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霸权衰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控方式及其国际联盟重组

焦典

萨米尔·阿明：新帝国主义的结构
萨米尔·阿明 · 2020-05-21 ·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够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及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进行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国家和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些研究可以被总结成一句完美的中国式表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当代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在非垄断企业的海洋中，垄断企业不再是相对自治的一个个孤岛，而是一个综合体系，并因此紧密地控制着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公司以及那些非寡头企业拥有的大型公司都被上游和下游的垄断企业建立的控制网络包围着。因此，它们的自治范围大大缩小了。这些生产单位已成为垄断企业的分包商( subcontractors) 。这种广义的垄断制度是1980—1990 年代在“三合会”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资本集中化新阶段的产物。[1]

　　同时，这些广义的垄断企业统治着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是它们赋予这种体系的名称。通过这种体系，它们控制着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 “三合会”国家及其伙伴之外的整个世界) 的所有生产系统。这无非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作为一种体制，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确保这些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大量的垄断租金，它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由于这些垄断企业大多运转于全球化系统的外围国家，因此这种垄断租金就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租金。资本的积累过程也因此受到垄断( 帝国主义) 租金最大化需求的支配。

　　资本积累重心的这种转移导致了垄断企业对收入和财富集中的不断追求，以及垄断租金的不断增加，并且它们主要被寡头( 财阀) 所攫取，这对劳动力乃至非垄断资本来说都是一种损害。这种持续增长的不平衡进而又成了经济体系金融化的根源。越来越多的盈余不再投资于扩大和强化生产体系，“金融投资”才是继续维持垄断性积累的唯一可能选择。这种金融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同时使积累盈余不断增加。金融投资( 或更准确地说是金融投机) 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虚假) 或生产系统的投资率不成比例。金融投资的惊人增长也使各种形式的债务持续增加，特别是主权债务的增长。政府“减少债务”的承诺明显是一句谎言。金融化的垄断战略需要增加债务，而且这还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手段。正如人们所说，以“减少债务”为目标的紧缩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债务的增加，而这其实正是某些人所追求的结果。

一、财阀: 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新统治阶级

　　积累的逻辑在于资本控制的日益集中化。形式上的所有权可以分散( 如养老金计划中股份的“所有者”) ，而对这一财产的管理则由金融资本控制。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资本的支配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资产阶级原有的生存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稳定的资产阶级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家族继承人经营着家族企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这种稳定性鼓舞了人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信心，并提高了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接受的。资产阶级享有的舒适生活和获得的财富似乎是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回报。从国家层面看，即使这个说辞显得模棱两可又充满局限性，它依然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新的统治阶级突然打破了这一传统。一些人将这种转变描述为积极股东( active shareholders) ( 有时甚至称其为平民股东，populist shareholders) 全面重建产权的过程。这种具有误导性的描述使得这一转变合法化，但它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主要涉及的是资本控制的集中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化。新的统治阶级不再像以前的资产阶级那样规模庞大。此外，新的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新来者”( newcomers)组成，他们的出现更多是由于其在金融业务( 特别是股票市场) 上的成功，而不是基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突破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迅速崛起与其前辈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的崛起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化甚至比资本的集中化更为明显，它加强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资本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一般会强调财产的优点，特别是“名义上的”小型财产( 实际上是大中型财产)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它具有能够支持技术和社会进步的稳定性。与此相反，新的意识形态不假思索地对“赢家”大加赞扬，而对“输家”则不屑一顾。“赢家”几乎总是对的，即使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几近违法，同时又不顾及普遍的道德价值观。

　　通过积累，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英语中的“裙带资本主义”一词不应只用来描述“经济学家”( 自由主义美德的信徒们) 早些时候所谴责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且腐败”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现在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目前这个统治阶级的行为与黑手党非常接近，即使这种比较似乎是侮辱性的和极端的。

　　财阀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形态。这种财阀制适应了代议制民主实践，因为代议制民主已经沦为了“低强度民主”。你可以自由地投票给任何人，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决定一切的是市场，而不是国会或议会。与此同时，财阀制在其他地方也适应了专制形式的管理或选举。

　　这些变化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及其融入全球体系的方式。中产阶级现在主要由工薪阶层组成，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小商品生产者组成。这种转变带来了中产阶级危机，其特点是分化日益加剧: 特权阶级( 高薪阶层) 已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寡头阶级的直接代理人，而其他人则处于贫困状态。

二、买办商人: 外围国家的新统治阶级

　　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对立并不是新鲜事物。从五个世纪前开始，它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身处独立国家还是殖民地，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虽然与他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从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中获利，但他们始终是低级别的统治阶级。

　　这个阶级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它们主要出身于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到来前曾在本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在重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新的统治阶级( 官僚与国家资产阶级) 往往会取代这些旧的( 协作主义的) 从属阶级，前者在人民眼中( 起初) 更具合法性，因为它们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然而，无论是旧帝国主义( 1950年以前的形式) 还是新帝国主义( 从万隆时代到1980 年左右) ，在它们所统治的边缘国家中，地方统治阶级都从明显的相对稳定中获得了利益。新的集体帝国主义( Collective Imperialism，即“三合会”国家) 创造的寡头资本主义将这些外围国家的旧统治阶级权力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我称之为“买办商人”( profiteers) 。他们是商人，而不是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来源于他们与当地政府及外国主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 特别是美国中情局) 还是寡头。他们充当高薪中介，并从政治租金中获益，这是他们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买办商人不再服从于任何道德和民族价值观。在一幅描绘他们的“他我”( Alter - egos) 处于统治中心的讽刺漫画中，他们除“成功”和积累金钱外，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趣，在对个人主义的“赞美”背后，最为突出的是他们的贪婪。即便他们采取类似黑手党式的犯罪行为，也绝非天方夜谭。

　　新的买办商人阶级的形成与当代南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流氓式发展模式( Lumpen - development)密不可分。但也只有在非新兴国家中，这一阶级才能成为主导力量。而在新兴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是不同的。

三、被统治阶级: 一种广义却又分裂的无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严格定义了无产阶级，即被迫将其劳动力出售给资本的人，并承认这种出售的条件( 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正式的”或“真实的”) 总是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不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对于这个阶级的某些部分来说，这种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例如19 世纪新制造业中的工人，或者是20 世纪福特制工厂中的工人。对工作空间的关注促进了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和政治意识的成熟，但同时也激活了存在于历史马克思主义( Historical Marxism) 中的工人主义( Workerism)。在现代技术背景下，资本战略的执行导致了生产分散，但却并没有失去对分包或去本地化生产的控制，其结果是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同时增强了利益观念的多样性。

　　因此，无产阶级似乎在它变得更加普遍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小型的、自主的生产形式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工匠和商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包工作及大型连锁店等组织形式。无论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非物质生产，90% 的工人在形式上都变成了挣工资的工人( Wage Workers) 。我发现，工资的多样性远远没有与工人所付出的培训成本成正比，反而愈发极化。但这并没有阻止无产阶级团结意识的重生。占领运动( Occupy Movements) 声明:“我们才是99% 的人。”

　　这种双重的现实，即资本对每个人的剥削以及这种剥削所采用的各种形式和暴力行为，对左翼来说是一种挑战，左翼不能忽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也不能放弃朝着目标一致的方向前进。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新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上存在多样性。那种搞“运动”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这些挑战。要采取进攻态势的话，就需要对具有一致性目标的战略中心进行重建，这是必须要做的。

　　边缘国家( 无论是不是新兴国家) 的广义无产阶级在生存状态方面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新兴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第二，广大农民日益融入资本主义市场，即使这一过程是间接的，他们也受到了资本的剥削; 第三，流氓式发展所导致的“生存”活动迅速增加; 第四，广大中产阶级在独享增长利益的同时仍持有反动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左翼面临的任务是“团结农民和工人”，学会使用“第三国际”术语，同时在反买办( Anticomprador) 阵线中将工人( 包括所谓的非正式工人) 、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团结起来。

四、政治统治的新形式

　　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结构的转变改变了权力行使的条件。政治统治现在通过一种新型的“政治阶级”和媒体神职人员( Media Clergy) 来维持，他们都致力于为垄断化的抽象资本主义( Abstract Capitalism) 服务。在不提出工人和人民夺取权力的情况下，“个人为王”( Individualas King) 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幻象只会强化资本行使权力的新方式，而并不会改变世界，也不会“改变生活”。

　　在外围国家中，当流氓式发展将权力掌握在买办国家和买办商人手中时，就形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形式。相比之下，在新兴国家，不同类型的社会集团行使实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所实施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中的功效。“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只是新兴国家的幻觉，它有可能会为新兴国家提供赶超中心国家的机会，但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限制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冲突也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一幻觉为各种可能的发展路径打开了大门，它们既有可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方向) ，也有可能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失败并重新沦为买办国家) 。

五、过时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

　　这里所描述的新统治阶级的特征并不是短期的反常现象，它们完全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要求。

　　资产阶级文明同任何文明一样，都不属于经济制度的再生产逻辑。资产阶级文明包括意识形态与道德方面的内容: 赞扬个人的主动性，但也要诚实守法，甚至要与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且这些内容至少要在国家层面上表达出来。这个价值体系确保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稳定性，同时也标志着其所处世界的政治特征。但这个价值体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观的体系。无知和粗俗是这个“支配者们”( Dominants) 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特点。这种戏剧性的变化预示着一个文明的终结，它再现了在其他堕落时代中清晰可见的东西。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无论当代寡头资本主义获得了多么立竿见影的成功，它都是过时的，因为所有的成果都被完全汇聚到了一条会通向新野蛮主义( Barbarism) 的道路上。[2]

　　当下，“全球化的”( 帝国主义的) 和金融化的广义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瓦解。这一制度显然无法克服其自身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因此注定要走向疯狂。这一制度的危机完全源自其自身的“成功”。直到今天，垄断企业所采用的策略还在大行其道，例如紧缩计划，即所谓的社会( 事实上是反社会的) 裁员计划，尽管遭到抵制，却仍在实施。即使是现在，这种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垄断企业( 市场) 及其政治仆从( 按所谓市场要求作出决定的政府) 的手中。

　　从挑战帝国主义的统治思想入手来分析斗争和冲突，能够使我们认清由一些“新兴”南方国家所带来的新现象。

　　然而，资本主义的这个秋天并不与“人民的春天”同时出现，这一判断意味着各国工人和人民在斗争中对自身的诉求作出了准确的界定，即他们不是要“结束资本主义危机”，而是要“结束资本主义”。[3]但这一诉求还没有实现，或者说还没有到实现的时候。把资本主义的秋天与人民可能的春天分开的鸿沟为当前的历史性时刻增添了危险的戏剧性特征。资本主义秩序的捍卫者与抵抗力量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因此所有的替代方案( 最好的和最野蛮的) 都是可能的。

　　这种鸿沟的存在确实需要一些解释。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它也是一种在全世界发展过程中以两极分化为基础的体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同一种现实存在，即历史资本主义( Historical Capitalism)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挑战贯穿了20 世纪的前80 年，这也是一段工人和被统治人民进行长期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在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展的改革、在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的胜利，这一切变化共同建立了一个比以往更有利于工人和人民的发展环境。但是，由于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使其继续发展下去的新条件，这股浪潮遭遇了挫折。这种疲态使垄断资本重新夺回了进攻主动权，并确立了绝对优势，而且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新一轮挑战尚未出现。在黎明前的昏暗微光中，魑魅魍魉轮番登场。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丑恶是不争的事实，但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还有待形成。

六、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

　　“新兴”这个词被不同的人用在极其不同的语境中，而且通常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含义。新兴既不是以长期( 超过10 年) GDP 或出口增长率的提高来衡量，也不是如世界银行和传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通过人均GDP 的水平来判定。新兴意味着更多，包括了一个国家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竞争能力的增强。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这里都涉及到了哪些行业，以及竞争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排除采掘业( 矿石和燃料开采) ，因为只有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采掘业才能在不拖累该国所有生产活动的情况下实现加速增长。不属于新兴国家行列的极端例子是海湾国家、委内瑞拉和加蓬。我们还必须考虑经济中生产活动的竞争力以及整个生产系统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考虑那些被选定的若干生产单位的竞争力。通过去本地化或分包，在南方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可以支持这些国家建立起能够出口到世界市场的本地生产单位( 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或自治单位) ，这使得这些国家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生产系统的竞争力取决于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例如各级工人的一般教育和培训水平，以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所有机构的效率。反过来，所涉及的生产系统不应仅仅局限于加工工业( 尽管这些企业的缺失确实意味着该生产体系名副其实的) ，还应包括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以及保障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服务( 尤其是物流和信贷) 。

　　所以，新兴这一概念意味着思考问题时采取一种政治的和整体的方法。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在政府政策旨在建立和加强内向型经济( 即使它对外开放) 并因此能够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的情况下才是新兴的。这个复杂的目标意味着，对主权的主张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项政策必须使一个国家能够强化其粮食自主权，以及控制自然资源和从其国家领土以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自主权。这些多重和互补的目标与买办型政府的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买办型政府只满足于根据“自由全球化”世界体系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来调整增长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和社会实施的政治战略方向进行评论，即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无法从争论中消除，因为统治阶级的取向选择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有着重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新兴经济体的政策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前者的内部一致性，还取决于它们与后者的互补( 或冲突) 程度。社会斗争( 阶级斗争和政治冲突) 并非来自“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计划逻辑，它们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当下的经验反映了这些关系的多样性与波动性。新兴往往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然而，这些不平等的准确含义应予以阐明: 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否发生在使少数人或较多的人( 中产阶级) 受益于工人普遍贫困化的政策背景下，或者是发生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其收入增长率仍低于体制受益者的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呢? 换言之，这里所指的政策是否可以将新兴与贫困化联系在一起? 新兴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的地位，它是通过连续的步骤实现的: 较早的步骤一旦成功，就将为接下来的步骤铺平道路; 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僵局。

　　同样，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这种关系既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也可以将其瓦解。因此，新兴并不是出口增长和一个国家实力上升的代名词。出口的增长取决于一个利益指向明确的内部市场( 满足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 的发展，前者既有可能支持后者的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因此，出口增长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体系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权。

　　“新兴”不仅仅与经济有关，而且也是一项政治议题。因此，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成功与否的评估是建立在对其能力的检验基础上的，即它能否削弱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在我看来，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是指对技术发展、自然资源的获取、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支配性力量的控制权。我还坚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帝国主义“三合会”确实存在，它会使用一切方式来维护其在世界统治中的特权地位，并阻止各新兴国家挑战这种统治。由此，我得出结论: 新兴国家的野心与帝国主义“三合会”的战略目标相冲突，这场冲突的暴力程度与新兴国家对上述中心特权的挑战的激进程度成正比。

　　“新兴”也同样离不开相关国家的国际政策。它们是否会与“三合会”的政治军事联盟结盟?它们是否会因此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的战略? 或是选择与之对抗?

　　一个真正的新兴经济体的计划与单方面服从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计划是完全相抵触的，后者只能导致我所说的“流氓式发展”。虽然时空条件不同，但我在这里仍想借用已故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的术语来分析类似的发展。今天，流氓式发展是社会加速解体的结果，这种解体与帝国主义垄断中心强加给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 其实不配被称为“发展”) 有关。这体现为生存活动( 即所谓的非正规活动) 的急剧增长。换句话说，这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必然导致的贫困化。

　　但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中，有一些不属于流氓式发展的例子非常值得关注。换句话说，在这些情况中，贫困化不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相反，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在这些经验中，有两个例子显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即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在这里，我不会讨论使它们的新兴计划成功的特殊历史条件) 。而另外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越南，则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如果古巴成功地克服了目前面临的矛盾，它也可以被列入这一群体。

　　还有其他一些将新兴模式与显而易见的流氓式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的情况。印度是最好的例子。该国部分地区拥有符合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需要的环境。那里具有旨在强化大规模工业体系的国家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而且在技术能力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口( 占整个印度社会的2 /3) 的贫困化也加剧了。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体制的例子，它将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这两个方面的互补性。我相信，在不进行过度概括的情况下，其他所有被公认的新兴国家都属于这种混合情况，无论是巴西、南非，还是其他国家。除此之外，在大多数南方国家中，新兴模式的特征非常不明显，而流氓式发展模式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七、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第二国际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中心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持线性历史观，在这种观点中，所有社会都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殖民化( 从上述角度出发，它被认为是“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 则为此播下了种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与此不同的是，有的观点认为，一些国家( 支配性的中心国家) 的发展与另一些国家( 被支配的外围国家) 的“不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产物。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两极分化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基本的社会与政治事实，它需要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其进行解读。这种两极分化可以为奉行社会殖民主义( Social -colonialism) 的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 其自身发展受益于他们的中心国家地位) 提供支持。同时，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长期过程中，这种分化将外围国家转变成了“风暴区”。当然，对抗不是革命的同义词，但它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中心国家中，也不乏拒斥资本主义模式的激励，正如1968 年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战略，必须协调同时发生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斗争。

　　最初，列宁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成功地领导了“薄弱环节”( 俄罗斯) 的革命。而且，他始终坚信，俄国革命将引发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这是一个落空了的愿望。列宁随后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观点更加重视将对抗转变为东方革命。但对这一新观点的系统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完成的。

　　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够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及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进行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国家和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些研究可以被总结成一句完美的中国式表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当他们不是外部力量的走狗和传话人时，这些国家就会努力扩大其行动空间，使它们能够在( 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内行动，从单方面适应帝国主义命令的“消极”行动者发展为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积极”行动者。民族，即潜在的进步阶级的历史集团，需要解放，特别是需要“发展”和“现代化”。人民，即被统治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这句话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动策略。它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放弃了第三国际的“短期过渡”概念。

八、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

　　生态问题几乎出现在所有的争论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态灾难的规模现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争论很少能免于混乱。只有少数运动能够指出，应对挑战需要抛弃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老牌的大国很快就认识到了危险，并作出了巨大的、据说是科学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以证明绿色资本主义( Green Capitalism) 是可行的。我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谈到过这一点。[4]我认为，马蒂斯·瓦克纳格尔( Mathis Wackernagel) 和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 的著作说明了在远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计算( 即一种量化的度量) 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弗朗索瓦·霍塔特( Franois Houtart)的书剖析了“绿色资本主义”骗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以生态学家的身份对马克思进行了精辟的分析。[5]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是有用的，这正是我在许多争论中倡导的观点。以下文字摘自我的《全球价值法则》一书。

　　环境保护主义的主流观点( 尤其是原教旨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相同，尽管二者都正确地谴责了“发展”的破坏性作用。

　　环境保护主义将这些破坏性影响归因于“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 Promethean)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类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认为人类的需求应该从自然界得到满足。这一论断牵涉到了一个致命的文化主义推论，但也激励了人们去寻找另一种哲学，一种强调人类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母亲”的哲学。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的替代性和更好的哲学( 例如从印度教中衍生出来的哲学) 在反对所谓的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赞扬。但这种赞扬考虑不周，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社会与所谓的西方社会之间并没有任何不同( 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印度哲学既没有讨论关于使用暴力的问题( 印度社会根本不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非暴力的) ，也没有涉及对自然的剥削问题。

　　而马克思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展开了他的分析。他将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这种逻辑完全由追求眼前利益( 短期盈利) 所决定。他证明了这一点，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以上两种解释历史和现实的方法产生了关于挑战( “发展”的破坏性影响) 的不同判断。环保主义者“谴责进步”，从而与后现代主义者一起消极地看待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在这种谴责中还产生了一种关于未来的不现实的设想。他们预测某一特定的自然资源将被耗尽( 例如化石燃料) ，然后断言，地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它的前提在原则上肯定是正确的，但却不一定能够从中推论出必然的结论。当然，遥远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并且永远无法保证“进步”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未知挑战的办法。科学不能代替对永恒( 宗教或哲学) 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就挑战的性质和应对方式进行争论将无济于事。

　　相反，把争论放在马克思所开辟的论域中，我们就能够在分析挑战方面取得进展。是的，未来仍将有科学发现，在此基础上，控制自然财富的技术可能会被开发出来。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逻辑仍然根植于短期盈利的基础上，那么就只有那些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的新技术才会被选择。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进步，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只有当人类设计了一种基于使用价值( 而非交换价值) 的社会管理方式时，才能更好地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说的是“更好的管理”，而不是“完善的管理”。后者意味着消除所有人类思想和行为所受的限制。我早期提出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所开创的工作，并将其视为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话语的对立面。[6]

　　环保主义者选择在有缺陷的理论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首先是在政治上陷入了僵局。这种选择允许受到资本支配的力量操纵所有政治提议。众所周知，“危言论”( Alarmism) 使帝国主义“三合会”国家得以保留其获取地球资源的特权，并使外围国家的人民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虽然“危言论”是游说团体有意捏造的，但只是通过指出这一事实来响应“反危言论”观点是无效的。捍卫各部门资本利益的游说团体无休止地相互对抗是资本世界的运作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将延续下去。能源密集型企业选择的游说团体必然会反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游说团体。因此，环保主义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才能摆脱这个迷宫。

　　[1]“三合会( the Triad) ”国家指美国、欧盟15 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在1980—1990 年代，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地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极。——译者注

　　[2]Samir Amin，“Révolution ou Decadence? La Crise du Système Impérialiste Contemporain et Celle de l’Empire Romain”，Review: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4，No. 1，1980，pp. 155 - 67.

　　[3]Samir Amin，Ending Capitalism or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 Oxford， UK: Pambazuka，2011.

　　[4]Samir Amin，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Brian Pearce andShane Mage(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p. 135 - 144.

　　[5]Mathis Wackernagel and William Rees，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Gabriola Island，Canada:New Society，1996; Franois Houtart，Agrofuels: Big Profits，RuinedLive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New York: Pluto，2010;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6]Samir Amin，Eurocentrism，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作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 著名经济学家; 译者陈俊昆、韩志伟: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本文原载《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2019 年7 /8 月号( 总第71 期)，《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编译 。】

焦典

资本主义终结与“新封建主义”时代来临



茱迪·迪恩 · 2020-06-17 · 来源：法意读书





迫于资本全球化的压力，全球各地普遍发生极度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力的异化已扩展至私人财产属性的异化。

　　资本主义终结与“新封建主义”时代来临

　　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

　　译者：刘昭媛、孙晋

　　法意导言

　　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发展而来，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形式发生变化和依附程度减弱。但本文认为，近十年间，资本主义正变成新封建主义。科技公司巨头具有直接的政治属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互联网领主。而其员工和用户正变成互联网农民，不仅被剥夺剩余价值，连使用其产品本身就在给互联网公司提供数据、创造价值。作者强调，迫于资本全球化的压力，全球各地普遍发生极度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力的异化已扩展至私人财产属性的异化。如果说，曾经奴隶无法逃脱束缚的命运，那么现在的大多数人也同样被禁锢：没有选择的自由。新封建主义加速全球化的极端不平等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于2020年5月12日刊登于《洛杉矶书评》，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是纽约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的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教授。她还曾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哲学系担任伊拉斯姆斯人文学科教授，她最新的著作是去年由维索(Verso)出版的《同志：政治归属论》(Comrade: An Essay on Political Belonging)。

　　I.

　　在《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问道:如果我们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的其他社会制度中呢?这个问题具有挑衅和亵渎的意味，而且令人不安，因为它迫使反资本主义者面对一种据不承认的对资本主义的依恋。共产主义本应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但现在它不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在资本主义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假设阻碍了政治分析。如果我们已经拒绝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我们应该能够考虑资本主义已经变异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的可能性。沃克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思想实验:目前有什么趋势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更糟糕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封建主义”已经出现，并与极端不平等、普遍不稳定、垄断的权力以及国家层面的变化相关联。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借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对全球自动化经济中极端不平等长期性的强调，他将美国的未来设想为大规模的农奴制。一个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将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要而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训师、儿童保育员、厨师、清洁工等等。避免这种新封建主义噩梦的唯一办法是补贴和放松对高就业行业的管制，正是这些行业使美国人拥有郊区住房和开放道路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些行业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和汽车，以及公司化的农业综合企业。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中萦绕的农奴制幽灵不同，科特金将敌人定位在资本主义内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其流动的障碍往往是无法突破的——而不是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在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中央集权的威胁和对私有财产的威胁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存在。

　　一些科技评论员对科技在当代封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化石燃料和郊区生活。早在2010年，高科技大师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就在他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观察到了互联网农民和互联网领主（lords）的出现。随着一批科技公司变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剥削——基于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业机会的城市给予公司的税收优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们变成了亿万富翁，这一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名称)加在一起的价值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些科技超级巨头的经济规模和影响，比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都要大。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形容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封建主义的超现代形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在他对复杂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解释了支撑这种新封建主义的手段——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这些是人们自愿建立联系或做出选择的网络。每个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人们喜欢这些东西是因为其他人喜欢它们(例如，Netflix的推荐系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布遵循“幂律”(a power law)(译者注：幂律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受欢迎的条目的点击或者链接通常是两倍第二受欢迎的条目的两倍，而第二受欢迎的条目则是第三受欢迎条目的两倍.以此类推,直到分布曲线的长尾上的差异都变得微乎其微。这种赢者通吃或赢者多得的效应就是分布的幂律形状。最上面的那个明显比最下面的那个多。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个很长的尾巴。这一曲线上有几个亿万富翁和十亿不稳定的工人。复杂网络的结构意味着，网络中项目越多，高层的回报就越大。它还会引发竞争，争相抢夺注意力、资源、金钱、工作，以及任何具有网络形式的东西。这导致了人们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在幂律分布的制度下，上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多得多的权力。

　　幂律分布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可以被阻止的。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权力来实现。然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创造条件，以促进而不是阻碍自由选择、增长和优惠依附。

　　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记录了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即为了促进全球贸易，削弱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受到南营成员(译者注：指发展中国家)中新的后殖民主义国家有组织的一系列要求的威胁，这些要求包括赔偿、争取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稳定的商品价格和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寻求“规避国家政府的权威”。他们倡导一种多层次的监管方式，一种竞争性的联邦制，让资本约束政府的同时，自身也不受民主控制的影响。用斯洛博丹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之一，汉斯·威格罗特(Hans Willgerodt)的话来说，新的竞争性联邦制要求国家“向下与联邦机构分享主权，向上与国际法律共同体捆绑在一起”。

　　阿兹玛诺娃(Albena Azmanova)的《处于边缘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on Edge)一书没有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导致一种新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推动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全球市场从一个“国家经济通过贸易协议整合到跨国生产网络”的体系演变而来。由于这些网络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尚不确定，保持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已成为“首要政策问题”。竞争力已经取代了竞争和增长，成为国家的目标，这导致国家不是优先考虑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消除垄断，而是“帮助特定的经济行动者——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润竞争中表现良好的人”。阿兹玛诺娃承认，私营部门一直受益于公共资金，她强调了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新颖性，即“公共当局挑选被授予这种特权的公司”。“国家不干预并打破垄断。他们创造并奖励垄断。

　　垄断集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屈从，已经改变了积累，以至于现在通过租金、债务和武力产生的资本增益，与通过商品生产产生的资本增益一样多。阿兹马诺娃(Azmanova)指出，经济中相对不受竞争影响的部门的私有化——能源、铁路、宽带——赋予所有者“食利者的特权地位”。从全球来看，在知识和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产生的租金收入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收入。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大于制造业。资本没有再投资于生产，相反，它被吞噬并作为租金重新分配。定价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厂，进入了复杂的、投机的、不稳定的环道(circuits)，越来越依赖于监视、胁迫和暴力。

　　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新封建主义。

　　II.

　　新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交的或网状的资本主义完全复制了欧洲封建主义的所有特征。它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已经成功证明的那样，单一的欧洲封建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虚构的。在不同的压力下，不同的封建制度在整个大陆发展起来。从资本主义的封建倾向看当代资本主义，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分散的主权、新的领主和农民、内陆化和灾变主义。

　　分散的主权

　　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认为，主权的分封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罗马帝国政府“让位于东拼西凑的管辖范围，在这些管辖范围中，国家职能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是碎片式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地方的安排采取各种形式，包括领主和国王、领主和诸侯之间的契约关系，来补充区域管理。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界限被削弱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混合在一起，封建领主通过法律强制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部分合法是因为领主决定了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农民的法律。伍德写道，“其结果是将私人对劳动力的剥削与行政、司法和执法的公共角色结合起来。”

　　在新封建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直接政治属性得以重新确立。全球金融机构和数字技术平台利用债务将财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重新分配给最富有的人。民族国家促进和保护特定的私营公司。政治权力作为经济权力行使，不仅包括税收，还包括罚款、留置权、资产扣押、许可证、专利、管辖权和边界。与此同时，经济权力保护了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国家法律的管辖。全球10%的财富被储存在离岸账户以逃避税收。城市和州与苹果、亚马逊、微软、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联系在一起，就好像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权国家一样——政府与它们谈判、试图吸引它们，并按照它们的条款与它们合作。资金短缺的市政当局使用复杂的罚款系统直接没收人们的钱，而这对穷人的影响最大。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在《无罪的惩罚》(Punishment Without Crime)一书中记录了美国业已庞大的犯罪体系中轻罪法的巨大范围。穷人和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种，会因伪造的指控而被捕。为避免因对指控提出异议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们还会被说服认罪。不仅认罪记录会被记录在案，他们还可能被处以罚款，而如果他们错过付款，就会被处以更高的费用和罚款。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的谋杀案后，随着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骚乱事件的发生，我们曾经对这个不合法的系统和不公正的司法体系进行过简单的调查:“城市的市法院和警察机构公开从低收入非洲裔美国人口那攫取数百万美元。“警察奉命”进行逮捕并发出传票，以增加收入。“就像封建领主的奴才一样，他们用武力剥夺人民的价值。

　　新领主和农民

　　封建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不平等，而这使得领主可以直接剥削农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了由上帝控制的榨取式垄断企业，如水磨，农民们被迫在他们主人的磨坊里种庄稼，这是一项他们必须承担的服务。因此，农民不仅占有和耕种他们并不拥有的土地，他们还生活在封建领主的环境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的管理者和主人。”不像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工人通过生产商品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上帝通过垄断、胁迫和租金来榨取价值。

　　数字平台是新的水磨，亿万富翁的所有者是新的领主，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十亿用户是新的农民。科技公司雇佣的员工比例相对较小，但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围绕数据的获取、挖掘和部署，他们重塑了整个行业。较小的劳动力数量表明了数字技术的新封建化趋势。资本积累更多的是通过服务、租金、许可证、费用、免费工作(通常是在参与的伪装下)和数据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力来实现的。平台将自己定位为中介，构成了用户活动的基础和发生交互的条件。谷歌使得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密集和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中寻找信息成为可能。亚马逊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商品，比较价格，并从知名或不知名的供应商处购买。优步让陌生人可以拼车。Airbnb对房屋和公寓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由海量的数据生成和循环所实现的。平台不仅仅依赖于数据，它们还生产更多的数据。使用平台的人越多，这些平台就会变得越有效、越强大，最终会改变作为平台一部分的更大的环境。

　　平台是两头压榨的。与水磨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的境况不同，平台不仅令他们使用平台成为几乎必要的事情(如银行、信用卡、电话和道路)，人们使用平台本身也在为平台的所有者生成数据。用户不仅为服务付费，平台还收集用户使用服务产生的数据。云平台提取租金和数据，比如“土地平方”(land squared)。最极端的例子是优步(Uber)和Airbnb，这两家公司依靠外包劳动力来收取不带物业的租金，这些外包劳动力负责自己的维护、培训和工作方式。一个人的汽车不是用来个人运输的，而是为了赚钱。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个人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消费项目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个人财产成为平台巨头Uber和Airbnb的资本和数据积累工具。这种成为农民的倾向，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增加平台所有者资本的人，是新封建主义的。

　　这些科技巨头都是掠夺性的。就像许多附属国的要求一样，他们的税收减免从社区中收取了资金。他们的出现推高了租金和房地产价格，赶走了负担得起的公寓、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舒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科技封建主义的一个维度——兵役。Facebook和谷歌与强大的国家合作，分享这些国家被法律禁止自行收集的信息。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的提取维度现在是普遍性、侵入性和不可避免的。现在并不是一个农民和地主的时代。尽管如此，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这得益于一套差异化的法律体系，它在保护公司、业主和房东的同时，却使工人和下层阶级遭受痛苦和监禁。

　　腹地化

　　新封建主义的第三特征是具有高度分权性的空间格局。传统封建制度下的城邦中心会受到周全的保护，通常是生机勃勃的，中心外围是广阔和荒凉的庄稼地，即腹地。我们可以将这种空间定性为城镇与乡村、市政中心与郊区外围、城市社群与农村周边的区隔，或者更抽象地说，这种空间性是内部与外部的隔离，是安全与危险，繁荣与绝望之间的分裂。伍德(Wood)曾有过这样的结论：中世纪的城市本质上是寡头政治，“统治阶层通过商业和金融手段，为国王和教皇攫取巨额财富。总的来说，统治阶层控制周围的乡村[…]以获取更多财富。”。在城市外围生活的多是游牧者和无定所的游民，他们面对的是难以维继的生活窘境。可怜如斯，他们也想寻求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在现实中总是碰壁，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

　　美国的腹地建立在贫瘠和损毁的土地上，那里有对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幻想。在曾经光辉岁月里，这片土地曾让那些希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有实质提升的人流连忘返。另一方面，由于工业资本遗留下来的廉价劳动力，腹地客观上已经为新封建制度的剥削模式做好了准备。美国腹地的居民不再从事工业生产，而是依赖仓库，呼叫中心，小超市和快餐店提供的工作而生存。菲尔·尼尔(Phil A. Neel)的新书《腹地》(Hinterland)描述了中国、埃及、乌克兰和美国的城镇划分模式，基本上都是由荒废的外围腹地和濒临超载的城市组成。

　　从政治角度讲，腹地居民频繁的反抗运动体现出腹地的衰败。反抗围绕环境问题（水文环境与排放问题）、围绕土地（土地私有化和征用）、围绕公共服务缺失（医院停业和学校停课）。在美国，枪支政策使腹地与城市对立起来。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腹地与城市中心的格局被重新划分，这既表现在对贫困地区的抛弃上，也表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掠夺中。城市变得更加富裕，也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想想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洛杉矶。

　　社会再生产受到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腹地化的关注，也就是说，这是社会对城市丧失再生产能力的现状的关注。这表现为自杀率上升，焦虑和药物依赖增加，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降低，以及在美国，大规模社会枪击案件频发。上述情况多发生在基础设施崩溃，饮用水出现危机和空气糟糕的地区。腹地的惨状篆刻在当地居民的身体和村庄上，随着医院和学校的逐渐关闭，以及基础服务减少，当地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绝望和未知。

　　灾变

　　最后，新封建制度带来了碾压性的不安和焦虑。是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在严重不平等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资本加速剥削社会剩余价值的灾难在真实发生。

　　一种轻浮的、神秘的新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放大了世界末日般的不安，这种不安似乎正在逐渐被神秘主义，技术异教徒和反现代主义者所接受。例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拥护的神秘的荣格主义和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提出的陆权对抗海权的地缘政治主义。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像贝宝(PayPal)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提出自由与民主互不相容。像这样的科技新派主张正在崛起，早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泰尔解释了封建制度与科技初创企业之间的联系：“（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没有绝对权力，企业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结构。人们赋予高层各种权力，但出了问题人们就开始责怪他们。”泰尔与其他硅谷精英一道，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会受到民主化的冲击，因此提倡撤离和隔离战略，例如海上生活和太空殖民，他们能从免税政策中获得财富。极端资本主义进入到新封建主义的去中心化阶段。

　　对于那些处于新封建制度底层的人来说，比起能减轻绝望、麻木、无休止的苦役之痛的药物、酒精和食物，意识形态无法解决焦虑和不安全。艾米莉·冈德尔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认为不断革新的技术监控对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监控可以探测到雇员迟到几秒钟、发生了哪些不符合规定的小事、使用洗手间的次数，因此雇员处处面临被解雇的风险。重复性的、低创造性的、高压力的工作，与“抑郁和焦虑”直接相关。被广泛采纳的为灵活工时制，意味着职员的工作不稳定;薪水也总在无知不觉中被克扣，意味着职员的收入也不可靠，总之，工作过程充满压力，令人窒息。新封建制度的灾难可能是个人的，家庭的或地方性的。如果几代人都经历了这种灾难，那么很难再为气候变化而烦恼（因为已经习惯了，且没有精力分神）。

　　III.

　　将目前的不稳定资本主义视为“后资本主义时代”、“新封建主义时代”有什么好处?对于像科特金(Kotkin)这样的保守派来说，“新封建主义”的理论假设有助于他们确定自己想捍卫的目标——碳资本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锁定他们需要与之对抗的对象——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的部分资本主义精英，即绿色高科技企业家及其在金融领域的盟友，新封建主义是反应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另一个作用是帮助工人阶级争取特定资本，即能源，房产和大型农场。

　　对于左翼人士来说，当前主流的政治冲突是由新自由主义引起的。时至今日，主流冲突已不是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尽管这一提法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但考虑到金融家、媒体和房地产大亨、碳资本家和科技亿万富翁等寡头的反对势力，这一提法毫无意义。从法西斯主义抬头威胁的民主国家的角度看待目前的现状，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资本全球化的愤怒和不满中转移了。右翼政治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复杂的资本互联会产生极端的不平等，赢家通吃。而全民右倾，是对这种不平等加剧的佐证。当左翼势力薄弱，或政治表达被主流媒体或资本主义政党阻挡时，民众的愤怒就会被其他愿意攻击该制度的人表达出来。现在，极右翼份子代替弱势发声。因此，新封建制度迫使我们正视极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社会和制度的影响。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亿万富翁囤积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把自己困在自己的桎梏里，而数百万人沦为气候难民，数亿人的生活前景黯淡，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仍在加剧。

　　如果没有“双赢”的可能，就没有“平等”的可能。

　　新封建制度也标志着劳动关系的变化。社会民主的前提是劳资双方达成妥协。全球北方大部分国家的劳动组织保障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合作，换取部分美好生活。而工党的失败和随后的福利国家瓦解应该一劳永逸地证明了：与资本主义剥削相妥协的战略已经破产。然而，仍有部分社会主义者期待更友善，温和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好像资本家会为了友好而投降，好像他们不受市场逻辑的约束，好像股票回购比生产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逻辑似的。新封建主义的假说告诉我们，任何以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为前提的劳动斗争都将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糟糕透了。

　　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中，多数人从事服务业。普通公民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特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用于收取租金的质料。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与商业的平台捆绑在一起，成为平台积累流量、赚钱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只有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才能生存。根据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实，在未来十年中，就业数量增加最多的岗位是个人护理，是为人们洗澡和打扫卫生的助手，而不是医疗工作者。统治阶层对广大佣人的依赖——清洁工，厨师，杂货店，收银员，送货员，仓库工作人员等等——表明了斗争的新场所，即工人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护士，亚马逊职工和其他工人的罢工应该盯住富人的需求，用阻止富人满足需求手段换取自己的生存条件。如果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斗争发生在生产环节，那么在新封建主义下，劳动斗争则发生在服务领域。

　　最后，新封建制度是一个能让我们认清当前左派主要弱点的思想：主流左派思想是力挺新封建制度的思想，并不是反对。现实中，技术主义思潮和平台的存在加剧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地方主义鼓励区域分裂；市政社会主义又肯定了与腹地化有关的城乡差距。故此，持续强调生存水平极其重要，农村经济不仅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地球的那一半人口(包括82%的北美和74%的欧洲人)，而且对因气候变化、战争和商业土地盗窃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来说，都是必须的。居住在腹地的百姓面临政治、文化、经济和气候问题，这些条件使他们无法通过农业工作生存下去，基本收入来源是无法维持的零工及务农。这点收入只够维持腹地人民的基本生存，却远不足以让普通人置业。灾变变成了毁灭希望和努力的时髦消极情绪，好像未来无关紧要。

　　综上所述，当前左翼观点表明：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奶酪生产的小作坊、生存主义者和高科技工人的未来，也许被排挤在城市的边缘。这样的群体以共同的方式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所再现的共同之处必然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排他性”和“精英性”的特征，排他性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必然是有限的;精英性，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是文化上的特定而不是广泛的。

　　带有新封建主义色彩的左翼目标，并不是以解放有偿、低偿、无偿的工人阶级为愿景，他们没有考虑到“看不到的工人”。当工作是可以虚拟的——左翼认为可以采用“仿真”这一概念——它看起来要么是浪漫的无风险农业，要么是技术工作，总之，都可以理解为“虚拟劳动”。到目前为止，公开报道呼叫中心工作的繁琐程度令人咋舌，更不用说诸如脸书(Facebook)这样的网站公司，因其监控干扰而引发的人工劳动创伤，“虚拟劳动”的这样的思路存在缺陷。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虚拟劳动”同样会抹去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以及基本的国家结构。

　　因此，新封建制度假说让我们看到了主流左派思想的吸引力和弱点。它们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与主流群体产生共鸣；他们之所以软弱，是因为这种主导意识只是新封建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正如封建关系在资本主义中持续存在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会在新封建主义中存在。所不同的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层面——征用、统治和武力——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劳动力市场不需要自由和平等，甚至政府管理，也不再有意义。这意味着租金和债务会逐渐大于利润，而且工作量也会超越工资水平。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会发生什么?它通过数字网络和大众化的个性化媒体生成、封闭和挖掘人类生活的特征。这种自我淘汰的过程产生了新形式的主奴关系、极度的财富和极端的不平等，正是这种普遍的、分裂的失衡，迫使在腹地生活的人民萎靡不振、徘徊不前。

　　文章来源：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y 12, 2020

　　网络链接：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 ... e-end-of-capitalism

　　译者介绍

　　刘昭媛

　　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孙晋

　　希望通过翻译工作理解他者，同时被理解的学生仔。

焦典

想从TikTok交易谋利益 美“提成”要求令世界瞠目
2020-08/05-07:55 环球时报新媒体

“提成”，很难想象这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两家企业交易中提出的要求。在连续数日恐吓禁止TikTok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赤裸裸地开出价码：他准备批准收购TikTok美国业务的交易，但前提是美国政府从中获得“一大笔钱”。这种没有法律依据、前所未有的要求让很多人瞠目，却被特朗普说成“非常公平”。从威胁封杀到强买强卖，美国政客再次秀出强盗逻辑的下限。美政府官员挂在嘴边的“国家安全威胁”借口遭到嘲讽。还有美媒警告，特朗普的反华战略事实上将损害美企在世界的利益，因为这不但为各国在美企业敲响警钟，也是对鼓励他国欢迎美国投资者的“公然侮辱”。6日，中美关系有可能遭到新的冲击。在美方大幅缩短签证有效期后，中方一批记者的签证将于当天到期，但延期申请目前尚未获美批复。“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政治打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日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被迫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应，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几乎就是黑手党式的行为”

3日在一份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作“不同寻常的声明”中，特朗普说，他告诉打算收购TikTok的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必须从中获得“一大笔钱”。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这笔钱由微软还是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时，特朗普称，无论哪种方式，美国都应该得到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是我们让它成为可能的”。

“抽水”，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用描述赌博中庄家收取提成的词语，形容特朗普的要求。美国VOX网站称，虽然特朗普声称这“非常公平”，但就像一些人指出的那样，他的说法已经非常接近于“宣布敲诈”。《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记者夏洛特·杰4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则更加犀利：“我讨厌这么说，但这几乎就是黑手党式的行为。”

美国《华尔街日报》4日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瑞·霍夫鲍尔的话说，这让他想起实施食盐垄断的中世纪国王，“你想开采盐，就得向皇家国库交钱”。该报称，作为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对此有不同比喻。他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这就像房东和租客，如果房东不出租，租客就一无所有。“是我们让TikTok的巨大成功成为可能。没有美国，他们什么都没有。”法新社评论说，被特朗普用来打比方的做法——房东私下要求新租客付“茶钱”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非法的。

在美国法律界人士看来，特朗普的主张也没有法律依据。美国彭博社称，美国政府在自己没有入股的公司交易中提成，在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华尔街日报》称，白宫一直推动将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企，这使得支付费用的要求显得更加不同寻常。里士满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托拜艾斯说：“总统提议让美国政府从商业交易中分一杯羹完全不合常理，尤其这笔交易是由总统本人精心策划的。这种想法可能是非法和不道德的。”

3日是特朗普威胁封禁TikTok后首次公开表态。《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态度反转，为微软收购打开大门。此前他的几名助手警告，禁令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法律战，并损害总统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声望”。据说有1亿美国人在使用该应用。该报评论称，总统态度反复是他凭冲动在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决定的最新例证。

白宫蛮横限期TikTok在9月15日之前必须出售，并没能让美政府内鹰派满意。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3日在接受CNN采访时，不仅继续抹黑中方“利用TikTok窃取美国用户数据”，还暗示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一般。当他提出如果微软想买下TikTok，就应被要求剥离所有在华业务后，CNN主持人惊讶地瞪大眼睛，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中方：务必不要打开“潘多拉盒子”

在美国广播公司（NBC）周一晚的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塞斯·梅耶斯吐槽说：“我敢肯定特朗普对TikTok一无所知。”另一主持人吉米·法伦讽刺称，中国政府知道美国人会不会跳舞，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BBC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福克斯新闻，TikTok是“直接向中共提供数据的机构之一”，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特朗普表态后，微软股价3日大涨5.62%，单日市值增长872亿美元。但《华尔街日报》4日呼吁微软应对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说不。该报说，如果这项提议是认真并被视为是合法的，那么将给通过监管法令夺取外国企业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为美国企业遭受同样境遇打开大门。“特朗普的反华战略将伤害美企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华盛顿邮报》4日以此为题的社论警告说，禁止TikTok，等同于扼杀言论自由。特朗普在本质上进行了“勒索”。这是对美国企业保持开放的世界观，并鼓励其他国家欢迎美国投资者的公然侮辱。

英国路透社4日报道称，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当天在给中国区员工的信中说，美国的目标不是强迫TikTok出售美国业务，全面封禁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如果按照美方的这种错误做法，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任何一家美国企业采取类似的举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日提醒美方务必不要打开“潘多拉盒子”，否则将自食其果。他同时呼吁美方认真倾听本国和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

据菲律宾ABS-CBN新闻网报道，4日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心TikTok有安全问题时，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在国内禁止TikTok。”据报道，包括总统发言人在内的数名菲政府官员都在使用这款软件。

俄罗斯regnum新闻社评论称，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勒索。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临近，这样的故事可能越来越多。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王砚波4日对《联合早报》说，字节跳动显然很努力思考政治负债问题，但聘请有名望的人来担任关键的全球职位，远不足以说服有政治动机的人打“中国牌”。

“特朗普针对TikTok的数字炮艇政策太过分了！”瑞士《新苏黎世报》4日评论说，如果达成交易，特朗普将以获胜者的姿态庆祝。不过，胜利是有代价的。任何将中国公司赶出国门或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强迫它们出售的人，都没理由再向北京要求公平。该报称，尽管有的西方国家对北京的经济政策有看法，但不应该陷入某种反华的麦卡锡主义中。美国的做法是危险的过度反应。

美国可能再挑事端

贸易、香港、新疆、南海、华为、疫情……彭博社4日总结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之间的冲突点多达14个。报道称，一个守成超级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的共存越来越困难。6日，美国可能挑起又一事端。在变相“驱逐”60多名中国记者后，美方5月无差别地将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签证有效期缩短为3个月，6日是美国设定的签证到期日。据《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了解，中方记者都已按美方要求提交申请，但近40名记者尚无一人获得延期签证。4日，汪文斌证实了这一消息。

一名驻美国的中国记者4日告诉《环球时报》，现在不确定性很多，不知道美方下一步会怎样。万一美方突然通知拒签，则需要立即离开。由于美方没有预留足够的时间，中国记者将很难买到回国航班的票，如果逾期就会造成“非法滞留”。

据胡锡进总编辑了解，鉴于美方至今拒绝给中国记者续签，中方做好了从美国被迫撤出全部记者的最坏准备，并将猛烈报复。在被问到中方是否可能对美国驻香港记者采取类似措施时，汪文斌4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针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应，属于中央政府外交事权。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这么做等于要把所有中国驻美记者逼走。若真如此，中美媒体战升级是肯定的，美国不断挑动中国神经，任何对中国的伤害都会有后果。他提醒说，可以预期，未来3个月，美国还会对中国使出更多阴招。美国对华“脱钩”的意图非常明显，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

（环球时报）

焦典

鲁传颖：数字世界地缘政治，大国在争什么
来源：环球时报  2020-08-05 02:25 第15版

近期，印度接连禁用上百款中国App和特朗普政府打压TikTok成为了国际热点事件，但这并非数字空间中发生的全部。欧盟法院判决美国与欧盟签订的旨在允许双方之间数据流动的“隐私盾”协议无效，法国与美国围绕征收“数字税”的冲突不断加剧，美国与俄罗斯在信息行动等方面的对抗等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上述一连串的事件和战略举措背后所折射出的更深层次趋势是全球数字地缘版图的崛起。

在全球数字地缘版图中，网络空间大国是主要行为体，数字科技的创新体系、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的供应链体系、数据的全球分布体系构成了数字地缘版图互相交织的不同层面。与传统的地缘政治相比，数字地缘的复杂性表现在参与的行为体更加多元，不仅有国家，企业、技术团体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传统地缘政治中，军事力量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而数字地缘中核心科技和数据成为关键性因素。

数字地缘的崛起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格局，同时也引发了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中国、欧盟等网络空间大国在战略层面动作频频，美国在年初发布了“网络空间分层威慑战略”，欧盟今年3月份接连发布了三份“数字战略”报告，中国在加紧制定《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其网络空间战略中，明确将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与其国际地位挂钩，强调美国将不惜一切争夺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对其他国家而言，数字地缘的崛起也意味着新的风险与机遇，不得不加强竞争以维护自身战略利益。总体而言，参与全球数字地缘竞争成为各国维护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

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是国土和自然资源，在数字地缘竞争中，用户以及其产生的数据成为新的竞争焦点。例如，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中，中美两家占据了绝对多数。其中美国约占据四分之三的市值，中国企业约四分之一。形成这种格局背后的一种解释是中国企业主要在中国市场，也就是在十多亿用户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企业在中国之外的全球三十多亿的用户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仅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还要在全球范围打压中国互联网企业。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在全球市场与美国开展竞争。华为和字节跳动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国际化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正是因为触动了美国在数字地缘中的全球战略利益才受到如此大的打压。

当然，数据作为数字地缘版图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像传统地缘政治中的石油一样，成为各方竞争的重点。数据不仅是新的生产要素，也与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数据带来的风险，以及产生的价值远远地要高于石油，以及历史上任何的单一生产要素。欧盟在其《通用数据保护规则》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就高调宣布欧盟的数据主权终于回到了欧盟手中，而前不久欧盟法院判决“隐私盾”协议无效，也是美欧数字地缘竞争的最新写照。

数字地缘崛起引发的另一重竞争是数字科技竞争，特别是围绕着供应链的争夺已经开始重塑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生态体系。无论是美国对华为、中兴、中芯国际等企业的“断供”，还是中国提出的“安全可控”战略，以及欧盟所提出的“技术主权”，背后实际上都意在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供应链来建立自身在数字地缘版图中的权力。

由此可见，大国围绕着数字地缘战略竞争的态势将会对全球数字地缘带来重大影响，轻则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重则导致数字空间的不稳定，甚至是整个数字空间的分裂。因此，加强数字领域的规则制定，维护数字世界稳定和统一是未来参与数字地缘竞争各方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焦典

社评：美国跨过规则的尸体抢劫TikTok
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2020-08-0507:56环球时报官方帐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微软收购TikTok的很大一部分收益要交给美国财政部，因为是美国政府使这笔交易成为可能。没有人能够立刻想明白这是指的哪一笔钱，以及会以什么方式进入财政部，美国司法部高级顾问金梅尔曼迅速表示，总统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是非常不同寻常，不合常理的”。
特朗普政府断然要求关闭TikTok，或者由一家美国公司收购它，现在又提出由财政部对这笔交易“抽成”，构成了对这家公司的明抢。美国一直宣称要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秩序，但看看华盛顿针对TikTok的吃相，哪里还有任何规则可言？

华盛顿嘴里的规则实为“强权就是一切”。美国作为强者不仅是规则制定者，而且把它为所欲为、破坏规则也当成规则的一部分强推，其他国家不仅只能牢记规则，而且要接受美国任意违反规则行事的特权。

TikTok事件显示，美国主导的世界是个权力压倒规则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有真正规则之争的，美国会把它们统统变成权力之争。规则的基础是道义，当道义和权力发生冲突时，美国就会用权力压倒道义，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实质。
抢劫TikTok从哪个角度都讲不通。有人说这可以视为美国对中国阻止美互联网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对等措施。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给出了美国互联网公司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那就是在中国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运营，谷歌曾经这样做了，今后任何美国互联网公司都可以像谷歌当年那样进来，成为中国互联网事业的一部分。

但是美国封禁TikTok是一个断然的行政命令。它拒绝给出TikTok可以继续在美国运营的条件，也拒绝给出TikTok不被封禁的任何可能性。对华盛顿来说，或者关，或者卖，这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按照规则化解美方所谓“国家安全”担忧的条件。而“国家安全”这个借口已经成为美国肆意斩杀中国公司的屠刀。

美国对这个世界又一次做了用权力蔑视规则和道义的示范，这无异于向全世界的公司敲响了在美经营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警钟。在美国做点小生意没有问题，但如果做成大生意，对美国商业巨头构成实质挑战，大祸就很可能从天而降，即使TikTok的拥有者是一家欧洲公司，你能肯定它就不被美国挤压吗？

美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但这种长远代价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不重要。他们要的是眼前的轰动和好处，只要经过计算有利于总统胜选连任，他们就不惜一干。

不能不说，在现任政府的主导下，美国正在变成一个极其疯狂的国家。对一家公司野蛮围猎，为达到一个目的对“国家安全”肆无忌惮地解读和滥用，已经跨越了文明的底线。但是美国国内没有力量阻止这一切。可以预期的是，有美国的霸道示范，规则对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参与将不断变得越来越弱。

在一个缺少规则的世界上，各国的交往成本都将增加，共赢向共输潜移默化的转变不可避免。而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在这个时候失去规则的帮助，这是大家的共同悲哀。
（环球时报）

焦典

蓬佩奥威胁下架“不可信任”的中国App 还点了一堆企业的名
2020年08月06日 08:24:41
来源：环球网

美国继续赤裸裸地霸凌！综合彭博社、路透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日再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宣称美国正在加紧努力从美国数字网络中清除TikTok和微信等所谓“不可信任的”中国应用程序。

彭博社：蓬佩奥呼吁（美企）切断与中国科技公司的联系

路透社称，蓬佩奥当天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扩大在“干净网络”计划上的努力。这项计划涵盖5个方面，其中包括防止“各种中国应用程序以及中国电信公司访问美国公民和企业敏感信息”。

路透社：美国加快清除“不可信任”中国App的步伐

当天，蓬佩奥声称，TikTok和微信等中国App“正收集美国公民的数据”，对“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苹果、谷歌等手机应用商店下架这些“不可信任的”中国App。但彭博社报道接着提到，TikTok方面曾表示，美国用户的数据是安全的。

路透社称，蓬佩奥当天还说，美国正在努力阻止华为手机预装或下载最流行的美国App，并再次重复了之前所谓华为“侵犯人权”的抹黑论调。

此外，报道还提到，蓬佩奥当天还瞄准了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腾讯等多家中企。他声称，美国务院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通过阻止这些云端服务提供商的访问，以保护美国公民的数据和包括新冠疫苗研究在内的知识产权。

尽管如此，彭博社称，蓬佩奥的讲话并没有给出“最后通牒”也不具备约束力，但它代表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技术传播的努力在升级。就在几天前，经过连续数日恐吓禁止TikTok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赤裸裸地开出价码——准备批准收购TikTok美国业务的交易，但前提是美国财政部要从中获得“一大笔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日反击说，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特定的非美国企业，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违反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把所谓的国家安全作为打压有关企业的理由，这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已。

汪文斌说，如果按照美方的这种错误做法，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任何一家美国企业采取类似的举措。美方务必不要打开“潘多拉盒子”，否则将自食其果。

至于蓬佩奥所谓华为“侵犯人权”的论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就驳斥说，美国关于中国人权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美国人民应为其拥有这样满嘴谎言的官员而感到难过。

“恕我直言，美方虽然整天把人权挂在嘴边，但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华春莹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关于中国人权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美国政府应为此感到羞耻，而美国人民也应该为拥有这样满嘴谎言的政客而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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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美国强力部门希望撤销中国电信和其他三家中国公司的许可证 © REUTERS / KEVIN LAMARQUE
政治
05:47 2020年08月06日(更新 05:53 2020年08月06日) 缩短网址 0 71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华盛顿8月6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总检察长敦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中国电信和其他三家中国公司的许可证。

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与总检察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起，敦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召回并撤销中国电信和其他三家中共供应商提供进出美国服务的许可证。”
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动用国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地去打压特定的中国的企业。对于美方的这种科技霸凌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

焦典

子午：资本无祖国2020-08-05 21:30:55作者：子午来源：子夜呐喊

　　特朗普终于对TikTok(抖音国际版)下手了，当一家中资企业的APP开始登顶美国各大App Store榜首的时候，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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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件再一次戳穿了主流经济学家几十年来给民众洗脑的“自由市场经济”神话，再一次揭露了知识精英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吹捧的灯塔国的丑陋本质。

　　当某些人还在为TikTok洽谈卖给微软而感到一丝小确幸，以为垄断中国桌面操作系统市场二三十年的微软对中国有足够善意的时候，一份微软官方就收购tiktok谈判而发表的声明再一次无情地打了这些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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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公司一上来就感谢特朗普、感谢美国政府，保护了美国的国(资)家(本)利益。

　　在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强烈谴责美国的时候，传统的公知群体顺着美国的口吻、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强暴字节跳动(抖音母公司)表示理解。这是历次事件中舆论场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就像最近他们要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汉奸李登辉哭丧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真正形成舆论撕裂的是，一方痛斥字节跳动下跪投降，一方为字节跳动鸣不平，称“本来就是大国撕逼，字节说话顶个屁用”……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强暴Tik Tok的过程：

　　去年10月，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政客就致信美国情报机构，指TikTok干涉美国大选，要求对其进行审查;

　　今年1月初，美国公务部门正式禁止办公设备安装TikTok;

　　6月29日，印度率先禁止了包括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APP;

　　7月5日，蓬佩奥表示美国正考虑禁止包括TikTok在内的中国社交APP，随后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此予以证实和跟进;

　　7月31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明确表示：“说到TikTok，我们正要禁止它们在美国(运营)。我有这个权力。我可以动用行政命令……换句话说，我们要禁绝(TikTok在美国运营)，要禁绝。”

　　8月1日，据路透社消息，字节跳动同意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将其出售给美国微软公司;

　　随后传出的消息是特朗普反对美国公司收购TikTok，而最新的消息是，在微软的斡旋下，特朗普同意给出45天的谈判期限，但字节跳动与微软的磋商将会受到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监督。

　　结合微软的“感谢”声明，我们不难看出，一开始的所谓“反对美国公司收购”，不过是流氓总统特朗普巧取豪夺的惯用手段，不知道TikTok究竟会被压低到什么样的价格，甚至会不会被“白嫖”?

　　这一回，投资美国的字节跳动真可谓损失惨重，面对网民称其“下跪”的指责，字节跳动大概觉得很委屈。

　　然而，让网民真正气愤的是什么?

　　特朗普仅仅是他个人在空军一号上吓唬一下，美国政府的禁制令还没正式下达，中国政府还没有发话，字节跳动就主动地表示愿意分离、出售TikTok在北美的业务，这不是主动下跪又是什么呢?

　　比起华为、三一在经历类似遭遇之后先通过法律途径争取缓冲时间，再寻求政府外交斡旋，字节跳动无疑是一跪到底。

　　而联系到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的政治立场，字节跳动的主动下跪行为似乎在意料之中。

　　面对网民的怒火，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先是将自己的新浪微博设置为半年可见，而后更是一口气清空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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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清空微博，因为张一鸣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以来跪舔美国的老板公知，当他往常跪舔美国的微博被一条条扒出来的时候，抖音和字节跳动是难以承受中国网民的怒火的。对于一家靠流量赚钱的互联网公司而言，这是难以承受的灾难。难怪某公知小卒阴阳怪气地说：“搞死抖音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网民”。

　　在广大爱国网民眼里，字节跳动的主动下跪中国的民族尊严;而在张一鸣眼中，与其被美国政府封掉，不如主动跪舔，说不定能讨好特朗普，把抖音卖个较好的价钱，及时止损。

　　大概在资本家张一鸣看来，公司是我的，我想卖就卖，想送就送，关你屁事!至于民族尊严，关我屁事!

　　公知媒体人李小萌也出来为张一鸣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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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笔者就要掰扯掰扯了——抖音究竟属于谁?

　　从保护私产的法律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当然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抖音属于资本家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的股东们。

　　然而，《国际歌》里的那句“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当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抖音作为一家短视频社交平台，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核心技术，“短视频社交平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创意。因此，无论是扎克伯格指责TikTok剽窃Facebook，还是字节跳动反过来发声明指责Facebook剽窃TikTok，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前，Facebook也曾涉足段视频项目，但最终兵败滑铁卢。如果说抖音成功的秘诀不是在“核心技术”，那么，真正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弄清楚“谁创造了抖音”。

　　首先，抖音是产生于14亿人口、其中超9亿网民的中国，这为其提供了五亿的月活用户，有了这么庞大的用户群体，就为其提供了足够多的用户体验反馈样本，帮助抖音不断地更新迭代、改善用户体验，提高服务器承载效率。对于一款依赖流量的社交APP而言，这个优势是起步于美国3亿总人口的Facebook无法比拟的。

　　第二，抖音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并不直接生产商品，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5亿月活用户在这个平台上上传自己拍摄、制作的个性化的视频，进行交互、发表评论，这才是在生产商品。除了一小部分靠抖音带货“吃饭”的群体，绝大部分用户是在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外从事这个特殊的商品生产，而抖音却无偿占有了这些劳动成果。这个问题往往被公众忽视，却普遍存在于互联网企业中，被学界称作互联网资本主义。

　　第三，抖音虽然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但一个互联网社交平台必然依赖大量的源代码支撑，这些源代码不是张一鸣创造的，也不是字节跳动的那些股东创造的，恰恰是背后那些默默无闻的苦逼码农日以继夜地加班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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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为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搞996、1207残酷压榨员工进行辩护的资本卫道士们，此刻看到张一鸣把TikTok当猪卖，不知你们会作何感想?

　　在中国国内而言，抖音并非不可替代的，无论是与抖音分庭抗礼的快手，还是新起的微信视频号，接盘抖音用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换而言之，抖音的成功不是张一鸣个人的功劳。就是一头猪，你把它放到风口上，它也能飞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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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正创造抖音的是苦逼码农们，是抖音的5亿月活用户，是中国人民。资本家跪卖TikTok，不过是把苦逼码农和中国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拱手让给了美国资本，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至于谁占有生产资料，就是谁创造了财富，谁就该是所有者，这是资本主义的法理和虚伪逻辑。

　　而经过这个事件，我们也该认识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资本无祖国!相信精英抗美，还不如相信母猪上树。

焦典

民族资产阶级投降了，就成了买办
赵皓阳 · 2020-08-05 · 来源：大浪淘沙

很多企业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有了些坛坛罐罐的，就畏首畏尾了，就拎不清了。这一点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有很好的描写。帝国主义一吓唬他们，他们担心自己的坛坛罐罐要碎了，就立马跪了下去求黄老爷二八开了。
　　我最近的两篇文章刚好一篇写的是华为、一篇写的是大背景下的中美之争，结果这两条就出了一个事：特朗普表示要关停美国国内TIKTOK，而字节跳动同意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并迅速与微软谈判。
　　如何看待这件事呢?首先还是老生常谈地批判帝国主义的流氓行径。这种巧取豪夺毫不掩饰的行径，不愧是老强盗、老流氓了。不过美帝流氓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争议的，就算曾经被美国温情脉脉的面纱欺骗过的政治小白，现在也被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哦灯塔国也会搞政治封杀的。有争议的是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的态度，有人认为他们妥协得太快了，也有人认为及时止损是好的，毕竟几百亿美元产业，不是你键盘侠敲敲就能赚回来的。如何看待这种争议呢?　　
　　如何看待这个争议，还是要用辩证法中矛盾的观点。我在上一篇写华为的文章《华为和任正非的“红与黑”》中就说过：任正非既是一个民族企业家，又是一个跨国资本家，这是在他身上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我从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批评华为的员工待遇问题;我站在国家和产业的角度，夸华为自主研发能力，这二者同样不冲突。
　　任何民族资产阶级都具有这种双面性。在毛选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主席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未来下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成为了他们至今都无法摆脱的命运符咒：民族资产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或倒向无产阶级和先锋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倒向帝国主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屁股，成为买办走狗。这两种道路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命中注定的未来。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毛主席的经典论断：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毛主席诙谐的把这两个特点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我们历史课本中这样讲：民族资产阶级生长于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为适合经济发展的社会。但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
　　软弱性、妥协性的根源在于其先天不足，即便在当今社会这一特征也适用：我们的产业主要是人力资源推动的加工产业，技术、知识产权、商标、流水线等都掌握在国际跨国资本手中。曾经“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从国家到企业的指导思想，说当今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毛泽东
　　我们看字节跳动的产品TIKTOK，一开始就非常“妥协”了：服务器、总部、运营团队全部设在境外，全部用外国人组成管理层。特朗普一说要制裁，字节跳动马上就同意出售业务，感觉在无条件配合对方行动。结果特朗普又出尔反尔再反尔，跟微软一红脸一黑脸唱双簧，摆明了就是要把价压死甚至白嫖。张一鸣天天担心我国政府，结果被美国政府摆了一道，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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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确实是人家自己公司的业务，毕竟是几百亿美元的大生意，没有我敲敲键盘这么简单，现在子弹正在飞，我也没资格做道德批判。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文也不是针对张一鸣或字节跳动，而是一种普适性的分析：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不断壮大，将来漂洋过海翻山入关的跨国公司一定会越来越多，也一定会有李一鸣、王一鸣们或者字节跳绳、字节跳伞这些公司，遇到老牌帝国主义或西方行业壁垒的无情打压。对于这些跨国公司和企业家来说，进一步就是民族之光青史留名，退一步就是卖身买办万众唾弃。
　　近期一系列事件的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的无礼紧逼。我在《历史转折中的国际局势与中美之争》这篇文章中就说过了，未来中美对抗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商业领域都将会成为一种常态。两周前中美两国互相关闭使领馆，这周特朗普又对Tik Tok发难，都是体现。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肯定是要支持中国企业的，这点毫无疑问。特朗普打压什么，我们就要支持什么。华为是作为技术硬实力，Tik Tok是作为文化软实力，同样重要。这样一个软件短时间内横扫全球，从已经日渐固化的社交媒体中生生抢出一块市场来，必须要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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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已经定性了，这件事是美帝国主义流氓式的强取豪夺，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矛盾。就像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党就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变为民族矛盾类似，有些事情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当我作为一个劳动者时，我批判这些大公司996、不给加班费、不注重劳动者权益，这完全合理。当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时，我批评美国的流氓行径，批评它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对待，这同样是理所应当的。
　　再说直白一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就是死，也得死在我们无产阶级手上，跟你更加腐朽、更加堕落的帝国主义没有一点关系。你美国有多远给中国人民滚多远，守护我家最好的民资。
　　但是，有的时候民资不争气，实在是太软弱、太妥协了，我们人民看着也心累：黄老爷说三七开，他们马上跪下说二八开也可以，天生惧怕斗争，只要能有跪着挣钱的机会绝对不站着。
　　对于买办阶层来说，帝国主义能赏给他们“两成”，他们就山呼万岁谢主隆恩了;对于少数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干部来说，美国人那么强大、那么先进、那么发达，跟我们做生意，多挣一点钱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诉求不一样了：我们跟美国人的地位就是平起平坐的，要么五五开互惠互利;要么你们别把我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和任人宰割的韭菜。　
　　师爷说：“不能拼命啊，拼命怎么挣钱啊?”这是一个屁股问题而不是脑子问题——师爷的屁股可高高挂在树上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也一直受到统一战线内投降派的困扰。怎么办?毛主席说过：“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说到底就是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就好比大明湖上的蛤蟆，一戳一蹦跶，你不戳它就不蹦。一不留神它就跪了下去，当了买办，跟黄老爷二八分成。所以无论国家还是我们普通民众，都要对有投降主义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提高警惕。国家的层面就不操心了，至少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谁要投降当买办，我就把他骂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很多企业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有了些坛坛罐罐的，就畏首畏尾了，就拎不清了。这一点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有很好的描写。帝国主义一吓唬他们，他们担心自己的坛坛罐罐要碎了，就立马跪了下去求黄老爷二八开了。既得利益和坛坛罐罐造成了他们的短视，他们恐怕忘了：二话不说跪下去是最没用议价空间的，真想要跟黄老爷五五开，还是得站着把钱挣了。
　　毛主席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梁山好汉投降之后什么下场?让你征大辽就征大辽，让你征方腊就征方腊，完了之后赐你一杯毒酒，哪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然而就算一心想投降的宋江吴用，也知道先得打出梁山的声威才好投降。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先后五次打破朝廷的围剿之后才接受招安。
　　虽然说这个是比烂把没啥好意思的，但有些资本家的骨气和眼界真的连这些一心想投降的土匪都不如。你今天随随便便答应了美国的条件，明天欧盟找你麻烦，后天日本又有小动作……谁让你早早跪的这么痛快呢?二战时候髪国还抵抗了38天呢，你这人家前脚说你后脚就跪，连讨价还价的空间都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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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毛泽东，《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六国论》说得好：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也要站着把钱挣了，因为这三个字已经刻进绝大多数中国人灵魂里了：不准跪。

焦典

从王海到王伟，击落9架美机的英雄彰显着毛主席的伟大！红色小兵 · 2020-08-05 · 来源：红色小兵





短短的60年时间，怎么就恍如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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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抗美援朝走出的战斗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用钢铁般的精神意志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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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让美国空军参谋长指名要拜见的中国军人，是他用子弹让该参谋长险些命丧朝鲜半岛，用战斗赢得了美军的赞誉。

　　王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军，战场上走出的将军，血与火的考验中站立起来的中国军人。

　　王海，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并承担起中国空军发展重任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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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他击落美军9架战机的英雄战机永远陈列在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永远陈述着那段辉煌而光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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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将军在人民解放军生日之后溘然长逝时，纪念的文章无不在怀念老将军的战斗事迹和那段关于现代战争的论述“科学技术发展了，武器装备先进了，但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仍然是人，而不仅仅是先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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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念老将军的眼泪中，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一名老将军的兵：王伟!

　　王伟：中国海军航空兵81192号战机的飞行员，在中国南海捍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被美国军机撞击牺牲。

　　王伟：1986年，空军飞行学校到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的愿望终于实现，在吉林长春的一所飞行学院度过了4年的学习时光，1990年正式入役中国人民解放军。

　　查询一下这段时间中国空军的司令员正是王海将军，我们的两位英雄从此有了战友情。

　　王伟的飞行学习经历，有可能亲耳聆听过飞行员老前辈王海的英雄事迹，有可能亲手抚摸过那架英雄的战机。

　　王伟一定也畅想过自己驾驶着中国的战机飞翔在祖国的上空，保卫着祖国的蓝天。王伟一定也下定决心，如果再有侵略者胆敢入侵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和王海老将军一样让侵略者有来无回，把侵略者消灭的干干净净。

　　王伟的15年飞行经历，也在一步步的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前进。一直到2001年4月1日，王伟驾歼-8II在空中巡航，编号81192，监视闯入中国领空的美军EP-3侦察机。81192在正常飞行进程中，EP-3突然冲向王伟的战机，EP-3侦察机的螺旋桨击中了王伟战机的尾部，当时王伟飞机的尾部被美机螺旋桨刮得"像纸片一样"飞散开了，随后EP-3整个撞向了王伟的战机，将其撞毁。而在撞击中受损的美军EP-3侦察机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降落中方军用机场上。

　　英雄在茫茫南海中，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战机，告别了心爱的家人，告别了自己心爱的一身橄榄绿。

　　而美国虽然在中国家门口撞毁了中国战机，但其态度十分强硬，不惜使用强盗逻辑，强词夺理。美方还要“严厉质问中国为什么拦截美国的飞机?”

　　屈辱、悲愤，再一次让中国人民、中国军人不得不重新认识世界和美国。

　　短短的60年时间，怎么就恍如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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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前，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王海让美军闻风伤胆，让“不直接和中国军队作战”成了美军此后几十年所谨遵的一条铁律。当我们的王海面对美军参谋长时可以自豪的说：“如果你们再来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

　　六十年后，在中国的南海，我们的战机被撞、飞行员牺牲，结果竟然是美军强盗般的质问我们：“为什么敢拦截美国的军机?”

　　老英雄在晚年一次访谈中，回答“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空军，能够打败号称世界头号空中强国的美国，主要靠什么”的问题，老英雄脱口而出答道：靠人!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外，具体地说，就是一靠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勇敢不怕死;二靠志愿军空军非凡的智慧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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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的回答我们看一下英雄王伟，王伟战斗中是勇敢的，是不怕死的，这点上在4月1日和王伟一同迎战美军机的战友赵宇回忆说，王伟的飞机被美机撞坏后开始翻滚坠落，但飞机上依然传来了王伟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他仍在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救护战机作最后的冲刺。这点上王伟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精神，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王伟的智慧和战术也是成熟而稳定的，他对飞行的热爱使他在15年的飞行生涯中创下了一个个的“第一”：在飞行学院同期学员中，他第一个放单飞;在飞行部队三次装备更新中，他每次都是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在同一批飞行员队伍中，他驾驶最先进的中国国产歼击机，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成为能飞四种气象的“全天候”一级飞行员;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王伟这样的飞行员在中国飞行员中即使不能说是出类拔萃，但一定也是属于优秀的。

　　王伟和王海的差异那就只能是一点，也就是王海老英雄强调但又被我们刻意忽略掉的：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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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跨越半个世纪的两代英雄，差的仅仅就是一个人：毛主席!

　　在毛主席年代，我们有让美军发自内心佩服和害怕的王海!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的好战士、抗美援朝的英雄王海!

　　谨以此文纪念没有了毛主席，但仍然敢于抗敌的英雄王伟!

焦典

围猎Tiktok, 特朗普捅破了一个百年真相 | 文化纵横
2020-08-03 23:24
《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
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作者 严鹏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导读】 这几天，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为名，强行推动微软收购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TikTok，可以说是继中兴、华为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打压。即使美国拿不出任何TikTok威胁国家安全或侵犯隐私的证据，仅仅是“中国开发和运营”就足以使这款软件在美国遭受质疑和打压的“特殊待遇”。该事件后，中国民众最大的反应是，曾经高唱自由竞争精神、拼命将市场制度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国，怎么在今天“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我们之所以惊讶于美国变脸之快，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西方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神话中，没有看到在“自由市场”话语的幌子之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实践中遵循的另一套隐秘线索——“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学说认为，国家为了谋取公共福祉和权势，在必需时可以运用不合法律和道德的手段。 本文通过对西方近代史的分析，分析了西方国家政治领域“国家理由”学说的形成，以及国家权力基于国家理由对经济领域的操纵。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并非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发生的，而是在国家之间不择手段的疯狂贸易战中逐渐发展的。 一旦经济领域被国家视为竞争工具，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奉行“为赢得竞争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惊诧于当前中美乃至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有违市场理性和商业道德的争端，反而应该认识到，正是由于西方政治传统的这一底色，我们不应轻信一套“自由竞争市场”的神话，就经济谈经济，而应该认识到一旦国家间竞争的强度高到震裂了这一神话的外壳，国家理由这一隐秘的内核就会显露出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8月刊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工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作为中国工业主管部门推行的一种政策，“工业文化”一词指向了一种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生又推动了工业发展的价值观体系。自亚当·斯密后，西方工业文化被主流经济学赋予了自由竞争及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家精神等一般性意象，以成本、收益为考量的市场理性成为西方工业文化的显性标识。 然而，考诸历史，哺育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工业文化其实早于工业革命出现，而“国家理由”在工业文化的形成中长期起着支配与支撑作用。进入20世纪后，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逐渐被市场理性所遮蔽，在某种程度上被逐出了相关话语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理由从西方工业文化中消失。相反， 国家理由一直是西方工业文化的隐秘内核，并不时通过贸易战等极端形式重返视线。

▍国家理由的诞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西方工业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相联系的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企业家精神、市场理性等要素往往被认为是促使西方成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原因，还被写入了开给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药方中。然而，工业革命并非在历史的真空中横空出世。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经历了漫长的经济积累，而这一积累过程与西方国家政治上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进程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的。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时代一致，但是《国富论》所抨击的各种国家干预政策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才真正取消。换言之，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一个广泛干预了市场的重商主义政权下发生的。这是探讨工业革命起因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次序。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工业革命与工业发展的确依赖于竞争机制，竞争及其观念也的确是西方工业文化最重要的内核之一。不过， 对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而言，竞争具有层次性。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只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一个层次，而在市场之上，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则构成了更高层级的竞争，它既激励了工业革命，又宰治着工业革命。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企业间的竞争在西方工业文化中的投射，那么国家间的竞争在工业文化中则反映为“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英reason of state，法raison d'État，或被译为“国家理性”）指的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价值体系。它是西方政治学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形成的重要观念，是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特殊政治形势的产物。在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自古罗马帝国崩溃后长期分裂的状态是比较特殊的。15世纪以降，欧亚大陆出现了一系列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如东亚的明、清帝国，南亚的莫卧儿帝国，以及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等。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实际政治统合程度存在差异，对广袤疆域的控制力亦时强时弱，但在形式上能够将多种民族与多元文化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下。而欧亚大陆西侧的欧洲不仅在政治上缺乏大一统帝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因为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陷于分裂和对立。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以及后来拿破仑帝国恢复大型帝国的野心，都因无法突破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限度而无一例外地破灭了。 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由于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势力，天主教道德对国家行为起着规范、约束的作用。统治者要发起战争，需要首先证明自己在宗教或道德上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欧洲各国陷入纷乱的战争中，而罗马天主教会的伪大一统无法为欧洲各政权提供事实上的安全保障。为了不亡国，以生存为首位的政治体需要以非道德化的手段追求非道德化的目标。当中世纪道德已不能满足近代国家的需求，就必须出现新的价值观为国家在现实政治中采取的有违旧道德的行为做出辩解。此时，国家理由学说为新兴的主权国家挣脱中世纪大一统的文化与制度束缚提供了武器。

国家理由学说认为，国家为了谋取公共福祉和权势，在必需时可以运用不合法律和道德的手段。第一个宣扬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新价值观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以城市国家为单位展开列国竞争的意大利，不仅在文艺上启蒙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也因为长期持续的纷争状态而率先进行了关于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的各种试验。国家理由的观念就是这一政治试验的成果之一。马基雅维利教导君主“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称“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他大胆地宣告：“一位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后来的德国史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将欧洲思想史中的国家理由系谱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梅尼克如此界定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它告诉政治家必须做什么来维持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国家是一种有机结构，其充分的权势只有依靠允许它以某种方式继续成长才能够维持，而‘国家理由’为此类成长指明途径和目的。” 梅尼克指出“权势属于国家的本质”，因为“没有权势，国家就无法贯彻自己维护正义和保护社会的任务”。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大权势，是国家理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从本质上说，国家理由是对列国并立格局在思想上的承认，也为列国竞争格局下各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提供了辩护。直到20世纪前，这种国家层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西方列强奉为行动准则的指导思想。譬如，为了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身为天主教红衣主教的法国首相黎塞留不惮与新教国家结盟，对抗与法国同属于天主教阵营的哈布斯堡帝国。这是最标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是国家理由的范本。不过，正如行动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腓特烈大帝在宣传上对马基雅维利口诛笔伐，国家理由并未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领域确立绝对霸权。相反， 梅尼克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某种精神分裂，即国家理由与继承自中世纪天主教的伦理与法律之间强烈而痛苦的冲突。他将这种思想上的紧张状态描述为“一种不断被唤起的感觉”，那就是“冷酷无情的‘国家理由’确实有罪——忤逆上帝、违背神规之罪，破坏往昔美好时代法律的神圣和不可亵渎之罪”。这种精神分裂使国家理由成为一种具有原罪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影响。

如果说国家理由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合法性辩护，那么制造业就是这种竞争的具体手段。制造业对于国家间竞争的作用体现在：国家间军事斗争的武器是由一部分制造业直接提供的，而另一部分制造业则通过创造财富，为国家供养纯消耗性的军事组织提供了财政收入。因此，虽然民间的制造业经营者是以市场竞争、成本与收益为核心关切的理性人，但对国家而言，制造业是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手段。相对于制造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竞争的层次更高，这是因为任何制造业经营者都必须接受特定国家的统治。所以， 在现实世界中，一旦制造业被国家视为竞争工具，则国家理由将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对市场理性起着决定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理由会时时干预市场理性，也不表示国家理由与市场理性是对立的，相反，国家理由很可能会放任或利用市场理性来为自己服务。但国家理由的决定性给了国家理由在其自认为的关键时刻或适宜时机凌驾乃至压制市场理性的权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国家理由在经济领域里同样会奉行为赢得竞争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国家理由在西方国家经济领域的渗透是在思想观念的漫长交锋中逐渐发生的。这一过程中有大量问题必须从思想和理论上予以回应，比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如果农业经济足以自我循环，为什么必须将资源导向制造业？发展制造业要采取何种手段，是指望市场自发诱导还是依靠政府投资培育？当政治上的国家理由明显与经济上的市场理性相违背时，要如何取舍选择？……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辩护过程中，一个新的观念体系形成了，这便是西方工业文化的母体——一种关于制造业的文化。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则是这一文化的内核之一。



▍知识与权力：一种关于制造业的文化

制造业是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制造业的现代化。虽然制造业远自人类文明鸿蒙初辟就已诞生，但是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农业都是古代各大文明经济体系的基础，并被赋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武器的制造对于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耕战”思想被最终取得胜利的秦国付诸实践。在“耕战”思想中，农业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工商业受到限制，以免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等资源。古罗马帝国的工程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也是帝国扩张的利器，但工匠在罗马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被社会报以敌视态度。 这种轻视、鄙夷制造业从业者的心态，在诸多文明中持续了很长时间，形成了结构性的文化。因此，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渐形成的新的关于制造业的文化，就和日后的工业革命一样，既是西方世界率先迈出的历史脚步，也为西方世界一度领先其余各文明奠定了观念基础。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产生了关于制造业的新观念，将制造业视为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一个载体，以及国家赢得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14世纪末，一位希腊出身的红衣主教在意大利写信给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称：“制铁技艺，如此之有用，对人类如此必要，缺了它将无法顺利地从事战争或政治。”并建议派遣年轻人到意大利学习机械、冶铁、军火制造和造船技艺，将其引进希腊。这种对制造业的推崇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新知识的物化显现，而这位主教主张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权势。 这种国家理由驱使下对制造业的重视，逐渐在西方世界内部造成与崇尚农业的古典思想之间的文化断裂。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做出了理论表述，其“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思想广为流传。培根大力推广的新文化礼赞知识，宣扬由知识探索带来的进步。在培根眼里，知识的重要性只在于知识揭示了权力赖以运行的规律：“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 这种通过知识探索得到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的逻辑，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条件。因此，培根虽然没有对西方科学做出研究层面的实质性贡献，但他推动了一种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的形成。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认为，培根可以被视为一名“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其最大的遗产，“就是在文化上接受将有用知识的拓展视为经济增长之关键因素的观念”。

培根对科学知识转化为实践力量的提倡,使得他高度肯定制造业的价值。在《新工具》中，培根认为科学“真正的、合法的目标”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他同时指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这一判断将制造业的从业者工匠抬高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先驱。 培根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为有用的知识与工匠式的实践提供了辩护，赋予了制造业更高的社会地位，营造了有利于制造业产生革命的社会心态。这为后来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理念和文化层面的准备。工业革命中大量的技术发明正是来自工匠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培根来说，有用的知识首先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工具，而非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因此，培根对制造业的重视从根本上是基于巩固国家权力的动机。



(《文化纵横》8月新刊)

培根高度重视制造业中的劳动。他写道：“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劳动比产品更宝贵’，即工作和运输比原材料更宝贵，更能使一个国家致富。”他看到了制造业创造财富的本质是劳动，并认识到施加于原材料之上的劳动能够提升商品的附加值，使国家获得更多财富。与培根相仿，一些同时代的英国作者也强调制造业的本质是劳动。他们肯定劳动中的实践性知识与技艺，并赋予了制造业以勤奋、自立等美德。这种观点在16、17世纪的英国商业界和思想界很有市场。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中将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国土本身的产物；另一种是人造的，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创造。”进而指出：“如果要生活得好，要繁荣和富裕起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通过贸易来出售我们的多余产品，换回外国货币和我们需要的物品。这里，辛勤的劳动开始起作用，它不仅增加了海外贸易并支配其方向，而且还保持并提高了国内技艺。” 孟的论述在国家富强、劳动、勤奋、技艺和制造业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联，构建了一种将制造业赋予崇高道德意义的新文化。在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前，英国的许多关于制造业的论说都采用了上述培根和孟的基本的逻辑。

▍扶持制造业：经济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上述制造业文化中，不仅制造业服务于国家，国家也开始扶持制造业。而近代早期西方国家扶持制造业的具体方式，可谓极尽马基雅维利主义之能事。例如，直到1570年，英国海外贸易的结构主要还是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和奢侈品。这种处于劣势的贸易结构引发了许多商人、政客和知识分子的不满。对他们来说，制造业的发展被视为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例如，16世纪前期的一位作者写道：“这个王国有三种物产：羊毛，锡和铅；只要它们能在王国里被加工，所有人都将有口饭吃。”

正如政治领域的国家理由观念从意大利向整个欧洲扩散，经济领域内重视制造业的文化同样起源于意大利，并逐渐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今天英语中表示制造业的词语“manufacture” 源于意大利语“manifattura”，它正是在16世纪英国对意大利制造业文化的学习中,逐渐取代英语中原来用于指称制造业的词语“artificialtes”和“artificial wares”的。 为了扶持本国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先后采取了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的政策。这类政策通过扭曲市场，将资源要素导向国家所看重的产业部门。15世纪后期，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已经开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培根的《英王亨利七世本纪》记录了当时重商主义政策的内容及动机：“国王希望他想支配和维护的和平……带来财富和繁荣……我们的民众要从事技术和手工艺工作，国人要更加自立，避免闲散，不再花自己的钱买外国人制造的物品。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规定凡从海外带回来的商品，都可用来生产国内的商品，这样国内储备的财富就不会因贸易逆差而减少。”在介绍亨利七世的另一项政策时，培根指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和航运业与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使海军更强大，国王还规定……来自加斯科涅和朗格多克的葡萄酒和靛蓝只能由英国船只运回国，将英国古老的关注富裕的政策调整为关注强大。” 可见，重商主义政策是十足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将经济视为发展军事力量的手段，并且以压制别国经济势力的方式扶持本国产业，即使有违市场理性和国际性的商业伦理也在所不惜。

为了扶持本国的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学者想到的手段主要是关税。从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英国存在着持续不断的鼓吹国家以关税等手段扶持制造业的思想潮流，也产生了包括《航海法令》在内的相关政策。17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称：“对于已经加工完成马上可以消费的一切商品课税时，税率不妨高到使其售价稍稍高于国内生产或制造的同类商品——假如其他条件相同而能够自行供应的话。”这是明确主张用提高进口关税的手段来扶持本国制造业。在这种马基雅维利式扭曲市场交易的政策背后，是英国对意大利与荷兰这些先行于英国的西方制造业强国或地区的羡妒与敌意。1672年爆发的第三次英荷战争，便起因于英国对荷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然而，率先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实是英国人：早在1660年及1662年，英国就为了打击荷兰毛织业两次通过了禁止羊毛出口的法案。此外，英国人也警惕地关注着同样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国制造业的兴起。1697年，英国国务活动家约翰·波列芬（John Pollexfen）写道：“我们从前只盯着荷兰，将其视为唯一的竞争者；现在，法国人靠不屈不挠地发展工业来推动贸易，这附带增强了他们的海上力量，明显要比荷兰人危险。”同样的威胁论论调也用来指责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 可见，由国家理由支配的英国制造业文化，为萌芽中的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注入了一种强烈到近乎狭隘的竞争心态，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打击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有违市场理性和公平贸易，但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英国正是凭借长期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从西方世界制造业的追赶者变为领先者。

▍以国家之名：西方工业文化未中断的传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基雅维利式的经济政策遇到了基于市场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反对。英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废除用于扶持本国制造业的保护性关税。在李嘉图之前，作为自由贸易理论根基的比较优势学说已经以较为粗陋的面貌问世。活跃于18世纪初的英国人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指出：“不同土地和国家出产不同的产品是一种迹象，表明天意要它们相互帮助，相互供应必需品。”达 维南特并不排斥制造业或国家竞争，他排斥的是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使用扭曲市场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用他的话说，贸易“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它自行寻找航道”，而政府对待贸易“应当在总体上像上帝那样加以仁慈的照管……其他一切则应听其自然”。达维南特对于成本控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认为，如果英国毛织品生产能做到“低价向所有国家出售”，自然可以“打消一切人建立毛织品制造业的念头”。而在达维南特眼里，产品的低价取决于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的低廉。所以，他一方面积极鼓吹英国废除《济贫法》、设立“贫民习艺所”以便“强迫贫民从事劳动”，另一方面又反对发展原材料不产自英国的制造业如丝织业，因为这种产业无法在英国生产出廉价商品。他举出的例子是：“荷兰人最近将法国光亮绸盖上他们的印记运到我国，尽管交付了运费和关税，仍能廉价出售，击败了我国的光亮绸制造商。”这个例子批驳了重商主义者们马基雅维利式政策的有效性。

达维南特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与培根和孟等人不同的增长模型。在培根等人的增长模型中，制造业依靠知识驱动，国家权力为制造业降低外来竞争的冲击，制造业以其出口巩固国家权力。在这一模型中，知识是竞争的关键。而在达维南特的增长模型中，成本是竞争的关键，国家权力对制造业采取放任态度，而制造业依靠本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最终，制造业的出口是为了财富的增长而非国家权势的扩张。两种增长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增长动力的判断不同。尽管达维南特举出了保护政策失败的例子，但正如孟等人指出的那样，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荷兰也发展出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与达维南特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究其原因，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是动态的，而知识是一种可以改变资源成本的变量。从机制上说，权力所起的作用与知识相同，尽管权力更多的只是为知识改变资源成本的过程创造便利条件。 然而，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具有不确定性，不像天然的资源禀赋具有更高的可预判性，这就使得培根式增长模型较之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具有更高的实施成本。 由于种种原因，18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中，自由贸易思想慢慢取代了保护主义思想，其最终形成的工业文化更偏向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而非培根式。19世纪的亚当·斯密在强调市场理性支配下的自由贸易这一点上，就完全承袭了达维南特等早期的自由贸易论者。

但是，自由贸易论者达维南特却是支持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这一点也被斯密继承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密露出了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脚。斯密虽然主张市场理性、反对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却在《国富论》中对英国用于排挤荷兰的《航海法令》赞不绝口，称这个法令的有些条目虽然是基于“民族仇恨”制定的，但“却是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斯密支持《航海法令》是因为它“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其目的”，进一步说，“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一个鼓吹道德情操的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仇恨”如此公开地褒扬，即使是最大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闻之亦会瞠目结舌。被斯密称赞的法令条目包括禁止使用荷兰的船舶与英国贸易，以及对非英国的捕鱼业课以重税。此外，斯密对于重商主义者惯用的补贴政策，也基于国家理由而给予肯定：“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么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不是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奖励金，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在战争或政治上，邻国的财富，虽对我国有危险，但在贸易上，则确对我国有利益。” 不经意间，斯密暗示了《国富论》的核心主张是不考虑“战争或政治”条件下的贸易问题。事实上，整本《国富论》都散发出一股不易察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气息。斯密不仅不否定国家理由，还将国家理由置于市场理性之上。

从近代早期的制造业文化向19世纪古典工业文化的过渡，就是这样一个“去马基雅维利化”的过程。培根宣扬的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依然是其核心，然而在“知识”被阐发为以创新为特征的企业家精神的同时，“权力”则被有意识地淡化了。 国家理由隐而不彰，工业竞争在观念上被局限于市场层次，马基雅维利主义被更为道德化的自由贸易说辞取代。 然而，这种转向只是一种伪善的伎俩，其本质是英国通过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取得工业化优势后寻求道义上的制高点来压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且看英国人李嘉图畅想自由贸易如何“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结合成一个大同社会”：“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 问题在于，金属制品是武器装备的基础，当金属制品只在英国生产时，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促使其他国家的部分精英不得不以竞争心态推测英国的实际意图。于是，美国的汉密尔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呼吁新生的合众国以培根和孟鼓吹过的方式扶持制造业；德国的李斯特则直接控诉英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一如当年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指责。 这种后来者指责先行者言行不一的戏码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上演，而关税、补贴等实践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却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新的西方工业文化代言人已经少有如斯密讴歌《航海法令》那般率直了。

▍小结

当市场理性的话语支配太久后，隐藏于行动中的国家理由偶一登上观念的前台，还是不免令人惊骇与不适。在学界，主流经济学将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和斯密传统发扬光大，视“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这一信条为经济学的“十诫”之一，避而不谈国家理性支配下的马基雅维利式残酷竞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仍然是利维坦们争斗的舞台。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天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正如波列芬当年拿法国制造业的威胁来恐吓英国人；今天美国在高科技产业上的对华封锁，与17世纪英国禁止羊毛出口荷兰如出一辙；而今天美国企图通过关税战来转移产业链，不正是英国《航海法令》曾经干过的事情？

作为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国家理由”的观念诞生于西方近代国家长期纷争、始终无法实现大一统的状态中。它深植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体系中，对国家行为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惊诧于当前中美乃至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有违市场理性和商业道德的贸易争端。 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西方工业文化的这种本质性特征，我们也不应就工业论工业、就经济谈经济，而应该认识到在西方工业文化所塑造的全球工业竞争格局下，国家之间马基雅维利式不择手段的竞争随时可以凌驾于遵循市场理性的公平竞争之上。自由竞争、市场理性、企业家精神、勤奋伦理……不管西方工业文化呈现出何种样貌，一旦国家间竞争的强度高到震裂了这一文化的外壳，国家理由这一隐秘的内核就会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