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帝国主义 阶级斗争最高形式战争 共运浴火重生铲私有制

焦典

李慎明：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特点和根源

作者：李慎明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0-08-05 07:45:31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编者按】当今世界局势如同白云苍狗，诡异多变；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广大国人更是引颈关注。但是，任何事物，无论微观还是宏观，总是有规律可寻，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1999年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后，作者即着手写作此文，定稿于2000年5月1日，共7万多字，收录于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集子的第一篇。本公众号分别用6期连载。该文对于关心世界格局变化和中美关系走向的读者可能会有所裨益。

在我们即将庆贺每隔悠悠千年才能遇到的——又一个新年，又一个新的世纪，又一个新的千年的同时莅临的时刻，一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事件深深地烙印在中国12亿人民的脑海里：1999年5月8日凌晨5点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5枚导弹袭击了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我3人惨死、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破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把战争强加到南斯拉夫和中国人民头上，这是世纪之交的警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152年前，全面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凝结完整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诞生和问世。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曾几度风雷激荡、蓬勃兴起，又几度荜路褴褛、步履蹒跚。长期以来，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面临着强大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的扼杀、经济上的封锁，而且随时面临着它们军事上的严重挑衅，甚至是铁与血、火与剑的战争相加。
被推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的孙子在2500余年前曾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1]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一系列重大问题。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可不察。
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我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生存环境遇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迈入这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有关论述，回顾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剖析当代战争与和平的现状成因，展望未来战争与和平的趋势前景，对于我们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立足于打赢战争、保卫和平，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快发展，壮大自己，以迎接新的21世纪和新的千年的挑战，无疑有着至关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特点和根源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硕大的地球负载人类在渺渺太空旋转的有史以来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爆发过无数次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99年，世界上大约总共发生过14600次战争。战争，既是人类各个阶级社会诞生的助产士，又是各个阶级社会灭亡的掘墓者。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同样与战争结伴而行。从这种意义上讲，一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和干涉的战争史。
1871年3月11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政权诞生后，国际反动派视巴黎公社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求扑灭巴黎革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一再呈请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帮助法国梯也尔流亡政府镇压巴黎革命。俾斯麦不仅立即释放10万法军俘虏，扩充梯也尔军队，并从北部、东部加紧封锁，使公社军队处于两军夹攻之间，而且还允许梯也尔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东北面攻进巴黎。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政权仅存短短72天，就以失败而告终。
1917年11月7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响，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是酷爱和平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和平法令。但是协约国拒绝了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把它恨到了极点。”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10日，德国首相艾伯特即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商谈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同一天，兴登堡元帅专电要求军官和士兵采取一切措施，以“制止恐怖的布尔什维主义蔓延”[2]。1918年2月18日，德国帝国主义大规模进攻苏维埃。1918年11月底，俄罗斯的原盟国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协约国也纠集12个师约13万兵力与自卫军主力一起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图谋遭到失败后，1919年春，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一些仆从国家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匪军共130多万兵力，又一次联合进攻苏维埃政权。它们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联合进攻，其中1919年夏季的第四次进攻，使苏维埃几度处于极度的危急之中。这次进攻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给予反动的自卫军邓尼金的军援名目繁多，其中，英国给予25万支枪、200门大炮和30辆坦克，美国给予10万支步枪、300多万发子弹、20万枚炮弹。在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坚决地击退了14个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胜利地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该协定。这一协定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面对希特勒称霸全球的野心，英法统治集团拒绝苏联的集体安全主张，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尤为甚至。1938年10月29日至30日，英、法、意、德四国在德国慕尼黑达成协定，并签署《英德宣言》，这实质上是“祸水东引”，鼓动德国进攻苏联。苏联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最终未能避免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190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截止1941年11月，德军便深入苏联腹地350-1200公里，占领苏联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到同年12月1日，苏军损失700多万人以上，坦克2.4万辆，飞机1.6万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无比英勇地抗击着德国法西斯。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歼敌50余万的莫斯科保卫战，给德寇以致命打击，迫使其转入防御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粉碎德所谓1943年“夏季攻势”的库尔斯克会战和乘胜追击受伤野兽、最终攻克柏林的大捷，都记载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的辉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也纷纷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敢对日益强大的苏联贸然行动，却把既惊恐又仇恨的目光盯向满目疮夷急待恢复的新中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便假借联合国之名，成立由美、英、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泰国等2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要全力干预朝鲜战争。与此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第7舰队，迅即开赴台湾海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此后，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扫射轰炸东北边境城镇与村庄，杀伤和平居民。美侵朝海军驱逐舰在公海炮击中国商船。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10月19日正式赴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美国投入陆军的1/3、海军的1/2、空军1/5的兵力，美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在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的战场上，其兵力密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敌空军轰炸密度和某些战役的炮兵火力密度也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而当时中国既无制空权，也无制海权，年钢产量仅有61万吨，而美国年钢产量多达8700万吨，是中国的1250多倍。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正气干云，与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历时两年零九个月，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典型表现，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整个战争耗时最长，从1961年美向南越派遣“特种使命部队”始直到1975年美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垮台为止，先后持续近14年。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侵略逐渐升级，除使用大规模的陆军外，还采用大量航空兵进行大规模密集突击、炮兵射击和舰队封锁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等手段，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经济潜力遭到很大破坏。美国先后有250万人参战，1968年同时参战的美军官兵多达54万9千人。战争也使美国付出了死亡57000人、伤154000人、花费近35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
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易旗更加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它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热战的最低级状态。冷战与热战都是互相、相对而言。尽管各自的手段、特征、在时空中表现的形式各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和目的，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冷战同样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达到热战的目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咨文中，它宣布了世界必须在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选择的非此即彼的原则，宣布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式斗争的开始，美国政策进入了打着反苏反共旗帜进行全球扩张干涉的“冷战”阶段。从此，美苏之间的冷战、争霸持续四十余年。美国通过包括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冷战，企图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和影响，以确保“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实现。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随着向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逐渐演进，在“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走向在全球范围内与美争霸的道路。美苏之间长期的军备扩张、恶性的军备竞赛，并在全球的角逐，不仅给中小国家，而且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既有着一般战争的共性和规律，也有着特殊战争的个性和特点。其具体特征表现为：
1. 阶级性。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不仅有着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利益，特别是明确的阶级目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是为了争权，二是为了夺利，争权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夺利。但这种争权夺利，勿需触动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1918年2月18日，德国帝国主义进攻苏维埃共和国。2月21日，列宁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揭露：“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3]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列宁坚定地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支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守卫，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4] 这也充分体现了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在世界范围内所需要的明确的阶级目标和坚强统一的阶级意志。英帝国之所以参加14个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行列，当时任英国大臣的丘吉尔也道出了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即他自己很希望能活到在俄国推翻苏维埃政权并建立“文明政府”的那一天。[5] 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里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毕生的目的意义就在于消灭布尔什维主义。[6] 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不仅是为了侵占苏联的国土，掠夺苏联的资源，而且是为了消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法西斯德国对苏战争同对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正因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几乎全部贯穿于德国进攻苏联计划的战略战役文件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5月19日的特别命令即“巴巴罗萨”方案的附件中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民的死敌，这是一种破坏性的世界观，德国必须与其代表者进行斗争。”[7] 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引起西方极大恐慌。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美总统杜鲁门便批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建议。此后，美国又决定，除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之外，尽快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赋予一场地区性冲突以世界意义，据此显示美国的反应的，只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发动这两场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打掉远东这座“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战争的抗击也有着十分明确的阶级目标和十分坚强的阶级意志。
2. 残酷性。既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的战争有着鲜明阶级性的坚定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必需具备毫不妥协的坚强意志，有着不怕任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战争具有空前的残酷性。巴黎公社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对逃亡凡尔赛的梯也尔和潜伏在巴黎的反动分子以“仁慈”相待，没有实行坚决地镇压。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却下令“要迅速地、无情地、残酷地镇压……毫无留情、决不饶恕。”屠杀革命者延续了整整一个月。巴黎街头，鲜血成河。审判也持续了好几年。共三万多公社人残遭涂毒，加上监禁、流放、驱逐的共达十万人之多。德国陆军参谋长的日记证实，在1941年3月30日德军领导成员的会议上，法西斯国家头目总结说：“我们说的消灭……在东方，残酷就是对未来的仁慈。”[8]  纳粹集团要求无情地加以消灭的不仅是苏军官兵，而且还有一般的苏联公民。希德勒法西斯分子认为，对苏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指望通过这场战争从肉体上消灭大多数苏联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者。1941年6月6日，他们还发布了《对待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枪决苏军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9] 德国法西斯给予苏联的破坏也是极其惨重的。德国侵略军占领破坏了苏联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毁坏了苏联31853家工矿企业，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万公里铁路和4100个火车站，使苏联2000万人死于战争，直接经济损失达25690亿卢布，占国民财富的近半。朝鲜战争中，美军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和早在1925年就签订生效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条约，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多种手段，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不仅对朝鲜北部七个道、四十四个郡，而且对中国东北投掷细菌弹，广泛展开了细菌战，使中国军民沾染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朝鲜战争的第一年，由于美军的节节失利，杜鲁门政府不仅多次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杀气腾腾四次采取了使用核武器的行动，一连四次造成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不顾两次遭到联大决议谴责，投掷凝固汽油弹和“闭锁轰炸”(指从空中对驻有或仅被怀疑驻有解放武装力量的村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美国还首次进行大规模化学战，消灭解放武装力量所需的粮食来源和帮助其隐蔽及发动伏击的植被。1962年间，被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为5681英亩，1963年激增为24947英亩，1964年增至为93860英亩。这场战争中，美军抛下了750万吨炸弹（比二战时落到所有国家炸弹总和的两倍还多），使1/3越南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为残疾，300万人丧生。[10] 从而给越南人民造成十分严重的灾难。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依仗绝对优势的高新科技和军事技术，以“零死亡”的代价，酿成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的灾难，造成南联盟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名军民留下终身残疾，近一百万人流离失所，二百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还使用了集束炸弹、贫铀炸弹等国际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武器，对南人民及其邻国人民造成长期性的放射疾病。[11] 北约还大量轰炸其各项民用设施包括公路、桥梁、炼油厂、汽车厂、药厂、铁路线、民用机场、医院、电视发射塔和数百公顷的森林，使南联盟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使欧洲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3. 联盟性。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当然是你死我活的，因此也经常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这已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而是另一种社会性质，是在相同的私有制基础之上产生的争霸的矛盾，因而不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调和余地便愈来愈大。因此，当它们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根本矛盾时，不管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的对立多么激烈，但它们都往往可以在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所有制基础上达成一定的谅解，并暂时缓和其内部的矛盾，并结成广泛的军事同盟，以集中精力和矛头，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等12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战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统一口号下，反对与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的形成。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往往以联合军的面目出现。武装扼杀巴黎公社，使俾斯麦和梯也尔化敌为友；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苏维埃政权，又使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纠集到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专门拨出财政，扶植德国军事力量很快复活以对付苏维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集团大搞绥清政策，妄图“ 祸水东引”，挑动苏德战争；以后美英联军拖延两年之久为抢夺反法西斯胜利果实后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朝鲜战争中，为对付社会主义的中国又使23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走到一起。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13个国家携手对南联盟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狂轰滥炸长达78天之久，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它们所宣称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后一座红色堡垒”，“米洛舍维奇政权仍然是共产主义政权”。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同样是实利主义和投机主义者。为了眼前的生死攸关的切身利益，它们有时也会牺牲伙伴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的妥协。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声明支持苏联抗德时说，他并不放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念，但是反对德国法西斯更为重要。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当时发表声明：“对美来说，共产主义独裁制度……同纳粹独裁制度的原则和主义一样，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美国人民目前的问题是，希特勒正在拼死努力征服世界。因而凡是有利于加速法西斯德国失败的力量，不论来自何方，都有利于美国的国防与安全”。[12] 但是这种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它们的联合则是带有长久的全局性。
4.必然性。当帝国主义列强在考虑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时，总是把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总是信奉实力和枪炮，践踏正义和真理。一部资产阶级的发迹史便是一部火与剑的掠夺史。垄断资本家寇道夫1927年在德国工业大资本家中间散发的希特勒秘密备忘录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决定最后胜负的是“放在天平上衡量其轻重的剑的力量”。[13] 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外交孤立和打击政策；在经济关系中设置岐视性障碍，实行经济、科技封锁，把国际贸易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等各种渠道，进行恫吓，思想渗透；在社会主义内部培植敌对势力，妄图取而代之；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挑起军事冲突，甚至不惜以战争和核武器相威胁。特别是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前，它们往往把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其它各种手段之首。它们对巴黎公社的扼杀，对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和对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武装挑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它们的信条是：悬殊的暴力，可以攫取任何财富，占领任何土地，摧毁任何政权。通过一刀一枪的较量，只有当帝国主义承认无法用武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后，才不得不与社会主义进入相对的和平共处，从而也就把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计划放在突出甚至首要的位置。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也从来没有打算放弃战争这一阶级斗争和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最高形式，丝毫也没有放弃武装干涉和侵略这一手段。在两种社会制度生死博斗的关键时刻，其它手段不足以显示足够的效用时，它们必然用战争相加。就是它们在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包括“和平演变”等各种手段企图搞垮的同时，也总有武装暴力威胁相伴随。1996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帮助台湾”法案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恫吓中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军，谁也不要忘了这一点”。 [14]
为什么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总是把或是想把战争强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
首先它因为社会主义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标志着国际资产阶级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和人民的压迫、剥削、奴役的结束。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的统治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力量。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大树是靠吮吸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养分”而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奋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和完善政治制度，发展文化事业，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且还斩断了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掠夺式的不平等贸易、资本输出等手段伸向本国掠夺的根系，建立与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交往和平等的贸易及技术合作，有力地打击着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旧秩序。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国际资产阶级的掠夺在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最强有力的障碍。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于是它们便要用战争暴力搬掉社会主义制度，为其继续掠夺开辟道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国法西斯入侵前夕的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7.15倍，而同期的美国仅增长34%，英国增长69%，法国增长31%。资本主义世界还危机迭起。历史证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力空前增强，这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建立。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时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的独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倾，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但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却重新焕发着无比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昂扬的生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新鲜经验为世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对如何全面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社会主义的示范效应最终将严重地威胁着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生存。
再次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帝国主义称霸和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各项权益，并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尽力竭力，使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霸权行径处处得到制约，这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最后，也是从根本上说，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视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私有制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社会主义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持续几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活生生的实践上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永恒性，而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其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面临着许多初生的困难，但她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和载体，以历史已有的其它社会制度所不可比拟的本质上巨大的优越性，显现出极其旺盛的活力和生机，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生存从根本上造成威胁。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项异常艰辛、曲折而又十分漫长的伟大事业，但是资本主义的挽歌毕竟开始低徊，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毕竟已被撞响。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此当然惊恐万状，它们也必然处心积虑企图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战争以把历史的车轮倒拖。
注 释：[1] 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第1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2]《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31页，1978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3]《列宁军事文集》，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4]《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9页。[5] 1962年6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6]《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7]《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5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8] 哈尔德《战争日记》第2卷，第430-431页。[9]《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0]《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11]《199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年2月28日，《人民日报》。[12] 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引言，第5-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4] 陈锋主编：《中美较量》扉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 未完待续；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焦典

李慎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社会主义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作者：李慎明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0-08-06 07:22:05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编者按】当今世界局势如同白云苍狗，诡异多变；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广大国人更是引颈关注。但是，任何事物，无论微观还是宏观，总是有规律可寻，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1999年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后，作者即着手写作此文，定稿于2000年5月1日，共7万多字，收录于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集子的第一篇。本公众号分别用6期连载。该文对于关心世界格局变化和中美关系走向的读者可能会有所裨益。此为全文的第二部分（已发第一部分可点击文后的【相关阅读】）。

二、 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社会主义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战争与和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正确处理的关系自身安危的重大战略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诞生，加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敌视、封锁和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十分不利，往往有时则十分险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便愈加需要处理好这一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一再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一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则必然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归于失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处理上，社会主义有过悲惨、痛苦和深刻、沉重的教训。
社会主义理论一进入实践，便遇到能否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生死考验。巴黎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少数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完全无视距巴黎仅仅17公里的凡尔赛逃亡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杀气腾腾的敌意，沉醉在虚幻的和平之中，竭力否决了杜瓦尔、爱德等几个中央委员的“先结束革命，然后再选举公社”、立即追击到凡尔赛的正确主张，从而使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不休的公社选举之中。结果使邪恶的侏儒梯也尔联合俾斯麦，纠集大批军队向巴黎公社反攻得逞。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辉煌的胜利。但战争初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上，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实践的指导上，有着重大的失误。应该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是十分警惕的。即使在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还仍意识到，苏德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斯大林太希望保持和平了，哪怕几年也好，他认为这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他对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军进攻方向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德军接着要进攻的是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因此，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相信，在1943年或1942年以前，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斯大林和苏政府推迟了自己的备战时刻表，甚至害怕过早地备战会刺激德国，引火烧身，以至于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包括本国情报机关获得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均持怀疑态度。应该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于战争是有认真准备的。很可惜，由于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判断上的失误，湮灭了或根本上削弱了这些物质准备在战争爆发后应起的实际效能。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之间宽约1500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的“闪电式”进攻。开战后的第一天，苏军各边境军区共损失飞机1200架。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警装备和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少有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亡之忽，令人震惊。究其原因，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到处扩张，狂热军备，与美争霸，大量消耗国力不能不算其中一条。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本意是要作为战后国际和平与大国合作的体制的。但美国自恃实力超群，要担负“领导世界的责任”，即侵略和控制广大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奴役和支配之下。每年军费开支迅速增长4至5倍。为了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西方国家还结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同盟。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支援，苏联也加大了军费或其他开支。但随着战后实力和地位的提高，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特别是开始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演进之后，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野心迅速膨胀。苏联霸权主义者不仅到处与美争霸，而且借口“革命输出”，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1969年入侵中国珍宝岛，派大批军队入侵阿富汗。为了在任何需要实现意愿的地方实现霸权主义的意愿，苏联当局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军费由1965年的326亿卢布提高到1981年1550亿卢布，15年间增长3.75倍，国民生产总值虽不及美国的70%，但军费与美不相伯仲，占全苏财政支出的1/3。这样苏联共有军队400多万，超过美国两倍；核弹头由原占美国的1/3发展到超过美国的50%；海、陆、空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1970-1979年间，苏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474亿美元，经济援助116亿美元，还在国外建立40多个军事基地。苏联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5年的15%增至1981年的21%，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85%。长期的军备扩张和恶性军备竞赛，使农业、轻工业投入减少，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较快的提高，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苏联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却硬要与美争夺军事优势，争夺霸权地位，这就为日后的解体打下了“伏笔”。苏联的解体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由军备带来的耗尽国力不能不是缘由之一。
从巴黎公社失败、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损失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和侵略估计、准备不足，或是不顾国力、反弹过度，或是穷兵黩武，用武力输出革命，甚至搞霸权扩张，都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也有着许多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正常的经济建设，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和领土完整的光辉范例。
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整个俄国民穷财尽，农村大批土地荒芜，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认为：“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话题。”[1] 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和谈，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单独媾和，但提出的和约条件相当苛刻。列宁既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方案，又反对布哈林“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战争”的方案，主张立即签订和约。但列宁的主张不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接受。当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时，身为外交人民委员和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擅自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决定全面复员军队。在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全面进攻前后，列宁仍不放弃签订和约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连续几次召开紧急会议，列宁顶着签订和约是“自杀行为”、“出卖民族利益”、“德国帝国主义走狗”等指责，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辛的工作，1918年2月24日凌晨3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终于通过同意缔结和约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数以万计的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时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行革命妥协策略，实现相对和平的范例，从而为做好应付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在努力争取相对和平的同时，列宁坚决主张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列宁即向全国军民发出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号召全国军民“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庞大的军队”。[2]列宁还反对所谓“最革命的战争”的一切空谈，主张“对国防力量和战备采取严肃的态度”，对战争“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3]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4]在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同时叛乱的危急时刻，正是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把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一切活动转入战时轨道，动员现有的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国防需要，并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大规模武装工人，并把义务兵役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迅速组织一支集中的、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训练有素的、装备精良的红军队伍。1918年10月，红军已达80余万。1919年又迅速增至150万人，到年末，红军总数达400多万。列宁关于必须严肃地对待国防和战备，认真地进行战争的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维埃军民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也赢得了1920年初一个新的和平喘息时机。
从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一个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相对落后的大国，先后面临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军队入侵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精心谋划，既能敢于迎敌，打赢战争，又能充分准备，遏制战争，逐步为我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朝鲜党和政府，多次恳请中国出兵支援。当时美军具有现代化的装备，不仅陆军地面机动和火力都很强，而且海空军占绝对优势。而我军仅有一点重型火炮，不少还用骡马牵引，打仗主要靠步枪和手榴弹。而且中国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抗战及解放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和衰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未解决。刚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而且还要冒着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风险。毛泽东一连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接着又数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发报给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若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是不利的。”[5]毛泽东横下一条心，打了以后再建设。朝鲜对美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风，打出了建国至今中国边境的相对安全和平。
中国不认苏联霸权主义的账。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6]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三分之一共三十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苏联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7]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8]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企图秘密通报中方。[9]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毛泽东对这一系列威胁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0]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精神上的打仗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8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城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极大的威慑。到1964年11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泽东、党中央十分重视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不及。[11] 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69年中国的军费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原因，“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12] 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13]
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收缩战线，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战略意义。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14] 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15] 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关注四个老帅的研究。如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关注，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16]四位元帅不负众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数次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应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因此，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严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被迫进行的。笔者对后一种说法完全赞同。当然，在如此巨大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正是因为中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的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级分析与国家利益分析相结合、政治矛盾分析与经济矛盾分析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入研究国际形势的特点，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崭新论断，并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1985年，邓小平在作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以后指出，我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只看苏、美双方力量的僵持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自己的政策。他再次要求把争取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依此，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由“一条线”政策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因为，后来苏联的逐步衰落和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进一步演化，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加上美国对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敌视，原来的“一条线”的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既十分重视同邻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也力图同与中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分歧甚至争端的国家友好协商解决分歧或争端，使相互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努力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侵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从而使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贯彻邓小平关于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指示，努力发展同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合作。邓小平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友好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促使一些与中国有分歧或争端的国家开始调整对华的外交政策。自80年代初起，我国同与我有领土争议或其他纠纷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关系，逐步消除了紧张气氛，双方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特别是成功地运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使香港、澳门实现顺利回归。这就为缓和和消除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开辟了新的途径。到8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环境已显著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期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中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已基本消除，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这十分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顺利进行。
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成功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创造条件，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准备战争，最终打赢战争；只有不怕战争，敢于斗争，赢得战争，才可能赢得和平，赢得发展。由此才能遏制更大规模的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重温沉痛的教训，给我们以更多的警醒和启迪。
重享成功的喜悦，更加坚定我们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沉痛的教训，都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何等的重要。回顾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更加有助于我们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来剖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注 释：
[1]《列宁军事文选》第414页，战士出版社，1981。[2]《列宁军事文选》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3]《列宁军事文选》第430页，战士出版社，1981。[4]《列宁军事文选》第431页，战士出版社，1981。[5]陈锋主编：《中美较量》上册，第2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7]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 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9]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0]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第4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1]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新论》第4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2]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15]吴旭君：《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6]《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
【相关阅读】李慎明：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特点和根源

（ 未完待续；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焦典

启程：美国兰德公司《在灰色地带赢得优势》全文翻译介绍点击：6372  作者：启程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0-04-29 11:26:59

美国兰德公司《在灰色地带赢得优势》全文翻译介绍
——美国在灰色地带遏制中俄的战略研究和对策

2019年6月27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网站公开发表了《在灰色地带赢得优势-低于大规模战争门槛下对强力侵犯的应对选择》报告，见(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942.html)。全文约9万字，本文与译者前期翻译的《报告介绍》不同，《报告介绍》主要是介绍报告的结论，即美国应对的战略对策结论，约占全文九分之一，本文是翻译报告全文，报告作者归纳、总结、分析和研究了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所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和实例，相应地，美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挑战，采用何种方法反制，从理论研究到实战的各个方面广泛论述了美国从战略和战术上多个层面遏制中俄的对策研究和建议，在相关国家广泛接触了当地学界、智库界、官方官员、军方官员，做了深入的访谈。在文献工作方面，报告作者广泛研究了相关国家政府，媒体，网站近些年的各种信息资料，对于在报告中涉及到的事实和观点在报告中都在当页下面的注释中标明了依据来源，并且对相关事实根据具体情况还做了一些补充说明和介绍，对于理解报告的内容有一定作用。（因此，本报告中的注释不是一般意议上的注释，不仅是说明事实和观点来源，还有补充说明的作用，注释数量也非常大。所以本翻译稿对所有注释都做了翻译附在页脚，以此可见其信息和观点来源情况，了解其工作深度和可信可靠程度，在必要地方还增加了译注，使读者对信息来源和背景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比较高的。

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但有美国政府背景和长期接受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人脉资源关系，本报告研究部门受美国军方资助，本研究课题也是美国军方资助。这样的涉及国防战略的研究主题必然涉及其资料情报来源问题，读者对其分析依据会有疑问，这样一个涉及许多国家机密的课题其研究资料来源是什么地方？可信性如何？报告的注释很多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报告介绍，其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公开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研究，访谈，一部分是和相关各国现任和前任政界军界高级官员学者等访谈，对每项资料和观点来源注释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哪些为公开资料，哪些为匿名访谈，注释中还做了一些情况延伸。读者可以从注释依据中判断其事实和观点的可信性。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传承、周围环境、现状、战略规划、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国家行为上所使用的方法和效果也有很大差别。报告中还可以从作者研究视角观察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的不同，可以相互比较其差异。

由于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战略竞争关系，所以在本报告中把中国和俄罗斯的活动放在一起展开描绘，对中俄的战略遏制也是一起拟定，是美国的战略视角。同时面对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战略对手，这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十分重要。也使得读者可以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报告中观察中俄的战略实施情况和美国的遏制战略，这就在全球一体化战略中观察中俄两国的互动关系和美国及相关各国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甚至并不在一个大洲，中国和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关系与美国无关，但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来组织、带领中俄周边各国甚至“单打独斗”对抗中国与俄罗斯“灰色战略”，作为其全球遏制中俄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达到其的全球战略总目标。

相信读者阅读本报告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疑问，作为一个美国军方资助的涉及军事行动对策的研究报告为什么要公开发表？对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本报告是一个战略指南，并不针对具体的实施方案。由于美国已经把中俄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认为中俄一直在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进行挑战，通过这个报告可以达到公开美国遏制中俄战略构想（研究报告不是经过批准的战略，是一种模糊战略形象），展示和宣传中俄对相关国家的“威胁”和美国做为全球“和平的领导者和捍卫者”的形象。同时起到“威慑”中俄及其它潜在对手的作用，从而使公布本报告也成为实施遏制中俄战略和舆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此报告还可以达到向外界展示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使美国内外各界广泛采用从而提高兰德公司影响力的目标。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为扩大战略效果，公布报告可以达到尽量影响相关国家各界达成与美国一致响应协调行动的共识。

虽然不知道美国政府如何采纳这一报告，但从近一年美国政府的表现来看，其思路是一致的，值得参考，此外从在翻译中除相关地名特别是冲突地区的岛屿名称等按照中国的命名进行翻译外，尽量采用原有的思路和说法以便还原其思考逻辑，从中看出美国智库是如何考虑和建议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
              2020年4月23日，翻译：启程。

焦典

日本媒体披露惊天秘密：特朗普或将轰炸中国黄岩岛

  作者：青旗沽酒看天下    来源：“美好江苏”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0-07-30 11:33:57

7月29日凌晨，日本《读卖新闻》披露了一条惊天秘密。特朗普在7月12日，秘密计划轰炸“黄岩岛”。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则消息，是从白宫内部流传出来的。根据《华盛顿邮报》驻白宫记者菲尔普斯•潘古尔的话来说，“这则消息，是确凿无疑的。为此，椭圆形办公室的幕僚们和五角大楼的鹰派，已经秘密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只待特朗普一声令下，就立刻付诸实施。”

对于轰炸黄岩岛所带来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危机，特朗普团队，也进行了周密的“沙盘推演”。“我们不怕中国政府剧烈的反应，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中国巨大的反美浪潮。因为这一切，都在美国政府所操控的范围之中。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战争边缘政策，制造边缘对立，以求获得最大的边际效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在这几日，美国总统所做出的一系列举动，我们并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因为，从特朗普的行事方式来看，轰炸黄岩岛，绝非空穴来风。

从本月2日美军两架军用侦察机出现在南海东北部的巴士海峡开始，短短一个月不到，从侦察机到航母，美军动用各种载具，对中国南海海域一共进行了多达28次的袭扰和试探，强度之高世间罕有。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很显然，如此高强度的试探，必然在国际上引发“美军到底目的为何”的大猜测，脑洞向来巨大的日本媒体就据此提出了一种大胆的想法：美军极有可能，会在三个月内，轰炸中国在南海的岛礁。

对于美军在南海动武的可能，军事专家王云飞分析称，美方7月13日，发表了否定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声明，“已经自我设定了袭击无主权岛礁的法律依据”。而如果美军对南海岛礁展开袭击，最有可能的是选择黄岩岛。

而正如王云飞所言，“美军轰炸南海岛礁”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早在2018年，美军就已经有人在尝试这么做了。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当年，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的事情，引发美国方面极大反弹，而时任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海军陆战队中将小肯尼斯·麦肯齐，就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然宣称，美军有足够的能力且也确实可以用武力摧毁这些人工岛礁。

此言一出，立刻在国际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也对这种公然武力威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但显然美国方面对此却不以为然，三个月后，这个麦肯齐中将直接“荣升”为上将。

把时间再倒退两年，还有国人更加熟悉的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向中国“宣战”的事件。

2016年6月，美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日裔上将小哈里·哈里斯，直接派遣一个双航母战斗群冲入南海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而本身就对中国抱有相当大成见的哈里斯本人，更是对着媒体宣称：美军“已做好今夜与中国开战”的准备。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作为普通人，我们总会习惯性的觉得“美国在南海向中国开战”这种事情难以置信，但在作为鹰派大本营的美国军队中，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却一直大有人在，而且军衔还都不低。

所以白宫方面真的会走出这最疯狂的一步吗？

如果我们把南海冲突，放入到整个中美的冲突来看，“美国轰炸黄岩岛，其可能性将会大增。”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第一、黄岩岛，是自然岛屿，并没有常住人口。美国认为，轰炸黄岩岛，不会引发难民危机，充其量只是引发国际舆论的口诛笔伐而已。

第二、黄岩岛，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的靶场而存在，曾经长达20年之久。轰炸黄岩岛，特朗普可以向美国选民，做出一个名正言顺的交待。而局限于实力关系，中国真正控制黄岩岛，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第三、中国在黄岩岛，并没有实际驻军，军事力量明显薄弱。平时，只是派广东海警，实行常态化的巡逻而已。同时，南海舰队，也是时不时地派兵，进行不定期的军事巡航。再有，就是我们渔民，在黄岩岛进行常态化的渔业活动。美国正是瞅准了中国力量薄弱的部位，进行突击，其自认为，胜算很大。

第四、黄岩岛距离香港很近，处于中国的正南方，是整个中国南海的灯塔。拔掉这个灯塔，美国认为，可以打击中国军民的“锐气”与“士气”。同时，更在给执行国安法的香港特区“颜色瞧瞧”。

第五、美国朝野认为，拔掉黄岩岛这个战略据点，可以阻止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进一步滑向中国。

第六、轰炸黄岩岛，美国认为，可以挑逗南海地区不安分的国家，同中国作对，同时破坏中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影响，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第七、突袭黄岩岛，或者在黄岩岛地区进行突然的实弹打靶训练，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南海主张，在国际上可以遏制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张”。

第八、美国认为，突袭黄岩岛，可以把战争有效地控制在局部地区之内，从而不至于引发中美全面大战。同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经轰炸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美国政府，如果突袭黄岩岛，没有谁会感到大惊小怪。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而最新消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8日的报道，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的P-8A海上巡逻机，7月26日现身东海，期间一度飞至距离福建海岸只有约76公里的位置，这可能是美军侦察机飞离中国海岸最近的一次。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来源：“美好江苏”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焦典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
作者：记者 发布时间：2020-08-06 09:40:29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8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如下：
　　新华社记者：美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声称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历届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没有取得美方预期目标，已经失败。美国内很多人质疑、批判蓬佩奥讲话内容，认为没有提出清晰可行的前进道路，而更多是“意识形态咆哮”。你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强调，中美双方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尼克松总统也明确表示，中美存在巨大分歧，但促使两国走到一起的，是双方拥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两国发表的上海公报载明双方愿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共识。
　　之后的历史告诉世人，双方共同做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双方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双边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50多倍，达世界五分之一，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到近2400亿美元，每年人员往来达500万人次。两国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上都肩负着重要责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4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在社会制度等很多方面仍然完全不同，但这种不同过去、今天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应影响两国继续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双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而是应尊重对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适合中国，始终得到中国人民最广泛、最坚定的支持，同时也造福给这个世界，惠及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中国一定会继续按照人民的愿望，不断发展进步并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任何人试图阻挡或者改变这一进程，不仅是自不量力，而且是自寻烦恼。
　　新华社记者：一段时间来，美方一些人不断声称，美中关系长期不公平、不对等，美方是中美交往中“吃亏”一方，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你认为这是否符合事实?
　　王毅：中美合作从来都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夺，中美双方从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不存在谁吃亏、谁占谁便宜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形成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开放合作，同样，中国的不断成长也反过来为美国等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据统计，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两国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绝大多数美国企业仍希望继续留在中国，并且逆势扩大对华投资。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不公平、不对等的，这种状况怎能持续几十年之久?中美关系怎能发展到今天的这种深度和广度?
　　当然，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在创造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会给各自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带来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通过自身改革来加以调整，而不是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一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甚至指望通过所谓“脱钩”来解决问题，那只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最终还会进一步伤害美国的企业和人民。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中方一向主张，中美两国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必要相互排斥，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相互成就。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受疫情严重冲击，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理应坚持平等互惠，以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为这个世界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新华社记者：近段时间，美方采取了一系列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消极举动，包括骚扰中国留学人员、干扰正常学术交流、限制打压中国媒体等。很多人认为，麦卡锡主义在美幽灵重现。你认为中美真的会陷入“新冷战”吗?
　　王毅：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各领域交流合作均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编造各种谎言恶意抹黑中国，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他们这么做，就是想复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破坏中美之间的联系，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损害两国互信的根基，从而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对抗，把世界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
　　中方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得逞。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因为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当年冷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创伤和痛苦绝不应重演。共谋和平，共促发展，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如果谁要在21世纪的今天挑起所谓“新冷战”，那他就站到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就是国际合作的最大破坏者，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华社记者：我们注意到，美国本届政府对中美之间进行对话态度冷淡，不断宣称“对话无用论”。蓬佩奥近日还声称，对中国要采取“不信任并核查”做法。你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当代国际关系中，对话是解决分歧的明智选择，是建立互信的正确途径。要对话不要对抗，不仅是中方的立场，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美作为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各异的两个大国，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关切，这很正常。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单方面关上对话的大门，任由分歧、误判甚至对抗来主导两国关系。
　　中方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我们愿意堂堂正正地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我们随时可以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我们还提出可以梳理制定关于合作、对话、管控分歧的三个清单，并为下步交流确定路线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敦促美国放下傲慢和偏见，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新华社记者：近来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非常突出。美方认为中方实施香港国安法是放弃了“一国两制”，对香港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美方是否会在香港问题上制造更大麻烦?
　　王毅：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容许别国肆意破坏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上，70余国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
　　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各国的普遍法律实践。制定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利于使“一国两制”方针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有利于保障香港的长治久安。数百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挺国安法，说明香港民众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说明制定国安法深得人心，势在必行。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既定国策，维护好、发展好“一国两制”，靠的是祖国内地的鼎力支持，靠的是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靠的是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粗暴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恰恰是在破坏“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所有炎黄子孙的坚决抵制。
　　新华社记者：近日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声称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中方已做出对等反制，关闭美驻成都总领馆。你是否担心中美“外交战”轮番升级?
　　王毅：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之后中方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一直都是中美友好的重要象征。40多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疫情期间，也积极主动克服困难，为美国南部地区与中国开展抗疫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关闭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总领馆，就相当于关闭了一扇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沟通了解的窗口，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民间友好都造成了损害。而且美方所罗列的所有理由都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黄，没有一条能拿得出证据，经得起检验。
　　对于美方的蛮横无理，中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我们的反制措施合情、合理、合法，也完全符合外交惯例。中方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与美方打什么“外交战”，因为这只会对两国人民的利益造成更多损害。发动“外交战”也并不证明美国的强大，反而暴露出美国越来越缺乏自信。如果美方还要一错再错，那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新华社记者：美方对华为全方位围堵打压，并扬言联合其他国家打造“清洁国家联盟”。很多人认为，美方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你对此怎么看?
　　王毅：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情况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围堵打压中国一家民营企业，演绎了一场教科书式的霸凌。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美国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科技垄断地位，剥夺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这种毫不加掩饰的霸道，不仅破坏了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也损害了自由的全球市场环境。我要再次强调，包括华为在内，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业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从未对任何一个国家造成危害。反而是“棱镜门”“梯队系统”这样的丑闻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在全世界窃听、监控其他国家的不良行径已是世人皆知。美国并没有资格打造什么“清洁国家联盟”，因为它自己早已满身污迹。
　　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让安全、可靠、优质的信息技术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动力。希望美国也能改变狭隘自私的心态，重回开放与合作的正道。
　　新华社记者：一些美方政客近期频繁攻击中国共产党，极力挑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中美建交41年后的今天，美方这么做，你认为是出于什么动机?
　　王毅：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势力，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遏制中国，搞乱中国。
　　明年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百年，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才彻底摆脱被殖民、被奴役的命运，真正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中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让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多年前的不到200美元增长到如今1万多美元，让8亿多人彻底摆脱了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奋斗彪炳史册，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是历史的阅卷人。中国的制度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中国进行了13年连续调研，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近年来，不少国际机构的民调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九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交融，如同大地与种子一样共生，试图割裂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强大自信，同时我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无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制度竞争，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新华社记者：蓬佩奥鼓吹成立新的“民主联盟”来应对中国，胁迫其他国家在所谓“自由”和“专制”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注意到他的这番话在国际上应者寥寥。你认为美方的企图能得逞吗?
　　王毅：煽动对抗、制造分裂的行径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最终无一不被人们所唾弃。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竟然又有人跳出来想拉下新的铁幕、制造新的分裂，搞政治认同和阵营对抗的老一套。这是公然蔑视人类的进步和智慧，也是公然大开历史的倒车，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与大多数国家愿望背道而驰，当然不得人心，注定应者寥寥。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深知，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在疫情期间，根据防疫专家的科学建议，中国人民戴上口罩，却被有些美国政客攻击，说这是中国“专制”和“不自由”的表现，结果现在他们打了自己的脸。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和合”的国家，认为“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中方一贯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危险做法。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就是为了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形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中方将为实现这一全人类的美好愿景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新华社记者：蓬佩奥称中国渴望建立世界霸权。但大家都知道，恰恰是美国在国际上动辄“毁约退群”。国际上很多人担心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受到重大影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毅：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是，美国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却将本国优先作为行事标准，把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推行到极致，不惜抛弃国际责任和多边规则，甚至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刻，无理攻击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本届美国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将坚持自身和平发展载入宪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做出这一庄重承诺的国家。我们将继续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走下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在汲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世界实现了近代以来最长时期的稳定与繁荣。今天，我们不能任由国际体系再被轻易破坏，不能再让这个世界重陷分裂。中国是首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我们加入了几乎所有国际条约和协议，忠实履行着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新华社记者：美方近来明显加大介入南海问题。蓬佩奥声明否定中国在南海主权权益，美军在南海举行双航母演练，并频频派军机军舰抵近侦察。有人认为，美国在南海制造摩擦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南海还能否保持风平浪静?
　　王毅：最近美国在南海不断挑事：一是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公然介入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二是不断加大和炫耀在南海军事存在，仅今年上半年美国军机在南海的活动就多达2000多次。三是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美方的目的就是要把南海搞乱，把地区国家绑上美国战车，从而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地区国家都要提高警觉，不能让美方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成果。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经过多年努力，地区国家已经找到了妥善解决分歧的有效途径，达成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明确共识。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才是最符合地区国家利益的正道，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地区国家共同的任务。当前形势下，中方建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这一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同时，中国也愿继续同沿岸国加强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动共同开发，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新华社记者：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从现在到11月美大选前，你对中美关系感到乐观还是悲观?中美双方当前最需要做什么?
　　王毅：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我们也做好了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从根本上讲，美国寻求将中国打造成对手是严重战略误判，是把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也必将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美国应当履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学会并适应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平共存，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
　　面对中美关系建交以来的最复杂局面，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
　　一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中国从来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的大选和内政，美国也应该丢掉按自己的需要改造中国的幻想，停止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停止对中国正当权益的蛮横打压。
　　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对话，问题只会越积越多，甚至导致失控。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愿秉持平等开放态度同美方沟通交流，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中美利益已深度交融，强行脱钩将使两国关系受到长远冲击，危及国际产业链安全和各国利益。疫情当前，我们愿与美方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共同参与和推动全球抗疫多边合作。
　　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这场疫情再次证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中美双方应当秉持人类情怀，履行大国责任，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开展必要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