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口号从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起，喊了近70年了。这是探索的70年，毛泽东时代的30年形成了中国的基本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老百姓长期陷入贫困的泥潭。
除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外，多数农村人口一直在饿肚子；城里人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勉勉强强能混个温饱。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不仅仅吃饱了，而且肥胖成了困扰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一大问题，每年成百上千亿的钱都花在去掉那几斤肥肉上。
但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丢得差不多了。邓小平曾预想，中国的人均收入也许长期赶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人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好处？他没有讲，其实是给后代领导集体留下了一个大课题。
中国的制度优势，到目前为止在维稳、资源动员、长期规划、决策和执行、应变能力，以及全国一盘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出来了，但在最关键的一环，即收入分配上仍面临巨大问题，因为“按市场规律办”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先富人群也无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
中国有大量低收入人口，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千元人民币左右，连付房租都不够。结果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产能大量过剩。这是马克思笔下典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市场容量而非实际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上限，造成贫穷和过剩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就是突破市场限制，释放现有技术条件下能达到的总生产能力，即“解放生产力”。
中国如果能将剩余产能都释放出来，就足以消灭贫困，使多数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市场规律不允许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势在难免，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冷战，也因为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对独立、较少受外部制约的政策和制度空间。
知识经济带来新天地社会主义的未来寓于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经济正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逼入死胡同，给社会主义带来新天地。
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知识一旦发明了，就可以反复利用，并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二、知识产品有广泛的、传统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无法统计的正面“外部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ies）；三、知识经济遵循的是摩尔定律，呈指数型增长；四、知识产品一反传统经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其边际效益呈递增状况。
边际成本趋零、广泛的正面外部效益、指数性增长，这些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可以突飞猛进，匮乏将被彻底消灭，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指日可待。然而，资本主义严重制约知识经济优势的发挥。
第一，保护知识产权似乎天经地义，但知识产权也是知识经济的大敌，因为它大大限制了知识的运用，保障的是少数人的高额利润，而不是广大人民的福祉。
知识产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包括：一、产权的泛化和过度保护，推高了交易成本，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和对社会道德的挫伤，例如在医药方面知识产权高于广大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二、大公司、大财团大量收购对它们有潜在威胁的新技术和初创高科技企业，然后将其束之高阁，使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潜在福利、选择和技术发展路径。
任何知识产权都是建立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上的，使用了大量属于全人类的知识、经验、技术和文化文明的结晶。其成果应该在更大程度上共享，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独吞。
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造积极性的说法，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合乎事实。实证研究表明，科研、创新和创业的最初动因主要来自兴趣爱好、挑战的刺激、利他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寻找和实现人生价值等等，赚钱只是手段或副产品。
社会主义就是要发掘和利用这些被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淹没、人性中固有的社会动机；资本主义则只利用并放大自私的个人动机。因此，知识产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要突破它，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和制度空间。
第二，广泛的正面外部效益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财富在全社会扩散的一个主要途径。中国产的便宜手机和华为网络，一夜间使非洲穷困落后的部族人群，在世界范围内做起生意来，这种奇迹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无法用GDP衡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强化产权来限制正面外部效益的溢出，用淡化产权来逃避对负面外部效应的责任。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用当下中共官方的表述，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使正面外部效益最大化，甚至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主力。
政府本身也是正面外部效益的一个主要生产者。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科技发达的创新型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共享技术上的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核心技术，如电脑、互联网、卫星导航、新能源、手机触屏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航空航天、硅谷模式等等，都是美国政府机构出资或牵头搞研发的产物。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其科研成果必须社会共享。中国政府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意识的强化溢出效应。比如高铁建设费用昂贵，运营年年亏本，但算全国经济社会大账就很合算。“举国体制”和国家挑头组织的科技攻关等，都具备这个特点。
第三，随着知识经济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率也会越来越小，投资所得的比率会越来越大，使社会财富向资本集中。长远来看，只有工资低于自动化成本的工作岗位，才有可能保留下来。不过，摩尔定律意味着自动化的成本会呈指数下降，加上劳动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工资水平势必被压低至难以养家糊口。
工资水平被压低的边缘群体这样的情况已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往往须要打几份工，才能付得起每月的账单。这些人都是全职工作，教育程度不错，工作也很努力，却无法靠工资维持中产生活，被称为“工作着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这就是近年来有人大力推动修法，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至少15美元（叫作“活得下去的工资”，living wage）的原因。法定最低工资已经是在运用非市场手段了，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的强大生产力无法泽及这些不断扩大的边缘群体。
由于知识经济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投资机会越来越朝少数人、少数项目或企业集中，使财富大量集中于几个创业成功的幸运者手中。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甚至包括相关联的政府部门，能够向中产阶层和其他消费者不断“割韭菜”，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增加社会的生活成本。这种性质的贫富分野是足以引发革命的，是当前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
第四，知识经济的增长逐渐同就业增长脱钩，就业成了困扰各国政府、基本无解的大问题。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而没有工作也许最终会成为多数人的常态。走到这一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终结，只有非市场手段，即社会主义，才能化解这个矛盾。
不过，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等政策，都将过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市场化来解放生产力的阶段将成为过去，开辟未来需要的是全新的思维，尤其是怎样突破就业这个紧箍咒，使人们在没有传统意义上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中国应该尽快启动对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前期研究工作，包括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何超越市场，达到生产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使中国能在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能够赶上和超过它们。西方国家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已经就UBI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论证和广泛试点。
2020年美国大选的预选中，民主党的华裔竞选提名者杨安泽（Andrew Yang）只打UBI一张牌，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毫无从政经历的一介庶民，他的竞选成绩远远超过了被拜登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Kamala Harris）。他成功将UBI打入美国政治的主流议题，可以预料，UBI在今后美国政治里会占据越来越中心的地位。
而UBI就是企图超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相比之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倒落后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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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1 16: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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