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论坛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11882|回复: 9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抗战以'军'(国)换'帝'(国) 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解放战争

[复制链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跳转到指定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20-9-4 19:28:5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018年02月01日 10:40 来源:求是网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毛泽东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1〕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7〕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9〕和黄巾〔9〕,隋朝的李密、窦建德〔10〕,唐朝的王仙芝、黄巢〔11),朝的宋江、方腊〔12〕,元朝的朱元璋〔13〕,明朝的李自成〔14〕,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15〕,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7〕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19〕,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0〕,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21〕。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2〕,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3〕。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2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25〕。“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7〕、义和团运动〔28〕、辛亥革命〔29〕、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3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33〕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3〕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34〕。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35〕。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36〕。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35〕,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注释
  〔1〕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
  〔2〕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是很早的。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慈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磁石能吸铁。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用人造磁针制造的指南针。到十二世纪初,即宋徽宗时,朱彧的《萍洲可谈》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都说到航海用指南针,可见当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3〕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二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4〕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七世纪,即唐初年间。
  〔5〕宋仁宗庆历(一○四一――一○四八)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6〕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7〕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8〕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十八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9〕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等领导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民数十万人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10〕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12〕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15〕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16〕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17〕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8〕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19〕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20〕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1〕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八国赔偿银四亿五千万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和北京至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22〕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凡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或者法庭裁判。
  〔23〕从十九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24〕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一八四五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25〕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6〕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27〕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28〕义和团战争是一九○○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29〕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30〕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1〕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32〕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反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4〕这个自然段是一九四○年四月以后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的。一九四○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指出正在编写的战士课本需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35〕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先后组织爱国团体,出版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三年,留日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法”(反对法国军队入侵广西)和“拒俄”(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运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0-9-4 19:32:34 | 只看该作者
郝贵生:毛主席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学习与应用

郝贵生 · 2020-09-04 · 来源:乌有之乡


列宁诞辰150周年毛主席逝世44周年


没有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学习、丰富、发展和应用,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毛泽东思想无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主席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学习与应用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和毛主席逝世44周年
郝贵生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产物。也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学习、研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中的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仅在革命建设实践中系统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恩著作,也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尤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特别喜欢读列宁著作。有三个原因:一是那时翻译的列宁著作比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宁著作中有直接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导性;三是列宁著作比较生动,好读。毛泽东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重要讲话中谈到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说:“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这样评价列宁主义,实际上也是毛主席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学习、继承、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的,并把列宁主义思想应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本文着重谈谈毛主席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学习与应用,以此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和毛主席去世44周年。
  列宁一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他不仅阐发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革命斗争策略理论及实践中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分析认识具体问题,而且在1908年和1914年分别写出了阐述哲学的理论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毛主席十月革命之后,在注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列宁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毛主席一开始他的革命和理论生涯,就特别重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表现在在井冈山时期,他写过多篇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的著作。到延安后,他继续学习研究列宁的这些著作,尤其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这两本列宁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以及苏联学者依据这两本书写成的哲学专著。如1935年在我国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著李达等人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毛泽东晚年多次提到列宁这两本著作在列宁主义著作中的地位及多次号召全党学习这两本书。文革期间,毛主席圈定的领导干部读马列的六本书,列宁著作中就有两本,其中一本就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从毛主席民主革命时期写成的他的两篇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几个具体观点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汲取列宁哲学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
  1、阐述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在《唯批》和《哲学笔记》中都特别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他在《哲学笔记》中讲;“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毛泽东在《实践论》引用了列宁这句话,论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2、阐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感性到理性辩证发展过程及理性认识的本质思想。列宁在《唯批》中揭示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一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到感觉到物呢?前者是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毛主席《实践论》中高度肯定列宁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并把列宁的这条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具体化为任何认识都来源于实践,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经历感性认识即感觉、直觉和表象的阶段和理性认识即概念、判断和推理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过程。对于由此获得的这种科学的抽象的理性认识,毛泽东《实践论》还引用列宁的话说:“正如列宁所说乃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3、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列宁在《唯批》中强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思想。如他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一便不至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毛主席受到列宁这一思想的影响,就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绝对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因为一个理论或路线在实践中一次失败了,不一定判定理论或路线的错误,因为实践本身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实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正确的理论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毛主席后来在《人是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一文中讲到:“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把如反动势力这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4、阐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和认识发展总规律的思想。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认识客体对认识主体的不依赖性。二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存在不可知性,主体既可以反映认识客体的现象,也可以反映本质。三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是一个过程,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同时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还讲到,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实践论》显然受到列宁这些思想的启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把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结论高度概括为一个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5、阐述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学说中的理论地位并进一步发挥说明。矛盾学说是唯物辩证法学说中的极其重要内容,列宁高度重视对矛盾学说的研究。他的《哲学笔记》特别是作为精华内容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两篇短文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极其简练、深刻阐发了矛盾学说的实质及其在辩证法学说中的地位。他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矛盾论》在引用了列宁上述有关论述,直接得出结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发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遵照列宁的论述,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实质、核心,做进一步的深入的说明和发挥。“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哲学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列宁思想的启发,就没有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全部思想。
  6、阐述绝对相对共性个性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思想。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特别阐发了绝对与相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原理。他说:“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列宁还特别指出,人的认识都是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毛主席依据列宁的这些思想,在《矛盾论》中加以说明和发挥。其一,阐发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中。其二,阐述了矛盾的特别性的含义及矛盾着的事物及更侧面具有特殊性,并从五个方面展开如何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其三,阐述一般个别相互关系及其在矛盾辩证法学说中的地位。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其四,阐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区别与内在联系。真理的绝对性一是指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二是每一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的时间空间的物质世界的接近。真理的相对性一是从广度讲,任何真理都是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部分、方面的认识。二是从深度讲,任何真理都是对世界的某一方面的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近似的反映。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真理,而是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的属性,二者密不可分。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
  7、阐述矛盾的斗争性、同一性相互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思想。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揭示了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它“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列宁还揭示了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统一性的相对性。他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的一样”。《矛盾论》中在列宁这一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含义、相互关系及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所谓矛盾同一性,一是指矛盾两个方面一定条件下,相互依赖,互为存在的条件。二是指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趋势和性质。它和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相比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它的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主席特别强调二者的相互结合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中还阐发了不同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毛主席的《实践论》及《矛盾论》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这两部哲学著作的关系也与列宁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实际就是指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唯物主义认识论要求人们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但如何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呢,面对着客观世界无限多样、千奇百怪的事物、现象,大多数人把客观事物的外在现象甚至假象、枝节、外在的零碎的事实简单照搬到头脑中来,就误以为这就是客观事物、自在之物本身。当年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就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外在原因、现象当做战争的本质,做出了维护本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错误的结论和策略。列宁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认识,认为这只是“实例、枝节之论。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学习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研究辩证法思想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显然受到列宁这一思想方法的极大影响。毛泽东也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真实国情,但如何研究?也遇到列宁类似的问题。所有他要研究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也正是深入研究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所以毛泽东一生无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就如何调查研究他也有大量文章和讲话。在调查研究中就存在一个如何认识感性材料、现象、实例等,就存在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做不到的,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如何认识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的新的形势和任务?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万里长征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两个务必”等思想都是毛主席依据科学的思想即唯物辩证法尤其是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分析和预测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也存在如何实事求是认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问题,毛主席也仍然一而再再二三地强调调查研究,强调科学分析。大家所熟悉的1963年5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把1938年所写的《实践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具体化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及其它有关思想。
  认识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还是否存在阶级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回答这一问题既需要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的客观资料,又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特别是哲学思维的指导。如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九评”第九评中谈到十五条,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社论中把十五条压缩为六条。第一条仍然是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如何在学习研究列宁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对立统一思想在他晚年理论与实践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入阐发,就没有系统深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任何理论来于实践,同时必须指导实践。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指导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个实践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毛主席高度评价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其重要作用。1963年5月他在一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语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2013年党中央召开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曾经指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的显著特点。毛主席为什么能够高瞻远瞩?世界上具有高瞻远瞩特征的只有三个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其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王震同志晚年指出,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其根本原因正是毛主席能够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认识国内外形势与特点的结果。毛主席比我们任何人看社会生活和历史都看得深、看得透、看得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学习、丰富、发展和应用,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毛泽东思想无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2020年9月4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20-9-4 20:41:59 | 只看该作者
金冲及:抗战胜利初对我影响最大的三种杂志


2020-09-03 17:31:34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文/金冲及】
《周报》《民主》和《文萃》是抗战胜利初上海出版最早、社会影响最大的三种进步政论杂志,也是我当时作为高中生经常阅读并从中受益的刊物。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们只存在一年左右便相继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文萃三烈士”还为它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今天的读者对它们也许已感到陌生,但它们记录的时人思想嬗变历程、作出的历史贡献,仍值得我们重温。
抗战胜利初上海进步报刊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时,从来极其重视思想文化这条战线,因为这关系到人心向背。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它们为大后方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鼓舞人们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曾言:“国民党反动派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地区出版发行,也和它的抗战一样,和它的和共产党合作一样,是完全出于被迫。从报纸的筹备出版起,就一直遭受到反动派的重重阻难。”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周恩来对这一报一刊的出版和发行倾注了不少心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抗战一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人员来到原沦陷区上海,十分重视对上海舆论界的控制。当时发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等都被国民党控制。那时,生活在原沦陷区的民众正沉浸在国土重光的极大兴奋中,热切期盼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但相当多的人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情况缺少了解,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
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1日提出尽快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杂志。9月间,派徐迈进以采访南京受降的《新华日报》记者名义赶到上海主持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的出版。经过三四个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但国民党政府坚决不准《新华日报》在上海登记出版。徐迈进回忆自己又以《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名义,陪同潘梓年到上海市社会局办理登记。“对方出来接见的负责人好像是潘公展,他说:‘你们已经在重庆办了《新华日报》,怎么还要在上海办?’我们再三跟他讲道理,并声明如果上海可以出版,我们可以考虑将重庆的停掉。可是在上海申请办报,拖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10月10日,又改出一种小型的《建国日报晚刊》,由周恩来派来上海的夏衍主编,国民党政府仍不准登记,只出版12天就被查封。后改为《联合日报晚刊》,由陈翰伯主编,到1947年5月又被查封。此后只好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航寄到上海发行,但读者无法订阅。我当年在读高中,只在报摊上看到过一次,是用浅黄式的土报纸印的,听说它的办事处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周报》《民主》和《文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先后在上海出版的。
《周报》和《民主》
《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主编是唐弢、柯灵;《民主》创刊于同年10月13日,主编是郑振铎。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平心、师陀、郭绍虞、周予同、胡曲园、林汉达、罗稷南等。他们基本上是蛰居于原沦陷区上海、素有很大社会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往往同时为这两个刊物撰稿。文章充满激情,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叶圣陶从重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在日记中写道:“唐弢编《周报》,为迩来最流行之刊物。”《民主》是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约请郑振铎担任主编的。唐弢曾这样回忆郑振铎:“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在熟人中间,像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就民族意识来讲,我以为尤其是这样。”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才获得抗战胜利,《周报》和《民主》创刊号都充满兴奋和激动。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民主》休刊号,1946年10月31日出版
《周报》的《发刊辞》写道:“在黑暗和危难中我们渡过这整整的八年。胜利!我们以无限的欢欣和不可遏止的热情来迎接它!”“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主张:加强团结,实行民主。”
同期《周报》创刊号上,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像梦似的,一阵狂欢的呼声,从深宵的黑夜袭来,说是‘中国自由了’!登时自己好像摆脱了多么沉重的锁链似的,觉到了从来没有的轻松。兴奋随着热血涌上心头,一阵一阵的昂进,不能制止。”《民主》的《发刊词》写道:“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
这些话充分表达了长期处在日本侵略者残暴奴役下的原沦陷区爱国民主人士的激动心声和殷切期待。但是期待越是殷切,当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种种恶劣现象纷至沓来时,他们的痛心和愤慨越是强烈。
当时人们普遍关心国民党政府如何接收敌伪产业和财富,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但人们看到的却是大群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特务机关的洗劫。他们彼此争夺、据为己有,甚至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一些“接收大员”在工厂前门贴上封条,从后门把厂内物资抢运出去,投机买卖。社会上很快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周报》在10月6日发表的《释“接收”》写道:“生产机构的陷于停顿,这是目前普遍的现象!——然而却决不是应有的现象!”这种“普遍的现象”,无异给人民浇下一盆冷水,顿时凉了半截。
紧接着,给原沦陷区人民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到来了,那就是物价飞涨。11月3日,《民主》发表《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疾呼:“我们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要求负责者立即制止物价的高翔!人民们已在水深火热的敌伪统治下煎熬了八年,现在没理由再忍受任何的生活的煎熬了!”“上海的人民们在刚刚欢欢喜喜的庆祝着胜利,欣幸着胜利后的物价的下跌,突然的受到了这个刺激,无不十分的愤怒,高喊着要求惩办奸商。”并指出,正是政府,对物价飞涨起着主要作用:“这样一涨十倍,一涨几十倍的作风,奸商们还不曾有胆量干过。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民主》第5期又专辟“物价问题特辑”,发表了七篇文章。周建人在《享受自由的条件》称:“我们挨过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个难关,不料现在又遇到别一个关头,便是遇到了战后的物价的飞腾高涨。”许广平(景宋)在《人民需要爱抚》说:“能够有囤积的资格的,当然不是具有少数财产者。可以左右物价的是大商家,大富户,尤其背后有大势力的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短短不足三个月内,国民党政府在原沦陷区丧失民心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更令人焦虑的是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郑振铎在《民主》上写道:“从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开始会谈以后,我们哪一天不在探问着会谈进行的情形,不在关心着会谈进行得顺利与否。一点小小的争执的谣言便足以使我们担惊受怕。”“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圆满解决,仍是我们发愁的中心问题。”
抗战胜利后,人们最热切的期待是制止内战,从事和平建设。中国共产党正为此努力,而蒋介石却已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能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了。这年11月25日,昆明各校师生等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和平的时事晚会。费孝通、钱端升等四位教授演讲,主张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设。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五军包围学校,并响起机关枪、冲锋枪进行威胁。第二天,昆明各校群情激愤,罢课抗议。12月1日,大批军人冲入西南联大,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4人,伤20多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事件”。
《周报》立刻发表《国立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学生告全国同胞书》,在第2期开辟了“昆明血案实录”的专栏。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以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在同期一篇文章中说:“内战是三十四年(即1945年)来全国老百姓所痛心的,试问从反对内战的口号出来,有没有提出反反对内战的,人心如此,能够用枪杆禁止他们谈反对内战,决不能叫老百姓心里不反对内战”。他还引用周炳琳教授的话:“我们被打了还说我们是匪。”
郑振铎也在《民主》上连续发表《我们的抗议》《由昆明学潮说起》。他称:“有一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民主’在报摊上已经不能卖了,有人去没收他们。”“没收的不止‘民主’一种,还有《周报》等等。”“在此日月重光的时候,我们纯然以善意的态度来督促政府,来说我们应该说的话”,“本刊有什么‘违禁’的地方?”“我们不愿意被‘窒息’而死,所以我们不能不抗议!”又说:“昆明学潮只是表面化的一个严重的事件。潜伏的危机是更多更大的。‘曲突徙薪’,是在国内的和平、统一,与实行民主政治。”这是有正义感的人不能不感到激愤的。
尽管《民主》《周报》出版发行都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主编和大多数作者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行文表达上也通常都很克制,但国民党政府仍不放过它们。随着全面内战爆发的步步逼近,对这些刊物的摧残也步步紧逼。1946年3月25日,《民主》发表《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列举事实:“例如上海文萃、周报、民主周刊等刊物,在报摊上曾经有过被搜查没收的事情。”“至于报贩的遭殴打,被拘禁;有人向派报处强取报刊,还要拿出枪去恐吓;及邮局寄递刊物受严密限制,更说不胜说。”
3月30日,《民主》又发表《什么时候才有新闻自由》,点名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不愧是宣传部长,这几句话说得太冠冕堂皇了!进行起来,也并不含糊。”并且披露成都反苏大游行“队伍走到新华日报门前时,从四川大学窜出十多个特殊人物,跳进报馆门口,推翻了柜台,一切报纸书籍在空中挥舞,在脚下践踏,把书桌、柜台弄成碎片。同时打伤一个店员和一个照相的。”“这样下去,捣毁报馆就要成为一种风气。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固然首当其冲,就连无党无派的报纸也不能逃掉这恶运。”
国民党当局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所办、但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的刊物也下毒手了。同年8月24日,《周报》被迫出“休刊号”。这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的时候。这一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上海的人心变化也实在太大了。
《周报》主编唐弢、柯灵在“休刊号”上写了情文并茂的《暂别读者》,作为休刊词:“《周报》要和读者暂别了。提起笔来,百端交集,觉得有许多话想说,却又有无从说起之感。一年来,我们在温情和仇视之下,苦苦地支持着这刊物,因为出版最早,所遭遇的打击也最多——有些简直是难于想像的,那种折磨生命蛀蚀人心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我们对抗,承受,竭全力以应付,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我们不敢说为它有什么牺牲,可是大家看重它、要它生长,要它为人民说话,培育成代言的舆论;想不到今天国民党政府也会这样‘看重’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我们不得不宣布它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周报》深得人民的爱护,这是由它的销数可以证明的;《周报》最为政府诸公所痛恨,这也可以由它的被迫停刊来证明的。为什么人民之所爱会成为政府之所恶呢?问题一经思索,我们不能不替政府感到羞耻。想想吧,随便从街上拉一个人来问,胜利当初他对政府的期望怎样?现在又怎样?胜利当初他对最高当局的敬意何等深厚?现在还保持着这一份应有的深厚没有?一年的时候不算长,这变迁实在太快了。《周报》是这一时期里的最忠实的记录。”
它忠实地记录下了原沦陷区相当多人——包括像我这样有爱国心但在政治上还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思想变迁的轨迹。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人心大变动的生动体现。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周报》第26期,1946年3月2日出版
《周报》休刊号还在《我们控诉!》的总标题下发表了马叙伦、郭沫若、 柳亚子、茅盾、巴金、周予同、叶圣陶、郭绍虞、许广平、吴祖光等十余人写的抗议短文。这些犀利的短文,同样记录下国民党统治区人心的激烈变动,而人心的变动正无形而深刻地预示着国内局势将要出现大变动。
10月10日,沈钧儒、柳亚子、茅盾、巴金、叶圣陶、胡风、翦伯赞等39人联名在《文萃》上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的强烈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进一步的强硬行动。10月31日,《民主》也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说:“本刊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刊物,主张民主,主张和平。”“一个主张民主和主张和平的刊物,难道就要受到地方当局的干涉和取缔么?”“本刊虽然被生生的搤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虽被搤死,但不会是没有后继者的。我们尽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更灿烂辉煌的。”
唐弢、柯灵、郑振铎和刊物主要作者,都是长期生活在原沦陷区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熟悉原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感情,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在当时原沦陷区各大城市思想界嬗变中所起的作用不容遗忘。
《文萃》
《文萃》是1945年10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编辑和出版者都用“文萃社”的名义,没有主编和发行人署名,“只在卷末用小字印有:本刊已呈请市党部备案并向中宣部呈请登记中。”它和《周报》《民主》并称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文萃》第35期,1946年6月20日出版
同《周报》《民主》相比较,初期的《文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虽也是政论性的刊物,但在初期是文摘性的刊物,主要选载大后方各重要进步报刊的文章。《文萃》创刊号的《编后小语——代创刊辞》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出版这样一本集纳性的,文摘性的刊物?决不是凑热闹,而是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情势。我们刊载的稿件,有特约的,但大部分是从陪都(指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著名报纸、杂志上的精选下来的。内容与价值,请读者自己去评判。”
1945年所出8期《文萃》先后选载:张申府《民主团结的精神条件》,田汉、李公朴《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邓初民《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黄炎培《胜利了痛定思痛》,马寅初《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张志让《解决国是的两个时期》,乔木(乔冠华)《抗着逆流前进》,陈翰伯《请友军退出中国》,邓初民《如何才能全面而澈底的消弭内战》,费孝通《论美国对华政策》等。
那时,抗战刚胜利,大后方和原沦陷区的交通不便,重庆、昆明等地进步刊物很难运送到原沦陷区各大城市。用这种文摘的方式向原沦陷区民众介绍在大后方已广泛传播、为人熟悉的进步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抗战胜利那样快地到来,原沦陷区的环境、民众的思想水平和特别关心的问题同大后方有不少差别,所以初期《文萃》的社会影响没有《周报》和《民主》那样大。
第二,《周报》《民主》的主编唐弢、柯灵、郑振铎,都是原在上海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向有亲近的关系,但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而《文萃》一开始就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
以后接任《文萃》主编的黎澍回忆刊物的最初情况:“主编为计惜英,创办人为国新社(初名国际通讯社,简称国新社,后改名为国新通讯社,专向海外华侨报纸供稿,解放后附设在新华社,又改名为中国新闻社),记者孟秋江(党员)、计惜英(党员)、《大公报》记者王坪、《大刚报》记者黄邦和、《文汇报》记者黄立文。据计惜英和孟秋江告诉我,这个刊物是我党支持出版的,拨了一部分出版《新华日报》用的报纸给他们,由黄邦和和黄立文等出面从国民党市党部办了个‘准予先行发行’的半‘合法’手续(官方保有随时不准发行的权力),在福州路一座大楼里租到两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到上海以后到底做什么工作,所以没有接受这个主编的职务。”
《文萃》出到50期后,在1946年10月改序号为“第二年第1期”,这时,已由黎澍担任主编。黎澍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共产党员。1945年9月间,他从重庆被派到上海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对于这段经历,黎澍后来回忆道:“过了些时候,《新华日报》因受国民党压制,已经肯定是出不成了。……到1946年夏间(大概是六、七月),计惜英离开上海,我得到正式通知,由我接任《文萃》主编。”“我接手以后,《文萃》逐渐改变为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主要作者是胡绳(笔名公孙求之)和姚溱(笔名丁静,亦作秦上校),他们每期写一篇文章,颇为读者欢迎,发行数量随之增加。”原来常为《周报》《民主》撰稿的马叙伦、许广平、冯宾符等,新从大后方来的茅盾、夏衍、邓初民等,也都为《文萃》撰稿。
《文萃》在改成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之后,不再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论时事观点鲜明、尖锐泼辣、明白晓畅,比《周报》《民主》又进了重要一步,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更为广泛。
当时年仅28岁但已享盛誉的胡绳从重庆回到上海,他遵守诺言,用“公孙求之”的笔名,几乎在每期《文萃》上发表一篇力作。《文萃》第二年第1期,他写了《全面破裂能否挽救?》,指出:“全面破裂的危机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命运,那是无可否认的。”七天后,他又在《破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政府方面,打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而且现在已经是不留任何余地的走这方针了。”“最后一线阳光落下了地平线。黑夜临降,但黑夜统治这个世界,是决不能长此继续的。”不久,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胡绳在《“国大”开幕以后》中说:“冬天已经来了。当前的政治局势,也如冬天的天气一样,凛寒然而明朗。”“这一时期的谈判的基础既已毁坏,那就非重新奠定一新的基础,不足以再建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这次“国大”的重要议题是要制订一部“宪法”。胡绳的《制宪不如散会》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写道:“实施宪政并不在雇人开会。请王宠惠先生漏夜赶工制造条文,请胡适之先生在主席台上演一出‘代表人民接受宪草’的戏,这都于事无补。不如老老实实,先把内战停下来,从头按照政协决议来做,结束一党训政,使‘官吏军人部’以至宪警特务乡镇保甲长,再不能在一党专政的护符下合法或非法地为非作恶,让人民有行使基本自由权利的机会。”
胡绳在几十年后对我说过:他对这个时期所写的政论文章是很满意的。他晚年自编的《胡绳全书》收录了许多他为《文萃》写的政论,他在第1卷引言中称:“1946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动)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他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
当时仅25岁的姚溱以丁静的笔名发表多篇军事评论。他在《战局答问》中称:“今天中国的内战已不仅仅是内战,而是新的决定民族、民主与和平前途的战争。”“国军的战略意图很大……它要解决七线三点和占领全部共军的城市”,“然而,战略意图如此之大,后备欠缺,调度不灵,加之共区地形复杂,人民情绪昂扬,就是主动进兵罢,也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如果一遇反击,便手足无措了。”“所以,国军占的城市愈多,防线就愈长,补给线就更难维持,被动性就更大,弱点就更多,被歼灭的机会就更多了。”“以上这些,不能不说是共军在其区域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而取得农民支持的结果。”半个月后,他又发表《战局转换的关键》称:“‘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的战斗方式,乃是决定战争的正确方针”,“城市的得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局已经濒临转换的关键。”有时,他还把笔名改为“秦上校”,仿佛军事专家的样子。《文萃》被禁后,他又利用在苏方出版的《时代日报》上每周外国通讯和国内报刊的消息,连贯起来进行分析,写一篇军事评论,笔名改为“萨里根”,像外国人的名字,使国民党当局不便干涉。
1946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成立了宣传委员会,由姚溱、陈虞孙、艾寒松组成,姚溱任书记,加强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年5月,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文化组,由夏衍、胡绳、张颖、周而复等组成。
为什么《文萃》最初能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是当时十分微妙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美国一时还宣称要在国共之间“调停”,国民党政府有时也需要做出一点伪装的假象。黎澍曾说:“到1946年下半年,《文萃》已是一个直接同国民党作斗争、为国民党十分痛恨的刊物。经售这个刊物的报摊常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但因当时国共关系尚未正式破裂,还没有发展到抓人的地步。据姚溱见告,许多读者为了买到刊物,在出版之日等在报摊旁边,一到就买光。”这种状况自然不会持续多久。黎澍继续写道:“1947年初,国内局势进一步紧张,胡绳得到党内通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2月下旬,我党驻北平、南京、重庆等地军调人员和联络人员均被迫撤退,重庆《新华日报》被查封。《文萃》已无法正式出版,因此改出32开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叫做《文萃丛刊》,每册各以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命名,内容依然是一本杂志。这种改变,实际上使刊物的出版采取了游击方式。但读者仍能辨出这是《文萃》周刊的变相,虽不能正常出版,发行数量不减。到3月间,我接到通知,立即停止这个刊物的出版,前往香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姚溱。随后姚溱向我传达上海市委意见,说他们认为这刊物是上海一面旗帜,上海需要它,决定在我离开以后,由他继续办下去,并且提出接受陈子涛和吴承德入党。这样,我就把刊物交给姚溱,于1947年4月4日离开上海去香港。”
黎澍所说的32开小册子《文萃丛刊》,一共出了10本。那时报摊上也卖一些小册子,我在上海徐家汇附近武康大楼东侧报摊上买到过几本,记得书名的有《论喝倒彩》《台湾真相》《臧大咬子传》等。粗一看,很难觉察它是《文萃》的继续,所以最初还能艰难地卖出一些。我还清楚记得,1945年冬天在这个报摊上买到过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后又买到过以“丘引社”名义出版的毛泽东所著《辩证法唯物论》。
随着内战扩大,国民党特务对这份杂志的搜捕日益严密。《文萃丛刊》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难以完全不露痕迹,国民党政府终于下毒手了。1947年7月23日,丛刊主编陈子涛、经理吴承德以及让陈子涛住在他家里的骆何民被捕。他们都很年轻,但在敌人严刑下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上下左右的任何关系。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活埋,吴承德、骆何民也相继被活埋,称为“文萃三烈士”。
70多年过去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却又曾是活生生的事实。可以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他们那样奋不顾身的志士和先烈前赴后继地顽强战斗,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到来,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20-9-4 20:47:33 | 只看该作者
既然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战争胜利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解放战争,岂非“国共内讧,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也是电影《八佰》潜台词。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5#
 楼主| 发表于 2020-9-4 20:55:25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参观纪念苏联和中国军队解放中国东北的展览 © Sputnik / 于永洁
二战胜利75周年
20:38 2020年09月04日(更新 20:42 2020年09月04日) 缩短网址
作者: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北京分社)
0  0  0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于9月4日共同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盛大纪念活动——“诺维科夫-达乌尔斯克”阿穆尔州地方志博物馆的“永远铭记”展览。展览在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参观展览后发表讲话时表示,这些历史图片让人们回忆起75年前二战胜利的伟大时刻,更让人们了解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他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刚刚杰尼索夫大使跟我讲苏联红军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又对日宣战,这为解放中国东北,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二战是人类的一场空前浩劫,我们要更加珍爱和平,捍卫和平。我们要坚决反对霸权、强权,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坚决反对有些人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动辄对别国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甚至于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作为世界大国,我们要传承两国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谊,要加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致力于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俄罗斯文化中心主任塔西亚诺娃·塔玛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场展览是特别为俄中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准备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东北最后解放这段时期的历史。

她特别强调:“从2020年开始,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不是在9月2日,而是在9月3日。在这方面,我们与我们的中国朋友团结起来。”

“永远铭记”展览为了纪念俄罗斯阿穆尔州战士为解放中国东北做出的贡献。展览上展出了参与对日作战的苏联二战老兵、战胜日本勋章等照片。
链接

求解谜团 弃毛列帝国主义论后 天上咋掉下个'日本军国主义'?
10 个回复 - 111 次查看

2020-9-4 00:16 - 焦典 - 焦点时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6#
 楼主| 发表于 2020-9-5 15:05:00 | 只看该作者
何志辉|“社论”《徐明和章子怡民主颂》作者并非毛泽东
来源:男性营养健德堂 时间: 2020-07-23 16:00
摘要:何志辉|“社论”《民主颂》作者并非毛泽东

所谓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
【原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不少人为了博人眼球,将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和演义当作历史,依据片面的不实之词将虚假历史“真实化”。对这种歪曲历史真相、混淆视听的行为,我们必须予以辨 析和批驳。如近年来网络广泛流传一些文章,声称毛泽东曾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坊间以 讹传讹,姿姿堂,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正本清源,本期特刊载何志辉先生《“社论”〈民主颂〉作者并非毛泽东》一文, 旨在钩沉历史真相,考证《民主颂》并非社论,作者另有其人,后因文学虚构而被牵强附会,辗转而成网传 谬误。此文以翔实准确的史料和深入细致的分析让读者知悉此事的来龙去脉。
1.webp (37).jpg

一、“社论”《民主颂》作者唐徵其人其事
这几年,每逢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日,都能看到一 个帖子刷新于网站及微信,说是毛泽东在 1943 年 7 月 4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 的独立纪念日》。该文不足 850 字。
本着好奇,想要求证。于是按图索骥,通过网友 襄助,找到 1943 年 7 月 4 日《新华日报》。
最初以为,所谓“社论”必在头版,不是头条也是前排。然而,头版竟然没有新闻、没有社论,没有讲话、没有照片,只有大大小小的商业广告。
1.webp (38).jpg
还好, 第二版找到了“社论”,然而标题是既跟美国国庆无关、也跟自由民主价值无关的《巩固工作竞赛成绩》。
1.webp (39).jpg
这才是当天的社论!题目是《巩固工作竞赛成绩》!
那么,生田尚美,这篇被传为“社论”的《民主颂》究竟在哪里? 躲在《新华日报》第四版,副刊右上角。作者署名 : 唐徵。
1.webp (40).jpg
所谓的《民主颂》这篇文章,在第四版的新华副刊上。新华副刊是干什么的?刊登读者来信和投稿文章,诗歌,音乐,杂文以及第四版广告的!
唐徵?——是不是毛泽东的笔名? 不是。因为确有其人,且在业界闻名。唐徵,本名唐征久,1912 年生,四川岳池县人。
曾供职于四川省刘湘政府机关报《华西日报》,该报社董事长为川军将领潘文华。1938 年,任“青年记者 学会”理事,办《时事新刊》任总经理。1941 年,任《华西晚报》主笔(相当于总编辑),兼川康通讯社编辑。
1940 年代初,《华西晚报》和《时事新刊》都是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报纸。这一年,他 31 岁。此后几 年,他享誉报界,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是当时颇具 声名的知识分子。因秉笔直书,他被国民党抓捕入狱。1944 年从成都出狱后,我闯古代泡美记,迫于时局压力,返回老家教书,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 年 8 月,因策动岳池广安起义未遂,他被控“煽覆罪”而再度入狱,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重庆地下党与民盟人士设法组织营救,但未成功。
1949 年 11 月 27 日,他与陈然、张泽厚等革命 志士 300 余人,牺牲于渣滓洞监狱。这批牺牲者中有 27 位民盟成员,其中 20 人还先后加入共产党,具有双重政治身份。他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他 37 岁。烈士身后,孤儿寡母。遗孀杨继祥,时年 30 岁,从 此含辛茹苦,抚养 4 个儿子,至 2005 年辞世。
他的大儿子杨美卿,曾在 11 岁时见过他。其时他在南充建华中学教书,利用教员身份,为地下党工 作做掩护。大儿子回忆说 :“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每天都看着我们做作业、温书。他在那里留下了很多诗,我曾经整理成册,但只是在家人之中翻阅。”他 的三儿子唐伟,是深圳大学最早一批拓荒者,曾任深圳大学党办主任,现已退休,定居深圳。他只能通过 母亲的回忆来怀想父亲 :“爸爸被捕时,我只有两岁。听母亲的回忆,父亲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人,画画、 作诗无一不通。”
本文地址:http://www.5230826.net/baike/157984.html 转载请注明出处!
--------------------------------------------------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日 新华日报 民国32年7月4日 作者:唐徽
ddk232015/9/27 23:43:11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

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以上全文转抄,无删减。均属本人对一位伟大人物的敬仰而转载发表,所以我也不希望看到对他的任何无端攻击。虽然人无完人,伟人毕竟有其称得上伟大而超越常人的地方。如今随着习总再次访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合作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


公知为美爹庆生 又传“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谣言2015-07-06 09:55:46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文宇

@报人老罗又传播起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那则经典谣言,网友胡杨麟评论道:“1、这不是共产党人或毛泽东写的。2、这是刊登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读者来信。3、作者是唐徵,后被国民党杀害。4、@报人老罗 你这杂碎,什么时候起诉我?”

  关于这个谣言,早有网友在网上发考据贴辟谣,而恬不知耻的公知大V们还在这里传谣,以下转载网上辟谣贴:

所谓“《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事件的真相

  最近又有人在旧事重提,比如下面这个:龙腾网 http://www.ltaaa.com

  龙腾网 http://www.ltaaa.com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龙腾网 http://www.ltaaa.com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龙腾网 http://www.ltaaa.com

  龙腾网 http://www.ltaaa.com

  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

  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

  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这个去年就有人在微博上恶炒,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奇怪。可是没有反证怎么办?

  自己去查,我就不信这个邪!于是,向伟大的帝都首图出发。

  到了那里,顺利借出了新华书店发行的1964年影印版《新华日报》原始资料。(很抱歉,这个当天没带相机,手机拍的;后面的现场复印重拍版倒是清楚)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新华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呢?

  看下面的图片,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1-4版全文照片;

  新华日报头版:(PS:看看当时的报纸也挺有意思的。当时的头版基本是广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接下来是新华日报第二版:(基本是国内或者亚洲新闻,真正的社论就在这一版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才是当天的社论!题目是《巩固工作竞赛成绩》!

  接下来看第三版,新华日报国际新闻: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所谓的《民主颂》这篇文章,在第四版的新华副刊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新华副刊是干什么的?刊登读者来信和投稿文章,诗歌,音乐,杂文以及第四版广告的!

  把这里的文章拿来当做社论?要不是我自己亲自去查原文,还真是不知道。

  为了更好的说明,我把相邻几天1943年7月1-3日和5日的新华副刊版面都弄来了,基本一看就知道。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自己看看就知道,新华副刊是刊登什么东西的了。社论会放在这里吗?

  既然当时美国是盟国,刊登一篇说人好话的投稿也说得过去,毕竟靠着人家在支援抗战。

  可是有些人拿这个来隐瞒部分真相胡扯,那可就得看看全部真相如何了,避免让人卖了还在数钱。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7#
 楼主| 发表于 2020-9-5 22:38:20 | 只看该作者
战狼之辩
欧洲金靴 · 2020-09-05 · 来源:新浪微博




方向上讲民族,却不在政治上讲阶级。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战狼”的。
  战狼的本质,仍是在用帝国主义的话术和思维去打败帝国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中华帝国主义”的幻想,与日本一个半世纪前的脱亚入欧是一个性质。
  这种完全没有另起炉灶的起义姿态,表面是进攻,实质仍是融入和仆从。
  或者这么说,它仅仅是在方向上讲民族,却不在政治上讲阶级。
  今天,我们的很多网站、平台、组织、媒体,看似很爱国、很正能量,但是其问题同样恰如其色。
  壹.
  从电影战狼的剧情来看,他依然在用好莱坞式、美式的兰博打法,去冲撞敌人。哪怕他将敌人冲破、撞碎,但其实不知不觉中,他只是成为了一个新的兰博。
  这个角色,可以让任何一个国籍的打星来演都丝毫不违和。
  「政治建军」,这才是古田会议后为解放军注入的灵魂,也是我军“听谁指挥、为谁而战”的依据。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但是战狼并没有交待,还通过开场的强拆画面和最后抱得美国女神归,这两个微妙的场景,刻画了晚近30余年中国的内外氛围。
  尤其是,连对手到底是什么,都怯于点明,而仅仅是以一个模糊的“欧洲雇佣军”就把打斗拉入了黄种人vs白种人的种族战斗中。
  全无政治优越的体现,这就仿佛是两个孩子的放学后约架,又如两个血气方刚者在大街上莫名其妙的哄斗。
  这个问题,在2017年香港导演执导的《建军大业》中也有类似,中共军队的南昌起义应当是一场阶级革命性质的人民暴动,但是在电影的镜头下,好似仅仅是因为“412事变”后所产生的报复心理所致,香港味儿着实不轻。如同一部黑帮港片,只有江湖恩怨的厮杀情仇,却不谈政治信仰分歧下的阶级抗争。
  贰.
  在这种战狼思维里,以取代某某国的霸主地位、或者至少与某某国共霸天下、甘当“二当家的”为最高目标,仅此而已。
  这就与赫鲁晓夫起始、特别是1959年美苏戴维营会谈后的苏联,别无二致。
  所以我可以毫不怀疑也毫不意外,前两年某些官媒会在谴责美国时,偷偷摸摸地把“霸权主义”换成了“霸凌主义”,因为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与美国是一体的,都是自家人,美国哪有什么霸权,大家只不过暂时闹了点小矛盾而已……
  即:哪有什么阶级敌人“美帝”,不过是个民族敌人“美国”而已——中美夫妻交好,同床怎会异梦。因而,床头吵架床尾和,莫慌莫急,免得伤了和气。
  如果《让子弹飞》里是战狼去攻打鹅城、攻打碉楼,那么“黄四郎和钱,谁更重要”的问题,战狼的答案多半是黄四郎,因为他的目标仅仅是用黄老爷的方式去取代黄老爷的位置。
  然而张麻子向黄四郎给出了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如果钱重要,那么张麻子就是资产阶级;如果黄四郎重要,那么张麻子就不过是一个新的黄四郎。
  只有彻底地抹去黄四郎、扫清一切旧世界,才能重建一个新世界。
  霸权和帝国主义都很美,但那是属于少数人的英雄主义,这也就是半个世纪前毛主席面对尼克松伸出的“共治天下”的橄榄枝时,轻飘飘回应的那一句“我就不送你了~”
  叁.
  一部电影《让子弹飞》培养出无数毛粉,一部电视剧《亮剑》则培养出无数果粉。
  前者是阶级叙事,后者是民族叙事。
  《亮剑》的作者借楚云飞之口,说出的那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便旗帜鲜明地代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回避了这样一个绝对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利益是谁的利益?”——的同时,还巧妙地把抗战后的解放战争,阴乎乎地暗指为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所谓“内战”。
  如果解放战争真的是民族主义角度的“内战”,那么新中国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还会严重影响、动摇我们在今天对台湾省之解放行动的正当性,这是政治和历史的红线问题。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解放战争当然有民族解放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的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推翻战事。即,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所以,今天谈及台湾问题,我认同使用“统一”一词,它更多是体现民族性,但我更推崇的还是“解放”一词,“解放台湾”,这才是我们的政治高度、阶级高度的行为化身。
  遥想抗战时,某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乍一听很热血,其实恰恰反应了自身在阶级反动的根本处境下,只能谋求民族鸡血的颓弱。
  这也就注定了其对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软弱,和对阶级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无限谄媚、无限依赖。
  肆.
  再谈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我们恨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因何而恨?又恨之所何?
  很多人说了:因为“日本人”侵略了“中国人”,所以要恨!
  很显然,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电视剧《亮剑》正是陷入这样的误区。
  真正完满且契合史实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要恨他——这种史观,才是清晰揭露了战争发动者本质与战争性质的立论。
  我们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这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称谓,形象地刻画了日军的残暴。
  但是,更正统的叫法应是“日本法西斯”或“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
  “鬼子”这个称呼,就是略带了一点民族主义的情绪。
  称其“鬼子”当然无可厚非,但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必须理清:日本皇室与日本军队,是先“法西斯”而后“鬼子”。
  也就是说,日本执政者是先在阶级立场产生邪化、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靠拢后进阶为法西斯专政之后,才会做出一系列民族屠杀、种族灭绝的“鬼子”之举。
  从民族主义来看,日本和族并非先天便与中华民族(汉民族为主体)有仇,哪怕他因为地域狭窄与资源短缺等问题易产生扩张倾向,但最终促使之走上不归路的,仍然是源于明治维新后其国体变化的政路抉择,即阶级性的变化。
  但是当今,“鬼子”的称谓充斥舆论,而“帝国主义”则鲜有提及,这很不应该。
  这或许也是某种程度上不断催生着各类“抗日神剧”的原因之一,因为不谈阶级只谈民族,自然无法解决方向和力度的困惑,稍有不慎就会无法自拔。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如果只知一味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控诉日本侵略者,必然误入歧途,将无辜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混为一谈,也会将国内正常的喜好日本文化的朋友与精日分子混为一谈。
  毛主席早就就此发表过论述:“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伍.
  我们必须看到,狂热的民族主义实在太容易被那些右派自由主义精英(公知)所利用,且是边打边用。
  以2012年钓鱼岛争端大游行中的“打砸日系车行为”为典型,明明是大义凛然的爱国,却爱出无数的极端、无数的罪名。
  最终,全部都扣在了所谓“小粉红”的脑袋上,给公知和右派精英们递了刀子。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并没有回报给无产阶级更多的利益,即使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如此。
  在人民没有真正掌握权力的地方,他们的民族主义、拳拳爱国心,成为了别有用心的敌人最好的操控工具。
  《德意志意识形态》曾语:“民族是‘虚幻共同体’,民族间的斗争是‘虚幻的斗争’,目的是掩盖真实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真理,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本人更是直言不讳地主张,“一场黑奴的叛变,比一次西班牙入侵要糟1000倍。”
  陆.
  当然,有一点必须看到,“战狼”也好、“粉红”也罢,他们本身是爱国爱党爱民族的,即便我很怀疑他们知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爱,但至少他们会告诉自己“应该去爱”。
  毛主席在评价义和团时就坚定地表示过:“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如此,他们当然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即毛主席所说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至于那些动辄攻击“战狼”、攻击“粉红”的群体,毋庸讳言,“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即,“战狼PTSD患者”。
  必须看到,战狼的作用还是凸出的,他冲破了30余年国民对西方的匍匐心理,在2017年夏天中印洞朗冲突和建军90周年的当口,宣扬了族威。近60亿的票房反应了国人沉闷已久后的爱国热忱,也侧面映证了其巨大价值。
  那么战狼在帮助国人解决了“我们可不可以崛起”这个题目之后,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崛起?
  答案是很明确的,罗莎·卢森堡有一句话:“只有先实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谋取民族的最大利益。”
  跋.
  地主买办和修正者靠得住吗?《让子弹飞》告诉我们了;军阀和民族资产阶级靠得住吗?《一步之遥》告诉我们了;蒋记国府和帝国主义靠得住吗?《邪不压正》告诉我们了。
  能够依靠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
  所以他说,人民万岁!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8#
 楼主| 发表于 2020-9-5 22:42:02 | 只看该作者
左双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左双文 · 2020-09-05 ·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爱国党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并肩战斗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全国民众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受海外和境外某些观点和宣传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只承认、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和贡献,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共敌后抗战作用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最能和最广大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中共能够肩负起民族大义、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爱国党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并肩战斗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全国民众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受海外和境外某些观点和宣传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只承认、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和贡献,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共敌后抗战作用的观点。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抗日根据地是持久战的重要依托
  众所周知,抗战是一场举国投入的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是基本战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就是通过在沦陷区建立、扩大敌后根据地,以争取战略空间的方式争取时间。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争取空间与时间上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成为遂行持久战的重要依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陆续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敌后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国民党部队大部退守黄河以南以西地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在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人民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后期,中共在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山东、苏北、湘鄂赣、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面积总和近100万平方公里,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领导着近1亿人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深入沦陷区开辟敌后战场,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价值,成为遂行持久战的重要依托。图为八路军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37—1940),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的地区,不是国民党统治区,而是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败退、丢失的广大沦陷区。中共不是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争地盘,而是在沦陷区与日伪争地盘,中共力量越壮大,对日伪的威胁就越大。中共中央给各级组织、各支部队的明确指示,就是要迅速进入日军进攻、国民党部队败退之后的地区,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前,因为新四军未能尽快将主要力量投入敌后战场,而受到中共中央严厉批评;1940年华南抗日游击队遭国民党地方部队袭击后,一度放弃敌后坚持,东移海陆丰,中共中央也要求他们尽快回到敌后、回到抗日前线,这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在沦陷区里遍地开花,与日军实际控制区犬牙交错、反复拉锯;在消耗日军的同时,根据地面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连接成片,逐步分割、压缩敌占空间,最大程度地发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价值,这是持久战战略得以遂行的重要依托。
  创造游击战略 积小胜为大胜
  将游击战从战术上升为战略,将“游击战”升级为“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和战争局势的伟大创造。
  中共的长项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抗战伊始,中共就清楚地认识到,以自己的装备和实力,不能在正面打阵地战拼消耗。正如毛泽东所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必须“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中共的“拿手好戏”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使敌人在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之后,受到游击战的四面威胁。而从全局来看,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一方面,“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所以“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中共明确指出,“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正是对上述游击战争战略理论的伟大实践。
  在辅助正规战方面,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摧毁敌机24 架,配合、援助国民党部队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在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方面,自1937 年9 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伪军作战1600 多次,毙伤敌军甚众(一说6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逐渐与正面战场形成呼应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初,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出动105个团,作战近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4.4万余人(内有日军2万多人)。
  根据大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中共军队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00多万人。有学者在综合比对日方战报和我方统计后认为,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中旬,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抗击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50%左右(不含东北抗联,有的年份不含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抗击日伪数)。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平民伤亡89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万余人,仅八路军伤亡就达34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达700余人。
  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共敌后战场得以开辟进而发挥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所在,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依靠人民群众 战胜重重困难
  抗战时期,作为一个进行着伟大民族革命斗争的政党,中共一直处于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环境,是在基本没有外援、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小米加步枪”是基本条件的真实写照。与国民党掌握着各种重要资源、获得相当数量的国外军事和经济援助不同,中共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来自前线,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要靠自力更生。中共虽然也从海外华侨、海内外友人那里得到了少量捐助和支持,建立了简陋的兵工厂,但毕竟是杯水车薪。
  国民党从限制中共发展的角度考虑,也极力阻挠中共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获得军事物资援助。“史迪威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迪威主张向中共抗日部队提供少量军火,以增强其作战实力,这遭到蒋介石的强烈抵制,最后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中共部队常常是以十分简陋甚至原始的装备,与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日军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和较量,那些“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那些靠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坚持的抗日斗争,是极其艰苦的,但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却是广泛而长期的。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后,中共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始大显身手、发挥作用,迫使日军多次调集重兵对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敌后军民顶住了日军的残酷扫荡,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将平原、河湖水网、铁道交通沿线作为抗击日军的战场,使日军陷于人民游击战的汪洋之中。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及几乎全部的伪军被牵制于后方,进行针对敌后抗日武装的所谓“治安战”。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投入大量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搞所谓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施展种种毒辣手段,最终都不能得逞。
  作为坚定的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占领区的生存和发展绝非易事。中共之所以具有这种非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因为紧紧与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能够发动民众并得到民众拥护,与民众打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片。正如毛泽东所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发动、组织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恰是国民党的弱项,这不仅是抗日根据地实现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原因,也使中共敌后抗战发挥了正面战场难以代替的巨大作用。
  坚定抗战意志 发挥领导作用
  中共是最早号召发起抗日斗争,并且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重要力量。与大批国民党部队尤其是杂牌部队和国民党将领投降日军、成为伪军的主要来源不同,中共部队的坚持斗争、坚决抵抗并不断发展壮大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中共对于极少数投降日伪、背叛国家民族的变节投敌者,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此后若干年,只要缉拿归案,基本处以极刑。如曾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于1944年降日,1950年被处决。对于抗联部队的投敌将领,如谢文东、程斌等也是如此。
  1938年10月至1943年底,是抗日战争最为吃力的相持阶段:一方面,正面战场全面失利,“曲线救国”等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以及共产国际解散等因素,国民党虽然仍主张“坚持抗战到底”,但同时开始推行积极的反共政策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1938年武汉会战后期,武汉、广州行将失守,沿海重要口岸也尽陷敌手,抗战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而据周佛海所记,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10月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 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1940年3月,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走上叛国投敌的所谓“和运”道路。同年8月至翌年初,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日军开展大规模进攻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在抗日局面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坚定了抗战信念。
  也正因为有敌后根据地的依托,面对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动摇妥协、反共分裂逆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击退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领导上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综上所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游击战略、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最能和最广大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能够真正肩负起抗日民族大义。这是我们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9#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13:35:39 | 只看该作者
日本投降前五天,毛泽东做五大布局改写中国命运!
倪德刚 · 2020-09-05 · 来源:昆仑策网


  倪德刚:日本投降前五天,毛泽东做五大布局改写中国命运!
作者:倪德刚    来源:河北党史  

  毛泽东1945年6月在给王震南下部队电报中,估计日本失败尚有一年半。1945年8月4日,毛泽东在给李先念的电报中,预计日本投降尚需一年。6天后,即1945年8月10日晚,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得知日本已准备投降。毛泽东从何渠道获此消息,《毛泽东年谱》没有解释,《毛泽东传》也没有记载,毛泽东此后也从未提及信息来源一事。信息来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式投降前五天,毛泽东做出了五大战略布局,这五大布局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做出由兵力分散向兵力集中的战略布局。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兵力分散。抗战期间兵力分散,不易被日军大规模吃掉,有利于机动灵活消灭日伪军,有利于牵制大量日军,更有利于武装和发动群众。既然得知日本投降,不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就没有力量大规模消灭日伪军。
  为此,8月11日,毛泽东指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
  毛泽东这一战略调整和布局,为迅速缴械日伪军做了充分准备,为扩大解放区和保卫解放区做了充分准备,为制止内战和不得已而反击内战做了充分准备。

  做出由制止内战向坚决反击内战的战略布局。蒋介石骨子里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毛泽东想方设法制止内战,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制止内战的实际行动。制止内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决回击内战。毛泽东在得知日本投降的当天,就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第二天又强调: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为此,毛泽东在8月11日指示: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各解放区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国民党一旦向我大举进攻,我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放手武装群众,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放手发动减租,组织群众,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群众中的基础。
  8月13日,毛泽东提出制止和反击内战的三原则。第一,蒋介石左右手拿刀,我们也左右手拿刀;蒋介石磨刀,我们也磨刀;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三,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做出由分散占领向重点占领的战略布局。抗战胜利前,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国民党的主要势力自然也随之集中在西南地区,实力雄厚。中国大部分地区为日伪占领。毛泽东得知日本投降后,认为动用我党的全部武装力量全面夺取日伪占领区,不现实,也不可能。切实可行也最为紧要的是重点占领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关于占领中小城市,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
  关于占领广大乡村,8月12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江南力量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
  关于占领交通要道和扩大解放区,8月11日,毛泽东说:占领一切可能的交通要道。8月12日,毛泽东又强调: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占领津浦路,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关于创建新的根据地,8月11日,毛泽东在给王震部队电报中,指出: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反击内战。
  毛泽东重点占领的布局。其一,为迅速消灭日伪军做了准备。其二,迅速扩大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其三,迅速做好了反击内战的准备。

  做出由拒绝原地待命向迅速缴械日伪武装的战略布局。8月10日深夜,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不缴枪者坚决消灭。
  然而,蒋介石却下令说:朱德发表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并命令八路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对于蒋介石的逆行,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击。8月13日,他连续撰写《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在舆论上彻底揭露了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舆论上反击蒋介石的毒计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用实际行动迅速反击。
  8月11日,中央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等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8月15日,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直接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下了七道命令:诸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我军命令;所有被我军包围的日军,保存一切武器、材料,静候我军受降;所有在我防区的飞机、舰艇,应即停留原地;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等。
  毛泽东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三篇文稿及十三道命令。由于采取迅速反击蒋介石的阴谋和就地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政策和行动,使我们党既及时制止了内战,又为彻底最后消灭日寇做了充分准备。

  做出由配合苏军作战向东北直接进军的战略布局。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作战。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我华北各部队务速分兵北进。
  东北,地理位置、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都极为重要。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中央两次专门研究和部署东北的工作。
  关于东北抗联。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关于东北抗联的报告后,他指出: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出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东北工作刻不容缓,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1944年9月4日,中央专门开会研究东北工作,毛泽东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为此,毛泽东在指示我军配合苏军作战的同时,迅速决定派部队直接进军东北。8月12日,毛泽东命令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同日,指示山东分局,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及时做出直接进军东北的战略布局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招。
  这五天,毛泽东是怎样工作的呢?《毛泽东传》记载:抗战最后胜利,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是毛泽东没想到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物,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这就是毛泽东五天做出五大战略布局的工作情景。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本文原载2015年09月07日《学习时报》,原标题: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的布局)  出处|人民网  一代伟人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423

主题

4万

帖子

10万

积分

超级版主

Rank: 8Rank: 8

积分
102446
10#
 楼主| 发表于 2020-9-16 13:17:37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来源:《求是》2020年第18期 作者:曲青山 2020-09-16 09:00:00

  2020年9月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总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4年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尽管这时的抗战还是局部的,但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最早举起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冲在最前线,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对唤醒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2020年9月3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率先开展抗日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收复东北。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出省委、省军委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杨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赴南满、东满、北满等地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多次“讨伐”,歼灭大量日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积极支援抗日活动。在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援国民党爱国军队和各抗日武装的斗争。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发动群众,有力支援前线。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民受到极大振奋。这些抗日活动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兴起,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握这一历史要求,自觉承担起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1935年8月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并于10月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向全党发出指示,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首先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扭转了中国时局。1937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必要的让步来争取国民党抗日,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就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和积极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团结抗战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了一股动摇妥协、反共分裂的逆流。国共合作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扩大,成为事关抗日战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击退了国民党发起的3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夺取抗战胜利正确方向的引领者

  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抗战全局,对抗战的进程和策略作出卓有远见、高人一筹的谋划和部署,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战略措施。为了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工会、农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救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同时按照工作性质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侦察队、战地服务团等,真正实现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抗战中,之所以出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坚持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

  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一时看不清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为驳斥社会上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系统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而取得胜利,并科学预见了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了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人民军队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的特长,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游击战、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战略格局。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何以“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发挥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坚持持久抗战,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构成,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战略防御阶段的重要力量。全国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战役。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参加了各战区防御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被迫将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这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日军开展大规模进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隧洞和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在抗日局面低沉的时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近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这充分表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促使中国渡过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

  战略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进入恢复再发展阶段。以晋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发动的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为起点,开始集中较大兵力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继续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220万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各项建设,不仅成为游击战争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敌后战场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至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事实证明,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后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较量。抗日战争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成就了抗战胜利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铸就伟大抗战精神。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著称于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感召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出现了“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的生动局面。中华儿女“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不畏强暴、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汇聚起气势磅礴的伟力,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彰显伟大抗战精神。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鲜血写就的英雄史,就是一部伟大抗战精神的彰显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奋战于抗战最前线。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充分表现出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英雄的感人事迹,犹如一面面彰显伟大抗战精神的旗帜和丰碑,飘扬在祖国的天空,矗立在人民的心间。在追忆八路军击溃日军的黄土岭之战时,作家魏巍曾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整个抗战期间,从白山黑水到珠江两岸,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人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

  75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的记忆永远铭刻。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链接





刮骨疗毒不只香港 改抗战反日本帝国主义为'国主义'在先
13 个回复 - 7128 次查看
人民日报评“试题美化日本侵华”:香港教育需要刮骨疗毒2020年05月16日 20:20:22 来源:人民日报 香港教育界再出乱象。在日前举行的中学文凭考试中,由香港法定机构考评局出题审题的历史科试题,美化日本侵华历 ...
2020-5-17 00:43 - 焦典 - 焦点时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测试| 主人公论坛  

Copyright © 2001-2013 Comsenz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iscuz! X3.2( 京ICP备14052571号-1 )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