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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生产关系中介 上层建筑能直接作用生产力?官媒报扶贫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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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6 10:46:1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习近平的小康故事丨“我很期盼的一件事
2020-10-26 08:31:48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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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10月25日起,新华社在新媒体端开设“习近平的小康故事”专题,每天推出一组报道,分别聚焦脱贫攻坚、教育、住房、健康、养老等民生关切,以鲜活生动的故事,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我们有信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郑重宣示。

5年前,2015年,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大会议并访问美国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发表演讲,坦陈40多年前自己质朴的心愿——“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

当时,他是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的一名知青。目睹百姓艰难、体会群众疾苦,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习近平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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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拍摄的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小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从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泱泱大国最高领导人,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始终最牵挂的事。

如今,他几十年前的朴素心愿即将全部实现。到2020年底,中国将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全球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拜年的故事

过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全家团圆的日子。

贫困群众年过得怎么样?每年临近春节,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去贫困地区看看。

2013年2月3日,春节前夕。

山大沟深,道路陡峭,黄土飞扬,绕过九曲十八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老党员马岗老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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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村民在种植百合。新华社发(马希平 摄)

“马老,您多少岁了?我给您拜年了。”一见面,习近平总书记便拉着马岗的手,亲切地说道。

环顾低矮破旧的房屋,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问道:“你的房子哪年盖的?住了多长时间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马岗说:“总书记进到屋里,也没嫌干不干净就坐到炕上,和我拉起了家常。”

缺水干旱是困扰当地脱贫的一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看到屋里水缸,特意舀起一瓢水,一口水下肚后紧锁眉头……

第二天,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水工程工地考察工程建设情况,叮嘱当地和随行的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住窑洞、睡土炕、修淤地坝……在梁家河的7年,习近平立下毕生信念——要让中国许多像梁家河这样的地方早日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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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村民在给苹果套袋(2018年5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2015年春节前夕,冬日的暖阳照向大山深处的梁家河。阔别40年,习近平总书记带着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回到这里,看望乡亲们,忆往事、唠家常。“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给大家拜年,祝乡亲们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把每个贫困群众都当作亲人。每年过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2013年辗转“瘠苦甲于天下”的甘肃定西,2014年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家中,2015年来到革命圣地陕西延安,2016年赴革命老区江西井冈山贫困村神山村,2017年踏着皑皑白雪走进河北张家口贫困村德胜村,2018年深入四川大凉山腹地昭觉县彝族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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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拍摄的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一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习近平总书记访贫问苦的脚步。在贫困户家,总书记总要看看锅里有什么,问问群众吃的怎么样、收入怎么样、看病花多少、上学花多少……亲切贴心的话语,真挚深情的惦念,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脱贫攻坚8年来,上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保山市三家村李发顺家,这样勉励大家。

回信的故事

2015年1月20日傍晚,正在云南昆明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驻地宾馆的会议室。几名来自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干部群众代表正在等候。

这是一次期盼已久的见面。

一年多前,贡山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多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消息。习近平总书记接到信后立即给他们回信:“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他在信中还希望独龙族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一年多过去,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得怎样?独龙族干部群众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带着对乡亲们的惦念,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特地把当初给他写信的几位干部群众接到了昆明。

习近平总书记问:“原来出山要多长时间?”

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说,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翻越高黎贡山走到贡山县,来回要半个月;新中国成立后修通了人马驿道,一个来回要六七天;1999年独龙江简易公路贯通后,除去大雪封山,七八个小时可到县城;如今隧道通车后,3个小时就可以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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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2019年4月11日摄)。新华社发(谢宇 摄)

“我来见大家,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也是给全国各族人民看: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次特殊的会见,让乡亲们感动不已,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2018年,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

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信,鼓励大家“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2019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提到他一直牵挂的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大家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山高水长,悠悠情深。

1975年离开梁家河村后,习近平同志先后四次给梁家河回信。

2014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梁家河乡亲们的回信中说:“去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强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他还鼓励大家:“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村里乡亲们和全国广大农民一起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一直是我的心愿。”

“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彰显着人民至上的赤诚情怀。

赴约的故事

“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习近平总书记说到做到了。

跟贫困群众的约定,习近平总书记一个都没有忘记。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宁夏,履行多年前那个春天的约定。

时光倒流回1997年。那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被当地的贫困深深震撼。此后,他牵头负责对口帮扶宁夏工作,闽宁合作如火如荼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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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村民在光伏温棚内查看食用菌生长情况(2018年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200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宁夏调研。他同当地的百姓约定说:“等你们生活过得好了,我还要到这里来。”

2016年7月18日,干旱的固原市迎来一场久盼的喜雨。杨岭村的贫困户马科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来到自己家。

“粮食够吃,孩子有学上,看病有新农合,下一步你还有什么打算?”习近平总书记笑着问。习近平总书记还嘱咐他:“首先抓好孩子的教育,不能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再一个,扎扎实实把生产搞上去,持续稳定地增加收入。”

在贫困户家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地扶贫干部说:“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如今宁夏的食用菌种植成为当地致富产业,这技术正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签字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此后在宁夏全面开花。

当地的扶贫干部还记得总书记离开杨岭村前的那个场景:山坡上挤满了十里八村赶来的乡亲,雨还在下,大家扔下伞热烈鼓掌,争相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有人抹着眼泪咧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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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稻田里,农民驾驶收割机收获成熟的水稻(2019年10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2015年7月,应当年全国两会时吉林代表团李景浩代表之邀,习近平总书记如约来到延边考察;2019年7月,应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此前邀请,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地考察时专门请她到马鞍山村来见面。“你的邀请我一直记在心上,今天我履约而来,就是要实地看看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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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村民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中药材合作社筛选中药材。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一次次赴约,一份份真情。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大的约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为了实现这个约定,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困难群众家中,看实情、问冷暖、听心声,算收支账、商脱贫策。

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人民的勤务员”习近平,50多年来始终心系百姓,履诺践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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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0:59:57 | 只看该作者
多国人士:中国减贫成就有目共睹
2020-10-25 16:38:52央视网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也给全球带来启迪,赢得广泛赞誉。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各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决心以及人财物的全面投入,是中国实现脱贫目标的精神和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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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工人党主席 蒂尔默·久洛: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正在采取切实的措施和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脱贫攻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政治路线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当中国全国上下一心,集中精力、人力、财力,调动经济资源来解决这个大问题,你们就一定能做到。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去过乡村也去过城市,我认为中国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让人们对于未来更好的生活充满信心。

乌克兰汉学家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科瓦利表示,中国已成功使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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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汉学家协会理事 中国问题专家 科瓦利:中国已经帮助了8亿多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我认为中国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国内消费,这是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成就。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也令国际社会整体受益。中国通过实践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做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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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消除贫困当然是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考量,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创新来获得保障,这也让全世界特别是大国认识到,创新和能源的生态转化是发展的来源,进而也可以成为消除贫困的动力。我认为在中国脱贫发展的实践当中有一些做法是可以也已经让其他一些国家借鉴了经验,比如区域发展就很重要,在非洲国家可以规划一些特别的发展区域,将一定的资源集中到这些区域当中,这些区域甚至可以跨越国境的限制,关键是要树立这种发展先锋的意识。


链接(怕真理,多被网管封杀)

抗大危机大后方 国家资本主义农产链 计划+合作化扶贫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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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0年03月27日 大同日报 -A6 专版-
  • 大同黄花:云州群众的脱贫致富花 火山脚下黄花香灿烂黄花开遍云州奔向好日子黄花加工参加黄花论坛的代表们正在观摩黄花加工生产线  201 ...
  • 2020-5-12 01:00 - 焦典 - 前中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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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1:01:26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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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1:49:07 | 只看该作者
    [图书]李实 等 著:《21世纪中国农村贫困特征与反贫困战略》
    2019年07月14日 09:58 来源: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实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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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21世纪中国农村贫困特征与反贫困战略

      著者:李实 等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出版

      定价: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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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选 文 摘

      上篇 21世纪初贫困的变化、原因及反贫困政策

      第一章 导论

      “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工作,让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其重要的执政理念......”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的近期演变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自然贫困发生率应该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许多区域地方病问题严重,有着较高比例的残疾人口比例,加上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因病致贫的现象较为普遍......”

      第三章 农村贫困的动态分析

      “根据2007年和2008年住户追踪调查数据,本章描述了两个年份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特征。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两年期间一直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比例相对较低,但贫困类型结构也会受到贫困标准的影响......”

      第四章 脱贫与返贫: 定量估算减贫趋势的一个角度

      “减贫伴随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子过程:脱贫和返贫。从减贫角度看,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政策主要增加了脱贫概率,而一般性发展政策能够减小返贫概率。当两种概率发生变化,贫困发生率将随之改变。显然,这两种概率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章的目的是抓住一些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并结合现有经济趋势,估算未来的减贫趋势......”

      第五章 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减(增)贫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同时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过程。就基本趋势而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GDP都表现出了强劲的上升趋势;农村内部基尼系数也在稳步上升......”

      第六章 贫困县财力差距与公共服务差异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是财政收入相当且公共服务支出相当。本章对592个国家贫困县的县级财政能力及支出进行考察,分析了县级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一方面,贫困县非行政支出较多,支出差距明显。财政支出呈现出“行政管理费占比高”的支出特征,不利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且省内、省间及城乡贫困县支出差距较大,造成不均等的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贫困县财力弱,结构不合理,县内、县间及城乡财力差距大。......”

      第七章 农村扶贫资金效果评估:以扶贫重点县为例

      “扶贫项目效果评估,对于充分发挥扶贫投入的减贫效果是至关重要的,本章主要对我国21世纪扶贫开发投入的减贫效果进行评估......”

      第八章 惠农政策的减贫效应

      “惠农政策对减贫的影响关系到我国缓解贫困的进程,是我国反贫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入研究惠农政策对减贫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完善现有的政策和制定国家新的扶贫战略能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

      第九章 整村推进扶贫战略的效果分析

      “整村推进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开发式扶贫的三大重点之一。目的是利用较大规模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被扶持的村在基础和社会服务设施、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并使各类项目间能相互配合以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从而使贫困人口在整体上摆脱贫困,同时提高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整村推进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扶贫方式,它能否顺利实施将直接影响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所确定目标的实现......”

      第十章 农村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原有的五保供养政策、受灾群众救助制度、优抚等政策的执行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农村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初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正处于筹划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安全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缓解了农村贫困。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中,与扶贫最为密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此,其扶贫效果需要认真地加以评估。这正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第十一章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缓解贫困

      “农村贫困人口的急剧下降、进城农民工数量的急剧上升,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重要特征。根据官方数据,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3.4%,并进一步降至20006年的2.3%。尽管对于所设定的官方贫困标准存有一些批评, 认为所确定的贫困线过低,从而低估了实际的贫困状况,并有可能影响到对贫困减缓的趋势的判断......”

      第十二章 退耕还林、收入增长与缓解贫困

      “1999年启动退耕还林项目,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但由于该项目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的落后地区,因而该项目被期待有显著的增收和脱贫作用。本章利用倾向匹配方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试图验证这一点。估计结果显示,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农户在参与项目之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没有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说明退耕还林具有明显的增收作用。与此同时,退耕还林对农村人口的外出打工及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

      第十三章 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衡量指标研究

      “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衡量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衡 量的对象,如以收入还是以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来代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是否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背离等;二是衡量的方式,即构造何种指标来度量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度量不同个体间总体差距状况的指标通常包括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本章将从这两个方面讨论地区差距的衡量......”

      第十四章 教育的反贫困效果

      “我国贫困人口多是由于生存自然环境恶劣,人均占有耕地少、剩余劳动力多,受教育年限短、劳动力素质低或自身及家庭健康原因所致。而我国政府的扶贫战略较多考虑的是开发性扶贫而较少考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这容易引发扶贫后的“返贫”现象和绝对贫困人口的反弹。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我国在制定今后的扶贫战略时,必须重视教育、培训对反贫困的重要性,选择一种具有“扶正固本”特征的“教育反贫困”战略......”

      第十五章 2010年后的新扶贫标准和调整机制

      “本章在充分考虑到未来1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物价上涨、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后,提出了两种调整方式和六种调整方案。一是渐进式调整方式, 二是一次性调整方式。本章更加倾向于采取渐进式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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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2:38:26 | 只看该作者
    试析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合作社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来源:考试吧(Exam8.com) 2010-11-09 14:28:00  万题库

      论文关键词:列宁 农民 合作社
      论文摘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如何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和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对合作社的思想认识,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化思想运用于俄国农村的社会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这表明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东方落后国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途径。


      农业合作化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列宁通过六年的反复试验和曲折探索,最终提出了关于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作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对引导俄国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东方落后国家寻求农村社会发展道路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不是在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有其一定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过程。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列宁随着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先前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总体上说,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经商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而俄国的合作社初创于19世纪60年代,到二月革命前全俄国仅有合作社约2. 3万个。由于十月革命前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列宁这一时期更多地把合作社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但是“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好,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农业中的合作社与工业中的托拉斯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两者的社会经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1903年,列宁在《给贫苦农民》中再一次强调:“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农民摆脱贫穷困苦,谁也就是在欺骗农民。可见,列宁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持否定态度。这表明那时他还没有把合作社与农民阶级联系起来,也还没有认识到推进合作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维埃俄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又不会伤害农民,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把合作社纳人他的视野范围内。


      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在当时领导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回时,他提出要利用共耕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减小个体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够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应该如何来看待列宁关于共耕制的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否证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即提出了引导农民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列宁关于共耕制思想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俄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实现共耕制的地步,而只是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当时,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农村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富农和农村其他反革命分子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以暴动、暗杀等方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只有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如他在1918年底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说:“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接着他具体分析说,由于暴动和国内战争,农村已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的阵营,这个阵营坚决地同工人阶级一起去实现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富农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由于国内战争和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才出现了共耕制这样的事物,换言之,共耕制的出现并不是农村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不再主张实行共耕制,相反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他首次表达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人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来说,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可见,列宁在这一时期虽然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却高度评价了合作社在利于国家监督、调控农民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这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观点已经发展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联合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只是由于列宁在这一时期对农民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以及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否能结合的问题,所以他暂时把合作社看作是可以推动农民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农民的最佳形式。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对采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认识的深化,列宁对合作社的意义与作用,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强调得越来越突出。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改变了过去始终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确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本质。他明确指出通过合作社可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列宁看来,合作社是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引导农民的最佳形式。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列宁多年来对合作社问题有关认识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是以此为标志,列宁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


      二、列宁合作社思想的主要内容


      总结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试图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消灭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行不通的,要想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此,列宁主张要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经济以发展的空间,渐近地发展小农经济并把其纳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这对于作为联系小农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中介的合作社来说,也决定了它必然要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合作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只能是商品经济与商品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进而才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看法在新经济政策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合作社首先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认识却是前后一贯的。在1918年春天,列宁曾讲道:“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论合作社》一文中,他在提到合作社时也首先称之为“买卖的合作社”。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列宁之所以将合作社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原因是要使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符合东方落后国家农民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且,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合作社才能有利于推动农业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由个体小生产向集体化大生产的转变。


      第二,合作社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关于确立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认为这是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早期都没能解决这一难题。比如:苏维埃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推行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了私人利益,即没有找到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仅仅是促进了农民私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小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为使这种私人经济置于国家的检查监督之下,使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就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经济形式。经过艰难的探索,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这种合适的形式即合作社。为什么是合作社而不是别的经济形式呢?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进行买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社排挤私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收购到所需的农产品以及销售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以促进国家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双重发展,并且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掌握、调节合作经济的发展,引导合作社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合作社最终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并且,合作社的这种“合适程度”,是以往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所不可比拟的。这样,列宁对合作社的这一认识也就最终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碰到但又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三,合作社是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这个同盟军却是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保守,又落后,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简便易行、又使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和政策。列宁在对比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的不同之处后认为,合作社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更能吸引农民。首先,合作社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农庄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产品、收人的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合作社则不同,加人其中的农民可以占有工具、牲畜等大多生产资料,并且自己支配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参加。其次,农民对合作社较熟悉和了解。合作社的历史较长,在沙俄时代的农村中就已存在各种合作社,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农民对这种经济形式从心理上来说接受较快。再次,合作社能保障农民的个人利益。通过参加合作社,农民避免了过去长期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受到的贱买贵卖的双重剥削,还能够从合作社分到红利。最后,合作社的经营层次多样、形式灵活,农民是自主经营的实体。合作社组织是生产者在流通环节或生产领域一定环节上的联合,生产过程不一定集中劳动,参加的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在合作社内,农民也并不是变成不可脱离合作社的固定成员,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加若干个合作社或是自愿脱离所在的合作社。这样便产生了家庭经营、合作社经营、合作社间的联合经营等多个经营层次,实现公有经济与家庭经济的有机结合。因此,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精辟地指出:“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了全体居民的合作化,也就有了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合作化对于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列宁深思熟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俄国合作社的思想主张。


      第一,必须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发展合作社。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要想顺利地推行合作化事业,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合作社发展的计划、政策,绝对不能脱离实际。这是发展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体生产力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布局非常不合理,大工业集中在欧洲部分的几个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而其余广大的地区仍旧是小手工业甚至是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列宁早在1918年5月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形式: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认为“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到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俄国这种生产力不合理状况依然如故。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这样的经济事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这时,列宁已经不再把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共产党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是强调从俄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列宁提出俄国要发展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由此可见,在合作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时,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要依据俄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具体来说,列宁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比如,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区可采取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形式,而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可采取高级合作社形式。另外,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地区随着发展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社,这样有利于使分散的、无法形成生产力的资金、畜力、农具等形成新的生产力。


      第二,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来发展合作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小农合作化思想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剥夺农民财产、强迫农民人社的方式,而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理所当然,这一正确原则也为列宁在发展合作社时所特别强调。列宁认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凡是不通过自愿的道路,而是用法令和传单建立的合作社组织“一钱不值”。因此,在1922年8月由他参与拟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文规定:“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所联合的是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小生产者,所以这种合作社应当根据自愿和经济利益的原则去建立。”并且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采取任何强迫措施使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还明确地肯定了实行自愿原则是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他说:“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间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贯彻好自愿原则呢?列宁认为,针对农民最讲究实际的特点,俄国共产党就不仅应从农民的长远利益着眼,而且还应考虑农民目前的切身利益,让农民从合作社中切实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只有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农民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合作社。对此,列宁举例说,当合作社工作者到农村来开设合作商店时,严格地说,农民是并不准备参加合作社买卖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而尝试一下。实践说明,尝试的结果如何对农民是否参与非常重要,如果合作社果真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加人合作社。反之,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


      第三,必须采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帮助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除按自身规律发展以外,最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它的发展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坚持多久的。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为此,列宁还提出了苏维埃国家援助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措施。


      (1)财政上优待。列宁指出:“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一样多。


      (2)法律上支持。1921年8月16日,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法令,并召开了全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机构。1922年1月,苏俄又通过了建立合作银行的法令,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3)制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及合作社工作者。1921年7月,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中,列宁指出:要“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4)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认为,为避免合作社在私人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削弱或解散,除了用经济、法律手段直接支援外,还必须运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保证合作社的发展。如当列宁听说斯摩棱斯克省的私人贸易压垮了私人合作社的消息后,立即质问道:“对非法贸易法办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收税没有?”等等。此后,根据列宁的建议,在1922年底,苏维埃俄国实施政策限制私营商业收益的所得税,征收了他们很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合作社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概括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首先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长期使用,然后采用示范的方法,根据自愿的原则,将农民逐步吸引到合作社中来。同时,国家对合作社给予大力的财政帮助,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和农民觉悟提高的条件下,逐渐使农民完全合作化。列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它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引导小生产者,特别是引导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在充分认识和肯定列宁这一思想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在论述合作社问题时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如1923年1月,他强调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过于绝对。显而易见,建立合作社或实行合作社,这只是把私有农民组织起来、把小农经济纳人国营经济的一种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项漫长且非常艰巨复杂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单靠合作社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它还需要其他领域进一步发展加以保证和配合。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在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农村改革,以其丰富的经验发展了列宁有关合作社的思想,从而使这次改革不仅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经验对列宁的合作社思想无疑是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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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2:39:51 | 只看该作者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

    --------------------------------------------------------------------------------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勤俭办社》[2]一文按语)

      二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3]一文按语)

      三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4]一文按语)

      四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严重的教训》[5]一文按语)

      五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6]一文按语)

      六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7]一文按语)

      七

      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8]一文按语)

      八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9]一文按语)

      九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资金方面,国家应当给予农民以必要的援助,例如现在已经设立的贫农基金和其他贷款。但是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农民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10]一文按语)

      十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11]一文按语)

      十一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新情况和新问题》[12]一文按语)

      十二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3]一文按语)

      十三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干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4]一文按语)

      十四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15]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16]一文按语)

      十五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17]一文按语)

      十六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18]一文按语)

      十七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19]一文按语)

      十八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20]一文按语)

      十九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21]一文按语)

      二十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22]一文按语)

      二十一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23]一文按语)

      二十二

      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24]一文按语)

      二十三

      这一篇也很好。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25]一文按语)

      二十四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二十五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27]一文按语)

      二十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28]一文按语)

      二十七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29]一文按语)

      二十八

      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30]一文按语)

      二十九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31]一文按语)

      三十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32]一文按语)

      三十一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33]一文按语)

      三十二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34]一文按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刊印。



      注释

      [1]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为该书收入的一百七十六份材料中的一百零四份写了按语。这里选了三十二篇按语,其中有三篇(即第二十六、三十、三十一)是九月写成的,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在九月拟就、十二月修改而成的。毛泽东还改拟或加拟了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标题。

      [2]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河北日报》,作者是该报记者王林。

      [3]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作者是史树芳。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新乐县东王庄三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坚持办社的事迹。

      [4]这篇文章是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志琪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

      [5]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作者是《山西日报》特约通讯员阎广洪,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山西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严重的教训》。

      [6]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是青年团晋南地方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写的,刊载在《学习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号。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文章介绍了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帮助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在党、团支部支持下,成立乡的农业技术夜校的情况。这个夜校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员的欢迎,使农业生产技术在全社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7]这是中共山西省汾阳县委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关于挖掘水利潜力,大力兴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一九五七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保证农业增产的规划。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拟题为《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

      [8]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中共山西省雁北地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刊载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第一百九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文章介绍说,雁北地区在一九五五年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发现不少合作社的干部有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为此,地委决定:各县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财务管理工作的状况,进行分类排队,限期结清账目,做到社社有收支预算,账目日清月结,财务公开,由社员监督;对于犯有贪污、盗窃等失职行为的干部,要查清事实,根据情节轻重和性质,分别进行处理。

      [9]这篇文章是北京市农林局规划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写的。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京西矿区黄塔乡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订的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的长远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畜牧业、林业、农业、副业等的计划和措施以及改善社员生活的具体措施。

      [10]这篇文章原题为《丰台区三路居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金是怎样解决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编印的北京《郊区农村工作》第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

      [11]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写的,刊载在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四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

      [12]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作者是张殿举、傅雁龙、郝景民、孙荣胜,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

      [13]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是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刊载在辽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参考资料》第九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

      [14]这是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文中讲的合作社,是山东省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15]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新的译文是:“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16]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六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

      [17]这篇文章原题为《陈学孟是怎样帮助群众办社的》,作者是肖克非,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农民、中共党员陈学孟带头办起本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积极帮助其他群众办社的事迹。

      [18]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介绍了安徽省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六月遭受水灾后,将社员们组织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并巩固和扩大了合作社的情况。受灾后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见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指合作社),就有翻船的危险。”失去母亲的十六岁贫农柯百法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19]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是中共肥东县石塘区委写的,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20]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夏收夏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刊载在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21]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刊载在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文章介绍了浙江省兰溪县上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养毛猪的经验。

      [22]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是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工作组写的,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文章介绍了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一个以贫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和一个以中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的对比发展变化。

      [23]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是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生产合作部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福建《农村工作通讯》第十三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文章介绍了福建省华安县龙峰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社里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的经验。四对比是:一比社、组、户哪个好;二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三比剥削制度和没有剥削制度哪个好;四比个人发展和共同富裕哪个好。五算账是:一算灾害账;二算搞副业增加收入账;三算发挥劳动积极性增加工分账;四算贫农中农合作互利增产账;五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账。

      [24]这篇文章是戴星明、王树人、董俊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的。文章介绍上海市西郊诸翟乡根据耕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情况,除组织社员把大量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积肥等农业劳动以外,还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25]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作者是董铨、邵健、桂世杭。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

      [26]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刊载在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27]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作者是周敬文,刊载在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九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

      [28]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作者是顾建鹏,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三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

      [29]这篇文章原载《华南青年》一九五五年第十六期,是青年团广东省粤中区工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的。

      [30]这篇文章是中共广东省台山县委合作部写的,原载中共广东省粤西区委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编印的《粤西通讯》第九十期。

      [31]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是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贵州工作》第六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32]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是中共贵州省镇宁县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贵州工作》第七十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季节包工》。

      [33]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是中共云南省西畴县委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

      [34]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新疆《天南日报》,作者是页汗,文中介绍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色满区委调动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力创办农业合作社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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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2:47:41 | 只看该作者
    论合作制 百度百科

    论合作制是列宁晚年的重要著作之一。于1923年1月4日、6日口授整理而成。同年5月26日、2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全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合作制的重大意义。指出: 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由农民个体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形式,是社会主义工业与分散的农业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是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梯、工农联盟的重要纽带。第二部分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而在苏俄的具体经济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全部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作为集体企业的合作社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1]

    中文名 论合作制 写    于 1923年1月 发表在 《真理报》第115、116号上 类    型 合作制

    内容简介

    列宁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重要著作。写于1923年1月,同年5月26日和27日发表在《真理报》第115、116号上,署名H.列宁。

    在苏维埃俄国粉碎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武装叛乱后,列宁就寻找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式和社会力量。1921年苏维埃俄国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贯彻新经济政策所引起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活跃,俄共(布)党内某些人怀疑俄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党内许多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合作社的性质认识不清。针对上述情况,列宁抱病口授了《论合作制》一文,论述了合作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拟定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指出,合作社的性质取决于它所依存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要从流通开始过渡,通过合作社这种买卖机关,采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使农民过渡到新制度。列宁认为,合作社是衡量“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这就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同前,第4卷,第681页)。

    列宁主张要给合作社以优惠的贷款和扶植,如银行低利贷款,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的资金一样。要找出对合作社的奖励条件,找出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培养文明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等。

    列宁还论证了建立合作社制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指出劳动农民由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就必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苏维埃俄国只有完成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两方面的任务,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合作制》一文,为在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找到了社会动力和有效形式,也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参考资料
    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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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
    2013年01月30日 14:06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61~73页 作者:叶扬兵


      作者简介:叶扬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21001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发表大量论文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理和公布了不少档案史料。主要有《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53~1957)》(农业卷)[4]等。据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5]中的序介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编撰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史料,其中有些已经出版。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还出版了50多期《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共计500多万字。另外,随着国家档案的逐步公开,一些学者开始查阅、利用省级和县级档案馆的档案。第二,出版了5本专著和不少著作。5本专著分别是高化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6]、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5]、邢乐勤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7]、罗平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8]、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9]。不少著作都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较多论述。这些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史著作和经济史等专门史著作,如《凯歌行进的时期》[10]、《人民公社狂想曲》[11]、《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12]、《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1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4]、《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15];二是农业经济著作,如《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再认识》[16]、《农村合作制的演变》[17]、《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8]和《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三是传记或回忆性研究,主要有《邓子恢传》[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1]、《毛泽东传(1949~1976)》[22]、《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23]、《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4]。学术界一直密切关注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动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多位学者写过综述或述评。[25]为了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拟对近30年来中国大陆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关于解放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情况

      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既具体考察了建国前中共领导下的劳动互助运动,也简单回顾了1949年以前国民党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合作思想和活动。[5](pp.16~86)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不仅详细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互助合作运动,而且系统地梳理了非共产党人在农业合作上的大胆设想和积极尝试。[9](pp.74~165)一些论文也对建国前中共领导下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进行探讨。王新光[26]和曹检生[27]对土地革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何文孝、高长林[28]和王守梅[29]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运动的发展过程、组织形式、积极作用以及经验启示。邢乐勤考察了新中国建立前中共领导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轨迹,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农业互助合作的理论。[30]梅德平考察了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兴起、发展与变迁的历程,分析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制度绩效,总结了互助合作组织在制度安排上的特征。[31]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动因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马羽认为,土改后个体农业经济分散薄弱,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限度,生产就徘徊不前;个体农业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极分化;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商品粮和农产品原料,社会主义工业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公有制的工业和私有制的农业基础上;等等,表明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32]80年代中期后这种观点声势逐渐衰落,但仍有很大影响。如姜冰冰认为,中国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客观必要性:一是建国初期小农经济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也要求农业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三是任凭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势必导致农村两极分化。[33]

      80年代中期后,一些学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提出多方质疑:一是重新认识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如苏少之指出,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基本趋势是中农化,不是两极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小农经济不会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应该以生产力标准来对待出现少数新富农和部分农民仍然面临困难等现象[34];二是重新评估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如董国强认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集体生产积极性则是特定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35];三是否认土改后农民的个体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吴鹏森、佘君认为,小农经济并不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只要为小农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它便会表现出惊人的生产力。[36]

      随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必然性的质疑日益增加,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搞早了”。路江认为,如果土改后让农村个体经济有比较充分的发展,然后再逐步实行合作化,效果可能好得多,也可以避免以后发生的许多偏差,使农业生产发展得更快。[37]另外,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根本上就“搞错了”。1979年,王小强在《未定稿》上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实际上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38]

      到9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转而侧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因和时代背景。江红英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起,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因素、工业化的因素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在于党对于农村发展道路的引导。[39]佘君等也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既不是由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不是源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配套措施,更不是亿万农民自己的互助合作需要,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40]叶扬兵指出,大农经营优越论盛行不衰、“社会主义”价值趋向渐趋主流、计划经济思潮日渐高涨等共同构成20世纪中前期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时代背景。[9](pp.49~61)

      (三)关于合作化过程中的三次争论

      1.关于1950年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

      许多学者指责高岗宣布五条奖励互助合作实际上也是歧视单干的具体经济政策,认为高岗实质上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大量引用东北报刊上关于互助合作运动出现的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的报道来说明高岗的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叶扬兵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高岗的主张忠实地体现了1943年以来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并没有丝毫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高岗宣布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是有缺点的,但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歧视单干。东北报刊上披露大量互助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并不能说明高岗的主张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是恰恰反映了高岗和东北局注意及时纠正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偏差的努力。[9](p.179)

      2.关于1951年围绕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

      学术界对这场争论有四种不同的评价。第一种是以薄一波为代表,认为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语有四个缺点,但更强调其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21](pp.203~211)第二种是以高化民为代表,认为山西省委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认为刘少奇意见的主导方面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6](pp.51~60)第三种是以苏少之等为代表,完全否定山西省委和毛泽东的主张。赵德馨、苏少之、张继久强调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关于工场手工业的原理简单地照搬到农业中来,不是创造性的运用,而是失误,并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比重很小,家庭农场占绝大多数。[41]刘建平解读了1951年围绕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争的政治学意义,即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政治上恪守民主宪政程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被崇拜苏联模式、迷信权力统制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所克服。[42]兰华认为,互助组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更高级形式的合作组织,而应该使个体经济“都能独立地生产经营”。[43]第四种是以陶鲁笳为代表,认为山西省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刘少奇的批评感到难以理解。[44]

      3.关于1955年夏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

      学术界对这次争论的许多细节描述出入较大。有些著作认为,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致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电报曾让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回话说:“主席同意”。[20](p.485)但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披露,陈伯达说,“农工部文件可用部的名义发出”,而“毛主席并不知晓”。[24](p.62)关于5月17日毛泽东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地点,有些论著说是杭州,有些论著则说是北京。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发生在6月下旬,但在杜润生的自述中却透露它发生在8月3日。[24](p.57)

      在1991年以前,学术界完全肯定邓子恢的看法,否定毛泽东的主张。1991年,薄一波详细分析了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出了较为客观和辩证的评价。在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子恢分歧的实质是两点:一是对办得很不好的合作社怎样处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和邓子恢等同志的有些说法不是没有缺点的”;二是对浙江1954年秋后农业合作化发展形势怎样估量,邓子恢的意见是对的。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上,邓子恢主张按照政治局6月14日会议批准的计划办事是正确的。薄一波还指出,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之争“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之争”,并深入分析了两人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加快合作化发展步伐的可能性、合作化中的阶级政策等方面的不同认识。[21](pp.328~355)

      杜润生认为,影响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和分歧的因素很多,其中也有“个性碰撞因素”。邓子恢是知识分子出身,熟悉民间风俗情况,胸襟坦白,遇事比较讲求实际,很少教条,对毛泽东尊敬但又不搞个人崇拜。“思想上无私无畏,肚里有话就说,少有保留”。他还指出,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的分歧,表面上好像是“速度快慢问题”,“实质上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24](pp.63~64)

      (四)关于合作化中的两次大整顿和高潮前的曲折过程

      高化民、罗平汉、叶扬兵等的专著都对1953年农业合作化的大整顿进行了具体考察,王永华也撰文进行了分析。[45]学者们都充分肯定了1953年的大整顿,并指出了整顿中出现的偏差。

      许多著作对1955年合作化的大整顿特别是浙江的大整顿有较多论述,还有一些学者撰文进行了具体考察[46]。在1991年以前,学者们完全肯定浙江的大整顿,并强调其正面效应。其后,一些学者指出浙江的整顿和收缩也存在一些偏差。薄一波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和邓子恢等同志的有些说法不是没有缺点的”。从某个意义上说,“毛主席对邓子恢等同志的批评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能因为我们要总结那次批判中的教训而一概否定。”[21](p.339)高化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6]、杜润生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5]和罗平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8]以及罗平、沈慧等的论文[46]也指出整顿中存在一些偏差。叶扬兵则认为,1955年的大整顿非常有必要,浙江整顿和收缩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浙江收缩中也发生严重偏差,江苏等地在处理自发社时也有不少偏差。[9](pp.352~376)

      学术界通常把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思想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描绘成一个直线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学者注意到毛泽东有过一些“防左”的论述和努力,但都认为它并未实际贯彻下去。范守信还专门撰文探讨毛泽东的“防左”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47]叶扬兵则指出,在1955年10~11月间一些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入整顿,甚至采取“刹车”,有的省则加强对计划的控制,因而一度存在过一个短暂整顿和有限控制的插曲。[48]

      学术界往往只从1955年7月底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和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来探讨它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产生的影响,而对其他因素则很少提及。1991年,薄一波首次详细分析毛泽东编辑和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罗平汉也撰文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进行了再评价。[49]叶扬兵还具体分析了毛泽东在1955年11~12月间重提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和制定农业四十条等措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9](pp.435~452)

      (五)关于合作化高潮后的重大事件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著名的退社权假说,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他认为,在1958年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是受到相当尊重,因而中国农业生产呈上升趋势,农业生产效益较好。但是,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直接导致了三年大灾难,并使此后农业生产效益持续低下。[18](pp.16~38)但是,邝启圣则认为,至少从1956年开始农民已经丧失真实的退出权[19](pp.352~358)。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对农民退社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赵廷光对合作化时期富宁瑶族退社问题进行探讨。[50]刘贵福考察高级社化后退社风波及农村政策的调整。[51]叶扬兵对农民退社风潮的概况、复杂原因以及具体处理情况进行了探讨。[52]

      一些学者还对合作化运动中歧视和打击单干户的现象进行了探讨。于贯生论述了歧视单干的现象及其影响,并分析了产生歧视单干的复杂原因。[53]叶扬兵考察了江苏南通地区发生“算账”事件的具体过程、复杂原因以及善后处理情况。[54]

      高化民和刘军[55]、罗平汉[56]、孙东方[57]等撰文探讨了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背景、经过、偏差、重大影响以及严重教训。孙东方还以山东昌潍地区为个案,详细考察了该专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效果及影响。[58]

      许多著作都对1956~1957年四川江津地区、浙江温州地区、广东中山地区、安徽芜湖地区、江苏盐城地区等地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浙江永嘉县的介绍尤为详细。罗平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较为具体地介绍了广西环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在论文方面,高化民[59]、田锡全[60]撰文考察了1956~1957年包产到户被扼杀和引起的争论的情况。张海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深入地探讨了当时实行包产到户的原因与包产到户被扼杀的原因。[61]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62]和戴洁天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63]等对浙江永嘉包产到户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李强则具体论述了永嘉县燎原社生产责任制的试验过程、具体做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64]

      (六)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和总体评价

      1.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较好绩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林毅夫指出,在1952~1958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谷物产出增长了21.9%。[18](pp.16~38)高化民指出,在1953~1957年中,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棉花平均每年增长4.7%。[65]薄一波指出,在合作化后第一年1956年受灾,全国仍增产粮食176亿斤,1957年和1958年继续增产和稳产。[21](pp.401~402)

      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并不好,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温锐指出,1956年合作化实现后,1957年粮食增长1.2%,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下降了2.3%。同时,大牲畜和农用役畜减少三四百万头,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12](p.146)尹钛认为,1952~1957年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农民的投入增加、恢复性增长的惯性以及建国初期成功的农业政策,而合作组织一般是没有效率的,不能将农业增长归功于合作制度。[66]李安增、陈招顺甚至把1953~1978年与1978~1988年两个时段的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进行比较,断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是不成功的”。[67]

      有些学者还对合作社的绩效进行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武力通过对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分析,深入地探讨合作化本身的得失及其原因。他指出,在1951~1953年年底试办阶段,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一般高于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1953年底至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发展过快,合作社的效益有所下降。1954年合作社增产、增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而1955年则明显下降;合作化高潮后第一年即1956年,合作社的效益严重下降。[68]叶扬兵则对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绩效分别进行评估。他指出,在1951年至1955年6月建立的初级社,在总体上取得良好绩效,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采取严格控制的发展模式和获得政府大力扶持有直接关系,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人为干预的色彩,还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初级社的绩效。1955年6月以前建立的高级社数量非常有限,其绩效非常好,也同样是政府采取极其严格控制发展模式进行人为干预的结果,并不能说明高级社有多大的优越性。在基本实现合作化的1956年,高级社的绩效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情况,但当年估计只有30%多的高级社办得很好或比较好。[9](pp.752~774)

      2.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把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格区别开来,因而基本肯定农业合作化运动,认为它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失误和偏差。高化民高度评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把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避免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制度;摆脱个体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发挥集体的优越性;为采用农业科学技术提供条件;农业生产逐年增长,保证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重要市场;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奠定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但是,由于高级社教条地仿效苏联集体农庄模式,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现象,以致遗留许多问题。[69]刘庆暎也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1955年夏后出现了急躁冒进和严重偏差,存在一些问题。[70]

      有些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农业合作化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基本否定农业合作化运动。董国强指出,合作化运动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倾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是“一脉相承的”,不应把两者“截然地割裂开来”。[35]李安增、陈招顺指出,合作化不仅没有创造出农村的繁荣局面,反而致使农村长期处于贫穷的困扰之中。农业合作化把改造当成头等任务,失落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真正目的和主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为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事实依据”。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仅仅看到改造期间农村生产还有一定发展的一面,而是多角度地加以考虑和审视,农业合作化就不只是“四过”的问题。[67]

      (七)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的原因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一是对农村两极分化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71]二是过高地估计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72]三是对合作化成绩估计过高,认为加快发展合作社就会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农业生产;四是用政治压力人为促成农业合作化高潮;五是未能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73]六是在1953年底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的影响下,不再提及“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这一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74]七是与建国后毛泽东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即新民主主义合作社的实践经验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的影响有密切关系;[75]八是中共沿用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习惯采取的政治化、行政化、运动化等运作方式。[9](pp.792~798)

      20世纪80年代末,肖冬连不满足于仅仅从农村内部矛盾和领导人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快的原因,试图从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农业的矛盾来解释。[76]这种看法很快被许多学者接受,并从中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林毅夫等人的“赶超战略说”,实际上把实现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看成是适应“赶超战略”的需要;[77]二是温铁军的“统购统销说”,他认为“构成中央决心推行合作化的主要原因是国营粮食部门不可能强制农民售粮,统购统销在农村因为没有相应的组织载体而运转困难”;[78]三是牛若峰等人的“汲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说”,他们认为,国家工业化初期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的短缺,“当时出路只有一条: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系。苏联经验证明,国家通过这样的农业体制可以推行集中而统一的计划和向工业化倾斜的购销制度和价格政策,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的积累。”[79]

      (八)中苏农业集体化的比较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往往侧重于总结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特色,以凸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成就。陈建洲等人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创造了一条中国式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做法,而是在土改后就“趁热打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采取了“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办法;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限制和改造富农的政策,缓和了富农对合作化的反抗,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80]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中国农业合作化也存在一定局限,并觉察到这又与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有关。因此,学术界围绕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否照搬苏联模式展开热烈讨论。王前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翻版”。[81]沈明生也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照搬,并列举了两者的五个方面相同之处。[82]赵金鹏则认为:我国高级社的体制和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基本相同,但在五个方面上与苏联并不一样。[83]龚鹏、涂雪峰也指出,中国农业合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合作化的经验,但就总体而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84]郑明认为,中国与苏联农业集体化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在目标、内容和基本形式上,中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相同或类似,但同时两者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差异。[85]高化民认为,一方面,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了一些符合中国特点的步骤和措施: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采取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并举的方针;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富农阶级;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又照搬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模式,即高级社仿效集体农庄。[6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中苏农业合作化的比较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农业合作化比苏联农业集体化进展顺利的原因作出了初步解释。但是,秦晖则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公社之谜——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会比俄国的村社的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呢?他揭出的谜底是:俄国村社的“集体主义”使其对国家的统制具有强烈的抵制能力,而中国农民的“小私有”与缺乏小共同体纽带则恰恰使他们更易于被统制。[86]

      近年来,张进选、宋俊英对中国农业合作化比苏联农业集体化更为成功的主流观点提出异议。他们指出,中国和苏联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过程和结果都一样,都是急风暴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都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但是从五个方面来看,中国更不应该、更不可能走上合作化的道路。[87]

      (九)关于合作化运动中重要人物的研究

      学界对于合作化中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重要人物的研究,除了相关的人物传记有深入探讨以及一些论著在论述几次重大争论时有较多讨论外,许多论文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不少学者探讨了毛泽东和邓子恢等在农业合作化上的相关思想。刘建平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考察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88]李禄俊梳理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演变轨迹,并总结了基本特征。[89]石磊、周丰[90]、张遂[91]等论述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及其渊源。王连生对邓子恢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进行了评述。[92]秦宏毅论述了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基本内容。[93]迟桂华[94]、秦宏毅[95]、张立梅[96]等探讨了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吴静波和周正艳[97]、王连生[98]、张立梅[99]分别论述了邓子恢的农业思想、农民观、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张闻天、廖鲁言、彭真等在合作化中的思想和活动。[100]

      有些学者还对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邓子恢进行比较研究。欧阳雪梅比较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发展道路上的异同。[101]徐国普[102]、董一冰[103]、秦宏毅[104]分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及原因。高峻[105]、秦宏毅[106]对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及原因进行了探析。张北根还对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异同进行了比较。[107]

      (十)关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民众心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瑞、周晓虹、李立志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社会心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力图阐释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非常顺利的原因。温锐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阶级斗争环境“影响并左右着集体化运动中广大农民和干部的心理”,以致造成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108]周晓虹认为共产党人运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把农民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来,并从经济、政治和行政三个方面剖析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动机。[109]李立志把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分为被迫性参与型、功利性参与型、情感性参与型、道德性参与型四种类型,并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15](pp.247~252)

      朱智宾[110]、宋徽瑾[111]、李巧宁[112]都撰文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进行了探讨。宋徽瑾、张蕾还分析了传统文化对于合作化中人们心理的影响,指出:平均主义价值观造成追求人人完全平等、“吃大锅饭”的现象,唯上心理导致个人崇拜,传统“中庸”心态导致农民“随大流”的态度。[113]

      (十一)关于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研究

      据《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5]序介绍,为了配合该书的编写,共有11个省、市、自治区向该书编辑委员会送去了简史稿件,其中有些已经公开出版。据笔者所见,《黑龙江农业合作史》[114]在描述农业合作化过程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广东省农业合作史》[115]一书在理论反思上着力较多。

      1997年,苏州大学陈惠康的《江南农村的一场变革——通安、望亭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是第一篇研究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博士论文。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纷纷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开展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对不少地方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有程度不同的论述。这些著作主要有:《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16]、《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117]、《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09]、《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8]、《一个村庄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119]、《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120]、《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21]、《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122]、《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123]、《革命与乡村: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1949~1957)》[124]、《革命与乡村: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125]、《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126]。

      一些论文也论述了某一地区(省、专区、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刘洪升、胡克夫分两个阶段考察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127]阎永增、王甲成结合对王国藩“穷棒子社”的考察,叙述了遵化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128]范巧玲对山西省初级农业合作化与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实践和经验分别进行考察和探析。[129]沈明生用“生产力标准”对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再认识。[130]唐霞具体考察了贵州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历程。[131]马句对北京市农业合作化从稳步前进到迅猛发展的转变进行了研究。[132]梁敬明以浙江省浦江郑宅为个案透视了农业集体化及其存在的困境。[133]蔡抗衡、吴长清分析了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命令主义盛行带来的严重失误。[134]刘声洪考察了四川宜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始末。[135]吉晓华论述了皖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演进过程及主要成就。[136]

      (十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家庭承包制的关系

      李淮成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家庭承包制的前提,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新形式。[137]李剑波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农业合作化与家庭承包制之间的历史联系。[138]高化民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而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离开合作化的道路。[69]董悦华对农业合作化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两者的四点共性和四点差异。[139]

      综上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诸多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资料不断丰富,研究范围和深度大为拓展和加深,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观点也日益多元化。但是,不少论著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实过于依赖回忆性史料,未能进行细致考订。不少论著往往偏重于从理论出发来演绎历史,忽视对历史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化研究,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加强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工作,深入挖掘一些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地再现历史,注意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某些深层次的规律;应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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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秦宏毅:《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评述》,《社会学家》2004年第1期。

      [96]张立梅:《邓子恢农村生产责任制研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97]吴静波、周正艳:《浅析邓子恢的农业思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98]王连生:《邓子恢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农民观及其启示》,《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

      [99]张立梅:《邓子恢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研究》,《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00]高化民:《管窥张闻天从个体农业经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叶昌友:《廖鲁言与农业合作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赵友福:《忆彭真1955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01]欧阳雪梅:《毛泽东、刘少奇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之异同》,《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02]徐国普:《试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分歧》,《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2期。

      [103]董一冰:《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104]秦宏毅:《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识的差异》,《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105]高峻:《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分歧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06]秦宏毅:《毛泽东与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的分歧及其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

      [107]张北根:《毛泽东、斯大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比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08]温锐、杨丽琼:《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析农业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原因》,《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另参见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第187~194页。

      [109]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173页。

      [110]朱智宾:《农业合作化迅速完成的农民心理分析》,《世纪桥》2003年第3期。

      [111]宋徽瑾:《农民对待合作化运动的心态分析》,《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7期。

      [112]李巧宁:《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心态》;《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113]宋徽瑾、张蕾:《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误的传统思想文化原因》,《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114]《黑龙江农业合作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15]《广东省农业合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

      [116]〔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7]胡必亮:《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118]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19]毛丹:《一个村庄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20]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21]〔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2]吴毅:《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3]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24]陈益元:《革命与乡村: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1949~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25]黄荣华:《革命与乡村: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26]王玉贵、娄胜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

      [127]刘洪升、胡克夫:《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28]阎永增、王甲成:《“穷棒子社”与遵化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唐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29]范巧玲:《山西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实践和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范巧玲:《山西农业合作化的实践经验探析》,《改革先声》2001年第1、2期。

      [130]沈明生:《用“生产力标准”对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再认识》,《生产力研究》1999年第2期。

      [131]唐霞:《贵州农业合作化运动述评》,《贵州文史》2001年第2、3期。

      [132]马句:《北京市农业合作化从稳步前进到迅猛发展的转变》,《京华春秋》2006年第3期。

      [133]梁敬明:《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4]蔡抗衡、吴长清:《命令主义盛行带来的严重失误——评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株洲工学院学报》2003第11期。

      [135]刘声洪:《宜宾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四川党史》2003年第6期。

      [136]吉晓华:《皖东农业合作化运动述评》,《滁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137]李淮成:《试论农业合作化与联产承包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138]李剑波:《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联系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

      [139]董悦华:《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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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6 14:34:32 | 只看该作者
    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
    2014年03月13日14:30  党史博览      

      作者:肖冬连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文件)。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83号文件”的转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余波及其式微

      大寨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发展的典型。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坚持集体化道路,改造穷山恶水”而出名。而使陈永贵和大寨在众多的农业典型中脱颖而出的,是1963年的一场大水灾。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垮了大寨人奋斗了10余年才得来的人造耕地和大部分房屋窑洞。然而,陈永贵没有因此向国家伸手,而是坚持自力更生,带领社员苦干,重建家园。他们提出,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很快传开,直达中央,感动了毛泽东。1964年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插话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2月,周恩来在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当年发现大寨,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了陈永贵,不如说是陈永贵帮助了毛泽东。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得以保存,但仍然面临挑战,能不能发展还需要证明。毛泽东仍然面临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包括:怎样不利用人民的利己心而是通过精神鼓励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否主要依靠农村动员而不依靠国家的大量帮助摆脱农村的发展困境,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怎样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自愿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牺牲?大寨经验似乎为毛泽东解决这些难题找到了出路,为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模式找到了一个典型。“文革”十年,“农业学大寨”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一场持续的运动。直到1975年,中央还进一步提出“普及大寨县”的口号,要求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办法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实现高产稳产。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领导人仍然相信依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1976年底,华国锋号召继续在全国推行“普及大寨县”的达标运动,除了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动员工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并据此作出部署。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不少领导人非常执著于此。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陈永贵甚至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的奇想,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早在1975年,陈永贵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这两项建议迟疑不决,多数省市也不赞成,陈的建议未能实行。然而,“文革”结束后反而刮起了一阵“过渡风”。1977年,内蒙古过渡的大队已占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至70%不等。贵州思南县达到80%以上。到1978年下半年,全国有5万多个大队已经过渡到大队所有制,占69万个大队的7%。

      然而,此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走入末路。它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一条出路,而且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新的出路。还是在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年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接下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的草案,其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接着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这些都直指陈永贵积极推荐的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事实上已经式微。国外学者泰伟斯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分析了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后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华国锋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陈谈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最后表决时,陈永贵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但心中不服。

      批评与维护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争论

      三中全会后不久,报纸上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报道骤然减少,而批评的声音日渐增多。高层早就有人对大寨经验提出了质疑。最早批评大寨的是万里。万里在安徽实行的“农业六条”,最早与陈永贵极力推荐的大寨经验分道扬镳,因而引起陈永贵的严重不满。陈永贵授意发表了一系列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为主题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万里。1978年10月,万里对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说:“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学不了。”他在省委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胡耀邦也对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不以为然。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寨的一些做法也受到了点名批评。

      在贯彻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时,各地开始检讨和纠正本地在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和做法。一是纠正“穷过渡”,批评普及大寨县过程是“一平二调共产风”。1977年突击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大多数仍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二是批评学大寨中“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种种做法,如“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等。全面恢复农民的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鼓励生产队搞多种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三是批评学大寨中不顾各地情况差异,搞所谓人造耕地,造成环境破坏、劳民伤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强调尊重农民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四是批评学大寨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做法,要求落实各种责任制和按劳计酬的办法。许多省委要求干部“从十多年来的‘恐右症’、‘恐资症’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人民日报》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其中包括山西省一些地、县委书记的文章。如1979年2月14日发表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消除极“左”的流毒》;3月4日,发表中共山西怀仁县县委书记王建功的文章《“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影响更大的是3月14日《人民日报》对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专门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一律推倒“反大寨”的帽子。与会代表强烈要求“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领导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公开承担了责任。山西是学大寨的“大本营”,此前山西省委坚持大寨道路最坚决。陈永贵还兼着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委副书记、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因此,这些报道特别引人注意,说明陈永贵在山西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陈永贵对这种批判性舆论非常生气。他尤其不能容忍有人否定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经验,私下大骂胡耀邦是“胡乱邦”。他理直气壮地说:“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也不同意公开批评大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就给中央写信,对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颇有微辞。他建议:“还是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3月2日,李先念将信批给胡耀邦,表示赞成薛宏福的意见。他批示说:“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陈永贵对有人为大寨说话感到宽慰。5月7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的一次会议上说:“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说,我看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永贵提出的大批促大干、大队核算、大寨工之类的东西遭到否定,但领导层并未全盘否决大寨。一些领导人仍然赞赏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以及艰苦创业的精神。今后如何搞农田基本建设,是领导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李先念等许多领导人看来,农业的发展还是要像大寨那样“下死劲”,依靠几亿农民的劳动积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7月6日至1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召开了一次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国锋、李先念分别讲话,强调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批评有人以为农业现代化就不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讲科学技术就不要大干苦干了的想法是错误的。李先念说:“不兴修水利,就谈不上农业的高产稳产。”会议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促进农业大发展。”当然,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会议对指导农田基本建设的做法作了一些修正,指出必须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要互助协作,不能搞平调”等等。

      陈永贵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已不再是会议的主角。中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也算是对他和大寨的肯定。当然,华国锋、李先念等人肯定的不只是大寨,而是几十年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是依靠农民的劳动积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模式。9月25日,新华社专门发了一条电讯指出:30年来,中国建成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5000多处万亩以上的灌溉区,2万多眼机电井,6500万马力的机电排灌动力,使耕地的灌溉面积达到7亿亩,比1949年增加近两倍。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限制了对农民的无偿平调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以及随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大会战”式的农田基本建设很难继续开展,事实上长期地终止了。维护农业学大寨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揭露大寨、昔阳的问题

      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的争论,在山西最为激烈。山西省委虽然开始检讨学大寨的教训,但遇到的阻力仍然很大。这不仅因为陈永贵在山西仍有影响力,而且由于山西境内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因“反大寨”或“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挨整,甚至被收监判刑;许多干部背上“大寨红旗”的包袱,思想转不过弯。特别是昔阳县,“文革”初期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也已多年。自留地是否退回去?在1979年5月7日的县委会议上,陈永贵转述王任重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企业不能随便下放。”他自豪地说,大寨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一位县委负责干部在会上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明显地流露出对三中全会的抵触情绪和维护大寨旗帜的“正义感”。在昔阳的干部中,类似的情绪相当普遍。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直到1979年底,陈永贵被免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后,昔阳县才开始揭盖子,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的干部恢复党籍,被判刑的老百姓释放出狱。同时,平反冤假错案在晋中地区和山西全省展开,山西的形势开始变化。

      事实上,学大寨问题不只是山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学大寨中一些“左”的口号和“左”的做法造成的影响,不只在山西和昔阳,全国各地程度不同都存在。在坚持农村改革的领导人如胡耀邦、万里等人看来,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作一次系统清理势在必行。

      胡耀邦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批准公开披露和讨论昔阳“西水东调”的问题。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道,披露昔阳“西水东调”工程被山西省决定缓建的消息,同时配发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5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项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500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1000多元。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山西省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近十几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有搞得好的,但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例。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陈永贵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指出“西水东调”之所以能说干就干,一搞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7月8日,山西省水利厅决定,全部停建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从7月18日起,《山西日报》也开辟了“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记取什么教训”专栏。

      对“西水东调”问题的讨论,直指大寨经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做法。也许,胡耀邦想借此表达他的一个基本看法:不顾条件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讨论从“西水东调”工程扩展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封建家长制、一言堂、瞎指挥的批评,以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批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这次几家主要媒体联合行动非同寻常。虽然没有材料证明这次行动受命于哪位领导人,但可以想象决非擅自而为。这些内参彻底地颠覆了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农业典型。“大寨红旗”不仅黯然失色,而且成了极“左”路线的反面典型。

      这些内参是在陈永贵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写出的,或许责之过苛。邓小平没有过分为难陈永贵。也许在他看来,陈永贵不过是被政治运动推向浪尖的一个农民。据说,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提出要追查陈永贵与“四人帮”的联系。陈永贵受到的压力日增,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了话:“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追查之声才逐渐平息。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路线上”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10月21日,向中央写出初步总结报告。山西省委的报告,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即把“文革”前的大寨与“文革”中的大寨区别开来,把大寨作为治山治水、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典型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区别开来。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认为大寨在“文革”中走向了反面。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的“左”,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基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三条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不断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限制社队集体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干部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发生的问题,与“大寨代表人物”(即陈永贵)分不开。报告还检讨了山西省委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强行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文件)。中央批语仍然肯定大寨、昔阳以至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所作出的贡献,肯定“文革”前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但主旨在于总结教训。肯定山西省委对大寨、昔阳的“左”的错误和学大寨教训的基本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中央批语着眼于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总结和检讨,目的在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

      大寨是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象征。因此,“83号文件”的转发,不只是对大寨的盖棺论定,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今天回过头来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离开那个时代,大寨模式毕竟适应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发展的需要。过去十几年,特别是1975年后,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下,每年动员几亿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长期可以受益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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