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论及全球赤字论的形而上学vs复杂性研究 混沌理论

焦典

陈平：中美脱钩之后，只有这件事真的让我忧虑！

作者：陈平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0-07-27 13: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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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忧虑。

如果中美科学脱钩，中国领导不能当机立断，还是现在这套思路，还是把大学放在一线的北京上海，房地产也不敢去碰它，还只着急政府去管什么产业链、创造就业这些事。

所以我讲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任务，不是招商引资，而是招才引智，然后靠了人才，才能够让科学技术变成第一生产力。然后才能最后占领世界科学军事、金融和工业、农业的制高点。

我希望在下一轮的科学人才争夺战上，中国能够后来居上，能够赶超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这个，不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今天讲个美国的历史例子——德克萨斯大学怎么能够打败芝加哥？就在于德克萨斯大学知道科学家想的是什么。

芝加哥是洛克菲勒出钱的大学，钱多的是，那时候普里戈金在热力学、统计物理、化学里面声名都非常大，但是并没有得诺贝尔奖。所以要挖一个普里戈金到芝加哥来，他们眼光也是独到的。条件就是传统的老办法，给一个讲座教授的位置。

当然年薪和研究经费就会比普通教师也会高很多。芝加哥大学又很牛，他跟国际实验室费米实验室又有特殊关系，应该来说稳操胜算。

而德克萨斯大学名气不够，你说同样一个科学家，你说你是芝加哥大学的讲座教授，或者是哈佛的讲座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讲座教授，你会选择去哪？肯定大多数愿意去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也很不错，那物理是做得最好的，哈佛都是其次，但怎么会到一个当时还算是二流学校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来呢？

德克萨斯大学出了一个奇招，我觉得这个奇招中国是可以学的。

就是我除了给钱可以比芝加哥还要多，但是除钱以外，还有一个荣誉上的吸引力，是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要知道普里戈金当时还没得诺贝尔奖，就给你建个研究所，以你的名字命名，这个激励机制可是非常大。而且这个所长不是虚的，是实的。你的经费我们保证，这用人的权利，你评什么教授，你给谁涨工资，招什么样学生，全部都由你决定，德克萨斯大学不干预。所以这一条就使得普里戈金在德克萨斯大学影响之大。

UT的的奥斯汀分校校长，一直到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总校校长，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汉斯马克，对普里戈金非常尊重，所以就连带的对普里戈金欣赏的学生，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尊重。

然后第二个挖进来的诺奖物理学家，就是哈佛大学做基本粒子的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教授，现在还健在，他是把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推广到基本粒子研究，统一了弱相互作用。

然后现在给大家一个希望说是可以构造一个大统一理论，包括everything，这个突破的工作谁做的呢？是温伯格做的。德克萨斯大学花重金把温伯格教授请到奥斯汀来，原来是要配合在德克萨斯建全世界最大的加速器，后来因为没有钱半途而废。但如果加速器建成，还挖了一个温伯格教授来，原来德克萨大学完全可能成为高能物理的研究中心，取代原来东部西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也包括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的科技地位。

温伯格为什么会到德克萨斯大学来，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哈佛大学非常牛，牛的结果，就是歧视女性的教授，而温伯格的妻子也是一个教授，但是在哈佛就是拿不到终身职位。

德克萨斯大学就给一个条件，你来奥斯汀的话，不但你是讲座教授，年薪百万美元，研究基金百万美元，工资待遇超过德州的最高的公务员什么？就是德州州长，一个教授的工资地位比德州州长还高，这在中国是不会有的。德克萨斯大学就把把温伯格从哈佛给挖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美国要建世界上最好的中心，不是光是花钱，不是光是挂牌子，而是要挖人，而且挖世界上领先的科学家。

那么今天我讲的事情就更加神奇。1984年的时候，我还在做我现在已经发表了劳动分工演化模型，现在我把它叫做代谢增长模型，都准备答辩论文了。普里戈金说不行，得赶快做一件新事。什么？发现混沌。

原来普里戈金根本不相信混沌，认为那是个数学游戏，结果他的一个弟子，在比利时的尼克利斯教授，从冰川岩层的样品里面，发现气候温度的变化里面可能是用混沌可以解释的。普里戈金大为惊奇，立刻转180度，从完全怀疑抗拒混沌在美国大学物理系的研究，变成了叫我赶快去占领新高地，有没有可能发现经济混沌。

结果我花了两年的时间，从经验数据里面，其实开始是从货币数据里面找到经济混沌的数据，然后又建立了理论模型，所以在87年以经济混沌和经济周期的关系答辩，得到德克萨斯大学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靠做经济问题拿到物理博士学位，在我的知识范围里面，我还是第一个。比他们后来鼓吹的圣塔菲研究所什么经济物理，我要比他们早好些年。

这个成就首先惊动了德克萨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亲自给我写贺信，然后普里戈金专门给我开了一个国际的复杂系统研讨会，把各个领域里面的大科学家都请来，包括当时还没有出名的，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讲的实验经济学创始人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也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在美国的弟子建立这个世界体系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都到了奥斯汀和我认识。

这个会开完以后，震动了德克萨斯大学总校校长。他是德国出生的核物理学家叫汉斯马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的核物理的教授，也是美国研究核武器的里瓦模实验室的研究员。早早就显示出行政能力，50岁左右就当上了美国国防尖端的空军部长，secretary of air force，从空军部长任上，又被提拔当了美国宇航局NASA的副局长。然后德克萨斯大学要想在美国抢占制高点，就要找到一个校长，能够引领德克萨斯大学脱颖而出，就把NASA的副局长汉斯马克博士挖到德克萨斯大学来当德克萨斯大学总校的校长。

德克萨斯大学本来在理论上研究非均衡，普里戈金就是领先的。所以汉斯马克博士知道我的成就以后，亲自出面，在德克萨斯大学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系列讲座的一个尝试。

请了跟复杂科学有关的各个系的大牌教授，几乎全是讲座教授，每人讲一个自己领域里面的工作，题目自己选，当然次序是论资排辈的。总校校长第一个开讲，就讲他拿手的探索外星人或者外星的智慧的生物，然后普里戈津讲非均衡热力学时间箭头，是为你讲实验怎么研究混沌。下面就轮到我这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

我87年拿的博士学位，在1990年11月举行这个系列讲座，一个礼拜讲一次。结束的时候，汉斯马克校长给的待遇，我在国内没有受到过，就是所有讲座的教授都带夫人出席校长官邸举行的宴会，而且马克校长站在门外亲自接见，一个一个接待来赴宴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夫人，本人一个资历最浅的一个研究科学家，也没有讲座教授终身教职头衔，就在门口拍了这张照。

所以对一个美国的科学家来说，对你的科研成果最高的尊重和成就，不是中国的发钱百万，奖房子一套，官衔一大堆，不是这样。是当时的最高科学主管亲自在门外迎接和你拍照，之前和你平等的在德克萨斯大学讲课。

这校长非常有意思，校长位置退下来，不像中国的官员退下来就住干休所享受特别待遇。他下来在德克萨斯大学继续当教授，亲自上课，他原来是做核物理的改行了，在航天系继续上课。觉得自己前沿知识不够了还要干，再降一级，在机械系又继续当教授。为什么？机械系知识更新比较慢。干到什么时候退休，我告诉大家，85岁。

而我的前辈，就是我的老师普里戈津，罗斯托，在奥斯汀讲课做研究，一直到87岁，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相信一个礼拜以前还在研究科学问题。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非常忧虑。

如果中美科学脱钩，中国领导不能当机立断，在中国生态良好的丘陵地区，中小城市，或者是三流的大学，但是设备非常齐全，找不到人才，不把一流大学里面要退休的或者刚招进来的，或者子女已经上大学不需要再担忧，在哪儿上中小学的，这些人完全是可以把他移到内地生态良好的三线的大学研究所，建立世界上一流的研究院，然后在全世界网罗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退休了的优秀科学家，他们的最得意的弟子到中国来。那中国有5年到10年时间，就占领世界的科学制高点。

如果还是现在这套思路，还是把大学放在一线的北京上海，房地产也不敢去碰它，还在那里只着急政府去管什么产业链，什么创造就业，这些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会解决的。中国的金融，我另外要讲，要改革一下，中国现在国内的资本是多的，全世界乱跑。赌博、洗钱、投机，根本不需要引进外国的投机资本。

所以我讲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任务，不是招商引资，我们现在要招，不是财宝的财，是人才的才，引的不是资本，是智慧，是招才引智，然后靠了人才，才能够让科学技术变成第一生产力。然后才能最后占领世界科学军事、金融和工业、农业的制高点。

我的故事讲得很长，但是我是语重心长，世界上竞争科学人才，现在做的最好的不是哈佛，不是芝加哥，就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而中国，无论是中国科技大学也好，北大清华也好，中国科学院也好，华为也好，还有相当的差距。

但是只要看得见这个方向，以中国现有的人力财力是没有问题的，就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和战略，当然也要有得力的干部来执行。

那么我希望在下一轮的科学人才争夺战上，中国能够后来居上，能够赶超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这个，不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知彼知己，胸怀天下，知难而进，临危见机，还要临危受命。

（完）

来源： 眉山剑客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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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 11:51 - 焦典 - 世界格局大变动

焦典

绝不能走由资本主宰、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2020-08-20 14:30:49  来源： 乌有之乡思想   作者：一个农村人的思考

　　最近，笔者学习了一些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或者城市化的文章，其中不少贴近国情、不乏创见，但也有的“言非不辩也”，但“所欲者土地也”、市场资本利润也。后一类文章的作者生在中国，不理解中国文化、不理解中国历史，只被资本利润遮住望眼，用西方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用市场逻辑的方法思考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没有考虑在东西方历史、现实、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应该走不同于西方的由资本主宰、市场逻辑主导的城市化道路。理由如下：

　　一、“芳林新叶催陈叶”，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未必是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农村的城镇化的动力直接来自于城乡的二元对立产生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则来自于生产力从农业到工业、从个体生产到社会化生产演进的现实需求，来自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企盼的现实要求，来自于生活方式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目前的城乡社会系统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非均衡热力学系统，有对立就有差距，有差距就有张力和势能，有张力就要传递，有势能就要释放，使系统达到动态的均衡状态，实现城乡社会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来顺应这种趋势、实现城乡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二、“他山之石，未必一定攻玉”，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

　　第一，中国从农村的村落到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当然，单从村镇和大中型城市两端看，呈现的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所言“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 “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见《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这是中国城乡格局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这个农耕文明起源的国家历史传承的结果。农村的城市化仍然不能立马脱离这个特点，搞泾渭分明的、迅速大量消除农村的城市化。第二，中国农村数量庞大，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比。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城市化不可能无视其存在的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根据或者叫合理性而大量的消灭它，搞出西方那样对立的城市和乡村。当然，这不等于要否定合村并点、压缩一定数量“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见中央五部委联合《出台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关键的还是以什么样的思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第三，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祖先们基于单个人无力抗衡恶劣生存环境的现实考量、基于农耕方式对自然(天)的依赖而对天(人格神)的畏惧、崇拜，他们相互之间必然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衍生出以最基本的家庭血缘为单元、以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在早期是氏族部落、后来是国家)为集体核心的社会关系。因着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诞生的思维上天与人合一、信仰上神与祖同源，政治上国与家同构，伦理上忠与孝统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炎黄子孙公大于私、忠高于孝的高度的伦理自觉;塑造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基因，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而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就潜藏在中国农耕历史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和城乡生存格局中。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心理和感情纽带所在。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必然要保持和维护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格，而不是东施效颦，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道路，进而自然而然的接受潜藏在西方城市化道路中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潜移默化地植入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农村的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适的速度。

　　由以上两点所决定，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慢不得，但也急不得。慢不得，是因为：第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的社会化生产生活已经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乡之间不应该出现一极衰落、一极兴盛的两极严重对立的格局。太阳之下都有平等接受阳光沐浴的天赋，大地之上都有共同分享资源馈赠的权利，我们应该努力消除资本和市场的自然、自发性所造成的城乡差距，尽力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化与平衡。第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写在了我们党的理想旗帜上的、是铭刻在坚定信仰里的，我们必须为之奋斗不已。快不得，是由上述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决定的，在数量上不能大量消灭、在速度上不能狂飙突进、在预期上不能一蹴而就，而应稳扎稳打，确保行稳致远。

　　四、“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农村的城镇化是以农业的工业化为前提的，也应该是同步的。

　　生产方式的提高决定生活方式的改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尽管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有反作用、特别是大中型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但对于农村而言，这种反作用是不明显的)。没有农村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强力发展，仅仅指望通过市场资本运作、通过一家一户的生产积累来推行城镇化，是不可能快速有效推进的，也是会产生不少弊端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经济不可能有雄厚的积累支撑大型的建设，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也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阻碍了农村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发挥。时下，农村城镇化的改造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济方式关系很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公社、代村，他们发挥集体经济办大事的优势，其农村早已实现了城镇化或城市化。

　　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目前之所以出现乡村的相对衰落和大量的普遍的村庄“空心”现象，根子的原因是什么?从政策措施层面看，根子的原因是没有坚持当初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而是推行了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天然的吸附效应、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大中小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线(不是城镇化)。尽管我们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看不见的手)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过硬，看得见的手过软的现象仍然没有明显改观。于是乎，在市场经济天然的马太效应作用之下，农村人去楼空的空心、乡村衰落、小城镇发展乏力等问题便成了必然。面对时下不少地方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招商引资和游说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却收效甚微的困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没有坚持当初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有所反思?市场逻辑之下，嫌贫爱富、趋利避害的资本是我们发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主观能动性能感动得了、能招引得来的吗?如果我们把这种导致农村空心、乡村衰落、小城镇发展乏力的致病原因当成解决农村空心、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发展乏力的良药，是不是南辕北辙、会不会事与愿违?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种思路不改变，即使合村并点建好的新社区乃至小城镇，仍然会因为大中小城市的天然吸附效应而衰落，进而造成新的空心和资源浪费问题。这个问题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这里，我还要说前面提到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公社、代村例子，他们利用发展集体经济办大事的优势，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其农村不但没有空心，反而人气旺盛、并对周边有了强大的吸附效应。这不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其实，深谙中国国情、一生都在关心关注关爱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毛泽东主席，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深刻指出：“农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见(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

　　从经济哲学理念层面看，根子的原因是违背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物质循环规律”(见何干强《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经济研究和实践应当确立的科学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城乡二元对立理念推行农村城市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P552)。长远来看，这种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破坏，一方面带来了城乡自然环境生态的失衡、现在已经扩展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失衡。另一方面不仅带来了城乡经济的失衡、城乡社会的失衡，也潜藏了深刻的社会性危机。

　　六、“天工人巧日争新”，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要有自己的方法论。

　　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古老尘封的大门以来，我们在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冲击下，数经跌宕、历尽劫难，但终未被西方同化，而是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样的，作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作为国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村城镇化也要立足国情、同样应该而且也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农村，不应按农村本就稀少的西方国家资本主导下的市场逻辑来推进。这种市场逻辑的方式是：立足于城乡本就对立的所谓先验逻辑，刺激或逼迫农民往大中小城市狂奔，人为地搞城乡二元对立，这种方法对西方国家有效果、也有好处，但对村落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使按此逻辑和方式推进也会是遇到并产生许多问题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欧美城市化逻辑指引的拉美农村城市化的恶果仍然在阻碍着他们这些国家的腾飞(这方面的材料网络上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孔子说“不贰过”，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先行者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后来者的思考和借鉴。

　　总之，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要坚决消除“凡是市场的就是对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新的“两个凡是”错误理念，坚定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以城乡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主导的、有中国特色的就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

焦典

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在大国竞争和战争中利用复杂性》
参考智库
2021-09-13
参考消息网9月13日报道（记者 李溯）美国兰德公司近日发布长篇报告《在大国竞争和战争中利用复杂性》。报告分为《复杂自适应系统思维如何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初步探讨》、《复杂自适应系统透镜的技术细节》两卷，报告中文译文共约6万字。

报告认为，现代战争的作战环境日益复杂，美国应致力于把自身的复杂性降至最低，同时在大国竞争及战争中为对手最大限度地增加复杂性。多域行动被视为给对手决策过程增添复杂性的关键角度，但目前对于如何施加复杂性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效果仍缺乏理解。同时，科学和技术投资尚不能量化复杂程度、衡量作战效果，以及确定如何制造复杂性，从而塑造对手行为。报告认为，美国空军应运用复杂性视角评估当前及未来计划，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复杂性，加强决策优势。

报告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一是在空军环境中，如何认识“复杂性”概念及意义。

二是如何利用“复杂性”产生攻击方法？

三是如何在操作环境中运用复杂性？

四是如何利用对复杂性本质的研究，了解科学和技术在复杂性知情能力方面能提供什么？

报告分为以下章节：

第一卷：《复杂自适应系统思维如何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初步探讨》

第一章  复杂性设置：假设

第二章  复杂自适应系统

第三章  复杂自适应系统透镜在任务场景中的应用

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第二卷：《复杂自适应系统透镜的技术细节》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复杂自适应系统

第三章  复杂性自适应系统透镜“用户手册”

第四章  决策过程的马尔可夫链表述与分析

|  参考智库机构用户可在信息平台参阅报告译文。

焦典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华人教授潜伏一年美国大学，发现中国缺的不是人力财力
21小时前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华人教授潜伏一年美国大学，发现中国缺的不是人力财力
​
文/石毓智
（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
来源/管理学季刊
01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
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
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
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
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02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埃利亚斯·科里（哈佛大学）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
安得烈·迪科（斯坦福大学）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
罗伯特·格拉布（加州理工学院）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
罗德里克·麦金农(洛克菲尔大学)2003诺贝尔奖得主
史坦利·布鲁希纳(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1997诺贝尔奖得主
理查德·施洛克(麻省理工学院)2005诺贝尔奖得主
阿达·约纳特(维斯曼学院)2009诺贝尔奖得主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
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
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03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
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04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
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05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3. 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 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 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06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
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来源：数据局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