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科学评估标准的全面建成vs月入2千元以下9.64亿人

焦典

从民生指标国际比较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
张  军
2020年08月07日05:2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世纪初我国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愿景。“小康社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概念，其所蕴含的民生发展目标具备国际可比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衡量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明显改善，主要民生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人均国民总收入不断迈上新台阶，总体上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也不断提升。2000年，我国人均GNI只有94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2019年，我国人均GNI进一步上升至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世界排名位次明显提升。2000年，在世界银行公布人均GNI数据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名仅为第141位；2019年，在公布数据的19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上升至第七十一位，较2000年提高70位。

　　人类发展指数逐年提高，迈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人类发展指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通过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三大类指标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状况。2000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591，低于0.641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公布人类发展指数的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1位；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至0.758，在公布人类发展指数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八十五位，较2000年提高26位，是同期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并成为1990年引入该指数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八年下降，已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随着小康社会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柜）、空调拥有量分别达到96.0台、100.9台和115.6台，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达到35.3辆。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2017年，我国农村享有基本饮用水服务人口比例和享有基本卫生服务人口比例分别达到86.2%和76.4%，高于85.6%和61.6%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农村地区通电率达到100%，高于87.2%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国民身体素质全面增强，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我国国民身体素质显著增强，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期寿命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较2000年提高5.3岁，分别比世界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4.1岁和1.4岁。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2018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7.4‰，较2000年降低22.7个千分点，分别比世界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21.5和3.4个千分点。孕产妇死亡率降至较低水平。201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2000年的59/10万下降到29/10万，显著低于世界211/10万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7/10万的平均水平。

　　国民文化素质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中上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人民对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预期受教育年限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高于12.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较2000年提高4.3年，为同期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小学教育普及率明显提高。2019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42.8%提高到2019年的89.5%，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高到51.6%，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4000万人，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信息化生活日趋普及，形成全球最大互联网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网络强国、宽带中国、“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数字经济、“三新”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居民在享受信息化发展成果上有了更多获得感。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16.5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115.5部，高于106.4部的世界平均水平。网民规模不断壮大。2017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较2000年提高52.5个百分点，高于49.7%的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固定宽带用户规模达到4.1亿户，较2000年的2.3万户明显增加。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互联网在线购物等消费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我国快递行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635.2亿件，自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以来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45.4件，年人均快递支出535.5元，均保持较快增长。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已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2002年我国贫困发生率达到31.7%，高于25.5%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为数不多的贫困发生率超过30%的国家之一；2011年，我国贫困发生率降至7.9%，低于13.7%的世界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至0.5%，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目前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疫情冲击对民生改善的影响亟待克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促进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

　　本文主要国际比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07日 10 版）

焦典

国家统计局回应“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
2020年06月15日18:34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人民网北京6月15日电 （杨曦）今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针对最近社会热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一话题进行回应。付凌晖表示，这一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但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付凌晖介绍，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9》第171页有2013-2018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统计摘要2020》第59页有2014-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付凌晖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发展未有穷期。

“下阶段，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大力稳企业保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决战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付凌晖说。

焦典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石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0年5月16日

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今天，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公平地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已经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回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对分配正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追问，探求解决人类社会分配难题的思考路径、行动方案，是构建中国特色分配正义理论，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分配正义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分配正义，但他对分配正义的关注，与唯物史观的阐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贯穿其著作始终。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辩证的分析方法、高度的现实关切而与众不同。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分配不正义的拮抗、抨击和批判，又在应对各种挑战中不断发展，并逐步成熟。

分配从属于生产，生产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抽象、单一地谈分配而忽视生产不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而分配则是社会再生产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是根本错误的。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得从研究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特别是生产方式开始；那些“只问分配不问生产”，企图通过变革分配方式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是理论重心。在厘清分配和生产的关系之后，需要继续追问：资本主义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和这种生产分配的机制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由此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配的前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社会的分配制度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言外之意，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分配非正义的直接诱因；其现实根源则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唯有实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分配正义。

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地建构出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与按需分配。他批判了拉萨尔派的相关论点，并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残留着诸多旧社会的痕迹，劳动也还是谋生的手段，因而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由表面的平等掩盖了由偶然天赋和负担不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极度丰富，以及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劳动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终极归宿。分配正义旨在合理分配人的利益，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劳动时间、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重申生产力的提升是妥善解决各种分配问题的根本前提，倡导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全面发展自己，实现社会劳动的普遍化、均衡化。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不管是批判资本主义分配的非正义性，还是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都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征。

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马克思用“批判的正义”，从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乃至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他常常用“盗窃”“抢劫”“掠夺”“榨取”等术语，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财富“盗取”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他把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视为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在《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他批判了蒲鲁东永恒正义观、拉萨尔式“分配正义”等小资产阶级正义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马克思还“建构”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建构性，成功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他设想的未来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不难发现，他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社会分工固定化的批判，他关于按需分配的思想是对物的统治下、人为物所奴役的生存困境的批判，他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思想是对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私有制的批判。

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强调哲学与现实结合，认为正义应当为实践服务；它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呼吁改变社会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状况，从而呈现出现实性的特征。然而，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不仅呈现出现实性特征，还带有理想性的特征。这一理想性特征表现在：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历史分析和道德评价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财富增值方面的重要贡献，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另一方面，他又从道德的视角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怒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与传统的道德学家单纯从抽象的正义层面对资本主义所展开的道德批判不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非道德批判中展现出严谨的历史逻辑，实现了历史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统一。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下中国的分配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遵循。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需要引入分配正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者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指向，就是要创造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这里的需求是具体、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要在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进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资源，提供物质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杠杆作用，提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引导人们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并充分彰显个人潜能，在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稳健、长效、持续发展。

促进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结合，进一步凸显劳动的重要作用。由于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和有效的约束手段，实践中按劳分配制度易被弱化，劳动力要素易被边缘化，造成初次分配中技术、管理、土地、资本等要素比重过大，甚至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加剧贫富差距问题。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健全并优化工资增长机制，适当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打破行业垄断，制定完善严谨且具备良好可行性的激励机制，尽可能地保证收益和付出成正比。

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倡导“共享发展”理念。如何将经济发展的惠利普及于每一个民众，如何增强广大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归属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马克思曾指明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共享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享发展”理念既是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解决当下收入差距悬殊现实困境的关键举措。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时，要遵循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逻辑路径，深化政治、经济、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政策，推动精准扶贫，促进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享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焦典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2018-12-13 07:05:41 来源： 经济日报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住房领域发展综述
　　
　　“民以居为安。”住房，牵动着亿万城乡居民的心。居住条件的改善，成为衡量生活条件改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显著增大，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及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也让许多住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住房，也是每一个家庭安居乐业，生活和美的承载空间，人们在属于自己的住房中，与家庭成员一道，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画卷。

　　面积更大品质更高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1984年，城镇居民居住公房的比重为88.2%，居住自有房的比重仅有9.4%。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住房较为普遍的现象。

　　老家在四川省新津县的杜洋出生于1985年，他对住房的第一个记忆，是靠近山脚下的县城平房，居住条件相对简陋。他还清楚地记得，1991年母亲单位福利分房，举家搬进了楼房，居住在6层楼房中的第3层，尽管这套房子面积不是很大，但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比之前方便和干净了不少。大约10年前，全家萌生改善居住条件的想法，父母凭多年积蓄购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三室两厅，新房子更加宽敞，一家人住得更舒心。

　　后来，杜洋离开家乡上了大学，工作生活在成都，他如今居住在成都的一个现代化小区中。可视化对讲机，摄像头、自动防火装置等现代化设备，也让如今的居住生活更加便捷和安全。

　　数据显示，1981年全社会竣工住宅面积6.9亿平方米，2017年达到15.5亿平方米。1981年至2017年，全社会竣工住宅面积473.5亿多平方米。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1978年增加30.2平方米。如今，新建住宅种类丰富多彩，既有普通住宅、公寓式住宅，也有高档住宅、别墅，等等。不仅有低层、多层、小高层，还有高层、超高层等。

　　与此同时，城市乡村各种新建住宅小区和谐美丽，园林绿化率更高，配套设施更加全面先进便利，小区管理更加有序，人们在住有所居中享受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从房改到“房住不炒”

　　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百姓住的变迁，1998年前后住房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节点。自那时起，我国从过去靠住房实物分配，进入到了全面培育住房市场化的新阶段。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场的形成、发展、壮大，对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改善居住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品住房市场的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住房供给，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然而，在相当长时间里，住房供给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需求大，房子少，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中，供需矛盾尤其突出。

　　房改以后，我国住房市场是伴随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逐步发展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为住房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房住不炒”的定位之下，调控逐步显现成效。当前，各地坚持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强化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不可或缺。长时间以来，我国解决居住问题存在重购买轻租赁现象。“租购并举”提出后，各地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相信未来住房租赁市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保障房共圆安居梦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越来越多城市居民通过购买商品住宅，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有一些住房困难群众没有住房，或者居住条件很差，居住在年久失修的棚户区中。2007年前后，我国开始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公租房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经有1000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

　　城市棚户区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

　　10年间，1亿人受益于棚改——2008年至2017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帮助约1亿人“出棚进楼”。其中，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6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居住条件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房子也越住越宽敞。家住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钓鱼台村的李俊龙今年55岁了，在2010年时，全家人搬出了破旧低矮的平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二层小楼，上下一共六间屋子，白色的外立面，格外气派。李俊龙说，在他们村里，他家的新房盖得并不算早的。现在生活好了，村里的人们都想着改善居住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尤为显著。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1978年增加了38.6平方米。从2008年开始，我国推动农村危房改造。截至2016年底，全国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300多万户。2017年，我国提出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重点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农村人居环境也迈上了新台阶。近年来，我国大力整治农村环境，农村脏乱差状况明显好转，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底，91.3%的乡镇实现了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17.4%的村生活污水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焦典

习近平向“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2020-10-12 19:00:29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在中国国家扶贫日和国际消除贫困日即将到来之际，“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今天在福州开幕，我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强调，当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严峻，迫切需要包括各国政党在内的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和平稳定，加快推动全球减贫进程。希望与会嘉宾通过交流经验、总结规律，共商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增强战胜贫困信心，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总统根哥布，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姆南加古瓦，中非共和国团结一心运动创始人、总统图瓦德拉，马拉维大会党主席、总统查克维拉，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苏里南进步改革党主席、总统单多吉等通过书面或视频方式致贺，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一致认为各国政党应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国际减贫合作。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400位政党代表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媒体驻华代表、智库学者等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完）

焦典

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
时间:2020-10-13 07:4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为全球众多富豪提供咨询服务的瑞银（UBS）和普华永道（PwC）12日在上海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该报告称，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再创新高。截至今年7月底，亚太地区以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人数（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多的地区；其中一半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

据中新社报道，报告指，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翻了一番，他们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三倍。到今年7月，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已达到2189名，而2009年底为969人。截至今年7月底，亿万富豪财富总额达到10.2万亿美元（13.81万亿新元），升至今年资产价格V型反弹后的新高点，并超过了2017年底创下的8.9万亿美元的峰值。这一反弹由工业及科技领域的亿万富豪引领。

尽管受疫情影响，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仍持续增长，并创下新纪录达到415人，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新增人数为全球最高。2018年至今年7月底，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71%，达到1.7万亿美元。在中国的亿万富豪中，98%为白手起家（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占到60%，美国为72%）。在去年和今年，中国最主要的财富驱动行业是医疗健康、材料以及娱乐和传媒。在娱乐和传媒行业中，网游是增长趋势最明显的子行业。

普华永道中国银行、证券和资管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秦政认为：“冠病的风暴加速了经济向数字化的转型，利用新兴技术的创新者和颠覆者将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亿万富翁当中也有两极分化。普华永道中国银行、证券和资管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秦政指出，受疫情影响，今年前四个月，亿万富豪的财富下降5640亿美元。亿万富豪的人数减少43人。与此趋势相反的是，医疗保健行业亿万富豪的财富在此期间增长10.2%。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也使科技和工业行业的亿万富豪的财富分别增长了0.8%和4.8%。

相较之下，材料和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豪损失最大，其财富总额分别下降17.8%和16.6%

此外，为应对疫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球亿万富豪的捐赠力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今年3月至6月，约209位亿万富豪公开承诺了总额达72亿美元的捐赠，其中美国亿万富豪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和印度。

焦典

柳金财：中国全面脱贫的虚实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柳金财  
2022-04-28 05:00

  中国将贫困线标准设定在低收入国家水平，跳脱中国早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事实。如此采取“双重偏低”的贫困线标准，导致社会真正处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生活状况，恐不符合“全面脱贫已取得胜利”的论断。

今年4月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开展研究的《中国减贫40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以2010年国家贫困标准计算，从1978年到201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0.6%，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7.65亿，贫困发生率平均每年降低2.4%。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主政以来，将脱贫攻坚战摆在治国理政的关键核心，定位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宣告推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国务院曾于2021年4月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总结中国政府扶贫治理的努力，宣布已在2020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解决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及12.8万个贫困村摆脱“贫困”困境。据称这是党国首次在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
究竟中国扶贫攻坚战是全球贫困治理典范，还是虽宣告取得“全面胜利”，却是有所掩盖的“面子工程”呢？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在上级政府拟定“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又将层层指标项目分解到下级政府施政。
中国地方官员由于处于政治职位锦标赛过程，选拔来自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而非来自公民直接选举，因而往往造成“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员”现象，地方竞争无论是经济增长或公共服务，往往流于相互攀比，甚至会形成“虚假数据”及“虚假政绩”。
首先，有关中国精准扶贫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典范的争论。以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贫困人口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中国政府宣称这是人类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扶贫历程。中国实现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不断增进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展现出人民至上的情怀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前述《报告》提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二、针对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从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党国合力，到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政策，中国政府宣称其扶贫开发道路，已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其次，中国设定贫困线标准偏低，是否全面脱贫尚有待商榷。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称：在建党100周年重要时刻，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的“脱贫讲话”中提到脱贫的“现行标准”，具体定义并未明确界定。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定义：“按2010年的标准：即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生活水准2300元（2010年不变价，人民币，下同，约483新元）”。中国农村贫困线从1978年开始仅调整过三次，即在1978年、2008年及2010年。
设定脱贫标准偏低

中国长期采用“调整基期贫困线法”，然在2015年、2020年两次本应调整基期年度，却未调整，若依据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中国脱贫标准应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显然，中国设定的脱贫标准过于偏低。2020年人日均收入只有1.73美元，远低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1.9美元（约2.61新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对贫穷线的定义是依据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分类，2015年低收入国家的贫穷线定在日均1.9美元；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标准是日均3.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为日均5.5美元。
其次，“双重偏低”掩盖贫困线以下真实民众生活样态。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1万美元，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若按照国际标准每日5.5美元标准计算，中国尚有2.23亿贫困人口，居世界贫穷第二位，仅次于印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9%。2015年、2020年原本应调整贫困线基期，中国却未调整，导致原设定贫困线标准偏低。况且，中国将贫困线标准设定在低收入国家水平，跳脱中国早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事实。如此采取“双重偏低”的贫困线标准，导致社会真正处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生活状况，恐不符合“全面脱贫已取得胜利”的论断。
再者，习近平时期农民收入虽增加，但增长率却低于胡锦涛时期。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自2004年起18年来，中国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从3027元提高至1万7131元。农村居民收入每年11.5%年增率，高于城镇居民10%年增率。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2015年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年均1000多万人脱贫。

农村贫富差距仍大

2004年至2012年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率是13.6%，农民收入从3027元增至8389元；2013年至2020年习近平主政期间，年增率仅为9.4%，农民收入从9430元提高至1万7131元。胡锦涛时期农民收入年增长率，反而比习近平时期更高。中国城乡差距与基尼系数，虽有缓步下降，但都还在联合国定义中属于“高”的位置。农业省份的农村基尼系数，除山西省外均未下降。
最后，贫困地区年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地区，但中国脱贫标准仍低于国际水平。习近平主政后加强扶贫力度，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开展“脱贫攻坚战”，并在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揭示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保障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保障）；在国家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及贫困县全部摘帽等目标。2021年，党国宣称已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在中国国家扶贫政策下，宣称贫困人口不但收入增加，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获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万2588元，年均增长高达11.6%，增速甚至比全国农村多2.3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脱贫户每年纯收入要达4000元水平。然自2011年起，世界银行把绝对贫困线定为人均日收入1.9美元（约12.31元人民币），也即年收入693.5美元（约4493元人民币）。从金额上检视，中国所指的全面脱离绝对贫困，尚未达到国际标准。但相较于2012年，2020年国家贫困标准与国际水平已持续拉近。
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虽有成长，但贫富差距仍大，不平等现象并未有效解决。2019年中国仍存在高达0.46以上的基尼系数，对比联合国对贫富差距的定义，仍在“高”的位置；就此而论，模糊不清的贫困定义、自降贫困线标准及高比值基尼系数，显示所谓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实有待进一步厘清。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