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基础工农联盟or中产阶级 识别中西方社会制度难题

焦典

评论：拜登聚焦中产利益 思路贯穿内政外交

时间:2021-01-21 09:0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本月初的国会山庄骚乱，令美国引人为傲的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蒙上污点，也令拜登政府未来面临更棘手的重建工作。拜登团队一直以来的政纲焦点落在如何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思路不止是内政，还准备贯穿于外交，这点从其人事任命可见一斑。但问题是在美国民主体制面对的已不只是经济问题，更多涉及身份认同等价值观的争议，拜登政府显然不可能只靠重振美国中产阶级即可重建自由民主体制，但也许会是重要的第一步。

“中产乔”誓“重建国家脊梁”

从政生涯不时以“中产乔”（Middle Class Joe，Joe是拜登名字Joseph的别称）自居的拜登，在当选后的演说直言上台后要“重建国家脊梁——即中产阶级”。拜登在竞选政纲也有专门部分介绍如何“投资于中产阶级的竞争力”，包括10年内投资1.3万亿美元（约10万亿港元）于国内基建，同时在国内创造和维持有质素的中产职位，以及采取更聪明的贸易政策，支援国内制造业的小企业。

从拜登的言论和人事任命可见，强调中产阶级利益是内政与外交政策交织的议题。早在去年3/4月号《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拜登已强调重建国内民主和以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近期跟多位拜登高级幕僚对谈后撰文，提到拜登及其内部圈子富于外交政策经验，但美国最迫切面对的问题却属内政，然而拜登团队确将内政放在未来施政重心，其一例子便是新上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见另稿）。他指苏利文一度更希望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以亲自执行他有份为拜登撰写、名为“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国内复苏策略。

《日经亚洲》上月文章也点出拜登人事任命如何体现对中产阶级的重视，拜登罕有延揽长年主攻外交政策的前国安顾问苏珊赖斯出掌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藉此作为国安和经济团队的联系。获提名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戴琪也是这策略的一环，拜登明言贸易是其中产阶级导向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中产职位流失 恐招另一民粹革命

自从特朗普2016年以爆冷攻下铁锈带州份的方式赢下大选，美国舆论开始更关注传统工业区式微造成的职位流失，如何成为民粹浪潮的动力。美国公关龙头企业爱德曼的行政总裁理查爱德曼（Richard Edelman）去年在《纽约时报》网上商贸论坛直言，许多传统中产职位流失是一大问题，故需要设立项目给予工人更必要的技能，“如果我们无法正确处理再培训（工人）的事宜，我们将会面临另一场民粹革命”。

然而，重振中产阶级不代表足以自动修补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伤口。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高级研究员索希尔（Isabel Sawhill）在国会山庄骚乱后投书《外交事务》网站，探讨拜登可如何重建分裂和缺乏信任的美国，直言除非美国人及其领袖能回答美国为何如此分裂，否则自由民主体制始终要面对威胁，美国软实力也会减弱。

投票动力反映身份认同危机

索希尔认为，许多美国人如今的投票动力更多来自文化价值观，而非经济上的自我利益或政策偏好，涉及美国的身份认同危机。她以前曾着书探讨如何回应经济的分裂，呼吁增加投资建立就业技能和职位、提高工资和福利等，但承认她如今知道要做得更多，例如美国需要采取更明确的工业政策，辅以地方本位的策略，以重振小城镇和乡郊社群。她又指出，研究显示特朗普在社区关系网络较薄弱的地方，选战表现较佳，故她建议要以政策促进美国民众的群际（intergroup）联系，培育跨政治和社会族群的理解。

焦典

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人的答案打脸美媒和政府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

2021-01-21 12:44

昨晚，美国民调机构YouGov与美国CBS新闻网联合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就谁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最大的威胁等问题询问了2166名美国人。

而这些美国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恐怕会让你相当震惊。

因为，如下图所示，在这项于今年1月13日-15日之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2166名美国受访者中有超半数的人认为，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境外敌对势力”，而是“其他美国人”。

而且，不仅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成年人中多达54%，而且不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中间派的选民，也都有超半数的人认为“其他美国人”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认知是具有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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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常被美国媒体和政府用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境外敌对势力”，除了共和党的选民中有超过10%的认为“外国和来自海外的军事威胁”会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外，在民主党、中间派以及成年受访者中，持这种认知的人都少于10%。

有趣的是，在是否认为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如气候变化、病毒和自然灾害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时，民主党的选民中持这种观点的比例最高，为25%，而共和党的比例最低，为11%。

但消极的并不只是这种“将同胞视为敌人”的情绪，这项民调还显示，有超过8成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认为政治暴力会持续在未来几年出现，哪怕拜登成为了美国总统并发出了美国要“团结”的呼声。

其中有超半数的成年受访者还认为政治暴力会在未来几年里进一步恶化，认为会与现在的局面相当的占31%，仅不到2成的成年受访者认为会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和特朗普的选民在这方面的态度最为消极，认为政治暴力会持续乃至恶化的都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成，民主党和拜登选民则相对来说最为积极，分别有近3成和超过2成的受访者认为情况会改观。

这或许是因为未来四年执掌美国的总统，是来自民主党的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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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2020年居民收入榜来了！你去年挣了多少钱？

来源：中国新闻社

2021-01-21 13:26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李金磊

2020年居民收入榜来了。

国家统计局近日更新公布了31省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上海、北京、浙江位居前三。看看你的收入达到了平均水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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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区市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看到这份居民收入榜单，“魔都人”笑了，因为他们排第一。

数据显示，上海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2232元，高居榜首，是全国唯一突破7万元大关的地区。

当然，上海人挣钱最多，花钱也最多。上海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42536元，是全国唯一超过4万元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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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中新网记者 张旭 摄

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逼近7万元

排名第二的是北京，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7万元大关一步之遥。

北京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434元，比上年增长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8%。四项收入“三升一降”：工资性收入增长0.5%，转移净收入增长9.3%，财产净收入增长4.7%，经营净收入下降32.4%。

排在第三名的是浙江，浙江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3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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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点钞员在清点人民币。(资料图) 艾庆龙 摄

“苏大强”收入比“粤老大”高

作为第一经济大省的广东省，其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029元，突破4万元，位居第6位。

而作为第二经济大省的江苏省，其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90元，位居第5位。

也就是说，“苏大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粤老大”。数据显示，广东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1.1521亿人，而江苏省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07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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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银行工作人员清点货币。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全国居民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方晓丹指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

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这9个省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水平。

打工人，你2020年挣了多少钱？

焦典

因贫病不幸离世的B站up主，刺痛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2021-01-23 11:48:03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昨日，网友发表讣告：名为墨茶Official的B站up主在几天前不幸离世，因为孑然一身，过世几天之后才被发现。得知了他的故事之后，所有人都难免悲痛：他是一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青年，靠自己的努力读到了高中;后因为奶奶生病、父母躲债跑路，无法供他继续读书，被迫辍学，外出打工;之后又经历了父母把他赶出房子，黑心老板不付工资，自己鼻子上长出肿瘤等一系列不幸的遭遇;最后在做肿瘤手术的时候，又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但已无积蓄持续治疗，最后因酮症酸中毒逝世。

　　但是他的社交网络动态，依然保持着积极与顽强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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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日，他发布了动态：“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他之前的B站账号发表了很多革命的内容，并遭到B站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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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B站的朋友可能不知道，B站曾经一度流行癌症、抑郁症、多重人格的所谓“财富密码”，或真或假地声称自己患病，靠骗取点击、打赏和网友捐款牟利。但是墨茶本可以卖惨、博眼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只是默默地更新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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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从他更新的状态来看，他从来都在努力生活，但是生活对他太残酷了，这可能是大家最为难受之处。在他离世之后，有人说他是假死，有人说他是骗子，但后来这些所谓的“曝光”是反转再反转。

　　但其实我们多希望这件事情是假的，宁可我们的感情被欺骗了，也不要真的有这样的人间悲剧上演，也不要真的有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积极努力的年轻人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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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墨茶一事引发普遍讨论的原因：曾经这些人是“看不见的”“被遗忘的”群体，然而互联网让他们“被看见了”，自然引发了群众的广泛共情。就像B站上次引发普遍讨论的“狗吃的比人好”那次算法推荐事件，就是冷酷的算法把社会的割裂赤裸裸的展示了出来，不留给人任何一点“温情脉脉”的幻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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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封建中世纪，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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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进入了生产过剩的年代，过剩到都要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了。于是资本主义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转而要制造符号，制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东西卖到高价格，并尽一切可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的“剩余价值”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用处了，于是他们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这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说过的，当今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存在是“消费者”，生产太过剩了以至于需要有人拼命买买买才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年代，没有消费能力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类”了。于是曾经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人生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人们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里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

　　于是，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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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中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分别对应的是顶层、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其中顶层社会享用二十四小时，中层和底层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时。这里比较经典的一个设定就是，三个空间彼此互相隔离，进入其他空间需要冒着巨大风险。即隐喻了阶级固化，也说明了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空间中的隔离——就像欧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区、中产区、贫民区分化一样，如果想，你可以一辈子看不见不属于本阶层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北京折叠》的灵感来源：她曾经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饭馆和大市场：“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我会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伸。”

　　我们总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锄头”类似的段子来说明下层人民对上流社会无知的想象，但同样的，绝大多数人也很难想象“看不见的底层”过着一个怎样的生活。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现了三个“看不见的底层”形象，他们分别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汉。流浪汉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间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夜班保安的收发室。我们可能难以想象，他们夜间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看老板淘汰下来的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电影中所有展示底层人民生活的镜头，都是黑白色调;而行车记录仪中的上流社会，则是鲜明的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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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记录仪中的影像，仅仅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各种街景，以及老板和车上的年轻女性发出的声音，但即便是这样，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斓的、引人入胜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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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拾荒者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遗照，则是从被警察逮捕时电视新闻中截下的图。这就是很讽刺的事情，电影中台湾警察仅仅是因为天然的偏见和歧视，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为这次暴力执法，才让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张影像存留，并成为了他的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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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部优秀的国产电影《暴裂无声》，影片中同样展现了剧烈冲突的三个阶级：吃人的资本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产律师，以及为生活挣扎的农民工。影片的象征意义同样非常明显，《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是“没有色彩”的，《暴裂无声》中的底层是“失去声音”的——主角张保民是一个哑巴，只能通过咿咿呀呀的比划去找寻自己失踪的儿子。声色犬马/无色无声，这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看不见的底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

　　资本家们因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红利，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用这些十几辈也消费不完的财富去做慈善，赚得了“济世爱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们对于制度不平等的质疑：“你看他们人多好啊，拿这么多钱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挣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运动把“有钱=天然正确”联系起来，无论这个人展现出怎样的与底层类似的恶毒刻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种种特质，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一切变得都可以理解，甚至还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优点被人称颂。而你只要指责他们，那就是你穷、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钱——“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还多，你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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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曼在书中写道：“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那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本文是一篇临时拼凑的文章，许多内容是我去年在《“看不见的底层”和被污名化的穷人》这篇文章中写过一遍的。只是墨茶的去世让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更了。

　　晚唐诗人于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这首诗的辞藻文饰不算顶级，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写的是宴会的奢华，香车宝马，豪宅高门，华衣美女，纯酿佳肴。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欢的公子哥们站在楼台上看风景，看见了一个背着木柴的农民，他们纷纷表示非常疑惑：中国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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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到我的一位读者在一条微博下面回复这句话(还带着本号的水印)，被喷的好惨。这里我想替他讲两句话，这只是引用一句古诗，我们肯定还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国家的，只是悲伤于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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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文学表现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这首《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让人汗毛倒竖，脊背发凉。

　　这是一个“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时存在的世界，我们就算做不了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后戳人脊梁骨：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焦典

疫情下的美国：穷人水深火热 富人大发横财
2021-01-29 15:34:42  来源： 老夫

　　2021年1月26日，美国中文网发表文章《贫富分化令人咋舌 全美顶级富豪疫情期身价飙升40%》说，一家非政府组织“争取美国人税收公正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当天发布报告：自去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近40%，总计1.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超级富豪们不但很快从疫情初期的打击中迅速恢复，而且许多人的状况比之前大幅提升，而股市大涨起了主导作用。特斯拉的市值飞涨使得创始人兼CEO马斯克(Elon Musk)身价暴涨约1550亿美元。

　　顶级富豪在疫情期获得的财富，与工薪阶层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中许多人遭受了失业或减薪的痛苦。有数据显示，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根据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经济学家发布的数据估计，2020年下半年，有超过800万美国人陷入贫困，贫困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几乎是1960年代以来最高年度贫困增长率的两倍。其中美国非裔的贫困率比2020年6月高出5.4个百分点，有240万人陷入了贫困;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贫困率从去年6月份的17%上升到现在的22.5%。

　　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是贫困率上升幅度最大的州。州一级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的州，贫困显著加剧。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不断刷新历史记录，最高时突破2200万，实际失业率高达22.8%，创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值。南加州一处临时设置的食物发放区等待领取免费食物的车辆大排长龙，队伍接近2公里;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利亚姆·阿佩利失业后一直拨打失业管理处的热线电话，手机记录显示他一共拨打了5257次，全部没有接通。目前美国每晚约有65万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有2800万人可能发生债务危机而再无家可归。

　　基本结论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新冠疫情中大幅拉大，穷人更穷，很多在死亡线上挣扎;富人更富，大发横财!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呈现出严重四分五裂状态，不仅有贫富阶层的纵向撕裂，还有种族群体的横向撕裂。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公开说：美国群体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国家紧急状况”。

　　美国的政客们不是口口声声宣称美国社会是“公平”、“平等”的，人民是自由、幸福的吗?为什么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并且在新冠疫情灾难中进一步加剧呢?老夫认为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天然缺陷紧密相关。

　　首先，在经济制度方面，美国实行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多强调自由竞争，过度“放松管制”，特别是过去四年保守的共和党执政，一味地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使得美国政府调控市场的能力减弱，纠正市场分配的能力失灵，从而人为地导致美国收入差距扩大。

　　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自由，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由于没有强势的工会继续为工人争取利益，普通工人的市场势力日渐式微，因此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

　　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公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报告，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1965年约为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高达1077倍;2015年标普500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为1240万美元，是一名普通美国劳动者的1000倍左右，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中;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至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目前，年薪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高管比比皆是，像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莎福拉·凯茨年薪高达5690万美元，成为美国薪酬最高的女高管。

　　其次，联邦税率的累进性质明显减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而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资产是房产，而且杠杆率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资产。因此，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采取逆全球化政策、给富人减税、威胁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缩减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都从根本上助推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众所周知，美国玩的是金钱政治，所谓的民主选举其实就是“砸钱”的游戏，这就使得富人有了比穷人更多的政治机会。富人通过提供或筹集政治捐款影响选举结果，通过游说活动或者直接为政府官员提供“公司董事”之类的兼职工作等，影响政策制定，以小钱换大钱，从而获得丰厚的“政策红利”，形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

　　第四，美国经济霸凌直接导致中低阶层家庭利益受损，比如在中美贸易中，中国输美价廉物美的商品原本平均每年可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约850美元生活成本，特朗普近几年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战，大幅加征输美产品关税，其结果是大部分转嫁到了美国老百姓头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文称，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创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各种抗议示威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枪击暴力活动频发，大多是由于美国民众发泄对不平等待遇的不满。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散到全美各大城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老夫注意到，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减税计划，与特朗普为富人减税的政策相反，他准备上调针对企业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税率，同时对中低收入家庭实施一系列税收减免，通过这样做来缓解疫情造成的财政困难，同时希望能够刺激支出为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美国独立税法调查研究机构Tax Foundation的一项分析显示，根据拜登的税收计划，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税后年收入将下降11.3%，4%收入最高的人群税后年收入将下降1.3%。到2025年，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税后年收入将增加10.8%。

　　不过老夫认为，这些临时性措施虽然可以一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和进程，但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美国政府是资本的傀儡，它不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早几天老夫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人民应当重温<独立宣言>“初心”》指出，美国人民应当重温建国先驱们建立政府的“初心”，就是为了保障人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现有政府丧失了这种保障功能该怎么办?《独立宣言》写得很清楚，自己看去吧。

焦典

龚六堂 |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建议2021-01-06 17:06:11　来源: 人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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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是，目前我国在收入增长方面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六堂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对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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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这成为进一步实现均衡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基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迈向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也是新形势下我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指引。在新形势和新发展战略下，通过新的政策路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收入增长的现状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取得巨大进展

　　随着“十三五”时期各项任务即将圆满收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99.1万亿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值超过1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居民收入保持稳健增长，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33元。经济的韧性增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2020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2015年末的5575万人降至2019年末的551万人。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虽然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近些年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出现加剧趋势。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08年0.491，之后从2009年开始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0.462，但是近几年又开始上升，2018年上升到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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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群体收入差异加大，财富的集中度不断加大。从2015年开始，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比持续上升，从2015年的10.45倍，上升到2018年的10.9倍。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曾远低于西方国家，但目前已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2015年中国前10%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为67%，正在接近美国（72%），远高于法国（55%），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现在只比富裕国家略高，从绝对水平和国际上的相对水平来看，我国的财富集中度都在不断增加。

　　区域间收入水平不均衡，东西部收入差异较大。除去河北省以外，我国东部省市的人均GDP均超过7万元，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标准；但与此同时，除去湖北省和重庆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普遍低于7万元的标准。2019年北京市的人均GDP约为16.4万元，是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2.62万元）的6倍多，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95年的2.71上升到2009年的3.33，虽然在2009年以后，我国的城乡收入比逐渐减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两者的绝对水平差距仍然很大。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改善，但是从整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仍旧较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和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分析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我们发现：

　　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存在问题，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不同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亦不相同。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但是我国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从2013年的56.9%下降至2019年的55.9%，工资性收入占比呈现下降态势。

　　而财产性收入，因为受资产价格逐步上升、居民家庭资产累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家庭财富收入比从1978年的114.77%上升至2015年的487.35%，上升速度快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人均财产收入占人均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7.8%上升至2019年的8.5%，但是这一比重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2019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仅占比2%左右，今年前三季度也仅仅为2.6%左右。

　　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第二产业占比过快下降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从全球视角看，第二产业占GDP比值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而第三产业占比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关系，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将拉大收入差距。从影响机制看，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低技能产业向高技能产业转移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的高技能人才比例高于第二产业，如果过快调整产业结构，即过快“去工业化”，将会导致低技能人群的就业规模萎缩，工资增长缓慢，而高技能人群的收入水平快速增加，加剧了高技能群体与低技能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公共资本占比过快下降也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适当比例的公共资本可以使国家更有能力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调节不同群体的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提供公共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从世界各国的公共资本数据看，公共资本占比越高，基尼系数越低，公共资本越能够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近年来，我国公共资本的占比逐步下降，虽然总体水平仍然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总量上的下降趋势显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来看，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从2019年8.6%下降到2020年一季度的1.2%，下降7.4个百分点。其中，疫情冲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下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2020年一季度城镇工资收入增长从2019年的7.5%下降到1.3%，下降6.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工资增长从2019年的9.8%下降到-0.6%，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另外，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率下降了14.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多，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调控的效果有限。在个人所得税层面，我国个税实行的是分类分项征收，在个体之间，由于收入来源的不同，其所需要缴纳的税收额度也不同，不利于群体间收入的合理分配。在消费税层面，伴随着互联网消费的兴起，消费税项目的调整速度滞后于互联网消费的发展速度，制约了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在财产税方面，随着我国财富水平和财富种类的不断增加，现有的财产税制度体系难以满足日趋复杂的财产类型结构，不能有效发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新技术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新一代技术的进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速演进，给我国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在新一代技术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新技术会替代简单劳动力的工作，如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降低制造业对蓝领工人的用工需求，进而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而与之相反的是，更高收入水平的群体则更有机会率先获得互联网金融、区块链技术等带来的红利，在优先获得技术优势的过程中提升收入水平，加大了不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将带来不利影响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降低社会有效需求，滋生社会的不满情绪，对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实施新时代发展战略带来不利影响。

　　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降低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同时滋生社会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将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在教育资源、市场竞争、技术共享等方面获得更多资源，将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更多领域，放大收入不平等效应；另一方面，长期的收入差距将在社会产生不满心态，部分觉得显失公平的低收入群体或将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影响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我国的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0%。一般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且低收入家庭的群体规模更大，更能够形成一定数量的消费规模，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此外，收入差距扩大减少了消费需求，也会在生产端进一步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企业对市场的需求预期不看好，将减少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在消费和投资领域产生负面效应，影响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

　　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的窗口期已经结束，住房的财富效益逐步消失，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需求驱动将更加依赖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堵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以点带面疏通国内大循环，通过构建国内强大的内需市场进而带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影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完整地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是在新时代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不仅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更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加均衡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将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内的国家发展目标。因此，亟待构建新的政策体系缩小收入差距，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享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

　　以提升居民收入为发展目标，完善分配体制，让更多的要素参与分配

　　把居民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完善要素市场的分配机制，让中低收入群体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以该项指标为锚定点，使经济增长的价值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提升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工作，提升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建议对标对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具体要求，在土地制度变革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高效流转，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

　　完善财税体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改善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完善所得税体制，综合考虑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对收入分配与要素配置效率影响。资本所得税起到调整资本积累、改变相对工资分布的作用，从而影响工资不平等，进而影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因此，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对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一定作用。同时，要积极探讨出台针对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递的税收，如遗产税、财产税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特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不仅要提升危机意识、构建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反应处置能力，还需提升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经济“体质”，加强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储备，保障我国产业链、金融市场等重要领域的稳定安全，使我国在应对危机冲击过程中的经济影响最小化，进而保障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在危机中收入稳定。

　　出台措施应对新技术引发的收入不平等。提升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的普惠性功能，加大政策宣传和政策引导力度，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贸易、直播电商平台等领域中让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获益。例如，通过互联网金融下乡支持农民扩大农业生产，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通过增强新技术的普惠性功能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努力实现新技术惠民的目标。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保持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合适规模

　　要关注近年来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过快下降的趋势，保持第二产业占比维持在30%以上，这有助于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在保持第二产业适当占比的同时，通过攻关“卡脖子”技术、完善产业链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行业从业人员增收，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保持公共资本处于合适比例，提升政府调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资本占国家总财富的比例从1978年的69%下降到2015年的31%，不利于提升政府应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能力。建议保持适当的公共资本比例，保持公共资本占比在30%—35%的合理区间范围内，从而强化政府部门调整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努力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

　　标题 |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建议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12月第2期

　　作者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龚六堂

　　新媒体编辑 | 贺胜兰

　　原文责编 | 贺胜兰 司文君

　　制图 | 石玉 王嘉骐

焦典

缩小收入差距 推动共同富裕
2021年01月20日 08: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闫冰倩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一直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话题。在初次分配中，国民总收入被直接分配到各个生产要素，分配结果度量了生产活动中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其中，劳动力的初次分配收入表现为工资和薪金，资本和土地的初次分配收入表现为租金和利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过程即为再次分配，具体形式包括税、费和私人间的转移收支等。居民取得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以及转移净收入共同决定了居民间收入差异的程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一直是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缩小收入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保障。

　　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现状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项惯用指标，取值范围由0到1，值越大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我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开始稳步下降，由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虽然2015年至2018年间基尼系数小幅回升，但2019年再次下降到0.465。尽管如此，我国的基尼系数常年均高于0.4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缩小收入差距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2019年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和41%，因此，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体。经营净收入占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1%和36%。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近年来财产净收入在家庭中的占比逐渐提升，而房地产收入成为居民财产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算结果显示，房地产占居民财产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转移净收入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8%和20%。

　　基于CFPS 2018年的最新数据，笔者测算了收入在个体间的分配情况。结果显示，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了总收入的13%，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44%。其中，工资性收入的分布最为平均，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全部工资性收入的14%，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到全部工资性收入的37%。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分布不平均程度依次上升，且均高于纯收入的不平均性。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获得的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占到全部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16%、10%和8%，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获得的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应地数值分别为46%、53%和63%。这一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各类收入在居民间的分配不均等程度存在差异。

　　打造缩小收入差距长效机制

　　尽管工资性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性在四类收入中最低，但调节工资性收入在居民间的不合理分配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护劳动所得，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同时，合理设置税制结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降低收入群体的个税支出。

　　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和城镇地区存在差异，缩小经营性收入的差距重点应放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同时，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大力发展乡村产业，逐步提升农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水平。

　　近年来，财产收入差距逐渐成为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部分。与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可用于投资的本金较少，其财产收入的来源本身有限；同时，我国财产增收渠道较为有限，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居民财产收入稳定机制。从缩小财产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应完善现代信用制度建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金融产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设立财产税，对超过一定限额的财产收入（尤其是房产）征收财产税，适当调节财产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转移性收入的分布在四类收入中呈现最大的不平等性。转移性收入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因在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转移性收入支付的差异，以及城乡分割的再分配制度。城镇居民获得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和社会救济金，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包括救济金、抚恤金、救灾款、扶贫款、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收入等。由于城乡标准存在显著不同，缩小转移性收入不平等不仅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考虑均衡地区间支付财力。

　　强化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

　　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更多的是指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中，确保低收入者收入提升和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大量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差距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33，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47。过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社会中有较大比例的群体为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这部分群体无法在人力资本上进行过多的投入，最终使得经济在进一步转型升级时，受到人力资本短缺和创新乏力的制约，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当前，我国已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持续关注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重大意义。

　　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强化政府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再分配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税收上，通过对税收结构的调整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少研究发现，间接税是扩大收入差距的，而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不断提高的直接税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应适当减少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规模，适当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公共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瞄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方面，确保居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通过推动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效能。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同时，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要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

　　宏观来看，国民收入可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尽管受教育水平等能力差异对应着劳动收入的差异，但即使劳动报酬平均分配的情况下，财产收入存量的差异也意味着收入差距必然存在。新型技术的发展，以及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同时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的持续扩大。只要资本不是全民所有，而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意味着少数的获利，从而可能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现实国情要求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生产主体的积极性，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焦典

江金权：把握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

  作者：江金权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1-01-29 10: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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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再次全面、深刻、系统阐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武器、行动指南。
五中全会精神的精髓要义在“三新”，“三新”最新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之新在构建国内大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的，在全国两会期间又一次进行阐述，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并成为制定规划《建议》的主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两个部分，不可偏废。考虑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我国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成为亮点，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国际经济循环受阻的条件下，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就要重点构建国内大循环。这里，我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新”的系列重要论述和五中全会精神，就如何构建国内大循环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坚持内需主导，夯实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支撑和动力源泉。2014—2019年，消费连续5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我国消费占世界消费的比重迅速增长，以美元计价从1980年的2%提高到2018年的12%，以购买力计价则达到14%。在2010—2017年间，我国贡献了全球31%的家庭消费增长额，消费了世界40%的纺织和服装、28%的汽车、38%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45%的鱼类和海鲜。未来我国消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我国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60%，大大低于美国82.38%和日本75.16%的水平。当前，由于外需不振，尤其需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我国内需最大潜力在居民消费，必须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要顺应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一是需要增强居民收入对扩大消费的基础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再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用，打破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分割结构，大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二是增强公共服务对扩大消费的支持作用。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包括：优化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者住房供给；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三是增强消费环境对扩大消费的保障作用。畅通流通环节，规范市场秩序，大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锻造国内大循环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20年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传。但是，我国科技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足，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向高端的跃升。目前，我国在高端装备、基础软件、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最为突出的集成电路领域，产业规模仅占全球约7%，而每年消费量约占世界33%，导致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当前，美国对我国实行科技封锁，我国的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严重受阻，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成为必然选择。
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同步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补齐短板、跟踪发展和超前布局工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尽快探索形成新时代科技创新体制，促进创新引领从量的积累变为质的飞跃、从点上突破变为系统提升，尽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领域具备自主发展能力，摆脱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在技术、装备、零部件等方面的依赖，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跑和领跑的根本性转变，把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用科技实力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一是对战略性、基础性重大科学技术攻关实行新型举国体制，尽快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二是对基础研究组建若干“国家队”，夯实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基础；三是对重大应用技术实行以企业为主体，“揭榜挂帅”，解决研用脱节问题；四是支持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进行新兴技术研发，国家采用“购买成果”政策予以鼓励，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要把科技人员从跑课题、填表格、搞发票等琐事中解放出来，能够心无旁骛地搞科技。

推动产业升级，打牢国内大循环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高水平的供给可以满足需求并提升需求层次。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柱石。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20%，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生产、轻品牌的状况，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山寨剽窃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为此，需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工程，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争取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链调整的重要组织者和整合者。一是提高产业链创新力。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产业发展生长点。坚定不移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空间和资源。二是增强产业链控制力。一手抓产业生态领军型企业成长，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向解决方案、研发生产、运营服务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延伸；一手抓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引导支持企业专注细分领域，塑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三是提升产业链协同力。强化产业链的上下协同、内外协同、要素协同，增强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探索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对接的新策略、新思路，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整合产业资源，掌握全球产业链话语权。

实施数字转型，打造国内大循环新引擎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今全球经济的大趋势。数字转型是新发展格局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我国数字经济近年来发展迅猛，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6.2%；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7%。目前，我国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达到86%，普及率居全球第一位。我国5G建设全球领先，基站数量领先美国一个数量级。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发展数字经济还有很大空间，数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还有待增强。
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跨界融合，完善监管框架、推进示范应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大容量、高速率的广泛数字化连接，建设以我国为主的覆盖数字化应用全周期、全领域的标准体系，培育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加快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升级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发展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物流，拓展数字化应用新场景。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骨架

构建国内大循环，前提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而区域协同发展则是国内统一市场的基础和骨架。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在东西差距没有真正解决的同时，南北发展差距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不利于形成国内统一市场。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大思路不是消除区域发展差距，而是完善区域功能定位，错位发展。就全国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必须扬长补短，而对各区域而言则要扬长避短、各扬其长，找准各自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功能定位。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解决区域间资源错配和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区域分工、优化空间布局、加强优势互补，防止区域间产业过度同质竞争，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体系和考核机制，特别是完善粮食主产区、生态涵养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的扶持政策，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实行利益合理调节，促进区域间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促进各区域各得其所、各展其长、共同发展、相互支撑。

畅通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流动，打通国内大循环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决不能搞区域小循环，决不能区域分割、城乡分割。要打通阻碍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堵点，打破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相互设障的壁垒，塑造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全国有序自由流动的协调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的各种区域协作发展机制，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中明确功能定位，形成与其他区域的链接机制，不能搞成区域自循环。进一步完善商品流通机制，畅通线上线下流通互补渠道。农村既是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又是最需要生产要素的地方。目前，在全国消费平台中农村仅占3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量人才、技术、资金下乡。要畅通城乡流通渠道，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通“最后一公里”，使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有序流动，既促进乡村振兴，又为构建国内大循环提供新的节点、新的动力。
还要看到，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革除各种影响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体制机制弊端；需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者：江金权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学习时报》2021年1月25日第1版）

焦典

【中工网评】对侵害劳动者权益不法行为，要坚决说“不”
来源：中工网作者：张苇柠
2021-02-03 21:09
本网评论员 何应洋

近日，“因父去世请假8天未获批强行休假被辞”的话题，冲上热搜，法院裁决支持了劳动者。鲜为人知的是，劳动者成功维权的背后，有工会组织、工会法律援助力量的全程参与和助力。

2月1日《工人日报》以《上海工会为“请丧假被辞退”职工“讨回说法”》为题，报道了上海青浦区总工会及工会援助律师全程提供法律援助，帮劳动者讨回公道的曲折过程。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工会组织、工会干部要主动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帮他们维权，替他们伸张正义，该说“不”时要说“不”，这是工会干部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分内事”。

实践中，大多数工会干部能不忘初心，站稳立场，依法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平心而论，在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工会干部的处境确实尴尬：面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不站出来说话，既愧对工会干部这一称号，也无法对职工交待；可站出来讲，不仅容易得罪企业领导，弄不好还要“挪位子”“摘帽子”，甚至会丢掉饭碗。

说“不”真的好难！工会干部的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敢说“不”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在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还三缄其口、默不作声，岂不令职工大失所望。极少数地方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之所以得不到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其原因正在于此。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可能暂时会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难。但既然从事工会工作，作为职工“娘家人”，就应义无反顾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更何况还有法律法规撑腰、有职工群众支持、有各级党委和上级工会做坚强后盾。工会干部应珍惜职工“娘家人”这一称号，打消种种顾虑，敢于为职工代言，该说“不”时要说“不”。

上海市青浦区工会对不法侵权行为及时说“不”，树立了“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的鲜明导向，体现了一级工会组织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要为这样的做法点赞。

维护不是护“短”，但该说“不”时还要坚决说“不”，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首先，要始终站稳立场，敢于说“不”。工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初心和使命。工会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初心，对侵权行为敢于说“不”。其次，要树立法治思维，依法说“不”。法治是调控社会秩序、调节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对侵权行为说“不”，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方式，依法说“不”。第三，要讲究方法策略，善于说“不”。敢于说“不”固然勇气可嘉，而善于说“不”更难能可贵。维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权的方法策略。维权是一项复杂而又具体的工作，哪些事件应该说“不”，何时说“不”、怎样说“不”，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如果不讲方法策略，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对象乱说一气，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企业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无故拖欠克扣职工工资报酬、不依法及时足额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等行为时有发生。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谨防各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工会组织、工会干部要聚焦主责主业，厚植职工情怀，勇于担当作为，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该说“不”时要说“不”，让广大劳动者在法治环境中，挺起腰杆、舒心工作、体面劳动，生活得更有尊严。

焦典

拜登“幕后”的“政治新星”沙利文

2021年04月19日 09:06:05
来源：南方周末

他出生于1976年，拜登在推荐语中称赞他为“一代人中的智者”，他也成为近60年来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每一个岗位上，沙利文似乎都能与同事建立友好的关系，并取得同事们高度的信任。

服务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沙利文外交政策的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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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1年3月17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右)陪同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与爱尔兰总理马丁的视频会晤。 （人民视觉/图）

2021年3月19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库克船长酒店内，媒体记者们在大门紧闭的会议室外焦急等待。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首次会晤，出席会谈的美方代表，分别是外交老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以及年轻的美国政坛新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门而出，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紧跟其后。没等沙利文站定，布林肯便拉下口罩，直面焦急的提问者。在一张广泛流传的定格镜头中，布林肯眼神犀利、眉头紧锁，而沙利文则隐在黑色口罩和虚化背景中。

白宫公布的新闻稿显示，在布林肯结束尖锐的发言后，沙利文的回应简短又温和。他提到：“我们将继续就前进的道路与盟友及合作伙伴们协商，当然也将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就从伊朗到阿富汗的问题进行磋商。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合作。”

“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2020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胜选人拜登公布了首批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家情报总监等关乎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职位。拜登指出，这些团队成员的多样性背景及政见，成为了他们获得任命的原因。

在一众“熟脸”老将中，被提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是一个年轻的白人男性。这是他退居幕后数年再度出山。公开履历显示，他出生于1976年，年仅45岁。拜登在推荐语中称赞他为“一代人中的智者”。不久后，沙利文正式履职，他也成为60年来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其正式称谓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担任者是总统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通过美国参议院确认，因而通常被视为总统的主要心腹之一。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就曾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并在1973年成为美国国务卿。布什政府中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成为影响布什决策的关键人物。

这一职位最早任命于1953年，首位任职者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罗伯特·卡特勒。不过，该职位最初角色是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秘书。1961年，年仅42岁的麦克乔治·邦迪受到肯尼迪青睐。在权衡了国务卿更适合由年长的人担任后，邦迪被任命为新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而总统与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愈加亲密。

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都和总统“一条心”。

2020年6月23日，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新书《生事之屋：白宫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其中揭秘了不少白宫秘闻，不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批评。

为阻止此书发售，特朗普政府还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将博尔顿告上法庭。“书中充满了谎言和故事”，特朗普痛骂其“应该进监狱”，蓬佩奥也称其为“叛徒”。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频繁出现的“人事地震”，新一届白宫“安全大三角”似乎更加稳固。早在2013年，沙利文就开始效力于当时掌控对华关系的副总统拜登，并担任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在此期间，他与拜登以及其资深幕僚安东尼·布林肯等人长期密切合作。

时隔七年后，拜登终于从副总统“扶正”，而昔日幕僚也重新“组团”入阁，共商国是。沙利文也就此成为继麦克乔治·邦迪之后，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从学霸到政坛新星

1976年11月28日，沙利文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与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他的父亲曾在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商业部门工作，后来又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工作，母亲则在公立学校任教。

沙利文曾在受访时回忆童年生活，“晚餐常常意味着，兄弟姐妹们从某次体育或音乐实践中回来，聚集在一大碗意大利面旁，然后转动地球仪。当手指从一个国家指向另一个国家时，父母会向孩子们评论那里的政治。”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沙利文一路闯关名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

少年时，沙利文成为美国西南高中的辩论冠军。在那里，他领导校学生会，并被评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1998年，沙利文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于2003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短暂的职场经历后，沙利文进军政界，开始成为一枚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沙利文效力于民主党人希拉里，担任希拉里竞选团队顾问。其间，他成为希拉里竞选准备工作的头号助手。在《艰难的抉择》一书中，希拉里称赞沙利文“谨慎、认真、聪明”。

奥巴马政府时期，希拉里执掌国务院，沙利文继续在其麾下效力，并成为了美国务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他同希拉里到访过110多个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同级别幕僚。为此，沙利文的前同事菲利普·雷因斯（Philippe Reines）多年后仍感觉“深受打击”，他调侃沙利文“工作能力真是令人讨厌”。

希拉里离任后，身为“嫡系”成员的沙利文并没有从华盛顿政坛消失。相反，他继续受到民主党领导人的青睐，屡屡受到重用。

据《明尼苏达邮报》（Minn Post）报道，2012年11月，沙利文受时任总统奥巴马之邀在缅甸共进午餐，饭局上奥巴马问起沙利文美国的历史、缅甸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次测试”顺利过关。2016年的希拉里竞选团队和2020年的拜登竞选团队中，也都有沙利文的身影。

沙利文还深度参与了中东地区的伊核协议的谈判。据公开报道，2013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和杰克·沙利文飞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伊朗官员会晤。随后，双方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核协议框架。

在每一个岗位上，沙利文似乎都能与同事建立友好的关系，并取得同事们高度的信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民主党高层对其十分欣赏，已故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认为，沙利文有担任国务卿的才能，希拉里甚至跟朋友吐露称，“他可以担任总统”。

“不该滑向冷战”

2019年9月，《外交事务》刊发了长文《没有灾难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文章由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联合署名，详述了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也成为研究沙利文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文章中，沙利文对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并不赞同，他认为，中美不该滑向冷战。“尽管中国崛起为比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它也已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时期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为此，沙利文建议，华盛顿应该吸取冷战的教训，但不能沿用冷战逻辑。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目标应该是，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等四个关键竞争领域，与北京建立有利的共存条件（coexistence），而不会引发美苏对抗的类似情况，从而确保美国的利益。

除了经济领域的竞争外，沙利文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智库学者们，也在担心“中国模式”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

2021年1月29日，沙利文在无党派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明确表示，除了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推进的民主市场经济模式之外，还有一种可替代的中国模式。

在2021年3月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举办的一场线上活动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西方国家需要“相信自己”，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就这一点与中国达成谅解，我们将犹如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一个接一个的冲突需要马上解决，但总会有一个冲突在某个时点就失控了。”基辛格表示，美国及盟友需要与中国就新的国际秩序达成一致，来确保稳定，不然全世界可能再度进入一战前的危险时期。

“我们不是特朗普，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

服务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沙利文外交政策的关键词之一。

在2015年一次公开访谈中，沙利文曾谈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联系。他认为，美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并非“非此即彼”。

“如果我们在国内强大，我们在国外也强大，如果我们为世界各地的繁荣与安全作出贡献，我们在国内就会受益。”沙利文说，“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危机与努力解决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服务并不矛盾。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2020年9月，沙利文担任署名作者之一的《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报告，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官网发布。该报告提到，“外交政策的许多其他方面影响中产阶级的福祉……它需要采用正确的外交、发展、国防、情报策略，以发现并阻止可能破坏中产阶级家庭及其社区的全球经济冲击。”

沙利文对美国中产阶级的重视，与拜登不谋而合。

2020年11月23日，拜登在公布第一批内阁成员名单时对沙利文如是评价：“没有人比他（沙利文）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通过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来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

上任之初，沙利文就曾表示，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主要重点”，至少在最初阶段将是战胜冠状病毒大流行并重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使公共卫生成为国家安全的永久重点。

继1.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后，拜登又于3月31日公布了一项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复苏计划。该计划为期8年，旨在重建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推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创造就业机会等。

除了重视美国国内事务外，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安全团队也在积极修复与盟友关系，并通过外交手段参与国际事务。

2021年4月2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的高级别安全会谈中，美韩日达成一致，三方将共同努力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促使其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2018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经济制裁。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外交窗口再次开启。

2021年3月12日，沙利文对外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开始与欧洲和其他国家进行间接外交，传达有关他们如何恢复遵守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信息。

“我们此刻正在等待伊朗人的进一步消息。”沙利文说，“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外交进程中，我们可以继续前进，并最终确保实现我们的目标，即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通过外交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拜登政府上台后，特朗普时代的诸多外交政策被推翻。但是，拜登政府团队并未走此前民主党政府的“回头路”。

《外交政策》2021年4月9日刊文指出，拜登“重建美好的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理念，似乎带有奥巴马时期人性化和富有同情心的印记，且二者都赞成更温和的国际参与和某种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沙利文在和外交官们的一次会议中表示，“我们不是特朗普，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

（实习生龙慧诗对本文亦有贡献）

最热评论

凤凰网友 [广西,南宁网友]

美国没有战略家，中国不求战胜美国，不必在乎美国的咆哮，只要应对每四年，或者八年一次的折腾，贴住美国就可以了，时间在我们这里。

2021-04-19 11:59

凤凰网友 [天津网友]

沙利文对中、美关系的思考还是很务实的，希望他能当下届美国总统，开启美中共治世界模式，美国老人政治该结束了。

2021-04-19 0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