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农民工化是怎样形成的?表面看来,在于市场经济竞争中,来自底层社会的大学生缺少获得优势职业的人力资本,无法参与这场“贤能主义”主导的公平竞争。而从实质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以内隐的方式、挤压自致性因素并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加速了底层社会的复制。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学生农民工遭遇了农民工体制的排斥,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保障体系,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民待遇。同时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位,强调家庭能力和市场责任,个体由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差及参与市场机会受限,缺少公共福利服务的机会。所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国家、市场、社会以及家庭等层面展开分析。
(一) 国家教育政策城市倾向形塑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异
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限制了农村居民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机会,造成了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缺乏升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机会。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城市优先发展目标导向。建国以后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在教育发展上城市优先,农村发展的目标落后于城市。诸如在学制改革、普及教育、外语教学、计算机及网络教学、学校设备和基本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城市明显优于农村,农村滞后于城市。其次是国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差异较大。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学校生均经费远远高于农村学校生均经费。最后是城乡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在课时数安排、科目的开设、实验课及实践课等方面,农村学校由于缺乏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和教学场地,一些能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科目和课程难以开设,即使开设教学质量也很差。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乃至中等教育,这种教育政策的城乡差异逐步累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村教育质量无法保证,农村学生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机会较少。与此同时,农村优秀师资力量向城市的流动使得原本薄弱的基础教育的质量更为低下。
因此,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学生受教育机会远远少于城市学生,前者无力与城市学生在考场上相抗衡。教育场域中竞争的节节败退,使得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即通过教育选拔机制便完成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农村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少,意味着他们将来从事较低层的职业,沦为较低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在农村大学生身上的延续,贯穿着他们从学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到毕业求职及在城市生存的全过程。
(二) 就业市场断裂致使大学文凭筛选功能弱化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和残缺。城市就业市场和农村就业市场被割裂。就城市就业市场而言也被割裂成三块:一是城市的正规部门;二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三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意味着完善的社会福利、较好的工作稳定性和较多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进入非正规部门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则工作辛苦、收入无保障、工作缺少稳定性。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导致城市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日益饱和,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户籍身份的歧视更加明显。这种户籍区隔制度导致同等学历、不同生源地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出现分流,城市生源向上流动的渠道较为顺畅,农村生源就业受到抑制。从现实来看,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多数大学生农民工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两类非正规部门就业会遭遇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困境,即难以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住房、保险、子女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务。所以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态较差,他们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多数从事工作环境差、需求量大或脏、累、险、差的行业。
另一方面,学历、院校作为能力的象征信号发挥着作用,用人单位依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用人单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更倾向选择重点院校毕业生,导致一般院校大学生就业机会更少,职业层次更低,其结果妨碍了大学生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多数农村学生进入二类、三类院校,他们获得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属于劣势,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被迫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城市就业收入低、发展空间受限,沦为城市的底层,从事准入门槛较低、起薪低、发展空间有限的职业,导致生存压力较大、融入城市困难。
(三) 社会资本匮乏导致就业排斥
城市学生在城市有背景,而农村学生在城市有背影,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城市正规就业部门职位的获得不仅需要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而且更需要社会资本在职位信息获得、就业推荐中的帮助。一般而言,在拥有同等文凭条件下,农村学生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在社会职场中处于不利位置,相反城市学生利用家庭社会资源在找工作时能发挥作用,在就业竞争中无法与后者相匹敌。在就业场域中,家庭社会资源的网络规模、网络结构对个体就业信息搜寻、就业过程推荐及就业之后的职业晋升都能起到至为关键的影响。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包括家庭的强关系、单位成员资格、体制化网络关系的占有。城市学生,凭靠其父母原工作单位及其所在单位的人脉关系,在就业时能够获得先天的优势,诸如就业信息、推荐面试、求职及升迁。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由于没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其父母也缺乏相应单位组织资源和人脉关系,毕业时只能通过招聘会找工作,难以通过社会资本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村学生怀有定居城市的梦想,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匮乏,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改变向上流动的机会被限制,从而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趋于底层化。
(四) 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弱势传承
教育系统的筛选机制在于通过升学考试制度达到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的结果,从而实现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的再生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实施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而实现。不同出身的人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对应于阶级之间的文化资本分布情况的。文化资本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总体文化意识、关于学校系统的知识以及教育文凭。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付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处在不同阶层位置的家庭能够获得的教育利润存在差异,子女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家庭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源。城市里的中上层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父母文化素质高,子女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有较高的起点,从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占据优势地位;而底层家庭的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援助有限,父母很难为他们的学习提供额外的帮助,这让子女的各种教育需要很难得到满足。
城市中上层的子代们所拥有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为丰富,他们可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好的教育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保持与父代同等的阶层地位,或进入更高的阶层地位。大学生农民工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他们从出生那一刻就接受了“先天不足”的教育,在学校系统的层层选拔中处于不利位置。即使获得二、三类大学的高等教育文凭,但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预期逐步降低,甚至转为对外出打工的期待。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对自我的期待也降低,并认为外出务工是自己的“正业”,这种认识反过来质疑“知识改变命运”信念,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的态度。
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改革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因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屡见不鲜。另外农村大学生缺乏继续求学的家庭经济支撑,他们迫于分担家庭责任,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类似农民工的职业。囿于教育费用的压力,农村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倾向于选择那些低收费、比较冷门的院校和专业,限制了其将来的职业选择和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薄弱,在层层升学制度的选拔中节节败退,进入二、三类大学,选择了非热门专业。这一教育积累的弱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竞争弱势延续。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和和文化资本的缺失,他们缺乏继续求学的信念支撑和家庭经济支持,为了在城市生存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其大学文凭的功用在贬值。
当然不可否认,极少数农村大学生突破城乡教育制度和家庭因素的不利约束,成功跨越“农门”,获得具有较高经济社会的职业地位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了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大多数农村大学毕业生向上流动的道路愈来愈曲折,由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影响、城市就业市场割裂的束缚、社会资源缺失的就业排斥、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限制,农村学生通过升学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跌落至城市社会底层。
结束语 虽然大学生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未来的就业期望较高,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定居城市的梦想强烈,但是他们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城市的艰难生存状态,使他们心理矛盾重重、极度脆弱,难以改变现实处境。这一困境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体制,体现在社会排斥制度、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决策的无权化等方面。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不禁使人们质疑“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而且会助长“知识无用论”的势头。如果这一局面继续蔓延,那么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将不再发挥,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流动,禁锢社会发展的活力。
因此,如何使中国教育更多地促进社会流动,关乎中产阶级的壮大、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未来发展。从行动取向来看,消除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需要法律和社会的多重保障,如消除制度性的障碍、创造公平竞争型的环境和拓宽平等竞争的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尤其加强对农村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帮扶措施,赋予每一个人上升流动的机会,实现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就教育的未来发展而言,无论高等教育的收益如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修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的角度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的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及价值,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