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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结构定共富否 生产力内矛盾升主矛 6亿人月均1000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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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8 13:26:5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6亿人每月人均收入1000元”?国家统计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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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发布时间:06-1516:09人民网官方帐号




人民网北京6月15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就最近社会热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一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9》第171页有2013-2018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统计摘要2020》第59页有2014-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付凌晖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发展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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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3:28:12 | 只看该作者
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

时间:2020-09-28 09:40


“二本”人生

本刊记者/延章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他毕业之后,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选择退出。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这两次创业,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

如今,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有时,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发现近几年,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2019届本科生,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其中约55%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创业的大学生中,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而毕业五年后,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4至2018年,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增近3倍。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毕业前,她曾尝试找工作,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后来,她两度考研,被辽大录取。

如今,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大家都挺感慨,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我决定以后做教师,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心里踏实很多,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颜芳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4%。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另外,在调剂环节,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比如:2018年,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占比达31.19%。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五年之后,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而对于那些读了“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学生,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近五年,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此外,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双一流”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毕业三年之后,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

从精英到大众

黄灯出生于1974年,“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整个社会平稳发展,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文凭性价比高,非常值钱,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都有着巨大差异。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黄灯读书时,这所大学还是专科。即便是专科院校,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别人问你是的?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5万人,录取率为25%。201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91万人,录取率达81%。也就是说,那时每年考入大学、中专的人数,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疯了,劝黄灯不要复读,直接上大学。黄灯听从了建议。那时,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考上却选择复读,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考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件。而她的大学生活,“不用担心找工作,毕业包分配。不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

当然,即便当年,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说,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相比岳阳大学,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名人。

黄灯毕业之后,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第一个月工资208元。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每个月只要几块钱。如果职工结婚,单位会分房。

2005年,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有36人参加。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其中80%的同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离开铁饭碗的那20%的人,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

1995年,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出台,“211工程”正式启动,获得“211”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四年后,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985工程”也开始实施。从此,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那时,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会因为是否是“985”“211”大学,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随着《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的出台,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1999年,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2000年,招生220.6万人。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连续3年的扩招后,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对现状满意的一半,不满意的一半”

1999年,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2005年,她博士毕业,留在广东任教。

此前,黄灯对广东的印象,停留在“开放”“发达”,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风》的作文,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黄灯深受震撼,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2006年,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些同学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为6人,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化州、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王国伟是其中一任,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工作后,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985”“211”学生的差异,均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他记得,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

毕业后,经过艰难的择业,他还是回到老家,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银行是主流去向。但王国伟说,F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如果想去四大行,则很难竞争过211、985的学生。即便去了四大行,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

企业招聘中,“非211、985”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2012年,“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撤回学校存款”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此外,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原因之一是,相比很多招聘,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对非985、211的学生更为公平。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尚未能成行。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我估计是‘一半一半’,满意的占一半,不满意的占一半。”王国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

(实习生朱恩民、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姚大顺、王国伟、颜芳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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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3:33:39 | 只看该作者
梁晓声:85%知青如今都是低消费群体
老井文摘
2019-03-17

核心提示:
而百分之十五比之于百分之八十五,就“代”的运况来说,是没有资格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返城知青如今的运况,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整代而言,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层。而工人阶层,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的,正承受着中国“改革”负面的巨大压力。不直接承受这压力,不能完全体会究竟什么叫时代“阵痛”。
世人看到知青中出了些名人,出了些干部,则就错误地认为,知青一代很“出息”。有不少人据此得出更错误的结论,仿佛知青整代地垄断着中国的优越行业了。
其实,所谓知青中的名人,无非指几个作家,“一小撮”文艺从业者,以及二三个新时代的较成功的商人,加上一切成了科长、处长乃至局长的人;加上一切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学过,并学有所成归国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人,总数肯定在百分之十五以内。
这些人常常被社会赋予知青代表性或自言“我们知青一代”如何如何。比如我以前也爱自我标榜这一种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感觉。
而百分之十五比之于百分之八十五,就“代”的运况来说,是没有资格的。
百分之八十五的返城知青如今的运况,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目前的“下岗”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即将“下岗”、失业的人中,注定了有更多的他们。所幸尚未“下岗”,尚未失业的他们中,十之七八是中国城市中最低的工资收入者。
比上一代,旧体制曾许诺的微小福利,正渐渐地从他们身上化为乌有,使他们瞻前顾后两茫茫。
比下一代,由于自身知识资本和技能资本的先天弱势,在“改革”带来的竞争机会中力不从心,往往迅遭淘汰。
由于已做了父母,钱对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甚至比是知青的时期更重要了。面对刺激消费的种种广告,他们不能不窘数钱钞。
即使他们目前的运况好上几倍,也不太会成为一味儿向高消费“看齐”的群体,而仍将是非常理性的消费群体。
这乃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当年拉扯着父母的破衣襟长大的。后来自己又经历过几乎同样的艰苦生活。他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太容易达到心理满足了。他们早已变成了从意识本能上拒绝高消费的人,变成了意识本能上的“朴素人”。
一个当代青年,如果中了一百万彩券,他会怎样呢?
想必,首先会买辆车。接着,对家宅进行豪华装修。然后,用几身名牌衣着彻底改观自己的社会形象……
而返城知青中的某人,则也许会低头瞧着百万彩券陷入寻思:
我有了一百万就真的应该买辆小汽车么?
我真的需要把家装修得像三星级宾馆客房么?
一身名牌的我一定就比现在衣着普通的我更让不认识我的人另眼相看更让熟悉我的人觉得亲近么?……
这种消费意识的差别,是“代沟”之一种。知青一代与次一代之间的“代沟”,在许多方面,比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更显明。在消费意识方面,尤其显明地体现出上一代人陋物自珍、能将就、善凑合的“基因”特征。
无论广告怎样怂恿和诱惑,普遍的他们,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费赊贷消费的,仿佛视此等消费方式是诓人自杀的陷阱。
他们是城市中令商家大摇其头无可奈何的消费群体。商家有千条妙计,他们自有一定之规。
当然,那百分之十五中,也不乏消费意识非常贵族的人。但我们循他们的消费意识觅他们从前的自我,定会顿悟——原来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平就比较贵族,或接近准贵族。他们如今的贵族式的消费,其实也体现着另一种“基因”的特征。他们或她们当年的下乡,仅仅意味着是落难。与大多数知青之间过去的共性本就极少,今天的反差自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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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3:36:16 | 只看该作者
我国贫富差距有多大?在全球是什么水平?国家统计局给出“答案”
不凡智库
发布时间:09-2715:32百家榜创作者,优质创作者

美团的王兴说过一句话,让城市精英和中产集体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太大了,大到你以为全国都是985、211,其实本科生只占全国的4%。”事实上,4%的数据依旧被高估了。如果你有十几张信用卡,并且认为每个中国人平均至少有一张信用卡的时候,其实国内只有2亿人才有信用卡。

其实说到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总会有穷人和富人。如果说人人平等,那也只是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是平等的,并且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但是在财富上,基本上是做不到人人平等的。
虽然改革开放40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已经远去,许多农村人也都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汽车。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由于交通条件和诸多因素,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尤其是在交通、教育、医疗方面和其他地区差异较大。

而富人出门就有豪车接送,吃的也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豪华别墅。但是对于穷人来说,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事实是残酷的,即使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贫富差距也是正常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5%的美国人拥有60%的财富,其余的95%仅拥有约40%的财富。所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贫富差距。
那贫富差距是什么?贫富差距是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财富差距。如果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利于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氛围,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事实上,我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下海经商”,有些依旧不为所动,有些人善于抓住机会赚大钱,而有些人还在为生活而奋斗。

所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贫富差距将越来越明显,富有的人会越富有,贫穷的人会越来越贫穷。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腾讯的财务报表,很多人可能不太关心财务数据,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些数字让人意想不到。腾讯的员工,比之前增加了7626人,达到了56310人,工资成本为242亿元,因此,半年内人均工资就达到了43.08万元,人均月入7.18万元。
确实没有看错,腾讯员工的人均月工资高达7万元。月薪7万,在我国还有大多数年薪都还不足7万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别人一年的工资。还有相关报道称,华为的平均年薪高达70万元,当然这里不排除一些低于平均值的人。但是在腾讯和华为这样公司待了一段时间的人,工资基本上都过万了。

再比如中国首富马化腾现在有3200亿元人民币,这个概念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彩票可能是一夜暴富的唯一途径,而且彩票中奖的几率非常低。根据相关信息显示,只有1772万分之一,可以想象中大奖的难度系数有多高。如果一个人想通过彩票来获得马化腾的财富,每天中500万,也需要175年。
那么我们的贫富差距有多大?郎咸平公布了一组银行存款数据显示,贫富差距依旧非常大。现在全国有5%(将近7000万)的人是富人,人均储蓄超过47万,而95%的人只有2.4万的存款。在这95%的人口中,我们看到一组惊人的数字,那就是40%的人银行存款为零。也就是说,近5.6亿人,他们的银行存款为零。

当然仅凭银行存款来划分贫富差距是不科学的,因为除了银行存款,富人还拥有许多固定资产,例如房产、黄金、豪车、外汇和许多隐藏资产。尽管是国民老公王思聪的银行存款被查封,但是他依旧喝着几千甚至上万元的酒。而普通老百姓或许努力打拼一年都赚不到人家一顿饭的钱。
其实在国际上,有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那就是基尼系数。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接近0时,这表示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较低。根据国际惯例,当基尼系数低于0.2时,可以称为绝对平均。

当基尼系数在0.2至0.3之间时,则可以称为比较平均。当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时,则可以称为比较平均。当吉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时,则可以称为收入相对合理。而房基尼系数在0.4到0.5之间,则可以称为收入差距较大。如果达到0.5以上的话,那就代表着贫富差距悬殊。
其实早在2012年前后,一项对超过五十个国家的统计调查发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越高,其国内受威胁的物种也就相对越多。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的国家,依旧有很多。

那么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早就给出了答案。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国的基尼系数值为0.491。可以看出,在2008年的时候,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而到了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在2018年的时候,我国的基尼系数反而上升为0.474了,年收入差距再次拉大。全球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一般是在0.24到0.36之间,由此看来,我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段的差距。

根据以往的数据来看,我国在2003年到2008年之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标准。众所周知,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用基尼系数来计算的,而这个系数越大,差距越大。根据数据看来,中国这几年的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是“警戒线”。
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存在,一直到现在,有的人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而有的人则是3000元,当然也有收入上万,甚至几十万的人,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贫富差距的明显。那些在富豪榜上的富豪,有可能一天就能赚好几个亿,而有些人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但其实说到底,决定自己是穷人还是富人的主要关键还是自己。

有关于贫富差距,或许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国人的钱都去哪里了?怎么会相差那么多?实际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避免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大,但每个人的经济状况确实比以前好得多。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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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7万研究生在送外卖 反映出什么社会问题? 2020-07-30 20:15:11作者:张平来源:金融界网站   根据《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外卖骑手人数已经达到了700万。值得注意的是 ...
    2020-7-31 11:44 - 焦典 - 资料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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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3:37:34 | 只看该作者
外媒:美国超三成家庭积蓄见底 面临严重财务问题

来源:新华社 2020/09/27 16:47:58


参考消息网9月26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当地46%的家庭在新冠危机期间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其中31%的家庭用光或几乎用光了他们的储蓄。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24日报道,这项最新调查由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联合进行,于23日发布结果。

调查显示,约46%的受访者表示,自美国疫情暴发以来,他们家庭的至少一个成年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意、被停薪留职或者被削减了工资或工时。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1美元约合6.8元人民币——本网注)的家庭中,54%的家庭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

调查称,拉美裔、非裔和美国原住民家庭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比例分别为72%、60%和55%。相比之下,亚裔和白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的比例分别为37%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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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一个食品发放点,人们领取慈善组织发放的免费食品。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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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3:38:41 | 只看该作者
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大家心知肚明而不敢说
时间:2020-09-28 09:3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微信公号“时评文萃”

在中国,一直存在逻辑反讽现象。

前面刚说,金钱如粪土,后面立即说,仁义值千金。既然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不也是粪土么?

譬如一面慷慨激昂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面小心谨慎地说:莫谈国事。

连国事都不敢谈,还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清朝末年,朝廷王公大臣都知道这些故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为了英国强大,亲自纺纱织布,一生不嫁侍奉国家,开创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日本天皇为了强军,捐出自己一半家产支持国家购买军舰,自己还一天少吃一顿饭省下钱来作军费,日本怎不称霸东方。

但当北洋舰队急需军事开支时,慈禧太后还挪用其军费操办自己生日,大家非但不反对,还异口同声叫好。

甲午战争之所以战败,其实结果早就注定。清朝存在的最大问题,大家并不是不知道,但大家心知肚明而不敢说,甚至为了讨好一人,竟然还牛皮哄哄瞎吹嘘,制造虚妄的自信,让其觉得执政有方。

清朝之所以垮台,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不说,回避问题实质。结果问题越来越大,大到吞噬清朝自身。

这段时间中国粮食问题一直是公关关注的话题,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视频《温言铁语:粮食安全恐慌再起,如何消除国民焦虑?》。

但让人遗憾的是,令人尊敬的温教授始终不敢正视问题的本质,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竟然把粮食安全的责任推卸给农民,甚至提出走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老路,让人感觉到十分惊恐和忧惧。

凭什么农民就应该永远要固守落后的村庄,以牺牲他们的自由发展和经济富足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年一代老农民牺牲了自己,但为什么养老、医疗不能给予他们同等待遇?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不不存在的粮食问题,现在越来越成为担忧?温教授明明内心清楚,但提出用改革开放之前的老办法解决当时一直不能解决的饥饿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行之不通,为什么今天还如此热衷出此主意?

为什么国际环境风云突变,世界局势瞬间波谲云诡?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和经济增长是喜是忧?

所有专家学者都在绞尽脑汁,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但一个令人焦心的现象是,大家在分析任何问题、提出任何对策时,内心都有一个禁区,不敢触碰不敢僭越。

当年伟大的改革开放,开始于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大解放。什么是解放思想?根本的一点就是冲破禁区。如果知道有禁区存在而不敢冲破,甚至禁区越来越大越来越牢固,甚至主动画地为牢,就不可能是解放思想。

因为知道问题实质所在,不存在什么禁区和禁忌,敢于直视问题实质,敢于分析发言敢于建议献策,这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四十多年突飞猛进背后看不见的思想和信仰的力量。

否则,当任何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明明对问题心知肚明,明明知道问题实质所在,还一本正经地从其它方面找原因,提思路,整个社会就开始背离实事求是,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未来也只会暗淡无光。

而这,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

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梦想,所以对问题心知肚明就要说出来,未来才会更加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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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8:14:53 | 只看该作者
种房子、种芯片、种……

2020-09-28 08:57:02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

  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

  2002年的冬天,笔者跟几名同学一起到沈阳的铁西区做社会调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早已停工的破败厂房,锈迹斑斑的机器以及停在长满杂草的铁轨上的火车头,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共和国长子”曾经的辉煌。破旧的职工住宅区里,我们倾听了一位又一位下岗工人的悲苦诉说;凛冽的寒风中,一排中年大叔举着“力工”的牌子站在路边等待雇主,而他们本来曾经的身份可能是优秀的车工、钳工或焊工;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职工住宅区,谁家年轻一点的女工出去出卖肉体了,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相比死亡线上的挣扎,这算不得什么羞耻的事,而且真正该感到羞耻的也不应该是他们这些为这片热土付出过青春和热血的人……

  这些场景多年来萦绕在笔者脑海中,遗憾的是,当时笔者只是一个穷学生,无法将这些场景留在镜头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铭记。只能从网上找来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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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去沈阳办事,还特意去了一下十几年前到过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和一栋栋高楼,早也找不到一丝共和国长子的痕迹。这繁华早已与当年向我们倾诉的下岗工人们无关,尽管他们曾经是这里的主人,但一纸廉价的工龄买断早已剥夺了他们的主人身份。而这过眼的繁华背后,则是东北经济已经连续几年的大萧条。

  2005年以后的国企破产改制浪潮中,最值钱的其实是地皮,运气好一点的能拿到拆迁补偿款,运气差一点的就被买断工龄了,然后就是“种房子”;而在这之前的改制,很多则是催生了一批所谓的“民族资本”巨头,如本号前几天提到的老字号同仁堂、狗不理,又如冷鲜肉巨头雨润。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实体经济一片哀鸿,很多的“民族资本”巨头也转而加入了炒房子、炒地皮、盖房子的行列。殊途同归地,国企破产改制的受益者们大都加入了“种房子”的行列。当初,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狗不理改制时,最有价值的不也是地皮吗?

  而在这波东北“下岗潮”中,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国有企业改制中冒出来的张明杰腐败案,因为歌手曲婉婷几度上了热搜。前两天,歌手曲婉婷因为一条为母亲“喊冤”的微博被骂上了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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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99年,在东北国企破产改制的浪潮已经掀起的时候,张明杰给十岁的曲婉婷买了一架钢琴。在2009年-2012年,主管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作过程中,张明杰贪污涉案金额高达3.5亿。原种场的改制,下岗工人的安置款被张明杰贪墨,几百名工人举家忍饥受冻,甚至有人被逼自杀;曲婉婷却在加拿大逍遥地上学、写歌,还口口声声称没有用母亲贪污的钱。

  原种场位于哈尔滨的道里区清河湾,如今已经是繁华的住宅小区。案发之前,负责国企改制的张明杰同样是侵吞原种场的土地加入了“种房子”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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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合的是,清河湾的旁边正是恒大的楼盘。这两天,一份被恒大指责是“伪造”的“恳请书”将房企巨头恒大推上了风口浪尖。无论“恳请书”是真是假,八千多亿的债务却是没有水分的。

  房企巨头成功的奥秘就是当负债人拼命扩张,债权人则是银行和预售制度下的买房人。在房价上涨的周期里,无论是房企的负债还是银行的住房贷款,只要不是作死的情况下,基本都是良性的;而房价的飞涨对于真正需要住房的消费者意味着什么,这谁都懂。然而,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终将会有个尽头的。在这场游戏背后,征地拆迁过程的腐败、掠夺几乎在普遍地发生着,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土地征用更是重灾区。

  2017年,许家印荣登富豪榜首位。这位首富这几年也是风光无限,又是组球队又是造汽车。在气死人的国足面前,球队给许家印带来了无限荣耀。而足球这个东西还有一大妙用,就是能把“Old Money”变成“New Money”。如此,八千多亿的债务也就不至于冲击“造富”神话了……

  国人对于“种房子”的诟病是普遍的,在道义上是有共识的;相比而言,“种芯片”、“种‘铁公基’”似乎就有了足够的正当性。

  金融四十人论坛上,退休了的楼部长说了“半句实话”就被网络上的口水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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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部长之所以挨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数千亿的5G投资一则让中国在5G领域领先了美国,二则等于是救了国内某IT巨头。有人出来嘲讽说:“H大破产了,H为高科技这种企业才能崛起吧,房地产能对抗美国打压救经济?”

  本号多次批评过的杜建国就出来反驳了:“房地产与高科技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二者完全可以做到互相促进,共同繁荣。比如恒大盖了新小区,需要安装新的通讯设备、宽带、基站等,这都是给华为提供生意。”

  这个问题上,杜建国说的倒是对的。笔者一直认为杜搞的是捧杀战略,其实杜的说法与决策者不谋而合。都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可是放眼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个不是把房地产作为龙头的?既然要按资本的规则,就只能这么干。公路、基础设施,说白了不就是给房地产配套吗?按增加值计算,房地产业的GDP占比不到7%,而按销售额计算,房地产业的GDP占比在2018年却达到了14.6%,中国家庭财富的7成更是砸在了住房上;如果算上房地产业撬动的钢材、水泥、建材、化工、发电,影响度就要达到GDP的四成左右,这还不算为房地产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汽车产业。

  这就是“发展”。毛主席曾经说过,“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资本规则下,将“种房子”与“种芯片”、“种‘铁公基’”对立起来,说白了还是对“资本的道路”抱着幻想,以为有“好的道路”和“坏的道路”的区别。实际上,按照资本的规则,那就是怎么方便收割财富就怎么干,怎么来钱快就怎么干。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倾轧,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当然有必要布局高科技和基础设施了,所以楼部长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区别不应该是资本规则下“好的道路”与“坏的道路”,区别应该是按照资本规则,还是按照社会主义规则。

  按照社会主义的规则,发展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为了亿万劳动者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并为了保护劳动者当作做主的国家而发展国防科技事业吗?这样的规则下,弱者联合起来,使得打败强者成为了可能。

  资本的规则下,固然也要发展高科技、也要搞“铁公基”,却是优先满足大资本的利益,甚至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弱者处于被分化、被压榨的地位。没有弱者的联合,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规则,又怎么去抗衡美帝国主义呢?

  高铁、高速公路是该建,但得服从全局和总体,得节约金钱、节约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有效建设“主干道”。现在的重复建设、过度建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某些地方为了争高铁过境打得头破血流;而某些线路高铁上座率常年严重不足,绿皮车、普快停了,逼着民众花高价坐高铁,这样的现象不应该检讨吗?5G加紧研究是必要的,但在5G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全面铺开,3倍的基站数量、3倍的单站天线数量、3倍的单台设备耗电量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某些地方的5G基站还搞起了定时休眠;为了逼用户换5G,2019年开始4G网速断崖式下降,借口是用户激增,事实上,2018年上半年4G用户数就达到了10.8亿,到现在也才12.9亿……

  资本规则下,“种芯片”、“种‘铁公基’”,与“种房子”相比,问题少不了多少,而它们相似之处是都可以制造巨头、制造富翁。例如,前几天本号提到的造芯运动爆雷,本来有着道义正当性的“造芯运动”也沦为圈钱游戏。

  随着国企的改制破产、国企工人的下岗,社会主义规则的“种芯片”、“种‘铁公基’”早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者对某IT企业的舆论声援、以“奋斗论”“福报论”洗白996、1207很难获得基层劳动者的支持。某IT企业清退35岁以上的员工,与当年的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有异曲同工之妙。35岁以上的员工竞争力下降,在人才市场饱受歧视,再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还背负房贷的局面下,35岁下岗就是在逼他们去死。

  “种房子”、“种芯片”本身是没什么罪过的,但是千万别去“种仇恨”。

  毛泽东时代也在大力为劳动者建房,但建房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而不是牟取利润,这就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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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9:36:57 | 只看该作者
余斌:不要让私人资本打国有资本的秋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2020-09-28 11:11:18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余斌

  【摘要】实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首先就要把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从各级政府手里分离出去。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那么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就应当归全体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各级政府所有。可以也应当设立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民经济院接替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行使国有股权,实行政企分开,提高国有股权的行使效率和政府部门履行行政职级的效率。

  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将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并且也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使用权,同时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也要像最高法院那样直接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都是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

  我们在利用股份制这种工业封建主义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必须注意和克服其负面作用,特别是要防止国内外私人资本趁机把国有股权赶下控股地位,成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要或少要让私人资本借助混合所有制依附在国有企业身上获取企业职工辛辛苦苦创造的剩余价值,吃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打国有资本的秋风。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即便国有企业上缴大量利润,又该如何使用,或者说由全民共享呢?一种看法是纳入公共财政,弥补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预算支出缺口;还有一种看法是向全体民众直接分红。

  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用于公共财政,不论上缴的比例是多少,都是拿国有企业的利润去补贴私有企业老板和外资企业老板,不仅做不到全民共享,而且会加剧贫富分化。

  国有企业的这些来之不易的利润首先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就业,如果其所在行业的国有产能已经过剩,就应当跨行业创办新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人到国有企业中去就业。改善民生还得靠国有企业的大发展。

  最根本的一条是,无论如何处置国有企业的利润,都要保护和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根本。

  1
  国有股权的归属
  对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即其股权为百分之百的国有股权的企业是越来越少,只有极少数国有大型企业的总部是这样的。大量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除国有股外,还有其他私人股东的股权和企业员工的集体持股的股权。而国有股权的归属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

  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理顺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目前为了更好地管理国有企业,在政企分开的改革中,各级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国资委仍然是各级政府中的一个部门,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一做法并没有做到政企分开,仍然是政府在随意干涉国有企业的经营,众多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纷纷出台,虽然旨在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但也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从正常的经营生产活动中转移到认识和适应这些改革措施上来,把大量的精力从市场化经营中转移出去,严重妨碍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正常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更何况,国有企业还经常接到各种政府指令,如在经济危机爆发期间不得解聘员工或增加招收待业的大学生等,更为可恶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税收,强令国有企业在市场不景气的状态下继续大规模亏损经营,而不是适当缩减生产,使国有企业和贷款给它们的国有银行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不仅严重地干扰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而且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制止这种做法。

  显然,要制止上述不当做法,实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首先就要把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从各级政府手里分离出去。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那么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就应当归全体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各级政府所有。各级政府可以受国有企业所有者——全体人民及其代表的委托行使国有股权,但这会严重妨碍各级政府履行自身的行政职能,同时妨碍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可以也应当设立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民经济院接替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行使国有股权,实行政企分开,提高国有股权的行使效率和政府部门履行行政职级的效率。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履行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保留部分企业,但这些企业要由相应的政府部门直接管理,而不再混在一起由对同级人大负责的国民经济部门来管理,否则将会妨碍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例如,环卫工人在不是环卫公务员时就应当是企业员工,而不是临时工作人员。这时,应当直接成立地方政府所有的环卫公司并隶属环卫局来明确身份和职责。

  国有股权的形成要求其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出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企业的资本或股权主要来源于对官僚资本的没收,以后则来源于政府财政的拨款和国有企业的盈利留存。改革开放以后,在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上实行了拨款改为贷款的改革,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理人不再或很少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当前,一些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利润的留存,其资金不足部分要么到银行去借款从而承担很高的利息负担,要么引入私人资本包括境外资本和在股票市场上市,从而稀释了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权占全部权益的比重。这些融资方式被称为市场化方式。但是,我们知道,私有企业资本的首要来源是其所有者的股本投入。那么,国有企业的股本投入同样也应当如此。显然,除了自身的资本积累外,国有企业的资本还应当从政府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要从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等的出让收入中来。因此,从社会主义性质来看,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投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它与市场化经营不相背,都是所有者在追加投资。从而,当前决不应当要求国有企业拿出税后利润来分红给政府财政使用,正如不能要求私有企业将自己的税后利润拿出来给政府财政使用一样,而是要政府财政拿出钱来追加国有企业的投资,否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举措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而只会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使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

  显而易见,既然国有股权归属于国家或者说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代理,那么就要落实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职责,追加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去杠杆”的名义继续推进国有债权转为国有股权,减轻国有企业由于得不到股权投资而不得不自行寻求债权融资以求发展的负担。

  2
  国有股权的交易
  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将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并且也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使用权,同时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也要像最高法院那样直接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都是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

  有人把出售国有企业的产品与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相提并论,认为可以像出售商品一样自由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国有企业出售自己生产的商品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延续下去,甚至得到发展,而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只会使国有企业消亡。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出售。事实上,企业出售自己生产的商品,是资本循环或商品经济中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必须环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并形成如下的序列: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1]在完成这三个阶段之后,资本得以重复这三个阶段进行循环。但是,如果资本家将其企业的生产资料出售出去,就无法再进行资本的循环,除非这是一家不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而是一家进行风险投资的企业或者说是一家像马克思批判过的法国皇帝波拿巴办的动产信用公司那样的企业。对于这样的企业,他们溢价卖出自己的股权是为了提前收回自己的剥削收益并进行新的资产收购,或者是为了进行欺诈。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有股权不可以交易。但在进行交易时,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交易国有股权,同时国有股权的交易也必须比私有股权交易经历更为严格的程序。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说,私人资本包括外资购买国有股权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们的机会成本,即大于他们购买其他非国有股权或进行其他投资能够获得的收益。如果是这样,那么国有股权的代理持有者为什么要让出这么大的利益?如果是国有股权的代理持有者经营不善或无力经营,那么可以更换代理人,或者将国有企业直接交给企业职工,变成集体企业,完全没有必要交易国有股权。

  国有股权的交易只有在国家经济困难不得不杀鸡取卵,例如由于政策不到位和经营不善导致社会保障基金巨额亏空而将部分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者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有意义。如果是后者,就要对国有股权和境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合理的评价,实行等价交换。其中,马克思曾经提到过的资本化就可以用来进行国有股权的评价:“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镑的法定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价值。”[2]这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国有企业每年能带来100万元的利润,那么在利息率=5%时,它的定价就应当是2000万元,哪怕它的净资产还不到1000万元。当然,这个定价还是偏低了的,需要调整一下。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私有企业,一旦国有企业转变成私有企业,其工资水平必然下降,利润水平必然相应提高。因此,如果说国有企业100万元的利润,对应于100万元工资水平,那么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如果工资减少一半,利润将达到150万元,从而企业的定价就应当达到3000万元。这表明,即便国有企业是亏损的,只要其工资水平在私有化后会大大下降,其定价也是可以大于零。更何况,任何一个亏损的企业,其定价也不应低于其资产的变卖价格。因此,如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给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其最合适的定价是让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觉得是可买可不买的鸡肋。而如果是要拿国有股权去交易先进的管理经验,那么还需要注意,只需要拿出一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去交易就可以了,在管理经验引进后经过消化吸引,可以直接向其他国有企业推广,没有必要重复交易引进。

  最后,国有股权的交易,哪怕是国有企业的子公司的国有股权交易,都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可,而不能由国资委这样的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或国有企业管理层说了算。这是因为,这些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只是代理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才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因此,涉及国有企业产权变更或消除的事项,如破产申请、出售给非公经济组织等,必须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涉及国有企业产权的一般事项,包括国有企业产权在不同国有企业之间以出售的方式转移,投资入股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分红和追加投资,国有企业董事会或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董事名单,由国资委提出意见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何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不得干涉,尤其是不能随便以改革的名义干涉国有股权的交易和处置。

  3
  混合所有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3]

  事实上,新中国建国之初搞的公私合营就是混合所有制。当时搞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如今推行混合所有制则是要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事实上,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的国有企业正是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列宁曾经提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教授们看到小股东的人数在增长就说私有者的人数在增长,而事实上是百万富翁巨头对‘小股东’的资本的控制(和他们的收入)在增长。”[4]“这些百万富翁往往通过股份公司吸收中等业主和‘小鱼们’的资本,加强自己的势力。”[5]这说明,通过股票上市,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是可以加强控制和影响的。但是,马克思在致信恩格斯时曾经提到,希尔施告诉他关于法国工业企业几乎普遍变为股份公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其中谈到,“法国人不喜欢企业家的活动,宁愿尽可能过食利者的生活。因此,这种形式的企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6]列宁也指出:“股份公司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和投机者服务的,让他们能够剥夺轻信别人而财产不多的公众。”[7]因此,我们在利用股份制这种工业封建主义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必须注意和克服其负面作用,特别是要防止国内外私人资本趁机把国有股权赶下控股地位,成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还要教育人民更多地通过勤劳致富,并且在致富后为推动共同富裕而努力,而不要满足于做一个食利者,过食利者的生活。这也提醒我们,不要或少要让私人资本借助混合所有制依附在国有企业身上获取企业职工辛辛苦苦创造的剩余价值,吃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打国有资本的秋风。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股权交易通常是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一种手段,也是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市场化经营中,国有企业也应当像国外的大企业那样,利用市场波动波动给私有企业带来的困难,抓住有利时机,以混合所有制或其他形式低价并购私有企业,借以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和控制力,同时改善被并购企业里的企业员工的生活状况。有人指责,国有企业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8]但是,首先,挤压民间资本发展空间的罪魁是外来资本,而不是国有资本。近些年来,在一些鼓吹国退民进的专家的忽悠下,许多国有企业被行政命令而不是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地退出了大量市场,如前些时退出房地产市场。但是,外资却纷纷进入和抢占了这些市场。其次,中国的民间资本本身存在严重的不足。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即被民间资本转手倒卖给了外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私有企业大量裁减员工,不负社会责任,因此这几年私有企业发展慢了,是很正常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在私有经济发展困难的情况下,由国有企业并购私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算是共同发展了。

  不过,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这种并购时,必须坚持低价原则,决不能高于被并购企业的重置成本,否则就是化公为私,向私人输送公共利益。对于创新性较强的私有小企业,可以进行溢价并购,使其创新成果能够较快速地得到广泛应用,但要对溢价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不适合股权激励或股权交易。这是因为,股权的比例是固定的,而随着竞争对手的技术进步,原有知识产权的作用会不断下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亮点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这其实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而实现了企业员工持股的国有企业本身就已经改制成了混合所有制。前面已经提到,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合作工厂远比股份公司更加适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企业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正是在股份制中引入工人合作工厂的部分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9]

  这个原理对于国有企业同样适用。如果政府或其他部门从国有企业拿走超出税收以外的利润,那么国有资本中的相应部分就是由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组成,这部分资本就可以也应当转变为国有企业员工的持股。

  4
  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
  2011年2月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对此,有人提出,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他还指出,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10]

  但是,上述所谓国际惯例的分红比例在中国的私有上市公司中也根本没有得到过体现,又如何能够强迫国有企业来做到呢?而且为什么只是以英国为例,而不把全世界各国的例子都拿来进行比较呢?而且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私有企业纷纷倒闭、减产和停产以及一些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走引起大裁员甚至逃废员工工资之时,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方面的要求不裁员、不减薪,保障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不需要一定的留存利润来支撑这些开支吗?一些国有企业在关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要求“国退民进”等舆论围剿中,苦练内功,完善机制,用留存利润提升自己的效率和国家的经济竞争实力,这是不能被当作罪过的。至于说什么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在说外行话。要是国有企业被内部人控制从而把一些利益占为己有了,那么与这些利益相关的数据就不会体现在利润中,而是体现在成本中了。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即便国有企业上缴大量利润,又该如何使用,或者说由全民共享呢?一种看法是纳入公共财政,弥补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预算支出缺口;还有一种看法是向全体民众直接分红。

  但是,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用于公共财政,不论上缴的比例是多少,都是拿国有企业的利润去补贴私有企业老板和外资企业老板,不仅做不到全民共享,而且会加剧贫富分化。这是因为,公共财政支出应当来源于税收,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纳了税,而且纳得更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不像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招商引资时享受税收优惠),如果国有企业再额外上缴一部分利润用于公共财政支出,而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同样上缴利润,这就直接减轻了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纳税负担,从而直接形成了对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补贴。至于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其中,有些是以往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有些是以往国有企业强制改制时欠下的,有些是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逃避社会责任时造成的,还有些本来就是应当用社会保障税来补充的。显然,对于这些缺口应当分门别类地追究相关责任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追缴一些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逃避的社会保障经费,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并补充到社保中等等,如果一概用国有企业的利润来弥补,就只能是对那些不当得利者的补贴。

  而从直接分红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对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老板们的补贴。西方国家社会救济的历史表明,如果不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自发作用,任何支付给普通民众的东西,都会成为给老板们的补贴,因为这增加了企业职工对于老板们降低工资和减少福利的承受力,使得支付给普通民众的红利或救济直接转化为老板们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福利支出,从而加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11]因此,即便有一种办法能够将国有企业的利润平均分配到每个中国公民的头上,那也决不是全民共享国有企业利润,而只不过是方便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老板少发工资,从而将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老板们的额外利润,分红款变成给这些老板们的补贴款。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利润会用于公共财政支出和分红的原因。西方国家那么做只是为了补贴资本家。

  既然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用于公共财政并不能实现全民共享,那么,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当如何由全民共享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宣言》曾经提出,“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这就提示我们,使国有企业的好处由全民共享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人人都得以到国有企业中去享有加班时间不长、工资奖金和福利较好、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待遇。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这些来之不易的利润首先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就业,如果其所在行业的国有产能已经过剩,就应当跨行业创办新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人到国有企业中去就业。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有经济实力不足。如今国有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更应该大力发展,这样也不会使太多的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地去考公务员了。曾经有报道说,某地曾出台照顾各局委办一把手子女就业的文件,这实际上是一些地方,尤其是相对不发达地区,忽视发展国有企业的一个必然结果。指望低工资和低福利待遇的私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改善民生还得靠国有企业的大发展。一旦所有需要就业的国民都能够到国有企业找到一份工作岗位,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将更多的利润用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的分配上,共同富裕才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当然,这会使私有企业难以用低工资水平招收到工人,从而会受到私有企业及其代理人对国有企业收入水平的诋毁,对此,我们要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待问题。

  此外,国有企业的利润可以也应当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以扶持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从这个方面来说,上缴的国有企业利润应当另立账户,专款专用,不能与税收混同使用。同时,国有企业利润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并不排斥国家和地方税收用于农村公共产品领域。

  当然,最根本的一条是,无论如何处置国有企业的利润,都要保护和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根本。

  注 释:

  [1]《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529页。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4]《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5]《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7]《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8]《2010年国企利润近2万亿 上缴440亿红利》,

  http://news.163.com/11/0221/03/6TCTI6N800014AED.html

  [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页。

  [10]《2010年国企利润近2万亿 上缴440亿红利》,

  http://news.163.com/11/0221/03/6TCTI6N800014AED.html

  [1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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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19:58:13 | 只看该作者
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两方面,二者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以资本或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的生产目的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是它的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劳动过程,舍象了所有制结构即劳动的基本社会条件之后,其生产财富的手段和目的只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人民只是无数单个生理个人的集合(如人均GDP、人均收入),在生产力发展变化过程中,生理人对生活条件优劣的自然状态需求,没有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矛盾冲突存在的认识空间,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来源,成了在黑板上片面抽象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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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9 22:09:05 | 只看该作者
“十三五”,我们这样走过:老百姓“钱袋子”更鼓了
来源:人民日报
2020-09-29 15:35




夏去秋来,河北省内丘县北赛村的酸枣种植林里,一株株一人多高的酸枣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串串喜庆的小灯笼。“今年收成不错,亩产能到300斤,刨去成本,至少能挣40万元!”种植户闫振国笑得合不拢嘴。

闫振国曾是一名采石工人,在大山里,他要搬起沉重的岩石毛料,锤制成10斤重的方石砖。“赶上行情不好,干一年只能挣3万元左右。”采石对山林破坏大,县里越来越重视环保,闫振国退出了老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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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县扁鹊药谷花海景区(2019年10月9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内丘县是名医扁鹊故里,酸枣仁是品质上乘的中药材。在相关部门扶持下,闫振国种了5000亩酸枣林,还创办了自己的生态农业公司。“来年收入还能增长。”闫振国的野生酸枣通过嫁接等技术改良,将逐渐迎来丰产期。

“钱袋子”鼓起来的不光闫振国。近三年来,内丘县中药材种植规模从不到10万亩增长至15万亩,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一系列惠民举措,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持续较快增长的居民收入,让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底气越来越足。

——收入做加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

凭着肯吃苦、勤学习,2016年加入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团的务工人员张滢,从一名普通照护员成长为诚和敬养老驿站大兴区海子角南里站站长,月薪也从4000元涨到6000元。“现在大城市养老照护人才紧缺,我的工资逐年上调,最近报考了健康管理师,技能和收入还能继续增加。”张滢对未来满怀憧憬。

“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将就业置于“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之首,为居民持续增收提供了坚实支撑。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2011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96.6%,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接近完成。

“在就业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劳动者工资水平不断增长,成为推动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说。

——负担做减法,个税改革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现在每月工资多了700元,又不用交个税了,每年能多攒下3000多元,我正计划着年底给家里添置个洗碗机。”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职工高燕涛说,自己所在企业的很多员工都领到了减税“红包”,“到手的工资多了,大家的干劲也更足了。”

2018年8月,关系亿万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法完成第七次大修。数据显示,2019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加上2018年10月1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4604亿元,使2.5亿纳税人直接受益,人均减税约1842元。

“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优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钱袋子’更加充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匡贤明说。

——结构更优化,城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河南周口市西华县西华营镇来洼村农民崔金力兴奋地说。5年前,他的小麦地土壤板结、酸化,亩产只有700斤,在当地土壤治理专家党永富指导下,他不断改善土壤环境,今年亩产超过1200斤,平均每年增收1万元。

“十三五”期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居民、中西部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2015年的2.73缩小到2019年的2.64。

——保障有力度,民生安全网守护百姓“钱袋子”。

“养老金年年涨,现在每月能领到近2000元,足够支付养老费用。”谈起现在的生活,江西鹰潭市信江新区社区养老中心82岁的娄坝水老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到2020年,我国已实现基本养老金“十六连涨”,退休人员获得感持续增强。

截至去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9.6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多人,一张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正为居民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求保持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让百姓‘钱袋子’越来越鼓。”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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