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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字经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球化+世界基本矛盾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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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5 12:27:2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实施网络监控,威胁全球数据安全(钟声)
来源:人民日报
2020-11-14 15:51




美国一些政客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先行,把数据安全问题政治化,以“清洁”之名搞清洗,以“安全”之名搞霸权,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之上,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黑客帝国”精于网络操控,如若任其挣脱道义约束,大搞网络技术霸权,源源不断差遣“造谣机器人”到世界各地如幽灵般游荡,扰乱网络秩序,这个世界必然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一些政客如今喋喋不休散布关于数据安全的“政治病毒”,无异于宣告自己就是“黑客帝国”的“造谣机器人”。他们不厌其烦地在5G问题上抹黑中国、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妄图以打造所谓“清洁网络”为名胁迫他国选边站队。当然,美国是最大网络攻击策源地的事实早就举世公认。美国这些“造谣机器人”就算跑断了腿,也难以改变美方威胁全球数据安全的事实。

美方长期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的网络监控,触角遍及全球,在数据安全问题上根本与“清洁”二字无缘。十几年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在“无边界线人计划”等监听项目中使用名为“脏盒”的伪基站,模拟手机基站信号,暗中接入手机并盗取数据。据法国《世界报》报道,美国通过“脏盒”在法国至少窃取了6250万部手机的数据。“棱镜门”事件曝光后,人们得知,推特、脸书、谷歌地图甚至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等应用程序都是美方挖掘情报的“数据金矿”。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方曾与其盟友联手发起“强健计划”,频繁侵入谷歌和雅虎的云服务器,甚至直接将数据引流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库,借此收集了上亿条私人信息。德国《明镜》周刊还曝光了美方对欧洲和亚洲之间最大的海底光缆的入侵……美方监控全球范围之广、窃取的数据信息数量之大令人震惊,无怪乎斯诺登公开把美国国家安全局归入“最坏的犯罪组织”之列。




美方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网络攻击受害者,实在贻笑大方。还是撕掉他们的“画皮”吧!360公司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经过调查分析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关键领域实施了长达11年的网络渗透攻击。美方一再贼喊捉贼,对中国特定企业进行污名化攻击,但真相是,过去30年里,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为228家全球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服务全球超过30多亿人口,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维基解密”所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拿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事实上,正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一再公开要求科技企业在加密应用程序中设置“后门”。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说明了什么?美方怀揣邪曲之心,整日以己度人,滚雪球一般造谣生事。殊不知,谎言的雪球再大,也抵不住真相的阳光。世人皆知,美方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维护数据安全,而是维系其数字霸权。

应对数据安全问题不能没有公平正义。不能把数据安全问题政治化,刻意引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不相关因素。更不能先入为主,预设结论,搞双重标准。必须警惕的是,美国一些政客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先行,把数据安全问题政治化,以“清洁”之名搞清洗,以“安全”之名搞霸权,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之上,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欧洲竞争电信协会最近发表声明,谴责出于地缘政治对中国5G供应商实施的任何禁令,警告此举将造成欧盟5G部署延迟等负面影响。声明还强调,排除特定供应商将损害消费者及行业利益,打击市场内部凝聚力。针对美方以安全为借口封禁中国移动应用程序,国际互联网协会严正指出:美方此举是对互联网的直接干预,是一种从根本上破坏互联网基础的极端手段,全面违背了美国对开放互联网的承诺,与互联网的实际运行之道背道而驰。歧视性、排他性和政治化的所谓“清洁网络”是肮脏且虚伪的,不得人心。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对话与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美方应该早日停止其破坏全球数据安全的行径,还给世界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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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5 12:28:56 | 只看该作者
知名主持人直播带货被曝翻车!签约方回应

2020年11月15日 07:42:38
来源:红星新闻







日前,“汪涵带货疑似造假刷单”的话题引发关注。网络中流传的朋友圈截图显示,11月6日汪涵“顺德专场直播”中,有商家缴纳10万元开播费后,当天成交1323台,退款1012台,退款率高达76.4%。而且其他商家也有类似遭遇,导致店铺收到了平台虚假交易警告。

红星资本局查看当天直播发现,观看量460.3万,其中推荐了30多件家电产品。有参与活动的商家告诉记者,“被汪涵直播坑了”,刷单后进行了撤销,最终没有发货。关于此前朋友圈截图,有商家称是美的电器在某电商平台上的一家店铺发的。

针对汪涵疑似 “刷单”行为,汪涵签约方银河众星回应称“这是假的”,公司没有任何虚构数据或购买流量的行为,只是帮该电商平台账号做一次直播执行,没有必要去刷单,这次刷单后退单具有恶意攻击特征。目前平台方正在介入调查,具体攻击源头还未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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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汪涵在顺德专场直播中

汪涵直播带货被指“造假刷单”

这些天,网上流传着一张朋友圈截图,称11月6日,我司店铺参加银河众星直播机构旗下艺人汪涵‘顺德专场直播’。开播费10W(万元),当天成交1323台,退款1012台,退款率76.4%。

该朋友圈内容还称,更令人气愤的是直播进行中出现大批多台退款单的刷单行为,导致店铺收到平台的虚假交易警告。当天直播其他顺德商家也有同样遭遇,至今银行(应为“河”)众星未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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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的质疑汪涵存在“刷单行为”的朋友圈截图

红星资本局查看当天直播发现,11月6日下午18:51汪涵直播带货顺德专场开播,截至目前观看量460.3万,直播过程中推荐了30多件家电产品,包括养生壶、干衣机、颈椎按摩仪等。

记者联系到当时的合作商家时,小熊电器官方旗舰店、奥克斯海迅专卖店、乐尔康超域专卖店和云米净水旗舰店称,直播中没有遇到大量退货的情况,目前订单状态和发货都是正常的。德尔玛旗舰店对相关情况不清楚。

当记者以商家名义联系到美的微波电器旗舰店时,客服人员非常警惕地说“我们也被汪涵直播坑了!数据不好就算了,还做假搞什么刷单,然后再退了。”同时客服向记者证实,网上流传的朋友圈截图是另外一家美的店铺人员发布的。

参与直播活动的布谷旗舰店还表示,很多客户订货后又联系撤销了,第二天就退货了,根本就没有发货。这位客服称,当天退了50台洗碗机,退货率已经超过了70%,具体发货情况不方便透露。对于平台处理情况,客服称,淘宝对本次订单异常没有处罚,但10万元的开播费是不会退还的。

相关资料显示,汪涵直播带货节目名称为《向美好出发》,于今年5月17日开播,汪涵担任推广大使(即主播)。而银河众星旗下签约主播除汪涵外,还有吉杰、龙梓嘉、黄英等十几位明星。

签约方回应:怀疑遭到了恶意攻击

针对网上流传的朋友圈截图,红星资本局联系到汪涵经纪人范先生,其称直播事宜需联系银河众星,他对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随后红星资本局联系到银河众星公司,其工作人员对汪涵直播刷单表示了否定,“这是假的”,并称银河众星只是帮某电商平台账号做一次直播执行,所以没必要去刷单,也不存在这种行为动机。“如果有大量虚假订单,这时候平台是会开始管控的。银河众星当天只是做了次执行,只收平台服务费,没有和商家直接接触。”

银河众星工作人员还称,所有直播的佣金必须是真实成交以后,商家才会付给直播账号,而且这个佣金是打在平台官方频道账上,与汪涵、银河众星没什么关系。“如果退货后没有真实成交,是没有佣金的。”

另外11月12晚,上海银河众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也发布声明称:2020年11月7日,有自称是品牌方工作人员发布朋友圈称我司在直播过程中存在刷单行为,经我司调查了解,此人并非品牌方工作人员,且后续该发布者已经再次发布朋友圈对自己的言论作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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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晚,银河众星发布的官方声明

银河众星在声明中表示,公司一直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从未有任何虚构数据或购买流量的行为。直播过程中爆发的大量刷单后退单行为具有恶意攻击的特征,目前平台已经介入调查,合理怀疑是第三方以刷单为手段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银河众星工作人员告诉红星资本局,目前平台方正在介入调查,经初步判断,这个行为属于恶意攻击。但具体攻击源头在哪里还没有查清楚。

国家发布新规,对数据造假进行严厉打击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直播带货乱象频出,特别是流量数据造假比较严重。很多明星通过刷流量来避免人气冷清的尴尬,主播和MCN机构也希望用漂亮的数据来收取更高的坑位费。

据腾讯新闻报道,当红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双11期间,在当天结束时的311万的观众中,只有不到11万真实存在,其他观众人数都是花钱刷量,而评论区与李雪琴亲切互动的“粉丝”的评论,绝大部分也是机器刷出来的。

也有某电商平台商家告诉红星资本局,比这次“汪涵直播刷单”更坑的是,之前参与其他明星直播坑位费20万,最后销售额只有2万。

为加强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促进互联网直播营销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网站11月13日下午发布了《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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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规定》中要求直播营销平台应当防范和制止违法广告、价格欺诈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以显著方式警示用户平台外私下交易等行为的风险;应当根据直播间运营者账号信用评价、关注和点击数量、营销金额及其他指标维度,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对重点直播间运营者采取安排专人实时巡查、延长直播内容保存时间等措施。

第十六条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事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真实、准确、全面地发布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虚构或者篡改关注度、浏览量、点赞量、交易量等数据流量造假。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严哲瑀律师表示,直播刷单是直播电商行业的潜规则,这次意见稿的发布就是强调对于这种潜规则的治理,实际上对于刷单的规范在电子商务法等之前的法律法规里已经有相关的规定,意见也是结合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议,直播电商也属于电子商务法可规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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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5 13:56:12 | 只看该作者
补壹刀 | 高度警惕“奶茶联盟”!CIA操纵“毒”军正在亚洲大肆活动!

2020-11-15 09:52:24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补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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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港祸首、亚洲“搅屎棍”黄之锋正纠结一些“港独”“台独”分子,妄图围绕中国打造一个网络反华包围圈。

  就在前两天,黄通过网络视频插手泰国事务,与泰国年仅16岁的反政府人士阿卡拉宋连线,大谈如何使用雨伞头盔等乱港经验,他还特意提到一个新兴组织——“奶茶联盟”是如何插手泰国示威的。

  黄提到,“奶茶联盟”会“发出每日任务,让香港示威者去参与前线(泰国),每一天会有一条推特帖文的清单去留言或者转发,使用一些推特标签和连结,增加与示威相关的内容到热门话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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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为“港独”“台独”分子引用的错误图示。

  早先,内地一些网民已经关注到“奶茶同盟”的存在,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港独”“台独”分子拉拢诱骗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的一些青年网民结成一个反华包围圈。

  美国《大西洋》杂志形容,“奶茶”在这些人口中已经成了反华的象征。印度媒体“the diplomat”也以“奶茶联盟”为由头,大谈所谓“印台”关系。

  一

  奶茶联盟(Milk Tea Alliance),本质是一个以“港独”“台独”分子为主干的大型网络水军团,在虚拟空间中“反华”以及参与各国示威运动。

  由于香港有丝袜奶茶、台湾有珍珠奶茶、泰国有手标奶茶,故称为“奶茶联盟”,同时还以三地奶茶的颜色制作了一支“奶茶联盟”旗。

  后来又有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些网民如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加入,这些网民的数量不多,但被“港独”“台独”吹嘘为形成超过10个国家及地区的联盟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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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地网友总结,“‘奶茶联盟’是一种全新版本的‘新式颜色革命’,利用年轻人搞‘颜色革命’,具体表现为“抗争运动粉圈化”,将以往明星后援会的组织运作方式搬到政治活动中,对社交网络进行‘控评’‘反黑’‘打投’,遏制和网暴不同政见者”,“其背后金主是美国中情局及各种NGO和基金会”。

  “奶茶联盟”本身也由粉丝团战发展而来。今年4月,泰国人气偶像电视剧《假偶天成》中的男主角Bright,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港独”文案的风景照,引发中国网友的反对,Bright于两天后发视频道歉。

  然而Bright的女友点赞新冠疫情中的相关辱华言论,还被网友发现有大量“港独”、“台独”言论,并被我国网友反对和抵制,随即就引得反华势力支持,一时间成为了热搜话题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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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之锋趁机在热搜话题中断章取义地描述其曾被泰国政府拒绝入境遭遣返的经历,伙同其他“港独”“台独”分子伪装成泰国网友在相关话题下挑拨中泰两国关系,导致泰国国家旅游局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个别艺人行为不代表国家立场”。

  自此之后,“港独”“台独”及其背后势力,开始公开、主动的大肆参与到泰国的相关网络活动,并在推广香港及世界各地奶茶文化的脸书专页“奶茶通俗学”发布了一张图版,三地的拟人代表举起各有特色的奶茶,示意“奶茶联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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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泰国爆发反政府示威时,黄之锋在推特上声援泰国示威,声明不会忘记泰国民众曾经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是时候回报他们与他们一起战斗,并在推文里标签“奶茶联盟”。

  9月电影《花木兰》上映前,因为主角刘亦菲曾公开表态支持香港警察,黄之锋等又在推特上呼吁“奶茶联盟”的成员抵制该电影,其他地方的网民转发“#BoycottMulan”标签以示响应。

  10月17日,黄之锋在其推特上载一张举起象征泰国示威运动的三指手势(此手势源自电影《饥饿游戏》)、并用平板电脑展示“#StandWithThailand”字眼,还标签了#MilkTea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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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10月19日,他还伙同支持泰国示威的人士前往泰国驻港总领馆抗议,并且号召“奶茶联盟”的成员一起声援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我希望属于“奶茶联盟”各国的活动人士能向世界证明,向‘独裁政权’叩头绝不能是出路。”“奶茶联盟”这个概念由网络走进政治现实中的实际行动。

  今年台湾“双十节”期间,“奶茶联盟”一度成为印度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之一。有些印度人在社交媒体上干脆用中英文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甚至还配上了莫迪和蔡英文的卡通图片。

  不过,令“港独”“台独”分子没想到的是,这些印度网友用的是简体字,还被台湾网友反呛“不懂行”。

  实际上,对印度来说,“奶茶联盟”不过是打“台湾牌”的一套文化遮羞布。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已两度接受印度媒体专访,大谈“台印关系”。随着印度加大对其“东向政策”推动,未来如果出现其他形式的“联盟”也不应感到奇怪。

  二

  长期观察“奶茶联盟”的云南财经大学学者肖涵予发现,在他们惯用的病毒式传播方式上,也运用了更适合青少年的传播策略。

  首先,选用了风靡当代青少年的奶茶饮品形象,进行大量“二次元”式卡通漫画风格的宣传创作,恶意迎合青少年群体的趣味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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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以符号化的三指手势在社交媒体中晒图打卡,利用了当下众多青少年文化圈层的基本心理。设计大量海报和插画,以引诱大量不明真相的青少年。

  再者,利用全职专业摄影师,日夜捕捉堪比好莱坞大片式构图和光影的示威游行照片,美化暴力、破坏行为,进一步误导青少年。

  最后,以跨媒介的方式,在如动漫、游戏和网络歌曲、网络电台等青少年聚集的媒介形态中进行扩散,并附带支持同性恋等特殊圈层的亚文化议题,以障眼法的方式浑水摸鱼的同时进一步绑架舆论。

  有内地网友注意到,“奶茶联盟”在社交媒体上利用tag(话题)带节奏,建立有利于己方传播的tag,污染别人的tag、甚至改写热门tag的成分(内地俗称“洗广场”),防不胜防。

  还有观察人士向刀哥透露,“奶茶联盟”与内地网上的“黑产”沆瀣一气,仿照“修例风波”期间网暴香港警察的方法,盗取内地爱国人士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曝光,严重威胁他们的安全。

  三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老师一直关注着“奶茶联盟”的动向,他告诉刀哥,一个基本判断是,所谓“奶茶联盟”就是前些年在东欧、西亚、北非肆虐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在当下的新形态,其背后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直接操纵。

  所谓“奶茶”,就跟当年的“郁金香”一样,是通过具有社交属性、看似没有宏大叙事、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同时“奶茶”在当下年轻人当中的社交意味更加明显,选择“奶茶”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结合更紧密。

  在“奶茶”联盟当中,香港与台湾的分裂势力是主力,东南亚与印度的力量相对次要一些,尤其是印度一线。

  但印度在“奶茶联盟”当中有特殊价值。最近几年,香港警方屡破由印度籍犯罪分子携带源自墨西哥的毒品及违禁物品有预谋入境贩毒案件。贩毒数额规模每两三个月就能刷新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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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美剧《毒枭》如出一辙,《毒枭》新一季可以拍到香港,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沉思:

  “奶茶联盟”发展印度,对外考虑是利用中印关系刷存在感,对内很可能有讨好在港南亚裔,以及在美国情报部门支持下,通过贩毒巨额毒资支持“颜色革命”活动的成分在,不然仅通过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账面的支援数目,很难支撑反修例以来这么连续性的大规模的线上线下活动。

  我们真的还要继续无视么?这背后是多么大的社会代价和历史代价?这个问题直接考验着当代世界的基本良知。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奶茶联盟”正通过贩卖游戏招徕外国援助等各种方式为台湾岛内一个叫“岛抗联”的“孤狼式”“台独”准军事民兵组织筹资,其背后势力及目的很深。

  孙佳山提醒刀哥,要注意的是,“奶茶联盟”之所以是“颜色革命”的新形态,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网络游戏、桌面游戏、网络剧、歌曲、漫画以及二次元等青年亚文化方式来搞所谓“逆统战”。

  这种方式“新”在,一,主流文化对它们不了解,不当回事,不容易察觉;二,在青少年世界观尚未成熟时,这种裹着糖衣的炮弹煽动性反而特别大。

  网络游戏、网络剧、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社交媒体、虚拟社区、网络电台等虚拟空间的各类新兴文娱形态,在基本样貌上看似不存在过去文学、电影、歌曲等文艺门类所无法规避的的意识形态属性,其海量化和碎片化的常规形态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传统监管部门的监管。

  如若不是出现重大问题,整个社会对其日常运转都基本上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态,这也是近年来敌对势力能在港台的一系列风波中屡屡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迭代背景下,社会运动网络化,恐怖袭击在虚拟空间进行演练,也并不是新鲜事。

  早在2015年的巴黎暴恐事件中,就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是利用PlayStation 4的主机游戏进行恐怖袭击的策划和实时交流,成功地躲过了电话、短信、推特、脸书等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筛查。

  伊斯兰国也曾利用社交媒体,有效地扩大极端思想的传播。而美国相关部门在乌克兰乱局中,也曾成立相关组织利用虚拟空间的新兴文娱形态煽动暴乱。可见,虚拟空间一直是敌对势力挑拨、教唆和煽动社会动乱的一个主要策源地。

  自“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来,妄图通过互联网和青年亚文化分裂、颠覆政权的线上和线下活动日益猖獗,对青少年造成恶劣影响,进而最终危害我国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现在香港、台湾的青少年与内地青少年玩着不一样的游戏、用着不一样的软件,其共同文化经验记忆差距越来越大,内地走红的《流浪地球》《哪吒》这么好的影视剧,香港年轻人还要专门到深圳去才看得到,在现行的版权体系下,从电影、电视到网络游戏、网络剧,并不能实现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同步共享,这给了别有用心的势力以空间。

  重视“台独”、“港独”势力在虚拟空间的感性煽动,这也将是“一国两制”的文化框架在未来的一项长期挑战。

  (来源:“补壹刀”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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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马云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从蚂蚁集团“暂停上市”说开去
2020-11-14 18:00:0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钱昌明

  11月3日,上交所科创板与港交所双双发布公告,宣布暂缓蚂蚁集团上市。该消息让这个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马云,很快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黄奇帆对蚂蚁集团“花呗”、“借呗”几千亿资金来源的揭露,人们才明白:

  原来这是马云“空手套白狼”的敛财把戏!是他以“创新”名义利用“资本扛杆”,在搞罪恶的高利贷透支消费。——诱骗、坑害青年一代和毒害亿万民众去吸食“商业鸦片”,赚“黑心钱”。舆论普遍认为,再不能允许这样的“科创”公司上市圈钱了!听任其无限膨胀,必然会造成巨大的“金融”灾难,其后果贻害无穷。

  马云无疑是一位能人。他自1995年3月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工作单位辞职,自筹2万元资金起家,经20多年的“打拚”,早已连续三年成为“中国首富”。据《2020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如今马云个人财富已高达人民币4377亿元(合656亿美元)!位列《胡润2020全球富豪榜》第21位。

  马云是阿里巴巴与“支付宝”的创始人,日本软银董事、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国家“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获得者,并获评数字经济的创新者。他是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是“改开”风云人物、当今中国的“成功人士”。

  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社会培养出不同的“成功人士”。“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时代可以培养出钱学森、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成功人士”;“改开”网络时代会涌现任正非、马云这样的“成功人士”。

  然而,不管哪种“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都得符合国家利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 《宪法》第六条有明确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读了《宪法》上述条文,笔者在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两大疑问。

  第一,马云的“成功”与巨富,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按劳分配”原则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理该归全体劳动者所有。据此,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当年“改开”总设计师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理由是“劳动致富”论:要允许人们“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强调的不就是“按劳分配”原则吗?

  果真如此,马云的致富是“劳动致富”的产物吗? 如果“劳动致富”能迅速变成千亿富翁,怎么还会出现“三农”问题呢? 难道中国农民全是懒汉吗? 说白了,马云的致富,纯粹是投机取巧、“按资分配”的怪胎,是资本掠夺劳动的产物。

  当今,我们究竟还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 如果丢弃了这一条,那么,我们的国家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第二,马云的成功与巨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寡头”有什么区别? 这难道还不是“两极分化”吗?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如果不加限制,必然是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极分化极致的结果,就会出现“财富寡头”。就会像美国那样,尽管它通过霸凌、掠夺全世界,人均GDP可高达66159美元,美利坚已成为地道的“食利民族”。然而,不到1%的富人却占有了这个国家43%的财富;有15%贫困人口全靠领国家救济金过活。——这批4000多万人的“弱势群体”经常食不果腹,其中还有数十万人口的无家可归!两极分化的结果就是99%与1%两极的严重对立。到了这一步,必然会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乱象丛生,直至闹到不可收拾、致整个社会崩塌。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应该是消灭剥削、压迫,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原则,至少应该限制“按资分配”的比例,绝不能听任资本霸权的任性,从而杜绝社会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

  当年“改开”总设计师不是信誓旦旦地讲过:“改开”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页);“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就是走上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马云的“成功”,能带给我们什么警示?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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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5 16:45:45 | 只看该作者
27家巨头被约谈!叫停蚂蚁上市,果然只是开始……
未来战略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TOP互联网 ,作者互联网君
作者:net百晓生
来源:TOP互联网(ID:hulianwang-top)

史上最惨双十一!

谁也没想到,原计划狂欢到底的互联网盛宴,竟然会变成群体“黑天鹅”:

阿里巴巴暴跌14%,市值蒸发7300多亿;

腾讯重挫11%,市值蒸发6800多亿;

美团狂泻19%,市值削掉3700多亿;

京东跟跌17%,1500多亿说没就没了;

……

仅是ATMJ四巨头,就有两万亿市值灰飞烟灭,打折变成了打脸。

为什么今年的狂欢盛宴会变成一场血光之灾?

资本的恐慌,源于国家强有力的震慑。

圈外的朋友可能不知道,11月10日那天,国家突然放了一个大招: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反垄断指南》,它带来的影响绝对不亚于一个核弹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平台型企业?

说具体一点,平台企业就是电商平台、社交平台、金融平台、娱乐平台等等平台的统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互联网巨头。

说得更直白一点,这就是一份反阿里、腾讯、美团、京东等巨头垄断的普法书。

从1994年中国接入第一条64K网络专线开始,中国互联网已经狂奔了26年。

国家反垄断的铁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打下来?

因为巨头们所作所为已经无法无天了!

第一,残酷的平台二选一

一个商家去了淘宝开店,就不能去京东和拼多多;

一个商家去了美团开店,就不能去饿了么;

一个平台用了支付宝,就不能支持微信支付;
……

2019年,卖微波炉的格兰仕和拼多多眉来眼去,某宝一怒之下掐断了格兰仕的店铺流量,直接导致后者20万台存货积压在仓库里,白白损失1亿多元。

现金流被断的格兰仕,现在都没缓过气来。

这就是巨头霸道的价值观,它垄断流量优势,掌握了对入驻企业的极大话语权,乃至是生杀大权。

毫无疑问,这种互联网巨头高高在上。

实体企业是死是活?有没有现金撑下去?

对不起,平台利益至上,必须杀鸡儆猴!

第二,臭名昭著的大数据杀熟

什么是大数据杀熟?

就是同一件商品,平台根据顾客的画像和大数据,计算出哪部分顾客付款爽快、对价格不敏感,那么这部分顾客的价格就更高。

随便举个例子:

天猫有个88VIP会员服务,每年交88元,买东西就有折扣。

那么交了会费,就更便宜吗?

一箱豆奶,普通用户62元,到了会员价就成了73块。

差别待遇,专杀熟客,这就是巨头本色——淘宝、美团、携程……一个都逃不掉。

第三,没有底线的超前点播

你永远不知道巨头的底线在哪里。

前段时间,某视频网站修改点播规则,要求付费用户再充一次会员,才能提前看大结局。

按理说,这种吃相只会让用户反胃,而对它的竞争对手来说,可以趁机拉拢用户。

但是在双巨头的天下,另一家视频网站竟然同样要求会员再充一次费。

这就是恐怖的垄断效应,平台没有替代者,随便怎么割韭菜,市场地位都稳如泰山。

到头来,消费者花了更多的钱,得到的却是不断缩水的服务。

在不够健全的市场规则下,巨头们有恃无恐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低于成本销售打垮竞争者、搭售不合理交易条件……中国互联网被搅得乌烟瘴气。

除了这些用户体验,还有更可怕的!

我们应该都隐约感受到了,互联网赢者通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原本我们以为新技术造就了新商业,规模效应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事实却跑偏了。

当这些巨头形成了规模、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商业逻辑后,他们就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

后果已经非常严重了。

首先,摧残商业体系

巨头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先通过补贴把渠道占领,形成垄断优势后,就向上、中、下三游露出獠牙:

对上游供应商:延长账期、增加扣点、增加隐性成本、流量费用越来越贵;

对中游员工:层层算计的人工智能,越来越高的KPI,将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困在系统里;

对下游用户:大数据杀熟,各种套路,各种霸王条款曾不出穷。

人们惊奇地发现,最后都是在给平台打工。

而此时传统渠道已经不复存在,想回也回不去了。

其次,扼杀创新

大树底下不长草。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近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再诞生创新型的企业。

每当有一波新的创业机会出现时,垄断巨头都会要求站队,要么用资本打压新企业,要么彻底收购这些创业公司,最后玩死。

看看那些年的共享单车和无人超市。

360创始人周鸿祎是这么评价巨头的:

大企业玩惯了这一套吸星大法,他们对付创业公司都叫卡位,趁你很小的时候做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更强有力的资源,更多的用户,通过交叉补贴,可以迅速把小公司摁死。

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就不会再投资创业公司,创业公司资金不够,就永远站不起来。

毫无疑问,在巨头形成垄断后,中小企业创新空间被死死压制,很难有出头之日。

而几千万中小企业,恰好就是稳定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大基地。

这些年,互联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中国富豪榜里,科技新贵们早已将制造、地产等富豪甩在身后。

然而,滚滚的财富背后却隐藏着寡头垄断、财富分化、996等等太多讳莫如深的话题。

在国家《反垄断指南》的约谈中,我们看到了27家巨头的名字:

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58同城、百度、奇虎360、搜狗、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点、贝壳找房、拼多多、国美在线、饿了么、小红书、携程、苏宁、同程、贝贝网、云集网、蘑菇街、兴盛优选、唯品会。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更多的创新,更多元化的互联网格局,已经曙光初现。

我们不要忘了,1998年美国反垄断制裁微软,因为微软一家独大,其它公司无从发展。

此后,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巨头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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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7 23:36:48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家刘煜辉:蚂蚁集团不可能在中国上市了
2020年11月17日 16:46:12
来源:创业邦

11月17日讯,在16日举办的“格隆汇·全球投资嘉年华·2020”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煜辉表示,前段时间证监会开会,重申坚守科创板定位,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的潜台词是——蚂蚁集团不可能在中国上市了。

相关阅读:蚂蚁暂停上市,30亿资本金放3000亿网贷的时代终结了!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披露《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称:“近日,发生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总经理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你公司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蚂蚁集团港交所上市也随即宣布暂缓。



受此消息影响,阿里巴巴美股股价直线跳水下挫,跌破300美元大关,跌幅超8%。

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表示,我们会和蚂蚁集团一起,积极的配合和拥抱监管,我们相信蚂蚁的同学,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能力把工作落实好。社会希望我们更好,我们也必须用一如既往的努力实现和超越社会的期望,这是我们这群人的责任。

跳出三界外的蚂蚁

2012年3月,以支付宝为核心的小微金服成立,彭蕾被任命为阿里小微金服CEO, 从这一天起,支付宝从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变成了一个互联网金融服务集团。

2014年10月,这家公司被正式命名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6年后的今天,蚂蚁集团已经成长一个庞然大物,蚂蚁金服的IPO是今年全球市场最大的IPO,若按10月26日的发行价算,其总市值高达2.1万亿元。

蚂蚁为何能成长得如此迅猛,与其金融杠杆有关。

据华泰证券测算,蚂蚁集团超7成利润来自微贷科技平台,也就是花呗借呗等。

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曾表示,花呗、借呗贷出了3000多亿,但仅仅使用了30多亿自己的资本金。这30多亿再加上从银行获得的五六十亿贷款,合90亿,之后再用这90亿去资本市场上搞ABS。

“常规资本市场发ABS没有规定只能循环多少遍,马云就用这90亿发了40次,形成3600亿元……所以马云现在说的花呗、借呗,都是他在重庆的资本金,从30多亿放大到100多亿,再放大到200亿,有200亿的话银行贷款一下就形成五六百亿,五六百亿再放个四五遍ABS,就可以形成几千亿。”

资金来源解决了,之后就是借出的问题。

以花呗为例,其最低利率是万二,平均利率是万四附近,人均贷款余额是2000左右。通俗理解,没有收入的大学生,如果要提前消费,找花呗借2000 元,年化利息15%左右。马校长一手给胡萝卜(无抵押秒借),一手拿枪(不还钱计入芝麻信用让你寸步难行),花呗的坏账率极低,商业上堪称精妙。

更神奇的是,这家2万亿的公司,干着毫无疑问的金融业务,却一直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不但中国没有过,在美国也没有过,这在全球数百年金融史上,也是非常罕见。

在中国,如果你想干支付、贷款、理财、保险,那就得分别属于央行、银监、证监、保监管辖。而蚂蚁集团现在,却只需要宣称自己是科技公司,就能逃开管辖了。银政保需要牌照,科技公司不需要牌照。

《经济学人》就曾将蚂蚁金服称为世界上最全的金融科技平台——可以把它想象成Apple Pay(离线支付)、PayPal(在线支付)、Venmo(转账)、万事达卡(信用卡)、摩根大通(消费金融)和iShares(投资)的结合体,外加保险紧急业务,全都整合在一款移动应用里。

监管落地

蚂蚁的盈利模式,其实也不神秘,一句话就可以归纳,高杠杆放高利贷获取金融暴利。

举例来说,蚂蚁只出两块钱的本金,就能通过各种金融杠杆手段放出100块钱的债,收18%的利息。也就是前期投两块钱,每年就能稳挣18块钱。这种生意的估值自然高得吓人。

在IPO的前夜,监管部门终于取得了共识,要对蚂蚁进行监管。两天前公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处于征求意见的流程里,而该办法就含有以下条款:

第一,《办法》原则上禁止跨省展业,机构注册在哪里,就只能在哪里干活。

这样一来,蚂蚁的几家小贷公司就只能憋在注册地重庆,甚至有可能在全国要开一大堆公司才能维持经营。

第二,《办法》将个人用户小贷余额的上限卡在了30万元,而且设置了不超过近三年年均收入三分之一的双重约束。

这样一来,动辄上百万的房抵贷业务被封死了,收入审核机制如果稍微卡得严一点,更是有可能将蚂蚁打回像银行一样算工资流水的境地。

第三,单笔联合贷款,小贷公司自己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这条也是为网络小贷尤其是蚂蚁小贷量身定制的。

蚂蚁小贷的联合贷款中,自己的出资比例大约是1%-2%,所以才能够通过360亿表内贷款驱动1.8万亿联合贷款。如果将蚂蚁出资比例提高到30%,意味着同样驱动1.8万亿联合贷款,需要至少5400亿元表内贷款,外加1700亿元ABS,意味着总计需要通过蚂蚁小贷放款7100亿。而根据表内贷款最多5倍杠杆的原则,蚂蚁小贷资本金需要扩充到1400亿元的规模(当前蚂蚁的资本金是350亿元左右)。

按照最新的监管政策,蚂蚁必须出16块钱的本金,才能放出100块钱的债,挣最多15块钱的利润。这么一算,蚂蚁的本金年收益率从八倍降到了不足一倍。这门生意从暴利变成了普通生意。因此,蚂蚁的整个估值体系都要变,所以必须暂缓上市,重新核定股价等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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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7 23:39:09 | 只看该作者
蚂蚁造富没了!曾“一夜暴涨80万”的杭州楼市降价了

2020年11月15日 23:06:27
来源:星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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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本是一场资本狂欢盛宴——蚂蚁集团原定11月5日“A+H”同步上市,并有望成为目前为止全球最大规模IPO。

然而,意外发生了。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了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随后蚂蚁在港股的发行也宣布推迟。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不要误解,小白菜不是说蚂蚁集团的楼要塌了,而是杭州(部分地方)的房价可能不太好过。

10月底,蚂蚁公布IPO定价之后,有媒体就算了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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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68.8元的发行价计算,蚂蚁集团员工及顾问的奖励共计约1377亿元。依据招股书中显示,蚂蚁集团员工总数为16660人,平均下来每名员工可以分到大约830万元。根据链家数据,9月份杭州二手房均价约2.9万元。这意味着,蚂蚁集团的员工每个人都可以在杭州买一套超过280平米的豪宅。

不论这个算法科学还是不科学,都已经不重要了,这样的措辞足以引发大家对于蚂蚁员工们的“羡慕嫉妒恨”!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蚂蚁IPO的推迟,暂时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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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夜暴涨80万”,如今降价

自从蚂蚁上市的消息一出来,杭州的楼市就蠢蠢欲动。

根据链家的数据显示,杭州之江板块的云溪新语的二手房强势涨价,6月份挂牌900万的房子,到了10月份直接涨了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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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杭州市民来说,跟着阿里买房子,已经是一条人尽皆知的致富路。

1999年,马云在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室,创办了阿里巴巴。这套房子约150平方米,当时总价45万元。如今,湖畔花园一套相近面积的房子,售价已经差不多要900万元。

2009年阿里带着6000多名员工入驻滨江网商路699号。

在阿里巴巴来到滨江之前,杭州市民对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偏见——“宁要西湖一张床,不买滨江一套房”,他们认为跨江买房是掉价的行为。

可是小白菜从链家看到,江这边的滨江地区,挂牌均价已经4.7万元/平米,算是杭州房价比较高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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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云曾后悔当年创立阿里巴巴,那杭州人最后悔的应该是没跟着阿里一起买套房。

所以,这次杭州之江楼市的异动,完全在杭州市民的意料之中。

今年7月蚂蚁启动上市程序;9月蚂蚁确定总部落地之江;10月21日,马云在之江板块花27亿买地。之江马上就成为杭州最受瞩目的地块。

“一夜上涨80万”在这里并不是个例。根据链家的数据显示,之江10月份二手房挂牌均价较9月份环比上涨了12.4%,部分房源挂牌价直接奔着六七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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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介甚至喊出“做不了蚂蚁的员工,可以选择做蚂蚁的房东”。大量的看房团和普通购房者都跑到之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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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正在售楼处排队付款。图 / 视觉中国

然而随着这次蚂蚁IPO的推迟,不仅让阿里巴巴股价遭遇罕见重挫,对于之江板块的房子也是一盆冷水从天降。据悉,有不少高位接盘的杭州投资客连夜取消意向金。

根据链家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之江的二手房挂牌均价环比微降了0.1%,而成交均价则环比前一周大降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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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蚂蚁上市造富,目前的之江板块暂时失去了高房价的支撑。

杭州楼市还有支撑吗?

杭州楼市这些年可谓是够折腾的。

回顾2010年的时候,杭州的新房均价一度高居全国第一,连北京、上海都只能对这个城市抬头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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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杭州的楼市就出现了异动。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布“新国十条”首提限购。当年10月份杭州也出台了自己的限购政策,要求不论是杭州户口还是外地户口,不论名下是否有房,均只能在杭州市区再购入一套住房。此后,2011年又明确第三套住宅停售。直到2014年,限购终于放松。

但是连续4年的调控,已经让杭州遭受重创,从2010年开始杭州的房价一直阴跌,市场低迷,甚至一度传出要崩盘的的声音。不过,随着调控的放松和G20峰会等利好的到来,杭州的楼市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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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居客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关注,那就是杭州的新增人口。这两年杭州人才引进政策不断发力。2019年,杭州新增人口达到55.4万,高居第一,也是唯一一个新增人口突破50万的城市。其中,35岁以下大学生有21万人,占比38%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前10个月,杭州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30.9万人,相比2019年全年增长45.84%。而且,不止应届毕业生增长30.6%,各类高学历人才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较大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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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杭州统计局

年轻人才的不断涌入,对于杭州的综合实力提升助力巨大。对于楼市,更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客源。

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显示,城市发展潜力方面,一线城市北京和广州城市基本面发展较优,分别位列榜单一二;新一线城市南京和杭州城市发展潜力指数排名超越深圳和上海,位居第三和第四。在置业动力方面杭州也高居第6位,仅次于北上广深和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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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的杭州,民间资本充裕,经济非常活跃。这也是其吸引年轻人大量前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些新兴的企业巨头,都将成为社会财富激增的潜在力量。

虽然蚂蚁的IPO推迟了,但总还是有上市的那一天。造富不会爽约,只是迟来和缩水而已。

而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企业上市对于当地房价的影响不容忽视。针对房地产的投资,当然也是这些富有活力的城市才是好的选择。当然,小白菜越来越相信“房住不炒”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还房子其应有的本质,只有“居住价值”高的房子,才是保值的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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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钦 柴巧燕: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兼论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作者:丁晓钦 柴巧燕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11-22 09:41:5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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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末兴起的数字资本主义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方式、就业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投资方式,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只是以一种更加深入、广泛和隐蔽的方式进行剥削和积累。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要善于利用数字经济平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经济,用更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更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新变化之一,就是数字的资本化日益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数字资本主义似乎异军突起,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技术革命就带来了“新经济”的迷思。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证明了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给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科学合理地加强数字治理,高质高效地发展数字经济,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服务业的增长,后工业与信息理论的理念便开始流行于西方,该理念渲染信息技术的贡献,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历史性飞跃,却避而不谈信息通信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美国“新经济”(低通胀、高就业、高增长)现象更使得信息技术革命附上一层神圣的色彩,看似可以通过“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来破解资本主义的一切难题,实则隐匿了生产关系领域所体现的深层次冲突和矛盾。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虽然认为“网络社会”依然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但他仍对数字通信技术带来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保持谨慎的态度。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在其1999年出版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数字技术革命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并用一系列产业的实证分析,论证信息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揭示了数字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传播与信息作为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而不是像一般的流行观点一样只关注数字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他指出,之前的“信息经济范式”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和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并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的基本概念区别。不过当时的数字资本还没有真正形成数字资本主义,知识、信息和数据都是作为一种资本的要素出现的,本身并没有占据支配性地位,也没有成为资本的能力。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平台组织和物联网的崛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从量变走向质变,数字形式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优越性和各种问题都已充分暴露,对数字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关注也有了爆发式增长。
当下比较热门的“数字资本主义”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都是用于概括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新组织形式的范畴。“数字资本主义”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主要关注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平台经济”指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借助发达的数据采集、传输、运算、处理能力和算法,集成信息和优化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零工经济”主要指由网络中介协调众多独立劳动者自主提供计件工作。“共享经济”主要指出租闲置资源和劳动时间的社会经济活动。在这一系列概念中,“数字经济”关注数字化的经济活动,“平台经济”关注生产组织方式,“零工经济”关注就业方式,“共享经济”关注生活资料和服务,而“数字资本主义”则关注数字化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也更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也离不开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做出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迫使其寻求利润率的恢复和提高竞争力,通过“毁灭式创新”重塑经济,而处于这一中心的正是数字经济。以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生产变革,不仅为全球化、金融化提供了数字基础设施,也日益成为垄断资本的核心。近40年来,数字资本的发展历经数次高峰和低谷,早已深刻地渗入4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中,成为资本主义不断缓解危机却又无法摆脱危机的历史见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导致世界市场形成,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过程,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使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数字资本主义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形成,深度整合全球产业分工,并使平台资本获得了重要经济部门的实际垄断权。数字资本主义在参与重塑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同时,以经济学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私有化生产方式,以技术决定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剥削,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整个西方经济社会的消费、就业、生产、投资都随之发生了改变,在数字化、现代化的同时更加资本化、附属化了。

                                                         二、数字资本主义改变消费方式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日常消费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改变了很多物质文化消费领域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消费的便捷化、多样化、个性化体验,优化了消费背后的物流、仓储等环节,节省了流通成本和中介成本,加速了流通过程。消费过程作为实现剩余价值必不可少的环节,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水平,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关的消费领域,增长速度也远远超出了整体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各国数字资本竞相争夺的前沿高地。网络平台购物借助“智能推送、一念而起、关联匹配、一键下单、即日送达、全程追踪、反馈改进”等优势已经在零售业中占据核心地位,各种生活服务的线上平台也快速抢占市场,社交网络、网络视频、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等借助丰富的线上资源和实时互动,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主阵地,而无线网络也已成为和空气、水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一些未通水通电的非洲地区都率先普及了。数字经济的消费虽然尚未成为一国消费的主要部分,但其活跃程度几乎可以反映出一国消费的现代化水平,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更是显著增加了消费的多样性和新奇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消费上的阶层差异。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显著提升了消费水平,而且给消费者带来了无处不在的风险。一是信息安全风险,数字资本主义给消费者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要求消费者让渡自身隐私信息的读取权限,从而产生巨大的数据安全隐患。消费者的偏好数据可能被用来进行精准广告和诱导消费,导致非理性消费和过度消费;消费者的特征数据也有可能被用来进行甄别歧视,如价格歧视甚至准入歧视(如对暴露出某些个人信息特征的人群拒绝进入商业医保,拒绝网络面试机会等);消费者的隐私数据甚至可能被用来进行财富窃取和人身攻击,“流量即正义”的逻辑可能会加剧网络暴力。二是信息质量风险,数字资本主义在带来廉价海量信息的同时,信息的质量和区分度并没有同步上升,至少对非VIP用户来说是如此,如搜索引擎内含的排名机制是公正客观还是受到资本遥控,也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盈利模式产生巨大冲突。三是信息干扰风险,大量未成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本可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提升自我,却可能过度沉迷无休无止的网络娱乐而无法自拔。能否正确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发展提升自我并减轻不良干扰,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将成为影响一国人才储备和科技水平的重要因素。为此,法国国会在2018年7月底通过法案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数字资本主义在显著提升消费者体验的同时,产生的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大众误以为普通民众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客户。丹·席勒非常具有洞察力地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最重要和最受眷顾的大客户,一直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通信设备投资就偏向于照顾大企业的内部专线网络而非公众网络,互联网最后选择的也是最有利于服务私人企业的模式。美国的金融业、零售业、制造业、农业、军事研发企业等都大量进行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2013年的相关投资额高达3130亿美元,仅金融行业就投资了600亿美元,仅次于信息产业的860亿美元。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互联网不只是一种传播和生产工具,同时是获取信息的特殊权力。信息也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一种支配产业布局、投入、运营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通过巨额信息技术投资以获取金融信息搜集、传输和处理的暂时优势,已成为金融垄断公司维持垄断优势的关键之一,数字资本主义也帮助维持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三、数字资本主义改变就业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消费方式,而且也日益改变了就业方式,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方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企业雇佣更加灵活,就业市场的信息更加及时,兼职机会也日益丰富,外包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的就业模式越发普及。不论是传统的低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新兴的中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都在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上日益转化为实际上的计件工作制,并以绩效考核等方式承担着实质上的市场风险。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自我技能的开发营销能力,增加了高额报酬的潜在机会,并减少了完全无就业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各种就业模式所增加的就业弹性,主要是增加了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或平台雇佣工人的弹性和自由,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用工的性价比,减少相关风险和责任,以一种最廉价的方式保留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此外,资本主义通过传播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领域,使劳动时间延伸进非工作时间,潜移默化地进行再生产活动。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本应为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来谋利益,在保护生态、维系和平、创建全球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下,技术却成为盈利和再生产的工具。就目前而言,数字化非但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程度,甚至还以数字媒介为手段,把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地都纳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数字资本的吮吸下,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加速逻辑的状态。本质上说,数字劳动为数字平台生产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则构成了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家便是通过榨取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实现数字资本的增殖。这种发生在互联网上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较之以往更为有力与隐蔽。
从劳动者视角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业的最大特征是,稳定全职就业机会日益稀缺。数字资本主义对传统的制造业、零售业、出版业、新闻业、娱乐业等实施降维式打击,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岗位被机器人和AI替代,被科技公司和平台替代,而科技公司本身新增的全职就业是出名的少,如Whats APP以190亿美元被脸书收购时只有55名员工,Instagram以10亿美元被收购时只有13名员工。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的新增就业中,非全职不稳定就业的比重日益增大,无产阶级有沦为朝不保夕阶级
(Precariat)的趋势。第二个特征是,工作薪酬的计件工资化日益明显。马克思曾说过,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数字资本主义下借助于强大的数据运算、存储和传输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对工作流程的监控,不仅能在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实施计件工资,而且能在最前沿的科技服务业实施,通过实行众包制、分包制、外包制、合伙制、项目制等,变相实施计件工资,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风险压力。虽然少数劳动者获得更多报酬,但多数劳动者受到更多剥削。第三个特征是,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日益模糊。如果说工业革命和鲸油灯照明技术的发展使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夜晚的话,现代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争分夺秒赶进度的实时竞争压力,甚至使数字劳工们陷入缺乏睡眠的状态,各种社交通信软件平台也成为工作场所的一部分。“996”“007”“发际线”等成为数字时代的网络流行语,部分企业对脑力劳动强度的不受限制的增加可能会使劳动强度接近劳动者的生理极限。一些数字平台还充分利用劳动者闲暇之余进行各种兴趣爱好和评价反馈,如YouTube、Yelp等,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转化为服务于平台的无酬劳动时间,而全方位的网络评价也增加了工作压力。

四、数字资本主义改变生产组织方式

数字经济带来消费方式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主要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随着数据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难以提取和使用数据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让位于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大数据的平台模式,很多垄断公司和初创公司都融入了平台。平台以强大的算力、算法、数据存储和传输能力为基础,提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数字交互能力。尼克·斯尔尼塞克将平台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提取分析用户信息的广告平台(如谷歌、脸书)、出租数字相关业务硬件软件的云平台(如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富赛时Salesforce)、帮助将传统制造转化为互联网连接过程的工业平台(如通用电气和西门子)、通过使用其他平台将传统商品转化为服务的产品平台(如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共享经济的精益平台(如优步Uber、爱彼赢Airbnb),以及几乎涵盖所有上述类别的亚马逊。成功运营的平台可以聚合大批依赖平台的组织和个人,形成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便利商品、服务、信息的流通,极大地优化传统企业组织生产营销网络的方式,帮助其节省相关运营成本,促使其专注于关键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促进产品的按需定制,还促进研发模块的系统集成。

数字资本主义中能够成功运营平台的组织日益具有系统重要性,在生产组织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极大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同时,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数字平台在形成之初一般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平台组织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也廉价甚至免费提供这一正外部性,但是平台成功后往往天然具有垄断性。平台组织为了凭借垄断优势获得垄断利润,很可能会牺牲依赖平台的其他组织的利益,或者牺牲平台本身的效率和公平,甚至还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优势而打压或收购其他新兴平台,从而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日益凸显出双刃剑的性质。众多非平台企业依赖平台,小平台依赖大平台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流量推送,嵌套着小平台的大平台之间激烈竞争,最后是不同的巨型平台系统之间的竞争,苹果和亚马逊都各自形成了巨型的平台系统。不同平台系统的不兼容制约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平台系统内的层级结构也导致底层组织被上层组织控制,剩余价值集中于上层组织,不利于社会整体创新力的可持续发展。数字资本主义虽然在形式上非常新潮,但并没有突破传统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性。

                                                         五、数字资本主义改变投资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资本和传统资本一样,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资本回报。而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从一开始就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门槛等特征,难以从谨慎的商业银行部门获得资金借贷,往往依赖于风险投资资本,而风投的变现最终往往取决于上市变现或者被其他大公司收购变现。数字资本领域的风投失败率很高,但成功投资的回报率也可高达数百倍,如美国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曾成功投资苹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等,KPCB公司曾成功投资过亚马逊、美国在线等,日本的软银集团也成功投资雅虎、优步等。可以说,没有发达的风投基金和资本市场,就没有繁荣的数字资本主义。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也成为西方股票市场上最耀眼夺目的部分,截至2020年1月20日18时(北京时间),美股前五大市值公司正好是美国前五大数字平台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市值总额高达5.25万亿美元。
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股市增长是空前的,其中蕴藏的金融泡沫可能也是空前的。一些数字科技企业凭借高盈利获得高市值,但也有不少数字科技企业的盈利尚不明显,高市值依赖高预期,如超威半导体的市盈率高达271倍,Zynga 137倍,亚马逊81倍,英伟达63倍,还有不少科技企业的市盈率甚至是负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投资回报方式具有高风险、高回报、高杠杆等特征,已上市公司的市值依赖于市场预期,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尚未成功上市或兼并收购的初创公司,风险更是不透明,可能会增加经济周期尤其是投资周期的波动性,造成大量资本的浪费。此外,一个成功的大平台的崛起,可能意味着无数类似平台的投资失败和资本减值,而成功大平台获取的垄断利润可能又无处投资,美国的几大数字平台公司在海外各自拥有上千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优质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国际避税。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一般是跨国公司,而数字产品的特性使其具备了国际避税的优势,避税似乎也成为增加资本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成为近年来美国政府税法改革重点关注的对象。

关于私人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的最大迷思之一,还是大众误以为私人资本是数字资本主义繁荣的唯一关键。丹·席勒非常深刻地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扶持和管制,也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生物医药等领域相似,风投往往投资于最后的应用阶段,而最开始艰难而漫长的基础研究阶段,往往都是国家出资扶持的(如互联网的发明),而且国家对应用领域的扶持也不少,如美国国防部和NASA等给硅谷中小企业的大量订单对其崛起意义重大。正因为国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因为数字经济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系统重要性,所以在金融公司和平台公司参与数字经济的分红盛宴时,国家也必然要对其进行管制,如2019年美国政府对脸书的50亿美元罚单只是管制的开始。如果涉及跨国公司,可能还会引起国际纠纷,如2019年欧盟对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开出的巨额罚单就引发了其与美国的矛盾,这背后也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高地之争和发展不平衡。

六、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已经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7.1%,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GDP比重为27.6%。2018 年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也全面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并且可能更为复杂,需要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首先,我国的数字平台企业更多面向大众消费者,虚假信息、不良信息、信息泄露的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平台之间争夺用户信息所有权的诉讼不断,需要政府更为清晰地界定数据所有权,保护人民的数据安全,明确数字平台对自身或第三方数据违法行为的责任,将平台算法尽快纳入监管机制。充分利用数字资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用信息技术缓解产能过剩,加强环境污染的监测和监管,更好地监督基层官员,遏制腐败蔓延。

其次,针对数字经济难以避免的平台垄断问题,我们要妥善处理好做大做强平台和促进整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用适度宽松的制度环境培育具有正外部性的平台组织,也不能放任垄断平台遏制其他企业和小平台的发展,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操控。数字经济发展要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创新和协调发展,并且要更多走出国门,更加开放共享。

再次,针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劳动者数字鸿沟和弱势劳工问题,我们要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不仅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速降费,还需要加大数字技能的公共教育投入,并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劳工保护,从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共享数字经济的就业红利。

最后,我国数字经济在投资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缓解信息不对称、加快信息传输时效性。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促进良性风险投资,同时防范相关的概念炒作使数字经济的金融泡沫过度膨胀;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基础研发和协同整合,尽快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让我国的数字经济大厦建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

综上,我们要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数字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社会主义数字经济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是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经济,要用更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巧燕,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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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2 23:00:11 | 只看该作者
《数字资本主义》
出版时间: 2001-01
作者:  丹·希勒 丹·席勒
译者:  杨立平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页数: 320
价格: 22.8
ISBN:  9787210023449

作者简介:丹·席勒,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分校传播学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数字资本主义》、《如何思考信息》和《数字抑郁: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等。

推荐理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作为经济复兴和提升的源泉,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打破了这一想法。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其著作《数字资本主义》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正被一个日益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殖民。他从方法论的视角阐释了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下的种种变化,新自由主义、市场驱动的经济政策利益赋予了电信行业一个新的社会目标。这就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第一、二章)、“消费主义”被赋予新的高科技手段不断加剧全球消费水平,尤其是经济精英(第三章)、数字资本主义将社会置于专有的市场逻辑控制之下(第四章)。席勒认为,代表政府、军事和教育机构在一套经济原则下运营的原始网络已经开始以其扩张性的市场逻辑为企业和用户服务。在这本书中,席勒详细的阐述了电信行业政策重组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他认为,这样的重组在私营企业需求和冷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规划推动下,美国电信产业在二战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消除电信管制,制定了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电信政策。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信市场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许多网络电信公司,一些公司进而发展为全球跨国公司,将带有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和生产方式扩展到其他地区。因此,起源于美国的网络技术和电信政策随着跨国公司逐渐走向了全球。
    虽然涉及到很多专业性词汇,但席勒可以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电路和分组交换机、路由器、数据包、传输控制协议和Internet协议(TCP/IP)、超链接、图形接口、系统集成商、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以及电信基础设施系统和策略等专业术语表达出来。到1998年,银行拥有的自动取款机系统开始处理比出纳员处理更多的交易。此外,在这本书中,席勒对跨国电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像一篇关于“全球化”的长篇论文。他认为,随着电信产业的逐渐发展,互联网正在经历三重变化:从大众营销转向阶级营销,从国家营销转向跨国营销,从宏观营销转向个性化营销。他认为“到1993年,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非银行跨国公司持有不少于1.4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1998年上半年的全球并购交易价值1.3万亿美元。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而进行的资本重组导致了全球劳动力的重组,同时也造成了工作机会的减少。1992年至1995年间,AT&T裁减了30%的全球员工。世界贸易组织在1996年底前取消了对数十亿台电脑和软件产品的关税,也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发展空间。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甚至可以追溯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核心地带。席勒写道:“1996年,美国四口之家的平均收入比1989年的同类家庭低3%,比1973年的同类家庭仅高1.6%”。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15.5%增加到1996年的21.4%,而收入最低的80%的家庭则有所下降。1996年,美国CEO的平均工资是工厂工人工资的209倍,而1980年为42倍。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革命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阶级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意在提醒我们,技术的发展不会转化为更大范围、更广泛的民主。的确,我们这个历史时代近乎奇迹的技术发展总是需要人类精神的伦理发展。席勒的这本书对电信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论述,但对政策的预测却很少。数字资本主义会导致一场全球的数字社会革命,这会走向规模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吗?他在书中并没有给与明确的答案。如果反思始于对我们当前历史状况的理解,那么席勒的书或许会颇具讽刺意味地促使读者重新思考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席勒意在提醒我们,数字资本主义也并非事事如意。

目录
引言 蛊惑人心的网络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网络运动发端于美国
第二章 走向全球化:跨国电信中的新自由主义
第三章 未知媒体
第四章 高等教育产业网络化
结语: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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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2 23:05:49 | 只看该作者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反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美国,因为中低收入群体没有变得更富裕
陶立烽
昨天 17:44


2020年11月13日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行经济峰会,其中一场分会场围绕“全球供应链”展开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何去何从?”,由清华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主持。
发言嘉宾汇聚了中外政商学的代表。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哥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中海油总经理李勇、美光科技总裁桑杰·梅赫罗特拉、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吴富林、哈佛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分别发言。
其中,哥大哈佛两位教授都提及了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原因: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拉大。(当晚,另一场次上王一鸣也提出了类似看法:K型复苏加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以下为各位嘉宾讲话要点摘录:

任洪斌:央企克服疫情影响,近8成海外项目稳步推进,近600个海外项目顺利完工
洪斌介绍,疫情期间,中央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为中国供应链运行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球供应链秩序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据介绍,今年2月底中央企业复工率就已超过90%,机械、建筑、建材、运输等行业中央企业在稳生产经营、保外需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中央企业通过按时保质履约,畅通供应链循环。近8成海外项目克服疫情影响稳步推进,近600个海外项目顺利完工,按约保质保量完成国际订单;同时,通过强化投资拉动涵养供应链生态,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增长11.3%,上半年新增海外项目442个,项目金额365亿美元。

诺奖得主:美国对外包态度取决于工人两方面的感受
哥大教授费尔普斯曾因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研究贡献而获得2006年诺奖。
他在发言中表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链接,不断发展,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
美国也从供应链全球化获益,但和中国相比相差太远——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本身的生产力在全球供应链形成之前就已经很高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政策分歧,让许多美国企业看到了自己供应链是多么脆弱。
费尔普斯认为,针对此美国在商业和政治两个层面都作出了反馈:
商业层面,企业如果无法购买到生产所需的零件,就不得不自行生产零件,因为比起成本的增加,他们更不能承担外部供给的不确定性。
政治层面,政治压力促使美国制造商将海外生产转移到国内,以提高美国国内的工资标准,恢复国内男性劳动力的就业比例。

在费尔普斯看来,美国人对外包和贸易整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们在两方面的感受: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是否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平对待。
然而,从70年代到最近几年,美国人的工作满意度持续下降;也是从70年代开始,美国中部地区的工人似乎越来越感觉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而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却在持续增长。

费尔普斯认为,美国人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态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做法——中国继续发展本国经济,积累资本和创新技术,将有助于提高包括美国的世界其他地区工资水平。
李勇:做大市场规模是实现油气供应链稳定的核心基础
中海油总经理李勇说,今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使全球油气行业陷入低迷。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油气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不足的问题。
就稳定油气供应链这一话题,李勇分享了中国海油的经验和实践。
第一、做大油气资源的市场规模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础。
李勇指出,近年来中国海油立足油气全产业链优势,不断强化油气资源的龙头地位,持续拓展消费市场,带动畅通产业链循环。大力加强油气储备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油气供应的保障能力,推动了一批LNG接收站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已在按步推进。推动南气北送,推动LNG集装箱公路、铁路、水路联运的新模式。近两年冬季保供期间,中国海油增供天然气占全国增供天然气量的50%以上。
在供给侧,中国海油大力推进国内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努力降低成本。去年实现国内海域替代率超过140%,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海油克服疫情和低油价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国内原油增量占全国原油增量的90%。前不久在渤海湾又发现了首个千亿级的大油田渤海中凹陷的渤中19—6气田,南海第三个深水气田流花29—1顺利投产,全部达产后将极大提高中国华北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用气保障问题。此外,在中国南海,首个自营深水千亿方级的大气田正在全力投产,预计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30—3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同时,中国海油大力引进LNG持续扩大绿色低碳供给,签署了2416万吨LNG长期合同,位居全球第三位。
在需求侧,中国海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依托国内超大规模消费群体的市场优势,大力开拓市场、扩大销量。充分发挥海油商城等线上平台作用,培育增量市场。今年上半年线上订单交易成品油、天然气等产品近600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第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内在需要。
李勇介绍,中国海油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强烈的原动力,加快技术进步,在深水、高温高压的勘探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突破,自主研发出了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大力推进数字转型,从根源上变革生产方式,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提升供应链的信息化水平和协同效应;坚持把控制成本作为固链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油推动海上平台少人化、无人化、减少现场人员,努力提高劳动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三个平台节省投资25%左右,节约年度操作费用近20%,桶油创十年以来新低;坚持把调结构、促转型作为优链的抓手,中国海油与各地省政府以及荷兰壳牌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已投资400亿元建设中海壳牌惠州三地项目。
第三、坚持开放共享发展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本遵循。
李勇表示,中国海油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主动与全球能源企业合作,便利供应链,协同性构架国内外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模式。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地区油气领域的合作。截至去年底,中国海油已经与80多个国际石油公司签订了对外合作石油合同,海外业务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产总额已经超过5200亿元。坚持共享共赢,中国海油在技术服务、油气田的资产投资等方面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在国内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创新性地推出了进口LNG窗口一站通业务,实现了接收站的共享、共用。

美光科技总裁:人工智能、5G等技术为供应链重构带来新的机会
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说,2020年这一切变得非常重要,技术的可得性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连接、数据分析,可以使企业更加创新,提高生产率,可以更快、更好地做出决策。
在他看来,科学家能够使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来做出新的研究,帮助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疾病和挑战。技术赋能了很多进步,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数据和信息。5G网络在不断地推出,人工智能平台不断地演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实现数字化和连接,在整个制造的价值链当中,可以实现点到点的智能设备的连接。
桑杰·梅赫罗特拉举出了两个关键的应用,这两个应用促进了制造领域的生产力。

首先,对机器的云控制,通过大规模地使用工业数据,5G使得机器的运行(效率)提高了5倍。我们使用无线连接,就可以以比现在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好的结果,这样机器可以更加有效地运转,可以减少浪费率等等。在很多机器上加上传感器,意味着工厂可以产生更多的数据。5G有能力促进工业数据的扩大化,使用AI的算法,使得大量的信息能够实现自动(建立)绩效模型。
第二,视频分析。5G能够实施向云端传输直播的视频,可以通过视频的分析来测知异常,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似乎可以胜过人脑。通过解锁制造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力,5G和人工智能将会带来4000亿到6500亿美元的新增GDP,它们对于供应链的支持也会有非常大的效应,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减少down机时间,甚至可以预见可能带来的冲击,比如今年遭受的情况。

吴富林: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三大趋势
吴富林说,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三大趋势,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一是有限全球化、紧密区域化和充分的本地化。产业链条趋于缩短甚至变形。二是产业链趋向多元化、分散化和多样化。为降低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渠道、产品和技术的风险,人们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面,备份意识更强。三是更加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信息科技可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疫情下数字科技对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至关重要。

肯尼斯·罗格夫: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格罗夫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首席经济顾问。
罗格夫说,新冠疫情的影响是非常汹涌的,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体现在美国没有签署TPP,以及贸易摩擦方面等等。“但实际上根源远不只这些,有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经济和学术研究证实,他们认为全球化可能对于欧洲、对于美国总体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却加大了不平等。”肯尼斯·罗格夫说。
肯尼斯·罗格夫表示,一个国家更富裕之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对那些挣钱多的人通过征税的方式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这样大家都会更开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反全球化的想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税收和财富的转移并没有真正发生,所以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并没有变得更加富裕,他们觉得并没有真正地受益于全球化。
二、一些大家并没有广泛报告的问题。人们在想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什么,人们也有为反对全球化而反对,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一个政党。今后还可能会出现脱全球化或者是逆全球化的趋势,过去有,将来可能还会有。
“另外,有几个宏观经济的现象。假如说真的出现逆全球化,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几点,因为其实不仅仅贸易会下降,物品会越来越贵,还有很多其它的现象,尤其是低通胀率、低利率。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因为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全球化而导致的,亚洲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而导致了这一点。”肯尼斯·罗格夫说。

(资料图:罗格夫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
刘积仁:政治因素或导致各国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
刘积仁指出,未来可能会有几个因素会对全球化的过程带来挑战:
一、政治因素。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中美还是各个国家,对于将来是否能够安全地生产或者获得一些资源,包括部件、技术等产生了担忧,这样的一种担忧一定会导致各个国家要调整自己在过去全球化中供应链的情况。
二、疫情。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挑战,甚至对中国内部的供应链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三、技术。未来的技术也会带来挑战,重构全球供应链或者是建立一种新的供应链体系。
“过去我们理解的供应链可能更多的是在制造业,但这次的疫情我们也看到,服务的链条这次影响也是特别大的。很多人不能到医院,药品也不能顺利地到达,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我们要重新看待。”刘积仁认为,未来的供应链在结构上会发生改变,在思维的方式上发生改变,而且每个国家的战略也会产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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