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高官知识分子非独立阶级 小资蜕为大资本代理 绿党新疆

焦典

子午：德国“左派”为何纳粹化？因为资产阶级成了“衣食父母”

2021-03-24 15:37:00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3月22日晚，中国外交部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以对欧盟以涉疆事务为由对中方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进行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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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份制裁名单中，排在首位的是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德国绿党副主席，同时也是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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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蒂科菲尔原本是一个德国“左派”，学马列出身，自称读过毛选，引用毛主席语录也是信手拈来。

　　让陈平之流大失所望的是，这位德国“左派”、“境外势力”，对中国打的并不是“马恩牌”，而是资产阶级的“人权牌”。

　　在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是正在执政的右翼政党，而在野的绿党则号称是德国左翼政党。

　　然而，号称左翼的绿党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似乎很不友好，不仅在西藏和新疆问题罔顾事实、频频编造谎言，充当欧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急先锋，还公开支持热比娅和疆D组织“世维会”，而支持藏D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也是德国绿党领导的政治基金会。

　　自媒体博主火锅大王曾经提出一个名词，叫“纳粹左派”，大致意思就是对内鼓吹相对平等和社会改良，对外维护帝国主义霸权，德国绿党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标准的“纳粹左派”吗？事实上，绿党就连对内的平等诉求都已经在逐渐放弃了，而停留在一些空洞的理念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包括绿党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为何最后却“纳粹化”了，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赢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批判资本主义、制止全球生态恶化为中心主题的绿色生态政治运动，已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全球，成为当代世界人们所不可忽视的一股很重要的民间政治力量。自1972年新西兰成立第一个绿党后，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2004年，绿党还建立了统一的地区性组织——欧洲绿党，共有29个国家的32个成员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9年在西德成立的德国绿党，1998年德国绿党还在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进入执政联盟。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用到绿党身上同样恰当不过。

　　绿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都是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欧洲68年的学生运动正是受中国红色风暴的影响，所以，彼蒂科菲尔读过毛选不足为奇。

　　68年学生运动40周年之际，德国绿党领袖达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曾说过一句话，“我们赢了”，而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当年参加造反的人。40年之后，科恩-本迪特这些人大都已经跻身为德国精英阶层的一份子、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满足于现在欧洲既有的秩序，在他看来，这是他所领导的68年造反运动带来的积极结果。

　　68年造反运动让欧洲的资产阶级瑟瑟发抖，他们主动向造反者伸出了橄榄枝，把学生运动领袖吸收为资产阶级政客，将学生运动的方向“无害化”处理并吸收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科恩-本迪特在40年后可以优雅地宣称，是他们的造反给德国带来了进步，诸如文化的多元、男女平等的观念、个人自由的保障（如同性恋合法化）。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运动和新自由主义席卷欧洲以来，欧洲工人通过斗争争取来的福利和民主的权利已经遭到了极大的蚕食，经济不平等极大地加深了。68学生运动的一代固然享尽了“招安”所带来的成果，而“招安”所带来的恶果却扔给了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绿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68年学生运动的“阶级平等诉求”，被欧洲的资产阶级通过软硬手段引导向了无害化的“环保”诉求以及“多元化”诉求。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绿党逐渐从单纯的、激进的环境保护力量发展成为在欧洲政坛和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党，上个世纪末以来，德国、芬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绿党组织先后入阁。

　　如果说80年代，在野的绿党还能不忘初心，怀揣当年造反时的政治理想，抵制新自由主义，反思资本和市场对社会的渗透，把取消资本逻辑的替代社会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已经获得资产阶级政治献金、并逐渐取得政治权力的各国绿党，就已经越来越亲密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伍。

　　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红绿联盟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上台，成立了“德国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左翼政府”，新政府充斥着从前参加过造反的左翼分子。这样的状况不仅发生在了德国，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都是中间偏左政府上台，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各国舆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左转”的标志。

　　然而，正是在左翼政府执政期间，金融资本力量的增长全面超过了实业资本，各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货币的掌控；红绿联盟执政的七年间，德国参与了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非法侵略以及向阿富汗派兵，社民党和绿党彻底背叛了他们的和平主义理念和反法西斯历史，他们自我标榜的“人权话语”转向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极具侵略性的“人权军国主义”，绿党的环保主义理念还成了发达国家限制后发国家“发展权”、推行“气候霸权”的工具，彻底沦为帝国主义资本家集团的打手。

　　在对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上，红绿联盟走的比原来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府更远。红绿联盟通过工资冻结减少了那些领取退休金的选民在调整通胀后的实际退休金；红绿联盟还立法通过“哈尔茨方案”，大量支持该联盟的工人选民失业了一年后，失业福利被降为救济伤残的最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导致每个人花较多的钱享受较少的服务……与之同时，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数十亿欧元的免税。

　　对左翼政党彻底失望的底层选民，转而去支持鼓吹排外和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间接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思潮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崛起。

　　当资产阶级成为“衣食父母”

　　绿党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发生并非偶然，与放弃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主张、从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德国社民党不同的是，绿党的社会成分一开始就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生态环保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专家、知识分子、大学生，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主体成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人群，并非工农大众。

　　而小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摇摆性，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在接受大企业捐助、国家经费补贴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绿党最初作为抗议党的棱角被渐渐磨平，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很多政治理念，诸如对“爱国主义牌”的排斥、对转基因技术的坚决反对、“素食日”主张以及难民问题上的开放立场……甚至开始与右翼的基社盟合作，已经发展成为它曾经激烈反对的样子——一个精英、主流的资产阶级政党。

　　切·格瓦拉有一句名言，“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笔者理解，这个“现实”既包括实事求是、随机应变的行动策略，更包括阶级立场的改造与坚守。

　　阶级基础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性质。1968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终究还是背弃了他们最初的理想，沦为帝国主义的打手。这从他们脱离工农群众，认资产阶级为“衣食父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的，这是值得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警醒的。

      原题：左派为何纳粹化？因为资产阶级成了“衣食父母”！

焦典

【解局】炮制涉疆谣言，被制裁的欧方“10+4”都是些啥货色？
2021-03-24 07:02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日宣布，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环球时报》记者23日了解到，被制裁的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3名欧洲国家议会议员全部都是各种涉疆决议的推动者，他们在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发挥了恶劣作用。被制裁的4家机构多次干涉中国内政。

10个人都是极端反华分子

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的有5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欧洲议会共705名议员中，他们只是一小撮，但他们“贡献”了最多的反华声音。这5人全都是欧洲议会2020年12月17日通过的一项涉疆决议的推动者。该决议基于大堆谎言，指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强迫劳动”，鼓动欧盟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

在中方公布的制裁名单上，排在首位的是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公开资料显示，彼蒂科菲尔出生于1953年，是被制裁议员中年纪最大的。他最近曾多次无端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并鼓动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和阻挠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对于这个人，曾和他有过多次公开辩论经历的“老对手”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或许最有发言权。

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彼蒂科菲尔原本是个德国左派，最早学马列主义出身，自称读过《毛泽东选集》，并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教育”中国人。但实际上，他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后来更是被美国和北约利用，成了反华急先锋。

2018年，王义桅曾受邀在德国汉堡的科尔伯基金会与身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第一副团长的彼蒂科菲尔展开过一场公开辩论。当时，彼蒂科菲尔给王义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傲慢与偏见”。“在那次辩论中，彼蒂科菲尔一上来就大谈‘中国现在对欧洲分而治之’‘中国必须坚持一个欧洲政策’等论调。”“这些年，彼蒂科菲尔几乎成为一个逢华必反的人：2019年，他在欧洲议会会见‘港独’分子黄之锋；前段时间，又在欧洲议会内煽动反对《中欧投资协定》，置欧盟自身利益于不顾。”“中国早就该制裁他了！现在才制裁，我觉得已经非常克制。”王义桅说。

被列入制裁名单后，彼蒂科菲尔再次拿《中欧投资协定》做要挟。他对“德国之声”称，“没有我们欧洲议会的批准，欧中之间不会签署什么协议”。他还称，将继续坚持抨击中国。

还有4名欧洲议会议员也被中方制裁，分别是德国籍议员盖勒、法国籍议员格鲁克斯曼、保加利亚籍议员库楚克、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这些人同样在涉疆问题上大肆传播谣言，对中国指手画脚，鼓动对华制裁，还要求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移出北京。

3名欧盟国家议会议员因极端反华立场被中方制裁，他们在各自国家大肆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推动通过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议案。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玛是荷兰议会今年2月25日通过的涉疆动议的发起人，他还要求荷兰议会就“中国干预荷兰社会和间谍活动”进行调查。去年，他也因极端反俄立场被俄罗斯列入制裁名单。

比利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出生于1989年，是被中方制裁的议员中年龄最小的。公开资料显示，科格拉蒂曾在美国学习，刚刚取得博士学位，进入比利时议会还不到两年。今年2月，科格拉蒂提出议案，要求比利时政府指控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妄图使比利时跟随美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指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欧洲国家。得知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后，他在推特上发文“自我感动”称，虽然被中方制裁会使其付出一定代价，但“与继续遭受最严峻迫害的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的苦难相比，这些代价微不足道。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为他们辩护”。

立陶宛议会议员萨卡利埃内上月在该国议会提出议案，要求追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认定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值得注意的是，被中方制裁的8名欧方议员中，有4人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包括萨卡利埃内。该组织于2020年6月成立，集结了西方国家中最反华的一群议员，其目标是“改变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臭名昭著的德国学者郑国恩是其顾问。

德国学者郑国恩几乎是制裁名单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名字。郑国恩是美国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成员，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以炮制反华谣言、诽谤中国为生。他炮制的涉疆谣言包括“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灭绝少数民族文化”“种族灭绝”等。他的所谓报告毫无信誉和学术操守可言，早已被事实证明是虚假信息。

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的还有瑞典学者叶必扬，他是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新成立的“中国中心”的负责人。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台湾学习，据称会讲中文。叶必扬利用中国和瑞典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外交事件炮制“中国威胁论”，称中国的行为导致“瑞典人对中国印象恶化”。他还多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要求欧盟和瑞典更多和台湾交往。

4家机构多次干涉中国内政

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正是此次制裁的发起部门。该机构由驻欧盟各成员国大使组成，主要负责向理事会和其他军事机构提建议。欧洲“政治”网站称，目前尚不清楚针对该委员会的制裁将如何进行，是否会影响驻欧盟的各成员国大使。

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的主要作用本该是审查欧盟人权政策执行情况，但该机构却无视自身人权问题，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多次干涉新疆事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欧洲议会里对中国有关人权问题的批评和攻击，都集中在人权分委会，包括指责中国新疆的政策，支持新疆的犯罪分子。

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于2013年11月在柏林成立，号称是“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该组织刚成立时，许多人对其寄予厚望，尤其是饱受德国媒体负面报道伤害的德国华人。该机构在其官网上写道：“希望展现中国的不同侧面，推动公众讨论，并深化德国乃至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几年后，这家智库被广泛认为，它并没有展现中国的多元面貌，其发表的各类中国研究文章基本是批判性的。

针对被中方制裁，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22日发布声明称，对中国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并拒绝中方的指责。《环球时报》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上榜”，令这家机构以及其所属机构墨卡托基金会非常震惊。一些目前在该研究中心的专家甚至正在考虑是否应该离职。消息人士认为，制裁对该中心的声誉将是极大的打击，其业务预计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没有机构会出钱咨询一个反华机构。

同样被中方制裁的还有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该机构由丹麦前首相、北约前任秘书长拉斯穆森于2017年组织成立。2020年6月，该组织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2020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蔡英文、黄之锋参加。拉斯穆森22日发表声明称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制裁，“将继续推动全球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影响《中欧投资协定》？

据媒体报道，受中国制裁影响，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23日就签署《中欧投资协定》举行的一个审议会。该协定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S&D 喊话称，“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是与中国政府就投资协定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欧盟方面真的会因此次制裁拒绝和中方签署投资协定吗？媒体不这么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发文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欧盟的反制裁是公平的，是针锋相对的回应，欧盟的反应是虚伪的；但欧盟许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制裁了中国一些“侵犯人权”的地方官员和实体，中国却制裁了欧洲的议员、智库和学者。但这是否足以让欧盟放弃和中国的投资协定，尚不可知，“该协定历经7年谈判，将非常有利于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欧洲“政治”网站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专家菲利普·勒·科雷说，欧盟将不得不走钢丝，“一方面，他们试图取悦欧洲大公司，它们是中欧投资协定的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对正在发生的事表现出不满。”

王义桅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去年宣布完成谈判时，已经引起美国和欧洲内部反华势力的反弹。所以他们借助所谓的“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对中国施加制裁，寻求内部的平衡。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即使没有当下这一回合的制裁和反制裁，《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都会碰到一些障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致力于发展中欧关系，主张合作，反对对抗。同时中方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的。欧方不能指望一方面讲合作、捞实利，一方面搞制裁，损害中方权益，这没有道理，也根本行不通。欧方应该反躬自省，停止对抗，用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环球时报驻比利时、德国特派特约记者 方莹馨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李司坤 何文 柳玉鹏】

焦典

【深度】出疆务工是“强迫劳动”？这份报告戳破西方谎言

2021-03-24 00:11 范凌志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编者的话：本月2日，德国学者郑国恩发表名为《强迫劳动以及新疆境内的劳工输送框架下的强迫迁移》的报告，声称“南疆富余劳动力的迁移是为了降低当地维吾尔人口比例”“维吾尔年轻人到内地会被汉族同化”。这份报告称其内容是基于中国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2019年1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后者22日发表声明，痛斥郑国恩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颠倒黑白、穿凿附会，断章取义地歪曲和错误解读了该院的研究成果。同一天，中方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郑国恩。他渲染的所谓“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也是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博眼球的新抓手。23日，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发布题为《“强迫劳动”还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籍工人内地务工情况》的调研报告，以翔实的第一手素材戳破郑国恩等人散布的谣言。

实地调研：走访5家企业，采访70人

梳理西方涉疆舆论脉络不难发现，2019年底，新疆宣布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全部结业后，此前一直污蔑教培中心是“集中营”的西方反华势力开始寻找新的舆论“爆点”，“强迫劳动”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炮制涉疆谣言的并非只有美国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成员郑国恩。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抛出一篇题为《出售维吾尔：“再教育”、强迫劳动和超出新疆的监视》的“研究报告”，声称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新疆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内地企业接受“强迫劳动”作为“再教育”活动的延续，他们在内地企业务工期间被“严密监控，居住在被看守的宿舍，且被限制自由流动”，“没有宗教信仰和休息休假的自由，且被迫在工作时间外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接受意识形态教育”。

“去年看到ASPI的报告时我特别震惊。”暨南大学报告的作者之一尼罗拜尔·艾尔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15岁到内地上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到博士，学术素养扎实。在尼罗拜尔看来，这份报告十分可疑：“里边都是一些二手资料，比如卫星图片、论坛上的信息，完全没法保证真实性，最后的指控也很荒唐，于是我想实地调研一下。在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完成了调研和报告的起草。”

暨南大学报告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广东省5家聘用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企业进行调查（其中包括ASPI报告中提到的两家企业），共访谈了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共计70人，观察5家企业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素材翔实和严谨程度上碾压从未到过新疆调研的郑国恩和ASPI等反华势力。

有意思的是，郑国恩得知暨南大学要发布这份报告后，21日在个人社交网络上阴阳怪气地说：“这是北京的宣传策略，目的是驳斥我的发现。这项新研究只会发现‘灿烂的笑容’和‘没有强迫劳动’。”

对此，尼罗拜尔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知道郑国恩是不是心虚了，才提前为自己的尴尬打预防针？我们的报告是对调研事实的客观呈现，相比之下，我从没见过郑国恩的所谓报告里有什么实地采访的第一手信息。如果他自认为是学者的话，就应该秉持学术理性的基本要求，正确看待我们的研究成果。”

这份报告的另一名作者是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宁，她和尼罗拜尔从萌生想法到最后完稿，总共花了约9个月的时间，支撑这份1.8万字报告的素材全都通过实地调研获得。报告第一部分提到，这次调研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为什么到内地企业务工？在内地企业务工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如何？到内地企业务工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什么意义？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对未来又有怎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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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之一尼罗拜尔•艾尔提（右五）与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交流。

赴内地务工的“拉力”：收入较高，环境更宜居

调研发现，5家企业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全部都是出于个人自由选择到广东省务工。原因大致如下：受自然及社会环境吸引（15%）；高收入吸引（36%）；家人朋友介绍（24%）；另有13%的工人受教育资源吸引，8%为了学习语言和技能，5%期望能够借此机会开阔眼界。

“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了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了推力，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人口迁移。”报告指出，内地省份更优质的社会经济条件、更宜居的自然环境成为吸引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务工的“拉力”，而家乡相对较低的收入和欠佳的自然环境作为“推力”，使他们更愿意到内地务工。“不知道你去过和田那边没有，下土真的很严重。广东太干净了，在这儿我没踩到过土路，一年四季都湿润，脸上不用擦油。”一位来自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受访者说得十分直白。

对新疆籍务工者来说，高收入的吸引几乎是他们来内地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对5家企业474名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调研发现，他们在内地的年收入基本在49500元至71500元之间，人均55110元（以一年工作11个月计算，因为工人每年有1个月回家乡休假）。工资最低的新疆少数民族厨师的年收入也可达到38500元。根据《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6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22元。不难看出，在广东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人均年收入不仅远超家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超过家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优质环境加上较高收入，出疆务工自然会吸引更多人。调研发现，近2/3的工人是夫妻、家人或朋友一起来内地务工。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报告显示，工人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大多为8个小时（部分技术类岗位工作时间更短），分为白班和夜班两个班次，在企业订单较多时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额外的加班，除了加班和夜班有额外工资和补贴，技术类岗位也有绩效工资。调研中涉及的5家企业都为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免费提供集体宿舍，一般为2-4人/间，宿舍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也装有空调、全自动洗衣机等常用家电；针对夫妻，企业会优先给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提供免费或廉价（100元/月）的夫妻房。也有一些工人选择在工厂附近租房居住（300-400元/月）。

考虑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返乡路程远，报告调研的5家企业每年给他们放30天的探亲假，按期返回的工人可享受由企业提供的全额补贴，其中4家企业报销往返交通中的火车卧铺车票，1家企业可报销机票。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存在ASPI报告所称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视”。报告说：“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出疆务工是他们自主自愿的选择，所调查企业的新疆少数民族职工各项劳动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生活方面，新疆少数民族职工有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住所等，另外企业为照顾新疆少数民族职工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均配备了专门的本民族厨师，提供清真饮食。”

说事实，西方反华势力“常常装听不见”

“一名来自阿克陶县的维吾尔小伙子在跟我们聊的时候，眼里发着光。他说，自己在家乡时到山上放羊，晚上能找个避风的地方、靠着石头睡一觉就是最大的幸福。”尼罗拜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调研期间她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会掉眼泪，一是为这些工人感到高兴，同时也因为自己是从新疆走出来的，非常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我刚到内地上学时，第一次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教学环境和授课方式，感觉很新鲜，同时意识到，原来国家发展已经这么快了。”尼罗拜尔说，那段时间正好是她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国家相关政策改变了她的命运。相比之下，彼时仍在家乡的很多亲友连村子都没出过。“我在喀什疏附县的亲戚家里有7个孩子，初中毕业之后都务农，人均三亩地，仅靠种地根本没法脱贫，剩余的年轻劳动力也容易被引上邪路。”

报告显示，出疆务工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许多积极意义，包括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开阔眼界及转变观念、提高语言能力和职业技术水平、让子女享受内地教育资源、提高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等。受出疆务工经历影响，46%的少数民族工人希望继续在内地工作增加收入，31%的人计划用积蓄回家乡创业，23%的人计划移居到广东省生活。

热衷于抹黑新疆的反华势力不会在意这些改变命运的故事。郑国恩在2日的报告中称，虽然中国强调相关措施首先是为了脱贫，但“很显然经济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是为了“降低南疆维吾尔族传统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比例，打破维吾尔人的村庄以及家庭传统结构”。

在被问到如何看郑国恩的“研究结论”时，尼罗拜尔被“气笑了”：“自愿、自由流动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维吾尔族人就应该世世代代生活在新疆，不许去其他地方吗？冬天的时候，很多新疆少数民族居民会到海南去过冬，按照郑国恩的理论，这是不是也成了被‘汉族同化’了？”

郑国恩还宣称，将南疆的维吾尔族年轻人从新疆送往中国沿海等地区，使他们“被大汉族所同化”，这些被送往沿海地区的新疆年轻人“事实上也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倘若他们拒绝接受政府的援助，就会被划入极端分子的范围，将被送往‘再教育营’”。

尼罗拜尔和陈宁的调研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完全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务工地点和期限。报告提到一些细节，比如“A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带我们参观，其间有两个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看到人事负责人到了生产线，停下手上的工作专门来问厂里最近招不招人，因为有3个在东莞打工的工人想过来，人事负责人表示可以明天联系他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先抛出所谓报告，再由媒体跟进炒作，这是西方一些势力抹黑中国的常见手法。”陈宁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西方意识形态充满傲慢和“双标”，普通民众亦对新疆知之甚少，即便说事实，对方也常常装听不见。“比如BBC这样的媒体，已经快有百年历史了，现在它的所作所为是在毁坏自己的声誉。至于这些标榜自己‘关注新疆人权’的学者和媒体，每当听到此类论调，我心里都会蹦出一句话：在西方这些‘棋手’眼中，中国新疆的老百姓就是棋子，棋手爱的只有赢，哪个棋手会真正爱棋子呢？”

焦典

中方对英国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
2021年03月26日 07:07:13
来源：外交部

日前，英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外交部负责人已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图根哈特、邓肯—史密斯、奥布莱恩、奥尔顿、劳顿、加尼、肯尼迪、尼斯、芬利以及“中国研究小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维吾尔独立法庭”、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自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正告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中方将做出进一步坚决的反应。

焦典

奥托·鲍威尔搜狗百科

“Otto Bauer”一般是指“奥托·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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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1881年9月，鲍威尔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捷克籍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出生地 维也纳 出生日期 1881年9月 姓 名 奥托·鲍威尔 民 族 犹太 宗教信仰 马克思主义

外文名 Otto Bauer 逝世日期 1938年 国 籍 捷克 职 业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

目
录

• 1
  早年经历
• 2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 战俘生涯
• 非暴力革命
  

• 防御性暴力
• 第二半国际
• 3
  评价
  

1

早年经历[size=1em]编辑

当时的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君主立宪制国家,一部分地区已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现代工人运动,但整个说来封建残余还较多,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奥国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成立,到十九世纪末年已是第二国际较大和较有影响的党之一。鲍威尔生长在奥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维也纳,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02年,他进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这时开始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鲁道夫·希法亨、卡尔·伦纳、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结识,参加了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在工人中的教学工作。也是在大学学习时期,他加入了奥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得到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赏识。从1904年起,鲍威尔开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投稿,与担任该刊主编的考茨基经常通信(他在《新时代》上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 1906年,鲍威尔从大学毕业,为了取得律师资格在法院见习。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活动家。1907年起,他担任奥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秘书,同年和伦纳·阿道夫·布劳恩一同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1912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维也纳《工人报》负责同工会联系的编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鲍威尔已成为奥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他曾参加第二国际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伦敦会议,并被指定为原拟在1914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一个报告人(因大战爆发这次大会没有开成)。

2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size=1em]编辑

鲍威尔的名字是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声称要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术领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从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鲍威尔本人主要从事研究民族问题、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早在1907年就已出版。这本书是他受维克多·阿德勒的委托而写作的,目的是要为党的民族纲领提供理论基础。它曾被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奉为“经典”,但实际上是从唯心主义观点研究民族问题。鲍威尔把民族性格说成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认为民族是“从命运共同性产生的性格共同体”。他和伦纳共同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企图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纲领曾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战俘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沙文主义立场。鲍威尔应征入伍,被任命为少尉,但1914年11月即在俄国前线被俘,囚禁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他在这时写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一文(1924年发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宣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俄国二月革命以后,鲍威尔被释放,到了莫斯科住在孟什维克分子唐恩家中,同所谓孟什维克“国际派”交往。1917年9月,他回到维也纳。

非暴力革命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鲍威尔就出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内阁的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又重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3月当选立宪国民议会议员。从1920年10月起,他在历届国民议会都当选议员,直到1934年逃亡国外为止。

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面临着革命形势。同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一样,奥国也出现了政权归资产阶级还是归无产阶级的问题。奥国的邻国匈牙利(1918年3月)和德国的巴伐利亚邦(4月)都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新成立的奥国共产党也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问题,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已在准备武装起义。匈牙利共产党和苏维埃的领袖贝拉·库恩也要求奥国社会民主党给予支援。鲍威尔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却坚决反对奥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鲍威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他写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我们》(1918年)、《到社会主义之路》(1919年)、《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等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

鲍威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即凭借选举权而取得政权,不必举行暴力革命。反之,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多数,它即使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也不能维持下来。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鲍威尔的这一理论同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考茨基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力量因素”论。

鲍威尔认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有五个:1.阶级成员的人数; 2.组织性;3.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4.阶级的积极性;5.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这些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质暴力手段、主要是靠武装部队决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享有的权力则比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小得多。鲍威尔根据这一观点,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过渡是错误的,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产物。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象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到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时,才采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显然,这一整套理论是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曾把《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斥为“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

鲍威尔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按照这一理论做到了孟什维克在俄国未能做到的事。当时,由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薄弱,在策略上也有错误,鲍威尔等人就能够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的优势,协助资产阶级扑灭了奥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火焰,重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军队即“国民军”,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并且把工人苏维埃降低为贯彻社会民主党领导意图的附属机构。在对外政策方面,鲍威尔强调当时奥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的依赖性,把奥国的前途寄托在与德国合并上。在社会民主党的竭力支持下,奥国立宪议会于1918年11月通过了奥国加入德意志共和国的决议,但后来未被协约国批准。鲍威尔为此于1919年7月忿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1919年6月,在他还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曾同伦纳一道同意协约国把在奥国的武器储备通过意大利政府交给正在对匈牙利革命进行干涉的捷克军队,从而参与了扼杀匈牙利共和国的罪恶活动。

鲍威尔在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期间,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来阐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他主张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并鼓吹由国家、企业职工、消费者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企业。他还曾代表这个委员会争取议会通过了一些贯彻“社会化”的法律草案,但这些法律并未能真正生效。他自己也于1919年10月辞去委员会主席职务。1920年10月,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统治稳固地确定下来,奥国革命高潮被打下去了。这时,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鲍威尔等人竭力鼓吹的“社会化”也化为泡影。

防御性暴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鲍威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是奥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活动家。随着法西斯势力1922年在意大利掌握政权以及在德国猖狂活动,奥国也纷纷出现法西斯组织,它们不断向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挑衅和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受威胁,也感到有必要控制和引导工人群众对法西斯势力的义愤,避免暴力冲突。适应这一需要,鲍威尔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论点。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固然应当通过民主手段和平地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来捍卫民主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是防御性的。在鲍威尔和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的影响和坚持下,奥国社会民主党1926年在林茨举行的代表大会同意在党的纲领(即所谓“林茨纲领”)中使用“国内战争”、“专政手段”等字眼,体现了“防御性暴力”的思想。鲍威尔夸耀这一纲领,说它是“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的结合”,认为它表述和总结了党在战后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它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中成立了称为“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装组织。表面上看来,工人群众通过这一组织用大战结束时落入人民手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但是它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

鲍威尔等人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给自己披上了“左”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和保持了工人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鲍威尔是非常害怕国内战争的。他只是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在一定情况下有使用暴力的必要,但在行动时总是劝告工人群众忍让和等待。例如,1927年7月,维也纳陪审法庭公然判决一起法西斯凶杀案的凶手无罪释放,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公愤。维也纳各大工厂工人自发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政府悍然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枪杀了几十名工人。在这场斗争中,鲍威尔等人唯恐工人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匆匆调动“共和国保卫同盟”的部分成员协助政府控制群众,事后又徒劳地请求政府给死难者家属抚恤,对被捕者实行大赦等等。由于鲍威尔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这次斗争终于失败。甚至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斗争的失败就是鲍威尔的“防御性暴力”幻想的失败。在这以后,鲍威尔对待法西斯反动派的态度基本不变。1934年2月,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继续妥协退让的情况下,维也纳的保卫同盟成员自发举行起义。由于力量薄弱以及缺乏正确的领导和组织,起义很快失败。起义工人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社会民主党也被查禁。鲍威尔本人被迫流亡到捷克,在布尔诺继续出版《斗争》杂志,并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保持联系,给予支援。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奥国并威胁捷克,鲍威尔匆匆移居巴黎,不久就在那里病故。

第二半国际

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鲍威尔一贯鼓吹中间道路。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后,各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重建第二国际。这时鲍威尔表示,“要尝试把象我们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派的那些党集合起来,这些党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一同发起成立“社会党国际协作委员会”即所谓第二半国际。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偏向第二国际的,并终于在1923年和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鲍威尔一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成员,曾多次在它的代表大会上担任国际工人运动政策的主要报告人。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实行了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他坚持自己关于民主和专政的理论,设想苏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会逐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民主。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并宣布愿意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已流亡国外的鲍威尔对此是表示欢迎的。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右派各党反对,谈判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3

评价[size=1em]编辑

鲍威尔在晚年提出了所谓“整体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流亡捷克期间写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论述了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制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是“整体社会主义”。他说,整体社会主义是“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克服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进而统一世界工人运动。他认为,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也纳市政府执政时所取得的社会改良成就,以及奥国工人在1934年2月举行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说明,奥国社会民主党是体现了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此可见,整体社会主义就是鲍威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贯倡导的中派路线的理论概括,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形式。鲍威尔夸大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成就,却回避了党和他本人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他并没有从他的党和他自己的实践中充分吸取教训,找出新的道路。所谓“整体社会主义”虽然给自己提出很高的目标,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焦典

《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呼唤民众觉醒，民众觉醒了，他又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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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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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历史半边，人生经验半边。4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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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陈独秀老黄瓜又刷了一遍绿漆，火了一把。与以往纪念建党的影视剧不同的地方是，这次完全是陈独秀为第一主角。加上于和伟多次出演陈独秀的积淀，这次的《觉醒年代》让陈独秀真正一枝独秀，个性比较突出，引起不少人关注。而他后来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的事，也有些人开始质疑。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是后来人给戴的，而是在87会议之后，当时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就戴上的。但这个帽子的被戴上去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拿下来过，后来的历届中央也从来没有为他翻过案。

早年在陈独秀还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候，按照苏联相关方面的安排，国共两党合作，这并不是右倾投降主义，而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然，陈独秀这是执行了苏联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在1926年之后，国民党党内就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分共要求，中山舰事件之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起码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412之前这段时间，中共是应当有所准备的，以备不虞。

但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做了些什么呢？他仍然和苏联一样在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强调大革命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大局，所以中共在面对国民党党内日益强烈的风控要求的时候，应该忍让，而不应该过分的强调斗争。

大革命开始后，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不仅国民党将这称之为痞子运动，加以污蔑，中共党内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也包括陈独秀等人。而这恰恰就是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千呼万唤的民众的觉醒，但当他们真正面对已经觉醒的民众的时候，却吓坏了。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时候党内高层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那个年代没有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是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只有毛主席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湖南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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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412之后，甚至马日事变都已经发生了，连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已经将他的军队里面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了，陈独秀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党内左派身上。具体来说就是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力挽狂澜，继续国共合作。

最后是在苏联特派代表的支持下，由瞿秋白等人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将陈独秀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并且宣布开除党籍，同时下决心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也是在这个方针确定之后，才开始准备在南昌发动起义。

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之下，南昌起义的相关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了，只等一声枪响彻底与国民党决裂，刀兵相见，陈独秀仍然冥顽不灵，坚持反对武装起义，认为武装起义是胡闹，要求周恩来的人立刻取消武装起义计划，并且派人赶往南昌阻止起义。

所以说，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坚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陈独秀后来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根本原因。但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直到412这段时间里，陈独秀领导下的，党中央对国民党斗争不够坚决，他是需要负责任的。

至于到412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刀都已经举起来了，他还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力挽狂澜，继续国共合作，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都不冤枉。要求放弃南昌起义计划，这就等于让中共束手就擒，继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他是右倾投降主义，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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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武装起义连续失败，瞿秋白本人过了没多久，也被打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又进入了李立三当权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给各地红军带来的损失更大，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盲目要求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变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瞿秋白在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后来被俘后牺牲。在被俘后，他在狱中写了一个《多余的话》的小册子，对自己参加革命的事多少流露出后悔的意思，觉得自己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并不适应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尤其是那个时期比较残酷的党内斗争。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瞿秋白，也包括陈独秀。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身上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后来在瞿秋白等人主持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时候，不少人就批判说，陈独秀在党内缺乏基本的民主，大搞封建家长制。这也是事实，因为在陈独秀看来，其他的党内同志都是当年的学生辈，都是娃娃，懂个什么，当然得都听他的。

不仅如此，在陈独秀之后，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之后的王明、博古等人，中央的权力实际上始终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即便此时革命的重点已经转向小镇青年为主体的各地的武装斗争，但在中央发号施令的，也仍然是这些并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工作的年轻人，除了读过一些作为条条框框的基本理论读物之外，并不了解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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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有个特点，就是容易动摇，要么极右，要么极左。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之后的瞿秋白和李立三就一个比一个更左，凡是反对他们的，或者是他们所反对的，就要打成右倾。在中央苏区，毛主席就多次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包括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都是指向毛主席强调现实情况的一些做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其实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党内，第二次才是在全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就是党外。第一次在党内，是各个根据地从实际工作出发形成的经验、教训，再结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一套理论，也就是后路王明、博古们所批判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1927年决定发展独立武装开始，党内斗争的主线，实际上就变成了各根据地与中央不切实际的空想、瞎指挥的路线的斗争。而且，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从1927年之后开始，不是正确路线战胜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路线，而是敌人在不断地帮助正确路线，打击错误路线，让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然后才能认识到正确路线的正确性。

1932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被敌人破获，中央被迫转入中央苏区，这是第一个转折，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到遵义会议上被迫同意毛主席复出，这是第二个转折，但真正完成这个过程，彻底清理过去这个时期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中央的错误路线，则是整风运动，到1944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才算彻底完成。

在此之前，党内正确路线不仅要对付敌人的明枪，还得应付党内教条主义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暗箭，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还能虽然坎坷不断但却能披荆斩棘、战胜敌人和困难、走向最终胜利，简直算是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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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也才能理解在延安整风时，教员为什么要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了，而且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不改造他们，他们不和工农群众结合，还要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所谓理论去指挥工农群众，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很多时候比敌人都大很多。很多敌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帮敌人做到。

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吧，你要说他们真有啥知识，其实也算不上，就是比读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毛主席都比他们强多了，但他们自己犯了错误，自己不反思自己，就用一句自己“毕竟是书生”、“书生气太重”敷衍塞责，根本没有认真的反思，承认自己的错误。

陈独秀被开除之后，一度成立过托派组织，之后又和年轻的托派闹翻，1932年被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提前释放，到四川江津居住。在此期间，他确实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但延安曾经私下联络，希望他能去延安，却也被他一口回绝。据负责与他接洽的人后来回忆，因为他不愿意去延安“寄人篱下”。

去了延安怎么就叫寄人篱下呢？去了就得让你当总书记，发号施令，大家都把你供起来，当教主，这就是尊重你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你就肯去了？照这么说，教员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多次被打倒，靠边站，被迫去“休养”，为什么他就没有觉得这是“寄人篱下”，等到有需要了，他仍然会不计前嫌，马上复出，继续工作呢？

这不是书生气的问题，也不是所谓读书读傻了，而是自己究竟怎么认识自己和党、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献身给党，献身革命的问题。这是踏踏实实干革命，和叶公好龙式的谈革命的区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为小资产阶级，原因也就在这里。

焦典

胡懋仁：这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

2022-03-31 10:53:20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胡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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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国内某些知识分子那里，一种降美、向美服软的论调和观点开始抬头。当然，这种论调很快遭到更多人们的反驳。这就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而且，让人们感觉奇怪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好确定这些人是不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或许他们是，或许过去还不是，但现在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调和观点。

　　对于美国，主要是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反动派，对于他们的本质，对于他们在骨子里的坏水，中国人民是丝毫不陌生的。当然，美国在二战中与战后的崛起，特别是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粒原子弹之后，中国当时的旧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是亲美、崇美、恐美和媚美的。

　　对于旧知识分子，也不用说得太多了。他们当中存在这样亲美、崇美、恐美和媚美的人，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留过学，在他们的脑子里，被西方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为数不少。当然，在美国与西方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都是这一类的人，但毕竟这一类的人确实是存在过的。

　　当年，在蒋介石集团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就很希望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收拾残局。当然，美国的这个想法确实很天真，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并不奇怪。此前，他们一直不肯放弃蒋介石集团，明知道其已经腐败透顶，但还是要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美国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如摧枯拉朽般地打败了蒋介石集团之后，美国发现蒋介石集团再也指望不上了。然而，他们并不甘心中国革命会取得这样的伟大胜利，他们是一定要破坏和捣乱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受过西方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有可能接替蒋介石集团，而成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利益代言人的。

　　当然，最后美国的梦想落了空。但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却留了下来。虽然后来经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教育，其中有些人发生了转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就是不肯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年的这些人当中，又有人站出来公开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做辩解，而且公开站出来无限制地歌颂与吹捧美国帝国主义。

　　那一代人估计现在已经寥寥无几了，但又有新一代的这类所谓公知或者类似于公知的人，又成为亲美、崇美、恐美和媚美的继承人。这些人当中，有的也是在美国或者西方留过学的，也有的人没有出过国，但是他们认为，要全盘接受美国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能说，这些人不了解美国吗？好像我们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可是他们这些人，即使在美国留过学，甚至生活过许多年的人们，真的会了解美国吗？从他们的表现与言行来看，似乎也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他们看上去很了解美国，他们中有不少人英语或者说美语说得还特别溜，但是他们真的不了解美国，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与本性。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是不讲信誉的，说了的话说不算就可以不算。今天说了这句话，明天就可以说出与这句话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句话，而且丝毫不会脸红，丝毫不会感到窘迫。他们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既要做坏事，又要占便宜。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美国帝国主义了。

　　美国人，当然也有其他的西方人，特别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总希望说一个“try”字，什么事他都要踹一踹（try and try）。在他们看来，很多事，你要不去踹，怎么知道就不行呢？美国对于任何一个他想欺负的国家和人民，都会用上这个踹字。如果他们得手了，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没有得手，他们也不认为是什么损失，反正这次没有得手，下次再来踹，没准就能得手呢。

　　对于敢反抗他们，敢与他们斗争的人民，美国帝国主义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他认为你虽然敢于反抗，但你现在实力不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镇压你、打击你，真到把你打趴下为止。类似于各种经济制裁，就是这类打压的手段。然而，如果敢于反抗的人民不怕打压，不怕制裁，明明吃了一点亏，还是跟你没完，跟你不依不饶，跟你死磕到底。面对这样的人民，美国帝国主义肯定就会二乎了。他们不想跟这样的人死磕，在面对这样的人民，真正退缩的是美国帝国主义。正如毛主席说过的，美国不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在人民的坚定意志面前，美国帝国主义只有退缩，而别无选择。

　　然而，在这样的人民背后，如果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亲美、崇美、恐美和媚美的知识分子，那么美国一定会利用这样一些人的这种心理，大捞他们希望得到的好处。这些人说，只要我们向美国让步，不要和美国对着干，美国就会放过我们。这样的人蠢不蠢？应该说，他们实在太愚蠢了。事实往往是，你越是怕美国，越是向他让步，美国就越是不会放过你，越是会得寸进尺，越是会步步紧逼。任何退缩，任何胆怯，任何认怂，在美国帝国主义面前就是作死的根本做法。这些类似于公知的知识分子们，怎么能够想出这种馊主意？他们就是企图出卖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他们所谓在美国面前那种高等华人的卑微与低劣的样子。这样的人在美国帝国主义面前，一定是会背叛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代表的一定是少数资本势力，少数买办阶层的利益的。

　　有人说，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中国会出现那么多叛徒和汉奸。至于说是不是中国出的汉奸比例最高，这里没有统计，不好说，但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官员，带着部队成建制地投靠日本侵略者，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这些所谓当时的“精英”们，都是无家无国的肮脏的臭虫。今天的这些贩卖投降言论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这一类无家无国的肮脏的臭虫。对他们嘴里喷出的言论，中国人民绝不能姑息，绝不能当作什么言论自由任由他们在网络上放毒。对这样的无耻言论，必须一露头就要打击，坚决果断地批判这种叛国言论，批判这种汉奸行为。

　　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怕鬼，不认邪。越是嚣张的敌人，越是看上去凶狠的对手，中国人民的回答就是坚决地斗争，绝不后退，绝不投降。当年，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些当了汉奸的人，对日本侵略者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投降的。那些在今天鼓吹投降理论的所谓知识分子，他们与当年的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吗？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