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炒不住到囤粮待估 市场配资源促动荡 百姓觉醒层层推进

焦典

主产区夏粮小麦收购减少近千万吨，粮食有危机了？实际情况是...

2020年08月14日 07:16:41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8月12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一则“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公告，其中提到，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的河南省，夏粮小麦收购总量为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

这则消息让不少人担心：这几天新闻中一直在提粮食安全，制止浪费，粮食真有危机了吗？

实际上，根据媒体的调查，虽然我国仍存在粮食结构性矛盾，但距“粮食危机”相差甚远。不仅如此，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今年我国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提高，丰收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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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河南夏粮收购减少：夏粮涨价，农民惜售

8月12日，国家粮储局公布的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显示：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8万吨，其中河北收购355.9万吨，同比减少93.5万吨；江苏收购1083.5万吨，同比减少10.8万吨；安徽收购592.9万吨，同比减少222.4万吨；山东收购661.4万吨，同比减少54.4万吨；河南收购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湖北收购139.0万吨，同比增加6.8万吨。主产区油菜籽累计收购70.6万吨，同比减少5.1万吨。主产区早籼稻累计收购264.1万吨，同比增加12.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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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不少人担心，是不是粮食产量不够了？

据第一财经，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公告说的是收购量，不是总产量。”虽然今年的夏粮种植受到疫情和天气双重影响，但河南省的夏粮仍然再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量750.75亿斤，比去年还多出了1.67亿斤，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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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总产量高了，为何夏粮收购量却同比减少了？

按照此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计：今年全国小麦产量为1.34亿吨，按常年商品率70%左右推算，今年小麦商品量约在9380万吨。截至6月末，主产区小麦收购量仅占当年预计产量的17.83%，占当年预计商品量的25.46%。

以此进行推算，到8月上旬时，累计收购的小麦数量尚未达到商品量的一半。

对于进度“偏慢”、入库“偏少”的原因，相关部门尚未给出整体性结论。但7月时，新华社曾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指出：6月中旬以来，江淮地区降雨较多，对新粮购销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疫情使得农户储粮意愿增强，市场收购量回落。这意味着，市场主体都想把粮食留在“手里”。据市场反映，目前在部分地区，农户由于看涨后市，一半新粮仍存放家中。

据第一财经报道，河南许昌市的种粮大户张营说，今年6月，小麦刚丰收时，价格是1.07元/斤，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1.15元/斤。这意味着，张营今年丰收的15万斤小麦，少卖一天，就可能多赚好几千元。

另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待价而沽”的原因是，他身边不少人都在传，因为疫情正在席卷全球，今年的粮食供应可能会紧张，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涨，这也让张营对后市的粮价有了更多预期。

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281万吨（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120.8万吨（24.2亿斤），增长0.9%。其中小麦产量13168万吨（2634亿斤），比2019年增加75.6万吨（15.1亿斤），增长0.6%。2020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单产有所提高，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据科技日报，今年夏粮面积4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夏粮的主体是小麦。据专家田间调查，小麦产量构成“三因素”中，亩穗数增加较多，穗粒数基本持平，千粒重接近去年最好水平，丰收有了好基础。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今年小麦收成好，有三个提高：

一是单产提高，预计亩产平均可以提高4公斤。

二是品质提高，籽粒饱满，一二等麦明显增多。

三是专用麦比例提高，强筋弱筋小麦占比比上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今年小麦生产先后过了局部干旱、暖冬旺长、“倒春寒”、病虫害好几个坎，田间管理的时候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丰收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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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据《财经》报道，收储速度较慢，这在近年来的夏收进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2019年时均曾在不同地区出现类似现象，而原因则多种多样。比如2018年时，大量质量偏差的小麦就因达不到最低收购价收购标准，导致销售价格偏低，购销进度偏慢。

尽管夏粮丰收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生产的上半程，但是局部地区发生的蝗虫灾害和南方洪涝灾害都让下半程面临挑战。今年云南、新疆等局部地区发生蝗灾、草地贪夜蛾，各地坚决遏制暴发成灾，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席卷南方的洪涝灾害对江西、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影响较大，但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受灾地区农民开始补种晚稻，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粮食生产。

我国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中国人“吃不饱”早已成为历史。2019年，2019年全球谷物类粮食产量约为27.22亿吨，其中中国粮食产量高达6.6亿吨，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超过24%。

虽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这也绝不是浪费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我国口粮完全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是绝对安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丢掉粮食安全意识。“首先，我国粮食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中国粮食主要是玉米和稻米，其次是小麦，但大豆产量很少，饲料粮也是短缺的，食用油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

李国祥表示，其次，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饭店、餐厅口粮的需求越来越低，对禽、肉、水果、水产等大食物的需求越来越高。而我国大食物供应的水平并不高，且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比如去年的非洲猪瘟，导致我国猪肉减产100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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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指出，中国现在粮食年年丰收，看起来供应很丰富，但中国的食物资源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一方面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就是要加强生产食物的供给侧，加强自我保障；另一方面要杜绝食物浪费。

杜绝餐饮浪费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话题。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3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为每年13亿吨。与此同时，在世界76.33亿人口中至少还有8.2亿面临饥饿，相当于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人挨饿。

李国祥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从消费端来看，造成食物浪费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消费习惯。“但制止餐饮浪费还需要构建全链条的监督和节省机制，比如对超市、饭店未卖掉的食品，不是简单的丢弃，而是能捐赠或低价出售给相关机构，形成食品链条的外延和循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认为，从立法来看，餐桌上的事情要以道德立法的角度，从正面引导大家杜绝餐饮浪费。从监管来看，可以尝试以成立社区或学校餐饮监督委员会等方法，加强在采购、供应、餐食垃圾处理等环节的管理，减少浪费。

记者梳理发现，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遏制粮食浪费。2016年2月，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超市扔掉或销毁未售出的食物，假如超市有相应的剩余，必须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或是食物银行。超市和慈善机构签订协议之后，还能获得捐赠60%产品价值的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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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米袋保供 任务指标配置民生资源 非市场决定 安家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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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9 01:14 - 焦典 - 前中后三十年

焦典

统计局回应猪肉价格上涨85.7%：高位运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2020年08月14日 10:40: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7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85.7%，猪肉价格上涨，一是因为随着企业复工复产，餐饮服务逐渐恢复，猪肉需求有所扩大，二是因为7月份南方汛情对于生猪生产和调运产生一些不利影响。总的调查情况来看，生猪存栏量是逐季上升，但生猪生产供给情况还处于一个紧平衡，高位运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总的看大幅上涨可能性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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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资本垄断配资源 内循环大梗阻 养猪/制药/食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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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已中邪！资本垄断是“内循环”的大梗阻 2020-08-03 13:58:07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最近猪肉价格又上涨，而荷包却干瘪了。　　家里将近一个星期没吃猪肉，一来感觉吃猪肉不划算，二来感觉最近的肉不 ...

2020-8-6 13:43 - 焦典 - 焦点时评

焦典

纪志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反思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持续增产的悖论

作者：纪志耿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08-13 09: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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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粮食增产是“结构性”增长，在主粮产量和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辅粮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若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进口量考虑进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创造的粮食丰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代农业发展中资本对土地和劳动的替代，源于不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我国应该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坚持走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2年两会期间，数位代表对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如当前务农劳动力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新生代农民断档，一些地方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过去种两季的现在也普遍只种一季，由此可能影响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1]。2012年2月初，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也对当前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村劳动力和农技人员老龄化引发的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表示忧虑[2]。但同年7月份，舆论风向似乎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夏粮产量的相关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2599亿斤，比2011年增产71亿斤，增长2.8%。且当年粮食总产量达11791亿斤，比2011年增加367亿斤，在“八连增”的基础上实现“九连增”[3][4]。有学者据此表示，当前中国农业增长的辉煌成绩是在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背景下取得的，由此就得出“老人农业有效率”这一结论[5][6]。面对农村劳动力不断老龄化而粮食产量却持续增长这样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悖论”，如何进行深层透视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不仅对于澄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和疑惑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借鉴价值。

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增长

（一）主粮产量持续增长而辅粮产量却不断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时则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2006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41－50岁的占23.1%，51岁以上的占32.5%，远远超过了判断劳动力老龄化15%的国际标准，“老人农业”现象凸显[7]。但是，正是这支老龄化的农村从业人员队伍，却创造出我国粮食产量自2003年起“八连增”的辉煌成绩(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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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从2003年的43070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50160万吨(突破1万亿斤大关)，再到2010年的54648万吨，八年间共增长了11578万吨，增长幅度达到26.88%，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但是，具体到粮食内部的各种作物来说，其产量增长幅度却并非一致，有些作物甚至出现了减产的现象。如表1所示，八年间我国稻谷产量增加了3510万吨，增幅为21.85%；小麦产量增加2869万吨，增幅为33.17%；玉米产量增加了6142万吨，增幅为53.03%。与此同时，大豆和薯类等辅粮作物的产量却出现了下滑现象，八年间大豆产量下降了31万吨，降幅为2.01%；薯类产量下降了399万吨，降幅为11.36%。粮食作物的结构性增减变化不仅体现在产量上，同时也体现在播种面积上。据统计，2003－201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共增加了10466千公顷(约1.57亿亩)，增幅为10.53%。其中稻谷、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3365千公顷、2260千公顷、8432千公顷，增幅分别为12.69%、10.27%、35.03%；而大豆、薯类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减幅分别为8.56%、9.81%。如果说产量的增长反映的可能是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引致的数量变化，那么播种面积的增减更能反映出农户种植意愿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农户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而种植大豆、薯类等辅粮的积极性却不断下降。
（二）粮食产量“结构性”增减的原因在于老人农业中各作物机械化便利程度不同
农作物产量及播种面积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增减变化趋势，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三种主粮的产量高、价格好、利润大，而两种辅粮的产量低、价格低、利润低等因素外，主粮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易于推广和应用也是人们热衷于扩大三种作物种植面积的重要诱因。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种田者老龄化和妇女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这支队伍从事日常、零星的田间管理工作还能够胜任，但一旦遇到长时段、高强度的播种收割等农作任务，则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最佳选择是播种最省力、不需要怎么费心照看的粮食作物，大田中生长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就成为最优选择。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这三种主粮作物生产中的机械化普及程度最高，在收获季节甚至出现了联合收割机转战大江南北，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度介入的空前盛况。如在小麦成熟的季节，我国有4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从河南的南阳开始，一路收割到东北的黑龙江，时间横跨了每年5月至8月近三个月的时间。[8] 2011年秋粮收获期间，全国共完成玉米机收面积1.7亿亩，玉米机收水平达到33.6%，比200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9]。过去“人海战术”忙秋收的景象被机械化作业所代替。在四川、重庆、云南等水稻产区，机械化收割开始受到农民青睐，每亩地220元的农机收割成本大大低于400元的人工收割成本，老农认为既节约时间又节约成本，对使用收割机收割赞赏有加[10]。与主粮收割过程中机械化进程的高歌猛进相比，大豆和薯类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程度却不尽人意。以薯类为例，目前的红薯机械化收获相对落后，马铃薯可以进行机械化种植和收获，不过在种植量小的情况下，机械很难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八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的增减变化确实是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的理性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在不经意间走上了一条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之路，农业机械化和人口城市化双重推拉力量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的广度和深度。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隐忧

（一）从进出口数据看我国农产品自给水平不容乐观
粮食产量“八连增”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2003－2010年的粮食产量增长属于“结构性”增长，主粮大幅度增产，辅粮小幅度减产，但由于增产的幅度远远大于减产的幅度，所以我国的粮食供给目前来看还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粮食供给转向整个农产品供给，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供给很难称得上“安全”，大豆、棉花、使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自给率远远低于安全警戒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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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列出了2003－201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数据及进出口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八年间我国的主粮进口量从209万吨上升到1215万吨，总共增长了1006万吨，增长率为481.34%。尤其是2008年以后，我国的主粮进口量成倍增长，从309万吨增长到968万吨再到1215万吨。而同期粮食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我国的粮食出口量总共减少了1955万吨，减幅达87.67%，这“一增一减”的趋势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如果说主粮进口量和国内粮食生产总量相比微不足道，2010年所占比重仅有2.22%，那么大豆进口量的快速增长乃至超过主粮进口量的态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戒。八年间我国的大豆进口量从2074万吨上升到5480万吨，进口量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增长率为164.22%。并且，大豆进口量与主粮进口量之比八年间不低于4.2倍，最高在2007年达到19.9倍；大豆进口量与其国内生产量之比不低于1.2倍，2010年更是直线上升到3.6倍。由此来看，近年来流传的“大豆之殇”和“大豆沦陷”的故事已不仅仅是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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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粮食外，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也是近年来我国进口的重点对象。表2的数据显示，2003－2010年，我国棉花的进口量从87万吨上升到284万吨，总共增长了2倍有余，达到了197万吨。而同期棉花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从11.2万吨减少到0.6万吨，减幅达94.64%，在国际贸易中几乎变成了净进口。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2003年的541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687万吨，进口量常年保持在国内生产量的17%以上，最高点在2004年达到近55%，同期出口量却微乎其微，2008年以来甚至出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老人农业”不安全，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农产品整体贸易格局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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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为我国主要农品的自给率数据。如表3所示，2003－2010年，若不包括大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从99.52%下降到97.83%，但仍位于95%的安全警戒线以上。[11]如果把大豆包括进来，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八年来从99.88%下降到89.49%，自给程度已经不足90%，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若是单独考察大豆本身的自给率，这组数据更是显得差强人意，八年来我国大豆的自给率从42.60%一路下跌到21.58%，自给率仅仅达到两成，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此外，这八年中我国的棉花自给率从86.51%下降到67.78%，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从74.75%上升到85.25%，但仍远低于95%的安全警戒线水平。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如果仅仅讲谷物，我们的自给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如果把大豆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不到90%；如果再把棉花、植物油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大约是80%[12]。由此可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的转变是导致油脂产品紧缺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产粮大国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呢?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尤其是肉、禽、蛋、奶等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需求量骤增。众所周知，豆饼和棉籽饼是畜禽饲料的重要来源，豆油和其他植物油是食用油料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现有土地资源还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油脂产品条件下，人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强烈需求必然带动了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的大量进口。有专家估算，我国目前每年进口5400多万吨大豆，按照我们现有亩产230市斤的生产力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境外5亿亩播种面积；加上每年进口的六七百万吨植物油，以亩产85市斤毛菜籽油的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别人2亿亩土地；再加上每年进口两三百万吨的棉花，大约也需要3000万亩土地。这样算下来，我们现在大概相当于每年利用境外6亿亩到7亿亩的土地，才能保证我们现在这样的消费水平[13]。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同时也是一种土地节约型的制度变迁之路，不过这里节约出来的不仅是本国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大量利用境外的土地资源。
除了上述原因外，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也是导致我国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大量进口的重要原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后，老年劳动力无暇种植耗时较多的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作物，原来的生产者变成了如今的消费者，客观上增加了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需求力度。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他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需求量会相应增加。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小组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谷物类食物402克(城市居民366克，农村居民416克)，畜禽肉类79克(城市居民105克，农村居民69克)，水产品类30克(城市居民45克，农村居民24克)，蛋类24克(城市居民33克，农村居民20克)，植物油33克(城市居民40克，农村居民30克)[14]。因此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导致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大量消费，还不如说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调整导致了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而至的老人农业和城乡互变，才是造成我国粮食安全隐忧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一）发达国家农产品依靠巨额财政补贴得以低价倾销
在一国农产品需求量快速增加而国内生产又不能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国外的农产品就会乘虚而入，占领该国农产品市场。这一占领过程不仅仅是自生自发、渐进渐变的，而且往往是低价倾销、全面进攻的。据有关数据显示，1996－2006年的11年中，国内玉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22%，最高时1999年达到57%；国内的大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36%，2001年最高时比国际市场高73.8%；11年中有7年国外小麦价格低于国内[15]。国际市场的低粮价，源于发达国家的诸多补贴和保护措施。200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盟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1334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33%；美国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465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18%；加拿大对农场生产的支持为5.7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21%。在高额补贴的支持之下，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倾销它的低价农产品，倾销比例最低的是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则是棉花，高达48%。可见，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16]。发达国家低价倾销的最终目的，是把粮食作为外交战略中的一种武器，通过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换取别国在贸易上或政治上的让步。例如，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农产品，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后来的经济增长中，对玉米、小麦、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存在，虽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17]。在当下的中国，类似的一幕似乎正在上演，我们对大豆等国外油脂产品的过分依赖导致大豆价格暴涨暴跌，压榨企业大面积亏损，食用油价格居高不下，饲料价格以及肉禽蛋奶价格跟风上涨，这种危险性和波动性值得我们警惕。
（二）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依靠能源集约消耗得以提高效率
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低价格既源于高额财政补贴和规模经营的优势，更源于对土地、动力、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和利用。它们的现代农业兴起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破坏上。据有关学者的估算，发动美国500多万台拖拉机要花费80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美国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并且主要是矿物质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所消耗的矿物质燃料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现在这个比率还会越来越大[18]。农业能源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美国在1946年和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长了534%和217%，虽然其1968年的玉米单产高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农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下降了5倍[19]。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至5亿磅，即使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此外，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的衰竭过程。而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这就要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和动物血粉来补救，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20]。现代农业中的转基因革命放弃培育当地的品种，改种少数高产抗虫害作物，正把世界至于危险的边缘。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将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了[21]。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特征开始显现
反观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它似乎也走入了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怪圈。2003－2010年，我国的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从980560万台增加到3921723万台，增长了299.95%；联合收割机数量从365041万台增加到992062万台，增长了171.77%；农用机械总动力从6038.7亿瓦增加到9278亿瓦，增长了53.63%。而同期我国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才增长了5.42%，粮食总产量才增长了26.88%。农业机械和农业用能的增量远远大于土地及其产出的增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本替代劳动、能源集约替代劳动集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外，2000－2010年我国的化肥施用量从4141.4万吨增加到5561.7万吨，增长了34.13%；农药使用量从128万吨增加到175.8万吨，增长了37.34%；农用柴油使用量从1405万吨增加到2023.1万吨，增长了43.99%；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从133.5万吨增加到217.3万吨，增长了62.77%。如果说机械用能和化石能源的消耗直接相关，那么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则和化石能源消耗间接相关，它们都是以天然气、石油、煤炭为最主要的原料来源。所以，不管是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还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它在本质上都是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来代替土地和劳动投入的过程，并且这里节约出来的都是优质的土地、年轻的劳动力，所剩余下来的仅仅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群老人，侍弄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守望着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
四、余论及建议
（一）“保主粮、弃辅粮”的粮食安全策略不可持续
也有人说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是“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即尽可能地多种植一些稻谷、小麦、玉米，确保这些主粮的产量年年增长，基本自给；对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农产品则可以有所放弃，供给不足时依赖进口予以解决。这是因为大豆等油料作物少了，人们无非是做菜少放点油或者少吃点肉，但如果主粮少了，就要出大事。这个观点看起来颇有道理，也获得了数据上的支撑，如2003－201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增产量(12521万吨)甚至超过了粮食总产量的增量(11578万吨)[22]，其中玉米的增产量(6142万吨)又占到三类主粮增量的49.05%；从播种面积上看，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播种面积增量(14057千公顷)比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10466千公顷)还多3591公顷，其中玉米的播种面积增量(8432千公顷)占到了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的80.57%，同期大豆、薯类、棉花、花生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262千公顷、530千公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豆退苞进”、“薯退苞进”和“棉退苞进”的现象。但是，这一“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粮食安全策略是否合理健康，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却值得推敲。以“豆退苞进”为例，玉米的亩产远高于大豆，玉米的价格近年来节节攀升，市场之手促发的这场种植结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带动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它却会造成我国耕地肥力的下降和农产品安全格局的失衡。因为大豆是一种固氮能力很强的作物，美国农业部农业调整局为了应付美国中部耕地上的沙尘暴，曾对栽种大豆进行土壤保护的项目给予强力支持，由此也造就了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23]。而当前我国的黑龙江、吉林等大豆之乡，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大豆、绿豆改种玉米的现象。长远来看它不仅会造成地力的衰竭，而且会使大豆的加工、压榨行业受制于人。又以“棉退苞进”为例，它的直接原因是近年来棉花收购价格过低，产量增长赶不上小麦，同时种棉收棉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但它的间接原因则是棉铃虫和盲蝽蟓等病虫害的肆虐。为了应付害虫，河北、河南等地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并在两年之后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24]。转基因的bt抗虫棉虽然很奏效，棉铃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它也极可能会引发抗转基因害虫的逆变、对地力要求的苛刻、农作物单产的下降和成本的不断增加。再以花生等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的减少为例，它直接引起中国食用植物油供应数量的不足，为此我国每年要从外国进口六七百万吨植物油来满足国内的消费缺口。但在这些进口的植物油中，约有60%是棕榈油，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的棕榈油呢?这首先是因为棕榈油的价格比较低，1980－2005年世界油料市场上棕榈油的平均价格是425美元/吨，而同期豆油、花生油、棉籽油、葵花油的价格分别是487美元/吨、843美元/吨、558美元/吨、594美元/吨。其次是棕榈油在食品加工上的需求量比较大，国内方便面以及饼干等食品加工中大部分用的是棕榈油。再次是国内食用油市场比较混乱，伴随色拉油等桶装油市场大规模形成和激烈竞争，再加上桶装油又没有明确标明各种植物油的比重，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食用油厂家就有可能在桶装油中提高棕榈油的比重[25]。我们知道，经氢化处理的工业用棕榈油会产生人造反式脂肪酸，长期食用由这种“氢化植物油”烹炸的食品，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业健康发展的路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的粮食安全战略其实是不长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正是由于放开了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的进口管制，我国此类农产品的价格才暴涨暴跌，广大青年农民才自发退出这些利润率不高、竞争性不强的领域，而留下一大批老年农民看管那些不需要费神费力的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这不是一种理性的退却，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客观上背离了我国人多地少、资源承载力较低的现实国情，促使我们走向了一条劳动和土地双重节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老人农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保证主粮作物的持续增产，但长期看辅粮自给率的不断下降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吃穿质量。所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是农业开始衰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表现，它是一个“陷阱”而绝不是一个“光环”。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增长农业发展的后劲，我们还是得“内外兼修”，即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品行业，它生产的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安危，所以应像对待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一样，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种植的补贴力度，不仅要补贴水稻、小麦、玉米，也要补贴大豆、马铃薯、棉花等小品种农作物，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比较效益低也源于它千篇一律、不优不特，在全国农民齐上阵大面积种植主粮作物之时，它客观上也就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价格上升的空间很小并经常处于蛛网模型的困扰之中。今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饮食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在追求农产品“高产”的同时，更应该追求“优质、高效、绿色、生态、安全”，实行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切实把好质量关，做出绿色生态的品牌来。当前农村的人才回流面临着历史性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它们纷纷选择了内迁办厂的道路，由此也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回流。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从而弥补我国农村劳动力老化匮乏的缺陷。[26][27]。
注 释：[1]皮曙初、李鹏翔、杨依军：《明天谁来种田》，《陕西日报》2012年3月10日。[2]董峻、于文静：《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部署——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解读中央1号文件》，新华网，2012年2月1日。[3]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7月10日。[4]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11月30日。[5]贺雪峰：《老人农业有效率》，爱思想网，2012年7月8日。[6]贺雪峰：《谁来养活中国》，《发展》2014年第4期。[7]李澜、李阳：《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基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6期。[8]陈锡文：《当前农业形势与农村政策之四——土地改革问题复杂》，新浪长安讲台第61讲，2011年11月11日。[9]刘玉：《农业部就2012年玉米收获机械质量调查答记者问》，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2012年7月16日。[10]何莉：《水稻机械化收割正受农民青睐》，荣县人民政府网，2012年8月30日。[11]1996年李鹏总理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宣布，中国粮食基本自给的含义是保持自给率不低于95%。[12][13]陈锡文：《当前农业形势与农村政策之一——我国粮食供求偏紧》，新浪长安讲台第61讲，2011年11月11日。[14]翟凤英、何宇纳等：《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年第7期。[15]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课题组：《国际市场粮价演变与国内粮价关系分析》，《中国物价》2007年第8期。[16]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国的形成和扩展》，新浪网共享资料，2012年5月9日。[17][20][21]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视界》2007年第13辑。[18][19]\[美\]R.D.罗得菲尔德：《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22]这是因为大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减产，增产产量+减产产量=总产量增量。下文中的三类主粮播种面积增量超过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的道理相同。[23]\[英\]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郭国玺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24]袁越：《棉花战争》，《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7期。[25]陈永福：《世界棕榈油生产贸易现状与中国棕榈油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农业展望》2007年第6期。[26]纪志耿：《资源与亲情双重张力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四川模式”及其挑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7]纪志耿：《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调研——以西部农业大省四川为例》，《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2期。

（作者系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焦典

侠客岛：2万多亩庄稼被铲毁，为啥有些官员不心疼？

2020年08月13日 18:24:04

新华社近日曝光，自7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铲毁2万多亩即将成熟的麦子、油菜，突击完成退耕还林指标。

很多网友看到新闻后感到“心疼”、“糟蹋粮食”。这种事，对有点社会常识的人、讲点群众纪律的干部来说，都会看出问题所在。但奇怪的是，地方治理中这种“反常识”现象，为啥还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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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一处被毁的麦田（图源：新华社）

一

显而易见，陈巴尔虎旗的做法是一个多输局面：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地方政府形象受损，上级政府还得照样支付退耕还林的补偿费用。更让人痛心的是，2万多亩即将收割的劳动成果被白白浪费，实在不可原谅。

有人说，这事主要责任在当地农民，因为陈巴尔虎旗曾发布过禁止种植的命令。但问题是，在3月春耕时为何不制止农民可能的违法行为，非要等到5个月后农作物要成熟了才行动？

面对媒体质问，当地政府坦言：马上要到8月31日完成退耕还林指标的时间节点了，再不抢时间完成任务就要被追责了。

其实，一些地方政府为快速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折腾群众、浪费社会财富、透支政府信用的做法，并不鲜见。同样的“唯上”逻辑，同样的“一刀切”手法，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些在普通人看来都是常识的问题，为什么就被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视而不见呢？

地方官员当然并不都缺乏“常识”。事实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基层事务的复杂性有着清晰和清醒的认识；绝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也不缺乏群众观念，他们很重视群众利益。

但问题是，官员有“常识”并不等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身有“常识”。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政策的制定，其实都有一个“完美行政”的想象，力求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之间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政策执行的偏差，都很可能被视作是对政策目标的挑战。

因此，地方上的政策制定者天然具有“上帝视角”。既然高高在上，政策就有可能不接地气，也就是可能“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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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尼河林场大片麦田、油菜田，被铲出一道道“斑马线”（图源：新华社）

二

就退耕还林政策而言，上级主管部门安排试点、分配指标、规定检查时间并辅以督查，这些都没错。毕竟所有的工作节点都是一环扣一环。理论上讲，只要每个环节做到位，任务就可以圆满完成。

但在现实中，地方的政策执行并不一定那么完美，无论是主观问题还是客观限制，政策在某个环节掉链子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次陈巴尔虎旗的事件中，当地政府只是在春耕前下了禁令，却掉了一个重要的“链子”——没有及时出台对农民的补偿方案。这让很多农民无所适从，最后不少人抱着不减产、试试看的心态种上了庄稼。

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上级政策配套不够完善，下面没法及时完成；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主观上不够重视，执行晚了；更可能是基层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如群众诉求多样，导致工作无法推进……

结果是陈巴尔虎旗政府从开始就失去了政策执行的最好时机，最终加大了后期政策执行的成本。因为对农民来说，只要种上了农作物，哪怕是愿意退耕还林，且补偿到位，他们也不愿意亲自毁掉劳动成果。

问题触发则源自上级部门的督查。

据报道，陈巴尔虎旗在今年6月接受上级部门退耕还林工作的督查中，因没有完成任务受了批评，这次再不突击完成任务，就要被追责。

上级的追责压力、硬性的指标规定，终于成了压倒基层干部、使之走向“反常识”的最后一棵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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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内蒙古和呼伦贝尔两级政府表示将彻查此事（图源：微博）

三

那么，在上级督查面前，为何地方政府宁愿选择牺牲农民利益，也要无条件服从上级整改要求？难道不应该多方寻求上级理解，宽限时日吗？毕竟这庄稼过半个月就成熟了。

这恐怕不是个别领导干部主观意志能决定的，尤其是在问责的高压下，向上级提建议容易被理解为讨价还价，推诿责任。要知道，我们的基层治理还是束缚于“对上不对下”的运行逻辑。其核心表现是，上级部门从办事的职能部门转变成了专门调查的督查部门，而下面的地方政府则承担了全部的属地责任。

以内蒙古的退耕还林政策为例，自治区和设区的市一般只对本区域退耕还林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旗县级政府则编制退耕还林年度实施方案，并按照方案具体实施。方案上交后，区级主管部门就要对旗县级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和复查。

这种执行体系在表面上赋予了旗县级政府足够的事权，让他们放手去干，但在上级机关全过程监管并随时抽查督查的情况下，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在上级机关看来，如果旗县级政府的领导能力够强，把退耕还林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种种手段，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政策目标的。

但是，当地方官员的强统筹能力和地方治理体系的弱自主性发生碰撞时，就会产生意外的负面后果——典型的就像这次“毁田造林”事件。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地方治理思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地方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么多为集体利益和群众着想的好政策，但在不少执行者眼中，也仅仅是上级交代的任务而已。

这就使地方治理建设的方向存在一个误区，即有些人觉得政策的稳定性越好，制度的完整性越大，上下级之间的一致性更强，治理体系就越是现代化。

这些人忘了很基本的一件事：基层治理的核心应该是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千头万绪，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会出点意外。

以这次陈巴尔虎旗事件为例，如果地方治理有一定的自主性，如果地方主官对上级部门有点底气，如果上下级之间的政策沟通机制顺畅，类似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基层工作需要预留弹性，决策者不能只当监督者，执行者也不能对政策的初心不管不顾，一个更协调的上下级政策沟通机制需要建立。因为，地方治理的核心导向是人民。

焦典

贺雪峰：贵州农村“三变”改革要警惕
2020-08-13 22:00:17作者：贺雪峰来源：新乡土
一

　　2017年开始，全国农村进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仗。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积65.5亿亩，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6.5万亿账面资产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3.4万亿元。集体所属全资企业超过1.1万家，资产总额1.1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中固定资产为3.1万亿元，其中2/3是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固定资产。农村集体资产主要集中在村级，全国村级资产4.9万亿元，占集体账面总资产的75.7%。从地域上看，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集体资产占比分别为64.7%、17.7%、17.7%、17.6%，且中西部地区主要资产为非经营性固定生产。全国超过3/4的资产集中在14%的村，有10.4%的村收益在5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的村庄。

　　也就是说，虽然农村集体账面资产高达6.5万亿元，村均816.4万元，村庄中的大多数资产却都是非经营性资产，这次清产核资将国家在农村修建的道路、水利设施、公共厕所都计入资产统计范围，而实际上这些非经营性资产是不可能产生出经营收益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村庄。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几乎是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悲观，就是当前中西部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村庄不仅经营性资产为零，而且还有较高负债。农村税费改革时锁定的村级债务，绝大多数村庄仍然没有偿还，并因此对村级治理持续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二

　　农村集体生产清产核资是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做的准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民才可以从集体中获得更多分红，集体才有能力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集体也才可能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才有希望。也正是因此，通过清产核资发现全国村均资产竟然高达816.4万元，就激起了社会对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高度期待。消灭空壳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再次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农村的中心工作。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面，贵州六盘水市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农村“三变”改革，长时间受到中央政策高度关注，全国农村产权改革都试图学习贵州“三变”改革的经验。据媒体报道，贵州“三变”改革，通过集体资源调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的“双轮驱动”，活化要素资源，实现“产业连体”“股权连心”，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变”改革因此成为贵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助推器。据媒体报道，2018年贵州六盘水市共有118.6万入股村民实现分红，分红金额达6.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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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贵州是典型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六盘水市更是贫困山区。“三变”试图通过将村集体资源抵押贷款+政府资金投入+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获得发展农村产业的大量资金注入，再通过市场经营获取产业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问题是，先不说贫困地区是否有适合抵押的村集体资源，即使村集体有资源，通过“三变”形成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进入市场经营，就要要面临高度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的组织成本远远高于产权明晰的民营资本，笔者20多年调研所见却是，几乎所有进入农业领域的民营资本都缺少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几乎所有进入农业产业领域的民营资本都经营失败了，贵州六盘水市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凭什么就一定可以在市场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20多年，先后调研过的村庄有数百个，几乎没有一个村庄发展集体经营性事业是可以成功的。几乎所有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都是靠区位和资源，比如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工业化的村庄，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型村庄，其中原因是这些村庄可以靠区位与资源获取相对稳定的集体收入，尤其是可以获得土地非农使用的超额地租。我们的这个调研发现与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结果也是一致的。只要进入到竞争性的经营性领域，集体经济几乎没有不失败的。

　　农村集体经济可以稳定获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屋出租上面，这种带有很强“食利”特点的集体经营主要获利于二、三产业发展所附着在土地上的超额地租，这是由区位和资源决定的。包括六盘水市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根本没有这样的获取超额地租的区位和资源前提。

　　因此，贵州“三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三变”所变出来的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经营不善，亏本破产。由此必然导致国家投入资源打了水漂，试图从国家投入资源中获利的社会资源血本无归，通过资源抵押获得贷款难以偿还，村集体经济再次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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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不研究当前农村市场经济条件，不吸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不具体分析农村清产核资结果，以为只要进行农村产权改革就可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大农民收入，以为农村产权改革可以像变魔术一般变出巨额财富出来，结果很可能就再次重复集体经济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村集体却再次负债累累的历史。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一件大事，要慎重。

　　2020年8月12日上午

焦典

私立学校正一步步吞噬公办教育，触目惊心！
2020-08-13 21:49:23作者：子女教育经来源：子女教育经

我是一个农村公立学校的教师，分配到现在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这几年我所在的学校考重点高中的学生逐年减少，十年前每年考一中的学生大概是15个左右，而现在每年就两三个，这两个不是正取还是定向生。并且每年学校的生源也变少了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师都是一样的教，学校也是一样的管理。

其实导致生源减少，考重点高中的同学变少的原因的市区开始出现了几所私立学校，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家庭生活条件好了，就在市区买房子了，孩子也跟着父母去市区读书了。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受私立学校的影响。私立学校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作为生意人，他们早就把招生目标放在了公立学校了。私立学校刚开始办学，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出成绩，得到家长的认可和社会的口碑，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来招收生源。目前私立学校吞噬公立学校的招数很多，现在看来真的是步步惊心啊。

第一：不惜重金挖优秀生。私立学校刚开始办学，都有一个套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借助教育局以及其他本地生活网站大力宣传。宣传他们学校的办学条件以及师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然后他们口口声声说现在只办高中部，所以他们下手的目标就是各个中学的初三年学生。正因为刚开始扎下重金，这一届的高考肯定是考很好，所以接下来呢？就开始办初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中考后，成绩能上县一中或者其他重点高中的同学都是他们的“猎物”。他们都会在各个学校宣传，只要这些学生到他们学校读书，学校将会免除所有学费并且包住宿还补贴生活费以及超诱人的奖学金，而这些都成了招生的手段。他们还让毕业班的班主任一起动员，成功一个抽成500-1000。家长们看到如此丰厚的待遇何乐不为呢?而这些私立学校都有近30%的学生是完全免费的。那靠什么盈利呢？就是后面那些成绩不是那么好的学生，向他们收取高昂的费用。以及等学校成绩好了，就开始高价收取费用。

第二：重金挖公立学校优秀老师。私立学校刚开始招收的老师一般都是没什么经验的大学生，虽然他们文凭高，但是没有任何经验和影响力。这时候他们就开始重金挖公立学校的老师了。特别是市里的各科代表人，先进教师这些，在各个学校当中有较高声望的老师。私立学校刚成立时，县教育局允许公立学校老师去应聘，所以目前的私立学校是有一部分公办老师的。他们占着公办老师的编制，却挣着私立学校的高额工资。后来看出去的优秀教师多了，这几年公办学校不允许老师们去私立学校了，除非你辞职。但私立学校又下狠招。大幅度提高老师的待遇，特别是公立学校的骨干优秀教师，只要到了私立学校，工资基本都上万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绝对是高工资了。去年就有两个年轻的教师跳槽到了私立学校。如果公办学校不限制，估计去的会更多。
  
第三：掐尖招生，承诺高昂奖学金。目前的私立学校，基本都是掐尖招生，人家设置有分数线，考不上绝对不要。除了掐尖。对优秀生的高昂奖学金也让很多家长趋之若鹜。去年，我们这私立学校挖走了我们县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承诺考上北大清华，奖金40万，考不上，奖金30万。哪有家长和孩子能受得了这种物质诱惑，反正孩子学习好，在哪都能考上大学。两个家长爽快地就答应了。第二年孩子顺利考上北大清华，这下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厉害了，大批优秀生纷纷前往。用家长的话就是，反正孩子学习好，考不上北大清华，至少也能考个985，挣个30万，一点也不亏。

教育需要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更不是掐尖竞争。但目前的教育现状就是如此。这样导致小地方的学校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越来越生存不下去。我们这里的一所高中一年只有几个孩子上本科线（实际是三本的分数线），可怕吗？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更希望国家加大教育投资，不要再兴建什么私立学校了。那些建得再多，老百姓的孩子也上不起。我们还是多关爱一下普通家庭的孩子吧，让他们也享受一下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小地方的高中初中，再这么下去，他们真的无法生存下去了！因为好学生全跑了！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子女教育经”，原标题"私立学校正一步步吞噬公立学校，步步惊心"）

焦典

粮食战争！一个国家真正的基本盘！

发布时间：2020-07-14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奥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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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装90架舰载机的核动力航母和印刷成本只有5~20美分/张的绿色钞票，美国控制全球的方式还有一种：粮食。

上溯到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粮食短缺是全球普遍现象。当时法国每人每天只能领取两块面包，英国直到1949年还在实行面包、马铃薯和糖果的配给，而整个欧洲更是有数百万人饱受饥饿折磨。此时，附带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便成为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手段。

在欧洲，美国把粮食以赊账的方式提供给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其倒向苏联。在南亚，巴基斯坦一遭旱灾美国立刻给予粮食援助，听起来充满人道主义的光辉，但主要目的是钳制苏联南下。而隔壁的印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它在当时反苏战略里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在苏联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颗米都没捞着，而通过以粮食援助这种手段，美国既稳定了其在东西半球的基本盘，也收获了一批抱大腿的小弟们。

当然，随着战后经济复苏，自己能吃饱饭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的粮食武器也紧贴潮流，持续迭代更新。从冷战开始至今，粮食武器一共迭代了三次。

01

粮食武器1.0：塑料友谊+联合禁运

所有武器的1.0版本，通常都是简单粗暴，粮食武器也不例外。

1973年，OPEC为了打击以色列，宣布了一系列石油禁运措施，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一年内翻了近4倍，这导致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在危机爆发后，给汽车加油都得凭票。为了避免被阿拉伯人“卡脖子”，美国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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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定量配给的加油票

当时，石油已经成为苏联撬动欧洲地缘政治的一把利器，但老大哥却有一个致命弱点：缺粮。

1972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50个人，但1个苏联农民只能养活7个人，排队买面包是苏联人民生活的常态。为解决粮食问题，苏联政府用核弹修过水库，也发动过群众垦荒，还尝试了给集体农庄放权，但都收效甚微。长期以来，苏联人的吃饭问题一直依赖于进口。

70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两国粮食贸易重启。于是美国找到苏联：反正大家都被卡脖子，不如你低价卖我石油，我低价卖你粮食。

这笔交易看似对美苏是双赢，但其实阴了苏联一刀。当时苏联正和阿拉伯兄弟如胶似漆，突然跟美国人做生意，无异于公然跳反背叛盟友，在中东多年的经营也将功亏一篑。

但率先翻车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的石油只能从苏联买，苏联的粮食却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由于全球谷物价格上涨，不光亚非拉兄弟“支援”苏联，连美国的铁杆盟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纷纷把粮食往苏联卖，资本主义阵营的塑料友谊瞬间坍塌。石油短缺的问题没解决，美国国内的农场主还因为出口下挫怨声载道。

骑虎难下的美国只好放弃了“粮食换石油”的思路。第一轮的交锋，美国人铩羽而归。

苏联1979年侵略阿富汗之后，全球纷纷谴责苏联，连莫斯科奥运会都被60多个国家抵制。苏联自己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内大旱导致粮食减产1/5。于是，苏联政府计划向美国进口2500万吨粮食应急，这让美国人喜不自胜，打算再次举起粮食大棒教训教训苏联。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吸取了失败教训，先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盟友统一了思想，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联合禁运”。结果一通操作下来，苏联接下来两年里的实际进口粮食仍然高达3120万吨，只比计划少了10%。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也直接打脸：禁运仅仅让苏联饲料供给下降2%，而对肉类消费更是几乎没有影响。

背后的原因在于，所谓联合禁运，本质上面临一种囚徒困境：粮食市场长期供大于求，为了市占率，出口国间存在激烈竞争。只要有任何一方打破协议偷偷卖粮，不仅可以卖个高价钱，还能增加市占率，所以参加联合禁运的国家，都有打破协议的动机。

事实也的确如此，真正落实禁运的只有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嘴上答应，实际上运往苏联的粮食从来没断过，而农业大国阿根廷干脆压根不理会美国的呼吁，在禁运中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更加过分的是，作为长期小麦净进口国的西班牙，为了薅一把社会主义的羊毛，硬是勒紧裤腰带憋出了80万吨粮食卖给苏联，让苏联老大哥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充分感受到了国际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一番联合禁运搞下来，先崩盘的反而是美国国内：由于预期到大旱可能导致苏联粮食需求飙升，美国农民人人都想趁机薅一把羊毛，早就开始贷款种地，逆势增产。但这部分需求因禁运骤减，使美国谷物一下生产过剩，价格大跌。贷款压力让许多农民濒临破产，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政府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卡特总统黯然下台。

1981年，里根接过白宫的位置，成为新任总统。作为一名反共急先锋，里根在演员生涯时期就曾监视好莱坞里的“破坏分子”，还和老婆一起组织过针对共产主义的反渗透。结果里根上台后没多久，就因为想争取农业州的选票，马上废除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

美国对苏粮食禁运的两次失败，预示着第一代粮食武器日渐式微。这一代粮食武器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听话就没饭吃”，第二是“国对国”。伴随70-80年代跨国供应链兴起，农产品的生产、运输、仓储与分销开始从同一国分散到若干国家，粮食战争的攻守双方也从国对国扩展到企业对国家。

02

粮食武器2.0：知识产权+产业补贴

1996年，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想到一个还债的新点子：卖大豆，转基因的那种。

当时，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大豆需求的激增，大豆产业“种到就是赚到”。为了增产，阿根廷开始求助于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后者的拳头产品就是越战期间臭名昭著的“落叶剂”——一种通过让树叶凋零来使游击队无处遁形的剧毒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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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喷洒“落叶剂”的美军飞机，1973年

越战结束后，孟山都先是靠“农达”除草剂（草甘膦Glyphosate）大赚一笔，随后又研究起了生物科技，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他们开发出的转基因作物不受自己研发的“农达”除草剂影响，“农达”除草剂与“抗农达”转基因作物配合，可以大幅提高农产品产量。

1996年，得到阿根廷政府授权后，孟山都通过阿根廷本土种子企业Nidera作为带路党进入阿根廷，它并不直接卖种子给农民，而是通过这些本土代理商间接卖给农民，自己从中赚取特许费。孟山都本来还打算再收一笔专利费，但因为阿根廷法律限制，迟迟没能成功。

由于不需要缴纳专利费，阿根廷大豆的生产成本几乎是美国同行的1/3，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阿根廷农民纷纷改种转基因大豆，并偷偷在黑市出售转基因种子。

对于阿根廷农民的违法行为，孟山都看在眼里但没放在心上，甚至有意放任黑市买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因大豆很快就占了阿根廷所种大豆总量的75%，阿根廷自己也迅速跻身全球三大大豆种植国之一[2]。农场主赚到了钱，政府有了外汇还债，孟山都扩展了市场份额，消费者吃到了廉价农产品，一桌麻将四个人全赢了。

三年后，眼看韭菜长得差不多高了，孟山都掏出了镰刀。

1999年，孟山都再次提出向农户收取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费，再次被阿根廷政府拒绝。不过这次跟孟山都一起来的还有平克顿（Pinkerton）侦探公司，后者曾因为阻止过一次对林肯总统的刺杀而声名大噪，他们如今的目标是，收集阿根廷农民侵害孟山都知识产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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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顿侦探公司海报

公司slogan为“We Never Sleep（我们从不睡觉）”

平克顿公司的“基因侦探”们经过一番乔装打桩，或混入田间地头，或打入群众内部，或在小镇安插眼线收集农民的活动信息，或装作统计人员堂而皇之敲开农户的家门收集资料，或混进种子销售公司和生产合作社，但凡发现农民使用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立刻偷偷拍照或录像取证[6]。

证据收集到位后，孟山都这次没有起诉阿根廷农民，反而对身在英国、丹麦、荷兰等阿根廷大豆的欧洲买家提出诉讼，要求它们替阿根廷缴纳专利费。紧接着，欧洲买家对阿根廷大豆的需求大幅减少，大量阿根廷豆农损失惨重。

虽然阿根廷政府十分愤怒，但在过去几年孟山都的冲击下，阿根廷的本土种子与化肥企业早已批量倒闭，全国90%的大豆田用的都是孟山都的种子，如果不想赔钱，就只能全刨了重新种。最终，阿根廷政府被迫屈服，不仅向孟山都支付了“技术补偿基金“，还允许它在阿根廷申请专利。

不到十年时间，孟山都就凭借转基因技术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有意思的是，虽然孟山都表面上是家民营企业，但它和美国政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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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潘玢渠[6]，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代粮食武器是一套组合拳，除了对外的知识产权大棒，还有对内的大规模产业补贴：1985年，美国颁布《农业法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由此拉开帷幕，同一年曾把稻米价格直接从每公斤16美分被砸到了8美分。泰国农民每种一吨粮食要倒贴80美元，美国农民则要倒贴140美元[11]。

只不过，美国农民有补贴兜底，泰国农民却只能停产卖地。2005年，愤怒的泰国稻农包围了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抗议美国对泰国稻米市场的倾销。但这种抗议不过以卵击石，因为全球贸易规则本身就是美国制定的。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IMF一手四处安利“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粮食安全”，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援助和补贴，改成只有对方开放市场才能得到贷款援助。这两手操作让各国被迫打开农业市场，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得以像潮水般涌入他国国内，迅速将本国农业逼入绝境。

虽然美国常抨击他国产业补贴扭曲市场，但补贴起自家农业只能说丧心病狂，除了玉米、水稻、小麦这些基本作物，高粱、花生、棉花也在补贴之列，甚至种向日葵也能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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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因担心美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倾销，泰国民间爆发反对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抗议活动，海报里右为小布什，左为当时的泰国总理他信。

如果说第一代粮食武器是“不听话就不给饭吃”，那么第二代粮食武器则让美国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手里。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中，拦在美国人面前的，似乎只剩下老天爷了。

03

粮食武器3.0：农业保险+农业期货

2003年，中美一度游走在贸易战的边缘。

那年年底，在美国棉纺织利益集团压力下，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挥舞起了关税与配额的大棒。为了缓和局面，时任总理温家宝出访美国，表示将派出代表团去美国买大豆，总量达150万吨。

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预计，由于天气原因，未来一年美国大豆可能歉收。需求大涨时供给却下跌，导致美国大豆的价格从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翻了一番，国内大豆价格也相应从每吨2300元涨到4400元。眼见大豆价格越来越高，国内的大豆压榨企业都坐不住了，于是在大豆市场上演了经典的追涨杀跌戏码。

当时，国内的大豆加工是当之无愧的暴利产业，油脂加工企业多达1000多家，主要原料都是国产大豆，每吨可以有4000-5000元利润，同期上海房价均价只有3000元/平[10]。

没想到，缺乏经验的中国代表团和国内大豆企业不但在4300元/吨的高位签下大豆订单，而且未作任何套期保值处理。结果不到1个月，国际大豆价格就跌回3100元人民币/吨，最高时甚至跌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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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大豆危机期间暴涨暴跌的大豆价格。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由于此次采购规模巨大，将近70%高位接盘的企业都因为无力消化采购成本或无力还贷而破产出局，有的企业订购的大豆还没运进港口，自己都快破产了。

中国大豆产业哀鸿遍野时，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趁虚而入，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9]。

到2006年，在中国排名靠前的大豆企业中几乎都有外资背景。中国大豆产业自此逐渐失去自主权，对美国大豆依存度也随着时间推移与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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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查霆等，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现状及振兴策略，大豆科学，2018.

除了国内企业缺乏国际贸易的经验和对金融系统的了解，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中国没有掌握国际粮价的定价权。而这也恰恰是美国的第三代粮食武器，也是它的终极武器。

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都采用期货交易模式，其定价也以期货价格为基准。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便是中行原油宝翻车惨案的案发现场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它提供了世界上种类最多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也为美国与全球农产品提供了价格基准。

影响芝商所期货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美国农业部的各种报告和发言，因此，无论有意无意，美国农业部只要动动嘴皮就可以影响芝商所期货价，继而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美国也由此牢牢掌控者全球农产品定价权。

依托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国不仅可以让全球农产品价格随之起舞，甚至还能通过发达的金融期货实现“人定胜天”。

2012年，美国遭遇大旱，88%的玉米地歉收。但诡异的是，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提高，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种“农业遭灾而农民增收”的现象背后，就是农业保险与农产品期货在发挥作用。

美国的农业保险覆盖面非常广，以2012年为例，73%的玉米地都有专门的作物收益保险，在这种保险下，就算当年因天灾导致颗粒无收，美国农民平均仍然可以获得80%的预期收入。此外，美国超过80%的农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在用农业期货做套期保值，在保险与期货加持下，2012年农民玉米实际收入竟然比预期还增加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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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董婉璐等，美国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对农民收入的保障作用——以2012年美国玉米遭受旱灾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09.

因此一旦遇到天灾，由于有保险兜底，美国农场主们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救灾，而是掏出自己的保险单。金融工具的投机性，则使得全球粮食价格时常在短期内剧烈波动。所以无论是飓风还是海啸，美国农民和金融机构基本都能处变不惊——那么买单的是谁呢？反正不是老天爷。

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加上强大的金融体系，造就了美国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不过，在这套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美国农业本身的发达——2018年，300万美国农民出产的粮食够养活全球20亿人，平均1个美国农民能养活700人。

那么， 为什么美国农业如此发达？它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复制吗？

04

美国农业：伪装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

在东亚，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美国，农业却更像是资本密集型，甚至能源密集型产业。

由于地广人稀，美国农业从20世纪初就致力于用机械化替代人力，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普及拖拉机耕地，到1959年，小麦、玉米等作物的耕、播、收割、脱粒、清洗已达100％的机械化。

战后，为提高农业产出，化工、转基因工程、卫星遥感与计算机技术纷纷用于农业生产。2017年，美国每个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78.5公顷，比两个故宫还大，但这么大块地只要1.4人进行生产、管理和经营，效率之高冠绝全球[6]。


美国的智能收割机可以根据天气和土壤状况对拍到的一颗麦粒作出分析，之后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档位脱粒

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完全是靠钱砸出来的，在美国，农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还多。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需8美元投资，而钢铁工业只需0.5美元。上世纪90年代，农业投资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一度仅次于国防开支，居第二位。

与如此高的资本投入相伴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印尼、缅甸等主要采用人力生产的国家，0.05-0.1卡的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而美国则需0.2～0.5卡。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的食物，背后都是1吨石油的代价。如果全世界都这样搞农业生产，那么目前全球50%的石油都要用来生产食物，石油储备将在15年内告罄。

高资本投入与高能源消耗，撑起了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强国的地位。但这两者的存在都有一个大前提：高度集中的大农场生产模式。简单来说，同样10万元补贴，如果只有10个人分，每个人可以分到1万块，用这钱多少可以改进些农业技术；但如果有1万个人，每个人只能分到10元，糊口都困难，更不谈改进技术。

东亚人多地少、小农遍地的土地市场中，即使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由于市场参与者过多，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复杂性要远远大于北美。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但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印第安人，都被杀光了。

西进运动中，美国一路杀人一路占地，以至于原住民人口如今占总人口不到2%，但美国国土面积仅1853年就比1776年独立时增加8倍。1862年，国会颁布“宅地法”后西部移民只要交10美元手续费，就可占用最多64公顷的荒地，且耕作5年后即成为自己的财产，美国农地规模迅速扩张。

殖民化碾碎了原住民的生命权与财产权，用最野蛮暴力的方式扫除了土地集中与规模化经营的障碍，从而为绵延至今的美国农业大农场生产模式奠定了基础。这种特殊的历史轨迹使美国农业模式不仅在中国无法复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复制。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全球农业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这种模式虽然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化而效率最高，但建立它的基础，则是殖民时代原住民的鲜血与生命。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欧洲通过殖民扩张大量输出人口，使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了中小农场，但同样没有跟前殖民地大陆的大农场竞争的条件。因此欧洲对农业保护的要求也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比如环保要求。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该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第二国土上都是原住民，不可能像殖民地新大陆那样把原住民赶到保留地再推行大农场模式。即便日本、韩国如今已高度现代化，但在农业生产上仍然是小农模式，日本农民人均持地2公顷，不及美国1/90。

小农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不可能效法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而且，小农模式在效率上的劣势使其必然无法与前殖民地世界的大农场农业相比，当年日本与美国进行TPP谈判时之所以陷入僵局，正是因为国内农业协会出于“团灭”的恐惧而强烈反对。

也正因如此，东亚农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05

尾声：一张大饼引发的血案

如果说大国博弈是打游戏，那么工业制造业就是装备，金融服务业像是提升装备属性的buff，农业则是墙角那根不起眼的网线——如果连网都连不上，你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华北、黄淮等小麦主产区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旱情一直持续到第二年3月初。同年，俄罗斯南部也发生旱情，甚至引发了森林大火，小麦产量大受影响，俄罗斯甚至宣布暂停粮食出口。于是，全球小麦价格从2010年6月到2011年2月翻了一倍，这对靠进口小麦为生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就包括曾经的阿拉伯队长埃及。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之一，每年进口小麦1000万吨。由于4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4人民币，埃及政府规定每人每天可凭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3张政府补贴的大饼，每张约人民币5-6分钱[11]。这种近乎白送的大饼让最底层的人也能填饱肚子，虽然每年单是大饼补贴就要花30亿美元的外储，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然而，2011年全球小麦价格的翻番，大饼价格也跟着上涨，甚至一些本来不领补贴大饼的人也去领补贴大饼，使得补贴大饼很快供不应求。民众在指定店铺外排着长队，有时要排一晚上才能买到。当民众连肚子都填不饱时，积累多年的怨气随即被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火种烧到了埃及。

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制造业往往被视为决定成败的“大国重器”，但埃及的教训显然告诉我们，在任何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是最基础、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建国初期，农业税一度占中国政府收入的40%。

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用廉价农产品保证城市物价稳定并有充足供应；还是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用“剪刀差”输血制造业的崛起；抑或是城镇化进行中，不仅贡献了土地，还输送了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体。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离开农民的贡献与牺牲。

中国还有近7亿的农民，无论如何，都应该让他们过的好一点好一点再好一点，因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基本盘。

（本文转载自远川研究所）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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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石油控制政治，粮食控制人类”：控制世界粮食的四大巨头是哪几个？

发布时间：2020-08-11        来源：百年变局参考作者：百年变局参考

在当今的国际粮食市场上有所谓“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它们也在当今五个跻身全球五百强企业的粮食公司中占据了四席（另一家是中国的中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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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无论是2008年曾经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还是近几年来全球粮价的而相对平稳，都是这四大粮商协作下的成果。

而在这四家中，除了“老四”路易达孚，其他都是美国公司，由于美国整个农业体系都一直受政府补贴，因此这些粮食巨头也一直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

那么美国和其旗下的企业是怎样获得如此的霸权的呢？这还得从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说起。

历史：美国怎样用粮食控制了世界

当代中国人都熟悉袁隆平，但殊不知，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位“美国版袁隆平”诺曼·伯劳格，更确切的说，西方媒体在介绍袁隆平时，一般都将起称为“中国版伯劳格”，伯劳格的主要功绩，就是在上世纪40-50年代，成功培育出杂交小麦等一系列高产农作物，再配合上美国当时急速推进的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以及化肥、农药的助推，成功推动了绿色革命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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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二战前后短短十余年内，迅速确立农业优势，为日后称霸世界粮食市场打下了好基础。伯劳格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而恰在此时，二战之后的整个欧洲却陷入了战后大饥荒当中，在当时，欧洲人均日卡路里摄入量为2000，而美国和加拿大人同期均日卡路里摄入量则为3000以上，也就是说美国人比同时期欧洲人能多吃一半的饭。


更为关键的是，战前的欧洲主要粮食产区，除法国外都被划入当时的苏联势力范围，像分裂后的西德，甚至丧失了接近80%的农业用地。如果放任不管，等于坐视苏联掐住了欧洲的软肋。

于是，美国将粮食援助作为了战后对欧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重中之重，整个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援助的130亿美元中有45亿是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的，还有30亿美元用于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食品、动物饲料和肥料。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把美国农民以较低价格把本国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卖给欧洲，则推出了粮食补贴政策。从此在美国，种田不仅不交税，还能拿补助。

一条美国战后粮食政策始终的政策链，就这样编成了——美国农民向世界提供粮食，而美国政府则给农民补贴，获得补贴的美国农民得以更低价的提供粮食，打击其他国家的农业对手。长此以往，欧洲的盟国们就被美国用粮食绑在了自身的战车之上。

当然，也有国家想要挣脱这一束缚，20世纪50年代起，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法国就在戴高乐领导下追求粮食独立，最终通过与美国类似的粮食补贴政策，成功扶持了本国农业，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为数不多的粮食自主甚至能完成出口的国家。

而在获得全球粮食霸权后，美国政府也一直很喜欢使用这个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一共有10次粮食禁运，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占8次。而自1954年停止对欧粮食援助以来，美国依然向全世界各国派发过1亿吨以上的粮食，提供了占世界上60％的粮食援助，换取了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源。

粮食霸权对美国人来说，可谓即是胡萝卜又是大棒。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1957年曾经直言不讳的提出“在与他们(其他国家)的合作方面，如果你们正在寻找一种办法，使他们都依靠你们，乃至依赖于你们，在我看来，粮食依赖将是最好的。”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政权。”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但基辛格这话其实还有后半句，“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而按这个标准看，美国确实通过粮食控制了当今的大多数人类。

忧思：这套体系还能撑多久？

理解了美国控制全球粮食市场的历史，我们重新回头来看眼下正在酝酿的粮食安全阴云，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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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宣布收紧粮食出口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冷战后才被纳入国际粮食市场体系，并非美国所构建的战后国力粮食体系的“核心国家”。诚然，这些国家在近几年来通过农业技术改进急速提升自身的市场分量，而相比巴西、阿根廷、新西兰、法国等已经与美国所营造的体系深度契合的资深“圈内国家”，这些“圈外国家”在粮食危机来临时抗风险的能力更差，也时刻需要担心美国会不会抛下他们这些新玩家，所以不得不更早做出反应。

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粮食市场的主体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按兵不动。既然老大没动，说“全球粮荒”一定来临，就为时尚早。

其次，美国这套主宰全球粮食市场的“玩法”，虽然已经搞了70多年，但始终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美国粮食的低价是依靠政府的巨额农业补贴维持的。为了维持美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超低价优势，美国仅联邦层面每年都要推出上百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有统计数据称美国农民平均40%的收入来自于各项补贴。这种“掏钱买农民种地”的策略在美国财大气粗时当然可以维持，毕竟农业在美国总GDP中的占比不到2%。但一旦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过于严重，美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一体系时刻面临崩塌的危险。届时，世界农业市场将面临二战后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危险性确实是存在的。

再者，国际粮食市场即便出现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因为近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粮食自主意识，让我们从未放松主粮的自给自足，进口的大米、小麦分别只占国内消费总量1%和2%，眼下的这点波澜，对中国影响不大。

但是，主粮自给率毕竟不等于整个粮食自给率。中国对大豆等粗粮、牲畜饲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尽人皆知。一旦出现前文所说的国际粮食贸易体系的重构，对我们影响可能依然剧烈。

在“全球粮荒”的背后，真正值得忧思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二战以后，全球粮食市场一直是“美国手中的一把小提琴”，美国在用它绑住了盟友的同时，也将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绑在了自身的国运之上。

这种模式真的合理吗？在全球疫情日趋严重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对这套体系多一分反思。

（责任编辑：林飞雪）

焦典

中国粮食地图：黑豫鲁位居前三 “北粮南运”趋势明显

2020年08月16日 22:12:50
来源：第一财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今年的夏粮也实现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0.9%。

分地区看，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前十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苏、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北方地区占据较大优势。另外，近十年来，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几个东部发达省份的粮食产量明显减少。

黑龙江、河南、山东位居前三

黑龙江、河南和山东三省的粮食产量位居前三，是我国最大的三个产粮大省。

榜首的黑龙江去年粮食产量达到了7503万吨，是去年唯一一个粮食生产超过7000万吨的省份。黑龙江省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省内平原主要包括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穆棱河—兴凯湖平原，它们是我国东北大平原的组成部分。

黑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豆、水稻、玉米、小麦。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1/9、1/8和1/3，国人每9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黑龙江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其中，著名的北大荒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主要涵盖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经过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不仅如此，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也吸引了不少大型企业进入。2014年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开始在大兴安岭生态圈布局粮油生产基地。这个生态圈就包括了黑龙江大兴安岭“岭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黑河、绥化、双鸭山国家大粮仓。

黑龙江之外，东北的另外一个农业重省吉林的粮食产量位居全国第五，总体上看，东北的粮食生产优势十分明显。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和其他地区比较起来，东北粮食生产的一大优势是土地资源特别丰富，大部分都是平原，便于耕作，耕地面积所占比例特别大，土质非常肥沃。

衣保中认为，东北农业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也是重要原因，东北最早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劳动生产率特别高，大部分土地用机械操作。同时，东北粮食产量很大，但是本地的消耗占比不高，因此粮食的商品率特别高，可以大量运往其他地区。而且东北的粮食一年一季，土壤肥沃，所以粮食的品质特别好，东北的大米是全国最好的，很受欢迎。

除东北外，中原地区的河南以5946.6万吨位居第二。作为一个户籍人口上亿的大省，河南同时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经济大省。从2000年起河南粮食总产量曾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到2011年才被黑龙江超过。

当前，河南是我国夏粮第一大省。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位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虽然今年的夏粮种植受到疫情和天气双重影响，但河南省的夏粮仍然再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量达750.75亿斤，比去年多出了1.67亿斤，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第三经济大省山东也是我国的第三产粮大省，14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扛牢粮食安全责任 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有关情况。其中，从2014年开始，山东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年保持在1000亿斤以上。

山东之后，中部农业大省安徽位列第四。湖北和江苏都在3700多万吨，位居六、七位。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分列八到十位。总体上，北方地区占据较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共有9个省份低于1000万吨。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直辖市，以城市经济体为主，耕地和农业占比已经非常小。西藏、青海、宁夏这几个边远省份的人口总量都不大，以畜牧业为主，海南以特色农业为主。浙江和福建这两个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虽然人口不少，但是由于这两省都是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较少，所以粮食产量也比较小。

近十年来各省份粮食生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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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近十年变化：北方四省贡献大

从2010年~2019年的变化来看，有4个省份的粮食增产超过了1000万吨，分别是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和吉林，加上第五名的山东，全部都在北方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就占了两个。

其中 2019年黑龙江粮食产量比2010年增加了1870万吨，相当于广东和浙江2019年粮食产量之和。同期，内蒙古增加了1308万吨，增幅高达55.8%，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吉林的增幅达到了39%，辽宁增幅为34.7%。

衣保中称，东北粮食生产主要靠机械化，因此虽然近些年东北不少青壮年人口外流，但对农业影响不大。另外，这十几年东北风调雨顺，没有太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递增，为我国的粮食稳定提供了基础。

相比之下，有9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出现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四个省份是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

另外，粮食总产量与常住人口的比较来看，年人均值最高的是黑龙江，达到了2000千克，此外吉林和内蒙古也都超过了1400千克。 其他省份这一数值均低于1000千克。此外，共有10个省份高于474千克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榜尾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位居后五位，这些省份的粮食自给率较低，比如广东、浙江、福建这三省近年来的粮食自给率都不足四成。

各省份2019年粮食生产人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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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对第一财经分析称，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本身的耕地面积很大，黑土地大量开发，本省的消耗量不大，因此成为商品粮输出最大的地区。

内蒙古的粮食输出量也很大。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具备每年稳定向区外调出1250万吨粮食的能力。

总体上，历史上曾经的“南粮北运”，如今已经变成了“北粮南运”，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高度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大量涌入的地方，需要大量调入来自东北等地的粮食。

不过，当前农业的整体比较效益仍然不高，因此，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增加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提高种粮户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衣保中认为，农业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产业。当前粮食的收储制度还有待完善，要保证东北生产出来的粮食，应收尽收，不要出现粮食丰收了，卖粮难，这样会影响积极性。另外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也需要加强和完善，既要让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也要让农民收入有保障，这样才有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广东、浙江和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山地丘陵多，平原少，粮食总产量也比较低。例如，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说，浙江也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山地和丘陵面积也占到七成左右，辖内最大的平原，珠三角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和连绵的城镇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称，近十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的粮食生产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福建安溪就有很多人种植茶叶。另外包括福建、浙江这些地方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很多地方平均一户不到一亩耕地，这些地方粮食生产没有规模效应。

在衣保中看来，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化非常快，从城市化分工的角度，需要大量的鲜果，比如蔬菜等。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蔬菜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很多农民就种菜，供应城市菜篮子，种粮食就减少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调整，把有限的土地用在生产蔬菜上。

邹进泰认为，在口粮有保障的情况下，各地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生产。另一方面，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即使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再好，种其他非粮作物的话，也不能破坏粮食的生产能力，当前我国对18亿亩红线、对土地硬化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最热评论

天鲸VS楠楠 [辽宁,大连网友]

看看黑龙江的大粮仓，一斤粮食买不来一瓶矿泉水，老百姓种地没利润或者赔钱，提高粮价减少浪费才是节约之道

2020-08-17 12:54

焦典

吴尚达：什么原因使中国失去了粮食安全的保障？
2020-08-16 17:36:3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吴尚达

　　中国人口多，打的粮食不够吃，这是一个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什么原因使中国失去了粮食安全的保障呢?

　　我首先声明：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不要瞎掺和，没有发言权，不论是谁;我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我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披露农村真相、然后提出自己的认识。了解实际情况的，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无论是谁都应该承认事实、服从真理。

　　一分田单干以后乱象丛生，地不能尽其力、粮食产量降低。分田单干后，农民各顾各、自由百性，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不愿意种，叫地里长草，你也管不着。一部分人，打的粮食够自己吃就行了，其他的地就种经济作物;一部分人，一点粮食作物都不种，完全是经济作物;有一部分人，不种粮食作物，不种经济作物，把地都栽上树;有一部分人，干脆撂了荒，进城打工去了。如果走集体化，农民有集体主义思想，有统一的计划，绝不会这样乱象丛生、影响粮食生产。

　　二无限度的城镇化，占去大量农田，浪费农田严重，减少粮食产量。这一二十年间，一个小县城就扩大了两三倍，环城路、林荫带，高楼大厦，已经与环城村连接在一起了，种什么地?拿着卖地的钱、进城住进高楼，等白面大米像猪肉这样疯涨了，就吃羊肉串吧。谁管它什么粮食安全不安全呢?

　　看看马路边，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建筑物，看看大平原上，有多少平地拔起的什么工厂或公司，谁还管种地不种地呢?除了没有钱的劳动人民还吃粮食，人民富翁们吃什么粮食呢?有燕窝和维生素就够了。

　　三种地大户和工商资本下乡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种粮，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的增加。政府主管部门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他们下乡干什么去了?几百亩几百亩的土地被他们圈占了，种上了经济林。占土地资源搞个人发财，严重影响粮食生产。难道在社会主义是合理合法的吗?政府还要让工商资本进行产业化，搞现代化的产业园，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方向，完全是美国那一套。美国，耕地面积世界第一，人口只有三亿多，中国耕地面积不要说比美国连印度都不如，吃饭的却有14亿张嘴。如果有限的耕地被工商资本占有了，吃饭的问题就他说了算，农民就等着挨饿得了。所谓的种粮大户，也不老老实实地种地，什么值钱种什么。哪管你国家粮食缺不缺?

　　四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种地成本居高不下，不愿再加大投入，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甚至不增反减。种地不如打工，青壮年都去打工，老弱病残凑合着种地，管理不善，影响粮食增产。

　　要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改变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用集体主义思想凝聚人心、统一思想，才能顾全大局、确保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保障供给，吃饱吃好，自给有余，实为千年大计;学美国家庭农场那一套，不符合国情，贫富加剧，失掉民心，天怨人怒，难一世太平。土地私有化，不实行集体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永远保障不了粮食安全。 知稼穑之艰难、粒粒皆辛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教育全党全民，身体力行，从官员做起。

　　2020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