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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伍国：西方应多理解中国的“中间社会”

时间:2021-01-04 07:2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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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庞大和延续时间最长，又能再次以强势姿态回归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古文明，的确拥有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也有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文化心理。这些心理特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民间的世界观。

西方的一些中国研究专家已经注意到，在双方思想的译介上一直处于不对等的“单行道”状态，即西方的思想、理论、观念不断被译介到中国，而中国当代的独立声音很少真正被西方听到。由此，西方学界开始发出“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的疑问，并开始系统地翻译时下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立场表达各自观点的论述。

这些观点虽然完全值得介绍和翻译，但基本上是属于职业学者比较严整、有各自学理基础和明确自我意识的论述；而且所有这些作者的立场和预设，基本上都可以被放进西方的类型化评判框架中：有的是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民族主义者，有的是左翼，有的是右翼。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先验的西方标签的存在，才会导致某些“西方式”的困惑，例如，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得那么不一样？

在立场明确的作者那里不容易找到答案的一些困惑，如果仔细关注，可以说是“中间社会”的言论，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笔者所说的“中间社会”，源于晚清中国学人自反式的对中国的观察。即使到今天，“中间社会”的立场、角度和思想特征仍然值得关注。

这个“中间社会”大致可以定义为一个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广泛阅读和思考的群体，他们既非从事高等人文社科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职业学者，也非忙忙碌碌终日不休或从事抗议的劳工阶层。

这个群体有历史意识和国际交往经验，但无学理指导，容易进入中国现代文化中惯常的思维路径：其一是“国耻”观。“国耻”是中国近代文化心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而且绝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大陆。事实上，“霍元甲”这个浓缩了国耻和雪耻想象的民族英雄形象，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香港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的风靡，才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

如果我们把李小龙对“精武门”的反复演绎，霍元甲形象在电视和电影中的不断翻拍（2020年仍有最新版本电视连续剧上映），看作中国人几十年不间断地塑造一个武林英雄和爱国主义文化典型（trope）的努力，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深层心理中的受害者意识、国耻感、英雄主义，以及借助传统抗击帝国主义的诉求。

在以此为基础的深层国耻心理的影响下，“中间社会”的作者很容易回溯和总结美国对中国的历次冒犯，例如银河号事件、五八炸馆、四一撞机，并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起初忍辱含垢、最终彰显正义的形象。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忍胯下之辱等故事，再次加强了屈辱感和复仇的正当性。

这种忍受—反击心理，以及认为被西方话语不公平地霸凌的感受正在融合。这种思潮认为，西方总是高高在上批评中国，而不顾自己也有诸多不光彩的历史。另外，如果西方批评中国的合法性，仅仅来自于现实的富裕和强大，中国的富裕和强大，就意味着中国可以质疑西方的批评权，甚至反过来批评西方。

假设西方的批评是来源于理念和制度确实先进，这股思潮会认为，生存和发展大于人权。在这一认知中，中国社会和每个成员在过去几十年间，始终处在一个从生存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奋斗过程中，而其成果是不容否定的。

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人权，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权利，但是这个概念在目前中国的“中间社会”很难有存身之地。在冠病疫情的冲击下，“中间社会”更容易借用西方社会的冠病死亡率和治理上的制度故障，来质疑人权的价值。

另一个就是“大一统”民族观和史观，及其宏大叙事。在中国，除了特别激进和特异的思想者，“中间社会”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内化“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史观。在这意义上，中国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无不同。或者说，这是学术精英和中间社会享有共识的一个区域。

在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新清史”问题进行反复论辩时，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合作，以共享的文化认同和史观，联手反击在某种意义上夸大满族民族特性和清朝统治“内亚”性质，质疑“清朝”和“中国”的关系的美国新清史学者。这一点，特别是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感到被新清史研究冒犯的情感，同样为西方学者所不理解。

哈佛大学一位新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曾经专门电邮笔者，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一定需要一个历史的宏大叙事？”笔者的回答也只能回到近代屈辱史，至少是屈辱感、国耻观和一直紧张的中西关系。

如果一个拥有很高学术声望的哈佛中国研究专家，仍然对20世纪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制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感到困惑，这至少说明，即使美国的一流中国研究者，显然也没能深入到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历史想象以及情感心灵深处去理解中国。由此，西方屡屡发出“为什么中国人这样”“中国怎么想”等这类疑问也就不奇怪了。

笔者以为，西方人在把中国作为批评对象的同时，确实应该尝试真正理解中国的近代民族心理，再度崛起的自我认知，和与此相伴的自信以及清算过去，反思西方的情绪，而这个中国应该包括“中间社会”，而非仅仅限于理论化的学术精英。

作者是美国宾州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焦典

吴铭：我们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2021-01-06 10:39:5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吴铭

　　我的朋友的观点，认为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是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中美之间的民族矛盾，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是次要矛盾，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矛盾。这两部分人是很难分开的。

　　这两部分人，同时都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国内阶级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的关系!他们认识不到或者有意忽略了，中国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是深度勾结的!一部分人坚决否定或者是刻意回避这个事实。或者是虽然口头上承认，但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时，又坚决不纳入思考的视野之内。

　　以上是我与这些朋友的第一个分歧。

　　我的这些朋友，即使在国内阶级矛盾上，不承认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铁板一块，表面上都是他们斗争的对象。

　　但是，他们的实际上，重点打击的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势力。对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思维上不重点关注，当然也不作为打击重点。这是不是一种伪装、欺骗?

　　我想，这究竟是我这些朋友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不足所致，还是其站在了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是第二个分歧。

　　第三个分歧，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在他们看来，也不存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当然，也不存在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反击，自然，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他们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第四个分歧，我的这些朋友，既然他们认为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美民族矛盾是次要矛盾或者忽视这个矛盾，并将国内阶级矛盾与国际民族矛盾完全割裂开，于是，他们就认为，可以勾结美帝国主义，以反制中国的资产阶级(其实他们只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反对买办资产阶级)。

　　第五个分歧，他们指责我，反对帝国主义其实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替国内的资产阶级打掩护。

　　实际上，所有的分歧，就是一个，什么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谁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认为，你们的阶级分析法是错误的，你们才是混淆敌我友。

　　我想强调的是：

　　第一，国内阶级矛盾与中国与外部的民族矛盾，是相互交织的，是不可分割的!你们把两者分割开来，无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对形势的肤浅、片面、孤立、静止地认识。不但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第二，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豢养勾结指使中国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主要从思想文化、经济金融方面，其次是从领土、军事方面，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整个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实际上是相当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济的所谓开放之上的，而成功实施这个思想、文化、经济、金融的殖民政策，则是由帝国主义指使其豢养的中国国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来完成的。

　　第三，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他们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不可分割。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间接敌人，中国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是中国人民的直接敌人。中国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与之勾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要时候，帝国主义可能演变成中国人民的直接敌人。就当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金融殖民情况来看，帝国主义作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也不那么间接，也是相当直接的。

　　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老实说，得位不正，得财不正，对中国人民同样有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痛恨他们。

　　第五，我要求团结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并非是忽视了这个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而是因为这个阶级有一定的反帝倾向。

　　第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两面派，是最凶恶的敌人，从而不团结不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帝国主义，这叫关门主义，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第七，认为可以勾结帝国主义，来反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这是典型的汉奸思维。

　　第八，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反帝意识，但是，由于这个阶级两面性、动摇性、软弱性。所以，这个阶级无力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官僚资本的斗争。

　　第九，民族资产阶级退一点有可能妥协、投降，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也有可能进一步，向人民靠拢，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所以，要严格关注这个阶级的动向，要防止这个阶级扰乱革命阵营，混淆敌我友。

　　第十，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势力相当强大，不可忽视这个力量。所以，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重点。

　　第十一，中国反帝、反官僚资本、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是工农大众。但必须注意团结、批评、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第十二，党的队伍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客观上，在一定历史阶段，不能要求党的队伍就是纯之又纯，净之又净，要注意运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这个法宝，提高党的团结能力、斗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