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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阶级相反 马克思'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市场规律 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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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0 23:59:1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今天,我们都被困在了毛主席致力于砸碎的系统里
2020-09-10 11:41:47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4周年的日子,笔者的朋友圈被纪念毛主席的文字刷屏了,随着一轮又一轮“毛泽东热”在民间的兴起,这个现象并不意外。

  而就在昨天,笔者的朋友圈却被《人物》杂志公众号的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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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两分钟从系统里消失了……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人物》的这篇报道的内容很翔实,逻辑梳理也很清晰。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专门关注外卖小哥的问题,所以对这篇报道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意外,意外的是这个问题终于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了。

  笔者的朋友圈有左边的同志、右边的朋友,但更多的却是普普通通的中间群众。笔者以前写外卖小哥受资本平台残酷压迫的问题,左边的同志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会有认同,但往往很难获得中间群众的共鸣。

  就像笔者关注“高薪”程序员群体一样,身边的亲朋往往会嘲讽说,你看你一个985毕业生,工作这么多年工资还不如一个送外卖的,你同情程序员,人家未必看得起你。路是自己选的,既然要选择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主义”上,就要承受经济上的拮据,父母妻子也要跟着受累。

  但是,无论是程序员还是外卖骑手,他们同样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同样属于无产阶级。为了还一套房子的按揭,为了父母养老、小孩上学,程序员不得不透支青春、甚至是透支生命;外卖骑手为了抢回被系统吞掉的两分钟,不得不与死神赛跑,超速、逆行、闯红灯是家常便饭。残酷的现实面前,不这样做,我们连进入这个行业的资格可能都要被剥夺;失去了工作,立刻就要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些现实问题发愁。

  《人物》杂志这篇报道,之所以能够引起不同行业、不同收入层级的普通民众的共鸣,就在于不少人读着读着,就从外卖骑手身上读到了自己的影子,大家透过资本平台这套精确计算的AI系统,隐约地看到了背后更为庞大的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这个系统中,而每一个个体之于这个庞然大物就像蝼蚁之于大象。

  2017年6月16日,美团申请了“时间估测方法、装置及电子设备”的发明专利,按照这套专利的方法,计算中心代入每个接单的外卖骑手的当前服务状态的参数,通过对“服务状态”的计算,得出“总路程的变化量”、“总时间的变化量”、“总超时的时长”以及最终的服务完成“时长”或“时刻”。其间涉及的算法包括启发式算法、邻域搜索算法以及精确算法等人工智能相关常用算法。最终,美团结合导航技术,在云端为一起外卖服务计算并划定其所属的时长。

  而外卖骑手的入职门槛相当低,每天有大量的新人进入,也有一大批人被淘汰出去。为了不在竞争中失败,骑手们只能尽量多接单,尽量快完单,以获得当日最大收益。在这个博弈过程中,AI算法所得出的单位路程每单外卖的必要配送时间也就被不断缩短。

  在工厂的流水线,甚至是麦当劳的后厨,这一规范标准步骤、标准动作、标准时间的做法早已被广泛运用。只是AI系统比流水线的拉长和企业的工程师要更加冷酷,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流水线的工人还能选择砸毁机器进行抗议,而见不到AI的骑手想反抗都不知道敌人是谁。

  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提高对工人剥削的历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的方法。

  在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20世纪初,泰勒制和福特制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工厂里率先出现。工人的每一项作业被分解成不同的动作,从而不断减低生产作业的必要时间,并美其名曰“劳动优化”。在这个“优化”过程中,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遭受到了越来越残酷的身心压榨,成为一架机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交换、自愿选择被雇佣,而每一家工厂的内部却是高度专制的。

  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认为福特制已经超出了工厂,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福特已经预见到,为了销售他的产品,就必须有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是可以由他自己的工人构成的,因而,福特在1914年1月决定将工人工资翻倍。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在福特工厂工作的工人,身心都是极度痛苦的,工人流失率非常高。为了让熟练工人稳定下来,福特才选择将工人工资翻倍。这个例子颇像今天的某互联网企业,当我们批评它带头996、007、251的时候,乏走狗们就跳出来说这家企业工资高……

  福特制很快被其他企业效仿,工人们再次失去了自由选择雇主的机会,企业巨头的工资很快回归到了一个平均水平。工业自动化的出现,让丰田制又逐渐取代了福特制,“劳动优化”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让卫道士对于福特制的误解变成了现实。围绕着银行系统,劳动者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以金钱为硬通货,被精确度量。在美国,近七成的民众存款不足1000美元,三分之一的民众没有任何存款;刷信用卡消费,再用下个月的工资还供,这是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在这套金融系统中,每个人的工资水平、房价、医疗价格、教育价格、食品价格……都可以被精确的估算出来。在民众可以忍受的前提下,金融系统可以从每一个环节不断地压低成本、提高收益。在这套系统面前,每个个体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这套系统在我们身边业已成型,北上广深的工资水平对应着它们的房价,甚至墓地价格,就连结婚的成本都可以被估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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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发现了系统,资本主义市场关于“自由”的伪装也就被撕去,资本专制的獠牙也就彻底暴露出来。

  2011年的美国电影《时间规划局》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富人的时间用不完,他们整天穷奢极欲、无所事事;而穷人的时间则自打一出生就从25岁开始倒计时,而且时间才是硬通货,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要刷掉相应的时间。因此,25岁之前穷人要通过努力的工作不断去挣时间,倒计时一旦到零,立刻就会暴毙。《时间规划局》不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童话故事吗?而“时间规划局”不就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这个庞大系统吗?

  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讲道,“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在民族主义者视野里,资本主义当然是可以发展生产力的,但这样做只能实现少数人的富裕,少数人的享乐,而且是要建立在大多数人痛苦的基础上的;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毛主席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必然是要拒绝这样的道路的,而且在晚年不惜开罪以往的战友,把矛头指向走这条道路的当权派。

  当年,很多劳动者是真的相信,生产力发展了,科技发达了,就可以共富了;而今,我们看到生产力的确发展了,科技的确发达了,都发达到智能AI了,而智能AI却反过来成为少数人更加残酷地压榨多数人的工具。而错不在AI,错在谁掌控AI,错在系统。

  今天本来想专门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但还是忍不住为外卖小哥发发声。但在某些人看来,发声又有什么用呢?

  站在笔者的角度,发声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系统,从个人奋斗的迷梦中醒来,接过毛泽东思想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去砸碎毛主席一生致力于砸碎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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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1 01:21:57 | 只看该作者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人物》 知乎网 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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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背后,是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讨论。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物》团队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答案渐渐浮现。
文章很长,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系统的详细解读,让更多人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文|赖祐萱
编辑|金石
图|cfp(除署名外)


收到

又有两分钟从系统里消失了。

饿了么骑手朱大鹤清晰的记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他在北京跑外卖两年,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美团骑手也经历了同样的时间失踪事件。一位在重庆专跑远距离外卖的美团骑手发现,相同距离内的订单,配送时间从50分钟变成了35分钟;他的室友也是同行,3公里内最长配送时间被压到了30分钟。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时间从系统中消失。

金壮壮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他清晰地记得,2016年到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饿了么则为它取名为方舟。2016年11月,美团创始人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口号『美团外卖,送啥都快』,平均28分钟内到达。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的体现。

而对于实践技术进步的外卖员而言,这却可能是疯狂且要命的。

在系统的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生,便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外卖骑手聚集的百度贴吧中,有骑手写道,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一位江苏骑手把社交账号昵称改成了:超时是狗头。一位住在松江的上海骑手说,自己几乎每单都会逆行,他算过,这样每次能节省5分钟。另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则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如果不违章,他一天能跑的单数会减少一半。

骑手们永远也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我们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这件事。一位美团骑手告诉《人物》,他经历过的最疯狂一单是1公里,20分钟,虽然距离不远,但他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取餐、等餐、送餐,那天,他的车速快到屁股几次从座位上弹起来。

超速、闯红灯、逆行……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萍看来,这些外卖骑手挑战交通规则的举动是一种逆算法,是骑手们长期在系统算法的控制与规训之下做出的不得已的劳动实践,而这种逆算法的直接后果则是——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孙萍从2017年开始研究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的数字劳动关系,在与《人物》的交流中,谈及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与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的关系时,她表示,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现实数据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判断——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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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8日西安两货车追尾,致一名外卖骑手身亡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一话题已经不止一次地登上微博热搜。

在公开报道中,具体的个案远比数据来得更惊心动魄——

2018年2月,一位饿了么骑手为赶时间在非机动车道上超速,撞倒上海急诊泰斗、瑞金医院与华山医院急诊科创始人之一李谋秋,李谋秋抢救1个月之后不幸去世。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卖骑手因急着送外卖,撞上路人致其成植物人。一个月后,一名成都骑手闯红灯时撞上保时捷,右腿被当场撞飞。同月,河南许昌一个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被撞飞在空中旋转2圈落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被配送时间吓得手心出汗的朱大鹤,也出过事儿,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超速的电动车摔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当时,比身体的疼痛更早一步抵达他大脑的是,糟糕,要超时了。

为了避免超时与差评,他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太贵了,80多块,他说,但味道不错,吃撑了。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当时刚入行,经验不足,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他将这份麻辣香锅的钱付给顾客,让他再下一单,这样,至少能把这趟的配送费给我,他说,6块5,我记得特别深。

摔车的事情太常见了,只要不要把餐洒了,人摔成什么样都不是大事儿。朱大鹤说,跑单的时候,他见到了太多遇到交通事故的同行,一般不会停下来,因为,自己的餐都来不及了。

美团骑手魏莱的经历印证了这种说法。

今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魏莱和一名穿着同样颜色制服的骑手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只差几秒钟,对方着急,闯了过去,正好一辆汽车高速驶来,连人带车都飞起来了。当场人就没了。魏莱说,看到同行血肉模糊地躺在马路中央,他并没有停下来,自己手里的订单就要超时了,而那时,又来了新订单,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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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

根据系统的设置,在骑手们回复收到之后,它便开始运转。

2019年,在ArchSummit全球架构师峰会上,美团配送技术团队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介绍了这个智能系统的基本运行——

从顾客下单的那一秒起,系统便开始根据骑手的顺路性、位置、方向决定派哪一位骑手接单,订单通常以3联单或5联单的形式派出,一个订单有取餐和送餐两个任务点,如果一位骑手背负5个订单、10个任务点,系统会在11万条路线规划可能中完成万单对万人的秒级求解,规划出最优配送方案。

但在现实中,想要击碎这种最优,一场大雨就足够了。

对于雨,骑手们的态度都很摇摆,他们喜欢雨,因为雨天订单会变多,但如果雨下得太大,系统会很容易爆单,自己也容易出事儿。

湖南美团骑手庚子遭遇过一个可怕的雨夜。暴雨不停歇地下了一整天,订单疯狂涌入,系统爆单了。站点里每个骑手都同时背了十几单,箱子塞满了,车把也挂满了。庚子记得自己的脚只能轻轻地靠在踏板边缘,边跑边盯着摞在小腿中间的几份盒饭不会被夹坏。

路太滑了,他摔倒了好几次,然后迅速爬起来继续送,直到凌晨两点半,他才把手上所有订单全部送完。几天后,他收到了当月的工资条,数字居然比平时低很多——原因很简单,大雨那天,他送出的很多订单都超时了,因此,他被降薪了。

被扣工资的不只是庚子,还有配送站的站长。

吃数据饭的。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这样定义自己。对于一个配送站,最重要的数据包括:承接的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其中,超时率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差评和投诉的原因,也是超时。

通常,骑手们的超时率不得高于3%,如果达不到,站点的评级将会下降,整个站点的配送单价也会下降,包括站长、人事、质控等在内的所有人,甚至与站点相关的渠道经理、区域经理,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每年年末,站点还要面临美团和饿了么平台的考核,每个区域内考核排名后10%的配送站,会面临淘汰的风险。

在系统的这套评价体系下,超时带给骑手们的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次伤害。

他会变成团队中的一根刺。孙萍说,超时严重,不但要扣钱,还要扣大钱,紧接着还有团体荣誉的问题。他给大家拖后腿,站长会找他,站长找完片长会找,片长找完之后,区长找,各种各样的找。大家都不喜欢他。

这会带给骑手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麻辣香锅一同摔在路上的朱大鹤告诉《人物》,自己做骑手的前几个月,每一天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

他从小地方来,不熟悉北京的路,更别提那路上巨大的车流人流,他战战兢兢地守着规矩,天天因为超时被扣钱,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不是说外卖员收入过万吗?不是人人都送得了外卖吗?为什么我做不好?他说,自己好像不是当外卖员的料。

后来,随着电动车越骑越溜,路越来越熟,他从新手变成了马路上抢时间的高手,那种无能感才渐渐消失,与超时相比,逆行算不了什么。他说,和同行们扎堆逆行的时候,自己甚至能体验到一种顺畅感。

如今,在正常情况下,朱大鹤已经极少超时,但极端的恶劣天气,仍然是他逃不出的魔咒,这种时候,失控的系统会将他一并卷入——背着超量的订单,完全失去对配送时间的控制,还要面临超时的惩罚,且不可以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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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雨中送餐的外卖骑手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袭击上海,一位饿了么骑士在雨中配送时不慎触电身亡,随后,一张配送站的微信群聊截图被传上了社交网络,截图中,站长@所有人,未来三天不准假……未来三天找不到人直接双倍旷工处罚。收到回复。站长发出的指令下,是一长串骑手们回复的代表收到的1。

这张截图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有网友表示,台风天,为什么盒马、肯德基、麦当劳都可以暂停配送,而外卖平台却不能?

对此,美团站长金壮壮只能表示无奈。每次下暴雨,骑手们都会来找他请假,爆胎了,摔跤了,家里人出事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面对大量涌入的订单,为了站点的数据,他只好强行规定,除了生老病死,恶劣天气不能请假,请假直接罚款。

暴雨天,也是金壮壮最累的时候,他必须坐在站点的电脑前,时刻监控着每个骑手的位置,背负的单量,送达的时间。他所属的站点,美团规定每个骑手一次最多只能接12单,超过12单,系统便会停止派单。但遇到恶劣天气或重大节日,这远远无法承载涌进来的巨大单量,这种时候,系统也最容易崩溃:有的骑手背着成倍的订单,有的骑手几乎没有单子;有的骑手接到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单子;距离近的单子配送时间比距离远的还长……

此时,金壮壮需要扮演另一个角色——人工调度。在这个身份下,他可以进入系统,将A骑手的订单移给B骑手,以求运力的平衡。虽然系统封顶12单,人工改派却不受限制,只要有人调控,骑手手中的订单数字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一位骑手最多时同时背着26单;一个配送站的30多个骑手,曾在3小时内消化了1000份订单;还有一位骑手在50万人口的县城跑单,高峰期也同时被分配了16单。

一位饿了么的站长告诉《人物》,这种人工干预并不是来拯救骑手的,而是为了把每一个骑手的潜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

骑手的潜能被挖到极致,如果还不行,金壮壮便会自己出去跑单,最多的一次拿了15单,(爆单了)先让骑手熬一段时间,熬不了了,只能向美团申请,把配送范围缩小。2018年后,我们站点已经不允许申请了,单子再多,都要跑下去。他说,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去年,因为家人生病,金壮壮离开了这行。他说自己不会再回来,最近有朋友想包下一个外卖站点,也被他劝住了,这个行业给人时间的压迫感,数据的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今年夏天南方大雨,金壮壮一边庆幸自己脱身了,同时也担忧,不知道又有多少站点爆单,又有多少骑手需要拼了命地把数据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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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在暴雨中涉水而行
导航

为了完成课题研究,孙萍在近4年的时间里接触了近百名外卖骑手,其中很多人都曾抱怨过系统给出的送餐路线。

为了让骑手更专注地送餐,这个智能系统会最大限度地取代人脑——帮骑手规划多个订单的取送餐顺序,并为每一单提供送餐路线导航,骑手们不需要自己动脑,只需要根据系统的提示去完成,也同时承担被带入歧途的风险。

有时,导航会显示一条直线。一位骑手曾愤怒地对孙萍说:它(算法)基于直线距离预测时间长短。但我们送餐不是这样,需要绕路,还要等红绿灯……昨天,我送了一个单子,系统显示五公里,结果,我开了七公里。系统当我们是直升机,但我们不是。

有时,导航还会包含逆行的路段。

2019年10月,贵州骑手小刀在知乎发帖称,美团有引导骑手逆行的情况。在同《人物》的交流中,他说,自己刚刚做了半年骑手,已经遇到过好几次指引他逆行的导航。其中一次是送餐去一家医院,正常行驶需要掉头,而美团导航上的路线则是横穿马路后逆行,根据他提供的截图,逆行路线接近2公里。

还有更厉害的,小刀说,有些地方不方便逆行,如果有过街天桥,系统导航会让你从天桥过去,包括那种不允许电动车上去的天桥。还有围墙,它会让你直接穿墙过去。

在北京,短视频博主曹导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为了职业体验,她做了不到一周的美团骑手,令她惊诧的是,当她接单后,系统导航出现的居然是步行模式——步行没有正行逆行之分,而系统给出的配送时间,则根据最短的路线计算,其中包含大量的逆行路段。

在小刀看来,无论是直线还是逆行,系统的目的都达到了——系统会依据导航计算出的送餐距离和时间支付配送费,路程短了,时间少了,既为外卖平台黏住了更多的用户,还压缩了配送成本。

2017年年底,美团技术团队在一篇介绍智能配送系统优化升级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成本。该篇文章指出,优化算法让平台降低了19%的运力损耗,过去5个骑手能送的餐,现在4个骑手就能送了。最后,成本作为文章的结语出现,效率、体验和成本,将成为平台追求的核心指标。

事实上,美团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美团外卖的订单量达到25亿,每单收入比2018年同时期增加了0.04元,而与此同时,每单成本则同比节省了0.12元——这也帮助美团在2019年Q3,多赚了整整4亿元。

只是,在平台巨额盈利的背后,是骑手个人收入的减少。小刀说,每当系统导航出现逆行路段时,他都会面临一种无从选择的困境,要么放弃逆行、跑更远的路面临超时的风险,要么跟着导航承担安全风险,只是,无论哪种选择,钱都实实在在地少了。

每一个骑手要自己在安全和收入之间衡量。作为一个临时参与的局外人,曹导点出了骑手们的困境,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最后,它们都把风险转嫁到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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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手机里的导航路线图,送餐路线斜着穿过了马路
在同《人物》的交流中,数位骑手都表达过同一句话,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你不干,有的是人来干。

在成为美团骑手之前,阿飞是肯德基的外送员,一人一个月最多也就送六、七百单,因为店里有限制,品牌能够给配送公司12、13块的高单价,因此,外送员得到的配送费也一直维持在9块钱没有变过。他用最规范的来形容那份工作,只是,收入不高,每个月最多能赚5000多。最终,在外卖员收入过万的感召下,他决定离开肯德基,去送外卖。

在美团和饿了么,骑手分为两类——专送与众包。

专送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骑手,有底薪,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接受系统的派单,以好评率和准时率作为考核标准。众包则是兼职骑手,准入门槛极低,一人、一车、一个app,注册通过后可以立刻上岗,他们没有底薪,可以自由抢单,可以拒绝系统派单,但多次拒绝会被限制抢单。众包骑手不受差评和投诉影响,但超时会面临更重的惩罚,超时一秒钟,配送费直接扣一半——无论专送还是众包,没有任何一位骑手与外送平台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阿飞最终选择加入美团,成为一名众包骑手。那是2017年前后,他每天工作9小时左右,专跑远距离配送,每个月都能赚一万左右,最多时一个月赚过一万五——低门槛,高收入,这被认为是外卖平台不怕没人来的重要原因。

而在社会学学者看来,外卖员收入过万只不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在对武汉地区的快递员与外卖员劳动过程进行了长期调研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团队发现,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收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

该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2.15%,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

阿飞告诉《人物》,在北京送了一段时间外卖后,因为个人原因,他去了重庆,收入有所降低,特别是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甚至一度很难抢到订单,有时月收入不足7000元。

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万人。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其次为销售人员。

至于现在什么时候赚得最多,阿飞给出的答案是,只有特别冷和特别热的时候。因为,这种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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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

根据外卖平台对外的公开说法,系统在预估送餐时间时,等电梯会被当做重点因素纳入考量范畴。

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也着重提到了电梯:美团的送餐系统会特别关注骑手的上下楼时间,甚至专门研究骑手去低楼层和高楼层时的时间速度。

只是,现实的复杂远远超过AI的预估能力。等电梯真的是我们的一个痛点,超级痛。已经无法月入过万的阿飞说。

在很多骑手的印象中,医院的电梯最难等。
当骑手四年,阿飞遇过最可怕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电梯。当时是中午用餐高峰,他拿着七八个订单,去北医三院外科楼,超级恐怖,他说,我记得清清楚楚,电梯口,外卖,病人,医生,家属全挤在一起,场面不要太壮观了。等了好几趟,终于挤上去了,所有人都贴在一起,根本喘息不开。那天,送完这一单,阿飞后面的6个订单全超时了。
后来,他去了重庆,电梯依然是痛中之痛。

网红楼红鼎国际,特别魔幻,一共48层,里面全都是那种小工作室,密密麻麻的,一层能有三四十个工作室,你想多可怕。尽管楼内有七八部电梯,但到了用餐高峰,排队等电梯的人和排队进景区没什么区别,而且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还有重庆环球金融中心。这栋建筑总高74层,全楼只有唯一的一部货梯对外卖员开放,一来,用餐高峰期,电梯资源本身就紧张,二来,也可能是写字楼的形象问题。阿飞分析道,我们只能在电梯外等着,里面的人轰隆隆地下来,外面的人轰隆隆地进去。等上去的电梯需要十几分钟,送完餐下来又是十几分钟。一单才多久时间啊,这不超时怎么可能?
写字楼不允许骑手上客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湖南等地的多位骑手都告诉《人物》,这种状况,极为常见。
2020年7月11日,曹导发布了自己做外卖骑手的职业体验视频,其中,北京SKP商场拒绝外卖员进入的话题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关于职业歧视的讨论。在曹导看来,在系统性地对外卖服务行业的歧视中,SKP只是冰山一角,在那段长度不到10分钟的视频中,还有一部没有被注意到的电梯。

我印象特别深,曹导说,我去取餐,那个楼里有非常多商铺,而且都是主要靠外卖的那种,楼里有别的电梯,但保安就是不让上,它只开放一部电梯给外卖员使用。她是新手,仅仅是找到这部电梯,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然后就是和几十位骑手一起,排队等电梯,所有的外卖员都自动排成两排,把中间空出来给从电梯里出来的外卖员。那天,仅仅是等电梯,就花了她十几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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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博主@曹导体验外卖骑手工作,送餐时被拒绝进入商城
除了写字楼,一些高级住宅区也是骑手心中的电梯雷区。在这里,上电梯需要刷卡,而客户又大多不愿意下楼,他会让我们站在电梯里,他在上面摁,但不是都能上得去。阿飞说,遇到这样的客户,很多专送骑手会为了不被差评直接爬20多层,而阿飞跑众包,不怕差评,他的解决方案是,那个人住在14层,让我爬楼,我合计不行,最后商量的是我爬7层,他下来7层,这样比较合理。
在电梯口,阿飞看过无数骑手情绪崩溃,急哭的、吵架的,太多了,因为毕竟就差最后一步了,挤上去了,你就送到了,只是现实中,骑手们只能站在电梯口等着,你啥都干不了,就是干等着。

为了不超时,有的骑手会在等电梯时提前点击送到,但这是系统不允许的,如果被顾客投诉提前点送达,一扣就是500元。一位甘肃的美团骑手告诉《人物》。

在这一点上,饿了么要稍微人性化一点。一位贵州的骑手说。据他介绍,在饿了么的系统中,有一个报备功能,骑手到了楼下,要等电梯,就差一两分钟了,你可以点一下报备,记录你到这个楼下的时间,然后送完下楼了再点送达。

郑州骑手张虎跑过饿了么专送,也跑过美团众包,对比在两个平台的工作经历,他觉得,美团的确更有狼性,美团骑手就是一群跑单机器。饿了么在当地市场份额没那么大,单量没那么多,所以会显得相对温柔客气一些。

现实数据也可以佐证他的判断。

根据移动互联网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的调查显示,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外卖市场份额中,美团占比达到64.6%,具体到单量,美团骑手平均每天会比饿了么骑手多跑20单左右。

无论骑手多拼尽全力拉满速度,平台还是觉得不够快。张虎忍不住抱怨美团,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饿了么,加入美团,因为在郑州,美团能给他难以想象的单量。

这也是阿飞最终选择美团的原因。尽管疫情期间收入有所下降,但他的心情还算不错——那段时间,很多小区不让进,写字楼不让上,他也不用再跟电梯较劲,但随着疫情的缓解,越来越多的小区和写字楼解禁,电梯的痛点,又开始了新的疼痛。

新一轮的电梯大战再次上演时,曹导也完成了外卖骑手职业体验视频的最终剪辑,她把那个等电梯的画面剪进了正片,7月中旬,再次向《人物》回忆起那一幕时,她说,当时等在电梯口的自己,像工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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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梯口等待的外卖骑手 图源微博@曹导视频
守门

2019年,家在郑州的李雷从饿了么跳槽到美团,从站长变成一名商务拓展,主要职责是为配送站开拓更多的合作商家。为了让更多热门商家与自己管辖的配送站合作,他经常去扫街,一家一家地维护关系。到了周末用餐高峰,他还会搬把椅子守在商家的门口——这并不是为了拓展合作,而是为了催促商家出餐。

比起等电梯,商家出餐慢是外卖骑手更痛的痛点。

系统以智能之名不断优化升级,一次次缩短送餐时间,但商家出餐慢的问题依旧是老大难——美团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曾在公开文章中表示,即便分析历史已完成订单,也很难获得商家出餐时间的真值。只要商家出餐时间不确定,这个随机变量就永远存在。

但在送餐时间这个定量面前,去承担和消化这个变量的,只有骑手。

根据骑手们的讲述,商家出餐慢的原因有很多。有些门店名气大、生意火爆,用餐高峰时,堂食出餐已经自顾不暇,但仍不愿意暂停外卖订单。有些小地方的小店,店主比较随性,没什么时间观念,有时骑手已经赶到店里取餐,老板才拎着刚买的菜从外面回来。还有一部分店家,为了保障食物口感,会特意等骑手到店后才开始制作,尤其是面馆。
尤其遇上三大难,烤鱼,炖汤和烧烤。一位骑手告诉《人物》,上次我接到炖汤,我都到店里了,他们还没开始炖呢,我就守着那里看他们炖了40分钟。另一位骑手则直接喊起了爷爷,都急疯了,心里想的都是,爷爷们,赶紧炒吧!但商家依旧不慌不忙,他们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反正钱到了,就算因为超时扣钱也不会扣他们钱。
商家出餐慢的问题,是无解的。前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说。在系统设置的评价体系中,商家可以对骑手进行差评和投诉,但骑手无权评价商家。有时,骑手还要为商家背锅,太辣了、盐放少了、忘记放醋了……这些对于商家的吐槽经常会出现在骑手差评区里。为此,很多骑手都向系统申诉过,但无一申诉成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骑手们只有自己想办法,金壮壮的经验是:出餐慢单多的小饭馆,骑手要常去拉关系,递根烟唠唠嗑,跟老板开开玩笑,最后他们都能给我插队做。大商家,得跟前台小妹或者打包人搞好关系,聊多了,他们会用对讲机帮你催一催,总是有用的。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骑手和店员的矛盾仍频频发生。因为出餐问题,一位济南的外卖骑手曾与喜茶店店员大打出手,而在武汉,一位骑手则在争执中将店员刺伤,后者因抢救无效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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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被外卖骑手刺伤的店员 图源网络
因为等餐和商家发生冲突,甚至喊来警察的状况,骑手们见得太多了,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骑手表示,延长一些送餐时间,时间充裕了,大家也就不会这么急了。
但现实中,送餐时间越来越短,而在骑手们面临的各种催促声中,消耗骑手时间的主角之一——商家,也是重要的发声者。
在与商家谈合作的过程中,李雷发现,商家说得最多的,就是骑手的速度。只要骑手速度没有达到商家心中预期,商家就会跟李雷提出,换掉配送站骑手,或者解除合作关系——通常,热门大商圈附近会有两家同平台的配送站,商户可以自由选择同哪一个站点合作,至于合作的条件,李雷说,很简单,一是配送站的配送能力,二是骑手到店速度。

为了拿下单量大的商家,李雷会去配送站督促骑手,快一点,再快一点,但如果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骑手超时,影响了站点数据,他能做的也只是去商量,或者自己直接去蹲点,但这不是谁都能去的,能在门店催单,也得看私下的关系铁不铁。

坐在店门口的李雷,会死死地盯着商家外卖订单接收机器的屏幕,一刻都不敢走神。叮,一个订单进来了,他的声音会和订单同时到达,美团来了。我们美团的单子来了。他说,要从第一秒就战胜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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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取餐的外卖骑手
佩奇与可乐

因为一次与顾客的冲突,美团骑手小林发现了一个隐藏在系统内的秘密——顾客端显示的送达时间与骑手端不一致。

当时,他刚开始跑美团众包,有一次接了个单,刚赶到店家,就收到了顾客劈头盖脸的质问,你怎么还没送到?都超时好久了。小林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因为,当时距离他手机上显示的送达时间,还有将近10分钟。后来送餐时,他和顾客又因为时间起了争执,两人掏出手机一对——顾客端的期望送达时间比骑手端的要求送达时间少了整整10分钟。

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小林每个月都会给美团客服打电话,至今已打了将近四年,每一次的客服都不一样,但话术始终如一:跟客人解释一下,那只是期望送达时间。

这并不是小林的个体遭遇,多位骑手都对《人物》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系统讨好顾客、稳住顾客的方式,而这也是引发顾客与骑手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者卢泰宏在《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一书中指出,数字时代提供的便捷,令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他们越来越注重服务质量和产品体验,但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降低,随时准备更换供应商,因此,他们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对市场更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在这种影响力面前,注重用户量和订单量的外卖平台也用算法构筑起了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体系中,顾客成了最顶端的存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顾客可以犯错。顾客有的时候真的,没法说。关于这个话题,甘肃骑手王兵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明明住在804,给自己写801。明明住在南门,写自己在北门。还有的顾客点完餐居然忘记了,打电话还没人接,第二天想起来了打电话给我,我的餐呢……还有人下单时根本不看地址,我接单一看,这地址不对啊,都跨省了……只是,顾客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如果订单超时,受罚的依然是骑手。

作为长期研究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的社会学学者,孙萍也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谈到了这种顾客的最高权力。在骑手送餐的过程中,顾客可以洞悉骑手的一切——真实姓名、手机号、准时率、得到过几次打赏、取餐时间、送餐路线、还有多长时间到达。在订单进行的过程中,顾客还有权取消订单。

他们可以看到一切,所有的进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取消订单。一位骑手对孙萍抱怨道,他还分享了一个自己被取消订单的经历:

我手里有两个订单。一个1.5公里,剩余时间45分钟;另一个3公里,剩余20分钟。我先去送了远的那个。1.5公里的那位顾客生气了,因为他看到我的GPS经过他家却没有给他送餐。他很愤怒,取消了订单,还向平台投诉了我……

在《人物》的调查中,也有骑手讲了类似的经历,那天,顾客在接到餐后反问骑手,你不是只送我这一单吗?

越来越快的送餐速度,评价体系的完全倾斜,在系统的宠溺下,顾客们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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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和骑手端的送达时间不一致
家住上海的井井承认,自己已经被惯坏了。他平时工作忙,不会做饭,填饱肚子几乎全部依赖外卖。他常常在一家距离不远的轻食店点餐,据他回忆,过去,从下单到吃进凯撒沙拉里的第一颗小番茄,大约需要45分钟,为了打发时间,他通常会在等待的时候看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最近,等待的时间稳定在了26分钟,但前不久有一次,骑手的送餐时间超过了30分钟,他变得无法忍受,连打了5个电话催单。

2017年,法国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曾对中国12个省市的消费者进行了不耐烦调查,结果显示,移动端技术的发展让消费者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年轻群体中越发显著,其中,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最不耐烦。

面对越来越不耐烦的顾客,骑手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安抚。

谈起这一点,王兵同样有一肚子的话可说——手里订单配送时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会先挑贵的送,因为,单价高的顾客通常更容易发脾气,怎么解释都不听,突然发个火儿,就说要退货。100多块钱的外卖,我哪有钱天天赔。

还有,要尽量满足顾客提出的送餐之外的需求,比如买烟买水,或者带支剃须刀到网吧。有段时间受抖音的影响,总有顾客要求王兵在送餐时画一只小猪佩奇,不画就给差评。王兵很生气,但也不得不画,买了张牛皮纸,画了个佩奇,还写了一句,你是不是傻?

配送,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社会表演。孙萍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她将骑手们取悦顾客、争取五星好评的行为称为情感与情绪劳动,在她看来,这部分的劳动常常被忽视,但它对骑手的折损和消耗,远大于体力劳动。

在同《人物》的交谈中,她提到了那位印象最深的骑手,他三天被偷了两次车,还被偷了三次电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他说,平台要求我们说『祝你用餐愉快』,大家都不认识,我从农村来的,之前都是种地,实在不好意思说这个,还有让人给我打五星什么的,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去说啊?

在就SKP事件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表示,尽管外卖骑手可能拥有月薪过万的工资,但他们仍处在阶层不平等中,是在牺牲了时间和健康的条件下赚更多钱的,要做更高强度的工作——包括体力上和情感上的——才能得到更多的工资。

王兵还在继续开发安抚顾客的新招数——夏天,很多人都会随餐多点一份杯装可乐,但今年夏天雨水多,他经常因为赶单子摔车,车一摔,可乐基本就没救了。如果跑回商家再补一份,不仅自己要搭钱,订单也必然超时。为了避免顾客发火,他的外卖箱里永远放着一瓶可乐,如果顾客的可乐洒了,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备用可乐灌进原来的纸杯,再把杯口来回擦上几遍,没有痕迹。他觉得,这个办法棒极了。

与此同时,在几个法律咨询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惴惴不安的顾客,有人发帖问,我催单外卖小哥,导致对方车祸,我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问题下面,有律师回复: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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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应顾客要求画的小猪佩奇 图源网络
游戏

不久前,美团和饿了么先后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在这一季度,饿了么实现每单盈利转正,而美团则完成了了22亿人民币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5.5%,其中,外卖业务是美团实现盈利的最大功臣。

2020年8月24日,美团股价也再创新高,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港股第五大市值公司。

在此次长达半年的调查中,《人物》接触到了近30名外卖骑手,他们频繁提起的一个词却是:一毛钱。

一位湖南的美团骑手说,准时率低于98%一单扣一毛钱,低于97%一单扣两毛钱。这不就是逼着骑手们加快速度吗?毕竟,一单中的一毛钱对于我们来说,差很多很多的。

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说,饿了么单价最低是4.5元,跑得越多,单价越高,有时候多一毛钱都觉得很感人,4块9和5块,看着都不一样。

为了留住这一毛钱,骑手们不仅需要跑得更快,还要跑得更多。

这也是系统希望看到的,因为,在系统中,还藏着的另一个秘密——一个关于等级的游戏。

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系统都为骑手设置了积分等级体系——跑的单越多,准时率越高,顾客评价越好,骑手获得的积分便会越高,积分越高,等级就越高,奖励收入也会更多——系统还将这种评价体系包装成了升级打怪的游戏,不同等级的骑手,拥有不同的称号,以美团为例,这些称号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王者。

一位东南某城市的美团众包骑手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在研究报告《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中,孙萍表示,在超时的惩戒之外,系统还用这种游戏化的评估方式,将很多骑手卷进了一个无法停歇的循环,他们希望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骑手对她说,但他们却无法脱身,我上个月已经是黑金骑士了,如果我想维持,我还需要832点,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等级越高,骑手们面临的维持等级的压力就越大。在孙萍看来,这种游戏化的包装,不仅具备成瘾的可能性,还巧妙地把骑手的自我价值实现与资本管理结合在一起,而游戏化的外衣,则为算法的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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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瘫在路边的骑手

据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目前,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面对近600万骑手的系统化生存,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者郑广怀提出了下载劳动的概念。

在调查报道《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中,郑广怀团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骑手们通过下载app进行工作,表面上,这个app只是一个辅佐他们工作的生产工具,但实际上,骑手们下载的则是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在这套模式下,工人原有的主体性被全面塑造乃至取代,他们看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但同时却遭受着更深切的控制。

平台通过下载劳动创造『平台工人』。郑广怀团队写道,而这种劳动模式的特点则为: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

协助系统完成下载劳动的媒介,则是骑手们自己的手机——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在公开报道中,外卖平台一直在努力帮助送餐的骑手们摆脱手机。

我们就怕骑手路上为了接单出事。2018年4月,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外卖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特别提到,对于美团而言,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骑手在骑车过程中不要看手机。

为此,美团耗时7个月研发了内置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蓝牙耳机,据何仁清介绍,这款耳机防风防水去噪且智能,骑手们只要带上它,便可通过说话完成所有操作,确保在送餐的过程中摆脱手机。

而现实中,所有与《人物》有过交流的美团骑手,没有一人收到或使用过这款智能蓝牙耳机,也没有一位骑手能真正摆脱手机。

尽管只体验了几天外卖员的生活,曹导仍对那种被手机支配的恐惧心有余悸,就是你导着航,系统这边还要不停地提醒你说,美团众包又有新订单,请及时查询,然后又跟导航的声音混在一起,马上又要超时了,有的顾客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你可能还要边导航边接单,再边接电话跟他解释为什么超时了……曹导说,那种感觉让她觉得,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每天都被追着跑,只能快,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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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手机支配的外卖骑手
电动车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路上耽误时间,在路上的时间是最快的。一位饿了么骑手告诉《人物》,另一位美团骑手则表示,一个订单能够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只有跑在路上的那段时间,除非有个交警跟在屁股后面,说你不能超速不能超速,不然单子多的时候,所有骑手都想着飞起来。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飞都来不及。

此时,能帮助他们的,只有自己骑着的电动车。

在上岗之前,骑手们需要自己解决电动车的问题。通常,配送站都有长期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为骑手提供电动车的租赁。为了节约成本,大多数骑手会选择租金在几百块的车,而这些车的车况也大多一言难尽——有的没有后视镜,有的脚踏板和车头被胶条缠绕了七八圈,一位骑手说,跑外卖之后,自己变成了电动车修理大师。

如果不想租,有的站点也会引导骑手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车。

一位成都的美团骑手在站点的要求下,用高出市场价1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台不知名品牌的电动车,还有一位骑手表示,自己花了好几千通过站点购买的电动车,刚跑了没两天,电池就坏了。

比起这些花了太多冤枉钱的同行,美团骑手王福贵觉得自己幸运多了。他只不过是在成为骑手的第一天,和电动车的电池一起飞了出去,头还被卡在了马路中间的护栏里——那辆车是他通过站点租的,月租金200元,基本就是一堆零件拼拼凑凑攒起来的,没有车灯,刹车片也被磨没了,有时候踩刹车,它会往前走,但踩油门时,反而会倒退。

但这都不成问题。摔车的第二天,他花了10块钱自己装了一枚脚刹片,跑夜班的时候,他会在嘴里含一个小手电代替车灯,或者把手电用胶条粘在车头。毕竟,这台车也是有优点的,速度极快,最快能跑到时速65公里。王福贵说。

根据公安部在2018年发表的数据,2013-2017年间,我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5.62万起,造成死亡8431人,直接财产损失1.11亿元。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动车的使用,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而一台符合新国标标准的电动车,至少要卖到1000元以上。

只是,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

做了一年多骑手,那台破车闹罢工的频率越来越高,王福贵有时不得不打车去送餐——好在他所在的西北某县城面积小,与其骑着罢工的电动车每单都超时,打一辆出租车反倒更实惠,花50块就能轻轻松松送完十几单。

后来,为了跑得更快,他还是咬咬牙自己掏钱买了一辆新车,至于之前的那台破车,不知道又被拆成了多少零件装在了多少等待出租的电动车上。
无论是骑着旧车还是新车,王福贵的业绩始终排在地区的前五、前三,但干了没多久,他还是辞职了,因为无法忍受平台的拉新要求,美团为了扩张,让我们上街拉客。每天要拉两个从没下过美团app的人注册,我刚开始还忍着拉了几天,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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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和他的电动车
微笑行动

在外卖骑手已成最高危职业成为热门话题后,系统也做出过努力。

在平台成立的早期,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都有针对骑手的安全培训,只是大都集中在入职阶段,专送和众包骑手都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安全知识测试,才能开始跑单。

对于专送骑手,站长也会时常叮嘱安全问题。一位美团站长告诉《人物》,每次做安全培训,他都会特意放一段自己做的小视频,全是电动车车祸事故集锦,让300多号骑手围着看,看完之后,他还会语重心长一番,我知道你们很急,逆行也不可避免,但麻烦多看看路。这也是另一位饿了么配送站站长的心声,说再多遍,骑手们心里装的都还是时间第一,有时候也不是很珍惜自己,终归还是怕超时。

后来,随着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率不断增高,为了进一步提升骑手的安全意识,外卖平台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请交警去站点讲课,或者组织骑手去交警队考试……美团还为骑手们设计了一对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这些耳朵上大都写着与速度、安全有关的口号。最常见的耳朵上,正面写着送餐再忙,安全不忘,背面写着美团外卖,送啥都快——但在现实中,这两者依然很难兼得,多数骑手都不愿意戴上这对耳朵,因为太麻烦了,一位骑手告诉《人物》,只要速度一快,耳朵就会被风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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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
为了安全,系统还被植入了一项新功能——在骑手上线之后,不定时随机弹出安全教育视频。

经常跑着跑着就被限制接单了,必须立刻停车看,看完接单系统才恢复正常。湖南的美团骑手阿斗说,一次送餐高峰期,他不得不停车在路边观看突然弹出的安全教育视频,结果被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撞倒,脚踝扭伤,被迫休息。

每天都生活在超时的恐惧中,还要时不时在送餐路上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对此,骑手们大多都揣着不满。但有时,他们也会庆幸,自己手机中弹出的是安全教育视频,而不是另一个更要命的惊喜——微笑行动。

2017年6月左右,美团开始实施微笑行动。这是一项系统的抽查举措,同样是不定时、随机的模式,被抽到的骑手也需要立即停车,然后拍摄从胸部到头顶的照片,并保证面部清晰,展现头盔、工服、工牌——这一切,需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如果没有及时上传照片,或者照片内容不合格,系统都有可能判定审核失败,骑手们将会面临少则300元,多则1000元的罚款,还有可能被封号三天或永远封号。

自从微笑行动上线,它就变成了美团骑手们心中的玄学。

关于它出现的时刻,每位美团骑手的答案都不同——在爬楼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在爆单的时候……

令阿斗最难忘的一次微笑行动,出现在大暴雨爆单的时候。那天,他穿着雨衣,路都看不太清楚,还需要把车停在路边,把雨衣脱下来,露出工牌和衣服,拍一张照片。同站点的另一位骑手因为手机在口袋里没有听到提示音,最终被罚款400元。

同样是雨天,今年2月,江西南昌的一位脑瘫骑手因为没来得及拍照,导致账号被封,好在事件的相关视频在抖音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收到无数网友反馈后,美团官方迅速解封了他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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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微笑行动的南昌骑手

但并不是每一位骑手都能获得这样的特殊对待。

在美团骑手群和贴吧里,每天都有人重复同一个话题——我的照片明明符合要求,但却被判定审核失败,向客服申诉得到的结果是,系统原因,无法解封。我们的声音永远抵达不了上层。一位骑手抱怨道。

与此同时,一些并不符合要求的照片却通过了审核。一位深圳骑手透露,自己被封号后一直用妻子的账号登陆跑单,但自己的照片也能顺利通过微笑行动的审核。还有的骑手会提前存好一张别人的自拍,也照样通过了审核。

疫情之后,佩戴口罩也成为了微笑行动的检测项目,一位湖北骑手说,自己的口罩被雨水打湿了,还没有来得及更换,系统审核不通过,账号被停止接单。而另一位广东骑手拍了一张用手捂住嘴巴的照片,却顺利通过了。

去年冬天,在内蒙古海拉尔,一位美团骑手在送餐途中被抽中,零下30℃的气温中,他只能把车停在路边,脱下所有的防寒衣物,露出美团制服和头盔,在5分钟之内拍照并上传——在《人物》接触到的美团骑手中,对于微笑行动,他们的评价大多是——可怕的、没有感情的、耽误工夫的。

饿了么也有类似的检测行动,取名蓝色风暴,不同的是,蓝色风暴给骑手的时间是15分钟,罚款力度也相对较小,大多在5元到30元之间——《人物》在2019年进行调查时,并没有饿了么骑手抱怨过此项检测行动。

只是,好景不长,一则最新的消息是——据饿了么骑手透露,为了全面追赶美团,今年,饿了么蓝色风暴的检测时间也从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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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群讨论微笑行动
五星好评

随着外卖骑手违章率和事故率越来越高,交警也从局外人变成了与系统有关的人。

熊崇君是一名深圳交警,做了近10年的交通节目外景主持,因多段执法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成为网红交警,人称深圳熊警官。去年夏天,因为罚两位逆行的美团骑手写检查并大声朗读,熊警官制造了一次热搜——#你的外卖员没到可能在写检讨#,有网友评论,熊警官太温柔,罚得太轻了。

事实上,近两年内,全国各地的交管部门出台了各种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处罚政策。

在上海浦东,外卖骑手们被交警部门要求穿上印有个人专属编号的电子马甲,同时,一人一张外卖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卡,每张卡36分。执勤交警与监控探头同时执法,不穿马甲扣12分,驾驶未登记备案电动车扣12分,闯红灯扣6分,逆行扣3分,在机动车道骑行扣3分,在人行道骑行扣3分……36分扣完后,骑手会面临直接永久封号或被公司开除——上海浦东也是全国首个执行骑手电子马甲政策的地区。

河北邢台、广东深圳等地也先后学习上海,引入了文明积分卡制度;青岛则开展了违法外卖骑手黑名单制度;在江苏,外卖骑手交通违法1次停工1天,南京交管部门还会给二次违法的外卖骑手开展学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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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向骑手讲解DS骑手记分小程序的使用方法
只是,在超时的巨大威慑力之下,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2019年12月和2020年5月,《人物》分别两次前往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实地观察外卖骑手穿戴电子马甲的情况。根据一小时内通过世纪大道的骑手数量统计,白天,由于执勤交警多,这一区域内穿电子马甲的骑手比例可以达到70%以上。只是,即便穿着马甲,依然有骑手会选择违章。

这是骑手们精心计算过的结果。白天交警多,不穿马甲容易被抓,一扣就是12分,但如果穿着马甲违章被拍,闯红灯、逆行都是小分啦。 而进入夜晚后,骑手们穿马甲的比例会大幅下降,原因很简单,交警下班了。

作为执法者,包括熊警官在内的很多交警心情复杂,他们是目睹外卖骑手交通违章最多的人,有时,也很理解骑手的处境。

熊警官告诉《人物》,他经常出现在外卖骑手的车祸现场,翻车的,撞车的,撞人的,被撞的……据他观察,所有骑手摔倒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赶紧爬起来,去看外卖洒没洒,然后打电话给客人解释,没有人在乎自己。

这让他更非常理解骑手们的不易。熊警官说,他经常和外卖骑手聊天,发现这个群体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着不超时,不被顾客差评,不太把自己放在心上,人身安全永远都不是他们的重点,如何准时地把餐送到顾客手上,才是他们的重点。

作为一名一线交警,在熊警官看来,造成这一切的,是外卖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城市非机动车道不足的问题。公司之间竞争导致送餐时间缩短,骑手越来越紧张,一边是超时,一边是违法,他们必须选择一条路走。

因此,每当遇到骑手违章,在执法的同时,有些交警也会表达体谅,罚骑手写检查的那天,熊警官就特意叮嘱对方去树荫下写,而很多交警还需要帮骑手们去送餐。

公开新闻报道中,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

今年3月25日,一位浙江桐乡的外卖骑手因逆行被交警拦下,被罚站在路口参与交通劝导。他告诉交警,自己刚接了一个订单,还没来得及取餐,如果超时就要被扣钱。最终,交警委托一名辅警骑着骑手的电动车去送餐,一路上,那辆电动车熄火3次,终于到了顾客家楼下,辅警一低头,餐打翻了。

好在这种状况并不常出现,大部分交警还是顺利地完成了送餐任务——

4月16日,江西南昌,一位美团外卖骑手急着送餐连续三次违章,被交警拦下来接受处罚;6月初,浙江温州,一名饿了么骑手违规驾驶摩托车被查扣;6月29日,广东东莞交警在执法时,发现一名美团骑手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随即将车当场查扣——这些骑手未能送完的订单,都由交警或辅警帮忙送达。

送餐完成后,几乎所有的送餐交警还会做同一件事——对点餐的顾客说:祝你用餐愉快,麻烦给一个五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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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帮助骑手完成送餐任务 图源搜狐视频

最后一道屏障

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所有外卖骑手中,石沉是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宁愿扣钱也不想玩命,他坚称自己在一年多的骑手生涯中,从未闯过红灯,也绝不逆行,每天送餐,制服和头盔都穿戴整齐。

但他依然遭遇了车祸。2019年7月的某天晚上,他送餐时被一辆小客车撞倒,右脚脚踝骨折,交警到达后判定对方全责。被送去医院后,车主负担了包括手术在内的全部医疗费用。

作为专送骑手,站点每个月都会从石沉的工资中扣除106元保险费,这其中包含意外险,正常情况下,石沉还可以获得这笔赔付。但当他出院后联系站点时却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已经被删除。

对此,站点给出的理由是,他因住院手术长时间不能跑单,上岗率不达标,已被系统删号——随着骑手账号一同消失的,还有账号上的保险缴纳记录,没有记录,他也法找保险公司理赔。为了找回记录,他试图通过站点与美团沟通,却发现自己被踢出了站点群。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石沉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系统中,保险是骑手们能获得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但《人物》在调查中发现,大量的骑手在遇到交通事故后,都无法顺利获得理赔。

按照外卖平台的设计,专送骑手的保险由站点按月扣除,具体金额也由站点决定;众包骑手的保险则按天扣除,每天3元,保障时间从骑手当天第一次接单到当日24时,如果此时骑手还在送餐,保险时间最多可延长一个半小时。

在社会学者郑广怀看来,这种劳动保障体系,其实是外卖平台对于自身责任的一种巧妙转嫁。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郑广怀将外卖平台形容为甩手掌柜,平台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解除了(与工人)直接的雇佣关系。保险问题由工人购买意外伤害险,工人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则可以推给保险公司。郑广怀说,在这种转嫁之中,模糊的劳动关系也使工人们维护权益变得更加困难。

孙萍也在调查中发现,如果是小剐小蹭,她接触到的大部分外卖骑手都会选择自己忍受。他们中很多人跟我反馈说,那个申请流程特别复杂,特别麻烦,他们宁愿自己承受,也不愿意去走那一套复杂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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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在骑手社区讲述自己发生车祸
只是,一旦事故超出小剐小蹭的范围,石沉的故事就会一再上演。

一位在饿了么跑众包的骑手告诉《人物》,他在送餐中出了交通事故,把行人撞进了医院,保险公司拖延了一年还没赔偿,最后,他借了网贷垫付医疗费;

一位宿迁骑手则在入职美团时,被站长要求填写自愿放弃保险合同保证书。他感到不解,站长告诉他:骑手是最高危的职业,每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们这儿无人敢保——这种状况也并非个案,曾做过美团配送站站长的金壮壮说,众包骑手的保险直接通过app缴纳,是必选项,而专送骑手的保险则由站点缴纳,很多站点因为怕麻烦,就没有给骑手上保险。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行人。

去年4月,林伟在回家路上被一位美团骑手撞倒,左腿骨折,当天是这位骑手第一天上班,站点负责人表示,保险还没来得及买,以及,此事也与站点无关,我们只让骑手送外卖,可没让他去撞人啊。这位负责人说。

数次沟通后,站点拿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帮忙说服骑手分期支付医疗费、营养费。
最后,这件事的解决依靠的是关系——林伟的公司领导认识美团的某位高层,在高层的施压下,站点最终同意支付医疗费用。

社交平台上,一位美团骑手维权的帖子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外卖员帮美团跑出了单量、跑出了市值,但美团,一个靠外卖业务做大的公司,却不会给任何一位外卖员提供正式的劳动雇佣合同。

车祸过去一年后,石沉的骑手账号仍然没有恢复,他也没能获得那笔意外险的赔偿。他告诉《人物》, 我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不再回来了。而那些还在路上拼命抢时间的骑手,则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曾在路口目睹过同行当场丧命的美团骑手魏莱,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中写道,愿天下骑手都能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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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游戏

在发布外卖骑手体验视频时,曹导正在自驾环中国拍摄新的作品,在前往西藏无人区的路上,跟《人物》回忆起自己做骑手的那几天,她仍感觉窒息。

作为系统的短期体验者,曹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让外卖平台所有的产品经理和算法工程师都去当一个月骑手,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这个系统对人的压迫有多么严重。

在一篇讲述美团系统如何将配送时间缩短至28分钟的报道下,一位骑手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要不你们亲自来一线送个三两天试试?看看不闯红灯、不逆行、不狂飙,你的28分钟怎么送。

某种程度上,这种建议与数据社会学家尼克·西弗不谋而合。

西弗曾提出过算法文化的概念。在他看来,算法不仅由理性的程序形成,还由制度、人类、交叉环境和在普通文化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现成的理解形成。他认为,算法是由人类的集体实践组成的,并建议,研究者应该人类学地探索算法。

作为学者,孙萍完全认同西弗的观点,但现实中的算法,依然更多地建立在数字逻辑的基础上。

加强程序员的培训和价值导向很重要。但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程序员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线性思维,很少有社会科学的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对于公平和价值的这些问题,理念上都比较欠缺。

在调研的过程中,孙萍也与一些参与算法的程序员有过交流,她发现,程序员们有自己的逻辑,也会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但是,程序员只是执行者,并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制定者是外卖平台,而程序员也只是在履行平台的决定。
本次调查中,《人物》也多次尝试联系外卖平台的算法团队,但对方均以公司要求之名拒绝讨论系统的话题,这是公司机密,一位美团的算法工程师表示。
孙萍说,单项话语权是目前这套算法最大的问题。而在整个系统中,最无解的部分在于,在让骑手们越跑越快的推手中,也包括骑手自己。

这是一个更大、也更不可见的游戏——外卖员每跑一单的任何数据都会被上传到平台的云数据里,作为大数据的一部分。孙萍说,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孙萍看来,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依然存在所有权争议问题,但骑手们仍在奋力奔跑。据美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遍布在全国2800个县市区的骑手不顾疫情、不分昼夜,将餐、菜、药等生活必需品及时送到了超过4亿的用户手中。
美团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的新闻发布后,一片惊叹声中,有人再次提及王兴对速度的迷恋,还有他曾提起过的那本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在这本书中,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将世界上的游戏分为两种类型: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前者的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后者则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系统仍在运转,游戏还在继续,只是,骑手们对自己在这场无限游戏中的身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仍在飞奔,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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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骑手皆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2. 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
3.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
4. 孙萍《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
5. 孙萍《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
6.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
7. 卢泰宏 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
8.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9. 潘仁杰《透析数字时代的科技迷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教授访谈录》
10.汪佩洁《算法时代的劳动社会学——评Alex Rosenblat《优步的世界:算法是如何改写工作规则的》》
11. 界面新闻 林子人《专访社会学者沈洋:服务业男女工人以不同方式处于劣势,性别阶层户口不平等彼此交织》
12. 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
13. 陈龙《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管理为例》
14. 蜂鸟配送 《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
15. 比达咨询 《2018年第1季度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团点评 《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17. 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2019即时配送发展报告》
18.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
19. 极光大数据 《2019外卖行业下沉市场分析报告》
20. 点我达营创实验室《2019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
21. 媒报告《2019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22. Trustdata 《2019年上半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3.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
24.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
25. Fastdata极数《2020年1-4月中国本地生活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6. 美团技术团队《即时配送的订单分配策略:从建模和优化》
27. 美团技术团队《美团智能配送系统的运筹优化实战》
28. 美团技术团队《配送交付时间轻量级预估实践》
29. 美团研究院中国饭店协会《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前三季度)》
30. 雷锋网 AI 研习社《专访美团点评 AI 技术团队负责人何仁清:全球规模最大的智能配送调度系统是如何建成的》


发布于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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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1 15:29:57 | 只看该作者
外卖小哥的政治经济学 政经 激流网

周二中午,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浪。文章详实全面地介绍了外卖骑手怎样被算法裹挟,系统限定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从2016年3公里送单时限最长1小时,到2017年45分钟,到2018年的39分钟,同时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配送时长比过去3年减少了10分钟;而骑手则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安全代价——层出不穷的交通意外和伤亡事故。


一份外卖的生产与消费,经历了下单—订单推送—订单分配—送餐—消费的全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有四个主要的主体:平台用户、外卖平台、商家、送餐员。四个主体处于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其他的主体之间也形成了十分不同的生产关系。


商家是这个链条中的生产者,主要是餐饮行业中的餐馆,基本职能就是生产食物这种商品并提供餐饮服务,而外卖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业务扩展。平台用户是消费者,处于整个生产消费过程的终端,他们购买和消费了食物这种商品,当然,送餐员的运输服务作为生产性的耗费,包含在了食物商品的总价值里。


而作为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在商品从商家到消费者的转移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包含了商家和用户在平台上沟通缔约的过程,以及平台将食物商品从商家运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运输过程,也就是外卖平台提供了信息服务和运输服务。而送餐员作为平台或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受平台的管理和调度,老板支付给他们工资,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将外卖平台的运输职能付诸现实,事实上只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所以消费者购买的运输服务事实上是从外卖平台购买的,消费者和外卖平台公司存在着交易关系,而像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一样,这种服务只是通过送餐劳动者的劳动来实现罢了。


事实上,外卖背后有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即时配送。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团点评联合编纂发布《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所谓即时配送,事实上就是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无中转、点对点的快速准时送达服务,覆盖范围在5公里范围内,配送市场在30-45分钟以内,常见的主要场景是外卖、商超便利、生鲜宅配等,目前外卖仍是及时配送市场的主要订单来源,占比80%以上。


即时配送行业中的几个重要主体和生产关系和外卖几无二致。数量庞大的配送员队伍作为劳动者,用自己超负荷的劳动付出,承载了整个行业800亿元的规模,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和转移实现了行业巨头们快速的资本增殖。但是这些外卖配送员是否能够共享整个行业的繁荣成果?作为一般劳动者,以外卖员为代表的配送员又面临着怎样真实的境遇呢?


2018年5月,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了《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根据报告,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 近7成的骑手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地打拼,奋斗在一二线城市。从年龄来看,骑手多处在青年阶段, 80、90后为骑手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将近一半人在目前的工作地居住了9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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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的教育水平也有统计,多达到初高中教育水平,其中初中毕业39%,高中及中专毕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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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方面,62%的骑手已经成家,有照顾家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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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送餐员都是“农民工”,教育水平普遍是初高中,大部分外卖员的收入都用于家庭的消费。这些配送员一如“农民工”一样,他们在现实中的劳动保障和权益保护成为最大问题,外卖领域的复杂的分包关系和所谓众包的用工“创新”使得外卖平台得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压低工资待遇从而压低用工成本,使得外卖员作为劳动者却得不到劳动者应有的保护、保障。


根据《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配送平台目前组织运力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营,就是平台自己雇佣配送员进行配送;第二种是加盟,就是平台和物流公司合作,将特定区域的配送业务承包给特定的物流公司;第三种是众包,按百度的说法,“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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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运营模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用工模式。以外卖为例,自营模式下,送餐员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美团外卖运作初期就以自己的美团骑手有着劳动合同和齐全的劳动保障作为招募骑手的招牌。加盟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分包模式,外卖平台会将自己特定区域的业务承包给特定物流公司,由承包商来运营特定区域业务,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削减了运营和用工成本,而物流公司往往无法为配送员提供齐全的劳动保障,甚至还会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最后一种众包模式则更加堂而皇之地撇清用工企业的责任,送餐员被认为和服务平台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甚至没有劳务关系,平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几近于0。对于平台来讲,这三种运力组织方式的用工成本不断缩减,利润空间不断增大,这也就是2015年以来,各大服务平台纷纷上线众包服务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团外卖这几年由自营到加盟再到众包不断转型的利益驱动,更是美团上市盈利成为行业巨头的罪恶的秘密。


笔者曾经参与过关于北京市外卖员劳动权益保障状况的一个调研,访谈了北京不同城区、不同平台的外卖送餐员们。调查中很少遇到直营模式下与平台直接签订合同的送餐员,多数送餐员都是加盟模式和众包模式下的用工方式。加盟模式下,有些分包的物流公司会和外卖员签订合同,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西直门的站长就告诉他们,说要是签了会有五险一金,但是送一单只能按5元计价,如果不签,一单就按7元计价,一单2元的差价就是一个月就是几千元的收入差距,这对于送餐员来说几近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很多人都看似“自愿地”放弃了合同。劳务派遣在这种加盟的模式之下也很常见的,平均一年换一次合同,我们在海淀黄庄遇到的一位送餐员说,在他6年的送餐经历里,一共签过七次合同。


众包模式下的送餐员也不鲜见,我们访谈了几个美团众包的骑手,尽管平台声称和他们只有“合作关系”,但这些骑手事实上也是以送餐为业的,基本上一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全年无休,工资的计算按单来计算,都由美团来规定,他们自己事实上并没有议价权。但他们也觉得有好处,相较于美团自己的专送外卖员,他们不受特定站点的管理,没有最低接单量的限制,上班的时间没有限制,随时都可以休息,较为灵活。对于外卖平台,自然乐于接受和宣传这样的说辞。


然而这些外卖员真的自由吗?在缺乏劳动法律的保护下,我们不过正在见证什么叫“自由的一无所有”。明明是雇佣劳动关系却硬要说是合作关系,以合作之名行剥削之实,以劳动者的自由之名规避劳动法律,“创新”的用工模式成了外卖平台规避法律、更大程度压榨外卖员的挡箭牌和新工具。事实上这种在法律上界定不清的劳动关系并不只在中国出现,在国外已经有多起劳动者将类似的互联网平台告上法庭,要求承认雇佣关系、获得劳动保护的案件,并且最终劳动者胜诉。而在中国,劳动者在用工制度的灰色地带中仍然处于弱势,在劳动纠纷中难以维护权利。


除了复杂的用工状况,外卖平台复杂而严苛的管理设计也让人叹为观止。首先是成本转嫁,各个外卖平台都有自己的统一标识,保温箱、帽子,T恤和外套,都是要外卖员外自己掏腰包的,以交押金换装备为名,将外卖员与该公司捆绑,工作达到一定的时间,往往是一年才可以退,我们在金融街遇到的一个送餐员因为公司提供的装备过于昂贵而自己在淘宝上订了装备。其次是严苛的罚款制度,据我们访谈的情况,罚款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差评过多,突袭检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最后是逼死人不偿命的时间管理,用户从下单到接餐几十分钟的时间限制里,包括了餐馆接餐做饭和外卖员送餐的全部时间,所以留给外卖员的时间是很少的,专送的外卖员往往会受到同一方向的错落有致的几个派单,往往就差了几分钟,使得他们不得不每天都上演生死时速,每个外卖员都告诉我们,送外卖不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


系统仍在运转,骑手们仍在奋力奔跑,只是,严苛的时间限制下的外卖员,不是被困在了系统里,而是被困在了与垄断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锁链里。



技术能否向善:如何拴住给外卖员带来职业伤害的算法?https://mp.weixin.qq.com/s/C_HHSO8CyORoXHPOH2Hb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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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1 15:31:32 | 只看该作者
上海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 这工作咋成了高危?

2020-09-11 15:04:43  来源: 央视网   作者:记者





  央视网消息:近期,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外卖配送行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76起,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上海交警总队约谈饿了么、美团等8家送餐外卖企业,要求各企业加强对员工特别是送餐骑手的交通安全管理。

  戴着头盔,骑着电动车,座椅上放着保温箱,这是外卖骑手的行头。他们穿行在大街小巷,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但他们上演的“速度与激情”场景,也令众多行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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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视觉中国

  配送员违反交通规则时心存侥幸

  中国外卖市场用户规模已达6亿,每周最少有4亿单外卖飞驰在大街小巷。不少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都违反过交通规则,一些人甚至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他们这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存侥幸,只要事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好。

  为了一单赚上7块钱,外卖小哥何清水顾不上闯红灯,也想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支柱真出了事故该怎么办。他说,“跑外卖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这7块钱。”“我跟出租车撞上过,有次直接跟公交车蹭上,所幸我都没有受重伤。”何清水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侥幸,“伤亡事故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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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外卖小哥被撞,市民为其撑伞遮阳

  奖罚悬殊 “智能算法”有漏洞

  除了侥幸之外,还有平台方的奖罚机制。95后外卖小哥刘威说,“送餐超时扣20,等于三单白送。要是有顾客投诉先罚款200,半天白送。”在用餐高峰期,“不到一个小时让你送六七单外卖,除非你是闪电侠,否则免不了超时”,刘威无奈地说。

  如今,互联网+送餐的模式发展到“人工智能派单”,利用大数据进行系统派单。然而,不管技术怎么优化,更多是从平台自身提升效率的角度来设计。商家出餐太慢对送餐时间影响很大,最近就有外卖小哥因为嫌商家炒菜太慢而自己亲自上手炒菜,虽然很多人调侃小哥入错了行,但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外卖小哥的辛酸。由于出餐慢,留给外卖小哥送餐的时间就会太少,而大数据并没有分开计算。

  为了不超时,他们闯红灯更频繁,而很少去质疑相关奖惩机制的合理性。在平台面前,外卖小哥是弱势一方。此外,每当车骑到小区门口,时常遭到保安阻拦甚至扣车。刘威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因赶时间,情急之下他就给保安塞钱,因为塞上的钱还不如超时罚款来得多。

  用人规范模糊 单位保障不到位

  当交通事故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外卖小哥的安全保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据悉,外卖配送行业的用工形式分为三种:平台自营配送员、代理商配送员,众包配送员。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三种不同用工形式的员工根据相应的保险方案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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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自营配送员跟平台签约,属于劳动合同工,有五险一金,但比例很少;众包配送员(就是多家平台共用的配送员),他们没有任何的合同,权益保障被推给保险公司。因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大多没有合法牌照,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会拒绝赔付。

  代理商配送员则多是跟代理商签约,不过相关的合约也比较模糊。侯兵属于代理商配送员,他表示,“入职的时候让我在合同上签字,签完后也没给合同,也不知道合同里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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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百名配送员集体宣誓“不逆行”

  点外卖成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可能这种快捷的生活方式却成了别人的安全隐患,并且逐步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上海警方表示,随着网络送餐规模的扩大,外卖企业自身更需要加强对员工的管理。“经调查,虽然每家送餐外卖企业对骑手的规范都有规可寻,但这些制度能否达到效果,对骑手交通出行的要求和规范能不能真正地入耳入脑入心,还是一个问题。”

  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而应该向相关的社会领域延伸。行业更加规范、奖惩机制更加完善之后,才能让各方受益。

  对于外卖行业的规范,你怎么看?请留言和我们互动。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综合、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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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1 17:05:19 | 只看该作者
谈谈”消费函数“与棘轮效应的经济学逻辑
李嘉杰  对冲基金管理人 / 物理学爱好者/人机交互设计爱好者  知乎网

我家小区门口有个中国福利彩票,每天下班回家,都看到许多外卖小哥坐在里面,等着开奖。他们一定经常设想,如果中了头等奖1000万,该怎么花这笔钱?如果是100万,或者是10万又怎么花?要是中了1万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要是中了1000万,是不是有种翻身的感觉?钱多钱少,有不同的花法。
那么经济学,如何来描述消费者的这种行为呢,大家会如何来花这笔钱?与我们通过上班挣得的工资,花法有什么不一样?这就得从消费函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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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函数的模型非常简单。纵轴表示消费,用大写的字母C来表示。横轴表示收入,用大写字母YD来表示,这条向上的倾斜的曲线所代表的,就是消费函数,用C(YD)来表示。我们一起看看看这幅图有哪些特征。
第一,纵轴有一个C0,它是消费函数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几何上称之为“截距”;它代表什么意思呢?来看一下它的坐标——(0,C0),它的意思是当收入为0的时候,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需要C0的消费品。这个消费,被称为“自发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第二,我在图中画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是角平分线,所以它是45度,斜率为1。对比一下来看,这条消费函数曲线要比它平缓一些,说明角度要小一些,那么斜率就小于1。我们假定它为0.8。这个0.8有什么含义呢?经济学上,将它成为“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of Consumption,MPC)。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边际,是一个增量的概念。“边际消费倾向”表示收入每增加1元,消费会增加多少。如果是0.8的话,那就说,收入每增加1块钱,其中8毛钱就会被用来消费,还有2毛钱用于储蓄。所以,这儿还有个“边际储蓄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of Saving,MPS),两者之和等于1。

这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消费函数曲线要比45度线平缓了吧,因为一般来说,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大于1的情况不是不存在,但它属于特例。对于消费者整体来说,增加的消费还是要比增加的收入要小一些。

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讲到的收入,是“可支配收入”(deposable income,YD),它是指税后收入。所以,税率越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就越少,消费能力就越低。我们在这儿把税率设成t。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写为下面这数学模型(时间标记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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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d=1-ty,Y为总收入)
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函数的3个特征:
  • 第一,自发消费的存在;
  • 第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
  • 第三,消费函数是线性的,与收入呈比例关系。
其实,它还有第四个特征,这个特征更重要,说的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
也就是,随着收入增加,公式中的a是下降的。这等于说,越富有的人,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行为并不会有很大改变。而越穷的人,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的比例要高于富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了。因为穷人想消费,但没钱消费。富人有能力消费,但意愿消费,这样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肯定就上不去。那么,中国的消费为什么老是上不去,贫富差距肯定是个重要原因。
根据这个消费函数,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就会按照一定比例增加,而且在短期内,增加的比例是不变的。那么,如果大家中了1000万彩票,交完20%的偶然所得税,还剩下800万。如果边际消费倾向是0.8的话,你会立即消费掉640万,还有160万会存起来。这就是“绝对收入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假定这640万当期就花掉了,但很明显,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慢慢花。还有,假如这1000万是跳槽之后涨的工资,那你可能当期花费会超过1000万,因为你预期到你的身价是未来收入的贴现,现在每年都增加了1000万,或许以后还会继续增加,这对你现在的消费是个大大的提升,说不定立马就去换个别墅住住了。
你可能会反驳,觉得这样来刻画人的消费行为,实在太简单化了。没错,这个“绝对收入假说”确实太过于简单化了,它没有区分偶然所得和常规收入,也没有考虑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行为。后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并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而且是稳定的,即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所以,“绝对函数假说”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就在于,这个公式中的“a”,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如何变动。
那么,如何来刻画消费函数在长期中的稳定性。有绝对,就有相对。而相对,既可以是相对于过去的收入,也可以是相对于身边其他人的收入。大家思考一下,你过去的收入,会不会对你现在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我们来设想一种情况,假如你过去年薪50万,每年存10万,已经存了100万了。突然之间,你不是很想工作了,想休息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0收入。请问,你的消费水平会下降多少呢?
消费肯定会下降一些,但应该也下降不了多少。这种现象,叫做消费的“棘轮效应”,说的是,当收入降低了,人们会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烫平消费的波动。甚至会动用以前的储蓄,来防止消费水平的大幅下降。棘轮效应的存在,说明了消费的相对稳定性。“棘轮效应”的存在,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由奢入简难”,但它不能解释“由简入奢易”。所以,棘轮效应是单向的,从贫穷到富裕,很快就能适应。但由富裕到贫穷,很多人接受不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消费时,有一种攀比心理。身边小伙伴买了个什么包包,觉得好看,自己也去买一个,这种消费行为就是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做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如你在同学中收入相对比较靠后,示范效应就等于说,你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比较高,是他们把你的消费水平拉高的。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6,那你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达到0.9,这样才能缩小跟别人的差距。(盲目跟风非理性提高斜率,风险是很大的)



发布于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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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2 18:32:12 | 只看该作者
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个人与共同体的张力关系是伴随人之生存的基本关系。马克思之前,古代社会的共同体本位思想是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反映;近代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否定了古代共同体本位原则,成为架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新的出发点;现代社会则继续以个人主义原则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从而造成共同体的衰落。马克思超越了个人与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中,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真实的共在共生的统一关系。这启示我们,当代中国要避免因个人主义极端化导致社会的裂变,应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积极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并以此夯实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破解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个人主义膨胀导致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分裂的今天,回归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经典视域,深入挖掘马克思思考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理论蕴含,并在现代性语境中再现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对于当代中国避免陷入二者关系的现代困境、积极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的理想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之前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资源及其理论困境

(一)古代共同体本位思想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念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力量弱小,单个人只有依赖于一定的血缘共同体或地域共同体,并与共同体中的他人建立起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能获得生存条件。因而近代以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共同体本位色彩,在单个人与共同体的浑然一体中,个人不具有独立人格,个人价值被隐藏在共同体之中。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思想家们主要以理论上的共同体主义来表达他们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设计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对整体秩序的追求,无论是统治者、保卫者还是劳动者,都要按照自身的德性要求恪尽职守,追求城邦的整体正义,服务于共同体之“善”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共同体主义传统,认为人作为政治动物只有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价值和幸福,“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1]7。中世纪时期,理论上的共同体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神学家们通过传达上帝的启示,要个人皈依宗教共同体或皈依天国,作为共同体代言人的世俗权威与上帝权威的交叠重合共同决定着个人命运。

(二)近代个人本位思想对古代共同体本位观念的彻底否定及其症结

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催生了现代“原子个人”的诞生,它斩断了把单个人束缚于土地和与其他人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羁绊”,使个人从古代混沌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从文化思想上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重新发现了个人价值,伸张世俗人性,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所提出的要求,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准备了文化条件;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则进一步强调理性的力量,主张以理性为标尺去度量和审判一切对象,诉求于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正义为价值导向的理性社会。人格的独立、个人主体性的强化以及对个体理性的日益崇信,都使得个人主义逐渐取代共同体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以“原子个人”为现实原型的“理性个人”成为架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的出发点。

(三)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具有绝对优先性,作为主体的个人是实体,共同体不具有实体性,共同体的价值在于维护个人权利。个人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而产生和存在的,尽管它在对抗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把人从传统共同体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救出来、确立和发展人的主体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随着个人主义的逐渐膨胀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它便走向了自反,现代个人面临着严重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托克维尔曾指出,个人主义必将使社会丧失美德最终沦为利己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优先导致集体主义精神失落,社会公共性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联系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34。如果现代社会继续以个人主义原则来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共同体的衰落,进而难以形成有效整合机制以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主义的实践困境暴露了其自身存在着巨大理论缺陷,它的理论前提是抽象的人性假设,即假设出一个人们拥有先天自然权利的“原初”存在状态,并以此来还原处于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个人,启蒙思想家们“都毫无例外地把人看成是可以脱离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处于一切历史发展之外的人类个体,并企图用这种抽象的个人去说明社会和历史。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个命题出发,这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3]273,这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远离了人的现实存在,意味着个人主义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理解还仅仅停留于前科学的水平,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对个人主义做出彻底的理论批判。

但是,个人主义批判并不意味着向共同体主义的简单回复,因为尽管共同体主义看到了个人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共同体,但它却以另一极端的视角遮蔽了个人与共同体的真实关系,它在存在上把共同体视为实体,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在价值上则以共同体的整体价值取代个人价值,这在理论上很难立稳脚跟,因为如果没有单个人的存在和不同个人之间因共同劳动而达到的彼此联合,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共同体主义只是对古代混沌共同体阶段由较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共同体本位关系的思想再现,它的社会存在土壤早已成为历史,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符合生产方式进步的要求,也不符合人性发展的需要,因而以共同体主义来解决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二、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理想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破解,不是追问价值上何者优先,而是首先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思维方式揭示了二者在存在层面的真实关系,在此前提下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做出了本质层面的批判,最终提出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理想形态和建构路径,达到了对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双重超越和辩证综合。

(一)共同体是个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反对把人孤立化和抽象化。马克思反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直接原因在于人类解放主题的召唤。马克思看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并没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尽管它是一大进步,却并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4]32,因为政治解放造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结构,它“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4]46。作为国家的公民,人们“平等地”享有抽象权利,而作为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与他人和共同体之间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从这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宣扬的人的解放只是一种假象,只有将政治解放进一步引向人类解放,才是解放的最终形式。

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思想旗帜是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哲学基础正是近代兴起的直观唯物主义,这种哲学观以其客体的、直观的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和人性做出了非历史的发挥,将人的现实社会联系从人的历史中抽离出去。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和政治个人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促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做出新的回答。

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活动,透过单个人的感性存在把握到了能动的实践活动对于形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意义。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并不是“抽象的个人”,也不是抽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历史的交汇点和统一关系中的个人,其“现实性”就体现在人们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抽象地存在,人们只有满足了衣食住行的需要,才能去创造历史。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物质资料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能够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而是永远只能采取一定的共同体结合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条件,共同体构成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类最初的社会结合形式就表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后来发展出基于地缘关系以及职缘关系等多种共同体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由具体社会关系所决定,人的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的共同体结合性,这是人的生存本性。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既不是以共同体为实体来还原个人,也不是以个人为实体来还原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种共在共生关系,一切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有效把握都要以二者的共在共生关系为前提。

(二)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危机

在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意义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在共生关系后,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进一步揭示出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马克思研究发现,所有制与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造成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共在共生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原始公有制条件下表现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与共同体的自然统一关系;当私有制的出现造成利益的分化后,原始的“自然共同体”质变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在独立的现代个人产生以后,随着人们对个体理性的日益崇拜、个体主体性不断膨胀,个人主义走向了自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陷入了现代危机之中。

马克思在生产方式层面上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异化状态,实际上是通过对以资本和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的批判,敞开了把握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现代性视域。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个人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并存,这是由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私有制与大工业生产相结合,世界市场建立,“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33-34,每个人都以“独立个人”的面貌出现。然而,个人的独立并没有带来人的彻底解放,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共同体性”越来越外在化为人对“物”的依赖性,人们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同时也变得畸形化、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现代个人陷入存在危机,这就是以现代性危机为本质反映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

资本是构成现代社会的本质依据,“现代性就内涵于资本逻辑之中,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最根本、最集中、最直接的本质和逻辑显现”[5]。现代化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现代分工等力量,都变成了个人无力驾驭而反受其控的力量,这是资本逻辑主导一切的结果,“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6。资本在其自我展开过程中不仅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同质性,而且对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形成双重支配权,“拜神教”转换成“资本拜物教”,由此导致了人的自我丧失。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共同体力量作为一种物化了的主体力量与人相对立。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发展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商品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个人,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强调与对集体价值的漠视似乎使一切共同体性遭到破坏、公共性源泉干涸;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外在化”和“物化”了的共同体力量的强力支配,人的主体性受到挑战,自由个性无法发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反思是在对资本逻辑与现代性的批判中进行的,触及到了问题实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危机从根本上得到破解。

(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真正“作为个人”而存在

马克思由资本批判所达到的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性批判,其最终目的是在人类解放的意义上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理想关系的建构,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的关系形式便是“作为个人的个人”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资本逻辑造就的现代生产力与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空前广泛而丰富的社会联系,尽管在当前还作为一种外在化的普遍力量与个人相对立,但正是这种源自于人的“共同体性”并历史地凝结成的物质力量为超越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困境奠基。化解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关键就在于人们亲自创造出来的丰富共同体关系如何被每一个人所占有,从而实现“共同体力量”与“个人力量”一致,这就需要扬弃资本逻辑,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和自发分工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即不是出于发展自由个性的主动需要。在共产主义阶段,个人对于共同体生活都是“作为个人”参与的,个人之间通过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4]573。“作为个人的个人”是在共同体中才能彰显个人存在之真实性的个人,而并不是个人主义所标榜的无集体“个人”、脱离了共同体的利己主义者。只是此时的“共同体”已经脱掉了作为政治国家的“虚假外衣”,抽离了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性,发展成为个人能够在其中充分展现自由个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意味着对于个人而言,“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6]52,个人与共同体在新的高度上实现和解与共生。

三、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

由于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因而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建立起了集体价值本位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等各种因素作用下,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又使得共同体和公共生活遭到冲击。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与集体利益、集体价值发生冲突时,人们总是在“小我”与“大我”的争论中陷入困顿。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思想将为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许多有益启示。

(一)以正确的思维方式科学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正确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树立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价值并重和发展共享的理念,使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个体之我”和“群体之我”同时拥有更多获得感。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以往人们的提问方式总是个人优先还是集体优先,集体应该遵从和满足个人还是个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以遵从和满足集体,这种争论将陷入无休止的背反状态,无益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因为从思维方式上来看,它是两极对立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结果。面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以科学的辩证思维对其进行把握,这是正确解决围绕着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而产生的存在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的大前提。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把握不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把握,而是一种实践生存论的把握,是以实践思维即中介思维和关系思维揭示了二者的真实存在关系是一种共在共生关系。这种共在共生的存在关系决定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转变以往的极端化和两极化思维,既要注重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要始终维护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保证和促进集体、国家、社会的整体统一性和有序性。

(二)发展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要放在批判现代性和构建现代性的双重逻辑视域中进行,促进个人充分发育的同时必须避免个人主义思潮对和谐社会关系的冲击

从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于西方,传统社会的依附性人格在今天还普遍存在,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两者并存,当代中国呈现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三者并存的复杂矛盾。而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揭示了未来理想关系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现代个人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即个人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获得、理性文化精神的形成以及自由个性的生成,这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必备内涵。因而,在社会现代化和个人发展问题上,当代中国不能因现代性的自反性而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在对现代性的建构中实现现代个人的充分发育。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表现为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化后对共同体的消解,本质上是现代性走向自反的结果。从目前情况来看,个人主义思潮和个人价值本位思想对我国集体主义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文化传统都造成不小挑战,在此情况下,我们回归经典,重温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处理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其重要的现实指向性就在于我们在构建现代性、促进现代个人发育的同时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及时有效地批判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批判作为其根基的资本逻辑和私有制,以防止它的进一步蔓延,以此避免当代中国重蹈西方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覆辙,及其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造成的困境。

(三)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合理关系的构建,必须夯实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得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的范围内,而是在现代性批判中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在共生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由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决定的,只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和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关系是以共同体本位和个人本位的极端形式呈现,并产生了共同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歪曲的思想认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造就了利己主义个人,也带来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而未来理想的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建构,其制度基础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它的本质逻辑不是资本主体性逻辑,而是人自身主体性逻辑。在共产主义的制度基础上,造成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利益分化和对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将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以呈现。因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个人与共同体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维护和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以凝聚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共识。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之上,个人与共同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共生和统一关系才能获得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白刚.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J].学海,2013,(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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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6 16:00:33 | 只看该作者
流行病、技术和远程工作:企业加大对工人生活的支配马蒂·哈特·兰斯伯格 · 2020-09-25 · 来源:激流网2020




被动地允许管理层使用技术来塑造工作流程和最终产品,这将导致绝大多数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作者/马蒂·哈特·兰斯伯格
  翻译/杜平 高山 飘渺
  校对/杜平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由冠状病毒大流行引发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的一个标志就是所谓“远程”工作的爆炸性增长。
  据美国人口统计局报告,2017年美国仅3%的全职工作者在家上班。今天,为了应对病毒大流行,大约42%的美国劳动者在家工作,只有26%的美国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
  企业领导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在家工作的转变,并在寻求使用新技术,以加强对远程工作过程的管理控制。工人们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仍在不断演变。
  流行病和企业对在家工作的拥护
  尽管大多数企业最初将转移到远程工作视为对政府强制封闭以及消费者和工人健康问题的一种必要的短期应对措施,但许多企业现在正计划在大流行后永久性地增加其使用量。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
  Facebook预计,最快2025年,该公司将有多达一半的员工远程办公。拥有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电子商务公司Shopify的首席执行官5月份在推特上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永久远程工作”。沃尔玛的技术主管告诉他的工人们,“虚拟工作将成为新常态。”
  问答网站Quora上周表示,“所有现有员工都可以立即搬到我们可以合法雇佣他们的任何地方。”那些不想去别地方的人仍然可以使用硅谷总部,那里将成为一个共同办公空间。
  这些大公司并不孤单。正如卢克·萨维奇(Luke Savage)在网站雅各宾上写道的:
  在封锁才持续几周的时候,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对公司首席财务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30%的公司已经计划减少业务的实体占地,高德纳(Gartner)4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公司计划将至少部分员工长期转移到远程工作岗位。
  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当然,这不是公司第一次接受远程工作。就在15年前,包括IBM、安泰、百思买、美国银行、雅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Reddit新闻网等大公司在内的许多公司都在积极推动远程办公。但他们最终都改变了方向,得出结论:员工的生产力、忠诚度和创新能力受到了影响。尤其是科技公司,为了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和忠诚度,他们建造了大量昂贵的新设施,这些设施提供了一系列免费的现场福利,比如公共食堂和健身房。
  由于这段历史,一些分析师怀疑目前企业对远程工作的庆祝是否会持续很久。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是不同的。当然,早期的迹象表明,在家工作的员工仍然专注于工作。萨维奇引用了《环球邮报》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雇主过去认为偏远地区的工人更快乐,但工作效率较低。结果恰恰相反。”《环球邮报》的文章接着说:
  对于转变为在家工作的文化的一个担心是,这会导致运营混乱:错过会议、WiFi不稳定、打坏电话的游戏(无论是比喻的还是字面的)。相反,即使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公司也发现,IT基础设施和职权系统都在维持。员工们在恰当的时间回复他们的电子邮件和加入Zoom电话。每个人都可以联系到。
  并非只有《环球邮报》一家发现了工人生产率高的证据。例如,《纽约时报》援引管理学教授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的话:
  “过去三个月的数据非常有力,”他说。“人们感到震惊。没有人发现生产率下降。大多数人发现有增长。人们已经工作了一千年,但它将停止,它将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沙利文博士补充道,创新甚至可能最终会赶上。
  彭博社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报道称,几家不同金融和投资公司的企业高管都看到了生产率提高的证据。
  在这些进步的背后,有三个潜在的长期发展趋势,为以下观点提供了支持: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企业扩大远程工作的承诺。首先是提供了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使用的在线交流平台,如Zoom,允许经理与员工轻松沟通,并在必要时让员工参与团队工作。企业通信的在线基础设施继续改善。
  第二个是最近正在发展的技术,允许管理监督和评估其员工的在线工作效率。正如《纽约时报》解释的那样:“对监控员工的软件需求激增,这些软件会跟踪我们输入的文字,用电脑相机拍照,并给我们的经理排名,看谁在Facebook上花的时间太多,在Excel上花的时间不够。”
  当然,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技术来监控和指导工作,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已经率先开发和使用软件来指导和加强仓库工人的工作节奏。乔希·蒂塔(Josh Dzieza)在Verge网站上提供了一个例子:
  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亚马逊员工都说,是自动强制的工作节奏,而不是工作本身的体力困难,让这项工作如此劳累。任何懈怠都在系统中被不断地优化,任何休息或恢复的机会也随之而来。美国西海岸的一名工人告诉我,亚马逊有一种新的设备,可以将聚光灯照到他应该挑拣的商品上,这使得亚马逊能够进一步加快工人的拣货速度,没法在找下一件商品的时候摸鱼。
  但正如蒂塔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新软件的可用性和使用也在不断增加,这使得企业能够轻松地监督其在线员工的工作成果。WorkSmart就是一个例子。蒂塔描述了一个在孟加拉国的软件工程师的经历,他被要求下载软件,作为他在奥斯汀的交叉技术公司工作的条件。除此之外:
  该软件跟踪他的按键、鼠标点击和他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评估他的工作效率。他还被要求允许程序访问他的网络摄像头。每隔10分钟,系统就会抓拍三张照片来确保他在工位上。如果智能系统拍照的时候他不在那儿,或者,如果它确定了他的工作效率低于某个临界值,他就会因为这10分钟的间隔而得不到报酬。
  其他最近开发的、目前用于监控呼叫中心员工工作的软件程序也可以很容易地用于监控在家办公的做同样工作的员工。记录呼叫的数量和长度已经过时了。这些使用人工智能的新程序现在可以评估员工与客户交谈时的“情绪”语调。一些程序甚至可以实时训练员工,告诉他们说的再慢一点,或者更有活力,或者表达同理心。企业对远程工作日益浓厚的兴趣有望推动越来越复杂的产品的开发,这些产品将允许对在家工作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并对在家工作的员工进行更详细的评估。
  持续转变的本质是让他们说话更慢,更有活力,或表达同理心。经济是第三个原因,这段时期可能标志着工作地点的重大转变的开始。简单地说:失业率现在很高,如果可能的话,工人们欢迎一个安全的选择来替代现场工作。
  在过去,现场工作是公司的标准做法,大多数工人都喜欢这样做。因此,员工通常能够破坏私人企业推动他们在家工作的努力。现在,远程工作不仅是新的规范,并且因为病毒,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理想的替代。由于对病毒的恐惧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使远程工作正常化和赢得工人对新工作关系的接受方面,即使在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后,企业仍处于比过去强大得多的地位。
  利润与支出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公司对远程工作的增加会感到如此的兴奋。一个原因是将会逐渐减少他们的设备花费。劳动力方面的收益可能更大。公司将有能力扩大它的工作业务,雇佣可能住在离公司所在地千里之外的员工而不用支付搬迁费用,而且有可能通过支付与当地生活成本相称的工资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且,一个公司的劳动力在地理上越分散、越孤立,员工就越难建立起挑战管理要求所需的团结纽带。
  远程工作的使用通过将新雇佣的人员重新分类为独立的合同工,为节省更多的劳动力开辟了可能。毕竟,许多远程工作者已经在为他们需要的设备(桌子、椅子、电脑、网络摄像头)、支持的技术基础设施(高速Wi-Fi)和办公室维护(清洁)买单。
  当然,大多数员工对在家工作也持积极态度,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感谢在大流行期间能够继续工作并在家中安全地工作。但就目前的结构而言,远程工作的成本对工人来说正在不断上升。
  正如彭博社的一篇文章总结的那样,“我们工作时间更长。我们和更多的人参加更多的会议。而且,我们发送更多的电子邮件”。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基于对北美、欧洲和中东16个城市21000多家公司约300万人的调查。研究人员表示:
  对比Covid-19封锁前后两个8周的员工行为。通过查看电子邮件和会议数据,该小组计算出工作日持续时间延长了48.5分钟,会议次数增加了约13%,人们平均每天多发送1.4封电子邮件给他们的同事。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Lenovo Group Ltd.)这一科技公司对10个国家的20262人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发现“令人不安的是,因Covid-19而被迫在家工作的人中,有71%而患上新的或加重了疾病,这是由他们现在必须使用的设备引起的。最常见的症状是背痛、姿势不好(例如驼背)、颈部疼痛、眼睛刺激、失眠和头痛。”
  仅以美国为例,Nord VPN的一项基于对在家工作人员何时接通或断开其VPN服务的研究,发现在家工作的员工每天比州、市封闭前多工作3小时。鹰山咨询公司(Eagle Hill Consulting)对1001名美国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到4月初,约45%的员工表示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几乎一半的人将精神损伤归因于工作量的增加、兼顾个人和职业生活的挑战,以及雇主缺乏的沟通和支持。”
  考虑到公司规划的方向,员工远程工作的体力和情感成本很可能只会增加。正如一位公关主管在讨论公司为何对远程工作持如此积极态度时所解释的那样:技术更好了。此外,“我们现在有规则了,”他说。“你必须把早上9点到下午5点30分之间空出来。你不能把这段时间用在照顾孩子。”
  未来的挑战
  对许多工人来说,正是由于这种流行病,家庭被迫被隔离在小型住房单元中,使得远程工作变得如此困难,而且在情感上也很疲惫。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在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关闭之前,进行现场办公的经历也远不理想。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调查显示:
  即使在冠状病毒得到控制之后,大多数美国上班族也不急于全职回到办公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永远在家工作。各种新数据显示,他们未来的工作周很可能被分为是在办公室工作和家里工作。
  例如,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g Consult Company)在6月中旬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总的来说,73%的从事远程工作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大流行使他们对远程工作的前景更加乐观。考虑到这一选择,四分之三的这些员工表示,一旦大流行得到控制,他们愿意每周至少在家工作1-2天。
  因此,争论的焦点是谁来决定工作地点,而更重要的是工作条件,包括远程工作。目前的迹象表明,企业计划将员工推向更多的远程工作岗位,超过了调查中显示的员工意愿。而且在一定的监督和评估条件下,员工会感觉讨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那些远程工作或受到远程工作威胁的人是否能够迅速组织起来,迫使公司与他们就工作地点,工作流程,现场或场外,(包括新技术的目标和用途)进行谈判。
  如果说有理由乐观的话,那就是科技行业的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团结似乎越来越大,其中包括支持工会化,尤其是在谷歌和亚马逊等一些大公司。正如泰勒(Tyler Sonnemaker)和阿拉娜·阿克塔(Allana Akhtar)为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撰文所描述的:
  甚至在一年前,科技公司的自助餐厅员工和办公室员工在组建工会问题上意见一致的想法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一波员工行动主义和组织努力的浪潮表明,该行业普通员工和高管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第一次,薪酬更高、与管理层关系更密切的开发人员和产品经理与仓库、自助餐厅和合同工等领域的薪酬较低的同事站在一起。
  频繁地向媒体泄密(鉴于科技公司历史上的紧密文化,这一点值得注意),以及诸如拼车司机联合会(Rideshare Drivers United)、技术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雅典娜(Athena)和亚马逊联合会(Amazonians United)等组织的出现,只是近年来员工行动主义抬头的两个迹象。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流感大流行和种族正义抗议的鼓舞下,像Away这样的初创公司和Facebook这样的巨头的员工们组成了批评者的合唱团。
  被动地允许管理层使用技术来塑造工作流程和最终产品,这将导致绝大多数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恶化。值得期待的是,不管这种流行病的未来如何,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人鼓动和组织活动将继续下去,对以利润为驱动的工作产生共同的批评,并支持包括工会在内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可以为一个更人道的经济体系而斗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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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30 19:13:16 | 只看该作者
快递员已成中国新经济新业态下一支劳动力队伍 © AP Photo / Ng Han Guan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经济
16:15 2020年09月30日缩短网址
作者: 莉季娅· 斯坦钦科
0 40
在中国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在快递行业工作。早在新冠大流行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过程,现在这一过程只是加速了。为什么年轻人选择快递而不是工厂工作?
早在2018年《人民政协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预测,到2020年、2035年、2050年,劳动力有效供给将分别为6.31亿人、5.23亿人、4.24亿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报告,21-30岁的青年人是90后一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农民工中的占比已经回落超过12个百分点。制造业是农民工从业人员持续减少的行业,2017年-2019年,所有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占比,比前一年分别下降0.6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

“世界工厂”地位暂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中国不可能永远是“世界工厂”
90年代一代人绝对不愿意在工厂工作的事实已成为雇主的一个实际问题。但也有不缺少员工的地方,例如,在快递业。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300万。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200万。大部分快递员来自农村,其中70%为35岁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本可以是工厂的一名工人,但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此评论道:“首先,快递员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制造业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相对于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单调工作,快递行业可能更加丰富多彩,能够接触到更广的社会面和更多的人群,所以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快递行业作为新经济新业态下的一支劳动力队伍,已经被归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中。根据初步预计,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人。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网络经济的发展更是给快递行业带来了众多机遇。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递行业的前景还是挺光明的。”

很难说快递工作很轻松。要知道,快递员必须在任何天气和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要马不停蹄的工作。但正如李长安所指出的那样,还是有许多人更喜欢做快递员,不仅是因为收入较高,而且因为与跟车床打交道工作不同,快递工作不单调,人们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他们不会被锁定在一定的空间。这些因素对活跃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的前景更光明。

李长安专家并没有否认工厂最终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严重短缺这一事实,而是认为,生产本身也会因此有更多的加快发展的机会。
李长安专家解释说:“实际上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早在2003年就已经出现,即所谓的‘用工荒招工难’问题。并且近年来这一问题远没有得以解决,甚至在某些地区还更加严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制造业一线工人的严重短缺,能够推动机械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工厂的应用。我认为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无所谓好坏的问题。例如年轻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快递业,一方面可以推动快递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促进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新技术的应用。”
由此可见,这里不必担心机器人会让人们丢掉饭碗。

应当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对快递员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来自Avito Rabota的数据,2019年对普通徒步快递员的需求同比增长10%,对快递司机的需求增长3%。今年三月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俄罗斯雇主和求职者对快递员的需求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仅在莫斯科,短缺人数就增加了4倍。绝大多数应聘者是年轻人。求职网站hh.ru上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简历来自22岁以下的潜在雇员,四分之一属于26至35岁的应聘者。另外17%和13%的应聘者分别在22-25和36-45岁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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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 18:35:22 | 只看该作者
恩格斯论贫困问题

2020-9-29  唐解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历史告诉我们,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最低限度,消灭贫困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低需要。围绕着贫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不断强化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批判传统观念论、唯灵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立足生活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强调群众史观。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唯物史观的最初立场,并将其充分运用到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中,将贫困问题作为社会总体问题进行考察。

发现贫困问题: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

恩格斯将贫困问题视作社会历史问题,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以及哲学问题。在说明贫困问题时,恩格斯并不囿于既定的社会状况,而是敞开对欧洲大陆历史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英国进行社会改革所面临的困境。通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形式及其典型特点,恩格斯说明了利益统治即财产统治下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形成原因,指出社会革命大大加速了封建制度的消亡以及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灭亡。一方面,出于利益原则,政治和宗教已经不能说明人的本质规定性,人人开始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形式上以这种“比较自由的原则”作为依据的济贫法,被恩格斯称为巴士底狱般的社会存在物。因为在反对自私和竞争、鼓吹协作分工和自由劳动的背后,是通过改良的方式强化竞争制度,以至于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旁观无产者普遍贫困问题。

恩格斯拒斥“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注解法,拒绝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负责制,也反对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思想实验,即“解除社会贫困的社会主义计划”。恩格斯认为,在现实的贫困问题和正义问题面前,这些精神材料显然毫无意义。他通过亲身观察获取数据,由此发现了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恩格斯指出,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工人阶级贫困状况是工业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结果。工业革命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竞争和垄断现象,使贫富差距更加尖锐和明显。随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人和土地的矛盾、消费与生产的矛盾,商业危机的普遍严重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危机。

恩格斯提出了“社会谋杀”概念,将赤贫问题等同于“社会谋杀”,认为这是源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机制,直接体现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寡问题。但是,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在向无产阶级倾斜。在当时,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以及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例如,辉格党从土地垄断和谷物法等方面解释贫困现象;托利党从自由竞争方面说明贫困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则以财产共有为前提,从既定的法权关系理解贫困问题。这些理论家或经济学家既没有深入考察“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也没有以社会历史总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也就没有透过竞争和垄断现象、所有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深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他将社会竞争贯穿于对全部物质生活关系的分析中,不仅将贫困问题视作生产关系问题,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虚假性。面对“社会谋杀”现象,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工人阶级正在饱受苦难,但不去改善这一现状,反倒用法律或思想启蒙等方式掩盖和修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分配不公的问题,结果便是资本愈加速流动,赤贫现象就愈剧烈。

剖析贫困问题:以生活决定意识为基本原理

恩格斯拒绝用思辨哲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原理和依据,而是立足于感性生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形成对工业社会状况的基本看法。恩格斯以经验直观的方式说明了私有制以及贯穿于全部生活关系的竞争机制的作用,追究“社会战争”产生的根源。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发展使得人成为商品,竞争制度使得千百万人受到“屠杀”,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人性伦理问题,必须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手段才能解决。物质生活关系的发展使得人的存在方式逐渐由人的支配向物的统治转移,世界的统治者成为普遍抽象的资本及其所有物。人在沦落为资本奴隶的同时,贫困问题随之形成。

以现实个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为立足点,恩格斯说明了内在性与外在化原则。在英国,内在性主要体现为纯粹利己的、原子式的原则,外在化的形式主要体现为私有制的运动。围绕这两大向度,恩格斯全面地分析了现实个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从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两大方面对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凝视。

从外在化形式来看,物的规律取代自然规律参与对人类关系的塑造,形成私有制统治的世界秩序和政治社会。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对被雇佣者、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恩格斯指出正是财产或者资本在进行统治,所以国家与法的一切不正义行为将整体压力加之于无产者、穷人身上,而整个社会却采取了一种旁观态度,间接向富人提供庇护手段。当时的英国只是富人和中间阶级的天下,宪法所承认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所有物,而穷人和无产阶级则在资本的裹挟下失去社会平等和自由。

从内在性原则来看,恩格斯通过人性伦理、社会意识、利己主义等方面表达了贫困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随着私有制和资本的运动,“现金支付升格为人类唯一的纽带”,利己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以一种合乎理性的世界秩序在人类意识中根深蒂固。在经济生活中,人们一如既往地崇尚利己主义,追求利益的活动成为普遍现象。利己主义成为推动工业运行的重要“法宝”。然而,功利主义在提高城市效率的同时,也在拉低城市最主要人群的生活水平。不近人情的利己主义与无以言表的贫穷状况共同形成工业社会的空间形象。

解决贫困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突破方式

阶级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分析历史现象就必须展开对阶级状况的分析。在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一直以一种“社会战争”的形式出现,贫困问题也一直以这种阶级对立的方式存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困苦生活和被压迫状况。恩格斯特别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状况,并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恩格斯将英国状况的核心问题视作工人阶级状况问题,着重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所催生的无产阶级及其贫困问题。贫困问题不只是生活状况问题,更暗含着普遍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直观地体现在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和生活之中。因此,描述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直接体现了普遍的社会现实问题。

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说明贫困问题特指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而不是穷人、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只有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才是关系到英国社会走向的普遍问题。青年恩格斯将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厘定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并指出其社会状况和历史原因。对此,恩格斯重点描述了城市工人阶级的住宅状况、人口移民、产业竞争、工厂劳动等典型问题,以一种经验直观的方式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及其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实质。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资本统治权和享乐权落在占社会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果实。

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有可能使阶级利益得以融合。工人运动不是自然运动的过程,而是社会历史展开的过程。不是因为贫穷而产生工人运动,而是因为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产生工人运动。恩格斯通过亲身考察说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裹挟下的奴隶般生存条件,揭露出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幻性,间接说明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可长久性,最终会被无产阶级政权所推翻。正缘于此,恩格斯提倡社会革命,从最根本的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说明解决贫困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基于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穷人反对富人的阶级斗争不是在整个政治或民主制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命,而是超出一切政治实物并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引导下的社会革命。同时,恩格斯指出:“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换言之,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从虚幻的普遍性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社会普遍利益的获得者,以及社会权力的拥有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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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3 22:02:51 | 只看该作者
有你贡献的吗?中国快递业务量刷新纪录 © REUTERS / ALY SONG
中国
19:40 2021年06月02日缩短网址 0 100
按照国家邮政局实时监测数据,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400亿件,接近2017年全年水平,日均业务量超过2.66亿件,日均服务用户超过5亿人次,行业服务民生作用更加凸显。国家邮政局预计,2021年全年快递业务量将超过950亿件。

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400亿件用时仅5个月,比2017年中国快递业务量首次达到400亿件提前了7个月。这显现了中国快递市场巨大的发展韧性、蓬勃活力和增长潜力,也彰显了邮政快递业在促进消费和畅通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顺丰、中通和京东快递等企业升级完善产品体系,提升服务体验和品质,创新寄递模式改善农产品等寄递时效。邮政、顺丰和圆通开通运行多条国际货运航线,航空运力稳步提升,运输网络不断拓展,行业综合运输能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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