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帝论官方禁区 何为/何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内斗争忙

焦典

学习列宁的思想风范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20-08-28

汲取思想精髓 坚定理想信念 实现伟大梦想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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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会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供图

编者按：为深切缅怀列宁的生平事业和历史功绩，重温列宁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程中所展现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的认识，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8月21日，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承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在北京举办“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探索及其启示等主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光明日报今日刊发部分与会代表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学习列宁的思想风范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举行理论研讨会，缅怀列宁的伟大历史功绩，重温列宁的光辉思想，学习列宁的崇高风范，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创建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他把一生全部奉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奉献给了人类进步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列宁系统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经过斗争实践淬炼，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建立了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使之成为领导俄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伟大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执政党建设、苏维埃国家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列宁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锲而不舍地追求科学真理，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斗争需要，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他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制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列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十分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高度重视中国革命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他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血腥暴行和罪恶本质，科学分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正义斗争，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寄予厚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学习、运用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的宏伟蓝图和发展前景。在新时代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是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感悟真理力量。

我们纪念列宁，最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要义、人民情怀和理论品格，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深刻把握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理论意蕴和实践指向，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要从列宁的斗争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历程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悟精髓，把握要义，高举旗帜，指导实践。我们要从列宁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情怀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深入领会和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根本立场。我们要从列宁为建立和巩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探索和斗争中，深刻认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大意义，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要从列宁创造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从列宁的崇高风范和他用生命实践所书写的无字之书中汲取动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丰富和拓展伟大民族精神，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汇聚强大力量。

我们纪念列宁，是为了向他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开拓，大胆实践，积极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重温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谢春涛

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深远影响。重温这一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很有帮助。

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是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强调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党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党管干部、党组织和党员等实现党的领导。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和指南，但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第三，要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有严格的统一的铁的纪律。第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脱离群众，同官僚主义做斗争。第五，不断扩大党内民主，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第六，加强党内监督，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党的建设实践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是对列宁最好的纪念。

把握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翁铁慧

回望历史，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铭记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中的卓越贡献。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运动到制度的跨越，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立足当下，我们要融会贯通地把握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依然需要列宁主义的滋养，最根本的是要灵活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秉持理论创新的勇气，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保持敢于斗争的精神，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面向未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今天我们纪念列宁，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特别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为社会主义培养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旗帜鲜明地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透讲清楚中国奇迹背后的学理、道理、哲理。

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探索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汇的历史时刻，重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首先，列宁科学地回答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创造性地以“一国胜利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深刻诠释了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辩证发展规律，开辟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新纪元。其次，列宁创造性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道路，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革命斗争向建设的转变；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一系列观点，以卓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最后，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承弘扬列宁思想精髓，更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让列宁的人格光辉映照我们的人生之路

●原中央编译局局长 韦建桦

在世界历史上，列宁是罕见的兼具领袖风采、学者襟怀和战士本色的伟人。从列宁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中，我们感到他的人格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而言，具有四个特质。

第一，坚如磐石的信念。在人生启航阶段，列宁通过艰苦斗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革命陷入低潮时，列宁更加昂扬振奋地引导、激励、组织群众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斗；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以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气魄，在关键时刻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将党的事业稳步推向前进。

第二，万难不屈的意志。列宁的一生是一部奋斗不息的英雄史诗。在各种严峻考验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仍然以超绝的毅力口授了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为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第三，真诚朴实的品性。列宁的人品有口皆碑，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后，对待同志的态度一如既往，甚至更加亲切平易，更加温暖如春。

第四，高洁旷达的情怀。列宁笃于友情，珍视亲情，忠于爱情；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酷爱文学艺术，热爱生机蓬勃的大自然，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心中总是充满阳光。

立足新时代，我们要从列宁的风范中获得思想启迪和实践勇气，让他的人格光辉映照我们的人生之路。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顾海良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多方面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及理论探讨，更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一，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列宁提出，选择“过渡”方式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经济制度基本特征问题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取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之初，首先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中间环节”会由于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及其相应的经济特征。但是，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经济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第三，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上，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模式的设计和选择。这一理论经历了由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到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制，再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理论探索过程，也是间接过渡中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的结果。

列宁的哲学创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东

列宁的两部主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变成了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一块整钢”。

作为列宁哲学创新上篇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并以“物质观—实践观—认识论三点结论”为三大生长点，第一次系统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体框架，“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超越不可知论的世界可知性——认识过程的复杂辩证法”。其中，列宁还提出了反映形态观，为人工智能现代科技革命的哲学预言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基础。

作为列宁哲学创新下篇的《哲学笔记》，包含着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列宁构想的思想骨架，即五个先后写成的带总结性的理论纲要。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是唯物主义地体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原则。

列宁哲学创新的意义在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哲学笔记》堪称实现了马克思哲学宿愿的第三次重大尝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富于生机活力的源头活水。

历史充分证明《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安启念

学术界普遍把1898年的美西战争作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写于1916年，距离美西战争仅仅18年。列宁能在《帝国主义论》中从经济分析入手对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做出深刻分析，而且所得出的结论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其思想的敏锐与深刻令人惊叹。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表面上生机勃勃，《帝国主义论》似乎遇到挑战。实际上，列宁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证实。

垄断是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列宁说，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今天的美国，对威胁其垄断地位的其他国家的重大技术进步千方百计予以封杀。最典型的就是它为了打击华为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所作所为显示出明显的帝国主义腐朽性。

列宁把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形象地称作“以‘剪息票’为生”。二战后，美国不仅大量输出资本在国外赚取利润，而且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盘剥全世界，甚至制造他国的货币危机、经济危机，借助金融战掠夺他国财富。美国的寄生性还表现在，它利用自己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吸引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培养的人才，发展自身科学技术，进而保持经济、军事领先地位。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至今没有过时，我们对《帝国主义论》的研究应结合时代最新变化向前发展，从而抓住当今帝国主义问题的实质与关键。

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为中国实践所证实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俞良早

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指列宁关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主要观点为：第一，东方各国已经奠定了苏维埃运动的基础。列宁在共产国际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他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积极开展人民革命运动，争取在本国建立起劳动者苏维埃。第二，东方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东方落后国家能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它们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行不悖。列宁指出，俄国特殊的发展途径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矛盾、不排斥，这个理论不仅适应俄国，也适应于东方其他更为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将来的革命一定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第四，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东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列宁的上述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已经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证实。

焦典

周新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辨析

  作者：周新城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0-08-31 09: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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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有一位身居培训高级干部的单位领导职务的学者，在报刊上声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都过时了，不管用了。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才管用。而且按照“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对整个21世纪、对这个世纪的任何国家都管用。按照他的意思，我们只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够了，至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不学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是19世纪、20世纪的东西，已经过时代了，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不能回答现实问题，不管用了。是不是要抛弃？他没有明说，但按照他的理论推理，是应该抛弃了，过时的东西，没用了，还要学它干什么？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颇能迷惑人。他是打着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的。在当今中国，谁都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它来指导一切工作。他拼命拔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像它高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是21世纪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理论。作这样论断，最合乎时尚的了。但听起来有点耳熟，仿佛林彪吹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样。林彪那一套早就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其做法不应被仿效，教训不该被忘记。
不得不承认，这恰是当前一批身居领导岗位的学者经常用的手法：不顾理论逻辑，只要能拔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得上面欢心，怎么吹捧都可以。正如一位学者批评的那样，一股卖弄华丽词藻，“糊弄”、“吹捧”之风，弥漫学术界。这不是理论研究，而是他们获得晋升台阶的筹码。学术变成了官场游戏。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首先要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几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19世纪、20世纪、21世纪的区别。客观上不存在什么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适应某种目的人为地编造出来的概念。谁也没有界定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它们之间区别在哪里，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只适用于19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只适用于20世纪，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适用于整个21世纪，适用于这个世纪所有国家？谁也不予界定，就吹开了。这能算是严谨的学风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是有自己的本质特征的，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不是自称为或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组成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抛弃、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能叫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按照邓小平的概括，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概括的五条原则，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搞社会主义必需坚持的基本原则，始终一贯的，只是表述上有所差异而已。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必须把本质与现象分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共同的、普遍的东西，是共性，是统一的。由于它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普遍真理。丢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丧失事物的本质特征，就不再是这种事物了，就变成另一种事物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理。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19世纪的东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是20世纪的东西，都不管用了，等于说他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不灵了。应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恩、列、斯、毛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的运用，从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过时了，不管用了，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管用，那不等于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的另一套东西，这就从根儿上否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刨根、堵源的事，我们是千万不能干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是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这个“发展”，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外创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得出一些新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怎么实现，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从具体国情出发进行探索，不联系本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一个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不断变化的。这种探索得出的新的结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不断有所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它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实现时不断有所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当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来分析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前的新的科学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许多新的结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毛泽东思想的阶段。但不管是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第一，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而已。第二，这种阶段性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这是客观的）而出现的，而不是随着世纪的转换（这是人为的）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他们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说，适用于任何时代，他们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分析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可能只适用于19世纪某个年代的某个国家，没有普遍意义。不能说笼统地说他们的思想只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至于列宁主义，情况更复杂一些。作为列宁主义重要组成分的列宁的早期著作，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都是在19世纪写的，没法归入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去。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完全适用于现在。把列宁主义笼统地说成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也说不通。

我们的《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能说毛泽东思想只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在不管用了么？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列宁、毛泽东的思想，他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是普遍真理，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国情不同而又差异。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某个世纪的东西。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分析当时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即使在21世纪不能简单搬用，但也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的思想是19世纪的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分析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是他们思想的全部。
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笼统地说它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作具体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适用于一切时代，不仅仅适用于21世纪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实现形式的内容，则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是中国特有的，不能把它泛化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仿佛其他国家也必须这样做似的。例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对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所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提出把私有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好像这是一般原则，那是错误的。如果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可能就不需要经历初级阶段，也就不需要利用私有制来发展经济，不需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又如我国按照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的思想，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泛化为一般原则，仿佛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搞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似的。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本国国情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由此认为他们就是不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谁也不能否定那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许多内容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不能强加于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中国的理论和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分店”，马、恩、列、斯的思想才是总店。我们的做法只是马、恩、列、斯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是一国的经验。别的国家可以选择有用的内容进行借鉴，但不能把中国这一套当作可以到处搬用的模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应该这样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是总店，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律。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笼统地说成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我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总店，不照我的办，就不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显然违背了毛泽东一贯指出的：我们的经验只是一国的经验，不要忙于想宽了，仿佛适用于所有国家似的。要记住，我国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不是“总店”。

总之，从理论上讲，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也说不通，客观上没有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样几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是什么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做具体分析，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适用于一切时代，不仅适用于21世纪；而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内容，只是一国经验，具有中国民族特点，不能泛化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般原则，仿佛具有普遍意义似的。
我们翻来覆去想说明的，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不要再吹这种不切实际、不合逻辑的论断了。

注 释：

【1】《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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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何毅亭    2020-06-15 09:06: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一个科学界定，也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以其真理的力量跨越地理边界和时代隔阂，传遍五洲四海并不断与时俱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深度参与了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都能够冠名“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二是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是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用以上三个条件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可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之所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这一学说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典型样本——西欧样本，英国伦敦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这一学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第一次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全人类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一学说的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现实世界——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和人类解放学说，指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其研究对象分别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样本——苏俄和中国，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们创立了适合各自国情又兼具普遍意义的民主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照亮了俄中两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其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它们指引俄中两国无产阶级各自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深刻改写了20世纪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命运，深刻启迪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极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镌刻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的显著位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与这一思想的研究对象、世界意义、实践成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地理边界而进一步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已经有资格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 　　 　　新时代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时代，也应当是中国理论自立自强的时代；新时代是中国不断向世界舞台中央挺进的时代，也应当是中国理论超越地域性不断世界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今日的中国，经济上、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成为现实，但这绝不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全部梦想，中国绝不能成为一个物质发达而理论贫困、学术不彰的“跛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一个物质强大的中国，还必须是精神自立、文化自强、理论自觉的中国。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思想必须跟上物质的脚步，不能身体进入了新时代，登上了世界舞台，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止步于咿呀学语。如果物质的丰饶伴随着的是思想的贫困，经济的崛起伴随着的是精神的塌陷，体量的壮大伴随着的是文明的贫弱，那么这样的民族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崇敬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屹立世界舞台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今天，站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方位上，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版图中扮演什么样的理论角色，在捍卫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理论使命。尤其需要思考，我们在向世界注入强劲中国动力的同时是否贡献了引领人类精神的中国原则；我们在物质层面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是否在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我们的思想理论、学术地位如何更好地与我们的世界大国地位、文明古国身份相匹配；我们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更好地肩负起在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都钟情于伟大的实践样本，任何理论家都眷恋实践的热土，唯有伟大的实践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从来不会空中盖楼阁，伟大的理论总是背靠伟大的实践，以精深的思想表征时代、引领时代。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转移到哪里，那里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钟情的研究样本，那里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那个国家的共产党就是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先进政党，那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 　　 　　展望21世纪，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在中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实践样本已经并将继续是中国样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完全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纪”的称号，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也一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大繁荣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必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力和厚植丰腴的学术土壤。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中华民族健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伟大的中国样本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聚焦的基础样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和理论的大逻辑。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根据就在于符合前述的三个条件。 　　 　　其一，这一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伟大样本——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党和国家事业续写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书写了贡献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国故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伟大样本。中国样本诞生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环境中：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长时间的历史纵深、超大幅员的国土面积、超大数量的人口规模、超常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和文化传统。中国样本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样本，西方学说解释不了中国奇迹；中国样本不同于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样本，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学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样本不同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样本，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解释框架解释不了中国；中国样本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样本，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中国发生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正确解读中国奇迹、解码中国样本的唯一科学学说。 　　 　　其二，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诸多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路，为迷茫困惑的世界破解了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造和思想贡献，让世界进一步知道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让世界进一步知道了“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我们有理由坚信，具有世界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定会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一定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三，这一思想的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遭受严重挫折到正在逐渐走出低潮的曲折历程。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步入低谷，科学社会主义备受苛责，有人宣称“历史已经终结”，“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还有人断言社会主义中国也将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轰然倒下。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九曲、终向大海。历史从来不会屈从于西方的先验逻辑，总是按自己的定律向前演进；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会在喧嚣围剿中宣判失败，总是在实践中一次次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证明其真理性。“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华章，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定性成就来雄辩地证明一个伟大结论——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五） 　　 　　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件。所谓中国方案，是特指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这里所说的中国方案，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指向人类共同难题的方案。 　　 　　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此相对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治理的中国方案。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存在各种不公平规则和制度缺陷，全球治理越位、治理缺位同时并存，治理赤字由来已久。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如何化解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中国倡议的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典范，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第二，信任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人类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秉持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舍义取利，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被西方视作国际关系的通行法则，“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公然上升为个别西方大国的执政理念，以本国利益为轴心，任意退群、肆意毁约，罔顾全球公义，制造信任危机。如何化解全球信任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倡导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信任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为世界各国相互信任、并肩前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遵循。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就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体现。 　　 　　第三，和平的中国方案。西方主导的世界安全秩序固守排他性安全观，强调霸权有利于世界稳定，结盟才能带来绝对安全，强调西方大国没有责任保障盟友之外的国家安全。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但世界仍很不太平，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人类头上，和平赤字依然严峻。如何化解全球和平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实现了对西方结盟机制和冷战思维的超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排他性安全观的超越；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了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 　　 　　第四，发展的中国方案。长期以来，西方奉行线性发展、梯度进化的发展逻辑，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单线演变进程，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领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固守低端，东西发展差距愈拉愈大。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如何化解全球发展赤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改写西方发展逻辑贡献了中国话语；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作出了中国贡献。 　　 　　贯穿于这四大方案之中的轴心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他具象的中国方案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总方案。中国方案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重大。没有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就不能走出民族性的逼仄处境，上升为普遍性的世界理论，就难以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六）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高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光荣和崇高使命。同时必须清楚，中国绝不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阵地。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伟大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最伟大的推进者；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但这并不排斥和影响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供现成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胜利，要靠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各国情况，从本国实际出发解决各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事业是一张改天换地的蓝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侧重于解决本民族的特殊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还侧重于解决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否定或贬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意义；也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否定或贬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体、主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大家族，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总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是一条主干线。此外，还存在若干条马克思主义的支流、支线。每一条线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各条线整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谱系和理论图景。正如19世纪、20世纪一样，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宾朋满座的繁荣景象不会终结，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源多流的基本面貌不会改变。 链接 本末倒置 反列宁主义的任何主义绝不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5 个回复 - 1329 次查看 王传利：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王传利 2020-08-06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党建的 ... 2020-8-10 17:17 - 焦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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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榨的外卖员, 暴露了一个巨大的“新穷人”群体
2020-09-12 08:06:34  来源： 修远基金会   作者：熊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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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昨日，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传遍网络，将互联网巨头利用算法技术对外卖骑手进行“极致”剥削的冷酷现实一展无遗。新的工作组织模式大幅度改变了此前的工作形态，在压力之下，中产稳定的神话开始走向破碎，而成为“新穷人”的一员。本文从资本积累方式与劳动体制的角度解释了“新穷人”现象。文章指出，集权化的全球市场使得竞争越发积累，弹性积累体制出现，使得生产的灵活性与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成为可能，但也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由此，在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功能性的穷人”也大量出现。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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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传遍网络，在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医疗自理等众所周知的情况之外，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靠AI算法支撑的配送系统，正在压榨外卖员仅存不多的剩余劳动力：

　　对比三年前3公里的1小时配送时限，现在已经缩短到半小时。

　　今天，受舆论压力的某外卖平台发布《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疑问，即在外卖结算付款页新增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按钮，以挽救被抨击的口碑以及迅速下跌的股价，但被网友喷“无脑”，将平台和外卖员的劳资矛盾甩手转化为用户和外卖员的矛盾，可谓“居心不良”。

　　但对于调控算法的相关人员，这无疑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面对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AI(抑或叫“超脑”或“方舟”)，程序员“反优化”系统的配送时长一时无从下手;“增加一个按钮、人为延长配送时间”就成为了当下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外卖骑手”之所以发展成一个舆论问题，并不只在于读者对其群体的同情，而是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超时加班获得看似高薪的工资，却并不体面;而且在自己身体出现状况的同时，公司将自己像一块“零件”似的替换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仍有人抨击“高薪”与“体面”不可兼得，实际不加班的工作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由此“新穷人”的群体开始出现，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却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蜗居在不到十平米的群租房里，过上了“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生活。

　　而《战斗天使：阿丽塔》里的世界也逐渐变成年轻人的现实：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可街角的霓虹灯却一直亮着。虚拟世界的议题也变成了他们自身的疑问：由资本带来的科技，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而是为富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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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穷人的全球图景：三个世界的交集何以可能？

✪ 熊易寒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新穷人遍布全球，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问题

　　如果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历史叙事的灵魂人物，那么中产阶级则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坚。而新穷人却跨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在天壤之别的三个世界里形成一个交集。

　　在美国和欧洲，传统上的穷人是失业者，而新穷人是有工作的穷忙族，或是长约在身的短工，或是工时不足的兼职者，他们当中很多是来自外国的新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也有一部分是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中被挤压出来的“失败者”。在日本，M型社会的出现，改变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格局，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塌陷，不少年轻人甚至不敢结婚生子。在中国，新穷人则以临时工、“蚁族”和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合同，从事高强度甚至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缺乏社会福利体系的保护，收入微薄，社会流动机会匮乏。

　　与无产阶级相比，新穷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他们缺乏基于职业和工作之上的认同感，不少人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合同，他们以临时工、派遣工、散工的身份参与劳动过程，更像是工厂体制的外围成员。新穷人通常不是工会成员，缺乏集体行动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散兵游勇，游走在失业的边缘。经济景气时，他们尚能有一份聊以糊口的工作;经济衰退时，他们只能坐以待毙，等待海啸卷走自己仅有的一切。新穷人模模糊糊知道问题之所在，但没有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的方案，也没有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

　　归根结底，新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各行各业边缘人组成的“乌合之众”。在一个消费社会中，他们的贫穷首先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在于体面的丧失。在物质层面，他们是穷人，尽管更多地是相对意义上的贫困，绝大部分新穷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精神层面，他们又接受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收入永远跟不上购物欲望的增长。笔者认为，新穷人的问题必须在生产领域才能真正得到解释。本文将从资本积累方式与劳动体制的角度来解读新穷人的实质。　　

新穷人群体为何诞生？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模式，其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运作原则。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1)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2)标准化的零件与组装;(3)整齐划一的成品。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家可以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到的份额，提高了工人的购买力，反过来拉动消费，促进扩大再生产;在国家层面，集体谈判、社会立法和福利制度都有利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维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后，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逐渐过去，劳资“蜜月”结束;企业用即时生产和外包制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而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甚至随传随到者，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的差距日益扩大，核心工人继续享有福特主义时代“生产者即消费者”的荣光，边缘工人则陷入“遍身绫罗者，不是养蚕人”的窘境。

　　简单说来，弹性积累包括三个层面：

　　首先是弹性雇佣。包括劳动弹性，劳动者不一定要与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薪资弹性，即根据雇员的个人情况设定薪资条件，而不是由工会跟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时间弹性，即不一定是8小时工作制，可以是部分工时或弹性工时。

　　其次是弹性生产。即针对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订单随时做调整，小批量生产，尽可能减少库存，从而降低滞销风险和仓储成本。生产也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半成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工厂，组装完成之后再将成品销往海外市场。

　　最后是弹性消费。消费者对福特主义时代的单一化产品审美疲劳。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产品越来越使消费者导向从大众消费文化走向分众消费文化，即追求个性化和订制产品。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也深刻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当面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市场变动等外部风险时，雇主会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合同，即所谓灵活用工。

　　于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化为两个组成部分，其核心部分是一级劳动力市场，它由具有长期雇佣关系、且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全时员工组成。这些核心雇员享受较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有再培训和升迁的机会，但这一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

　　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则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全时员工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具体包括文员、秘书、办事员，以及低技术的蓝领工人，待遇比核心员工差，升迁机会少。由于技术含量低，这些员工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随时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中招聘，因而流动性较高;另一部分则是由部分工时员工、定期合同工、派遣制工人和转包工人组成，其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比前一个边缘群体更少，在数量上的弹性也更大，可以迅速补充，也可以低成本地解雇，企业可以依据订单随时调整这部分员工的规模。

　　弹性积累体制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资本积累体制造就了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因为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工人变得更加缺乏保障，也进一步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

　　福特主义时代单一中心的跨国公司模式让位于多中心的跨国企业模式，跨国公司旗下的分公司往往更加独立，采取不同的生产工艺和管理制度，更不用说那些地理上分散、财务上独立的供应商和外包商;资本(公司)与劳工(工会)的组织化互动逐步瓦解;阶级政治日益式微，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和工会影响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利益集团，文化认同不再受阶级意识的影响;全时雇佣的岗位日益减少;服务业超越制造业，非正规就业部门在扩张。

　　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英美，放松政府管制，实行国际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新政”。全球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资本很容易“用脚投票”，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得不采取“亲资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牺牲本土劳工的利益。

　　不难发现，弹性积累与新穷人的出现基本是同步的，弹性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也导致了三个世界的交集。在西方，我们看到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非全职员工，甚至不允许企业内部组织工会;在中国，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都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制的工人，廉价而驯服的学生工、暑期工，服装行业、箱包行业靠订单生存，没有厂房也没有固定工人的专业市场。　　

跨国产业链：垄断资本主义与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衔接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时代差距，而在弹性积累的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机制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会对劳工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应当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正使得弹性积累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当你在美国打售后服务电话，接电话的人可能是印度口音，她并不是美国的新移民，而是新德里或孟买的印度人。资本走到哪里，弹性积累的体制就走到哪里。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区分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前者是追求垄断的，后者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这一区分非常富有启发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是平等的交易网络，交易主体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市场也存在一个等级体系，上层是垄断资本主义，下层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两大经济系统的利润形成机制是不同的：前者自上而下地进行利润分配，而后者则通过同行竞争产生利润。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系，垄断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而市场经济中的分包商和临时工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我们研究市场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基于平等交易的横向市场，更要看到基于资本权力和技术垄断的垂直市场。

　　苹果公司与富士康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苹果将手机组装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公司，由于富士康存在众多的潜在竞争者(譬如其他第三世界的厂商)，所以富士康的议价能力非常低下，不得不接受苹果公司微薄的代工费和苛刻的工期。

　　作为企业，富士康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了盈利就必然要成为血汗工厂，建立准军事化管理的工厂体制，最大限度地盘剥工人。根据《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研究报告，iPhone手机利润分配图显示，2013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58.5%的利润，原料供应国占21.9%，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了4.7%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在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当中，上游企业有充分、可观的利润，而下游的分包商利润微薄，必须以量取胜，并尽可能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可以在劳工问题上保持优雅的姿态(甚至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雇佣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对外包商进行监督)，而下游的富士康及其供应商则“吃相”难看。　　

劳工体制的转变：从工厂劳动到非正规劳动

　　弹性积累也改变了工厂劳动体制，因为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的控制来攫取利润。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采取集中化生产的形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劳动空间进行标准化控制，通过复杂的劳动控制来保证利润，以泰勒制、福特制为典型。

　　泰勒制的主要特征是：(1)崇尚科学管理，事先规划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手册，取代工人的自主判断和思考;(2)精致细密的分工;(3)管理层负责全程工作的设计和管理，工人只执行已经设计好的劳动流程，即所谓“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福特制的经济基础是将泰勒制的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相结合所形成的资本积累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工会与雇主之间的一种妥协，工人接受泰勒制对于生产流程的理性化控制，从而换得一定的程序正义、较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利润相匹配的工资增长。福特制的运作也有赖于国家的支持。譬如，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政策和为企业提供补贴来间接支持福特制。而弹性积累更多地依赖非正规就业，采取分散化生产的形式，不过问外包商和分包商的生产过程，而是进行时间/合同的控制，通过市场的等级制来保证利润。越是生产链的高端，越有能力控制利润，逐级分配利润，在确保自身盈利的前提下进行分包，生产链的低端环节无力维持工厂劳动体制，不得不寻求更加廉价、更加灵活、更加易于控制的劳动力。

　　正如在福特制下，存在一个“功能性的中产阶级”，生产者必须同时也是消费者，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则存在一个“功能性的穷人”群体”。所谓“功能性的穷人”，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或禀赋导致了贫穷，而是体制需要他们贫穷;在这一体制下，有一群人注定贫困。只有这一群体保持贫困，才能使之接受廉价的、不稳定、无保障的工作，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华尔街运动就是“功能性穷人”的反抗，尽管并不成功。

　　那么，非正规就业带给工人什么样的阶级体验?“功能性的穷人”能否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工厂体制的衰落的确导致了工人阶级意识和团结意识的弱化，因为工人之间缺乏稳定、长期的互动，从而无法形成社会信任与阶级团结;工会在非正规就业部门没有立足之地，工人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器;由于缺乏基本工资和福利保障，工人的收入严重依赖订单，而订单更像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关系而不是剥削关系;非正式劳动部门里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工人甚至没有明确抗争的对象。

集权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体系中的劳工、资本与国家

　　关于弹性积累，似乎有两个故事。

　　一个是西方的故事。新自由主义与“去监管化”的国家，让工人失去国家体制和立法的保护;“非工会化”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移民工、临时工和派遣工缺乏工会的庇护;经济危机与产业空心化，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议价能力。

　　另一个是第三世界的故事：“竞次游戏”导致“亲资本”的政府，各级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而不注重对工人利益的保护，甚至为了取悦资本而不惜损害劳工的合法权益;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使得制造业尤其是代工产业利润微薄，资本家的让利空间有限，脆弱的生态导致劳资的零和博弈。

　　实际上，这两个故事也是一个故事，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集权化的全球市场。全球化推动国际性网络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服务于弹性积累的商业网络，看似平等，实际上是“大鱼”与“小鱼”的暂时性联盟，“大鱼”风光无限，“小鱼”勉力维持，而食物链最底端的劳工则是最大的受害者。网络企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导致劳动条件与劳动契约的个体化，每个人得到的合同都不一样并且彼此保密。但总的趋势是全时、稳定、追求职业生涯的核心工人愈来愈少，兼职的或高流动性的边缘工人越来越多。

　　市场并不像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学教科书所宣传的那样平等。无论是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体系中，市场都是一个等级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市场的等级色彩更为强烈，因为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获得更大的主导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民族国家的法律规制。通过集权化的市场，弹性积累帮助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利润率危机。

　　然而，弹性积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功能性的穷人”，这实际上就是波兰尼所指出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而劳动力注定只是虚拟商品，因为劳动力的载体同时也是人和公民，对劳动的贬损，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引起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但反向运动的代价，或许也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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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林耶：这样批判蓬佩奥，尴尬了谁？

作者：林耶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0-09-12 0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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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朋友跟我提到了一篇文章，在摘录了两个片段之后评论说：

“如果这样的政治路线占了上风，中国将被打败”，“这样的文章我们应该很严格反对”。

一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这样的看法，倒是挺有意思的，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从他摘录的片段来看，我大致已经预感到了这篇文章是个什么情况，于是让他转来了文章的链接。他是在巴西共产党的网站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葡萄牙文，我只能先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部分字句可能不是十分准确，链接和原文附后）。读完全篇，特别理解巴西同志的心情和担忧，谨写下一些浅显的体会。
文章题为《共产主义中国是包括巴西在内的“自由世界”的敌人吗？》，在巴西共产党网站上的发布日期为9月2日，作者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政治顾问，文章主体内容是对蓬佩奥一次演讲的驳斥。蓬佩奥在那次演讲中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说成是“自由世界”的敌人，作者即对此展开了相关批驳。文章具体内容在此不做赘述，仅针对文章中一些奇妙的观点谈一谈看法？ 一、蓬佩奥是四十年前中国的翻版？ 在第一段简单介绍了7月24日蓬佩奥演讲的内容后，作者在第二段紧接着就把歇斯底里的蓬佩奥跟四十年前的中国放到了一起比较：

“蓬佩奥先生和特朗普先生的话在我看来似乎很熟悉，我1973年出生于北京，同我和我父母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是的，这使人想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国处于封闭状态，探索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十分困难。在人们的记忆中，广播中总是听到这样的口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就像蓬佩奥先生一样，充满了活力和好战的语气。”

在此之前，这种说法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以前华姐曾把蓬佩奥比作祥林嫂，是从蓬佩奥整天唠唠叨叨自说自话像个怨妇似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当然，祥林嫂之所以变成怨妇般的人是与万恶的旧社会分不开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比喻在某种层面上还能为人所接受，至少它没涉及啥政治历史方面的大错误。可是到了这位顾问这里，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一上来就是这么劲爆的比喻，真可谓是“开幕雷击”了。
蓬佩奥抹黑中国的那些狂言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是好战的，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好战却能在历史上找到原型，那就是文革时期的中国。如果说蓬佩奥是中国的敌人的话——事实上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是了——作者的这个比喻就相当于把中国拉到了和自己的敌人同一高度（低度？）的位置，然后说：“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当年的风范。”为了反对敌人，先把自己降维，照这种打法，尴尬的到底是谁？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抢先占领道德高地吗，怎么会想起来在批判人家之前先把自己批判一番，先承认我年轻时不懂事，然后说你不要学我……有没有搞错？
当然，以上仅仅是就作者的观点本身的解读，事实上，在这里作者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由蓬佩奥的一系列好战言论，联想到文革时期中国那些在作者看来是“好战”的宣传口号，并以此作为批判蓬佩奥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把这两者相提并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害的。除了前面所说的，实际上造成对新中国历史的降维打击，其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仅仅从一个“好战”的形式出发，把两个内容毫无关联、性质完全相反的事混为一谈。这就好比不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而一味宣扬反战思想，不区分暴力的革命和反革命性质而一味宣扬非暴力，颇有些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味道在里面。具体到我们这位作者这里，就是不管“打嘴仗”（我们暂且用这个说法）双方的历史背景、事件本质的千差万别，而对其一概加以否定，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把新中国在当时的反美宣传等同于今日蓬佩奥的反华叫嚣，甚至给蓬佩奥找了借口——当年你们中国也是这样对美国的，我现在只是以牙还牙。这倒让我想起了那部魔幻电影的“杀俘练胆”情节，有评者说它给日后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这一点出发又能引出作者的第二个错误，即对于新中国对美斗争的矮化，这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第一个错误里面了。新中国的对美斗争，以及作者所谓文革时期的反美宣传，在他看来十分“熟悉”，事实上同蓬佩奥的言论基本画上了等号，原因还是前面说的——“好战”。
准确来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仅是“好战”，真实的内核是反华反共，而反共又是最其用来反华的一大法器，这已为中国广大人们所知。其具体思路可能主要有这两种：一是割裂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系，试图在中国内部煽动起大量的反对派，这早就被中国人民所识破，并且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抗战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彻底的揭露。二是在国际上建立起反华反共的阵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他在推特上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其之所以忽然想起来强调这个常识得不能再常识、却很少被国际刻意注意的常识，窃以为，正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中国政权的本质，进而鼓动全世界的——当然，主要是欧洲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翻开《共产党宣言》我们不难发现，蓬佩奥的这套说辞，所谓威胁“自由世界”吧啦吧啦，其核心内容基本上与150年前欧洲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污蔑如出一辙，早就被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即便是现在，对蓬佩奥这套说辞的批驳，本来可以以一个很高的姿态进行，然而在我们的这位作者这里，就变样了。
前面我们说了，将蓬佩奥与文革作类比是十分不适合的。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完全没有可比性，不能仅仅看到一个“好战”的形式就信口开河。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根本不是文革期间打打嘴炮、喊几句“好战”口号这么简单，两国是在战场上以命相搏过的。至于其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台湾问题的粗暴干涉、美国对中国邻国的肆意侵略严重威胁到了新中国的安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等等。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到六十年代的抗美援越，基本都有这些背景。这是从战争的一方面来说的。至于作者所说的广播“好战”口号，一个著名的高峰莫过于1970年5月20日为抗议美国侵略印度支那三国，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毛泽东主席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〇声明”。甚至两年后尼克松访华下了飞机后，他身后的机场标语依然赫然写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以作者的标准看，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好战”甚至是“宣战”，蓬佩奥在它面前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的外壳，不同的内核，决定了两者性质的天壤之别。如果不是美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安全在先，中国断然不会在战场上跟美国大打出手。如果不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威胁世界和平在先，中国即便想喊反美的“好战”口号，也是师出无名。以至于在后来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里，中方在声明开头便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国也不得不接受。
中国完全站在正义的一方，代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发声，而美国则站在与之完全对立的非正义一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问，今日蓬佩奥的“好战”言论，也具有当年中国那样的正义性质吗？他代表的又是哪一方呢？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甚至为了批判后者而把前者也拎出来批判一番，真的合适吗？我想答案不言而喻。

二、那时的中国真有那么“封闭”“孤立”吗？

作者写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绝对孤立到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一直是世界和平捍卫者的中国共产党突然变成了“自由世界的敌人”吗？”
“回溯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是世界上与美国和前苏联同时对抗，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的唯一国家。从那时之后，她逐渐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就好比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年轻实习生，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来到现代化大都市。40多年来，这个男孩一直努力不懈地工作，从生存法则中悄悄地谦卑地吸取教训。”

在文中与这些部分相关联的内容里，作者试图表达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封闭的、孤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致力于捍卫世界和平，怎么就成了“自由世界”的威胁了呢？
对这样的观点本身我们不置可否，需要关注的是他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一些字眼，比如“封闭”“绝对孤立”“与外界隔绝”等，并且我并不认为关注这些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相反，它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外交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这类话题已经被写烂了，关于辩论新中国是封闭还是开放的文章不知道有多少，相信许多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这里就不做太细的论述。
从“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起来，肯定是不如后者开放，甚至是比较“封闭”的。但这毕竟是相对而言，而且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人家对你搞封锁，不让你开放。这也正是为什么1949年解放军不顺手解放香港，无非是把它当做一个对外联系的窗口，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已。
但是在作者这里，他使用了“绝对孤立”、“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的唯一国家”这种说法，这就把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化了，换一个说法就是——闭关锁国。从中国建国之初的第一波建交高潮，到之后20多年时间里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活动，抓住乒乓外交的机遇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迎来第二波建交高潮，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的合作与友谊……这一切自有其数据和历史支撑的事实，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无法推导出“绝对孤立”“与外界隔绝”这样的结论。
作者的这种写法是否会给人造成一种割裂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感觉呢？这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 三、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巴西同志重点摘录了下面这段话，他的“如果这样的政治路线占了上风，中国将被打败”就是针对它说的：

“2019年10月24日，博尔索纳罗总统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抵达北京后，一位巴西记者就对访问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何评论向他提问时，总统先生回答说：‘我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坦率地说，我很欣赏这个答案。并不是说我同意总统先生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知道自己要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模式，而不管别人怎么想。正是这种灵活和务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讨论或谈论‘主义’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哲学成为主导，所有中国人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

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不就是胡大使（当然当时他还不是）当初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而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吗？
博尔索纳罗总统认为他“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当然可以理解，毕竟是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跟许多人一踏上灯塔国的土地就恨不得立即跪下来亲吻这片“自由民主”的沃土一样。要对中国了解更深一点还需要多走多看，短期的访问显然是实现不了的，不过这次疫情倒有可能会使总统先生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一句：“噢，原来巴西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
博尔索纳罗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欣赏”他的答案，当然他也说了自己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者的思路：尽管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如果你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也很欣赏（抑或高兴？）。至于原因，从后文来看，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可能是我的表达水平比较低，只能理解他的意思，没法用具体语言把它描述出来。不过后面的内容我还是基本看懂了，灵活、务实、发展，闷声发大财是最好的，“主义”什么的我们不关心了。
中国人真的不关心“主义”，并对它失去热情了吗？恐怕未必。
人们常对邓小平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1992年说的这句话，当然也算作“南巡讲话”中的一句。他的原话是：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坚持社会主义被他排到了第一位。而在更早的1979年，他提出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就强调了“主义”的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有许多重要的论述，比如：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

试问，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如作者所说的，“已经失去了讨论或谈论‘主义’的热情”了？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主义”，相反，还变得更加尤其重要了。或者退一步说，按照作者的说法，“发展才是硬道理”固然重要，可是在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里，“主义”是和“发展”并列的同样重要的事，什么时候变成“发展”取代“主义”了？
作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政治顾问，不知道作者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如果是，“四个意识”何在，难道体现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里了吗？当然，最重要的，这篇文章还是发表在巴西的网站上，给外国人看的，他们是否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观点的一个缩影？这些莫名其妙的观点，难道不会给他们造成严重误导吗？ 以上，我冒昧对顾问先生的这篇外宣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至于文章的其他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在下面自行阅读。译文经过了巴西同志的校对，按理说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附 录】

共产主义中国是包括巴西在内的“自由世界”的敌人吗？https://vermelho.org.br/2020/09/02/a-china-comunista-e-inimigo-do-mundo-livre-inclusive-o-brasil/2020/09/02
作者：Chen Jia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政治顾问

7月24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加利福尼亚州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称中国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CCP）不仅在中国扮演了越来越多的独裁者，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也怀有敌意。”他继续引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道：“够了，自由世界必须结束这个新的暴政！”
蓬佩奥先生和特朗普先生的话在我看来似乎很熟悉，我1973年出生于北京，同我和我父母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是的，这使人想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国处于封闭状态，探索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十分困难。在人们的记忆中，广播中总是听到这样的口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就像蓬佩奥先生一样，充满了活力和好战的语气。
尽管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中美关系最近在恶化，但看到蓬佩奥先生的言论，我依然十分惊讶。对于在柏林墙倒塌后成长的新一代，这种叙述就像如今仅存在于历史书中的某些情节的重生。在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与中美从世界最大贸易伙伴走向全面对抗之后，我真的很困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绝对孤立到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一直是世界和平捍卫者的中国共产党突然变成了“自由世界的敌人”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定义蓬佩奥先生的“自由世界”。
根据蓬佩奥演讲中的信息，所谓“自由世界”必须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即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方民主国家。尽管“自由与民主”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价值观，由于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和表现形式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自由世界俱乐部的成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与外界的互动在不断加强，融合进程从未停止。
回溯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是世界上与美国和前苏联同时对抗，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的唯一国家。从那时之后，她逐渐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就好比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年轻实习生，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来到现代化大都市。40多年来，这个男孩一直努力不懈地工作，从生存法则中悄悄地谦卑地吸取教训。
在中国，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我们如何与国际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行动，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紧张和痛苦转变为热情的推动者，今天中国已成为捍卫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正在从好几个国际组织中退出，发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激化单边主义，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其他国家的著名高科技企业，共产主义中国继续依靠经济全球化，坚定走开放和互惠的道路，并认为单边主义本身就是“自由世界”的真正敌人。
我从2019年10月开始在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任职。十个月之后，宜人的气候，美味的菜肴，尤其是巴西人民的开放、友好、朴素和乐观，已经使我完全受宠。同时，以我对巴西政治的基本了解，我已经毫不怀疑巴西是西方的一部分，也就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自由世界”。
尽管如此，两国建交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未给两国合作和友好关系的发展带来重大问题。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巴西也拥抱开放的中国，两国双边合作令人印象深刻的扩展，使两国人民切实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巩固两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发展友好关系，并与巴西的几个左、中、右政党进行互访。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关系的目的是简单而明确的——以加深相互了解并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加强。
但是，最近，随着美国在国际上发起针对中国的疯狂活动，一些巴西人跟在美国人后面跳了出来。面对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人正在实现统治巴西的计划”，并且不厌其烦地灌输给巴西人民。在蓬佩奥的演讲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商品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巴西的威胁。
每个人都有喜欢或不喜欢外国或政党的权利，表达自由值得尊重。但是，诸如“中共生产了这种病毒以占领世界”，“中共生产的疫苗在人体内隐藏了一个看不见的芯片来监视他们”，“中国制造的口罩中的金属线实际上是用来控制人的5G天线”之类极其荒谬的谣言，只能挑起国家间的对抗，构成诽谤并不幸地伤害了一个友好国家。
实际上，国务卿先生进一步扩大了“自由世界”的定义。除了国家以外，这还将涵盖来自尤其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疆等地区的异见人士。无论是分裂主义，还是针对警察或恐怖分子、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暴力行为，只要是表现出反对中共领导，都将得到来自“自由世界”的祝贺和欢迎。没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的背景，只需要强调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国际法中得到了确认，并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因此，谁在制造麻烦，违反国际秩序，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自由世界”要像这样包罗万象，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敌人”的标签。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历史上的动荡、痛苦和屈辱，以及近几十年来的进步和秩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只有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才能把蛋糕做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分到更大的一块。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以解决国家内部问题为借口进行干预”。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主权国家。根据这一原则，中国从不在亚马逊问题和巴西土著人民的权利问题上散布谣言。最重要的是，世界上不乏最新的例子，找了很多崇高的借口给自己做论据，最终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许多耻辱、混乱和无尽的仇恨。
我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立场在当今的“自由世界”没有多大市场。在许多人看来，她没有跟上“人类民主的伟大事业”的脚步。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思路与“自由世界”有些不同。但问题是：差异是否必然意味着敌意？
在古代历史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这样，她也从未攻击其他国家。在15世纪，中国皇帝派出的舰队比欧洲人早几十年到达南亚和非洲，但从未建立过海外殖民地。今天，尽管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中国遵循着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传统。中华民族没有天生的海盗、殖民主义者和奴隶贩子的基因，也不认同他们的“国强必霸”哲学。
2019年10月24日，博尔索纳罗总统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抵达北京后，一位巴西记者就对访问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何评论向他提问时，总统先生回答说：“我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坦率地说，我很欣赏这个答案。并不是说我同意总统先生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知道自己要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模式，而不管别人怎么想。正是这种灵活和务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讨论或谈论“主义”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哲学成为主导，所有中国人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
蓬佩奥先生不停地周游世界，兜售关于新冷战的看法，其目的无非是捍卫美国的全球霸权，并结成一个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上，我希望他向其“招手”的国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在中国，根据西方几个独立研究机构的调查，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认为他煽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的策略没有成功的可能。
自从来到巴西，每当我遇到一种新的异国水果，看到巴西利亚灿烂的日落，在我感到高兴的同时，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不会受到激进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干扰和阻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和乡亲们体会到巴西的乐趣，来看看这里的风景，也给巴西人带来无穷的快乐。尽管面临很大挑战，但我对此表示乐观。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