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 习基本思路主要举措

焦典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来源：央视网2021年03月15日 19:15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的汇报。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会议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加强规范和监管，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形成治理合力。要加强开放合作，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强化国际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平台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要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加速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督促平台企业承担商品质量、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维护好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和引导平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底层技术根基，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创新。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强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压实各方责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有效统筹国内国际能源资源。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

会议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反对奢侈浪费，鼓励绿色出行，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要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责任，做到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焦典

315晚会曝多家知名商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海量人脸信息已被搜集

来源：央视财经

2021-03-15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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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摄像头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已经无所不在，这些摄像头大都是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目的，但是有些商家所安装的摄像头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

在上海家饰佳科勒卫浴专卖店，摄像头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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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他们的这种摄像头与众不同，具有人脸识别功能，而且不少门店都装有这种摄像头。

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华东区零售销售主任：“这个的话好像也有，外区域也有。”

记者：“大区有这种人脸识别管理客户的系统是吧？”

零售销售主任：“嗯 。”

有了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一旦顾客进入科勒卫浴门店，人脸信息就会被捕捉、记录，以后顾客再去哪家店，去了几次，科勒卫浴都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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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华东区零售销售主任 ：“比如这个人过来了，B店会提示这个人也逛过A店，B店如何去接待、如何去报价，就有心理准备了。”

人脸信息属于个人独有的生物识别信息，目前已经成为很多用户的支付密码、账号密码等，由于用户无法更改自己的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将严重威胁用户的财产安全、隐私安全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记者在上海接连走访了三家科勒卫浴的门店，均看到了这种号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然而从记者进店一直到离开，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提示和告知，征得同意更是无从谈起。

在科勒卫浴门店，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摄像头，真的偷偷捕捉了顾客的人脸信息吗？

记者注意到，这个摄像头上标注着“万店掌”字样，记者通过联系，见到了苏州万店掌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薛经理承认，科勒卫浴确实装了他们公司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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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科勒是全国性地装吗？”

陈经理：“全国性的，科勒也有上千家。”

记者：“每家店都装？”

陈经理：“对，每家店都装。”

为了证实所言非虚，记者仅仅提供了一个到店时间点，薛经理就通过科勒卫浴系统的后台，调出了记者的照片进店信息。

捕捉记录显示，不到两分钟，记者被摄像头的人脸识别功能抓拍了三次，角度虽然不同，但人脸编号都是相同的，不仅如此，记者去过的不同门店，人脸信息均被抓取，而且人脸信息编号也都是相同的，可见记者的人脸信息已经被科勒卫浴精准掌握。

记者从后台系统上看到，与记者同一时间段进入科勒卫浴门店的其他顾客，人脸识别信息同样被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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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理：“跟你讲一下，只要进店，就能够获取。它是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抓取。每一个后面会生成一个ID。”

记者：“抓取人脸是吧？”

陈经理：“对。”

记者：“人脸识别数据。”

陈经理：“对。然后抓取一个ID。”

记者：“不需要经过同意和认可。”

陈经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记者：“就直接抓？”

陈经理：“对。”

在顾客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及顾客隐私、财产安全的人脸识别信息，被偷偷获取。

薛经理介绍，苏州万店掌能够为商家提供专业的人脸互动营销解决方案，人脸识别率非常高。

陈经理：“基本来讲，现在不戴口罩，人脸识别率肯定有95%，但是戴口罩就不好说了，85%-80%吧。”

除了科勒卫浴，不少企业都安装了他们的人脸识别系统。

这位经理还现场登录了江苏大剧院的人脸识别系统后台，记者看到此时进入江苏大剧院顾客人脸信息瞬间被抓取。

陈经理：“实时就是后台的抓拍。”

记者：“现在就是实时的后台。

陈经理：“是拍抓的。”

记者：“今天是7日。14点08分进来一个，09分进来一个，21分进来一个，38分进来一个。”

陈经理：“实时抓的。”

记者：“进来就抓取是吧。”

陈经理：“对，在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记者：“一般是新顾客，男女、年龄、戴不戴眼镜、亚洲人、心情是不是平静。”

​系统不仅捕捉了顾客的人脸信息，竟然还能分析出顾客的性别年龄甚至此时此刻的心情。

除了苏州万店掌公司，悠络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为不少商家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

悠络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经理：“这是正通的，这里有账号，100多家店全部上了我们家的人脸识别系统，只上人脸，代理的都是高端的车子，宝马什么的。”

王经理告诉记者，顾客只要去过正通汽车100多家4S店中的任意一家，人脸信息就会被掌握。

王经理带记者来到了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路21号的宝马汽车4S店，记者在该店的展厅入口处以及售后服务的入口处看到了两台悠络客人脸识别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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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络客的王经理随即用自己手机打开这家店的系统后台，记者看到自己的人脸识别信息已经被抓取。

王经理：“已经出来了，第一时间，到店记录。”

记者：“噢。16次到店。”

王经理：“我是第7次。”

悠络客一名业务经理承认，由于他们的设备都是无感抓拍，在捕捉顾客人脸信息时，无需告知顾客，更无需经过顾客同意。

何经理：“我们的设备就相当于一台普通的监控，无感非配合的，客人进来都会被抓取。”

记者：“自动抓取？”

何经理：“对，对，对。”

记者：“不像我们安个手机软件，或怎么样说你要同意。”

何经理：“对，不是要你正对着摄像头同意什么的，不是那种的。”

广州雅量科技有限公司，也有类似的人脸识别系统。

大厅的一台显示器，显示着雅量公司为全国各地一些商家安装的数万个摄像头，正在实时地获取顾客的人脸识别信息。

在雅量公司，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查看外地一家超市摄像头捕捉人脸信息的现场。

雅量智能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黄经理：“这边有性别和年龄的属性。”

记者：“是这个人吗？刚才进来的。”

黄经理：“不是，现在进来的马上就会出来了。”

记者：“抓到了一个35岁。”

通过监视屏幕记者看到，顾客并不知道他们不可更改的人脸信息，此时此刻正在被超市入口处的摄像头抓取。

记者：“这个数据采集过程，客户是没有任何感知的吧？”

黄经理：“对。”

记者：“客户都不知道是吧？”

黄经理：“对。”

记者：“肯定让他没有任何觉察？”

黄经理：“那肯定的，通过硬件，比如说像摄像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此外商家还可通过这个系统，手动为被抓拍的顾客添加各种信息，甚至还可以把某些特殊人员加入黑名单。

黄经理：“像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手动做一个标签，比如说像同行、职业打假人，记者之类的。这种标签一旦打上，很精准，到时候不管你到我这个门店，还是到全部其他分店，都一目了然。”

瑞为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系统。

瑞为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孙经理：“像这个设备，这些都是无感的。”

在我们身边，究竟还有多少商家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商家是否会明确告知并征得顾客同意呢？

在无锡宝马汽车4S店，记者发现了瑞为公司的人脸识别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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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汇恒隆MaxMara专卖店，记者看到了万店掌公司的摄像头。

记者在全国多地先后调查了20多家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商户，所到之处，人脸识别信息均被偷偷获取，没有一个商家明确告知，征得同意更是无从谈起。

记者：“人脸识别功能、客流管理这种摄像头，大概装了多少个？”

苏州万店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薛经理：“总计数量？这个倒还没有具体统计过。刚才报的那几家单位，门店就上万了，还没有说其他的小客户呢。”

记者：“像这种摄像头，咱们现在能装多少个了？”

悠络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经理：“也有几十上百万个吧。”

记者：“2353个是你们现在实际的服务门店个数吗？”

雅量智能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黄经理：“对”

尽管法律明确规定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获取人脸识别信息，然而在我们周围，偷偷获取涉及我们隐私、财产安全的人脸识别摄像头数量惊人，甚至这些最核心的生物识别信息，已经被和我们毫无关系的第三方公司所掌握。

苏州万店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薛经理：“在我们服务器上面，总帐号就可以进去，看得到。”

记者：“总帐号能看到各个企业的数据，也能调用也能看。”

薛经理：“对。”

记者：“那目前拥有的人脸数据量大概能有多少呢？”

薛经理：“肯定上亿了，累计到现在肯定上亿了。”

焦典

315晚会提醒老人慎用手机清理类软件，手机清理类软件将老人推向诈骗深渊

来源：央视财经

2021-03-15 20:38

【#315晚会提醒老人慎用手机清理类软件# #手机清理类软件将老人推向诈骗深渊#】70多岁的李女士通过智能手机看新闻、小说时，手机屏幕总会自动蹦出一些“安全提示”：“病毒”“垃圾”“内存严重不足”，按照提示李女士清理了手机，但她发现这些“安全提示”越清理越多，手机越用越慢。日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的专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监测，在一款小说阅读软件里，正常阅读过程中出现了“安全清理”提示，工作人员点击后，下载安装了一款叫“内存优化大师”的App，自动清理过程中又继续蹦出“清理手机缓存”提醒，点击后，手机又下载安装了“超强清理大师”。不断“提醒、下载、清理”，同样路径接力重复，手机上接着又安装了“智能清理大师”和“手机管家PRO”。然而测试人员对“手机管家PRO”进行测试后发现，这款APP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清理手机垃圾，背地里实则在不断偷偷大量获取手机里的信息。工作人员提示：这些数据信息对老人们进行用户画像，给他们被打上“容易被误导和诱导”的群体标签。于是，各种低俗、劣质，甚至带有欺骗套路的广告和内容就会源源不断地推送到老人的手机上，使得一些老年人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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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网红直播卖“三无”食品、夸大食品治疗功效……950户问题商户被下线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021-03-15 08:57
近年来，“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主播的直播间买“网红食品”，由此带来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也时有发生。三无“网红食品”、普通食品宣传具有保健功能、直播展示后要求线下交易逃避平台监管……这些行为造成了食品安全隐患，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为此发出检察建议，促进两家短视频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核查企业1319户次，下线问题商户950户，规范信息公示问题741户。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15日发布的“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之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媒体发现线索后交办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12345”热线等取得联系，进一步收集消费者对此类问题的投诉举报情况，审查后认为有必要督促加强网络营销食品新业态监管，2020年5月26日决定立案调查。

北京铁检院重点围绕以下问题依法展开调查：首先， 迅速圈定重点人群。从违法行为多发的“网红食品”、“手工自制食品”等领域，以关键字检索的方式锁定部分主播，对其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宣传行为实时关注、持续跟踪；其次， 多种手段固定证据。针对直播、短视频用户名称变化快、违法视频删除快、违法商品下架快、即时直播没有视频留存等难点问题，采取“技术+人工”手段，综合运用录屏、截图、录音、人工记录等多种方式固定违法行为证据；再者， 分门别类确定违法情形。通过调查发现，有两个短视频平台内30余个用户存在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食品功能虚假宣传、销售信息展示不全、引导线下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2020年6月5日，北京铁检院依法向两家平台住所地的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对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加大对平台内直播和短视频电子商务行为的监督管理力度，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检察建议后，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对案件涉及的平台立案调查，发出行政告诫书，要求依法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加强短视频内容审核等，督促平台积极整改；在辖区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核查企业1319户次，下线问题商户950户，规范信息公示问题741户。

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北京铁检院持续跟进监督，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引导在京短视频行业领域龙头企业联合签署《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从平台自律、保护消费者权益、协同共治等方面压实平台管理责任；推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促进网络视频营销主体规范经营的指导意见（试行）》，加强对辖区内直播和短视频营销活动的统一、全面监管，达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的目的。

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新业态行业迅速发展、法律规定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引导平台加强自治，签署自律公约，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构建新业态行业自律机制，护航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有效规范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食品行为，切实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紧盯食品生产、销售新业态中民生关注的新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表示，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民生问题，涉及消费者最基本、最重大权益保护。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独特职能作用，更加注重办理公益受损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努力提升办案质效。

焦典

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

——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

2017年01月20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建峰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标杆人物之一。他先后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学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研究专长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信息与社会、通信政策研究等，曾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并且是十几个SSCI期刊以及全球知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丹·席勒的专著《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审视。其新作《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一书的中文版也即将面世。其父亲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相比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丹·席勒更加关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久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讲座的第二场，会议室挤满了听众，不少外校的学者也慕名而来。

　　这场讲座的主题是“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丹·席勒身材高大，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始终保持挺拔站立的姿势；他声音高昂，语速飞快，中间不留停顿。演讲结束后，他坐下听现场听众的提问，看上去有些疲惫，回答问题如喃喃自语，仿佛刚刚两个小时的演讲已经用掉了他的全部精力。不过当他提到他的“学术英雄”雷蒙·威廉斯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演讲时的热情开始慢慢回归。

　　之后，丹·席勒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专访。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保持着他一贯的批判锋芒，尤其对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下的产物尤为警惕。他认为信息产业无法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谈到大数据，他看到的是背后的权力落差。当人们都在谈论信息过剩时，他却看到还存在一个“信息赤字”。

　　在传播学领域，政治经济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曾一度不睦，但丹·席勒对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却推崇之至。如果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能够为他找到上课的场所，丹·席勒如今从事的可能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谈到他的父亲、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他坦言自己的研究之路也许是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他那里。

信息产业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资本主义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您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断。与上一阶段相比，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席勒：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照常存在，比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等，这些跟之前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并无两样。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它的主要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和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都与之前不同。要知道，当前美国单一种类投资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产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盈利方面也是如此，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它在2016年一至三季度盈利4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为赚钱的公司，而且它手头还拥有约2350亿美元的现金及流动资产。这种情况在125年前会是铁路公司，之后是美国钢铁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通用汽车，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最为赚钱的是信息通信业。

　　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持久不变的。虽然苹果公司可支配资金达2350亿美元，按说可以投向任何地方，但它为何不去投资呢？因为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盈利的行业。一个盈利最大的公司却无法用手头的2350亿美元去获得更多的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避免的停滞趋势，它周而复始，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出现。这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不变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数据显示，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席勒：其实美国的经济并不完全算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认为它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不是仅限于美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因此，当我们谈到信息通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时，需要看到这一背景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运作。在信息通信业中，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公司，其服务的第一对象是跨国公司。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谷歌、苹果、脸书这些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知名企业，全部都在尝试为企业客户专门研发设备，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而不是专门为普通消费者服务。这是因为最大的市场需求恰是来自于跨国企业。像微软、思科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全球有几千家跨国企业在购买、使用它们的产品，包括信息处理设备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而正是这些美国公司的成功让信息通信在美国成为支柱产业。那些跨国企业不仅指美国企业，也包括来自欧洲、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企业，它们或多或少都在使用美国的信息通信设备。我知道许多国家在试图降低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比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俄罗斯电信企业80%到85%的网络设备都能够从本国企业采购。当然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然而，根据201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美国在信息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在全球互联网盈利格局中，美国占到40%的份额，远超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很有趣，40%而不是70%或80%，它显示出美国虽然在这个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想从这个新兴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分得一杯羹。因此，我认为未来围绕这一高利润行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摩擦和贸易战也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扩大，比如中国在推动“互联网+”，竞争的范围也会更广。

《中国社会科学报》：信息产业有助于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吗？

　　席勒：不会。信息产业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发生。在2007—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处于旋涡中心的正是互联网金融。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互联网金融导致了那场危机，但正是通过这一行业，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发展趋势。除了金融业，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比如制造业。今天，互联网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度嵌入制造业，像生产信息系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无处不在，或者说正是由于其无孔不入，制造业才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并酿成了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落。

　　信息过剩与“信息赤字”并存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信息作为商品存在，信息产业是否也会出现产能过剩？我们现在面对的信息是不是太多了？

　　席勒：现在的问题是“错误信息”太多，“正确信息”不够。例如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环境、劳动者安全、职业病、流行病学及公共健康等方面的信息，还需要了解劳动者当下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即便已经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也得不到广泛传播。所以，现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赤字”。

　　而在其他情况下，信息的确是过多了。当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装置和电脑，甚至是接入物联网时，每天就会有大量的信息从他们的日常活动中被提取。很快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每一次打开暖气、电视，你每一次开车、洗碗或洗澡，都会生成信息。但这些信息是不应该被提取的，更不应该被企业或政府所利用。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就此来重新定义：我们需要哪些信息，我们又得到了哪些信息？

　　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大量源源不断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被更新，其实它们都是为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用。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信息一无用处，而是因为它严重削弱了人类的真正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关于如何让我们共存于世，为后代保护好我们的环境的信息；是我们能够借此对抗污染，又可以防止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强势企业和机构侵害我们利益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太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究竟是谁在制造“错误信息”？

　　席勒：这个问题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究竟是谁在制造“错误信息”呢？其实你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大的企业和机构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既然他们遵循的逻辑思路就是利润最大化，其结果当然就是出现大量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正确信息。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身上，问题在于社会的核心，尤其是大企业，它们只是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人需要的信息，结果自然也不会是社会所期待的。这样一来，假如你在美国是一名铀矿工人——许多美国土著人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你不会了解铀究竟有哪些危害，你的雇主和政府机构也不会告诉你，他们根本就不去调查事实真相。结果许多铀矿工人因此患上癌症。所以，你提出的问题，不应该从个人层面而是应从体制上来找答案。

　　至于有哪些解决办法，我认为首先要借助的是大众教育，要通过教育让公众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并让他们了解这种结构会产生哪些恶果。实际上公众对此并不怎么了解，人们可能发现了问题，但他们会认为是自身的问题，而不会归咎于体制。我们必须在教育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让他们看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过我想明确一点，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不希望让人感觉我们的社会是漆黑一片的，到处都是罪恶和冷漠，其实有许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在努力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的局面。

　　当然，也不能过于夸大教育的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工作，其政策导向应该是重视公众需求，而不是一味去满足某个特定行业甚至整个商业部门的需求。对于信息资本主义来说，最为讽刺的是，其实那些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在保护环境、创建公平社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成为盈利的工具。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改变造成当前糟糕局面的社会体制。我并不是技术反对者，但我也不是技术拥护者。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应该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社会关系中去看待。技术应该受到约束，以便它不是服务于某人的私利，而是真正为了提高人类福祉。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推动人类发展，实现公平以及社会和环境正义。在这之后，再去考虑如何利用技术去实现它。

　　大数据将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大数据？

　　席勒：大数据是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称为5G的无线宽带技术，都属于和大数据相关的前沿领域。20世纪60年代，由于分时技术的出现，大型计算机设备的计算处理能力开始能够分配给远程用户，小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也都开始互相连接成网。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络活动有关的信息的数量开始大增，质量也有了提高。而物联网的出现则为数据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无限扩张的基础，数据流无处无时不在，规模比之前大出几个数量级。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怎么使用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应该怎样去组织、分析和利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大数据”一词，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学术文章，都在使用这个时髦的词。人们使用这个词或许是因为说起来比较方便，以便大家都能够知道在谈论什么。但实际上大数据并非这么简单。

　　大数据并不仅仅是指生成信息的规模和体量巨大、种类繁多，我们还需要借助数据科学、网络分析和其他专业的手段，让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但是这种做法通常会过于突出经验主义。不管是否有任何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数据，人们只管从中去寻找某种模式，只盯着哪些事情可能会跟哪些事情相关。可是这样做问题很大。通常，收集和分析信息成了大数据工具目的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比如说，如果大数据是为了保护海上渔民的渔场，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因为鱼和渔民都会从中获益。但是如果大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交往中攫取利润，无论直接还是以机器为媒介的交往，我都不大确定——实际上我可以确定，那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此一来，大数据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危害不仅在于其剥削性，而且会带来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在盈利之外，它会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却是我们为它买单。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大数据，就要考虑清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组织系统。实际上我不是很确定是否真的需要大数据，因为有太多的数据本不应该被收集起来。欧洲和加拿大在实行的数据保护，我们同样需要。围绕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确定决策结构。但是，谁来制定政策呢？政策的原则是什么？大数据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提出更为深远的问题。一方面，它会赋予那些靠信息获利的垄断资本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掉一部分权力。这会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预计将来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大数据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和教育有关。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如果上网的话，信息可能会被收集走，但是他们不知道，当自己启动洗衣机、打开电冰箱，冲澡或上床休息，都会留下信息。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共同探讨决定我们的哪些信息可以被收集、被谁收集、作为何用，只有当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演讲中提到，早在几十年前，美国提出的“信息自由流动”就已遭到《经济学人》杂志的批驳。但为何现在仍有国家在鼓吹“信息自由流动”？

　　席勒：“信息自由”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它好像只是一个单纯的理念，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但实际上，这个提法缺乏透明度。至少在目前的环境下，“信息自由流动”并不是一个规范的理念，而更多是一个政治平台。正如我的父亲赫伯特·席勒40多年前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一样，自二战前以来，“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就是服务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主体的利益。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正是靠“信息自由”的策略在海外进行扩张。他们把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信息自由相提并论，为自己的扩张行为找到了有力的理由。在美国跨国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信息自由绝不是意在真正去维护人的权利，他们可以打着“信息自由”的旗号，使得自己的自私逐利行为显得冠冕堂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实现整个社会或者每个人的信息自由，首先需要重建当下的政治经济体系。

　　信息自由的确是人类的真实需求，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我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我相信，如果普通大众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就很难实现。

　　传播学研究绕不开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您后来也在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是受您父亲的影响？

　　席勒：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从小就接触到政治经济学，对它有着天然的好感，但我的兴趣更多在历史方面。至于我后来的研究明显转向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发现当前的传播与信息史研究需要它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我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我父亲那里。

　　我父亲在传播学界是一个重要人物，当然，他在我的家庭里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饭桌上讨论问题，而且是很严肃的讨论，不是那种“请把酱汁递给我”之类的随意聊天，有时也会发生争论。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能够把讽刺式的幽默与深刻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我做不到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我更像我的祖父。我的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去阐释支配、自由与公平，不带讽刺。他在写每一本书时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几乎都有过严肃和激烈的讨论。当然，第一本书除外，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小，无法参与讨论。但等1969年《大众传播与美帝国》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在探索自己的学术道路了。我和我的父亲，其实是我们全家，多年来一直都在保持这种深入的讨论，直到他在2000年去世。我受他影响了吗？是的，这毫无疑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于传播学研究至关重要？

　　席勒：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生产关系、劳动以及分配，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是无法绕开的，对于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可是传播学研究却存在一种忽视或者将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趋势，仿佛只有经验和意识研究才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则可有可无。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在研究中将它放在突出的位置。当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如果不同时关注社会、文化等因素，你就无法看到不断变化的人类基本生活状况的本质与全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对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评价非常之高，为什么？

　　席勒：2015年我到剑桥大学，专门去拜访了雷蒙·威廉斯所在的学院，看到了他曾经教书的地方，对他当时在那里所遭受的排挤有了更多的了解。雷蒙·威廉斯作为那个时代最为成功的知识分子之一，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他是一名外来者，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经过英国精英教育系统的筛选进入剑桥大学，成了一名“学术青年”，并最终成为当时英国最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始终坚定地忠于工人阶级，绝不妥协。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但雷蒙·威廉斯走的是另一条路：文学研究。他对英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由内而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看到固有的英国文学标准，在忽视、排斥、压制工人与农民的历史经验上是多么根深蒂固。他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试图纠正这一错误，并且给我们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理论和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更加充分地研究各种文化表现形态。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我们只有甘愿重塑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问题的所在，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雷蒙·威廉斯。威廉斯已经去世30多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再指望他，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如果你是真心追求公平与自由的精神，你就必须重塑自己的思想。这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他在美国太容易被忘记，但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标杆。威廉斯比那些所谓主流学者更懂得何为学术，可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只关心人类的生存状况，而批评研究是一条试图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路。

　　我曾在1974年给雷蒙·威廉斯写信，问能否去跟他学习。他回信说不行，因为他找不到场所来教我。假如能够去成的话，也许我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当然，对于现在这条道路，我也很满意，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我还是希望遇到他。

焦典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20年09月12日 07: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12期　作者：谢富胜 吴越 王生升 中国社会科学网

　　内容提要：作为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平台经济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平台经济中，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及资本对平台的垄断，塑造了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基于数字平台的劳动组织新形式导致不稳定的就业和工资，使资本积累的逻辑渗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台经济仍然无法克服资本积累规律揭示的内在矛盾。

　　关 键 词：平台经济；垄断资本积累；不完全竞争；劳动；不稳定就业

　　项目基金：本文受到北京高校“双一流”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2；吴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王生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人类社会正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各种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重组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过程。例如，人们点击智能手机就可在优步(Uber)上预约车辆出行，在爱彼迎(Airbnb)上预约民宿租住，在巧手匠(Handy)上预约房屋清洁服务；企业不仅可由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Predix实时监控流水线和库存，还可以通过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平台的虚拟服务器功能，进行数据的计算和存储。这场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组织变革，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以“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范畴加以概括和分析。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界，有的学者聚焦于以优步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认为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引发了资本主义从私人占有转向资源共享与共同创造的革命，着重分析它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拓展社会劳动分工和组织形式、推进环境保护等具体方面的积极作用。①有的将具有间接网络效应的企业，视为一种居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新型经济主体即平台，并基于罗歇和梯若尔的双边市场理论②考察平台的竞争策略、价格结构和反垄断问题。③国外管理学界的学者从计算机科学中，借鉴意为“作为多种相关产品基础的组件集合”④的“平台”一词，描述搭建技术体系的模块化架构，或进行竞争和创新的组织单元，从平台的经济特性、平台竞争和创新策略等方面进行技术性分析。⑤国内经济学及管理学界对双(多)边平台的竞争和管理策略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作了一些有益的拓展。⑥此外，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学者考察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商品化进程和各类数字劳动者的不稳定化生存状况。⑦法学界的学者着重讨论互联网新经济范畴中，平台的法律地位和劳动关系类型的认定等问题。⑧在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重视数字技术条件下，社会网络的核心组织形式平台的兴起，并以“平台经济”或“平台资本主义”对新经济范畴加以概括。在此基础上，他们或考察平台兴起的技术背景，预言这种组织方式将带来经济总体的革命性重组；⑨或着眼于数据的重要作用，探讨平台的起源与运行逻辑，特别是数据攫取逻辑支配下平台间竞争的发展趋势；⑩或讨论平台的垄断倾向，以及平台企业和风险资本间的关系问题。(11)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反思了数字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和过度金融化问题。(12)

　　对于这场正在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从不同方面跨学科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数字技术体系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认识，但远未形成科学和统一的分析框架。多边市场理论认知双(多)边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但如马克思指出的，简单地使用归纳法，会错误地“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13)管理学学者着眼于技术和组织革新，但对社会经济总体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的变革缺乏研究。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刻画了数字技术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兴起，但从数字技术变革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角度，对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认识存在不足。为了深化对数字技术条件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认知，需要在辨析各种新经济范畴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回答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问题，如这种新组织形式的本质是什么、有何特性、将会怎样发展等。本文分析表明，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仍然是数字技术体系下因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其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下分为四个方面阐述：(1)平台经济特征，(2)平台经济的组织间关系导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3)平台经济的劳动与资本间关系，(4)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平台经济矛盾，最后是结论。

　　一、平台经济：范畴、特性与类型

　　目前由西方学术界传播的、用于概括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新组织形式的范畴，主要有“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等。究竟哪一种更确切地适合概括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呢？下面从多角度辨析它们的内涵，进而主张“平台经济”概念可能最适合概括其表征。

　　(一)新业态或新组织形式的相关概念辨析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起源于21世纪初新兴的互联网开源项目和社区自发的互助拼车行为，最初主要指基于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协同生产和社区互助的社会经济活动。(14)直到2010年后，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硅谷新组织形式大量出现，“共享经济”才作为一种富有希望的商业模式，迅速进入国内外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的视野。现在，“共享经济”已发展为大规模出租闲置资源和空闲劳动时间的中介服务代名词。“分享经济”(share economy)最初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解决国内滞胀问题，提出的将工资与企业利润关联的理论”，(15)用它来描述当前的组织形式纯属误用。这种误用多是由英语中“share”一词具有“分享”与“共享”的双重含义引起，目前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学术研究中，“分享经济”都已成为“共享经济”的同义词。“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的“零工”(gig)一词，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最初指“雇佣音乐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仅持续一晚的演出”，(16)后来被用于指代仅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非正式计件工作。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系指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人”，通过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自主地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由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丹·希勒提出，用以概括20世纪末展示的新形势，指电脑网络空间“在拓展市场有效范围的同时……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17)随着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日益庞大的新经济形式的总括概念。

　　可以看出，以上几种概括都仅聚焦于新经济组织形式的某一方面特征，并非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全面认识这种组织形式的特征。“共享经济”专注于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和协同生产的表面描述，缺乏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下参与“共享”的不同主体间经济关系的分析。“零工经济”看到了劳动雇佣方式的新变化，但忽视了这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发生组织变革的结果。“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强调这种新组织形式的物理存在形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但对于这种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各方经济关系缺乏分析。它们都仅着眼于数字技术发展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化和集中化趋势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技术形式等方面的某些映像，存在“盲人摸象”般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着眼于经济体中主导性组织形式，斯尔尼塞克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18)这一极为深刻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确可以由主导性的组织形式来概括。但平台企业和平台体系目前尚未发展成形，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成长为如过去近百年福特主义那样占主导地位的组织，至少在目前“平台资本主义”还不是恰当的概括。

　　(二)平台经济及其特性

　　要对这种新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恰当概括，首先需要分析数字技术的变革，以及它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重塑。新生的数字技术体系，以发达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各种智能传感器网络和搭载其上的软件系统)为基础，使得将现实物理世界中越来越多种的信息，标准化为海量的二进制可编程数字信息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飞速提升的计算机硬件与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相结合，为全社会提供了巨大、廉价且普及的算力。这种算力推动基于人工智能等强大算法的应用程序体系运转，针对需求进行着海量数字信息的处理。处理的结果再次通过响应，向接入网络的人与物传递，实现对部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模拟和控制，或使某些目的性活动直接实现。发达的数字技术体系，对现实世界的信息实现了数字化的抽象同构，进行数字信息的快速处理和传递，造就了广泛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的能力。其具体应用包括，通过云计算为全社会集中提供最底层的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为产品和服务的跨地区和跨品类交易提供一般性的数字场所，以及提供全球化数字社交的媒介设施，等等。

　　我们将这种可以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信息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称为数字平台，它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那些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并依赖数字平台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可称为平台组织。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在竞争中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进行了基于数字化逻辑的革命，除与平台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外，原有的产业和产业组织活动也会被重塑并整合纳入平台的运行逻辑。平台组织在经济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中，与经济中其他主体所形成的各种经济联系的总体，就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以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信息，促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

　　数字平台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字技术体系使得不同地域和部门中具有相似逻辑的经济活动，都集成到同一数字平台上进行。这意味着，同一套硬件、软件和管理组织取代了原来分散的经济组织，用户的增加意味着初始投入成本的直接摊薄，即具有供给方的规模效应。由于数字技术的高度抽象性和流动性，地理时空界限和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局限，对数字平台供给方规模效应的作用范围所施加的上限，远高于传统工业和商业企业。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兼具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网络效应系指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数量的增多，会提升其使用价值。例如，作为熟人社交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脸书网(Facebook)的用户越多，就越能充当熟人社交的数字媒介。间接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的某一类使用者增多，会提升它对于其他类使用者的使用价值。如亚马逊网上商城作为商品交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买家增多可使卖家的商品销量更大、出售更迅速，卖家增多又可使买家更容易买到需要的商品。网络效应使得平台用户的平均付费意愿，随用户规模的增长而增加，因此也称为需求方的规模效应。(19)

　　此外，数字技术体系通过记录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而产生的数据，可以被一般性地用于生产过程的改良，通过技术革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被一般性地用于社会需要的研究与开发，以改善产品和服务，更能适应社会需要。这种使用价值的一般性，既缘于人类社会生产与消费活动的一般性，也缘于数据可以被无限复制、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低成本或零成本。我们将这种潜在的使用价值称为数据的潜在生产力，通常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开发。

　　(三)平台组织和平台经济的类型

　　已有研究通常根据平台组织所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类型，或用户通过平台组织的中介所进行的互动类型，对平台组织进行粗略分类。我们认为，平台组织是通过集成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参与总体经济运行的，应当根据它们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分类。由于少数互联网巨头企业占有大多数数字平台，同一平台企业可能拥有几种不同类的平台组织。平台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平台组织本身，平台经济也可以根据其核心平台组织的类型进行分类。

　　第一类平台组织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服务，向卖方收取服务费或从交易金额中抽成。美国的亚马逊公司是典型的产品线上交易中介。它运营的网站允许世界各地的卖家通过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商品，而世界各地的买者可以进行商品检索和筛选，购买商品。谷歌和苹果各自运营的应用程序商店，则是应用程序线上交易中介的典型代表。它们制定了搭载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规则。美国的爱彼迎、优步和巧手匠等企业组织，是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的代表，这种交易的逻辑和形式也与前两类相似。后两种组织都认为，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需为其提供劳动资料和社会保障。

　　第二类平台组织便利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提供免费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服务，通过出售广告位获取收入。社交媒体最具代表性的，是脸书公司运营的脸书网。它在数据库中为用户创造了一个虚拟身份，用户可以选择在自己和他人的虚拟身份间形成“好友”关系，通过该网站或程序的功能，与朋友进行网上互动。搜索引擎的典型代表是谷歌搜索。它通过开发搜索与排序算法和部署服务器，为用户提供通过关键词和运算符检索公开网页的功能，并对检索到的网页进行智能排序。

　　第三类平台组织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提供数字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向使用者出租互联网硬件和软件，收取租金费用。这类平台在技术上可分为“将基础设施作为服务”和“将平台作为服务”两类。(1)将基础设施作为服务，把“处理、存储、网络以及基础计算资源”，(20)通过技术手段封装成可模块化调用的服务，供用户使用。其中最典型的是亚马逊网络服务，为各类互联网企业提供弹性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这类服务本质上是对硬件(算力、存储空间等)的出租。(2)将平台作为服务系指提供应用程序的运营环境，让用户可以“使用服务提供者所支持的编程语言、资源库、服务和工具”，(21)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其中最典型的是谷歌应用引擎和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平台。谷歌应用引擎提供一系列可直接调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允许用户编程调用库中的方法，或“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用谷歌应用程序引擎提供的服务”。(22)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运行逻辑与此类似，它提供的服务针对的是工业的数字化需求。

　　作为拥有、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的经济实体单元，平台组织无论类型如何，都借助对关键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垄断，引导甚至决定产品及信息生产与交换的走向。拥有数字平台也就意味着，占有了用户在数字平台上产生的数据。马克思揭示，工人“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23)被雇佣他们的资本家所占有。平台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也会被数字基础设施所有者占有。

　　近年来，以平台组织为核心的平台经济，正随着平台组织的发展而迅速壮大。目前，各国并没有发布以平台经济范畴进行统计的官方机构权威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字经济估算，包括数字使能基础设施(digital-enabling infrastructure)部门、电子商务部门和数字媒体部门，(24)与本文平台经济范围较为接近。我们以该数字经济数据对美国平台经济作近似估计。2006-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8%，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仅为1.5%。(25)到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6.9%，所贡献的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3.3%。(26)截至2019年4月12日，美国前五大数字平台公司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网的市值总额已达4.14万亿美元，2018财年的净收入总额达1413.74亿美元。(27)

　　二、平台经济中的组织间关系：动态的不完全竞争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8)各种不同形式的数字平台组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的优势地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的。平台经济中各类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关系，以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以及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为基础，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但平台组织仍需依赖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社会需要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变动，为小平台的创立和成长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小平台始终处于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和竞争中；大型平台之间则基于不断发展的平台体系进行着持久的垄断竞争。

　　(一)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之间的竞争：支配—依赖关系

　　平台组织通常并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它主要依赖非平台组织来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是，平台组织控制了生产与交换所必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这种依赖关系又以平台对非平台的支配为主要特征。

　　就同行业内的竞争而言，这种支配性表现为平台组织在许多领域挤出了非平台组织。以商品的一般流通领域为例，亚马逊等全球性网上商城取消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扩展了市场范围和交换深度。亚马逊平台上大规模的“真实用户评价”和“一系列实用的用户和运营分析工具”，还可以帮助卖家提炼用户的核心需要，帮助“产品的具体化分析与研发”。(29)为第三方卖家提供仓储配送一体服务的亚马逊物流服务，也使得卖家可以实时查看整体库存状况和销量统计，加快了平台线上商品价值的实现。相对于各地实体店经销商，亚马逊网上商城因而具有压倒性优势，导致前者在许多领域的中小商业组织大规模灭亡，及其大型商业组织的价值损失。

　　就上下游的竞争而言，平台组织虽然依赖于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因为垄断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因而控制着非平台组织。这可以由苹果公司和它的供应商之间的支配—依赖关系得到说明。2004-2012年，苹果的税前利润率从4.47%逐年上升到了35.63%，此后一直在30%上下波动。(30)而作为苹果的主要外包生产商之一的富士康，税前利润率从2004年的6.54%下降到2011年的2.97%，之后的逐渐回升仅至4%左右。(31)狭窄的利润空间使得富士康不得不“经常试图偷工减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贵的化学制品……迫使工人做得更快、工作时间更长”。(32)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对使用它的工厂也形成类似的支配—依赖关系。作为一个“可用于任何工业设备的、搭载特定应用程序的平台”，(33)它向工业互联网软件的第三方开发者和使用者开放。凭借对工业程序开发和发行的垄断，它可从交易中抽取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借此掌握大量制造业工厂的实时生产信息，用于不断优化其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软硬件设施。这使得非平台的工业组织日益依赖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等，进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

　　(二)大小平台间的竞争：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平台组织间竞争关系的最显著特征，是大平台对于小平台的相对控制。全球大大小小的平台企业组织，在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上互为上下游，在股权投资关系上互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形成了控制与依赖紧密维系的“嵌套型层级结构”。(34)这种竞争关系的形成，既是数字平台技术特性带来的自然垄断倾向的结果，也是现代产业—金融体系运行逻辑的产物。

　　高度抽象与灵活的数字平台引发的巨大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使得平台组织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这首先导致平台组织以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所整合的经济部门为限，形成嵌套型的不完全竞争格局。提供基础算力和数据存储的平台组织位于最底层；提供各类型开发工具的平台组织位于较上一层；提供实际应用软件的平台组织位于最上层；提供各层面规则和交易场所的平台组织则穿插其中。每一层中的每一种经济类型，通常为少数几个平台组织所垄断。这种自然垄断倾向，不仅体现为大平台对于服务器计算和存储能力、算法、操作系统等实体的垄断，也体现在它们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的、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垄断控制。例如，脸书公司在一系列社交应用内，对新兴应用的广告推荐力度，极大地影响了其接触者和使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应用的发展速度，甚至发展前景。

　　大平台对小平台的相对控制，也是现代产业—金融体系运行逻辑的结果。网络效应和转移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初创平台必须发现新的有潜力的技术，或新的需要实现模式，才能突破大平台的封锁。但是，新的技术和模式又必须依赖既有的大平台进行生产、提供和推广。大平台本身具有模仿初创平台的技术或需要实现模式的强大能力，对小平台施加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开拓新领域的小平台，在创立初期通常缺乏平台扩张的资本金。而大型平台的垄断地位使其拥有充盈的流动资金，可以对小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并购。这就造成了初创小平台多被少数大型平台收购，或被纳入由后者大比例参股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和垄断成为必然趋势。但是，这种集中和垄断实际上并没有排斥垄断平台的更替，甚至依赖于平台更替来维持整个平台经济的积累体系。这是因为随着大型平台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控制权的集中，大型平台往往难以迅速开发和应对新的社会需要、革新技术和组织。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换深度的拓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竞争压力，又迫使大型平台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应对上述挑战，以维护对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和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垄断权。对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平台进行投资或收购，是一种能兼顾上述两方面的措施，为小平台不断产生和迅速成长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规律的活动形式，单个资本间的“互相排斥”，包括“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权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35)否则，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36)优步、爱彼迎等新领域的小平台，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谋求垄断，巩固之后便可以继续通过融资、上市等方法支持投资、研发和并购。如果战略制定和执行得当，它们仍有可能逐渐成长为大型平台，是相关领域中原有大型平台的潜在竞争对手。

　　(三)大型平台间的垄断竞争：基于平台系统的创新竞争

　　通过一系列相互兼容、补充和依赖的数字平台，大型平台可以构建一个平台系统。平台系统急剧增加了用户在不同大型平台的产品间切换的转移成本，利于大型平台垄断地位的维护，因此成为大型平台相互进行垄断竞争的基础。大型平台垄断竞争的赢家，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才能对未来生产与交换施加影响。

　　平台系统的垄断性可以由苹果公司的产品加以说明。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智能手表等产品系列，搭载有苹果专属操作系统、苹果应用程序的专属发布平台，以及长期累积的各种苹果专属的应用程序，构成了以苹果手机、电脑为核心的平台系统。相较于单个平台，平台系统内不同平台的交互与配合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消费者转移成本的提高，阻碍用户在多个平台系统之间的选择和转移，加强了苹果公司的垄断地位。

　　基于数字控制的大型平台间竞争，不仅垄断现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更在于引领和控制未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和创新方向。平台数据及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力，通常仅在相近领域间具有较大的转化能力。平台系统抢占先机并保持垄断影响的努力，表现为不断新建和发展相互补充和依赖的数字平台的努力，也就表现为构建更大更广泛的平台系统的努力。亚马逊公司是维护平台系统垄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它依赖自身的在线购物平台推出了面向第三方的交易市场和物流服务，随着自身数据计算量的上升，开始向各类型互联网企业提供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随后还通过并购和研发，开发了可以搭载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智能音箱和智能语音助手等。凭借不断增多和发展又相互补充及依赖的各类平台，平台系统使亚马逊在2018年，成为继苹果公司后第二个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公司。

　　构建数字平台并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进行推广的过程，是众多平台组织相互竞争，直至建立少数几家大公司寡头垄断地位的过程。其间大多数平台被市场淘汰，大多数投资丧失价值；非平台组织更被大规模地挤出了市场，或也开始采取基于平台的组织形式。同时，开创新领域的小平台不断涌现和成长，大型平台间的组织竞争日益尖锐，形成的动态嵌套型平台层级结构，与少数几家不断发展和对抗的巨型平台系统一起，形成了平台经济下组织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

　　三、平台经济的劳资间关系：就业不稳定化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作为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新组织形式，平台经济缩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利了商品价值的实现，极大地提高了商品周转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在资本积累驱动下造就的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庞大。平台组织依靠广泛采集和传递信息的数字平台，得以重组劳动过程，使知识劳动、传统劳动和新纳入的社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日益向实际隶属转变。这种隶属的典型表现就是日益加深的就业不稳定化(precarious)趋势。借助数字平台强大的信息渗透能力和“产消者”(prosumer)活动的发展，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进一步纳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以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保证资本积累的稳定进行。

　　(一)知识劳动的不稳定化：“众包”革命与技能退化

　　随着数字平台兴起并趋于集中化，知识劳动者正经历工匠劳动者曾经历的退化和贬值，逐步陷入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化的境地。通过平台进行的数据标准化采集和处理，减化和降低了大多数从事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劳动者技能及其需求；基于数字互联网逻辑对知识劳动进行的科学分解和重组，使得大型平台企业可以便捷地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离岸外包等方式，降低雇佣知识劳动者的成本。

　　在知识劳动领域，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使资本持续获得高技能知识劳动者的无酬努力。软件开发行业是一个典型案例。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为首的应用程序商店，出售的应用程序通常来自众多的第三方软件开发者。他们与平台签订协议，以平台运营的操作系统为基础，自主开发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商店线上发行。用户购买并下载所需软件，向开发者提供一定的数据使用权限。平台从用户向开发者支付的费用中抽成，并取得一部分统计数据。

　　相关研究表明，“众包”模式下的软件开发者往往表现出“强大的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和自我理性化”能力，(37)因为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购买或使用软件的用户。他们在市场上完全自负盈亏，独立安排、监督和管理自己的工作活动，需要持续更新已有的知识技能。激烈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主动选择越来越高的劳动强度和越来越长的劳动时间。在软件开发的全过程中，平台并不直接监督和控制“众包”开发者的劳动过程，只是不断教诲他们“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个人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能力”。(38)内化了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软件开发者，被迫日益模糊自己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空界限。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是辩证发展的。马克思指出，“第一种形式总是第二种形式的先驱，尽管第二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采取第一种形式的基础。”(39)过去30年间，软件开发行业劳动者最初的确具有一定技能上的垄断权力，但随着信息技术扩散导致的劳动退化和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面对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处于转向实际隶属于资本的过程中。而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作为应用软件的发行平台，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便取得了巨额利润。

　　(二)传统劳动的不稳定化：外包普遍化和工人的频繁流动

　　除了对知识劳动者实行自我控制的规训，平台组织还将许多运营活动外包，使资本积累具有更大的地缘灵活性。在信息通讯大幅便利的背景下，企业的服务和生产活动皆可以成为外包的对象，于是传统的劳动过程被重塑。

　　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使传统劳动的外包更为普遍和深化。一方面，作为外包或承包商的供应链下游企业，面临着平台企业垄断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数据潜在生产力的压力，只能接受极低的利润率，压低工资支付。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造成的去技能化，在世界范围造就规模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提供了更大的博弈空间。这种变化导致“通过新的信息化技术、生产的自动化控制和自主性工作集体来增强工作紧致度”(40)的新福特主义发展，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外包企业工人频繁流动的不稳定就业。

　　服务外包的不稳定就业，可以呼叫中心为例。对一家跨国呼叫公司的调查显示，(41)由于在与客户的利润博弈中处于弱势，该公司借助员工的大规模流动，实施后福特主义的间接管理体系。它将新员工直接投入一线呼叫响应工作，利用他们缺乏准备而产生的不安，逼迫员工进行呼叫响应技能的自我学习，付出的学习成本得不到任何奖励，直到新员工发现无法达到工作要求，或者工作前景黯淡而离去。但会有大量新员工陆续加入，整个工作场所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中。

　　制造业外包的不稳定就业，可以富士康为例。由于在与苹果等数字平台公司的利润博弈中处于弱势，富士康的利润率长期低迷，面临极其尖锐的劳资冲突。富士康采取“机器换人”“体验改善”、迁移等措施，试图降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缓解劳资冲突。但面对狭窄的利润空间，“即使富士康真诚地希望加强劳动者的认同，经济上的限制也使其根本无法实现”。(42)富士康不得不以频繁的换工为代价，维持由员工“被同意”的强制管理模式。

　　(三)按需劳动的不稳定化：平台包买商和零工经济

　　数字平台提供的广泛且即时的信息采集、传输与匹配，使得按照需求组织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资本复活了包买商及计件工资制度，把退出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重新作为自备的固定资本，以及把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空闲时间，都吸入了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其具体经济表现形式是按需(on-demand)劳动的不稳定“众包”，所谓的零工经济与共享经济。

　　零工经济平台的典型代表是群体流动者(crowdflower)、巧手匠等，以及提供服务“众包”的平台企业。消费者在零工经济平台线上下单，在平台上注册的劳动者根据自身技能在平台上接单，并在给定时间内完成相应工作。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工作，包括上门组装家具、清扫房间、代取快递等。正如群体流动者网的首席执行官所说，“有了技术，你就真的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即零工劳动者)，付给他们微量的薪水，然后就可以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摆脱他们”。(43)计件工资作为“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44)在数字时代以零工经济形式再现了。

　　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所谓共享经济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数字时代的包买商。它们为自备生产资料从事计件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出卖剩余劳动力的平台，并以平台使用费、维护费等名义向交易双方抽取费用。以爱彼迎为例，平台上的房主使用自己的房屋作为生产资料，为消费者提供按天短租房屋服务，平台中介按比例抽成。这两家平台企业最初都打着“资源共享”旗号广为宣传，实际上是“用利益的杠杆‘强制’人们将自己的休息时间，转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45)可以说，“共享经济已经从‘我的就是你的’慷慨，变成了‘你的就是我的’自私”。(46)

　　通过数字平台，经营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实现了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既节约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和折旧，又避免了长期契约的劳动保障支出，将风险和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劳动者。凭借对这种交易途径的垄断，平台可将交易金额的一部分占为利润，并取得个人出行、租住等隐私的大规模数据。随着平台垄断优势的建立，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日益陷入就业不稳定化的困境之中。

　　(四)数字“产消者”与劳动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平台经济不仅通过技术变迁重组了直接劳动过程，使得劳动对于资本的隶属加深，还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一步纳入资本增殖的循环中。这主要是借助“产消者”在平台上的数字活动完成的。在平台经济中，大型平台垄断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消费、社会交往等所必需的数字基础设施。用户使用这些平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提供了平台上绝大部分的数据和内容。作为消费者，用户同时又是平台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47)数字“产消者”的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

　　第一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供研究个人需要以便推销广告的数据。例如，用户在使用谷歌网站搜索信息，或在脸书网与朋友互动、站内点击和阅读时，都将在平台上产生可被用于推断个人需要或社会关系的个人数据。平台组织利用海量用户数据，可更加精确地定位广告的目标受众。第二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为平台吸引更多用户的数字内容。例如，谷歌母公司下属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可供观看的视频，绝大多数都由用户自行制作。平台用户出于兴趣爱好而创作的内容，成为平台持续获取新用户，及其扩大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影响权力的关键。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个人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通过“产消者”的数字活动，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引导和塑造，变得越来越容易。企业可在用户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商业广告。用户在浏览广告后进行点赞、评论或转发，都在传播这条信息和自己对此的态度。这不仅扩大了接受广告信息的用户数量，也形塑了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对广告商品的态度。用户既是广告的目标受众和消费者，又是具有自主性的、使广告信息广泛传播的平台载体。平台通过垄断用户的数据以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渠道，为资本提供基于“产消者”活动、更深入且不易察觉的渠道，形塑劳动力的再生产。平台“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码信息的流通过程”，(48)帮助社会需要的扩大和商品价值的实现。其间劳动者日益面临不稳定就业的困境，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不断向实际隶属转变。

　　四、平台经济的解放潜能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

　　数字技术体系高度抽象化的信息存在形式及其传输处理的技术形式，以及其高度发展的物理基础，正在逐步消除各种类型信息采集、传输和标准化利用的障碍，超越了自然地理空间的界限，缩短了信息传播和作用的时间。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算法革命与物联网等新技术，人类可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同构与模拟，第一次可能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分活动的实时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能力。这种再生产组织形式的潜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新发展，呼唤对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全部社会关系基于数字化逻辑的变革。

　　第一，平台经济各种类型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以及标准化利用，使信息传播可以迅速突破时空界限，各个分立的生产生活领域和相应的经济部门，根据活动逻辑的抽象相似性，被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到一起。平台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使产销敏捷对接，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数字平台“用时间去消灭空间”，(49)开拓了社会发展的新天地。

　　第二，平台经济在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它通过改造劳动过程，将传统劳动的控制与效率建立在外包工人的频繁流动中，使工人在不同行业就业的流转及培训中，劳动能力得以被动地向全面性发展。平台经济用“兴趣”和“参与意识”，将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类劳动者的创新欲望和知识，都调动起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并将为使用价值生产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这种转变使一般劳动分化为专业劳动，成为直接依赖世界市场的片面劳动，创造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等搭建的、广布全球的社会分工体系。

　　第三，平台经济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将更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社会化大生产，急速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中的活动，现在都可以成为“数据”，被数字平台加以整合。许多过去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和资源，现在都可用来进行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平台组织通过将固定资产去组织化、去地域化，在差异与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内寻求各种类型的个体动员。平台经济正“将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推到工厂流水线、电讯服务业和小商铺以外的时空，推到我们的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推到我们的闲暇空余时间”。(50)

　　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平台经济，带来了协调社会再生产发展比例关系的巨大潜能。但是，正如哈维所言，“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5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约，平台经济社会形式仍然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组织，资本积累的矛盾仍然是推动这种新社会形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首先，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经济具有的内在垄断倾向。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导致少数几家大型平台企业，占据绝大多数数字基础设施。这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平台可以借助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关键性信息，对大量产业资本实施直接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支付平台的出现对传统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本提出了直接挑战。苹果公司近期成功进入了信用卡发行领域，同高盛集团联名发布内置于苹果手机的电子信用卡。这意味着，大型平台可以控制以往垄断性产业组织难以完全实现一体化的金融货币资本。平台经济的出现预示了一种更大规模的垄断性组织发展。

　　其次，垄断性平台的兴起将大量非垄断性过剩资本挤出市场，以致推向毁灭，使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因而得以短暂修复，但同时导致中小资本和新增资本的普遍过剩，无数风险投资丧失了价值，从而以更大的规模加剧了资本积累过剩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被大型垄断平台排挤出传统领域的大量中小资本，除少数通过创新采取平台经济运行逻辑外，其余“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52)大型平台垄断地位带来的巨额垄断利润，面对贫富分化的社会大众，造成了新的资本生产过剩。垄断竞争的激化，迫使垄断平台组织不断扩大再生产，大力推行消费主义，借助软件和硬件的快速更新迫使客户负债提前消费。例如，苹果和三星的软件升级甚至故意减慢手机的运行速度，以销售更多的时尚新手机。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公司智能手机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7%，三星智能手机的营业收入下降了40%。(53)

　　最后，矛盾表现为平台经济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在平台经济下，工作性质被重塑，导致劳动者就业日益不稳定。平台经济赋予垄断组织资本积累的高度灵活性，吸纳遍布全球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大大加深了。对于知识劳动者，平台通过“众包”革命将其创造性劳动纳入了资本增殖过程。对于直接依赖平台的外围劳动者，平台依仗对关键市场信息的垄断，以及单次劳动的微薄收入，强迫劳动者“自愿”地延长劳动时间。垄断资本依赖平台经济的高度灵活性，成功规避了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平台经济所支撑的国际信息网络，造成一国劳动成本的国际逐底竞争。平台经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劳动动员，抑制了工会有组织的劳工抵抗。劳动者的工作模式日益不稳定，体现为工作机会和薪酬的不稳定化，以及兼职劳动者、临时工及自雇者比例的上升。这些矛盾和冲突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热点。(54)

　　总之，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发展的平台经济社会形式，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进而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这些巨大变化为人类转向新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进一步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生产力和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式。只是在第二大社会形式下，通过广泛的社会分工，基于交换价值的社会化大生产，“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55)同时也将形成向第三大社会形式转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马克思强调，从第二大社会形式向第三大社会形式的转变，“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56)生产者个人相对于社会化生产条件的异己性和独立性，是前者向后者实现历史跨越的根本历史鸿沟。在第三大社会形式下，“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57)而在第二大社会形式下，“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58)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与全面依赖，“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这种矛盾导致危机”。(59)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60)当时通过行情表、汇率、通讯电报等在普遍的供求作用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统计与通信形式，“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61)这里的描述与平台经济“产消者”今天活动的性能何其一致。正如马克思接着指出，“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62)在资本主义限度内，当今全球平台经济向世人展现的，正是其基本矛盾发展的最新形式。

　　21世纪初的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其应用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形式正遭遇远未完成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学、比较劳动法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派的学者面对未来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理论困境。例如，平台经济形式下各个生产部门的跨界融合，以及社会生产与生活边界的消融，是否造成新的垄断；“众包”、外包和按需劳动产生的劳动者工作关系如何认同；全球化条件下，平台组织生产性资产的虚拟性，以及第三方移动支付对国家税收能力的限制；消费者数据的生产及其确权和隐私保护，等等。我们能在理论上，对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及历史含义有大致的把握吗？本文从马克思的总体性逻辑和资本积累规律出发，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和应用，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探讨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组织，及其主导下竞争过程和劳资关系的新形式。分析表明，平台经济预示了数字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方向，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矛盾的加深，以及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恶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制度合理性以及全球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201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更好的成人学习机会、不与就业挂钩的最低社会保障支持、全民基本收入都是未来可能的选择之一，其指向是逐渐普及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契约。(63)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64)平台经济正在按照数字逻辑从根本上塑造着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然对我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发挥深远影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和重要支撑。在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65)“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66)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发展平台经济，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根本改变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建设网络强国，是“三步走”《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制定的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目标。(67)《纲要》要求，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为主线，让信息化造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要加快构建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国家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这一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对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经济进行“积极扬弃”，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

　　①参见B.Botsman and R.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New York:Harper Business,2010; A.Sundararajan,The Sharing Economy: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6.

　　②J.C.Rochet and J.Tirole,"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1,no.4,2003,pp.990-1029.

　　③参见M.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no.3,2006,pp.668-691；戴维·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周勤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④参见D.Garlan and D.Perry,"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oftware Architecture,"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vol.21,no.4,1995,pp.269-274.

　　⑤参见安娜贝拉·加威尔、迈尔克·库苏麦诺：《平台领导：英特尔、微软和思科公司如何推动行业创新》，袁申国、刘兰凤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A.Gawer,Platforms,Markets and Innovation,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9；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志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⑥参见徐晋、张祥建：《平台经济学初探》，《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5期；华中生：《网络环境下的平台服务及其管理问题》，《管理科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⑦参见C.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3; U.Huws,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The Cybertariat Comes of Ag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4.

　　⑧参见B.Rogers,"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Getting Back to Basics," 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vol.10,no.2,2016,pp.479-520;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⑨参见M.Kenney and J.Zysman,"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32,no.3,2016,pp.61-69; K.E.Kushida et al.,"Cloud Computing:From Scarcity to Abundance," Journal of Industry,Competition and Trade,vol.15,no.1,2015,pp.5-19.

　　⑩参见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S.West,"Data Capitalism:Redefining the Logics of Surveillance and Privacy," Business & Society,vol.58,no.1,2019,pp.20-41.

　　(11)参见A.Schwarz,"Mastering One's Domain:Some Key Principl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 Tinius Trust,vol.1,no.1,2016,pp.65-70; P.Langley and A.Leyshon,"Platform Capitalism: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s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 Finance and Society,vol.3,no.1,2017,pp.11-31.

　　(12)参见夏莹：《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王彬彬、李晓燕：《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源起、本质、缺陷与制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14)参见Y.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15)参见丁晓钦、程恩富：《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兼论分享经济、劳动与资本的双修复》，《理论导报》2016年第7期。

　　(16)参见G.Friedman,"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vol.2,no.2,2014,pp.171-188.

　　(17)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8)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

　　(19)参见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第19页。

　　(20)参见P.Mell and T.Grance,The NIST Definition of Cloud Computing,Gaithersbug: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2011.

　　(21)参见P.Mell and T.Grance,The NIST Definition of Cloud Computing.

　　(22)参见刘鹏主编：《云计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79—8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

　　(24)参见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2018年3月15日,https://www.bea.gov/research/pap ... ing-digital-economy,2019年5月15日。

　　(25)参见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2019年4月1日，https://www.bea.gov/media/5481,2019年5月15日。

　　(26)参见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Digital Economy Accounted for 6.9 Percent of GDP in 2017,"2019年4月4日，https://www.bea.gov/news/blog/20 ... 69-percent-gdp-2017,2019年5月15日。

　　(27)数据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方网站(www.SEC.gov)内各公司提交的2018年10-K文件，以及Wind数据库中各公司2019年4月12日的市值数据。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12页。

　　(29)参见《大卖家现身说法：如何实现300%的年销售额提升》，2017年7月25日，https://gs.amazon.cn/amazon-business/seller-success-3.html，2019年5月15日。

　　(30)数据由苹果公司2004-2016财年年报计算得出，苹果公司年报参见https://investor.apple.com/inves ... ilings/default.aspx，2019年5月15日。

　　(31)数据由鸿海科技集团2004-2016年年报计算得出，鸿海科技集团年报参见http://www.foxconn.com.tw/Invest ... mation.html?index=3，2019年5月15日。

　　(32)参见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部：《苹果经济学》，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5年，第36页。

　　(33)参见N.Agarwal and A.Berm,"Strategic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Convergence:Implications from General Electric's Industrial Internet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vol.67,nos.2-4,2015,pp.196-214.

　　(34)A.Schwarz,"Mastering One's Domain:Some Key Principl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2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37)参见B.Bergvall-Kreborn and D.Howcroft,"The Future's Bright,the Future's Mobile:A Study of Apple and Google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27,no.6,2013,pp.964-981.

　　(38)参见F.S.Previtali and C.C.Fagiani,"Deskilling and Degradation of 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Braverman," Work Organisation,Labour & Globalisation,vol.9,no.1,2015,pp.76-91.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

　　(40)参见H.Gottfried,"Developing Neo-Fordis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ritical Sociology,vol.21,no.3,1995,p.45.

　　(41)参见J.Sallaz,"Permanent Pedagogy:How Post-Fordist Firms Generate Effort but Not Conscent," Work and Occupations,vol.42,no.1,2015,pp.3-34.

　　(42)参见X.Feng,"Manufacturing Conflict:The Experience of a World Factory in a Changing China," Modern China,vol.43,no.6,2017,pp.590-619.

　　(43)参见M.Z.Marvit,"How Crowdworkers Became the Ghosts in the Digital Machine," 2014年2月5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 ... stsdigital-machine/，2019年5月15日。

　　(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40页。

　　(45)参见夏莹：《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46)参见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47)参见G.Ritzer and N.Jurgenson,"Production,Consumption,Prosumption: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10,no.1,2010,pp.13-36.

　　(48)参见P.Langley and A.Leyshon,"Platform Capitalism: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s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 p.19.

　　(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

　　(50)参见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51)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5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82、279页。

　　(53)参见《苹果三星业绩比惨：iPhone营收降17%，三星手机运营利润降40%》，2019年5月1日，http://www.sohu.com/a/311330800_610300，2019年5月15日。

　　(54)参见世界银行：《201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2018年10月15日，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 ... DR-2019-CHINESE.pdf，2019年5月15日。

　　(55)以上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112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11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页。

　　(63)参见世界银行：《201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2018年10月15日，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 ... DR-2019-CHINESE.pdf，2019年5月15日。

　　(64)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第2版。

　　(65)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第2版。

　　(6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

　　(67)《中办国办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人民日报》2016年7月28日，第1版。

焦典

网贷推动年轻人大举消费的浪潮面临清算
时间:2021-03-15 20:3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作者：Xie Yu

中国监管机构试图对蚂蚁集团和不断膨胀的网络借贷行业进行管控，目标指向了年轻人过度举债的生活方式。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熟稔科技产品且花钱大手大脚的新一代中国人推动消费不断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日益重要的驱动力。

许多人利用短期贷款来支付高档化妆品、电子产品和在昂贵餐馆就餐的费用。他们很容易获得信贷，这要归功于蚂蚁集团和其他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它们向数以百万计未持有银行信用卡的人提供无抵押贷款。据惠誉国际评级估计，2019年，网络贷款占中国短期消费贷款的一半之多。

现在，新的金融监管规定正迫使贷款机构重新评估自身业务策略，并引发了对中国年轻群体的美国式借贷和消费习惯的反思。从2022年开始，蚂蚁集团及其同类公司将不得不为他们与银行共同发放的贷款提供至少30%的资金，这一规定旨在让网贷机构承担更多风险。

最近几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被称为“上岸”的草根运动，“上岸”指的是还清债务，这股风潮已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人们在网上分享他们在过度消费和借贷方面的经历及悔恨。

在微博和另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人们贴出了剪碎的信用卡的图片以及注销网络信贷的截图。一些人介绍他们的上岸经验，包括通过减少日常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购物来努力还清债务。

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的金融业战略咨询服务合伙人支宝才(Daniel Zhi)表示，对于过度消费展开的自上而下的针对已促使中国民众反思。他补充道，中国的监管行动已给整个网贷行业套上紧箍咒。

2020年11月，就在蚂蚁集团备受关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被叫停的前一天，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某部门的官员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虽然消费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需要负责任地行事，保护消费者权益。

中国官员郭武平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对借款人过度授信，使得“一些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深陷债务陷阱。”他表示，蚂蚁集团的虚拟信用卡服务花呗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但“普而不惠”，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蚂蚁集团不予置评。

其他中国官媒也发声批评金融科技平台鼓励年轻人过度消费。上个月，中国央行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设法在不依赖消费金融的情况下扩大国内消费。虽然短期贷款的违约率一直很低，但官员们担心，如果不遏制过度借贷，可能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亿万富豪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线上短期消费信贷提供商，是热门支付应用支付宝(Alipay)的所有者。截至去年6月，蚂蚁集团发放的未偿还消费贷款相当于2670亿美元，占中国家庭短期债务总额的近五分之一。

仅在截至去年6月的12个月，就有约五亿中国公民使用蚂蚁集团的个人信贷服务花呗和借呗(Jiebei)。其中大部分资金是由蚂蚁集团合作的大约100家银行和其他商业贷款机构提供。

现年27岁、在西安市中心从事金融工作的Mona Wang说，去年年底，她共欠多家线上放款机构以及银行相当于逾1.5万美元的贷款，其中包括蚂蚁集团旗下花呗还有一些信用卡发卡行。她说，这一数额大约是她平常月收入的15倍，主要是她在购买Salvatore Ferragamo牌鞋子和其他名牌商品时欠下的。

Wang说，几个月前，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间，她用花呗疯狂购物，其中包括多瓶炙手可热的茅台酒、Lululemon瑜伽服、一部戴森(Dyson)吹风机以及一台吸尘器。她说，当时这些东西的价格看起来非常划算，不容错过。

Wang说，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财务状况已捉襟见肘，到了晚上有些睡不着觉。她说，好在2月份拿到的一笔奖金帮助她还了一半的钱，她现在开始小心翼翼地管理开支，以偿还剩下的债务。

蚂蚁集团及其同行过去常常打广告宣扬自由自在的消费方式。去年10月的一则花呗广告，说的是一名37岁的建筑工人去高级餐厅给女儿过生日。另一则广告的主角是一位用花呗买萨克斯的快递员，广告词为“热爱的不能省”。

蚂蚁集团对于上述广告不予置评。自IPO被叫停后，蚂蚁集团及其高管已表示，公司正在整改业务，而且调整了放贷方式。该公司去年12月曾表示，下调了一些年轻用户的借贷额度，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但该公司没有透露细节。

蚂蚁集团上周五公布了数字金融平台自律准则。该公司表示，准则要求负责任地放贷，不对未成年人放贷，不对偿还能力低或年轻群体发放超出基本生活所需的额度。

26岁的Yuzhang Wang称，最近他的花呗额度从约4600多美元下调到了约2500美元的水平。Wang原本在北京一家职业培训机构工作，他去年失业，欠下包括花呗贷款在内的3万多美元债务。这些钱用于购买古驰(Gucci)和范思哲(Versace)的饰品、iPhone和高消费就餐等。他表示，收债人已经打电话给他和他的家人，威胁要打官司。

Wang回了老家，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兼做网约车司机和婚礼主持。他还在网上转售了之前购置的一些东西。他已经还了三分之二的债务。

经济学家表示，鉴于消费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他们预计中国的网贷整顿不会严重抑制整体消费支出。

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资深新兴亚洲经济学家姚远(Aidan Yao)表示，若网贷渠道收紧，并且若中国政府短期内将控制金融风险列为优先事项，那么消费可能会受到冲击。不过，他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维持经济增速，因此不至于对消费施加严格限制。

惠誉追踪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董事陈冠如(Katie Chen)表示，监管机构不希望清除整个网贷行业，他们只是希望确保网贷机构不会因为承担过多风险而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焦典

下午察：近10年最大沙尘暴 带来了什么警示？

时间:2021-03-15 20:3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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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蒙古等地今天（3月15日）遭受近10年来最大的一次沙尘暴。许多人早上醒来，发现窗外风沙蔽日的景象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因为中国的沙尘治理逐渐取得成效，北京近年来的沙尘日数明显下降。熟悉，则是因为沙尘暴曾长期困扰北京、甘肃、内蒙古等北方地区。

在这次沙尘暴的起源地蒙古，极端的恶劣天气更是已导致六人死亡，80多人失踪。

而面对黄沙漫天的情景，中国网民则纷纷上网留言，表示已有多年没看到这样的景象，同时自嘲今早的情况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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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沙尘暴的影响范围。（中国气象台）
沙尘暴的治理情况

沙尘暴是中国北方春天常出现的天气。曾有网民戏谑，称南方的二月春风似剪刀，北方的春风是“青龙偃月刀”。

新华社2019年曾引用北京观象台沙尘数据，指出北京沙尘最严重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多达26天。

到了60年代至80年代，沙尘日数有所下降，在10至20天之间波动。90年代以后至21世纪初，沙尘日数明显下降，在五至七天左右。

2010年以后，北京平均沙尘日数在三天左右，京津冀沙尘暴频率降至每年0.1天。

另一组来自中国天气网的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约为48次；2000年至2009年，这一数字减至21次；2010年至2019年，中国出现强沙尘暴天气过程仅有11次。

这些数据都显示，中国的沙尘暴问题从上个世纪至今，其实在逐步缓和。

部分原因或许是在于中国政府从1978年开始在西北、华北、东北三地兴建森林带，形成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的万里风沙带。这不仅减缓日益加速的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进程，同时也阻挡了沙尘暴侵袭京津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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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防沙带在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理位置。（新华社）
为何“十年罕见”？

那么为什么今年的沙尘暴来得如此猛烈？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张碧辉今天向新华网解释，这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西北和蒙古等地气温偏高，降水较少，地表条件非常有利于沙尘天气发生。同时，受较强蒙古气旋影响，中国西北、华北、东北都出现大风天气，为沙尘暴提供非常好的热力和动力条件。

张碧辉分析，本轮沙尘暴不仅强度大，而且影响范围非常广，现已波及西北及华北地区。

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曳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由于蒙古气旋太强，这次的沙尘暴已经产生一个超强的、大范围的“亚洲沙尘暴”，将影响亚洲多国。

他也指出，风的强弱基本上有20至30年的周期，2002年北京曾出大的沙尘暴，此后风一直处于变弱的过程中。因此，张小曳认为中国目前或进入一新的强风周期，未来将出现沙尘暴新的活跃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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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中国未来或将进入沙尘暴新的活跃周期。图为3月15日笼罩在沙尘暴中的北京CBD。（读者提供）
生态环境治理 道阻且长

这次的沙尘暴除了影响内蒙古、北京等地，甘肃、陕西等也都是重灾区。

今年1月，甘肃敦煌曾被官媒踢爆生态防护林遭遇大面积“剃光头”式砍伐，林地被用来种植葡萄，令敦煌防沙的最后屏障几近失守。事件调查结果还未出炉，万亩防护林如果真被砍伐，将加剧当地沙漠化风险，给当地制造一场生态灾难。事件引起中央重视，生态环境部也派副部长实地调查。

而就在上周，中国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亲自带队突击检查唐山的钢铁企业时，发现在该市已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仍有四家钢铁企业高负荷生产，并造假生产记录。这四家企业过后被行政处罚，相关负责人也被拘留。

上述案例都凸显出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其中既涉及环保与经济的拔河，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步调是否一致的问题。

必须承认，高层对于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到，要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持续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这都是在为未来中国环境治理明确方向。

然而，如果地方政府或企业对于中央的要求充耳不闻或阳奉阴违，生态环境的治理依然会让位给经济数字。

今天的沙尘暴正如一个恰好出现的警醒，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虽然已有小成，但依然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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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虽然已有小成，但依然道阻且长。图为3月15日北京街头戴口罩防风沙的行人。（新华社）
答案在风中飘荡

更值得注意的是，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不分国界，影响的并非只是一个省或一个国家。 正如这次的沙尘暴，虽然如中国专家所说，源于蒙古戈壁沙漠及内蒙古的沙漠， 但最终影响的包括蒙古、中国、韩国等众多亚洲国家。

这意味着如果在未来要有效控制或预防类似极端天气，中国更需要在区域内起到领头作用，与其他国家分享、推广自己在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从源头上防控问题。

这不仅帮助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能够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及意愿与其他国家携手，克服共同面对的问题，为全球的发展与稳定做出看得见的贡献。

焦典

中国正从美国手中重新夺回互联网基础设施市场 © AFP 2021 / BORIS HORVAT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
21:07 2021年03月16日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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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积极扩大全球互联网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华为计划今年完成“和平电缆”项目。这是一条连接中国、巴基斯坦和法国的海底光缆。但是也有一些西方互联网公司已经拒绝通过这条新的电缆发送流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干预，而这有可能导致互联网碎片化。

海底通信电缆是全球互联网运行的基础。目前世界上大约有400条这类电缆，它们连接着不同的岛屿和大陆。正是借助它们，大约98％的互联网流量得以被传输。海底电缆为国际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众多机遇。
曾几何时美国公司主导着海底互联网电缆的建设。但在过去十年，中国已开始在这一领域迅速拥有了自己的实力，逐渐削弱了美国的垄断地位。例如，华为拥有多数股权的全球海事系统公司已经成为在海底铺设通信电缆的全球领先公司。中国积极参与大洋洲（主要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缆铺设。中国公司还参与了相应的岸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缆登陆点（电缆出水并连接到地面网络基础设施的地方）。由此可见，中国公司已经建造了目前运行中的电缆的约四分之一。

华为正在建造的新的“和平电缆”将从中国通往巴基斯坦，之后沿着海底穿越7500英里，绕过非洲之角，最终在法国马赛海岸登陆。可见，在欧洲和非洲运作的中国公司将能够提供更好的数字服务。据彭博社报道，此条电缆每秒可传输的数据量如此之大，相当于美国网飞（Netflix）网络视频公司播出9万小时的数据。显然该电缆运营后，中国、巴基斯坦和欧洲之间的互联网流量传输将更快。

然而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表示，它们不会使用这家中国公司制造的新电缆进行通信。它们认为现有的基础设施足以满足它们的需求。此前脸书和谷歌投资建设了一条长13000公里的太平洋光缆。这条光缆原本应该将洛杉矶与香港连接起来，但是他们随后放弃了这个项目。有媒体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反对太平洋光缆数据通信公司（PLDC）参与该项目。后者的控股权属于总部位于北京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故在华盛顿看来，这家中国公司可能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中国情报部门服务（现在美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任何中国公司都表示有类似的怀疑），而这意味着这条电缆将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谷歌和脸书也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多次提交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这条电缆，公司和消费者将遭受重大损失。最后华盛顿只好允许部分电缆从洛杉矶通到台湾，弃掉香港。

现在中国正在成为电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正如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许粲昊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的那样，拒绝与中国合作将对基础设施和创新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许粲昊专家说：

“从全人类共同进步的角度来看，合作是未来科技进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做出政治对抗，很明显把中国、俄罗斯等国列为意识形态的对立一面，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是比较悲哀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技术，相信科学，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可能短期内我们也很难去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归根结底实际上这还是信任问题。”

5G基站
© AFP 2021 / NICOLAS ASFOURI
中国工信部：中国已建成开通71.8万个5G基站 约占全球70%

然而美国认为，中国公司铺设的电缆或威胁到自身安全，因为在建造阶段就有可能安装某种可截获信息的间谍设备。还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执行“常春藤贝尔”（Ivy Bells）秘密行动，美国潜水员在120米深的秘密水下电信线路上安装了窃听设备，并在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窃听苏联海军的秘密通信线路。也许美国人一想到这件事，就担心中国会这样做。不过，与美国不同，华为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并开放其源代码供第三方审核。许粲昊专家认为，问题就在于缺乏信任。他解释说：
“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包括中央情报局、FBI等对全世界信息的监控，是早就已经大规模爆料的事情。美国之所以如此防范中国企业，也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就这么做过，所以会假设中国也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是用贼喊捉贼的态度去看待这一问题的，并非经过验证，也拿不出证据。我认为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信任的方式去解决。华为公司此前在回应网络安全问题时就很清楚地表示，愿与各国政府签署‘无后门 ‘无间谍’ 协议，包括源代码等都可以交由外国政府审查。我想华为公司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若是还没有信任，恐怕合作也是无法继续推进的。”

美国去年批准了一项“清洁网络”计划。其中一个内容——“清洁电缆”规定，美国将检查所有将美国连接到全球网络的海底电缆，检查安装在其上的任何未经授权（包括中国情报部门）能截取信息的设备或装置。将来美国可能会继续设法避免使用在它看来“不受信任”的国家建造的基础设施。

然而问题是，强制网络流量限制不会对数据传输的质量和速度产生积极影响。多方制定的协议是旨在让流量最初假定沿最佳路线进行传输，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延迟和损失。在数字化时代，当网络负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时，这些措施最终将导致提供给消费者的通信和电信服务质量下降。

这正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盟国也不急于听从华盛顿的指挥而拒绝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倡供应商多元化，并在最近的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法国无意将中国与互联网基础设施脱离，也不会完全被美国的决定所左右。德国总理默克尔持相似立场。她表示，她不认为与中国脱钩是正确的做法，有其是在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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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网民规模接近10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 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
社会
17:29 2021年02月03日(更新 17:37 2021年02月03日) 缩短网址 0 53
据中国网信办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在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常态化防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首度突破百万亿，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较2020年3月增长5471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较2020年3月提升9.7个百分点。

自2013年起，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20年，中国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较2020年3月增长7215万，占网民整体的79.1%。此外，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数字经济新模式，实现蓬勃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广受用户喜爱的购物方式，66.2%的直播电商用户购买过直播商品。

焦典

“一刀切”切痛北方重碳省 业内人士：要想完成指标，恐怕只有停产
2021年05月26日 07:47:17
来源：瞭望

◆ 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

◆ 要谨防能耗“双控”变“单控”，把降耗等同于降产能，一刀切关停限产，影响经济基本面

◆ 从长远看，中西部能源大省要尽快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采取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创新，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丽娜 安路蒙 王靖 李麟寅　　

当前，各地、各行业正在积极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作为“双碳”工作的前奏，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成为推进倒逼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抓手。然而，记者在多个能源大省采访发现，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业内专家呼吁，欲速则不达，各方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稳妥推进能耗“双控”，为“双碳”打好坚实基础。

“要想完成指标，恐怕只有停产”

眼下石油市场行情上行，各地开足马力生产。可北方一家煤制油分公司却冷冷清清，领导和职工愁眉苦脸，甚至向总公司发了函——申请停产。

“一周来三次，发改、能源、统计等部门一再要求、反复盯梢，让我们今年一季度能耗总量同比降低5万吨标准煤，可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基本没生产，能耗基数较少，很难完成降耗任务。”这家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张恒（化名）说，“有干部直言，‘实在完不成，停了得了’。”

这家公司的遭遇不是个例。“十三五”期间，一些省区未完成国家能耗“双控”指标任务，有的因排名靠后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和通报。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区出台一系列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双控”。有的从省区到市县、到企业，逐级向下分解能耗“双控”任务指标，相关部门和企业倍感压力。

相较于停产，更严重的是退出。最近，北方一个工业园区中的11家企业，由于矿热炉在25000千伏安以下，被纳入退出。“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为了适应能耗‘双控’要求，迫不得已退出。”工业园区分管相关工作的干部说，“11家企业面临退出，背后至少是1000人的就业问题，园区和企业都很为难，目前没有补偿方案。”

“双控”的触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这几天，在东北一县城居住的王女士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当地政府下文要求，“全县所有街道路灯全天关闭”，“建筑亮化、企业及商户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灯灯箱全天关闭”。王女士很无奈：“黑灯瞎火，开车和走路都很不安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夜经济也停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的人也少了，真糟心。”

记者采访时多次遇到电梯关停的状况。一栋五层高的政府大楼原本4部电梯运行，为降耗全部停运，干部职工整日爬楼梯，中午还得忍受大楼“集中停电一小时”。有干部直言：“能耗‘双控’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连基本工作生活都受到干扰，就出问题了。”

猛烈“转型”带来“撕裂”之痛

能源大省既要保障全国能源供应，又要担起减排降耗的重压，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这其中既有积重难返的尴尬，又有任务压顶的焦虑，以及办法不足的无奈。

多年来，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能源大省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内蒙古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耗能行业企业占比近一半，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7.2%。2020年，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且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高达80%。

“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研究专家姜艳波指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几年前就把相关工作铺开了，也不会造成现在火急火燎的被动局面。短期内急速降低单位GDP能耗、大幅削减能耗增量，不少项目审批上马将受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带来“撕裂”之痛。

作为我国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仅国家规划布局的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和电力外送项目，能耗规模就达3500万吨标准煤。然而，业内人士预测国家下达的“十四五”内蒙古能耗增量不会超过3000万吨标准煤，用能指标缺口巨大。

据记者了解，基层干部想把事情干好，也深知用力过猛会带来后遗症。但在硬指标面前，惯用的简单粗暴招数看似最有效。一些干部对降能耗的研究不够，甚至理解为降能耗就是没能耗；对转方式、调结构思考不多，说来说去还是老调重弹；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思路，大多都停留在表态上，关键时刻找不到抓手。

一位副县长坦言，对于那些属于产能过剩、限制类的项目，地方也不愿意它们淘汰出局，但怎样激励这些项目进行产能置换升级改造、开展兼并重组，甚至另谋出路，也没招数。

张恒等企业代表认为，要谨防能耗“双控”变“单控”，把降耗等同于降产能，一刀切关停限产，影响经济基本面。从近期市场反映来看，部分地区推进能耗“双控”过激，已波及一些高能耗上游行业的正常生产，造成煤炭、钢材、水泥、铜等价格一路攀升。

处理好降碳与发展的关系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能源大省的共性难题。如何摆脱能源依赖、尽快实现转型？高耗能行业企业未来何去何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能耗“双控”和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特定的区域、行业和群体面临的机遇、挑战是不一样的，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转型压力和成本会更大，甚至短期内会受到冲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建议，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一定要平衡好降碳和发展、转型和安全的关系，要在实现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降耗减碳，避免“一刀切”关停企业。去年就出现过南方电力供应短缺等极端事件。不能影响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不少地方干部建议，鉴于能源大省保供应的定位使命，以及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均衡的客观实际，国家要给予这些地区适度的转型时间和政策空间，并将作为煤化工原料未参与燃烧的煤炭从总能耗中扣减，对外送煤制气等清洁能源参照外送火电碳排放核算方法核减碳排放量，对列入国家规划布局或核准批复的重大项目实行碳排放单列单核。

此外，针对需要关停的高耗能项目，各地应及时出台退出细则和补偿方案。可设立高耗能行业淘汰专项基金，引导高耗能项目合法有序退出。

从长远看，李俊峰建议，中西部能源大省要尽快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采取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创新，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经过眼前的转型阵痛期后，一些地方会脱胎换骨，长远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张永生说，以内蒙古为例，当地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森林草原等生态碳汇资源丰富，利用好这些优势实现转型发展，一定能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LW

既要免短痛 更要避长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共性难题。

一方面是中央减排降耗任务压顶。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到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强化降碳的刚性举措，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中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正彰明较著。

另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和行业对“双碳”要求认识不足，远未做好碳减排准备。其表现有二：

　　一是尚存懒政思维。一些中西部能源大省产业结构仍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对经济如何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考准备不足、对策滞后，未应国家要求提早布局降碳减排、产业转型，同时对其他地区、行业能为本地区、本行业“让”出更多碳排放指标存侥幸心理。面对能耗“双控”的硬任务，急作为、硬上弓，甚至搞运动式降碳、一禁了之，让企业和居民承担降碳“阵痛”。

二是不少地方和行业仍然存在对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存在模糊认识，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在高碳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

事实上，碳达峰不是攀高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紧密关联的两个阶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下，达峰越早越好，否则后期减排压力越大、回旋余地越小、付出成本越高。

这实则对各地、各行业的降碳减排工作、转型发展提出了倒逼要求。

首先，各地、各行业，特别是能源大省、“重碳”行业应清晰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能存侥幸心理。一方面，碳排放增量空间有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最多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会增加。且在严控碳排放的情况下，单位碳产值可能优于资源禀赋成为能源产业规划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碳排放存量面临被进一步挤压的可能，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启动能源互联网工程，将加速推动能源全球调度，挤压国内能源市场。

其次，应从严从难，做好降碳减排的统筹规划，早作为早主动。一是长短结合，统筹考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任务安排前轻后重，把难题留给后面，而要为未来发展的主动性留足腾挪空间。二是统筹做好长期规划。有专家指出，考虑到能源规划的长期性，各地有必要在未来10年的视野下谋划碳排放指标设计。

第三，排除短期影响。避免政绩观上的急功近利，平时不作为、急时滥作为，专拣见效快的干，甚至搞一刀切，不考虑长远利益和发展后劲，使工作缺乏连续性。同时还要避免各级干部在换届年的“敏感”时刻，囿于进退去留，收尾松劲，不作为、慢作为。


第四，北方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需要及早转变发展观念，加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短痛变长痛。“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首先应着力节能降耗，调整产品结构、用地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活方式改善，不抢时间攀高峰，也不盲目攀比早达峰，而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稳步推进减污节能降碳，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双碳”路线图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可以肯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地区、分行业、分时段实现。相关研究对碳达峰战略路线的估计是，煤炭消费率先达峰，为非化石能源或低碳能源的发展留出空间；工业部门率先达峰，为其他行业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间；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留出排放空间。

碳达峰时点允许有先后，但各方都不可懈怠。本质上，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发展转型的竞赛。无论国家还是企业，无论想或不想，没有退路。区别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对。

刊于《瞭望》202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