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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识别邪路正道/真假共产党 斗资脱贫共富 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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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8 12:02:3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央视重磅纪录片《理想主义的日子》——南街村,令人感动不已

2020-10-18 08:28:38  来源: 南街村食品   作者:小崔布尔什维克

打不开?点这里>>>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news/2020-10-17/250725.html

  从去年到现在我关注过三次关于南街村的报道,第一次是南方报系,将南街村说得一无是处,把南街村的发展完全归咎于骗取银行贷款,将南街村描绘成糟蹋人民钱财的坏蛋。

  凤凰电视比此稍客观一点,还是奔着南街村的阴暗面去的,拍摄的镜头没有真正反映南街村的真实全貌,专注于意shi形态与发生的问题,而问题的缘由并没有向观众交待,连拍摄的镜头角度与色彩都让人感到压抑。

  而中央电视台中《理想的日子》,则采取了客观全景式的报导方式,领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南街村,让人感概的南街村。

  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我才了解到,南街村的发展壮大根本不是什么靠贷款的钱堆出来的,当初是银行追着他们贷款,如果南街村没有好家底好前景,只有傻子才愿意贷款给他们。事实恰恰相反,南街村出理的问题却与贷款政策发生了变化有很大关系。

  在毛主席时代中,南街村的亩产就达到了1000斤,而后来却下降到了500斤,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集体的农业机械也当废铁卖了。到底哪个是先进生产关系,拿到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没人强迫他们,只是一张安民告示,南街人就主动重新选择了集体化的道路,说明只要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好领导,农民还是看重集体的力量。

  是毛泽东时代给粮食产量的提高,打下了物质基础。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连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都是发生在这个年代,只要了解一下大幅度推广的时间就知道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的真实原因了。引进的多套大型化肥与化纤生产设备,大多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投入生产,也是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粮食如何大幅度的增长?试想如果粮食单产没有大幅提高,没有一些化纤布料对棉布的替代,能搞退耕还林吗?能搞多种经营吗?能拿出这么多的农田去办工厂吗?只要查一下解放前粮食的产量就知道了。

  南街人走集体化的路线,才迎来了今天的好日子。集体的田几十人就解决了,其余的劳动力都在集体的企业上班,这种生活不正是毛泽东时代要发展的道路吗?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就有这样的提法:“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ji级。”

  可惜时不假人,在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这一幕,但是南街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现在做到了。

  南街人也走过个人承包,结果一承包就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这也说明南街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同样存在一个反复的过程,所幸他们觉悟得早。

  今天的南街村是城里人,河南省的大城市的人都有到南街村来工作的,而且感到很幸福。

  中央电视台在报道南街村出现困境时出现感人的一幕在今天的中国是很难得的,在南街村贷不到款时,南街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将个人积聚全部捐赠了出来,像这位老人一样主动站出来的就有三百多户人家。

  南街村的这一幕也说明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深得人心,大多数人都感怀那个伟大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社会弊病如此稀少,人民群众斗志昂扬。为什么那个时代将美国视作纸老虎?

  因为人心的凝聚力,也是一种强大的国力。

  看了南街村的事迹,我更加感到一个社会真的需要政治挂帅,对政治挂帅也有了新的理解,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好的带头人,好的带头人一定要有共产主义道德,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端端正正的位置。

  我们应当感谢中央电视台,通过这部系列片,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扬眉吐气,让更多的年青人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比奥运会取得多少块金牌要实在得多。

  这个纪录片,是非常生动的政*治教材,我们应该广泛传播这个纪录片。

  十万火山

  本文首发于红色网站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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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8 12:03:25 | 只看该作者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020-10-18 08:22:33  来源:央视网  作者:记者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会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挂牌督战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促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口提前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为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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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8 12:52:47 | 只看该作者
人民领袖丨牵起老乡的手
2020-10-18 08:25:22央视网



10月17日,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发出总攻令:“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回忆起知青时期和老乡的一段难忘对话有感而发。

陕北黄土地上的贫苦日子和青葱岁月,让总书记“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更让他对百姓、对农民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从那以后,无论是主政一方还是到中央工作,他都将人民冷暖放在心头,他都同百姓走得很近。

宇下听民声,枝叶总关情。牵起老乡的手,他问:“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 牵起老乡的手,他说:“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牵起老乡的手,他盼,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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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是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地方。

2013年元旦前夕,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不久,总书记第二次出京考察就专程来到这里看望困难群众。

踏着皑皑残雪,总书记逐一走进困难群众唐荣斌家、唐宗秀家看望,盘腿坐在炕上,同乡亲手拉手,详细询问他们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小孩上学远不远,看病方便不方便。

从出发到离开的20多个小时里,总书记走访了两个贫困村,召开了两场座谈会,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了解贫困地区和群众的真实情况,共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计。

在这里,总书记说:“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他鼓励大家:“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老党员马岗家所在的元古堆村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地处甘肃中部。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里自古以来就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岗家和他手拉着手唠家常。看到屋里的水缸,总书记特意端起一瓢水细细品尝,水的滋味让他紧锁眉头。

这一幕也让在场的人深受感染。

当时,缺水干旱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以定西市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人均的6%。

那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水工程工地视察,他叮嘱当地和随行的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要把这项惠及甘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实搞好,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2018年10月23日,沿着崎岖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广东省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他走进贫困户陆奕和家,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询问他生活怎么样、有哪些困难。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总书记和陆奕和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一直惦记着贫困地区的乡亲们,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

总书记曾说:“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

从知青时期“农民怎么这么苦啊”的切身感受到担任总书记之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总书记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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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的历史,从2013年11月3日掀开新的一页。

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在村民施成富家门前的空地上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施成富一直珍藏着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总书记拉着他的手,施成富笑得很开心。

在座谈会上,总书记表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

这是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并明确要求“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不仅要自身实现脱贫,还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经验。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思考我们这个地方穷在哪里?为什么穷?有哪些优势?哪些自力更生可以完成?哪些需要依靠上面帮助和支持才能完成?要搞好规划,扬长避短,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破题药方。

吕梁山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最后一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2017年6月,总书记来到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看望贫困群众。赵家洼村是深度贫困村,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属于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沿着村里崎岖不平的土路一连走进三户村民家中,察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致贫原因和稳定增收的可行性,同干部群众一起共商脱贫攻坚大计。总书记肯定了当地通过易地搬迁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思路,要求配套扶贫措施要跟上,使贫困群众不仅改善居住条件,还能稳定增收。

他叮嘱当地干部:实施整村搬迁,要规划先行,尊重群众意愿,统筹解决好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如何管等具体问题。

火塘,是彝族人家庭的象征,人们会围坐着火塘取暖、欢歌、议事。

2018年2月11日,在四川凉山州三河村村民节列俄阿木家里,习近平同这家人以及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围坐在火塘边,用拉家常的方式召开了一场“脱贫讨论会”。

“发展特色产业、长期稳定致富,都需要人才。要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广大村民学文化、学技能,提高本领,还要移风易俗,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习近平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开出良方。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总书记一席话,让在场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打好今后3年脱贫攻坚战之策。

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从“精准扶贫”的提出到“五个一批”“六个精准” ,总书记的脱贫之策不断深入,中国的脱贫路径不断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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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汩的洮河水流淌到甘肃定西。

好日子是什么样的?七年前,元古堆村乡亲们想着,好日子就是吃得饱,穿得暖,出门路好走,住上好房子。

如今,好日子真的盼来了。站在元古堆东侧高高的山梁上,视野所见,一排排白墙红顶的崭新民居美观大方,一道道升起的炊烟与如丝似缕的山岚翩翩起舞,一处处现代化厂房高楼林立,一片片新型农业科技大棚鳞次栉比……

在脱贫攻坚的大决战中,元古堆用短短几年时间,从一个贫困村蝶变为美名远扬的小康村。元古堆的美,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传递”,一个又一个“元古堆村”在脱贫攻坚中蜕变绽放。

草长莺飞的四月,重庆的大山深处正在进行一场特殊“抽查” ——

2019年4月15日一早,习近平总书记便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车、换汽车,翻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道梁,一路奔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走进老党员、已脱贫户马培清家,已是下午五六点。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还有已经摘帽的脱贫户聚集在这里,小院里笑语欢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贫困群众脱贫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总书记笑着补充,“这次到重庆来,就抽查你们一个点。”

因病返贫的华溪村村民张剑峰感恩党的帮扶,一再给总书记念叨:“如今政策真是好,我要努力往前跑!”

总书记笑了:“我也在村道边看到了这句标语,很生动!这句话说明两点,一是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另一点是,人民群众看到政策好,激发了他们的奋斗精神。”

2020年9月16日,雨后的沙洲村青山滴翠,彩霞满天,村中“半条被子”故事雕塑静静矗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来到这里,步行察看村容村貌。

在沙洲村广场,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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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村时,在村民和游客的簇拥下,总书记牵着一位老乡的手,边走边不时低头询问,笑声、欢呼声、掌声回荡在这个幸福村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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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8 13:14:31 | 只看该作者
张文茂:“人民公社”和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发布时间:2020-09-06   百度文库           作者:张文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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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莲花社》侯波摄

总结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指导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民公社在我国曾经存在20多年,是新中国的一段割不断的历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在影响着今天。围绕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实际上是我国农村如何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既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农民问题就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到底是由国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由化发展,任由农村两极分化,最后由资本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一直是争论的基本线索。在实践层面,虽然经过了前后两个30年的实践探索,争论的双方也不断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但至今仍难以取得共识,甚至分歧更加尖锐化了。这里谈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愿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总结人民公社制度经验教训的有识之士参考、讨论。 

 
1、合作化初期关于要不要合作化的最初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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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只要一条心,不怕冻土千万斤》刘光华摄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引导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思路。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用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并找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说服了他们,而毛泽东说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总结说: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及以后实践证明,以 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的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

这一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争论很快结束了,后来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一不同认识的争论中,恰恰是刘少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坚持照搬苏联的办法,主张在国家完成工业化和有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以后,“再由国家下一个命令,采取严重步骤,强行实现集体化”。而毛泽东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办法,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薄一波认为“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2、58年“左”的错误不能成为批评公社制度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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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麦子比去年高多哩,叔叔,你看》魏德忠摄
 

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出现了很多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和形左实右的错误干扰,共产风、一平二调、浮夸风、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换、取消按劳分配、穷过渡等等,上上下下头脑不冷静,这些都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来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58年人民公社初起时期混乱状况的批评上,而是要以体制定型以后的公社为对象。当时的很多“左”的尝试和盲目的做法,(这些极左的做法既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加以纠正的)后来逐步被纠正了,最后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有了人民公社60条,才成为基本定型的制度安排。研究一种制度或经济模式的优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阶段的特征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基本定型的特征为对象。所以,对58年“左”的错误的批评,并不能代替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 

 
3、人民公社制度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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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拥有五十六台拖拉机,耕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


人民公社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杀。最主要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安排支持了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保证了新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个是靠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人民公社后期初步的、尽管是低水平的解决了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仅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整个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锁条件下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人民公社时期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时期。就像一个贫困落后家庭的创业初期,不靠偷、不靠抢,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勒紧裤带,省吃简用,积累了自己的家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简单化地讽刺挖苦这一时期的落后和贫困,试图完全抹黑、否定这段历史,是缺乏起码的公正和严肃的态度。当然,如果要全面总结人民公社的历史,其贡献也决不仅这两个方面。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在体制、组织、分配和管理等方面也确有需要改革、完善和不断创新的问题。
  
4、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决不是仅仅针对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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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大干一百天,实现全省水利化》唐茂林摄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农村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安排,都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中首要的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因为先解决吃饭问题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时期坚持“以粮为纲”的方针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角度看,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又绝不是仅仅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是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民的产业转移问题,是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即“全面发展”的问题,而这种发展的本质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且,农业的现代化也只有在这一整体的发展中才能真正解决。这里其实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和一个农村的、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有发展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决定了人民公社的第一步必需先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和温饱问题。所以,要先靠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所以,毛泽东非常赞赏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只有靠这种精神,才能实现人民公社先搞好农业、先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阶段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公社必然要进入多种经营和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发展阶段,进入人民公社自身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是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共同发展阶段。通过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实现产业分化和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又靠公社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业,进一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的城镇化社会转型,并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所以,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一个工业化的产业革命过程这样一个客观的大趋势下来考察,而不能仅仅将其放在农业的范畴内去考察,不能将人民公社仅仅作为一个农业的集体化组织来认识。把人民公社仅仅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严重的理论误区。很多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的“学者”、“专家”们,都是只拿“农业”问题来说事,说农业是如何地适应家庭经营,不适应集体化等等,人们就跟着跳进这样的思维陷阱,还以为是多大的理论创新。这种肤浅的认识,是先把人民公社仅仅归结为农业的体制,再批判这种体制对农业的如何不适应。而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也没有看出这一理论的误导性在那里,没有看到人民公社的真正的历史使命是完成农村产业革命即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体制安排,却同样立足于在农业问题的范围内讨论人民公社。所以,在否定人民公社的舆论面前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使支持人民公社的舆论完全丧失了反驳的空间和力量。试想,人民公社真的能够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长期存在吗?如果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经济,那么,这又与刘少奇批评过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谁能证明农业生产过程需要组建类似一个乡镇这么大规模的组织形式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5、“左”的错误同样为公社制度的被颠覆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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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博爱县人民公社的竹编生产

 
改革前即人民公社后期的发展,也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被简单化、扩大化。当时一些具有“左”的倾向的领导人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最终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没有认识到农业基本建设只是打基础的工作,是阶段性的历史任务。这一阶段的任务一旦完成,即粮食生产问题一旦过关,就应该及时引导人民公社转向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但是,当时我们很多决策者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村的这一发展趋势,还是一味地强调农业学大寨,甚至将其政治化,与抓工副业、抓收入对立起来,这就必然适得其反。这种“左”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对人民公社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发展的限制,甚至上纲到路线、道路问题,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更“左”的地方甚至把干部抓社队企业当作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出现了政策上不反对发展社队企业,而宣传舆论上却当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的矛盾现象。北京某个学大寨先进县,当时甚至拒绝市里安排的工业项目,说是占地多,影响粮食产量。这种“左”的认识干扰恰恰使人民公社陷入刘少奇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泥潭,造成农村人民公社产业结构调整滞后,阻碍了人民公社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延缓了农村工业化即公社工业化进程,使人民公社不能在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自己的二、三产业的经济基础,造成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民分配长期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客观上为人民公社后来的被解散提供了条件。
  
6、三个重要步骤使农村现代化进程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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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


分田单干的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和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制,这三个步骤使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基本改变。从理论上说,改革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一定能成为对人民公社的致命冲击,相反,如果政策把握的好,并及时对公社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还会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产业革命的到来创造条件。前提是,真正坚持集体经济内部的、即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承包制,农业承包到户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二、三产业能发展起来,这种承包关系在条件成熟时也好调整过来。在现实中,也有农业承包到户以后,干部主要精力抓企业,等集体二、三产业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根据分工分业的情况调整承包关系。问题在于,联产承包很快徒有虚名,变成了既没有联产的统一分配,也没有了上缴集体积累,并且很快固化了土地承包权,变成了永佃制的家庭单干了。更加致命的是借此趋势同时解散了人民公社,从根本上解体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但是,即便是农业上单干了,只要农村集体的二、三产业发展起来,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经济也仍然有再生的可能(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遗憾的是,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变成了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连卖带送地变换了大王旗,这是对人民公社被解散后残留的集体经济的最后一击,“三农”成为问题以及城乡关系问题就此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在理论上,先把人民公社局限于农业经济的范畴之内,以其不适应农业生产为由批判它,搞臭她,解散她;在此基础上,又将农村乡镇集体企业以改制的名义导向私有化,最终使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农村和农民还能不进入剧烈的社会分化进程吗?还能阻挡和避免资本的剥夺吗? 
 

7、解散人民公社的时机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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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提出的教育思路是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学生除念书外,经常有组织地参加拔草、捉虫、浇地、上山捡矿石等课外劳动。


人民公社不是自己消亡的,更不是崩溃的,而是被解散的。解散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在没有什么大的争论的情况顺利地实现了?在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很巧妙。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正是全国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农村现代化发展很快进入产业革命阶段的转折时期。当时人民公社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表现,农民对近20年的高积累、低分配、低消费的忍耐已经难以为继,农村集体经济迫切需要发展多种经营,靠发展二、三产业增加收入,增加集体积累,提高分配水平。同时,也只有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人民公社才能真正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建立起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而当时除部分大城市郊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外的多数农村人民公社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或刚刚开始转变,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二、三产业经济实力。这个时侯解散它,既使反对的力量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成熟的理论认识,只能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角度表示一些不满。就这样,人民公社像正在洗澡的幼儿一样,被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所以,在她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就扼杀她,往往不会有多大的阻力。 
 


8、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被解散是因为她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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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机器(2)》周学孟摄


虽然人民公社是被人为地解散的,但是,从客观条件上看,我认为人民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被解散的原因,是人民公社还没有来的及实现公社工业化。试想,如果公社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了,靠二、三产业发展装备起来的农业也现代化了,农村也城镇化了等等,那时,农民还愿意解散人民公社吗?支持小岗和反对集体经济的人们,往往说华西、南街、兴十四、刘庄这样的村是靠工业起来的,不能比。殊不知农村工业化恰恰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不就是为完成这一转变的制度安排吗?很多人认为华西、南街、兴十四、刘庄这样的村不能复制,没有普遍性,农村工业化不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对,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这却恰恰说明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组织载体应该是公社这一层次,也就是现在的乡镇这一层次,而不是一个一个分散的自然村。“社”的主要功能在经济上是发展二、三产业,吸收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是每一个村孤立地去发展工业化,而是在公社的组织下进行工业化,才是正确的选择。所以,华西、南街、兴十四、刘庄这些村庄的不能复制,恰恰是解散人民公社造成的后果。  

9、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农村的一场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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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们汇报》任诗吟摄


这里有一个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即:在我国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在国家的、城市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农村必然要进入产业革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所以,我国农村在经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即以粮为纲的发展阶段以后,必然要进入农村工业化阶段,即公社工业化阶段。对人民公社来说,是在完成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持之后,必须及时启动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启动公社工业化进程。所以,毛泽东说农村光辉灿烂的前景在社队企业。这个过程,对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先解决吃饭温饱的问题,然后解决产业转移和增加收入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解决以工补农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城镇化问题。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来说,就是由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向农村的工业化扩展,开辟工业化的第二战场,解决“三农”问题,并由此最终走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遗憾的是,不管是左边的同志,还是右边的朋友,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人民公社的历史和现在的“三农”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农业经济的角度研究人民公社,我相信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仅就农业来说,无法证明需要“社”一级的体制安排和组织形式。只有从农村工业化、农村社会城镇化转型的角度,才能说明这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很快出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态势,这本来是农村产业革命大潮到来的明显标志。可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这个预见,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改革的意外收获,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甚至认为是家庭承包制的结果。可见,决策者们对我国的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所以,不谈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上偏见,仅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水平上看,也是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重要的的原因。  

10、失去公社体制的支撑,农村工业化也必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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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业化的大潮终于在80年代到来了,人民公社却被解散了。没有了人民公社这一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农村的工业化就变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盲目的、自发的、各自为战的发展方式。结果,过度的分散布局、低水平重复建设、环境污染、高负债等等问题都来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得出解散人民公社的真正教训,仍然被高速的发展膨胀着头脑,反而进一步把农村工业化进程往私有化上引导。后来,理论界对农村工业化的提法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其实,众多的对农村工业化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批评,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正是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失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支撑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已经很难承担起农村城镇化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使命,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已经脱节。这种脱节不是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差别。人们天真地认为,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打工,就能实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了。其实,离开农村自身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只能造成农村生产要素的净流出,造成农村的衰落。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农民工”问题,恰恰是没有了公社工业化和由此支撑的农村城镇化集聚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出了问题,城市化的概念被简单化为农民进城打工,而农村地区自身的城镇化进程却被淡化出城市化的概念。没有了农村的城镇化,农民只剩下进城打工这一条路。我常常想,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即在原有的大中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恰恰需要靠农村工业化(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生成很多小城镇、小城市,并以这些小城镇、小城市为载体带动整个农村的现代化转型。难道我们现在不是恰恰缺乏这样的农村经济的生长极吗?难道我们现在不是恰恰缺乏乡镇层次的统筹能力以及人民公社这样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吗? 

 
11、人民公社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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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虽然作为农村的普遍的制度安排已经“失败”了,但其精神不死。30多年来,从寒冷的北国黑龙江,到改革开放最彻底的广东南海之滨,从中原腹地到边远山区,从内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人民公社的种子在开花结果,顽强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茁壮成长。有号称 “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北周家庄,仍然在实行“社”一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集体经济;也有一大批坚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各种“第一村”、“共产主义实验小区”,如江苏华西、河南南街等;还有仍然以“生产队”为集体的队办的现代化公司企业,如湖北的官桥八组等。这些继承了人民公社基因的典型,反倒成了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骄娇者,却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三农”问题。特别是河北的周家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民公社,其意义是她坚决地抵制住了解散的要求,并且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顽强地发展到现在,很成功、很和谐。而华西作为中国第一村,则显得更强、更大、更具代表性。从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上看,华西就是一个再生了的“人民公社”,是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了的“人民公社”。她已经发展到把近20个村“统筹”起来的地步,从规模上比历史上的公社还大;她经历了农田基本建设上时期的艰苦奋斗发展阶段,经历了农村大办工业的工业化阶段,更可贵的是她解决了20个村的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又已经进入了农村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华西实际上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几乎全方位的典型的浓缩。 
 

12、总结历史是为了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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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如果不是简单地解散,而是根据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逐步加以改革,那么,他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功能:(1)成为农村产业革命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以公社工业化的形式完成农村工业化进程;(2)通过公社内部的以工补农、建农,实现农业的现代化;(3)在“社”一级建设新兴产业园区,集中发展二、三产业,吸收和集中农业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民的二、三产业转移;(4)以“社”的产业园区为依托,改造传统农村,实现城镇化集聚农村经济和人口,完成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5)发展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完善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如果这些功能发挥的好,我国就不会出现“三农”问题,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认真地总结人民公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总结的目的,也不可能是恢复人民公社,而是要研究如何积极发挥乡镇层次的统筹作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利用现代合作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城市和一般农村之间的乡镇层次,找到一条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 


2011-01-09 

2020-09-03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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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8 16:52:21 | 只看该作者
脱贫攻坚,领袖人民心连心
2020-10-18 12:00:53求是网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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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脱贫攻坚以来,总书记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甘肃渭源县元古堆村、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河南兰考县张庄村、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安徽金寨县大湾村、宁夏泾源县杨岭村、宁夏永宁县原隆村、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河北张北县德胜村、山西岢岚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四川昭觉县三河村和火普村、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溪村、江西于都县潭头村、内蒙古喀喇沁旗马鞍山村、河南光山县东岳村、云南腾冲市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陕西柞水县金米村、宁夏吴忠市弘德村等24个贫困村考察调研,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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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西考察。这是6月21日下午,习近平在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看望特困户王三女一家。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纵览24个村的跨越巨变,盘点乡亲们的心路历程,大家体会最深、最乐于分享的是:总书记不辞辛劳走进贫困农家嘘寒问暖、关怀勉励,给村子带来了阳光雨露,给干部群众加了油鼓了劲,没有总书记的关怀就没有今天的巨变!

曾记否,脱贫攻坚的总攻动员令在骆驼湾村、顾家台村向全党全国发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在十八洞村首次阐述,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在考察华溪村后全面部署。这些普通乡村因总书记的到来,成为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重要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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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是4月15日下午,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看望贫困户谭登周一家。 新华社记者 刘彬/摄

难忘怀,“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总书记在村里留下的亲切话语,一直温暖着干部群众的心窝,极大激发了他们勇往直前的奋斗力量。

如今,村民们想起总书记同他们交谈时的情景都激动不已,说起总书记的指导和鼓励都如数家珍,更是将总书记带去的慰问品视为珍宝,有的“一直不舍得用,看着它就会想起总书记的话,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如今,村民们用质朴的方式表达对总书记的热爱、拥戴和感恩。班彦村村民自发栽下“感恩林”,以感恩为主题的土族“花儿”洋溢着喜悦响彻山间。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广场上的两个亭子,分别被命名为“感恩亭”、“思源亭”,寓意“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很多总书记去过的脱贫户家里,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如今,大家最想和总书记说的话是“我们非常想念您”,大家的最大期盼是“请总书记再来看看我们的新家”,大家的共同心声是“脱贫不忘总书记,致富感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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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四川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2018年2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贫困户吉好也求家中看望。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从24个村的脱贫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领袖与人民心心相印。人民的衣食冷暖和幸福安康最为领袖牵挂,领袖的关怀和指引就是人民团结奋斗的阳光雨露和巨大引擎。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总书记经常引用的这句古语,是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倾注心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惦记最多的是困难群众。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关头,都是总书记亲自谋划、领航定向;访贫问苦的每个细节,都融入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夙夜在公和使命情怀;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一系列指示要求,都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定盘星和指南针;总书记在抗疫期间对脱贫攻坚的指导部署和殷殷嘱托,都为广大干部群众决战决胜增添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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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中国超级富翁财富激增41%2020-10-17 21:21:11作者:记者来源:《日经亚洲评论》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10月7日文章,原题:在解除疫情封锁后的复苏中,中国超级富翁的财富激增41%

中国超级富翁们的资产价值正从新冠疫情导致的3月低谷中上涨,从2019年4月到今年7月底,他们的总财富增长了41%,在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的同时,也将全球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提升至创纪录的新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首个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根据瑞银和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拥有创纪录的415名十亿美元富翁,他们控制的总财富高达1.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4月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89人和1.2万亿美元。

中国十亿美元富翁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这要归功于中国到今年3月就已控制住国内疫情。

对疫情的遏制有助于经济活动的提升,推动了医疗、科技、材料和娱乐等行业的财富创造。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接连举行的IPO(首次公开募股),使20多位中国企业创始人跻身十亿美元富翁俱乐部。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艾米·卢在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财富创造“与创新和科技密切相关”。

上述报告称,过去10年来,中国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增长了8倍,而同期美国最富有群体的财富仅增长了1倍。2020年初,全球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缩水6.6%,人数减少43个,降至2058人。与此同时,中国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增加了1/5。

该报告显示,中国十亿美元富翁大多为科技行业企业家,包括马云和马化腾,其次是工业、零售、材料和医疗卫生行业高管。

(来源:“李毅看世界”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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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8 18:57:39 | 只看该作者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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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勤俭办社》[2]一文按语)

  二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3]一文按语)

  三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4]一文按语)

  四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严重的教训》[5]一文按语)

  五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6]一文按语)

  六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7]一文按语)

  七

  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8]一文按语)

  八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9]一文按语)

  九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资金方面,国家应当给予农民以必要的援助,例如现在已经设立的贫农基金和其他贷款。但是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农民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10]一文按语)

  十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11]一文按语)

  十一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新情况和新问题》[12]一文按语)

  十二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3]一文按语)

  十三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干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4]一文按语)

  十四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15]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16]一文按语)

  十五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17]一文按语)

  十六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18]一文按语)

  十七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19]一文按语)

  十八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20]一文按语)

  十九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21]一文按语)

  二十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22]一文按语)

  二十一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23]一文按语)

  二十二

  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24]一文按语)

  二十三

  这一篇也很好。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25]一文按语)

  二十四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二十五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27]一文按语)

  二十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28]一文按语)

  二十七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29]一文按语)

  二十八

  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30]一文按语)

  二十九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31]一文按语)

  三十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32]一文按语)

  三十一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33]一文按语)

  三十二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34]一文按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刊印。



  注释

  [1]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为该书收入的一百七十六份材料中的一百零四份写了按语。这里选了三十二篇按语,其中有三篇(即第二十六、三十、三十一)是九月写成的,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在九月拟就、十二月修改而成的。毛泽东还改拟或加拟了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标题。

  [2]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河北日报》,作者是该报记者王林。

  [3]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作者是史树芳。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新乐县东王庄三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坚持办社的事迹。

  [4]这篇文章是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志琪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

  [5]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作者是《山西日报》特约通讯员阎广洪,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山西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严重的教训》。

  [6]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是青年团晋南地方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写的,刊载在《学习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号。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文章介绍了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帮助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在党、团支部支持下,成立乡的农业技术夜校的情况。这个夜校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员的欢迎,使农业生产技术在全社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7]这是中共山西省汾阳县委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关于挖掘水利潜力,大力兴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一九五七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保证农业增产的规划。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拟题为《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

  [8]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中共山西省雁北地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刊载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第一百九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文章介绍说,雁北地区在一九五五年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发现不少合作社的干部有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为此,地委决定:各县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财务管理工作的状况,进行分类排队,限期结清账目,做到社社有收支预算,账目日清月结,财务公开,由社员监督;对于犯有贪污、盗窃等失职行为的干部,要查清事实,根据情节轻重和性质,分别进行处理。

  [9]这篇文章是北京市农林局规划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写的。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京西矿区黄塔乡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订的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的长远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畜牧业、林业、农业、副业等的计划和措施以及改善社员生活的具体措施。

  [10]这篇文章原题为《丰台区三路居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金是怎样解决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编印的北京《郊区农村工作》第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

  [11]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写的,刊载在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四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

  [12]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作者是张殿举、傅雁龙、郝景民、孙荣胜,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

  [13]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是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刊载在辽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参考资料》第九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

  [14]这是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文中讲的合作社,是山东省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15]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新的译文是:“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16]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六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

  [17]这篇文章原题为《陈学孟是怎样帮助群众办社的》,作者是肖克非,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农民、中共党员陈学孟带头办起本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积极帮助其他群众办社的事迹。

  [18]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介绍了安徽省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六月遭受水灾后,将社员们组织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并巩固和扩大了合作社的情况。受灾后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见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指合作社),就有翻船的危险。”失去母亲的十六岁贫农柯百法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19]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是中共肥东县石塘区委写的,刊载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20]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夏收夏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刊载在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21]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刊载在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文章介绍了浙江省兰溪县上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养毛猪的经验。

  [22]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是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工作组写的,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日报》。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文章介绍了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一个以贫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和一个以中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的对比发展变化。

  [23]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是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生产合作部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福建《农村工作通讯》第十三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文章介绍了福建省华安县龙峰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社里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的经验。四对比是:一比社、组、户哪个好;二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三比剥削制度和没有剥削制度哪个好;四比个人发展和共同富裕哪个好。五算账是:一算灾害账;二算搞副业增加收入账;三算发挥劳动积极性增加工分账;四算贫农中农合作互利增产账;五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账。

  [24]这篇文章是戴星明、王树人、董俊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的。文章介绍上海市西郊诸翟乡根据耕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情况,除组织社员把大量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积肥等农业劳动以外,还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25]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作者是董铨、邵健、桂世杭。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

  [26]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刊载在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十五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27]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作者是周敬文,刊载在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九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

  [28]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作者是顾建鹏,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三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

  [29]这篇文章原载《华南青年》一九五五年第十六期,是青年团广东省粤中区工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的。

  [30]这篇文章是中共广东省台山县委合作部写的,原载中共广东省粤西区委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编印的《粤西通讯》第九十期。

  [31]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是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贵州工作》第六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32]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是中共贵州省镇宁县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贵州工作》第七十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季节包工》。

  [33]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是中共云南省西畴县委写的,刊载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一期。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

  [34]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新疆《天南日报》,作者是页汗,文中介绍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色满区委调动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力创办农业合作社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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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6 12:25:40 | 只看该作者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发布


2021-04-06 10:20:34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全文如下: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2021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快速推进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结束语
附录: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前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贫困及其伴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严重阻碍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为记录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做法,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又是饱经苦难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为摆脱贫困艰难求索。近代以后,在封建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亿万民众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状态。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奋力抗争,始终梦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始终梦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农民翻身解放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繁荣富强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面对一穷二白、百业凋敝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重整山河。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制度保证。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①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为中国注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重要论断,提出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②,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③,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从国家层面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在农村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扶贫标准、重点片区和贫困县,启动实施“三西”④农业建设。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农村活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和观念更新,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历史新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农村贫困问题大大缓解的同时,贫困问题由普遍性分布呈现分层、分块、分化等新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⑤,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国家行动。1994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八七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动摇,确定了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夺取“八七计划”的胜利作出部署。200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5%。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实施一系列扶贫开发新政策新举措。对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作出重大调整,把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重点区域,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基础上,选定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201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2.8%;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为减贫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财力、物力基础,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同时,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贫困形势,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把扶贫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时指出,“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进行再部署再动员,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连续5年审定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结果,连续7年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出席重要活动或作出重要指示,连续7年在新年贺词中强调脱贫攻坚,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下团组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多次回信勉励基层干部群众投身减贫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村,深入贫困家庭访贫问苦,倾听贫困群众意见建议,了解扶贫脱贫需求,极大鼓舞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消除绝对贫困的艰辛历程,极不平凡,极不容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担当起对人民的责任,践行对人民的承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接续奋斗,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信赖。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充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力彰显,为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图1),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图2),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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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经过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⑥全面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贫困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图3)。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比全国农村高2.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自主增收脱贫能力稳步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⑦,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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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普查⑧显示,贫困户全面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平时吃得饱且能适当吃好,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换洗衣物和御寒被褥。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水平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实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施,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专栏1)。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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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匮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战不仅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且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出行难、用电难、用水难、通信难,是长期以来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基础工程,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全力推进,补齐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简称“四好农村路”,专栏2)为牵引,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建设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截至2020年底,全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贫困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努力改善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2016年以来,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029万亩,新增供水能力181亿立方米,水利支撑贫困地区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贫困地区用电条件,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骨干电网和输电通道建设等电网专项工程,把电网延伸到更多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专栏3)。加强贫困地区通信设施建设,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远程教育加快向贫困地区学校推进,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覆盖所有贫困县,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从根本上破解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难题,畅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知识流、信息流,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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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在解决好贫困人口吃饭、穿衣、居住等温饱问题基础上,大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为贫困地区发展夯实基础、积蓄后劲。2013年以来,累计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在所在村上幼儿园和小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层文化中心建设完成比例达到99.48%,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覆盖;持续推进文化下乡,贫困群众也有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贫困地区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地区县级医院收治病种中位数达到全国县级医院整体水平的90%,贫困人口的常见病、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越来越多的大病在县域内就可以得到有效救治。综合保障体系逐步健全,贫困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家扶贫标准,1936万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政策;6098万贫困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脱贫攻坚极大释放了贫困地区蕴含的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产业结构显著改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兴起,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扩大了市场有效供给,厚植了经济发展基础。贫困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以来,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激发了贫困群众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拉动了庞大的农村消费,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支撑。
优秀文化传承弘扬。加强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繁荣发展。实施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引导和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保护好、发展好当地优秀传统技艺。支持贫困地区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资源,加强保护研究、人才培养、展示推广,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展留存扶贫印记活动,建立贫困村扶贫档案,鼓励支持扶贫题材影视文艺作品创作,生动记录脱贫致富历程。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既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也延续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生态环境更美更好。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通过生态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脆弱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水平明显改善,守护了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脱贫攻坚既促进了贫困人口“增收”,又促进了贫困地区“增绿”,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广大农村旧貌换了新颜,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高。
深度贫困地区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通过脱贫攻坚,“三区三州”⑨等深度贫困地区突出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特色主导产业加快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专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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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脱贫攻坚既是一场深刻的物质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既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致富热情高涨。脱贫攻坚不仅使贫困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增加了收入,而且唤醒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大提振和重塑了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创业干事、创优争先的精气神,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劲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群众比着把日子往好里过,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形成了你追我赶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群众参与集体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扶贫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等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⑩,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制,推广村民议事会、扶贫理事会等制度,让村民做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办”,拓展了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议事管事空间,提高了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自觉性,激发了建设家乡的热情,乡村发展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现代观念不断增强。脱贫攻坚打开了贫困地区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打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了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网络的普及让贫困群众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贫困群众的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等显著增强,脱贫致富的点子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宽。
文明新风广泛弘扬。深化贫困地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创建,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广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开展弘扬好家风、“星级文明户”评选、寻找“最美家庭”等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贫困地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俭朴节约、绿色环保、讲究卫生等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贫困群众的新追求,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邻里和睦、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社会风尚广泛弘扬,既有乡土气息又有现代时尚的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正在形成。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群体中特殊困难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特殊政策,加大帮扶力度,特殊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生存权利充分保障,发展机会明显增多。
贫困妇女生存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扶贫政策、资金、措施优先向贫困妇女倾斜,帮助贫困妇女解决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问题。累计对1021万名贫困妇女和妇女骨干进行各类技能培训,500多万名贫困妇女通过手工、种植养殖、家政、电商等增收脱贫。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4500多亿元,870万名妇女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实现创业增收。19.2万名贫困患病妇女获得救助,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在贫困地区实现全覆盖。通过“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邮包”等公益项目,投入公益资金41.7亿元,惠及贫困妇女5000余万人次。
困境儿童关爱水平明显提高。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对儿童教育和健康实施全过程保障和干预。开展儿童营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1包辅食营养补充品,截至2020年底,累计1120万儿童受益。实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为先天性结构畸形、部分遗传代谢病和地中海贫血贫困患病儿童提供医疗费用补助,累计救助患儿4.1万名,拨付救助金4.7亿元。组织各类志愿者与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对,开展关爱帮扶,覆盖儿童和家长2519.2万人次。建立儿童之家28万余所、儿童快乐家园1200余个,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文体娱乐、心理疏导、生活照顾、家教指导等关爱服务。大幅提高孤儿保障水平,机构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611.3元和1184.3元。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累计投入17亿元、惠及22.3万名病残孤儿。实施福彩梦圆孤儿助学工程,累计投入5.4亿元、惠及在校就读孤儿5.4万人次。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当地孤儿保障标准纳入保障范围。
贫困老年人生活和服务保障显著改善。持续提高农村养老金待遇和贫困老年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一步解决。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全面建立,惠及3689万老年人。实施老年健康西部行项目,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展老年健康宣传教育,组织医务人员、志愿者开展义诊和健康指导服务,促进西部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提高。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推动贫困老年人医疗保障从救治为主向健康服务为主转变。加强失能贫困老年人关爱照护,全面开展核查,确认62.7万失能贫困老年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9万人,失能贫困老年人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贫困残疾人保障水平全面提升。700多万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的奇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2400多万残疾人。1066.7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贫困残疾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54.7万贫困残疾人得到医疗救助。178.5万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贫困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得到更好保障,8万余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65.3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创新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脱贫攻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贫困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完善,贫困地区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扶贫工作决策部署的战斗堡垒。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抓扶贫先强班子,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精准选派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把农村致富能手、退役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具有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优秀党员选配到村党组织书记岗位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贫困地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信任、信心进一步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基层群众自治更加有效。脱贫攻坚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治理更具活力。村委会(居委会)作用更好发挥,贫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不断加强。认真落实村(居)务公开,坚持重大问题民主决策。坚持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着办,群众的事由群众定,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之初,很多贫困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到2020年底全国贫困村的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2万元。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改变了很多村级组织过去没钱办事的困境,增强了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心系贫困群众、甘愿牺牲奉献,满腔热情地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贫困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在脱贫攻坚的艰苦磨砺中,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坚韧、乐观、充满奋斗精神,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加坚定、本领进一步增强。大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援贫困地区建设,大批企业家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很多高校毕业生放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回到农村建设家乡。变富变美的农村吸引力不断增强,大批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人才留下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贡献力量。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先进发展理念、现代科技手段、科学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脱贫攻坚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方法手段,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了新路径,促进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能力显著增强,贫困地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这一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和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为实现梦想拼搏奋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意志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精神品格。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锻造形成“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继续奋斗。
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对于贫困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找准贫困人口、实施扶真贫是普遍性难题。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个问题”,增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针对性,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整体效能。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扶贫必先识贫。中国贫困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实现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贫。科学制定贫困识别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摸清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情况。贫困户识别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整户识别;贫困村识别综合考虑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村民人均纯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按照村委会申请、乡政府审核公示、县级审定公告等程序确定。对识别出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组织开展“回头看”,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剔除识别不准人口、补录新识别人口,提高识别准确率。建档立卡在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实现贫困信息精准到村到户到人,精确瞄准了脱贫攻坚的对象,第一次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第一次构建起国家扶贫信息平台,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脱贫攻坚涉及面广、要素繁多、极其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各级党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党委政府正职保持稳定。有脱贫任务的地区,倒排工期、落实责任,抓紧施工、强力推进。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组织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专栏5),加强脱贫攻坚督导和监察(专栏6),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奋发有为、履职尽责。加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按照因村派人、精准选派的原则,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驻村扶贫。广大驻村干部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心系贫困群众,扎根基层扶贫一线,倾心倾力帮助贫困群众找出路、谋发展、早脱贫。从2013年开始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到2015年,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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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贫困的类型和原因千差万别,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中国在减贫实践中,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对症下药,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实现精准扶贫。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支持和引导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鼓励支持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专栏7),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能。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形成了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1.2万个。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44万家、农民合作社71.9万家,72.6%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关系。产业帮扶政策覆盖98.9%的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参与到产业扶贫之中。扎实推进科技扶贫,建立科技帮扶结对7.7万个,选派科技特派员28.98万名,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实施各级各类科技项目3.76万个,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新品种5万余项,支持贫困地区建成创新创业平台1290个。为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专栏8),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建立完善带贫机制,鼓励和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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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差、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专栏9)。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符合条件和群众自愿原则,加强思想引导,不搞强迫命令。全面摸排搬迁对象,精心制定搬迁规划,合理确定搬迁规模,有计划有步骤稳妥实施。960多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对搬迁后的旧宅基地实行复垦复绿,改善迁出区生态环境。加强安置点配套设施和产业园区、扶贫车间等建设,积极为搬迁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同当地群众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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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并重,在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的同时,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不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就地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7450万亩,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建立2.3万个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国土绿化、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发展木本油料等经济林种植及森林旅游,不仅拓宽了增收渠道,也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实现了“双赢”。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加强教育扶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专栏10)。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学位、师资、资助等保障能力,20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返校就读,全面实现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有保障。实施定向招生、学生就业、职教脱贫等倾斜政策,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拓宽贫困学生纵向流动渠道。开展民族地区农村教师和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累计培训350万余人次,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先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开展试点,覆盖43万学龄前儿童,帮助他们学会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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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聚焦特殊贫困群体,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集中供养能力显著增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0年5962元,提高188.3%。扶贫部门与民政部门定期开展数据比对、摸排核实,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中国还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其他多渠道多元化扶贫措施。大力推进就业扶贫,通过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输出、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吸纳、返乡创业带动、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形式,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从2015年的122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243万人。开展健康扶贫工程,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重要举措,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专栏11)。深入实施网络扶贫工程,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完善网络覆盖,推进“互联网+”扶贫模式。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贫困村,推动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难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采取一系列应对疫情的帮扶举措,加大就业稳岗力度,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有效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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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既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被脱贫”,也防止达到标准不愿退出等“该退不退”。制定脱贫摘帽规划和年度减贫计划,确保规范合理有序退出。严格执行退出标准,严格规范工作流程,贫困人口退出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困县退出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确、档案完整、结果公正。强化监督检查,每年委托第三方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进行专项评估,重点抽选条件较差、基础薄弱的偏远地区,重点评估脱贫人口退出准确率、摘帽县贫困发生率、群众帮扶满意度,确保退出结果真实。2020年至2021年初,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全面准确摸清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监管,留出缓冲期,确保稳定脱贫。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稳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持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继续加强扶志扶智,激励和引导脱贫群众靠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生活。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大胆闯、大胆试的创新勇气,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懈探索,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追求。精准扶贫方略,不仅确保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而且有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减贫标准、方式方法、路径手段也不同。中国减贫立足本国国情,深刻把握中国贫困特点和贫困治理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100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努力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宁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要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宁可牺牲一些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也要服从和服务于减贫工作大局;宁可经济增速慢一些,也要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在脱贫攻坚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广大党员、干部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用自己的辛劳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任劳任怨,基层党员干部呕心沥血、苦干实干,广大志愿者真情投入、倾力奉献。他们有的长期奋战在扶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付出很大牺牲;有的为群众脱贫四处奔波,爬山涉险,不辞劳苦;有的常年加班加点,积劳成疾;有的为扶贫工作负伤,仍然带病坚持工作。脱贫攻坚以来,1800多名党员、干部为减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的体现。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根本态度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识贫、扶贫、脱贫,减贫才会有不竭动力、明确方向和好的办法。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差,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制定实施一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议,都把减贫作为重要内容,从国家层面部署,运用国家力量推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锚定一个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从党的领袖到广大党员干部,情系贫困群众、心怀减贫大业,全党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定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目标、路径和具体措施并一以贯之抓下去。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图4),构建多元资金投入体系(专栏12),为减贫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评估体系等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之贫富,国之责任。减贫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艰巨工作,实现减贫目标,领导人的情怀、意志和决心至关重要,执政党和国家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各方力量至关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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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贫困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作为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通过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把改革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免除农业税,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实行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消除导致贫困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不断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既对减贫形成了强大的带动效应,也为大规模扶贫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发展是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唯有发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唯有发展,才能更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原因也呈现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结构等的变化,科学制定减贫标准、目标、方略,不断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段,循序渐进、持续用力、滴水穿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减缓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带动减贫,重点采取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为主要考核脱贫成效。中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事业推进的实际,逐步调整提高扶贫标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的发生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贫困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找准释放减贫动力的突破口,因时因势因地制宜,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的策略方略和政策工具,提高贫困治理效能。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贫困群众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扶贫减贫既要借助外力,更要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更富脑袋,让贫困群众既有脱贫致富的想法,又有脱贫致富的办法。依托农民夜校、新时代讲习所等,加强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改进扶贫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比学赶超的有效机制,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激励贫困群众依靠劳动创造幸福。大力宣传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用双手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是顶天立地的真正英雄。只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贫困。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专栏13),推动省市县各层面帮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差距。积极开展定点扶贫,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帮扶贫困县或贫困村(专栏14)。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献智献力。积极推动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引导市场开发能力强的主体进入资源开发潜力大的地区,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专栏15)。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开展扶贫公益活动。设立国家扶贫日,建立脱贫攻坚国家荣誉制度,表彰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营造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氛围。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只有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引导全社会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聚力攻坚克难,才能最终战胜贫困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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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创出来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提振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其他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减贫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破解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更加光明的前景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做国际减贫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与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翻身解放到解决温饱、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为人类反贫困作出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同时接受部分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实施减贫合作项目,不仅在资金投入、知识转移、技术援助等方面获得支持,而且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扶贫理念与方式方法,推动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中国先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合作,在部分贫困县实施外资扶贫项目,引进各种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国际减贫交流合作项目缓解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推动了中国减贫的制度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为项目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国际社会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民族,中国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国家减贫和发展提供支持。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即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担负大国责任,推动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宣布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已按期落实或正在按照进度有序推进(专栏16)。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支持帮助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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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在亚洲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专栏17)。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社会保障住房等设施,打造农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中非友好医院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等项目(专栏18)。在南太平洋地区,中国推动落实对太平洋岛国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等举措,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当地民众摆脱贫困。中国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面向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实施农村教育转型、教师培训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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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交流减贫经验。通过搭建平台、组织培训、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减贫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与联合国驻华机构联合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活动。中国发起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举办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研讨交流活动。与东盟秘书处和东盟有关国家合作,面向基层村官(社区官员)实施“东盟+中日韩村官交流项目”。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合作开展国际减贫培训,2012年以来,共举办130余期国际减贫培训班,来自116个国家(组织)的官员参加培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贫穷、饥饿、疾病侵蚀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人类文明走向何方,攸关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每个人都有过上好日子的权利。各国应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积极推进减贫发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冲破贫困落后的阴霾,照亮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减贫交流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结束语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驰而不息、接续奋斗,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
到205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全面振兴。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各项事业繁荣发展。那时的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高目标继续迈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紧密相连,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是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是与世界形成更加良性互动的中国,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附录 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确定扶贫标准,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扶贫以来一直的做法。
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是1986年,为206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主要解决温饱问题。2001年制定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2011年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
脱贫攻坚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就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贫困人口退出标准是综合性多维标准,不仅衡量收入水平,还考量贫困人口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程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①《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②中共十三大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③198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来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④“三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集中连片最困难的地区之一。1982年12月,中国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共涉及47个县(市、区)(1992年扩大到57个)。“三西”农业建设在中国扶贫开发历程中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示范性意义,在改革单纯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集中力量实施片区开发、易地搬迁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⑤中共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新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⑥“两不愁三保障”是指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⑦“直过民族”是云南省对部分民族的特定称谓,源于这些民族在民主改革时期,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⑧脱贫攻坚普查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对脱贫攻坚成效的全面检验。2020年至2021年,中国在中西部22个省份开展了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重点围绕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了解国家贫困县脱贫实现情况。普查内容包括建档立卡基本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攻坚项目情况,以及县和行政村基本公共服务情况等。
⑨“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涉藏州县。“三州”是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⑩“四议两公开”,是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的基本工作程序。“四议”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⑪2021年2月,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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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6 12:27:31 | 只看该作者
农业农村部:脱贫村通光纤和4G比例都超过了98%


2021-04-06 11:15:34来源:观察者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1年4月6日发表《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提问,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全面胜利具体表现是什么?谢谢。
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个胜利是历史性、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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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历史性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经过8年艰苦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性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兑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得以实现。
二是脱贫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11.6%。“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群众吃穿不愁,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脱贫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790万户、2568万脱贫人口告别泥草房,住上安全房,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特殊困难群体福利水平持续提高,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
三是脱贫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生活生产设施明显改善,多年遇到的像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期间我们新改建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通了客车、通了邮路,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029万亩,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脱贫村通光纤和4G比例都超过了98%。脱贫地区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3%,特别是新疆、甘肃等长期干旱缺水地区告别了苦咸水、涝坝水,老百姓都喝上了清洁水、安全水。每个脱贫县都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产业,全链条提升了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下一步乡村产业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是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脱贫攻坚不但在物质上硕果累累,在精神上也取得丰硕成果,唤醒了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振了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创业争先的精气神。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脱贫致富的热情高涨,户户都找到致富门路,村村也建有致富产业,形成了你追我赶奔小康的浓厚氛围。同时他们的现代观念不断增强,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提高,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在社会风气方面,孝亲敬老、邻里和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风广泛弘扬,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成为脱贫群众的新追求。
五是脱贫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明显增强。精准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充实一线工作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建促脱贫中得到锻造,党群干群融为一体,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村民自治更加有效,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办,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大幅提升,现在平均每个村都超过12万元,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显著增强。脱贫地区基层管理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治理更具活力,形成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新气象。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将激励我们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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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 13:18:13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全面脱贫的重大理论意义[color=rgba(0, 0, 0, 0.3)]

胡长栓  红旗文稿 2021年6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凝聚人类共同理想、反映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壮举,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引领和深化世界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进一步彰显了人民立场的极端重要性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不仅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也深刻阐明了人民立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始终把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立场,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与以往只代表少数人利益、反映一定阶级意志和需要的所有理论都区别开来,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方法论前提。正是站在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刻的世界历史洞察,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正是看到了广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3页)等不断积累的社会不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同时,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来实现,新的社会形态必须坚持人民立场,“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我们党把“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作为郑重承诺,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注重发挥人民立场的方法论原则。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我们做到了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所以能够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中国全面脱贫是坚持人民立场的重大创举,是发挥人民立场方法论原则的必然结果。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贫困现象的深入观察、贫困实质的深刻揭露、贫困根源的深层把握、消除贫困的理论探索,以及对实现“所有的人富裕”的社会追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提出,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凝聚着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求。  尽管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立场、方法论原则、目标宗旨、依靠力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理论,人类也一直把全面消除贫困作为努力奋斗的根本方向,但是直到中国全面脱贫之前,人类一直缺少全面消除贫困的历史事实,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社会根本性质等原因,仍然有很多人遭受着贫困的困扰、面临着贫困的威胁。人类能不能全面消除贫困、怎么全面消除贫困、依靠什么全面消除贫困等问题直接在实践上叩问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缺少相应的实践内涵和具体的实践支撑。  中国全面脱贫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由科学理论成功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在实践上对人类能不能全面消除贫困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为怎么全面消除贫困、依靠什么全面消除贫困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答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这些重要经验和认识,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        



     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内在矛盾,作为对以往社会形态辩证否定结果的新生事物,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实践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优越性充分彰显出来,究其根由,在于实践中缺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  马克思在谈到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时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人们利用马克思提供的批判方法来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但却曾陷入误区,有时片面坚持本质决定一切,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化倾向,有时又片面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把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理解为简单的否定,所认定的很多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从对资本主义原则的简单颠倒中得到的,结果并没有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的认识与实践。经过长期曲折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才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全面脱贫的辉煌成就正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取得的。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实现了大量贫困人口的脱贫,也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时不我待抓好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党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使全面消除贫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伟大的现实


  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旧的社会形态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因为新的社会形态不仅更能满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而且更能满足人类对公平正义富裕和谐等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作为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形式,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凝聚着整个人类文明中对公平正义富裕和谐等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着自古以来人类梦寐以求全面消除贫困的理想,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以往一切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因而具有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比拟的历史先进性。  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不断的理论创新中,我们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也深刻把握到社会主义所应该具有的历史先进性。这种历史先进性不仅体现在要有比资本主义等以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形式更高、更快的社会生产力,而且最终要体现在更能保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上,更能保证“所有的人富裕”和所有的人“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充分体现了有史以来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在中国,从春秋时期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家的“小国寡民”、农家的“并耕而食”,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革命一生不懈追求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的《乌托邦》,从康帕内拉、摩莱里等的空想共产主义到圣西门、傅立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把消灭贫困、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作为理想和目标。  贫困作为人类社会的顽疾,一直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真正摆脱全面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第一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中国全面脱贫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力更高、更快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到目前为止实现生产力更高、更快发展所具有的最大优越性。因为没有更高、更快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创造满足社会全面消除贫困所需要的巨大物质财富,不可能奠定全面消除贫困所必要的雄厚物质基础。中国全面脱贫更加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所有的人富裕”和“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方面的历史先进性。因为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理想作为本质要求,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创造人类历史上全面消除贫困的伟大壮举。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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