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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列宁帝国主义论否中苏总路线论战9评 自食苦果肚疼才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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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2 09:32:01 | 只看该作者
传美日防长时确认 台若有突发事态将密切合作
时间:2021-03-22 07:1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东京讯)据报道,在3月16日举行的日美防长面对面会谈中,双方对美中之间紧张加剧的台湾海峡可能发生不测事态表达了共同关切,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秉持中台双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这一立场的日本,把台湾突发事态作为议题的消息传出实属罕见。

共同社3月20日从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获悉,日美对台海突发事态的具体应对措施成为今后的课题。

对于中国迅猛增强军备导致地区军事平衡崩溃的现状,日美防务部门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危机意识。两国政府公布的文件未提及台湾突发事态,仅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长岸信夫在会谈中提及飞越台湾海峡中间线的中国军机骤增。双方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加剧或将导致武力冲突。

岸信夫指出,日本与台湾海峡地理位置较近,和平与稳定将受到很大影响,认为今后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

把台湾突发事态作为防长会谈议题的要求由美方提出,但美方未在会谈中给出具体应对措施。日本政府内部暗中认定台湾突发事态属于若放任不管恐将发展为对日直接武力攻击的“重要影响事态”,正在探讨能否发出保护美军舰船和飞机的“武器等防护”命令。

围绕安全保障领域的日美应对方法,日本外长茂木敏充17日在民营电视台节目中强调:“日本有必要展示超越以往的存在感。”他认为,不等美方提出要求、积极分担职责的姿态很重要。

围绕台湾问题,美中高层战略对话上周在美阿拉斯加州举行,双方展开激烈交锋。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涉及核心利益,没有妥协退让余地,要求美方停止售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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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2 09:34:10 | 只看该作者
民调:六成台民众认为美国只“想利用台湾”
时间:2021-03-22 07:1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台北综合讯)台湾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美国不是真诚地想帮助台湾,而只是“想利用台湾”。

综合《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等媒体报道,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与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前天举办“拜登新局与台海安全”民调发表会,公布台美关系、蔡英文政府执政以及台湾人对两岸关系发展态度的相关民调。

民调显示,虽然近期台美关系升温,美国表示会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及参与国际事务;但对于美国的帮助,只有21.3%民众认为是真诚的,有61.1%认为是别有用心想利用台湾。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很意外有这么多人认为美国只是利用台湾,因为目前舆论和媒体所呈现的都是“美国很友台”。

罗庆生说,蔡英文政府解除了莱猪进口限制,也向美国采购军事武器,但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却没有动静,这会让台湾人认为美国虚情假意。

他分析称,台湾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竞争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民调说明美国这两三年来的努力,没有得到台湾民众信任,美国负责对台事务者,还要更努力改善台美关系。

66.9%受访者支持台湾密集军演

在军事方面,有66.9%的民众支持台湾应该密集进行军事演练;针对“大陆六年内可能攻台”的题目,有63.3%的民众认为大陆不会武力攻台。针对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近来的两岸“春暖花开”,有高达77.9%的民众支持两岸开启对话。

但在采购疫苗方面,高达67%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买大陆疫苗,仅有24.3%受访者赞成,另有8.7%的人无明确意见。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崑义分析称,这份民调显示矛盾之处,有七成民众希望对话交流,但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不希望施打大陆疫苗,有可能是大陆在疫苗宣传上没有拿出相关的科学数据,台湾人因此不太信任,若大陆提出科学理性数据,台湾民众会理性思考要不要采用。

据报道,本次民意调查以全台(含离岛)20岁以上民众为访问对象,访问期间为本月17日至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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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2 09:38:16 | 只看该作者
世卫专家团报告 料指冠病来源是中国市场
时间:2021-03-22 07:1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日内瓦综合电)世界卫生组织冠病溯源专家团到中国考察后预定本周发表调查报告。彭博社说,报告将指出,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可能来源,与2002年沙斯(SARS)疫情的传染源一样,都是来自中国的野味市场。

不过,这份因政治因素一再延误的调查报告不会做出决定性结论,而是建议进行更多研究包括探讨中国以外的源头。

沙斯是一种源自蝙蝠并经由果子狸传播给人类的冠状病毒;2002至2003年间,该病毒在全球夺走了约800条人命。冠病则是2019年12月首次在中国中部被发现,其来源仍是个谜。

在最先出现冠病感染群的武汉,参与冠病溯源调查的科学家做了几个假设来解释该病毒的起源。北京方面认为该病毒是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包装进入武汉,而美国已卸任的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可能是实验室意外泄漏出来的结果。但专家说,最合理的理论是与中国野生动植物的食品、毛皮和传统药物贸易有关。

武汉市区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最先暴发冠病疫情的地方,那里有着容易受冠状病毒感染的活体动物。动物学家达萨克说,它们很可能充当病毒的传播导管,使病毒由蝙蝠传染给人类。

达萨克说:“现阶段工作当然还没有结束,但主要结论是导致沙斯病毒出现的途径仍然存在,并且可用于解释冠病病毒的来源。”

科学家在2003年发现,人类感染沙斯病毒与中国广东省市场售卖的农场饲养和野生果子狸有关。他们后来也发现,沙斯病毒的自然宿主为菊头蝠。

这两个物种很可能在市场相遇,被一起关在拥挤的笼子里。蝙蝠携带的病毒在适应并扩增后传播给了人类,最初感染者为市场员工和处理动物的人。

进行溯源调查的科学家说,冠病病毒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对99名最先到武汉一家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的前冠病患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半数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今年2月到中国考察的世卫组织溯源专家团成员之一、悉尼的微生物学家德怀尔说,冠病病毒很可能是通过华南市场或武汉其他地方出售的被感染的动物引入的。

尽管如此,华南市场在冠病传播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是个未知数。

该市场在2019年12月关闭后所展开的测试,并未发现任何受感染的动物。此外,第一名已知的冠病患者,在最早与华南市场相关的病例出现之前四天就出现了症状。

对12月中旬收集的冠病样本的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遗传差异。这种变异表明该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中秘密传播了数周,医生直到少数几名患有神秘病毒性肺炎的重症患者出现后才发现了该病毒。

德怀尔说,目前的证据表明,华南市场是冠病扩增的地方,而不一定是它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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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3 16:38:35 | 只看该作者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由人民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
页数 544   定价 1.10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65年3月 平装 统一书号 3001-881

目录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附录编辑
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
参考资料
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豆瓣读书[引用日期2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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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3 16:54:40 | 只看该作者
中共九评苏共 百度百科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1963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反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与此同时,苏共发表文章进行还击。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此记载:“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起因背景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分歧开始加深 埋下破裂论战根源
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苏联同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症结,中国也深受其害。这个问题,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观。苏联争取同美国缓和的战略,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确定下来的,表示出苏联急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的迫切愿望。这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国内建设上,也在奉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方针。两国没有在战略目标上表现出根本的分歧。但是,从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两国在缓和战略上的不协调,日趋表面化。(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成因之一
苏联想与美国合作而损害中国利益 国家利益间根本冲突
导致中共九评苏共的中苏矛盾,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而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在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成因之二
社会主义阵营同盟的先天缺陷导致同盟破裂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的结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平等享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此先天缺陷下,同盟必然破裂。(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成因之三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
中苏两国都是对外政策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往往对两党两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领导人对另一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所造成的感情上的伤害,对中苏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走向。况且,他们当时都缺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之间互相关系的成熟经验。(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

成因之四
苏联用大国大党心态对中共发号施令制造不平等
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表现为长波电台事件、联合舰队事件、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事件等。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具体过程
1960年始中苏展开争论中共处守势
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引起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从1960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到1963年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双方有过四个回合的交锋。第一个回合就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及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带头对中共代表团围攻。其结果是两党关系恶化导致国家关系破裂。当时,中共的反映是低调的。(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1963年《九评》发表论战开始 中共由守转攻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苏共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李瑗《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结束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正在论战吵得不可开交时,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派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领导人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封闭了调整两党关系的大门。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这篇社论既是对前一阶段同赫鲁晓夫论战的总结,也是对苏联新领导人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一套的回击。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李瑗《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核心内容

核心之一
如何评价斯大林
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首先是斯大林问题。中共不同意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中苏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左凤荣 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核心之二
“三和两全”与修正主义问题
“三和两全”理论是中苏争论的又一个焦点。起初,中共同意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把它们否定了。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法,一开始就遭到中共的激烈反对。中共认为“三和两全”理论是“修正主义”纲领。目前,学术界对“三和两全”理论争议很大。近年来,学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若干理论进行了重评。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传统的世界革命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基本符合“二战”后历史发展的要求,许多观点和论述已具有开创性,不应对其全盘否定。(唐玉琴《赫鲁晓夫若干理论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核心之三
世界是走向和平还是要爆发战争
中苏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侧重点不同。苏共强调战争制止的可能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苏美合作和国际裁军。中共强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紧迫性和危险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左凤荣 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历史反思
邓小平反思:都说空话不认为说的都对
“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历史影响
维护斯大林体制在苏联改正错误的时候中共重蹈斯大林覆辙
就斯大林而言,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人民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适,其他国家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左凤荣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形成“修正主义理论”用极左反教条导致走向文化大革命
中苏分歧对“文革”的发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制造了一种“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第二,在国际大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发展,更加完备化和系统化,终于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促进了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第四,促成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搞的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现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中共走向了极“左”。(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高举阶级斗争为纲大旗使中国的探索和改革迷失了方向
中苏双方都全神贯注地进行大论战,中国的探索和改革,在原有的起点上奇特地高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在国际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方针;在国内把“一穷二白”当作最大的优势,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思想意识领域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目标,以致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李明斌《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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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强调境内存储跨境金融报文信息的必要性
时间:2021-03-24 09:3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央行周二称,有必要将跨境金融报文信息存储在境内,并基于内部风控和监管需要使用。中国央行此举恰逢美欧等西方国家协同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央行网站刊登的答记者问指出,上述措施有利于实现穿透式监管和跨境离岸数据的统筹监测,更好地识别和管理与核心服务相关的运行风险和金融风险。

“建立本地网络集中点,主要目的是增进用户网络传输的稳定性、韧性和安全性,确保跨境金融信息服务连续处理。”央行称,目前,全球已有多家央行作出了类似安排,通过建立数据仓库进行合规审慎分析。

同时,用户通过接入本地网络集中点,可与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主干网建立稳定、韧性强和安全的连接,防止出现网络中断等异常情况。

中国央行表示,跨境支付业务的特殊性,交易链条长、节点多,单一机构无法完整掌握业务的终态和全貌,业务信息存在碎片化、不透明的情况,既不利于金融机构实时掌握集团内跨境业务的情况,也不利于监管部门开展监管工作。

中国央行此举恰逢美欧协同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国亦快速予以反制。在中俄外长周二的会晤中,俄外长称,中俄均认为欧洲与西方的制裁是不可接受的。

新华社主管的参考消息网周二援引俄罗斯媒体称,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评估俄罗斯被迫脱离SWIFT的可能性时表示,反对俄罗斯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欲望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威胁。

国信证券报告指出,SWIFT是银行间传递信息的一个标准化体系,其本身是一家政治中立的国际组织,但屡次受美国“要挟”而将部分国家或银行踢出体系。SWIFT目前缺乏有效的替代品,因此受到制裁的国家或机构将难以进行跨境支付结算,其经济运转将受到很大影响。

作为位于比利时的机构,SWIFT需要遵守比利时及欧盟的法律,美国原则上不能直接指使SWIFT;因此美国需要通过说服欧盟去制定相关法律,进而让SWIFT停止为某些客户提供服务。

以伊朗为例,2012年欧盟对伊朗实施制裁,制裁内容包括要求金融信息服务商不得为受欧盟制裁的伊朗银行提供服务,SWIFT于是遵守欧盟的法律,停止为伊朗提供服务。

去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曾撰文指出,美国通过SWIFT对中国香港、中国内地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但对单个金融机构来说,局部、中等程度的精准制裁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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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附毛泽东批示!)
凤凰网 历史百家争鸣2019/01/18 19:31说一说过去那些事
来源:综合自腾讯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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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毛泽东与邓小平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 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 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
1972年8月3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肯定批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批判林彪集团叛党叛国。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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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4 16:50:07 | 只看该作者
蔡文鹏:戈尔巴乔夫怎样制造“斯大林是疯子”的谣言?
2021-03-24 16:09:20作者:蔡文鹏来源:淮左徐郎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世纪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并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

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

任何伟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人,不能苛责其完美。关于斯大林的性格,朱可夫元帅说他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不够稳健。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拘谨而又容易冲动,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当他丧失客观态度的时候马上就会变脸,面色更加苍白,目光是严厉的。但同时元帅也认为,即便是战争期间,斯大林为中心的最高统帅部工作作风是实事求是的,能够畅所欲言。斯大林对谁都一样严厉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善于集思广益。对重要问题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根据派往部队就地了解情况并征求兵团指挥员意见的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根据总参谋部的结论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他还说:“根据在战争年代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致固执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么我就要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朱可夫在斯大林逝世很久之后说的这番评价的话,应该说是出自一个苏联军事家的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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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19 03:07:14 | 只看该作者
郝贵生:加强对“九评”的学习和研究——从陈先义同志文章谈起



2022-09-18 17:04:51作者:郝贵生来源:橘子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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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资料参考】1959年,“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1959年12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
  ——摘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四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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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昆仑策等多家红色网站刊载了原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著名文艺评论家陈先义同志的文章《“九评”——学习党史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见【附录】,以下简称陈文)。读后,为该文点赞!叫好!
  陈文有三大特点:第一,简要和高度概括了中苏两党上世纪60年代大论战的起始原因及来龙去脉;第二,揭示了中苏两党大论证的实质及理论意义;第三,指出了“九评”批判的现象当代中国仍然十分严重。笔者完全赞同陈文的基本观点。但是,据原外交部工作人员李景贤同志的文章追忆1989年中国领导人与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谈及当年两党这场大论战时,写到这样一段话:“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句断语意味着当时的两国领导人那场‘真假马列’大论战中,有些话说得并不对,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批错了。”这就等于完全否定了围绕“九评”而进行的这场大论战的实质及其伟大意义。笔者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陈文的发表实质是对抹杀这场大论战是非对错的折中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笔者在陈文基础上,谈谈对“九评”的学习和应用。第一篇是《加强对“九评”的学习和研究》,第二篇是《应用“九评”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的实践活动》。首先发表第一篇。
  陈文之所以重提“九评”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意义,目的还在于学习和发扬“九评”精神。“需要我们的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们认真读一读当年的‘九评’,这是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捍卫理想信仰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这是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我们党表现的寸步不让的意志体现。”笔者在写拙文时,就再次读了“九评”的精华和代表作《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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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评”有31000多字,内容极其丰富。中心思想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同时指出,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整个“九评”讲了六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然后文章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大量有关论述说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个问题: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中首先指出,斯大林执政时期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其次指出,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最后引用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有关报道中的大量血淋淋的客观事实,说明在苏联社会,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第三个问题:驳所谓“全民国家”
  文中说,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这种专政条件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第四个问题:驳所谓“全民党”
  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文中对这几种鼓吹“全民党”的论调进行了全面的驳斥。
  第五个问题: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文中这一部分首先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接着运用大量事实揭穿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完全是骗人的”。文中说,赫鲁晓夫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
  第六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这一部分是全文最主要的部分。在前五部分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假共产主义的荒谬观点之后,总结、提炼和概括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修正主义的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一)必须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文中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以此观察当代中国社会,也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二)毛泽东提出了系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政策
  文中说,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要包括15条基本内容:
  一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五是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六是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八是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
  九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十是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十一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十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十三是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十四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十五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文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极其重要的论述: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九评”中这15条内容在196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简要概括为六条内容,即大家所熟悉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三)阐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毛泽东认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系统地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同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文中最后指出,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不怕。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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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国企腐败窝案,“一把手”落马细节首次披露[url=]政知圈[/url]

[url=]2022年09月18日 21:09:41 来自北京[/url]






撰文 | 董鑫 高语阳

2020年开始,包括原任董事长王创民在内,太重集团先后有7名集团领导以及10余名中层干部相继被查。

山西省纪委监委称其为“太重集团腐败窝案”。

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披露了窝案调查的重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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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一把手”审计报告呈报省委

王创民出生于1962年10月,曾在太重集团工作38年。

2012年2月,王创民成为集团一把手,开始担任太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太重集团全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家重型机械厂,于2008年跨入百亿企业行列。

自2011年开始,太重集团的销售规模始终位于我国重型机械行业首位。但从2012年开始,这家百亿国企却一步一步走向了资不抵债、急需脱困求生的境地。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企业出现这样的困境,与腐败问题有直接关系。”

2019年9月,山西省委第五巡视组对太重集团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常规巡视工作。

2020年1月,巡视组向太重集团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反馈后刚过了1个月,也就是2020年2月,王创民便离开了太重集团,转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2020年5月,山西省审计厅开始进行王创民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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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披露,王创民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被呈报到了山西省委。报告显示,在他担任一把手的短短8年时间,企业债务危及经营、管理百孔千疮,部分项目投资面临巨大损失风险。

2020年10月,山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王创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2021年8月,王创民被双开。

双开通报中指出,他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不力;滥用职权、严重不负责任、为特定关系人非法牟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23人被立案审查调查

在王创民落马之后,太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志德,集团原党委常委、董事范卫民,太重集团副总经理杜美林,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张克斌(2000年4月到2019年1月担任太重集团副总经理),太重集团副总经理王春乐,太重集团原总经济师曹纪生接连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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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称,山西省纪委监委成立了7个专项工作组,分别对太重集团旗下的起重、新能源、轨道等七大板块开展调查核实,以虚假合同、关联交易为切入点,深挖彻查以公谋私、“靠企吃企”等行为。

除了7名集团领导,太重还有10余名中层干部相继被查。

此外,2021年3月底,山西省纪委监委下发通告,敦促涉嫌违纪违法党员和公职人员主动交代问题。1个月内,有23人向山西省纪委监委和太重集团纪委主动说明问题。

专案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全面清查太重集团八年时间项目亏损、陷入资不抵债、国有资产损失的问题,严肃查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人员腐败问题,先后对23人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两次下发纪检监察建议

除了查办腐败窝案,企业发展如何脱困?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披露,山西省纪委监委曾两次向太重集团下发纪检监察建议。

2021年4月,山西省纪委监委向太重集团下发了开展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等违规经商入股企业问题专项治理的纪检监察建议。


3个月后,山西省纪委监委又下发了第二份纪检监察建议,督促太重集团开展内控体系有效性自查、加强内控能力建设。

太重集团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韩珍堂表示,针对腐败案件中的问题,集团党委根据纪检监察建议逐条逐项对应整改,并举一反三,重整政治生态,彻底解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管理漏洞等各种问题。

2020年3月以来,太重集团已重焕生机:

2020年底,实现扭亏为盈;

2021年,经营业绩主要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6.35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2%;

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68.27亿元,同比增长4.5%,利润同比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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