)平均年产8.78万吨,提高2.69倍。

  既然没有钱,中国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先进口,后出口”的易货贸易方式,先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等国内口岸,然后相应的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用自己的生丝、茶叶、锡矿、钨矿等换来大批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棉花和英国棉纺机械。这让美国想用棉花控制中国的计划失败。

  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棉花因在工业上是制造汽车轮胎、电话机线、车船风帆乃至制造高级火炸药的原料,美国禁止棉花出口中国,然而,中国却巧妙利用空档期,大量进口囤积棉花,1950年8月美国对华出口从前一个月的300万美元猛增至890万美元,其中95%是原棉。

  面对美国的封锁制裁,中国积极号召全国种植棉花,当时由于老百姓长期种植本地土棉,对种植美棉新品种没有信心,为此,江南不少地方保证每斤棉花换六斤半米,并可自由买卖。曾有干部给乡亲算细账——种一亩稻收350斤谷,而一亩棉田就可收150斤棉花,能够换300多斤米。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1953年,美棉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在和美国进行的棉花战争中,巧妙打出组合拳,既满足了国内纺织业需求,又让美国想用棉花控制中国的计划落空。后来,在美国的彻底制裁下,中国大力种植棉花,反而让美棉退出了市场。

  中国如今成全球纺织业龙头

  经过了7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第二大棉花生产国,我国形成了三大棉花产地,分别是新疆棉区、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其中新疆棉花产量已经占到全国棉花产量的87%。新疆长绒棉品质优良,其纤维柔长,洁白光泽,弹性良好,在品质上仅次于埃及长绒棉。

  中国如今还成为了全球纺织业龙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家,占全球出口市场总额的33.7%,中国的出口数额超过全球纺织服装出口国家第2到第10名的总和。其中,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如今,中国纺织行业自身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及最高的加工配套水平。

  而随着中国纺织业的崛起,美国担心影响他们的利益,再次对中国发起棉花战争,而这次,中国将有底气、实力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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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3 12:48:34 | 只看该作者
读《粮食战争》:控制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侯赏 [url=]食物天地人[/url] [color=rgba(0, 0, 0, 0.3)]昨天
编者按
《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一书以食物领域内的选择为起点,回顾了世界食物体系的历史,讨论了推动食物体系形成的不同因素和主体。作者让我们意识到,对不同食物体系的选择,意味着选择了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食物问题不只是有关食物的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力问题,想要建立一个平等健康的食物体系,不只是关于有机农业,而是要反抗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不平等与剥削,要反抗这些不平等,我们需要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

作者|花果山
整理 | 猴一颗
责编 | 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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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帕特尔(Raj Patel),粮食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及联合国,但随后投身到反对这些前雇主的国际运动中,现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帕特尔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经济学的缺陷(The Value of Nothing)》(被评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等,为《卫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供稿,并积极领导和投身于关于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中。


帕特尔认为“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这是一场复杂的战争,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力量和意志、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食品工业巨头、超市巨头,数量庞大但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民和消费者,以及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这些力量相互交织、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不同的力量的斗争形成了不同的食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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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无论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还是掌控着我们因美食习惯和选择的权力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是隐形的。不经过仔细的观察、认真地思考和不停地追问,我们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难以辨明他们的源起,不理解他们的作用方式。帕特尔在书中带领读者深入到食物背后,探究围绕食物体系不断斗争着的不同力量。

在第二章,作者主要调查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农民自杀问题和破坏全球农村社区的力量。第三章,作者对移民问题进行评价,并把移民问题放在现代城市变化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贸易协定中加以讨论。第四章帕特尔讨论的是二战后世界食物体系的演化过程。第五章对食物体系的几大赢家和农业综合企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第六章说明了上述企业是如何利用种族、科学和发展的观点进入了政府权力中心,进而进一步控制了生命最原始的来源:粮食种子。在此过程中,企业改写了国家历史,并暗示:人们必须接受巨头企业的控制,除此别无选择。第七章以大豆为例,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体现。第八章讨论了超市和最新、最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第九章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口味是如何形成的?帕特尔在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收回我们的主权,我们不应只做个消费者,我们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起新的食物体系,改写对粮食种植者和消费者进行双重剥削的权力关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地改变目前的食物体系,但如果连尝试都不做的话,我们必败无疑。

01
世界食物体系——
权力分配极为不均的沙漏状

书中帕特尔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全球人口过肥与饥饿并存。作者谴责从道德方面解释饥饿与肥胖的问题,即饥饿是因为懒惰,肥胖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坏习惯。帕特尔指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由个人选择造成的,而是因为当下工业食物体系的失败。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看似有选择食物的自由,实则只是隐形地被迫在一堆垃圾食品中进行选择。

谁拥有控制这个食物链的权力?是生产者吗?但大部分生产者没有决定自己要种什么的权力,也没有定价权,只能在既定价格下生产更多以求吃饱,更不说很多因负债累累而自杀;是消费者吗?消费者真的有选择权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产品,不过是表面罢了,比如苹果,在运输和利润的前提下,更多的品质被替代成既定的几种。这不禁让我回想到几年前去拜访一个育种公司,他们公司研发的青椒种子可以让青椒更容易储存,而且下面呈四角形,这仅仅是为了让超市更容易摆放这些青椒。

这样说来在食物链上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并不掌握什么主动权,而真正控制我们食物体系的是大型中间商,以及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护航的国际组织,比如WTO。

在现今的食物体系中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掌控粮食金融工具的金融大鳄、以四大粮商为首的粮食巨头、包括雀巢和麦当劳在内的食品巨头、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超市巨头、还有数量庞大但一盘散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一个整体呈沙漏状的食物体系。沙漏的上端和下端是数量庞大的生产者(农民或农场主)和消费者;沙漏中间细细的瓶颈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通道——是食物企业。他们决定向农民购买什么、经过怎样的加工程序之后,再向消费者出售什么。食物生产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为了盈利,他们同时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食物供应链瓶颈部分的他们,凭借最大化所处行业规模及自己公司规模,对处于供应链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双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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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粮食战争》书中原图

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展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博弈与斗争。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人战胜了无组织的多数,即金融寡头、粮食巨头等资本集团战胜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粮食战争的本质,其实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围绕粮食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处于这个食物体系中的消费者,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反而一直受到因利润驱使的食品企业对其饮食结构和饮食观念的引导和限制。我们需要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饮食和生产食物的方式,来替代我们当前的饮食方式。处于供应链两端弱势地位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应该联合起来。作者列举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以及农民之路运动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食物问题不只是有关食物的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力问题,想要建立一个平等健康的食物体系,不只是关于有机农业,而是要反抗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平等与剥削,要反抗这些不平等,我们需要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些激进主义,这些社会运动想让历史倒退,因为他们想把农民的不满情绪转变为守旧的沙文主义和仇外行为。

02
世界食物生产者分析 ——
农民的自杀与农村社区的破坏

城市人对田园生活往往有很多美好的想象:自给自足,民风淳朴,风景优美,悠闲恬静等等,然而现实往往与此不符。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中国等,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且农村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城市人口。

以中国为例,58%的自杀是由喝农药所致,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三倍。在英国和美国,农业是所有行业中自杀率最高的。在印度,绿色革命不仅没有为农民带来希望,反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毁灭与生存危机”,绝望的农民要么自杀,要么卖掉自己的器官,有的村庄甚至建立起“卖肾中心”。在美国和印度,凡是自杀的农民都是被债务逼迫所致。为什么会这样呢,农民的债务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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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usiness Today

作者认为,农民借债往往都是为了往耕地和庄稼上投钱,而政府和大型种子公司也鼓励农民先贷款购置农资,之后再将粮食卖到市场,用粮食换票子。印度在自由市场改革之前,政府会提供最低的粮食支持价格,此外还有一套支持付款制度和农产品公共配给制度,起到兜底的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套政策在改革和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被废除。自由市场导致物价下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3-2003年,农村收入下降了20%,而同期城市收入提高了40%),农民过去所依赖的政府支持全部撤走,农民就此一倒不起。

新自由主义推行至今,全球农村社区不断遭到破坏,农村的生命、传统、快乐和环境在逐渐毁灭。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作者以韩国农民运动组织者李耿海的自杀事件告诉我们,“世贸组织不给农民留活路”,而世贸组织背后的动向和趋势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全球化,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和粮食的商业化导致富国越富,贫国越贫;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粮食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比如过去11袋大米相当于一年的收入,现在只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靠农业养家糊口,这导致了美国农场的数量在下降,而农场规模却一直在扩大,农民负债累累,只得把土地作为抵押,当银行来没收土地时,有些农民选择自杀以表示对失去祖辈一直以来的财产的耻辱感。那么,农民为什么还不起债务?因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下降,可对市场的控制权不在农民手中,也不在消费者手中,而在沙漏的瓶颈部位,巨头企业控制着市场走向和整个粮食体系[1]。【编者注:关于更多农民自杀的分析,可参考食物主权网站文章】

03
世界食物体系的发展历史

世界食物体系发展史可以看做是将低价食物供给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历史沿革,这一过程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以英国殖民主义为中心的食物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至一战前后)和以美国食物援助和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食物体系(二战后至今)。透过本书不难看出,全球资本主义的食物体系,是一个核心国家控制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供养核心国家的体系。

英国食物体系的形成依赖于英国国内阶级关系变迁,持续数个世纪的圈地运动让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其中一部分,为人所知,被转移进入城市构成底层工人阶级;还有一部分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步伐,进入美洲,在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家庭农场,并凭借愈发便捷的国际贸易航运,向本国供给廉价的食物。充足和价格低廉的食物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所催生的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诉求,也是希望维持低水平劳动生产成本的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

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物体系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食物援助为手段控制他国的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二是以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债务控制他国的阶段(7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至今)。在第一个阶段中,美国将国内过剩的农产品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向那些工人运动激烈和存在社会主义倾向的毗邻友邦,进行大规模输送,控制他国的食物主权。随着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粮食运输成本陡增,使得原有的控制手段不再能够维持。

在这有一个小插曲,一些对粮食问题一知半解的“南方系”媒体(不知道媒体的这些观点是否又来自其他一些学者)认为,70年代苏联在国际市场上以原油交换粮食的方式大规模收购欧美社会粮食,是导致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但只要我们观察当时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物供给体系就不难发现,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粮食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是长期由美国所控制和使用的。二战后,美国粮食输送的重心,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曾被部署在欧洲。而当欧洲农业复苏之后,西欧社会中的农民率先对美国的低价食物援助提出抗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决心将其粮食输送的重心转向于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更少政治话语权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做到物尽其用,在缓解本国产能过剩的同时,美国将粮食援助政治化,通过公法480(Public Law 480),这使得它能够动用国内战略储备粮食向第三世界国家输送粮食,为冷战而服务。据本文所披露,在这一时期,美国向第三世界出口的粮食占到其粮食出口总量的70%以上。

应该看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食物体系中,粮食的统治权是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粮食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人权公共品提供给穷人,而是一种资本的增值手段和控制他国主权的政治手段。

04
印度的绿色革命

关于印度绿色革命,最常见的叙事是通过实施绿色革命,印度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这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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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nalytics India Magazin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印度的食物援助起到了极大的杠杆作用,其结果就是得到了印度卢比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印度对美国的粮食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在尼赫鲁总统去世以后,美国示意,如果夏斯特里总统放弃尼赫鲁总统的土地再分配政策,美国会重新对印度进行食物援助,同时提供新的农业技术。所谓的绿色革命,其实就是给穷人提供一整套种子,化肥和空间组织方案,让穷人有饭吃,让富人不失去土地,利用技术来解决政治矛盾。但是绿色革命的这些种子不仅破坏当地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时还让小农们负债累累。

作者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例子。作者指出,了解绿色革命到底是什么,要把它和相反情况做比较。作者提供的个案分析,是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没有被美国的技术操纵控制,选择了一种政治解决途径——始于1957年的土地改革条例和教育法案。后来喀拉拉邦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寿命竟高于美国部分地区的水平。当喀拉拉邦健康和福利指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时候,绿色革命20年以后,印度其他地方营养不良水平升高了。

作者还在书中特别提到了与两次绿色革命息息相关的专利问题,举了美国格雷丝公司和美国农业部试图取得印度楝树作为特效农药专利的例子。楝树作为农药,在印度已经是2000多年的常识,但是最终这项专利花了整整15年才被宣布无效。像孟山都等美国的私人巨头公司可以随意获得印度的基因资源和印度生态多样性资料。知识计划支持下的美国企业例如化学药品公司是印度绿色革命的最终受益者。

作者分析了农药公司针对反对声音采取的三种策略:一是生产看似针对穷人的农作物;二是增加科技含量,增强可信度;三是使用和形成文化战。接下来农药公司还进入学术界来寻求给他们发言的学术专家,同时打击发表不同声音的学术人士。

作者还举了非洲饥饿的例子。美国通过一些国际货币银行组织对非洲施压,迫使非洲引入基因改良农作物。作者描述了看上去代表美国非裔人的种族平等大会是如何通过操纵语言向非洲售卖基因改良作物。作者在书中发出质问: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传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被利用的策略证明了食物体系内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05
以大豆为例

书中帕特尔选取大豆作为具体例子,讲述了大豆这一作物从在美国兴起到在巴西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动荡、国内运动、环境破坏与保护等各个重要因素的交替和影响。简单来说,在美国,一战时为了维持国内大豆供给,采取支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之后由于经济大萧条和沙尘暴,使得大豆作为一种固氮固土的作物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并且因为大豆本身的高油脂高蛋白特性,它一方面适用于榨油、一方面可以喂养畜禽,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市场。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希望可以用大豆来控制国际含油作物市场,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由于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崛起而破灭了。

二战后,巴西遵循一种正统的经济发展路径,推行国家发展计划,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于是可以生产进口替代物的工业开始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作为产业集群的基地——城市也要建设起来,时任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德·奥利维拉选择印制更多钞票来获得资本,于是国内通胀危机席卷,小农破产,掌握资本的人收购土地,小农变为产业工人或雇佣农户,农民苦不堪言、怨愤政府不公。而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厄尔尼诺南摆,国际市场大豆粉的替代物鱼粉、花生饼产量均大幅下降,大豆的需求急剧上升,需要新的出口供给来源。巴西政府考虑国内城市工人的营养问题、农民起义、大豆市场的放开和国内适宜的大面积的未开垦土地资源条件,大力发展大豆产业,几代政府的扶持之下大豆生产量超过国内的需求总量。美国企业由于巴西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低下,也选择来巴西投资,形成了巴西在国际大豆市场上长期的第一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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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eeking Alpha

大豆的生产带来了很多的发展机遇,也同时带来了很多棘手的问题,除了单一作物区破坏生态以外,新自由主义发展下掌握资本的大企业操控着土地,无地的农民饱受着低酬甚至无酬劳动的痛苦,农业产业背景的人还可以获得政治权柄、出任农业部长,他们出于大企业家的利益考量,要求自由贸易化和削减关税。

当新自由主义推行时,其实是伴随着对掌握资本的人带领更多的人走向利他、平等社会的美好愿景,但事实正相反,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矛盾拉大。由理想主义精英从草根社区中摸索出来一种称为无地者运动(MST)的生态农业运动,通过回归自然的生产技术及有组织的政治教育,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并远离城市地开展一种理想的食物生产劳动,这样的计划有力地打破了大企业的供应垄断,并提供给市场一种生态化、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但是大企业依然把持着主要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资助大豆协会获得政客的游说帮助,来维持他们使用化学药品、转基因技术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在产业链底层的农场主们人多但资本积累薄弱,无法直接面对客户、面对市场,还是按照大企业的安排进行生产,我们在产业链的终端作为消费者,远离农田,只能或主动或被迫食用农业产业化的大豆。

不同形态的大豆或者由大豆喂养的畜禽、榨出的油脂,都可以卷入庞大的全球—地方政治经济网络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对这一过程知之甚少,被迫通过消费行为巩固了其背后的阶级压迫、环境破坏式生产模式。当然如今城市居民开始通过订单农业提供的产供销途径,选择生态化农产品进行消费,摆脱大企业在其中的遮蔽,直接与农田农户接触,便是一种很有未来潜力的尝试。

06
超市与有机农业

帕特尔在书中以超市为切入点讨论食物体系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影响。长久以来,政府就对“农民+超市”和“农民+企业”进行背书,但事实上,小生产者始终都不是大资本所愿意服务的对象,对健康食物的消费从来都存在阶级性的歧视。在资本主导的超市中,有机食物的发展是否有前途,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农民+超市”的模式催生一整套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的有机认证标准,这一模式,显然不是为广大的小生产所服务的。另一方面,有机食品之所以为政府和资本赋予期望,也在于这一模式,按他们的话说,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和当地经济的收入。但是谁又是这些“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消费者呢?显然不会是底层的工人阶级,常常只会是一小部分城市居民。

食物歧视在文章中有更鲜明的证据,譬如在美国的社区中,城市的超市比农村能够储备更多的食物产品,白人社区中的超市往往储备更多的健康有机产品,而黑人社区则要么没有要么显著地少于白人社区。这不能够说明资本对种族有什么偏好,它只说明资本偏好收入水平更高的人群,人流更密集和公共交通更便捷的地区。如果我们真正决意走一条全面的有机农业道路,把健康食物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基本人权去践行,那么关键就恰恰在于给消费不健康食物的人和给边缘化的小生产者民主管理和决定食物体系的权力。这就是有机农业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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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ALW Studios

07
结               论

当今的世界食物体系是脆弱的,资本主义以世界为范围,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导致农夫和农业工人都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亲资本的官员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作者认为,农业综合企业导致市场中充斥了廉价且高卡路里的食物,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也是对当地经济的放血,不仅使我们离应该吃的食物越来越远,也使我们远离了品尝食物的乐趣,而很多消费者们对这些毫不知情。作者强调,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指明不管现在的食物秩序在什么时候、在哪儿对我们造成了伤害,人们已经组织起来反击了。

作者从正义、公平和机会均等的角度,从环境、持续发展、享受生活等语境中,提出当前的食物体系是完全失败的。这个食物体系使肥沃的土地出现问题,更限制了我们的感知和怜悯。

作者指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它是由世界上少数最有权力的人控制的,所以世界粮食系统天生就是虚弱的。

比如英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人们在商店里恐慌性地购物的行为让大家记忆犹新。在2000年出现的以运输业为首的抗议浪潮中,货运和物流完全停摆,导致英国甚至短暂地出现了食物短缺,原因是数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食物供应已经形成了依赖别处供应的传统。作者毫不奇怪地表示,英国人的胃已经被燃料供应所劫持,英国公路上四分之一的车是在运输食物,每年每个英国家庭会驱车136英里来购买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支撑,传统的食物供应体系就会渐渐停摆。

再比如巴西的变革积极分子传达给作者的一则消息,由于当今食物体系中,每生产一千克谷物需要一吨水,而一公斤牛肉需要七公斤谷物。所以这种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在全世界的推广,将会导致水资源的耗尽,甚至引起战争。而化石能源、土壤肥力和水资源的逐渐耗尽,也将成为当今食物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有美国养殖业造成井水中的亚硝酸盐超标,大规模养殖动物带来的排泄物对土地、水和空气的破坏,尤其是空气,家畜饲养产生了地球18%与二氧化碳相关的气体,对气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小汽车,更包括疯牛病、禽流感等等一系列恶果,都说明工业化农业的前景并不美妙。

以上种种都告诉读者,食物体系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想办法索回食物体系从我们这里带走的东西,比如尊严。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食物主权。并为大家提供了可行的行动方法。

第一,改变我们的口味。

第二,吃本地产的季节性食物。

第三,吃生态农业产品。

第四,支持本地人拥有的产业。

第五,所有的工人都有尊严权。

第六,农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第七,所有人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

第八,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食物体系结构。

第九,打破食物体系的瓶颈。

第十,承认过去和现在的不公正,并提出补偿。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发出号召,就像MST的宣言那样:“对付野蛮用教育,对付个人主义用团结。”我们是该组织起来,施行教育,改变口味,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和打造一个新体系了!


参考资料:

严海蓉访谈范达娜•席瓦:新自由主义、农民自杀和农业系统性危机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574

转基因棉花酿印度农民自杀潮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609

为什么当前美国农民自杀率空前高企?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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