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论坛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9073|回复: 7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存在决定意识 人民划分阶级 人类本质=愿望=历史唯心论 房改

[复制链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跳转到指定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19:40:1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取消商品房预售制,以套内面积计价
澎湃新闻网2021-03-08 08:59

近年来,商品房预售和以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备受争议,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商品房预售制度,俗称“期房”。这一制度最早出现于香港,最初的宗旨是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加快城市化进程。1994年,内地出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建立了预售许可制度。“商品房预售和以建筑面积计价销售的制度有其历史背景,但不可否认,其总体上违反市场交易规律,对购房人显失公平。”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交提案,建议实行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同时以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商品房。周世虹认为,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具备了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也为开发商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方式,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商品房预售制度已弊大于利,改商品房预售为现售已经水到渠成。”周世虹表示,商品房预售制度,开发商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转嫁给了购房者。先预付房款后交房,不仅让购房者承担了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资金成本,还会导致开发商挪用、占用资金等风险。“由于公摊面积存在缺少限制性标准,由开发商委托房产商测绘面积,容易产生暗箱操作等导致公摊面积无序增加和不断上涨。”周世虹建议,实行以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商品房制度。“以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售房价格,让购房人看得清楚,买得明白,既能避免购房人利益受到损害,又能促进房地产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19:43:08 | 只看该作者
周世虹 百度百科
周世虹,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安徽无为人,1986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一级律师。2008年4月加入民革。
现任民革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民革安徽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民革安徽省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安徽省社会与法制支部主委;安徽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合肥市律师协会会长、安徽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
中文名 周世虹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无为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 政治面貌 民革党员
目录
1 人物履历
2 任免信息
人物履历编辑
2004年被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评为安徽省优秀律师、十佳律师;
2008年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律师;
2017年被民革安徽省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曾任十二届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十届安徽省政协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3]
任免信息编辑
2017年5月27日,民革安徽省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通过,周世虹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百度百科内容由网友共同编辑,如您发现自己的词条内容不准确或不完善,欢迎使用本人词条编辑服务(免费)参与修正。立即前往>>
参考资料
1.   周世虹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安徽省委员会[引用日期2017-11-16]
2.  [安徽]民革安徽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中国政府[引用日期2017-06-11]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新华网[引用日期2018-01-26]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19:57:44 | 只看该作者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2013年12月26日15:46   来源:湖南日报
原标题: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访问橘子洲农家,同儿童逗乐。

■编者按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最早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论断在此后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成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20周年之际,本报特约刊登省委政研室《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就是要重温和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促进提高党的决策科学化水平,解决“四风”突出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作为宝贵精神财富载入党的史册。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20周年之际,重温和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提高党的决策科学化水平,解决“四风”突出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产生的基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调查研究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钥匙。毛泽东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他要求:“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1930年5月,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于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再一次阐明调查研究对于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调查研究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的依据。深入调查研究是党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对乡村和城镇进行了系统调查。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及它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实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途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途径。

调查研究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石。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愿望和要求。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指出:调查研究必须“眼睛向下”,“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961年5月13日,正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做调查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毛泽东5月l4日将此信批转全国各地参考,并在批语中写道:“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

理论来自实践,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源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既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具体有以下特征:

体现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毛泽东使调查研究成为一种理论,首先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前提。早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他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提出:“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意义”。“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又专门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口号。这既是毛泽东对那些不做调查研究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升华。

体现了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统一。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深厚的创造伟力。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鲜明特征。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时候,就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思想。经过10多年的思想孕育,到了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这里,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在了一起。

体现了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毛泽东在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时,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就是在“实事”中“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概括。在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包括了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一是“实事”,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二是“求”,即研究;三是“是”,指规律。就是坚持以调查研究寻求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坚持在客观事实面前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客观事实本身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使调查研究不仅具备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而且也实现了调查研究与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统一。

体现了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统一。调查研究既关系党的思想建设,也关系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是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纠正本本主义卓有成效的途径和方法。他说:“我们队伍中的主观主义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因此,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不作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并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环节”。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从党的建设说,就是要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体现了调查研究与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更新的统一。在毛泽东的论著中,自始至终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作为调查研究的主体,必须不断自我更新。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只有坚持长期的反复的调查研究,才能不断检验和加深已有的认识,“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才能“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中国建设实践,亲身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以进出湖南省境为一次计,毛泽东就曾50次回故乡湖南调研考察,至今在三湘大地留下许多佳话。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发明者、倡导者,也是带头深入一线弘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光辉典范。

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既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之所需,又是解决当前“四风”突出问题之所要

毛泽东调查思想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排“四风”之毒、去“四风”之疾的一剂良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决策科学化水平,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提供了根本举措。“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不打折、不“变形”的前提,是做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保障。“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问题意识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特点。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 毛泽东倡导通过反复多次的社会实践搜集问题、分析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对策思路,最终解决问题。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是有效克服形式主义的根本举措。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当下在领导工作中讲空话,贪虚功,求形式、图好看,弄虚作假,不求实效,好大喜功,欺上瞒下,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的形式主义现象还十分严重。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本本出发,玩弄名词概念,全靠文件会议指导工作的行为已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弘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自觉抓住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深入调研,就能有效克服领导工作中形式主义,增强决策工作的可行性、针对性和纠“四风”的实效。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根本路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灵魂,也是克服官僚主义的科学路径。它一方面要求领导干部,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作为党的工作出发点和归宿,在科学调查研究基础上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作为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将集中群众智慧的“党的主张”在党的群众工作中贯彻下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心甘情愿”的自觉实践,从而实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同步合拍和完美结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走出机关、走向基层,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用自己的眼睛看最真实的情况,用自己的耳朵听最真实的声音,体察群众的情绪,感受群众的疾苦,总结群众的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将在群众中获得的真实数据和调查研究成果运用到科学决策之中,就能有效克服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进一步增强决策工作的认可度、满意度和纠“四风”的实效。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提供了根本方法。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从物到感觉的认识路线,要求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其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为我们克服领导工作中主观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然而,当前领导工作中,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不愿意调查研究,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关起门作决策;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毛泽东批评的这种“瞎子摸鱼”的作风,不仅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损害了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应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调查研究,就能有效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进一步增强决策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纠“四风”的实效。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提供了根本途径。思想上的闪电,总与行动的雷鸣相伴随。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看起来是思想觉悟不高、对自己要求不严、行为不够检点的问题,实则是一种淡忘党的性质宗旨,淡忘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追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慢性病”。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有效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有效举措和根本途径。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入调查研究“接地气”,就能使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国力,正确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通过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入调查研究“接地气”,就能使党员领导干部深刻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增强奋发进取的工作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入调查研究“接地气”,就能使党员领导干部深刻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之风的切肤痛恨,从而自觉自警自励,在根子上转变对人民群众态度,端正工作作风,修正工作中的不足,提高追求高尚、抵制庸俗、拒绝腐败的执行力,进一步增强决策主体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纠“四风”的实效。(执笔:沈跃强)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22:55:55 | 只看该作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传>>《毛泽东传》(1949―1976)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二十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2)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 “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②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③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⑤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 、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⑦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 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⑩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⑩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12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5#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22:57:31 | 只看该作者
二十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3)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①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 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⑦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 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⑩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②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⑤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⑧“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一句,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这是根据田家英的传达记录和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日)补写的。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6#
 楼主| 发表于 2021-3-8 22:59:10 | 只看该作者
二十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4)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④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③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7#
 楼主| 发表于 2021-3-9 15:12:32 | 只看该作者
韩正:解决香港住房问题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
2021-03-09 09:43:55 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讯)“解决这个(香港住房)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审议时如是说。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7日发布了韩正与香港代表团会面的片段。在讲话中,韩正提到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香港金融中心发展、香港住房问题等外界关注的议题。

韩正表示,中央在国家安全及选举制度的问题上十分慎重,经过了深入研究及全面分析。中央在深入论证和研究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过程中,听取了各方意见,包括特区主要官员,而且是反复听。
韩正表示,香港的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骄傲和优势,“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国家会全力以赴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和创科中心的发展。韩正强调,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后,既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作出贡献,自身亦可以得到飞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韩正还提到了香港的住房问题,指出香港住房问题有其历史和发展过程,“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如果一直就这样,没有、也形不成共识,也没有(解决)办法,一有办法就在立法会‘拉布’,最后损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对香港《大公报》指出,韩正谈及香港存在的住房问题,体现了国家非常重视和关心香港。香港目前还有很多人住在劏房,居住条件很差,未来将透过整体规划,解决香港人的居住问题。
中央对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高度重视,住房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在租住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失业市民徐天民家,骆惠宁特别提到,“看到你家居住环境,心里很不好受。”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骆惠宁的举动反映,中央未来除了应对“暴乱”问题,将加大力度支持特区政府处理经济、民生问题。
刘兆佳指出,中央一直关心香港的经济、民生事项,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更有力和积极地处理有关问题。他强调,现时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是房屋问题,不少市民置业有困难,居住狭窄的居住环境,不能有良好居住环境,故中央将会大力支持政府克服障碍。刘兆佳认为,中央在经济、民生问题上都会积极参与和介入。
网评

全部评论 348条


  •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守望者


    快点快点1997年,香港就推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大幅提高了土地供应,最后导致了房价下跌七成,造成许多有房者的反对,最终计划流产。
    房价下跌对整体是有利的,既能压制抽取实体经济的资金,又能减弱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还能提高居住质量和生育率,可以让民众摆脱于金融游戏的狂欢,踏踏实实做产业。但这对一部分人是不利的。
    香港就是长期利益让位于短期利益,少数人利益压制了多数人的利益。

    4小时前


    大部分赞同,少部分不赞同。香港人有房子的超没超过50%,如果超过,就不是少数人。只能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奔跑真是享受好处多多香港就是长期利益让位于短期利益,少数人利益压制了多数人的利益。
=====
实际就是大房地产商集团利益绑架了全香港人为高房价背书、买单。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的是中小房地产商。你看他们的财富甚至富可敌国。

2小时前


利益相关出来反对很正常,但令董特首寒心辞职的应该是连最受益的无房底层,也被煽动出来反对,搞了个大游行。然后就再没有人管这些人的利益了。


  • 39分钟前

  •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很想说false

    全部楼层
    雷克SARS全民医疗是真。但他们没告诉你公立医院要排队吗?大病要排两三年的那种。
    1小时前


    香港不用。
    去年香港公立医院最大问题的一般急诊等待时间长达4小时。

  • 42分钟前

  •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taya1982


    据估计香港大概有4成的人是租房住,也就是6成人是有房的,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以前阻止特区政府/今后阻止特区及中央政府解决香港住房的头号阻力了。
    42分钟前
香港住房问题和大陆不同,大陆北京上海深圳卖不起,周边通勤是很方便,或者说虽然麻烦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好,比如你在北京你住天津完全没问题,上海可以住苏州,深圳可以住惠州,香港完全不行,你香港就是到了元朗天水围到了长洲一样的很麻烦,大湾区对香港人来说不接受,本来上次准备在新界修几千房子,结果香港人说是给大陆人修的富豪双非城一闹又停了。



  • 45分钟前

  •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松间明月

    全部楼层
    雁南周家为什么没有人做提案说香港需要土地改革呢?土地公有制。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3小时前
    香港被殖民时的土地理论上全是英女王的,香港回归收回了所有土地产权,也算是公有制,否则董特首的八万五计划也无法实行。问题是港府一说要开发,就被地产商反对,这些人甚至组团到北京游说。
岑少宇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演化之眼看世界

全部楼层

AKEXPO不对,你的说法看似正确,实则是没有搞懂真正的问题。香港的住房矛盾是有房人和无房人的矛盾,许多香港市民是压根没有住房的,他们的父母可能就是租房或者是居住面积不够的,到了他们年轻人就压根没有房子可以住,同时香港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也是非常不够的,老年人是没有退休金的,拿政府救济老人金是要去签他们所谓衰仔证,要整个社区登榜的!向你所居住的左邻右舍公布你这个男人或者女人没有抚养自己父母的能力,才能领这个救济金,呵呵,香港政府财政能没有全世界第一的盈余么?
所以香港的住房后面牵连着一堆香港旧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共通构成了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单独房价高,房价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归根结底无论泛民还是建制派都染上了西方政治社会的特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3小时前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1
8#
 楼主| 发表于 2021-3-9 22:37:12 | 只看该作者
恩格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测试| 主人公论坛  

Copyright © 2001-2013 Comsenz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iscuz! X3.2( 京ICP备14052571号-1 )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