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鞍钢宪法的企业家精神造土霸王无数 全否文革代价成山

焦典

2010年大案：此人胆大包天 不花一文将国企变私企

2020年07月21日 22:30:44
来源：袁载誉

文案策划、监制：袁载誉；文案：立青

2010年7月20日，云南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贪污受贿案。

本案的主角姓郭，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也是本地有名的纳税大户。经过调查，证实郭某犯有受贿罪、非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非法拘禁罪、职务侵占罪等多项罪名。随后，法院宣判，没收郭某的个人财产，责令其归还侵占的公司钱财，并处以有期徒刑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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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在法官宣判结束的同时，观众席上旁听的群众就抑制不住地鼓掌，甚至还有人激动得当场流下了眼泪。而这些人，大多是郭某从前公司的员工。他们都因为郭某的伏法而解气，为自己从前的委屈得到发泄而高兴。

那么年近六十，头发已经斑白的郭某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犯下那些不可饶如的罪行的呢？

崭露头角，登上高位

郭某的全名叫郭天荣，天荣天荣，正好表现了其父母希望他的未来可以光宗耀祖的愿望。而事实上，郭天荣的前半生也确实对得起这个名字，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出生于云南普洱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郭天荣在还未满十八岁时，就进入了当地一家大型国有水泥厂工作。最开始，他只不过是个学徒工，整天在水泥浆子里摸爬打滚，日子过得也劳累。但在当时，能在厂子里工作，当工人，可是很多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然而，郭天荣并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他不想一辈子都是个低级工人，他想往上爬，想要做管理层，毕竟坐在办公室可比在灰扑扑的一线进行水泥生产体面多了。而他这个人呢，也确实有那个本事。

从1970年进入工厂，到1989年左右成为工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郭天荣能在十几年内有如此大的改变，离不开他对工厂发展做出的贡献。郭天荣勤勤恳恳地工作，很快就升了职。做了管理层之后，他开始了他的锐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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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技术革新。从工人一路走上来的郭天荣十分清楚技术的改进对于工厂的重要性。试问谁不想向质量高、供货又稳定的工厂订购水泥呢？技术革新后，水泥厂的销售量明显提高了不少。

其次是公司管理。郭天荣明白，一个工厂想要稳定发展光有技术是不够的的，还得管理好厂子里的员工，让员工安心、专心、竭力地为工厂付出。所以，他还专门强化了管理，用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最后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1992年，水泥厂的税后利润就超过了一千万元。郭天荣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他能成为工厂的一把手，大家也没话说。

然而，上位后的郭天荣却有了不该有的小心思。

任人唯亲，公司里的土霸王

成为厂长后的郭天荣逐渐享受到权利带给他的快感，他也逐渐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只恨不得一辈子都把这些权利牢牢抓在手中。为此，他开始了他“变公有为私有”的计划。

如何抓住这些权利，让工厂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那就得让厂子里的高层都变成他的人，或者都受他控制，这样，工厂就是他的一言堂了。因此，他开始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将原来的领导层调离职位或者直接开除，换成他的亲戚或者亲信，给工厂来了个大换血。

他的弟弟、妻子、女儿都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不是什么副总经理，就是总经理特助，个个都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地儿。就连他妻子的娘家，也是承包了公司食堂，统管公司后勤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处处都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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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郭天荣还在公司里养警犬，整整二十多条大型犬，每个安保人员都配了一条，美其名曰“警犬护卫队”，保护公司安全。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爱好，想要借此震慑公司员工，提高自己的威势。

而公司里也确实没几个人敢惹他，甚至不敢向他提建议，因为他会觉得，你是在否定他，在和他唱反调，在挑战他的权威。

曾经任原料供应科科长的孙建就因为“忤逆”了郭天荣的决定而被他硬生生逼得离职。当时，孙建给郭天荣提建议，说是不要再购买新的电器了，因为工厂的库存还很充足。而就是因为提了这么一个合理的意见，他就被郭天荣记恨上了，从而被逼得不得不离职。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正因如此，整个公司都处在郭天荣的高压“统治”之下，郭天荣成了“说一不二”的“土霸王”，出入公司就和出入自己家一样，没什么分别。

而把公司当做自己私产的郭天荣自然不只是管管手下人这么简单了，他想要的，不仅有权，还有钱。

从1996年开始，郭天荣就联合他的二弟，做起了变公为私的勾当。他将公司生产的水泥转移给自己的二弟，不需要任何手续和钱款不说，还叫二弟在外面另行售卖。而因此获得的钱，自然就入了他们私人的腰包。

更过分的是，1999年工厂改制，变成股份合作制企业。郭天荣为了维持自己一把手的地位，公然将公司借款300万购买的股份占为己有，表面上说自己来偿还这笔300万的巨款，实际上，还是公司用水泥抵清了这笔欠款。这也就意味着，郭天荣不花一分钱就成了公司的大股东，稳坐自己“土霸王”的位子。

而这之后，他也就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收受贿赂、为一己之私挪用公款都成了家常便饭。曾经有一次，郭天荣在牌桌上输了九十万，他二话不说，直接用公款还了这笔赌债。如此公私不分、如此嚣张又目无法纪，实在令人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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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上司，自然有许多员工不满，但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只能偷偷地向检察院举报郭天荣的违法行为。终于，在群众和检察官员长达九年的努力后，终于拿到了郭天荣违法犯罪的证据，郭天荣也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袁史有话说

王安石曾经说过，“公义不亏于上，私行不失于下。”郭天荣作为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在管理公司期间，不以公司、人民、国家利益为重，反而借公事的名目为自己谋私产，把国家的、人民的，变成自己的，这样假公济私的行为，终有一天会翻车。

事实证明，没有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买单，郭天荣也必须为他的嚣张狂妄、目无法纪、假公济私接受惩罚。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袁史”，切勿受骗

参考资料：[1]刘德安.“彭霸天”的六宗罪[J].检察风云,2011,(15):27-27.

[2]刘德安,冯琳.云南普洱“彭霸天”覆灭记[J].党的生活（黑龙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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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1 20:01 - 焦典 - 资料坛
  
  

焦典

天涯论坛 > 昆明
2017-06-14 12:07:24 点
　　云南人民真苦，最近这十多二十年的主政官员出了不少坏人。
　　不像其他地方的贪官，云南都是一二把手贪腐。
　　记得世博会时，云南在西南几个省还算不错，特别是旅游和烟草，以及南博会，让人家十分羡慕。
　　现在呢？搞旅游的千夫所指，骂声一片，工业不说和成都比吧，和广西都比不上。信息产业更是落后，旁边的贵州都成了中国的硅谷，大数据中心，云南还在以原地踏步。总不能不要脸地和西藏去比吧？
　　记不住是哪一年，来了个仇和。
　　仇和是一个号称改革派的人物，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无法无天。
　　这人的工作作风，让温吞的云南人耳目一新，他对基层官员的严厉，对事情处理的雷厉风行，曾经让百姓拍手称快。毕竟仇官的心理百姓都有。
　　这种作风慢慢就成了有些视法律如无物，视百姓如草芥，自身没有思想又需要出政绩的官员的法宝。
　　因为动静大，见效快，整齐划一。
　　前几天天我又看见到中央巡视组对云南回头看，云南对白恩培仇和遗毒清除不力，还不以为然，结果前天我看见了。
　　以前昆明市公安局有一个强制戒毒所，占地很大，两个山头，据说那时有好几千吸毒者在里面戒毒。
　　有一年，温家宝这位爱民总理前来视察，之后搞了一个康复社区，让戒毒人员可以留在里面劳动，因为吸毒者在社会上诱惑太多，复吸率极高，在这个社区只要管理得好，可以让更多的吸毒者彻底戒断毒瘾，为社会稳定和他们的家庭幸福提供一个好机会。
　　既然要工作岗位，就必须引进爱心企业，因为吸毒者的劳动能力和思维一般人是不可理解的。
　　很不幸，我的几个企业家朋友成了好心的猪。
　　那时仇和还在昆明主政，昆明的小微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他看见。
　　曾经有个例子。在有条河的上游，有个办事处搞了一个工业园区，有七八家企业，还有一家是一个台湾人办的，在仇和当河长期间去视察，有企业违规排污，仇和大怒，责令立即拆除。
　　老大震怒，下面立马理出章程。有执照的，给一个星期搬家，证照不全者三天滚蛋。
　　到了第三天，警察，城管几百人保卫起来强拆，还好，人都跑出来了，机器设备原材料埋了就埋了。
　　众人无处说理，至今说起来都是自认倒霉。
　　中国人真是顺民啊。只要自己能承受，不和官斗，是祖传的息事宁人的第一条。
　　2010年左右，昆明市康复社区对外招商，现成的厂房（据说温总理那一届政府投资两三亿），承诺多多，貌似条件不错。
　　几个好心的小老板不幸中招。
　　进入社区，厂房租金照交，每个厂必须按面积使用部分康复人员。
　　这时候强制戒毒人员已经按政策移交司法局执行，康复中心接受戒毒巩固和自愿戒毒人员。使用戒毒者不是很多。
　　这几年间，几间工厂一直配合社区工作，自身未做过任何违反约定的事情。反而是康复中心，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人，给几个工厂造成极大的困惑。
　　比如那时经常有当官的来视察（好像还来过一个某国的部长），中心也不和厂家打招呼，早上直接把工人安排搞卫生，可怜一帮小老板还眼巴巴地等着人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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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二爷乱摆龙门阵Lv 8 时间：2017-06-14 13:11:43
　　这几年的辛苦也就不说了，慢慢的磨合也差不多了。
　　到了今年，就不对了，听说是换了领导。
　　开始是组织开会，联系各职能部门来检查整改。
　　后来更离谱，四月份居然去环保局举报，安宁市，昆明市，云南省，一级一级往上，把几家通过了环评的企业搞得焦头烂额。人家来检查整改，必须得陪着啊，还得老板陪。
　　后来几位老板也看出来了，凡是前任领导搞的，都得推翻。
　　新领导就这点气量，能怎么办？好在都是依法依规经营，况且有租房合同在手，麻烦点慢慢就好了。
　　--------
　　就在前天，仇和的影子罩过来了。
　　无任何书面通知和口头通知，不见任何人，拉闸停电。
　　这速度，这气魄，这手段，这种不讲道理，和仇和有什么区别？
　　中央巡视组明察秋毫。几位老板正在收集证据，但愿法制能战胜这些不懂法的执法者（他们是公安局），但愿人情民情能让他们注意一下民生和云南的投资环境。

焦典

霸道副省长缪瑞林：仇和的“影子”，为什么落马？
瞭望智库  2019-04-30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胥大伟
这里是《中国新闻周刊》掌门周刊君，影响有影响力的你。和我一起拨开迷雾，追寻真相，守望时代。
文 | 胥大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发于2019年4月28日，标题为《缪瑞林被双开：全国两会期间严重破坏会风会纪》，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4月28日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江苏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缪瑞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缪瑞林丧失理想信念，毫无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参加全国两会期间严重破坏会风会纪，造成恶劣影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在分配住房中侵犯国家利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参与公款吃喝；道德沦丧，生活腐化，贪图享乐，以权谋色，搞权色交易。

缪瑞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缪瑞林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南京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缪瑞林。图/图虫创意

关于缪瑞林，《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11月26日总第878期曾有报道，如下：

缪瑞林：仇和的“影子”

2018年11月15日，54岁的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突然落马。

所谓“突然”，是因为事发前似乎一切如常。11月13日，缪瑞林以江苏省级太湖湖长、副省长的名义，出席了在江苏宜兴召开的太湖湖长协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澎湃新闻引述参会人士的观察说，“缪看上去和平时并无异样，甚至还挺有表达欲。”多位江苏本地跑口记者反馈，近两月来，缪瑞林出席了多场政务活动，看上去也并无异常。

江苏一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缪瑞林要出事”传闻已久，“但这次是突然通报”。

11月15日当天，3000多名中外嘉宾汇聚江苏南京，参加一场农业领域全国性的博览会。江苏多位政要出席了这场会议，但恰恰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缪瑞林缺席了。缪瑞林戏剧性地在这一天落马，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1
“贵人”提携


江苏政坛从来不乏“学霸”官员的身影。1980年，年仅16岁的缪瑞林考入江苏农学院，进入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毕业后，缪瑞林进入江苏省农林厅工作。在农业系统工作的17年时间里，缪瑞林的仕途一路畅通。他32岁官至正处级，37岁晋级副厅，并拿到了南京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在此后的仕途生涯中，年轻也成了缪瑞林履历的一大标签。

正是农学专业出身，让缪瑞林与他的“贵人”仇和产生了交集。

宿迁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王维（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缪瑞林由农业系统调至宿迁任职，是因为仇和的安排，这与缪瑞林的农学专业出身不无关系。缪瑞林曾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曾透露，自己和仇和在省级机关就很熟悉，“当初也有他的因素，我才被交流到宿迁来的。”

仇和也是农学专业出身，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农业有缘。在主政宿迁期间，他对农学专业背景的人青睐有加。据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称，仇和主政宿迁时，提拔了多位学农出身的官员，例如镇江市原副市长蒋建明、沭阳县水务局原局长李作为等，而蒋建明、李作为此后皆因贪腐落马。

学农出身的缪瑞林也同样借由此层关系，搭上了仕途的一班快车。

此后，缪瑞林与仇和的仕途轨迹颇为相似：都是常年在农业领域工作，后由省级机关部门调至宿迁，历任宿迁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且两人都是在49岁升任江苏省副省长。

2
延续“仇式经验”


2011年，缪瑞林接任宿迁市委书记一职，成为当年江苏13个设区市中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

当地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在是否能接任市委书记一职的当口，缪瑞林却陷入网帖举报的负面舆情漩涡中。网络上时不时出现爆料他贪腐以及私生活问题的网帖，让他大为恼火。他指令下属以“招商洽谈”的名义，四处公关删帖，直至网上一片太平。

宿迁多位当地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相比于温和的前任，缪瑞林的执政风格霸道，颇有仇和的影子。

在宿迁当地一位政界人士的印象里，缪瑞林有江湖气，说一不二，且脾气暴会骂人。据澎湃新闻报道，曾担任宿迁市委农工办主任的王庚绪，一度被骂得不敢去见缪瑞林。缪瑞林也曾坦言自己“有时对同志们批评过于严厉、不分场合、不留情面”。

在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王维看来，与仇和共事多年，耳濡目染之下，缪瑞林非常了解仇和。“至少他对仇和是认同的。”王维说。

主政宿迁后，缪瑞林力挺仇和。他认为仇和任上推出的改革举措，外界有争议，实际上是不了解宿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有些条条框框应当加以突破。“不管外面有多少争议，宿迁内部没有争议。”缪瑞林说。

主政宿迁的缪瑞林常以改革者自居，誓言拉开“宿迁突围”的序幕。在经济发展方面，则继续贯彻推行仇和的“全民招商”思路。在任上，他选调专门人员，组建专业产业招商局，开展“百人百团”外出驻点招商，并多次强调必须把招商引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紧紧抓在手上”。

在治吏手法上，缪瑞林的暴脾气和强势做派，也与仇和有颇多相似之处。仇和的一些管理方式也在缪瑞林任上延续。

当年，通过一场铁腕反腐，仇和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缪瑞林也走了同样的道路，上任宿迁市委书记伊始，即查处了洋河镇党委书记荣佑文腐败窝案，同样雷厉风行。

2008年，一件被称为“瞌睡门”的事件，让公众见识了仇和的“仇式管理”，而缪瑞林任上，也有官员因迟到惹得他大为光火，被直接免职。

在宿迁，官员开会有纪委的人拿着摄像机偷拍、第一排留给迟到者的传统始自仇和，检查员们还会不定期到各单位去偷拍公务人员工作时间有没有上网、看电视、玩手机，这项“仇氏经验”亦被缪瑞林延续。

然而5年市长、2年书记，缪瑞林的政绩却在宿迁当地口碑平平。

据公开资料，缪瑞林从2006年4月起先后担任宿迁市长、市委书记，提出“一三六七”发展战略和民生生态理念。期间，宿迁城市建设主张“一核多极”，并实施区划调整，设立湖滨新城和洋河新城。多位当地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政策大多空洞，并无太多新意，对宿迁的经济发展其实贡献不大。王维认为，缪瑞林能力平平，相比于仇和，“有其形，但不得其髓”。

值得玩味的是，当年，仇和离开宿迁时，组织部门给他的评价是，“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追赶型、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路子”。而同样以改革者形象见诸媒体的缪瑞林，获得的则是“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较强”的“常规”评语。

事实上，在仇和离开宿迁后，仇式改革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尤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矛盾突出，让这座年轻且以改革闻名的城市，频频受到舆论的关注。

在医疗领域，宿迁的医改陷入困局。2011年，宿迁宣布建设一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被质疑医改“翻烧饼、走回头路”。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表态称，“可以肯定地说，宿迁医改不走回头路，不翻烧饼，不瞎折腾，已改制的医院不收回，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办医疗，而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在教育领域，以宿豫中学为代表的一些公立学校实现私营化，而私营化后校方对教学投入不足，师资流失严重，矛盾突出。

上述多位宿迁当地人士认为，在缪瑞林任上，这些矛盾和问题其实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官商暗影


据知情人王维透露，缪瑞林落马之前，来自浙江义乌、与仇和关系密切的刘姓商人第二次被有关部门调查。此前在2015年年初，该商人第一次被有关部门调查，不久后，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

《法治周末》2015年的一篇报道称，刘姓商人为了“捞”涉嫌走私偷税的弟弟，结识了彼时江苏一位领导，后经该领导介绍，认识了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

刘从义乌来到苏北的宿迁后，一路攻城略地，疯狂扩张成资本数十亿的商业大鳄。在他的造富故事中，与仇和的“政商关系”是他最大的法宝。

2005年6月28日，刘决定总投资26亿元，兴建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的宿迁一家国际商贸城，该项目是当时宿迁建市以来最大的建设项目。2006年，宿迁成立湖滨新区，刘随即将该区域列为“主攻方向”。

2006年正值宿迁建市十周年。刘姓商人花了800万元让“同一首歌”走进宿迁，爆得大名。演出后一个月，刘被宿迁官方授予“建市十大功臣”的荣誉称号。此后，他显赫一时，当选为宿迁市工商联会长，开了江苏省由外地投资者担任本地工商联（总商会）会长的先河。

2007年年末，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刘姓商人亦追随其转战春城，希望把在宿迁的模式复制到昆明。2008年9月28日，刘在云南的首个大项目——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开工。它成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约580亿元，主体商城板块总占地5705亩。2011年，刘组织了25个财团，出资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

与此同时，刘姓商人并未放弃宿迁这块“福地”。2010年，他拿地11平方公里，启动了运河文化城项目，它被视为“中国最大的运河主题大盘”。此后，宿迁克拉嗨谷、城市展览馆、广播电视台、运河金陵饭店、奥体中心、会展中心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也都由刘承建。

由此，刘被人称为“半城”，意指宿迁有一半的城建工程都是由他完成的。

宿迁多位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姓商人此前在宿迁的“拿地”能力，商界无人能及。除了仇和，他与缪瑞林也关系匪浅。缪瑞林历任宿迁常务副市长、市长、书记，刘在宿迁的不少项目都与他存在关联。

知情人王维与刘相识，在他的印象中，刘有着一身“江湖气”，讲义气，挥金如土。据他回忆，刘常设宴款待各方宾朋，借此拓展关系，“酒菜1万元1桌，吃完还送价值不菲的礼品，花费巨糜。”

2015年，随着仇和的黯然谢幕，刘姓商人在云南和宿迁的众多项目也陷入停滞。

王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目前已负债累累，“欠了天文数字的外债”。记者检索发现，2017年5月，刘被宿迁市中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额为9亿多元。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亦发现，刘与多个银行、金融机构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少机构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
在南京表现平庸


49岁这一年，缪瑞林官拜副省长，这是宿迁这个江苏“经济洼地”走出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

50岁这一年，缪瑞林再一次站在仕途的“风口”上。2013年10月17日，时任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71天后，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缪瑞林以“救火队员”身份补缺南京市长。一时间，缪瑞林的仕途充满想象。

上任之初，缪瑞林摆出一副“新官不理旧账”的姿态，对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不理不问，同时又不安排新项目接续，对南京的发展缺乏系统规划和布局，令南京的发展大受影响。据媒体报道，缪瑞林当选南京市长，刚上任就砍掉103亿的城建项目。


（资料图片）缪瑞林。图/视觉中国

履职南京市长，缪瑞林更多的是展现出谦逊和亲民的姿态。上任之时，缪瑞林表示，他将以“俯身甘当绿叶，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多干为民实事、多解民生难题、多做没有鲜花掌声的烦事琐事。并表示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管好亲属、管好身边人，恪守为政底线。“今后，如果有人打着我或我亲友的旗号，要求办私事、谋私利，无论真假，请大家一概拒绝，并向我报告。这既是大家对我的监督，更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爱护。”

在出任南京市长之后的媒体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他有什么话对南京市民说，缪瑞林的回答是“争取做一个少被南京市民骂的市长”，同时鼓励媒体做好舆论监督，“该批评的批评，该骂的照骂，做得不好你们尽管骂。”

同时，缪瑞林力图展现自己是一个“言辞犀利”“不说漂亮话”个性十足的官员。

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是缪瑞林至少2次打断官员讲话。2014年1月，在出席南京市政协专题议政会时，时任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徐俊作报告时，被缪瑞林当场打断。“别拿这些项目来骗政府的钱，专项资金一留200多个亿，开玩笑！”对于当时200多亿元的专项资金规模，缪瑞林表示保留得太多了，“你们财政局别光提意见，自己不落实。”

一年后，2015年1月的南京市政协专题议政会上，面对委员们提出的供水改革问题，时任市住建委负责人回应说：“首先感谢政协委员长期以来对城市建设⋯⋯两位委员站在全局的高度，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特别是民生福祉的角度，提出了⋯⋯”缪瑞林当即打断：“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出来科学方案？你直接回应委员的问题。”

2014年11月，在南京市媒体的直播节目“政风行风热线省市联动直播活动”现场，看完电视台拍摄的调查短片，缪瑞林严批政府工作人员。“刚才这个短片中，你们工作人员对市民百姓是什么样的态度，推诿扯皮，职责不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你们有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他当场要求，对政府的工作人员要进行问责。

在南京市长任上一年之后，与其搭班的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缪瑞林位置并没发生变化。

主政南京4年多，缪瑞林陪伴了4位市委书记，自己却总是“原地踏步”。

2018年1月，缪瑞林又回到了江苏省副省长任上，这番尴尬的人事调动，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伏笔。

2018年1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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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原副省长缪瑞林受贿案一审宣判 缪瑞林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2019年11月20日 09:52 新浪网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19日公开宣判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缪瑞林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缪瑞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对缪瑞林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缪瑞林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6年，被告人缪瑞林利用担任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与个人在企业项目审批、获取贷款、工程项目承揽、费用结算及亲属工作调动、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妻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0万余元。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缪瑞林的上述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缪瑞林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央视新闻）

焦典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

2020-07-25 10:02:14  来源： 激流网2020   作者：纪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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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斯·伊文思纪录片《上海汽轮机厂》剧照

　　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有任何感情的。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纪，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小纪，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重庆的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纪，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 ，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 ，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 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 ，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余师傅：毛时代的贪污事件很少，因为没有贪污的氛围。政府对群众的检举信非常重视，都会仔细核查，发现贪污行为处理也很严厉，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很有效。另外，国营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这可以防止贪污。企业买东西30元以上必须开支票，30元以下才用现金;入库的东西都要进行登记，会计、经办人都要签字，不能随便搞;采购物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厂生产的鞋，在河北卖一块钱，在北京是一块一，这是明确规定的;根据百货公司的销售情况确定生产指标，由此确定需要多少布料。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是逐渐演变的，一开始还比较收敛，90年代后就忘乎所以了。大氛围如此，即便有少数廉洁的厂长，也于事无补。

　　河北××制药厂的吴师傅：那时候管理严。超过30块钱就必须用支票，买东西必须入库、登记，不是一个人管，逃不了。出去办事都是办的托收，结算都是支票直接在银行结算的。

　　问：毛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一位老退休工人：当时我们生产很积极，下班后工作服已经脱了，准备回家。这时领导说还需要加班，我们就会再穿上工作服继续干，而且从来不问给不给加班费。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儿多国家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想的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我们每天有1小时政治学习，觉悟很高。“磨洋工”是80年代开始的。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但如今的奴隶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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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最大银行贪污案最后一主犯被遣回国 曾为拿绿卡让妻子假结婚2021-11-15 21:59:52作者：刘艺龙来源：政知见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11月14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有关部门和广东省监察机关共同努力，外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国俊被强制遣返回国。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涉案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

　　该案主犯余振东、许超凡分别于2004年、2018年被遣返回国，许国俊是三名主犯中最后一个回国的。

　　新中国最大银行资金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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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国俊，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涉嫌会同开平支行前后两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贪污、挪用巨额公款， 2001 年外逃美国。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将全国1040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联网后，电脑中心很快反映出账目4.83亿美元亏空。通过对账目分析，案发范围锁定到广东开平。

　　同年10月12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紧急侦查，发现涉嫌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大、美国。

　　后来，由中央纪委统一协调，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协调美方开展联合调查。

　　2001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广州考察指导工作。看完案情反映材料，朱镕基气愤不已，批示了很多话，第一页报告的空白处都批满了，要求有关部门严查此案。

　　同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

　　报道显示，余振东、许超凡分别于2004年、2018年被遣返回国，办案机关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外追回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指出，许国俊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畏罪外逃且负隅顽抗，影响十分恶劣，其归案标志着开平支行案追逃追赃工作历经20年取得重大成果，也充分证明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逃匿多久，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许国俊逃亡美国做厨师“家徒四壁”

　　据报道， 许国俊自从2001年逃到加拿大再辗转至美国，一直过着清贫的逃亡生活。

　　被捕之前，许国俊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一个叫威奇塔的地方， 租下一间小公寓住了近一年，夫妻俩在这里没有车没有钱，他们后来的律师形容其为“家徒四壁”。

　　逃亡中，许国俊曾在一家送外卖的中餐馆隐姓埋名做厨师，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0个小时-15个小时，期间还烫伤过手臂。

　　2002年12月，美国内华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签发了对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三人的逮捕令。

　　2004年9月下旬，许国俊夫妇被捕。

　　根据中美达成的异地追诉共识，中央纪委组织协调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先后向美方提供了15万页的证据材料，组织有关证人向美国法庭作证。

　　2009年5月，许国俊被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庭以共谋结伙犯罪、共谋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判处22年有期徒刑， 其妻子余英怡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首犯许超凡获刑13年

　　许超凡是三人中的首犯， 30岁时就当上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

　　据报道，许超凡沉迷于赌博，曾在澳门赌博4个小时就输了6000多万元人民币。

　　挥霍公家钱财，许超凡更是十分“大方”。他手下要突击加班，有时加班一周或10天，有的人加班费高达70万元-80万元。司机结婚，许超凡说：“不好意思啊，我不能去了，给个小红包意思一下。”司机打开一看，竟是66万元。

　　1993年起，许超凡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结果亏损1亿多美元。

　　之后，许超凡又与手下的副行长余振东、下属公司经理许国俊联手，先后从银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实业有限公司等名下。

　　后来，许超凡升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处处长，余振东、许国俊相继接替他的位置。3人相互勾结掩护，盗窃流水线一直在顺利运行。三任行长10年间将4.83亿美元资金转移到海外。

　　出逃是早有准备的。

　　在1994年，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的妻子通过假离婚、假结婚获取美国绿卡，然后通过离婚并复婚等方法，帮助许超凡他们获取绿卡。1997年，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用假身份证件到香港，获得了伪造的香港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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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介绍，在许超凡看来，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之前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从美国被抓回来，逃往美国是最安全的。

　　“在当时来说，两个国家之间的执法合作，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难，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把我抓回来，这个难度会更大。”许超凡说。

　　一到美国，许超凡等人立即前往拉斯维加斯日夜豪赌。之前他们把巨额资金也转移到了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的多个账户，其中一部分存在赌场贵宾账户，这些钱无法提现，只能通过赌钱取出，目的是把黑钱洗白。然而很快他们发现，不论是赌场的钱还是其它账户的钱，一周之后全部被冻结。

　　在许超凡逃亡三年后，2004年10月，许超凡夫妇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被逮捕。

　　许超凡说：“ 我觉得美国政府不会抓我，当时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情况还是不一样。 突然间就来了几个美国 FBI 的一些探员，来核实我的身份，就这样把我跟我老婆就抓起来了。 ”

　　2009年5月，美国法庭对许超凡判处25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其妻子邝婉芳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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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许超凡的妻子邝婉芳在美国的刑期提前结束，被遣返回国。

　　2018年7月，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2021年10月13日，许超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许超凡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余振东获刑12年

　　余振东 是三人中首个被遣返回国的。

　　早在2002年12月，余振东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

　　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判处144个月监禁。

　　2004年12月6日，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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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余振东是我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个被从国外押解回国并绳之以法的外逃贪官。

　　2004年4月17日，余振东被广东检方正式批捕。

　　2006年3月31日下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判处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自1992年开始，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合谋，利用中国银行联行资金管理上的漏洞，违规占用广东省辖联行账户的大量资金，并通过伪造有关账册平账的手段，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据为己有，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

　　同时，余振东还伙同许超凡、许国俊挪用巨额资金美元1.32亿多元、人民币2.73亿多元、港币2000万元，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并从中获得公司分红等非法利益共6730万港元，全部用于个人炒卖外汇、股票以及赌博等。

　　法院认定，余振东案发后潜逃国外，被国外执法机关拘押后能自愿选择回国接受我国司法机关审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特征，应视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

　　余振东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表示不再上诉。

　　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新华社 人民网 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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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电子镣铐”与新式泰罗制

2022-02-10 11:09:57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胡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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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22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报道，有网友在招聘网站发现，一家公司招人销售“过程管理工牌”的产品。该工牌可实时查看员工个人、团队成员行动轨迹，让员工在指定地点通过指纹打卡。领导还可实时聆听员工工作方式、谈判话术是否规范等，“让每一位员工都可同时受到领导远程陪访”。

　　这事儿被发到微博上，引发数万人吐槽，“国内罪犯还没戴上电子脚镣，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公司创始人解释，开发该产品是为了“让好的人更好，坏的人无处遁形”。该公司网站对产品使用场景的描述更直指员工“摸鱼”——外勤型员工打完卡离开公司后，无法确认其是否在工作状态，有人回家补觉，有人三五成群网吧打游戏，组长无法及时监管自驱力低的员工，“导致每日工作8小时，实际4小时都没有”。

　　这样的解释看起来真的是无懈可击。人家要管理嘛，当然就要严格、严谨，还要有科学性。看看，这样的管理是多么科学，把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都要尽可能地堵住。

　　然而，那数万人的吐槽，把这种所谓“过程管理工牌”比喻为“电子镣铐”，公司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和说明。因为如果那位公司创始人直接针对这样的批评，他也实在不好解释，所以他只能从这个产品的效能方面来给出解释了。

　　准确地说，这种“过程管理工牌”所针对的现象，在现实中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你用了这样的工牌，真的就能堵住那些所谓的漏洞了吗？任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都存在着类似猫与老鼠之间的游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几乎是人世间永恒的法则。

　　这种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之所以被企业老板们所看中，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板可以更为精准地掌握员工的全面动态。这立刻让我回想起前不久，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揭示所谓管理学泰斗所提出的“泰罗制”的本质。而这种“过程管理工牌”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泰罗制”而已。

　　泰罗制的本质就是把工人当作机器，而资本对工人的使用，与对机器的使用一样，就是要榨干榨净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汗。这种所谓“过程管理工牌”也是要把企业员工，特别是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外勤型员工管得笔管条直，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对劳动时间的荒废。

　　从企业与老板的角度来说，这种管理天经地义。但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这就是一种精细的压榨。诚然，如果有的员工，利用企业管理中的漏洞，做了在工作时间不应该做的事，那也确实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这样一种所谓过程管理工牌的东西，或许对管理方面有那么一点作用，但这是对员工的人格的极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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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镣铐是对服刑人的管理方式。孟晚舟就曾被强制戴上过这个东西。实际效果不用说，侮辱性是绝对确定的。如果让我们的企业员工也戴上这种与电子镣铐十分相似的东西，那么员工会怎么想，员工能够坦然接受吗？我们相信，真正愿意坦然接受的，肯定不是多数。

　　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管理，也需要科学的管理方式，但如果不考虑对员工人格的尊重，那么这样的管理就是形同拿员工当作会说话的牲畜一样。这样的管理，对资本主义企业没有问题，因为资本与老板根本不可能考虑员工的人格问题。正如在西方发达国家，疫情如此猖獗，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谁又拿本国公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性命当一回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这种资本常用的手段，这种资本对于管理的思维方式，这种拿人不当人的做法，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会，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这样的现象，是要坚决杜绝的。应该在我们的法律中，增加相关的条款，对于任何带有侮辱性的管理措施，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如果有人试图要这样做，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西方，也有人指责这样的管理方式，说对于工人就应该拿他们当作人来看待。从西方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说法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说了算的。那些人道主义者说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真正法律的支撑，这些话不过都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在资本家看来，只要我的做法不违背现行的任何法律，那么都是合法的。至于是不是对员工人格的尊重，那根本就不是资本需要考虑的问题。你如果觉得我不尊重你，你可以辞职，你可以滚蛋。反正现在失业率这么高，想找到工作的人有的是，谁还在乎在工作上自己的人格是不是得到了尊重？

　　这就是资本的思维逻辑。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也是很有这样一些人，是赞同这种逻辑的。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大块非公有制经济，这些经济中的企业或者老板也是有人肯定这样的思维逻辑的。但是，至少我们要清楚明白地告诉这些企业与老板，这样做，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不能允许的，就是要受到舆论的指责与批评的。如果将来对这个问题有所立法，那么违法者就是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与惩处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是劳动者的逻辑。

　　前面说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谓“过程管理工牌”的设计者们真的以为，靠这种带有强烈侮辱性的做法，就能管住员工吗？员工对付你，招数有的是，而且这样的做法肯定会让员工对于企业寒了心，要说离心离德，都是完全可能的。你越是想靠这样的所谓严格管理方式来提高效率，那么员工们都冷了心，都没有了任何创造的积极性，你哪里还会有什么效率？这不就是适得其反吗？这不就是弄巧成拙吗？自以为聪明的资本代言人，恰恰做的都是最愚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