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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不统率 中共提高政治判断-领悟-执行力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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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7 00:00:5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改开”出路何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开”!

2021-01-06 09:16:38  来源: 热风2019   作者:青年毛思想信仰者




  (一)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

  何谓“改开”?

  实际上,没有抽象的“改革开放”,只有具体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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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非要从理论上,进行一般的说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不管哪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可以推行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改革开放”;不管哪一种形态的社会,也都可以容纳“改革开放”性质的政策。从历史上看,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改革”家辈出;汉唐两代,均已具有较强的“开放”特性。

  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抽象地讨论“改革开放”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本身不带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东西……

  奴隶主阶级可以搞“改开”,奴隶社会可以有“改开”政策;地主阶级可以搞“改开”,封建社会可以有“改开”政策;资产阶级可以搞“改开”,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有“改开”政策;自然,无产阶级也可以搞“改开”,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有“改开”政策……

  事情的真相就是:“改开”是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就看你装的,或想装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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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号称是“马列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那么,不去追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甚至模糊和否定具体的改开政策所必然具有的阶级性质,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可以有为资产者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也可以有为无产者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这,岂不是很清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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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但要敢于问一句“姓资姓社”,更要敢于问一句“是资是社”。

  后者,更为根本。

  请大家考虑:只讲“姓资姓社”,是不是还有一点只看“挂羊头”,还是“挂狗头”的味道?有的人是这样: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自称“姓社”,干的却是“非社”、“反社”的事。这种例子不少了,教训深刻。按他们的做法,最后,“社会主义”的招牌也给涂抹得不像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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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办?不仅要“挂羊头”,不“挂狗头”;而且要“卖羊肉”,不“卖狗肉”。就是说,两方面都要兼顾:既要继承马列毛主义,打社会主义旗号,也要、更要在具体的政策上,在具体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贯彻下去、贯彻到底。

  说来说去,还是那两句老话:“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二) 最早的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论

  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改革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恰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破除了对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恰恰领导我们对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一番重大、成功而意义深远的改革。

  同样,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并坚定奉行之。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从理论上,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推行“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完整、深刻而带有前瞻性的阐释: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对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而言,“要不要”改革开放是个伪命题,“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才是真命题。

  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形式的“改革”)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究其实质,无非,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上面所讲的“继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

  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早就向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恒久性,表现了他彻底的改革精神: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在60年代,体现毛泽东同志指导精神的重要文件,更号召人们: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三) 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和改革实践

  导师创业垂千古。

  在国际共运史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的问题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实际上,同时走上了对所谓“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探索道路。

  没错,“改革年代”,从1956年就开始了!!

  历史证明,赫鲁晓夫之流领导下的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改革,正是走了“邪路”,以至于发展出一条系统、完备而为祸甚烈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使偌大一个苏联走向解体,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持久的低潮。

  相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牢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立足本国实际,走出了一条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化、具体化、群众化的新路,发展了马列主义,开辟了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纪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兴起预留了革命火种。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忘记列宁“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的教导,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静止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因而不能准确把握其矛盾和规律。可以说,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一种精英主义观念和气氛浓厚的、十分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虽非资本主义但也非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如果说,这还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话,也只能算是一种不完全的、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掌握了巨大管理权力的、号称“代表人民”的少数“精英”们,有十分便利的条件为自己谋特权,乃至将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都据为私有,进行一番“再私有化”,颠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对本就不够充分的“社会主义”来一个釜底抽薪。

  苏联不是亡于“社会主义”,而是亡于“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

  在苏联已经出了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以他革命导师的敏锐洞察力,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不确切地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群众社会主义”,“群众”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关键词。

  和另一些人最害怕“群众”二字、最排斥“群众参与”相反,毛泽东同志,从来最强调“群众”,最鼓励“群众参与”,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不论是在企业管理中,还是在国家重大议程的推进中,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都旗帜鲜明地主张群众的民主参与,都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而非由组织上进行包办替代、由少数“精英”“专家”凭借其特长垄断一切。

  毛泽东同志更以他革命导师的雄伟气魄,带领我国无产阶级,对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进行了改革。

  在思想理论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矛盾,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这是主要矛盾),依然存在着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和社、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实践中,反对组织的包办替代主义和“精英”“专家”的垄断,反对形成一个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阶层;实行最广泛最充分的、全过程的群众民主参与,包括对企业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在“国家大事”上放手发动群众,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等,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

  (四) 两种“开放”观点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位最早倡导者。

  和“改革”一样,他同样精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问题: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从来都是有原则、有前提的,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但是有些人啊,就是让你受不了:你让他开放,他就给你脱得一件都不剩……

  这,正是毛泽东的开放路线,区别于那种丢掉原则底线、只懂一昧“开开开”乃至崇洋媚外的所谓“开放”路线的要紧之处!

  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毛泽东就不忘说,对一切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我们“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大家都能注意到,有些外媒,有些外国人,就是喜欢曲解(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力更生”这四个大字。你一提“自力更生”,他就说你是要“闭关自守”——硬是要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这两者给对立起来!如果是故意要制造这种对立,那就是无耻;如果是无意,那就是无知。不是坏就是蠢。

  什么叫“自力更生”啊?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可以说,不管怎么“开放”,开放的自主权,必须抓在我们自己手里;不管怎么“发展”,发展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外力。离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对外开放,那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脉傻傻地交到别国手里,其结果必然被别国(强国)卡脖子,甚至被隐蔽地再殖民化。

  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观,是真正“全面”的对外开放观,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开放观则是“片面”的。确实,毛泽东的开放观,才是真正独立自主的、“站起来”了的解殖国家的开放观——这,岂是那些去殖民化不彻底的、给美帝新殖民主义当了工具和走狗的国家(地区)所能理解的呢?!

  你还别说,国际上和国内有些小绵羊,还真就容易被帝国主义豺狼漂亮的“国际化”“全球化”口号给忽悠了——满嘴“国际化”,张口“地球村”,动辄警惕“民族主义”,可怜又可悲!这帮人,就属于“被卖了还帮着人贩子数钱”的,蠢出天际。

  总之,开放问题上相对立的两个观点、两条路线、两种政策,不可不察之!!

  (五) 独立自主开放政策的伟大实践

  垃圾外媒,还喜欢搞的一个骚操作就是:机械地把毛主席时代的开放程度,跟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做对比,暗示或明示毛主席是“排外”的,是不要“开放”的,是专门搞“闭关自守”的。

  扯淡!

  你怎么不拿毛主席时代跟晚清、民国时代比比?晚清民国,即有些蠢人眼中的“好时代”,那才叫一个“开放”啊,开放到帝国主义军舰可以随便开进长江,开放到整天挨打……“小民”尊严何在?被澳军杀害的阿富汗平民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

  而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开放”这个事情,是我们单方面想做就做得来的吗?还得看人家啊,开放是双向的。当年美帝自己气呼呼地要跟苏联打“冷战”,封锁我们,我们怎么跟人家开放??主动降为美帝殖民地,给殖民个三百年吗?那倒是“开放”了,也完蛋了。

  事实是,毛泽东新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做生意”,当然是在独立和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君不见,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就明明白白地说: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看清楚了没?“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毛泽东新中国都愿跟它建交,而不是说你是资本主义国家我就不跟你来往了。是美帝长期不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啊,等到70年代美帝想通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逐渐愿意从台湾撤军乃至跟台湾方面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了,毛泽东新中国那时还不是“小球转动大球”了吗?跪着要人家“接纳”,搞“臣妾主义”,能赢得人家的尊重吗?

  而且,难道说,只有对美国和西方开放,才“配”算开放吗??有些人的“崇美媚西”,是到了骨子里了,救不了了。在他们看来,苏联东欧国家不是“外国”,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外国”……毛主席时代向苏东开放,中国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国的事实,自然,也就被他们吃掉了。

  更不要说,70年代,新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跟美、日关系正常化,西方国家纷纷与我建交……那,还不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运筹帷幄下,取得的战果吗?毛主席要真“热衷”于闭关自守,还可能有这种事??

  当代中国延续至今的向西方“开放”,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历史上,随着70年代国际关系的重大缓和,毛泽东同志开始考虑,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上。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1973年1月,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

  这,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三方案”,很快便获得毛主席亲自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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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同日本、西德、法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所涉及的绝大部分属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据说,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说。

  中国人民是怎么“吃饱饭”的?

  这需要普及一些“新常识”。

  不错,正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①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②优良品种的培育推广,③化肥的普遍使用,保证了80年代初期直到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方得以衣食无忧。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毛主席时代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决不是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可以做到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吃饱了饭放下碗就骂娘。

  教员千古,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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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0:02:31 | 只看该作者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021-01-06 19:22:15  来源:新华网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部署要求,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把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守正创新、主动作为、勇开新局,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

王沪宁指出,做好今年宣传思想工作,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增强干部群众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要举全战线之力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教育,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煌。要谋划好“十四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全面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主心骨,唱响中国共产党好的主旋律,把握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面的主基调,聚焦建成文化强国的主目标,打好外宣改革创新的主动仗,掌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汇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建设担当使命责任、勇于创新创造的时代新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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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0:07:31 |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要“节制资本”?
2021-01-06 15:22:28  来源: 平原公子   作者:申鹏  

  我们可以跳出去看这个问题。

  自古商人们都喜欢说:“我只想赚钱,不关心政治”,这其实是一句谎言,就和“文学和政治无关”、“科学和政治无关”一样 ,都是谎言和神话。

  你回想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家大公司、大企业、大资本,有任何一家和政治无关吗?恰恰相反,大资本往往都是政治组织内部孕育出来的。

  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的商人和商队是怎么来的?普通百姓有资格搞商业吗?

  大部分还不是奴隶主、封建领主们的武力控制庇护下的“商队”和“商业”?管仲、吕不韦、范蠡……既是商人,也是强大的政治力量。

  荷兰东印度公司怎么来的?是荷兰王室支持的!英国海盗商人是谁资助的?是英国女王资助的!东印度公司是怎么运营赚钱的?靠的是火枪火炮赚钱的!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府军队式的。

  我们看看今天大公司的组织形式,董事会就等于“元老院”,董事长就是“执政官”,HR就是“组织部”,公关部门就是“宣传口”,从上到下,层级分明,组织严密,发动员工上街搞活动、销售部门每天喊口号、做“战前动员”……动员能力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差,甚至强过一些落后国家的政权。

  现代大企业进行商战的时候,舆论、公关先行,企业高管和体制内存在旋转门,非常了解政策和国内外形势,商战追求的不是卖货赚利润,而是形成垄断,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所谓“商业手段”,本质上就是“政治手段”。

  有人说,资本追求的只是利益,市场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想法非常天真幼稚,什么是“追求利益”?我活着,别人死了,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大的利益。一切资本,都是以追求无限增殖形成垄断为目的的,没有例外。有良心发现的资本家,没有良心发现的资本。

  历史上所有的“抑制兼并”、“节制资本”、“反垄断”,都不是针对商人、资本家个人,这和他们的个人品格无关,这和资本的根本属性有关。

  政治权力,是看得见的权力。

  资本的“权力”,却是看不见而更加强大、潜移默化温水煮青蛙的权力。

  人们都知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却往往忽略了后面一种权力,普通人并不觉得用钱购买一个自由人的活劳动是一种权力,也不觉得垄断市场让你不得不用一种价格购买他的商品是一种权力。

  他们会说,这是自由市场中的等价交换。

  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选择。

  后一种权力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们还能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靠文艺工作者的嘴和笔,靠文学电影的力量,让大家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让大家觉得“富裕是因为才华和努力,贫穷是来自于懒惰和愚蠢……”,大家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为大多数服务,为大多数负责,所以一定会限制后一种潜移默化慢慢滋长膨胀的“权力”,让资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

  所以说,许多看起来稀奇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历史上是曲折螺旋向前发展的,我们要懂得“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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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0:13:03 | 只看该作者
郭松民:马克思的预言与女员工的猝死

2021-01-06 15:20:4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01

  日前,拼多多22岁女员工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晕倒猝死的消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事件发生后不久,有人在知乎上创建了“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一事?拼多多需要承担哪些责任?”这样的提问。

  “拼多多”自己的官方账号旋即做了回答——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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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明显“资本本位”的回答激起了广泛愤怒。拼多多官方紧急澄清,这条回答不代表拼多多官方立场“该内容系拼多多品牌营销合作公司员工‘李某某’编写发布。”

  如果真是“公司员工‘李某某’”个人发布的,那么这段话就更值得玩味了。我这里略作点评——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

  这句话,准确、深刻,痛切。遗憾的是,武训也是从这样的感受出发,却最终走向了狂热拥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

  激起公众愤怒的,主要是这句话,因为明显是在替“资本”洗地。

  为了达到了洗地的目的,“李某某”强行把“资本”同“社会”和“时代”割裂开来,似乎这是三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他所掩盖的真相是:“资本”主导、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了“社会”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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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句话一点“员工”的情感、立场都没有了,完全是一副“资本”的傲慢口吻,并隐含威胁,“你不愿意受我奴役,那就别想要钱”。

  “公司员工‘李某某’”,身为员工,却能够把资本的立场与情感表述的如此清楚,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也一定会建立起自己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里的统治。

02

  员工因为长时间加班(996)而过劳,因为过劳而猝死,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解释。

  恩格斯说:“资本家所雇佣的每一工人都在做两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工作,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工作日愈长,剩余劳动时间就愈长,从而剩余价值就愈多,剥削程度也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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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工人工作日的长度为 8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各为4小时,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如果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不变,仍为4小时,而剩余劳动时间则由4小时增加到8小时,剩余价值率便由100%提高到200%。

  “996是福报”的真正秘诀就在这里——当然这是老板的福报,员工们没有福报,只有过劳和猝死。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榨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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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缩短工人的寿命”、“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还有比马克思更伟大的预言家吗?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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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0:28:21 | 只看该作者
子午:马云们创新的不是科技,而是压榨手段

2021-01-06 15:21:17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2020年12月30日,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厦门的“预见2021吴晓波年终秀”上进行了一场演讲,其中谈到一件事:

  今年我去了一家打火机企业,一次性打火机,28个零部件,浙江慈溪的老板跟我说,“吴老师,实在抱歉,让打火机的火苗保持在恒定的高度,需要一个垫片。这个垫片到今天还来自日本。”

  吴晓波认为,“每一个核心技术,都很难用市场换空间的方式获得,时间换空间也很难”,因此,中国制造应该“进口替代”。

  单看这段激情澎湃的演讲,一定会被吴晓波折服,认为这是一个挺爱国、挺正能量的财经精英。可是,结合整场演讲,你会发现吴晓波所鼓吹的仍然是互联网企业的科技创新驱动。

  2018年,吴晓波抛出了一篇“私企离场”的高级黑言论,很快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讨伐,很快,“毫不动摇地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以及各种肉眼可见的私企利好政策纷纷出台。一开始,左边还有人认为吴晓波怎么“左转”了?到后来才幡然醒悟,原来人家不过是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退为进”的双簧。吴晓波其实还是那个吴晓波,哈耶克的信徒、资本集团的鼓吹手。

  即便如此,笔者对于吴晓波讲述的打火机垫片依赖进口的这件事本身却并没有太大的怀疑。

  去年9月,美国叫嚣对中国大飞机“卡脖子”,再往前是芯片“卡脖子”,而更早的舆论热议还有关于自行车变速器“卡脖子”、圆珠笔芯“卡脖子”,等等。万万没想到,打火机垫片也要被“卡脖子”。

  当然,“腻害了”们大约是不服气的。据说,2016年我们终于造出了自己的笔芯,“太原钢铁随便烧一炉笔尖钢全世界几年用不完,还把瑞士企业逼破产了要到WTO告中国”,这被“腻害了”们当作“打脸”质疑者的笑谈段子到处传播。

  且不说,全球每年笔尖钢需求上千吨,60吨怎么就能用几年了?就是太钢2016年造出来的笔尖钢,直径也是2.3mm,离广泛使用的1mm以下笔尖钢还有一定距离,毕竟,这里既涉及到前沿冶金技术,还涉及到精密加工技术,想一步追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单兵突破笔尖钢对于中国来讲并不是真的做不到,毕竟,圆珠笔芯的复杂程度还没那么高。真正致命的问题是,中国缺的不是某个工业门类的某个具体产品,而是整个高端制造业的瘸腿和产业链条的残缺。

  笔者毕业之后曾到某私营的数控量具生产厂家工作多年,对整个装备制造业荒废掉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基础、高端领域完全依赖进口的状况深有感触。作为大工业基础的装备制造业尚且如此,整个工业制造业领域的状况可想而知了,而这些年来,这样的状况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即便是中国出口德国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从精密导轨、精密步进电机、数控系统到生产企业使用的加工工具和测量工具基本都是依赖进口。

  再说一件体制内朋友亲历的事。几年前的一次学术座谈上,一群文科知识分子在前面侃侃而谈“创新驱动”、“中国制造”、“腻害了”;某数控机床出口龙头企业的国企老总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最后才对着这群知识分子问了句,你们知道我们公司出口这么多机床,钱被谁赚走了吗?

  上个月,国内媒体报道了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数字平台经济:针对工业4.0的发展评估》报告。德国工业4.0将中国工业互联网作为竞争对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应的即为“数字工业平台”。

  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形势,指出中国互联网缺乏传感器、设备连接和软件服务三种核心能力,基本都依赖进口,没有完整的自主解决方案。

  在传感器层面,近80%的先进传感器和90%的在中高端芯片依赖进口,全球传感器市场主要被美、日、德几家领先企业占据;

  在设备连接层面,2019年,中国95%的PLC和CIP依赖进口,同样被美日德垄断;

  在工业软件层面,中国80%的研发设计软件、60%的生产控制软件依靠国外软件,在高端软件领域中,90%的工业软件来源于美日德等外资企业。

  2020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总体规模约3.1万亿元,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约6520亿元;而面对这个庞大的市场,国工业互联网企业仅仅是将国外企业的功能部件“集成”、“包装”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不具备绝对的核心竞争力,为他人做嫁衣。

  墨卡托是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智库,对德国政府影响较大,所持立场是建议德国政府和企业利用技术优势跟中国合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因此,这份报告也就不存在任何“唱衰”中国的主观故意。当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用意还是帮助德国企业进一步抢占中国市场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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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但奇幻的是,当年与张维迎齐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林毅夫,而今却成了观网和某些所谓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座上宾,以全球化为信仰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已经被“大棋派”、“入关学”、欢呼“腻害了”的小知识分子们广泛采信。他们一边对制造业迷之自信,一边疯狂嘲讽美帝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一边为互联网科技驱动创新欢欣鼓舞,一边要求劳动者忍受996、007,成为“奋斗者”。

  你有没有失掉“自信力”人家是不管的,能“卡脖子”敲诈就“卡脖子”敲诈一笔。于是,“造芯运动”忽然又风起云涌,地方搭台、资本唱戏,与半导体风马牛不相及的搞建筑的,造袜子的,卖白糖的,做美容的企业和资本……咸与创(抢)新(钱)。可资本刚吼了一嗓子,套到不菲的补贴,就卷钱跑路,剩下烂摊子让地方自己擦屁股。

  这些年,我们见到太多资本参与“创新驱动”的案例了,从光伏电到新能源汽车,成本与地方投入其实并不低,所带来的也仅仅是污染被转移,而不是被消除。故事一开始的讲述都是雄心勃勃,到最后就是满地鸡毛。最新的案例就是那个对95%的人毛用没有却要掏更多月租套餐费用,还耗能巨大的5G。

  某些人大概忘记了资本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都会带来惊人的变化,例如,移动支付和网购。

  以马云为代表的资本巨头们标榜为自己的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吹嘘自己改变了时代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

  这里其实是混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差别,技术应用并不等于科技创新!

  移动支付和网购在中国市场应用之前就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亚马逊更是早于淘宝好几年就存在的。而仅仅是因为市场和用户习惯的不同,以及资本因为利益分配的掣肘,新技术在一些地方的市场应用开来,而在另一些地方的市场没有应用开来。

  所以,真正创造巨头奇迹的不是资本巨头自身,而是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对资本一路绿灯的政策环境;没有中国市场和14亿中国老百姓,马云们什么都不是!

  当然,一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日常使用的维护,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离不开无数默默无闻的码农的辛勤劳动。

  在这个过程中,马云们创新了什么?其实首先就是创新了对码农群体的管理和压榨模式。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在今天中国市场的各个新兴领域正在以月为计算周期反复上演着,从共享单车、互联网打车、外卖到现在的社区团购,一开始大量的资本纷纷涌入,用喜人的补贴、疯狂的打折迅速收割用户形成市场垄断。

  而这样的领域依托的载体便是互联网和客户终端软件,为了迅速取得竞争优势,互联网企业便不得不快速地进行产品迭代升级、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体验。而资本巨头们却想着不去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便残酷地压榨码农、买菜员工,让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让他们996、007,还大言不惭地把996成为福报。让本来是资本密集型的互联网行业,硬生生地变成了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今天的码农,像极了二十年前黑煤窑里的矿工。

  笔者一位曾经的爱国同志,他的妻子在亚马逊中国工作,一年多前他跟笔者嘲讽说,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员工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员工太懒了,活该倒闭。从此,笔者跟他也就算不上同志了。时过境迁,现在外企们也开始慢慢效仿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了,这能不说是马云们的创新吗?

  至于,共享单车、互联网打车、外卖、社区团购……这些能叫技术创新吗?它们的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却是更加血腥原始积累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在消耗着海量能源、制造着巨大的浪费和环境破坏。

  马云们创新的野心,显然远远不止于行业内部和企业内部,互联网金融、网贷、长租公寓……花样翻新,种类繁多。笔者的一位码农朋友前几年应聘到一家P2P金融公司,老板直接在内部跟员工说,“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穷鬼的钱掏干净”!

  最近,阿里巴巴又替雀巢打头阵,琢磨上云南的咖啡行业标准制定了,这又是一大“创新”吧?

  某些人欢呼对阿里反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只要资本组织生产的基本方式不变,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难道不是常态吗?只要资本组织生产的方式不变,马云们用各种“创新”掏空老百姓口袋的赚钱方式就根本不会发生改变。

  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资本天然就会具备买办性和更强的投机性,指望他们推动科技创新,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目前有500万以上程序员,他们有着聪明的大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现在却只能服务于资本巨头们为掏空老百姓空袋的花样翻新,忍受着996、007的残酷压榨,成为做着重复、枯燥、无意义工作的“码农”,或是23岁猝死的转岗买菜的拼多多员工。

  如果这500万+的程序员群体能够服务于中国芯的软生态打造、服务于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和升级,将会释放出足以震撼世界的能量。但是,实现这种场景的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举国一盘棋、公有制、八小时工作制!

  事实上,不仅仅是程序员群体、不仅仅是互联网行业,对于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行业而言,另一种工作生活方式完全是可能的。

  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所指不止工农命运,也指中国的强国之路。而毛主席的正确道路,值得所有劳动者为之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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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0:35:52 | 只看该作者
陈先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争论
2021-01-06 09:17:03  来源: 酌月楼   作者:陈先义

  最近一个时期,有一种观点,在民间常常被作为争论的话题,那就是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在理论极不清晰甚至根本就没有弄清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在社会推广。

  比如,像马云这类一开始就带有垄断色彩的行为为什么到问题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可能给国家金融造成极大危害时才发现问题呢?才在危险状态下采取措施呢?不管在饭桌上,在街谈巷议中,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中,有时这类问题会成为热门话题。

  坊间的这种议论有无道理呢?我以为不仅有,而且非常有必要,今天大有议论一下的必要。关于争论与不争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有过极而言之的话,那是他晚年在会见外宾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过的话,他说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一万年也要争论,九千九百九十年都不行,这个问题是寸步不让。毛主席话说到这个地步,足见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倡在朋友交往中,在遇到矛盾问题时,要冷处理,不要忙于弄个子丑寅卯、你是我非。但是举凡国家大事,政策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走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决非日常家常里短那么简单,大事大非必须辩个清楚,因为只有方向对了,才不至于走弯路,造成大的损失和教训。这是个根本原则问题。不管是谁,这都是无法否定的真理。

  在这方面我们党我们的军队是有极其严重的教训的。比如在我们革命初期,到底是走城市暴动的路线,还是走武装夺取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党曾经经历过极其激烈的思想辩论和路线之争。毛泽东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为了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井冈山就有与党内不同路线的激烈争论。他在意见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坚持主张,古田会议上,甚至连朱德、陈毅等党内的领导同志就有与他不同的主张,曾经争个脸红脖子粗,但目的都是为了救中国百姓于水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

  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毛主席甚至丝毫不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因为这关乎中国革命的方向,一旦道路错了,方向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按照毛主席总结的,当时因为路线的错误,千百万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苏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九十,而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政党,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党内才逐步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军事主张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到了延安,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学说才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教训才认识到了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是在长达多年的斗争辩论和实践中获取的。

  正是基于如此,毛泽东主席才有一万年也要争论的不容置疑的断言。这是用血的教训认识的理论。

  任何事情都是应该主张争论的。

  比如当像马云一类的寡头,到了已经不可一世、凌驾于国家之上,口出狂言,向国家政权宣战时,难道一开始就没有一点迹象吗?绝对有的。群众中、社会上当初是有议论的,当大批的商场关张,当一些实体企业感觉经营困难,当本来维持生存的成千上万商业人员沦落为下岗者的时候,社会上已经感觉到垄断的迹象,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争论,别说争论,连基本的讨论都没有。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

  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它是以盘剥广大人民为基本手段的,以马云为代表的那些玩弄金融游戏的资本家们,有哪一个是到海外赚国外资本家的钱的,不都是在家门口坑害老百姓,都是在国内玩欺诈百姓的勾当吗?最后居然与老百姓口中夺食,玩起什么团购的把戏时,激起社会公愤。

  这些如果允许老百姓,允许社会讨论争论一下,慎重一些,稳妥一些,我想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或许至少不会这么严重,不会拖得这么久。但是,我们这些年在“不争论”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不敢争论、不愿争论的现像。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争论,就可能被人讥笑为“落后”“愚昧”“缺乏改革思维”等一些大帽子。对于马云这样的人,把本属于社会的改革创新,宁愿都归于他一人,好像没有他,这个手机支付什么的,就不可能出现一样,这个问题人们早就清晰了。而现在聚其功于一人,好像这么个人就是救世主一样。老百姓都不傻,一个到处在各地打造豪宅,甚至在香港打造十亿级别豪宅,追求个人奢华享受的资本家,他怎么可能为老百姓着想,你还企图它能够服务百姓吗?这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想的是怎么下一步打造他的“马币”。他想的是怎么坐上世界首富的交椅,怎么取代我们的人民政府的金融功能。

  对这些,事关大是大非,本该认真争论,争个你是我非。但是我们没有争论,允许这样买办垄断性质的资本家一步步做大,甚至向我们人民政府发出威胁。

  “不争论”危害极大,争论对于这样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不仅必要,而且十分必要。比如关于医院私人办医的问题,关于如何用社会力量办医疗的问题,这关乎社会社会制度是坚持公有制还是搞医疗的问题,先行先试可以,但是国家要有控制,要理论讨论。一句话,这是“姓社”“姓资”的根本原则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根本原则和方向问题。实践证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姓社”“姓资”这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必须讨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我们是人民共和国,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当然就应该由人民作主。一个漫卷世界的疫情,再次说明公有制和举国体制的极大优越性。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巨大优势了,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犹疑不定和怀疑吗?

  类似因为不争论、缺乏讨论造成的被动和损失已经很多了。类似的还有教育,值得讨论的事情更多。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时,基本还是和父母和社会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还是合拍的,还是很单纯的好孩子,为什么大学一毕业,就满口我们的国家这也不好,哪也落后,满口美国如何如何,这难道不证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吗?我们承认我们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是绝不像我们某些大学教师说的一团漆黑。

  更为不解的是,类似 “位置不同,别求理解,这是尊重他人; 层次不同,别去解释,这是尊重自己”。。。之类关于争论学说的毒鸡汤和阴阳怪调,把不争论、不讨论,生活化、世俗化、庸俗化了,让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在某些领域不同程度地渐行渐远。

  争论,对一个国家来说没什么不好。不争论对一个国家肯定不好。我们眼下的很多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打着改革旗号宣扬“不争论”论。国家大是大非应该允许争论。走什么路?“姓社,姓资”?这是根本的原则,亿万百姓只有明确方向和目标,才可能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奋斗。才不至于因为方向问题造成大的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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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1:04:09 | 只看该作者
下午察:赖小民的死刑释放了什么信号?

时间:2021-01-06 21:0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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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昨天(1月5日)因受贿、贪污、重婚等罪名被判死刑。这是中国近年来对经济犯罪最严厉的判刑。

赖小民被控从2008年至2018年间收取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约3.65亿新元)的贿赂,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贪官受贿的最高纪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大陆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不过也有犯人从另一面总结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反向口号,意思是嫌疑人若真的老老实实地向办案人员“交底”,不仅不会被轻判,反而只会令自己的刑罚加重。

在赖小民案中,负责审理此案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指出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他最后依然被判极刑,显然更属于“牢底坐穿”这种情况。

法院对判决作出解释时,就强调赖小民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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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一向来流传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探班从宽,牢底坐穿”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赖小民一案中,虽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依然被判死刑,显然属于后一种说法。图为赖小民(中)2020年庭审时照片。(档案照)

自2012年北京展开自上而下的反腐工作以来,一共有五名正、副部级高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根据中国刑法,在缓刑期间如果罪犯没有故意犯罪,则自动减为无期徒刑。

这段时间里被判死刑的高官则只有赖小民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原副主席赵黎平。后者因故意杀人罪于2017年5月26日执行死刑。

而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因受贿10.4亿余元在2018年被执行了死刑。

而从2000年至2012年间的资料显示,中国因经济问题被判处并执行死刑的副部级及以上高官有五人,分别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007年执行)、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2004年执行)、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执行)以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执行)。成克杰也是自1949年以来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被司法机关处决的副国级干部。

那么曾担任一家国企一把手的赖小民,以“首贪”的身份罕见地被判处死刑,又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反腐力度不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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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被指行为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图为被赖小民称为“超市”的房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财物。(互联网)

天津法院在赖小民案件的判决中指出,他的行为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并批评他“目无法纪,极其贪婪”。

由于他大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因此也被视为是典型的“顶风作案”。

法院也特别强调,赖小民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因此应予严惩。

这释放出北京不会减弱反贪腐力度的信号。同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贪腐金额最多的人,赖小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时间点被判死刑,不仅要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警告官员别以为贪腐、经济犯罪已不再会判死刑,也让北京进一步展现强化反腐的决心与初心,将反腐作为一个长期使命来延续下去。

基于民意支持

赖小民惊人的受贿金额去年在庭上曝光后,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评论称“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胡锡进认为,赖小民能受贿17.88亿元人民币,说明他的周围环境出了问题,因此应该彻底校正那个环境,并且把这种校正推向中国的各个层面。

在去年才达成脱贫攻坚目标,让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中国,赖小民的巨额贪污款项必然引起社会上对于贫富差距的讨论以及对贪腐的不满。

因此,赖小民被判死刑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民间这种不满情绪。

在微博上,《人民日报》关于此案的报道大多都是对刑罚的支持,不少网民都认为赖小民属于罪有应得。

《纽约时报》也引述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培鸿的分析,指“判处赖小民死刑会得到很多中下层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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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不少网民都对赖小民的判刑叫好。(微博截图)
敲山震虎 缩紧金融管控

赖小民此前掌控的华融公司曾与中国一些最耀眼的民营企业做过生意,其中包括能源公司中国华信以及业务范围涉及酒店到航空的海航集团。官方后来对这两家企业靠大笔举债建立商业帝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后,它们都受到了监管机构的审查。

法新社将赖小民案与近期蚂蚁集团上市受阻,以及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面临反垄断调查联系在一起,认为北京是在“杀一儆百”,借赖小民警告马云等民营企业家,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副主任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说,赖小民的死刑判决可能发出的其中一个信息,是告诉中国商界精英需要循规蹈矩。

赖小民接下来面对什么程序?

根据中国法律,此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后,必须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死刑复核。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原审人民法院则必须在收到死刑执行命令后七日内执行死刑。

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有错误,者量刑不当的,即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且死刑的复核时间没有期限,一般数月到数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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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7 01:37:50 | 只看该作者
观点:拼多多员工疑过劳死 劳工权益如何保障?
时间:2021-01-06 08: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01观点

在大部分人满怀期待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时,内地电商巨头拼多多一名23岁女员工却在12月29日凌晨一时半加班后,倒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乌鲁木齐街头,无法等来新一年的来临。

拼多多是电商行业的一匹黑马,三年上市,五年市值突破千亿,但公司效率背后是对员工苛刻的工时要求。这包括了比“996”更严苛的晚上11点下班,每月休假两天,迟到一分钟扣除三小时工资等。

内地劳工保障未能上行下效

内地劳动法写明“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并对加班补偿有明文规定,但有关加班和加班费的劳资纠纷往往需要员工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考勤纪录、加班审批单、加班通知、录像、证人证言及加班时所做的工作的书面纪录等,让客观举证变得相当困难,更不用提有不少员工迫于压力签下“自愿加班”等协议。

不但法例难以贯彻,内地社会也似合理化甚至美化这种现象。例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提出“996”是福报,而拼多多的官方帐号对此次员工过劳死的回应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言辞之间均是对此的不以为意,习以为常,甚至说“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言下之意毫无对公司过长工时的反省,甚至将此美化为“努力”。

香港工时规范 不为而非不能

有八小时工时规管立法的内地尚且如此,更不用标准工时尚未设立的香港。与内地企业美化剥削,扭曲奋斗定义异曲同工,香港资方对于保障劳工健康与权益的标准工时设立亦有诸多推搪的藉口。比如商界有意见认为有的工作工时难以衡量,例以教师工作为例,由于老师的工作时间不仅在课堂上,工时因此无法统计及规管。但实际上目前不少地区已为教师的工作时数作出规定,英国便订明21种非专业的行政工作不应由教师长期担任,限制老师工作时数上限和教学备课的时间比等。也有雇主代表认为标准工时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及灵活性。然而依靠企业自觉的理想虽好,却实难实践,毕竟企业延长雇员工作时间的成本和代价太低,而收益巨大,我们难道要把对员工的保障指望于资本家的善心上吗?

香港不仅资方藉口多多,政府也节节退守,未能成为打工仔的保障与后盾,使得香港工时保障同样成疑。2012年劳工处公布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港府以“合约工时”替代标准工时。现届政府更再退一步,改推工时指引,由11个行业先行,包括饮食、建造、物管、清洁业等,效力成疑。

劳工不是资本家敛财的消耗品,而是一个社会长远稳健发展的财富,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政府必须修正劳工市场的不足,在法律上赋予劳动者切实可行的权力保障,才能构建健康劳动市场,令社会稳健地发展,才能体现对人之作为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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