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关的真正共产党人--纪念魏巍诞辰100周年

焦典

魏巍同志是比较早地站出来批判私有化这股歪风的。

在魏巍和林默涵主持《中流》的12年中，正处于我国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重要时期。在两位主编的主持下，《中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包括私有化在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是坚定不移的。12年来《中流》几乎每期都有宣传公有制反对私有化方面文章。

那些年，《中流》旗帜鲜明地批判了王蒙的“告别革命”论、朱厚泽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论，也批判了曹思源“人间正道私有化论”、吴敬琏“市场经济万能论”、厉以宁“股份制是公有制论”，还批判了李慎之、刘吉、张五常等一类人公开发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谬论。

在颂扬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批判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宣传中，《中流》还注意抓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教训。如宣传了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公社等一批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先进事迹，揭露和批判小岗村等分田单干两极分化的坏典型。

回头看，《中流》在宣传的立场、方向和导向上，总的看是正确的，但我们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正如魏巍同志《在<中流>创刊百期座谈会上的发言》所讲的：“《中流》杂志做了一些工作，概括起来无非是宣传了一些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信任，鞭挞了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做了些工作，这正是广大读者认为《中流》旗帜鲜明的原因。但是认真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在做得很不够的，在自由化几度泛滥的浪潮中，《中流》不过是选择了少许几个典型作些剖析，实在是挂一漏万，还有不少流传全国、危害甚烈的东西被遗漏了。这是我们应当做自我批评，并在今后改进加强的。”

    诚然，魏巍同志的这些话，是诚恳的，既有谦虚的一面，也有难以公开说出的苦衷——就是《中流》的头上还有无形的“紧箍咒”，还悬着一把刀。

    至于敌对势力对我们刊物的冷嘲热讽、造谣中伤、甚至攻击和谩骂，从《中流》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用魏巍同志的话说：“这应当是对我们工作取得成绩的证明，相反，如果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赞扬我们的话，那倒是说明我们的事情办糟了。” [同上]

    但是，对于我们可以避免的失误，魏巍同志是坚持有错必纠的。记得在我们杂志社发生这样一件事。

    那是1999年8月20日，魏巍同志刚从外地回来，就打电话对我说：“国防科工委的一位老同志给我写信，对我们第8期（1999年）发表的某大学教授xxx同志的一篇文章反映不好。他认为《中流》不应该发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我们实行发展私有经济的这种政策，‘目的是为了实现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私有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制造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魏巍同志说：“像这样的文章，怎么能革命呢？！”他建议我们开个会，对我们今后宣传的指导思想和重点，讨论一次。后来，他还把这封读者来信批给我们大家传阅，我们编委常委也开了会，认真反思了我们的工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魏巍同志不仅在主持《中流》的宣传导向上，批判和抵制私有化，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亲自动笔，写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其中包括对私有化的揭露和批判。魏巍同志的文章，笔锋犀利、有理有据、旗帜鲜明、理论彻底，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例如：

1999年12月，魏巍同志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警惕“四化”——即西化、分化、腐化、私化。这个“四化”，最早是马宾同志提出来的，魏巍和邓力群等同志非常赞同。魏巍同志这次发言，认为“四化”就是危害社会主义的“四害”。他的发言，着重谈了“私化”问题，他说：有人告诉我，现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只有25%左右了，如果属实，那么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存在了。“私化”是当前“四化”中危害最烈的一化。他还直接点了鼓吹私有化的三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吴敬琏、厉以宁的名字。

2007年他在《惊闻山西“黑砖窑”实践》一文中，他提出这种坏事层出不穷的根源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要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迷津中解放出来。

焦典

2004年魏巍同志的另一篇《评当前的私有化浪潮》，进一步批判了私有化这股反动浪潮。

文章写道：“二十余年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本来日渐衰落的旧东西，却忽然像着了魔似的萌动起来。它初为涓涓细流，不为人所觉察，渐渐由小而大，由微而著，于不经意间忽然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命运的奔腾巨流，以其无所不至的生命力浸润着、腐蚀着、改变着一切。它毫不留情地吞食着、毁灭着 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和人间的感情，同时却使一切腐败不堪、丑陋不堪的邪恶势力疯狂滋长。如果要问这个怪物的名字，它的名字就叫‘私有化’！ 中国的私有化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俄罗斯是公然宣称的私有化，而中国却是隐性的遮遮掩掩羞于承认的私有化，是决不承认是私有化的私有化。虽然如此，它却更为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他在文章中列举了西安、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出卖国有企业的决定和数字后不无忧虑的感叹：“报上不断登出惊人的消息。前不久，某权威大报的头版头条是：<打响新的‘辽沈战役’>！这个标题实在是够响亮的了，不过，从报道中得知，原来所谓“振兴”，并不是把原有的国企重新振兴起来，而是要‘让民企呼啦啦起来，形成千军万马之势’。辽宁的目标是‘到2007年，民营企业占全省的GDP比重的一半’。这叫什么‘振兴’呵？这不是出卖国企，让国企进一步消失，而让给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振兴’吗？把国企的工业基地让给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去占领，这怎么叫打了‘辽沈战役’呢？如果这样说，那么‘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完全占领东北的时候，那个‘辽沈战役’不早就打过了吗？而且，现在打的决不仅仅是一个‘辽沈战役’，而是对全国全部国企进行的空前规模的‘攻坚’战役。据《中国审计报》报道，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文宗博日前表示，未来三年内，大型独资国企的数量将会锐减七成，最后达到50家左右的规模。剩下的将分成两类：一类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一类是利润率非常低，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服务的领域。这个振兴的谜底也就清楚了！有人的说法很形象，把这个空前大规模的‘攻坚’叫做‘割社会主义的尾巴’，是的，确实不错，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剩这点尾巴了，把这个尾巴割掉，改革也就完成了，改革派也就心安理得了! ”

他指出：“经济基础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它立刻影响到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尤其明显。在‘三大改造’后逐渐隐退的资产阶级，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忽然崛起，比原来至少庞大了几十倍以上。

所谓“抓大放小”。文章指出：“事实上，这是首次对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攻。它带来了全国范围的中、小型国企的关停并转，卖光送光。这一招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打击十分严重，使全国大量的中小型国企荡然无存。……大量工人的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短缺，都是这个‘抓大放小’造成的。这个历史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呢？是让那些下面的陈卖光、张卖光、李卖光吗？他们上面不是还有一个‘总卖光’吗？有人受损就有人得益。”

对于私有化的严重后果。文章从两个方面做了分析：“第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一旦这个基础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第二，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大众及劳动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这个主人不是空的，它是由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来保障的。如果这个基础丧失了，那么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也就从国家主人的地位变成资本的雇佣奴隶了。只能老老实实为资本家干活了。不管给它戴多少民主的花冠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由此可知，公有制的存亡得失，同我国人民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命运关系是何等重大！随着当前大规模的‘攻坚’、‘改制’，很快就会看到，必然有大批的工人下岗、失业。我们工人阶级将首当其冲地再次面临更大的灾难和不幸。在此严重时刻，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不能不密切关注当前的形势，下定决心，紧密团结，为挽救社会主义、为保卫和完善公有制、为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工作权和管理权而斗争！”

从以上摘自魏巍同志这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魏巍同志对于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何等的愤怒，揭露得又是何等的深刻，魏巍同志把自己的爱和恨都融入到自己的笔端。他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在呐喊，在战斗！

    魏巍同志对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和两个对立的阶级，是爱憎分明的。记得魏巍同志常向我们夸奖下岗工人出身的诗人王学忠。他为《王学忠诗歌现象评论集》写的“序”中特别赞赏这位下岗工人的代表作《国企妈妈》，他说：“短短的《国企妈妈》这样的诗，哪个写得出来？不是国企工人，不经历这样的大变动，哪个有这样深的感情，怎么可称‘国企’为妈妈呢？”他说：“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比任何阶级都来得深刻，是血肉不可分的，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捍卫社会主义最积极最坚决的力量！”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魏巍同志还是念念不忘地嘱咐我们：“我们要公有制为基础的真社会主义！”“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  魏巍同志走后这10多年，进一步证明，魏巍同志的担心、忧虑和对未来革命的展望，都是正确的。

焦典

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看得最透，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最坚决
   
    帝国主义，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常说的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其中的一座就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侵略、剥削和压迫，众多不平等条约，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与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列为自己的纲领和重要任务之一。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然而，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冒了出来，提出“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而使世界范围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领导中国人民对苏联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无耻的背叛行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和揭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阴谋和本质，因而使这种破坏，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毛主席逝世19年后，被魏巍同志称为“天字第一号大叛徒”的戈尔巴乔夫接过苏联叛徒集团最后一棒权杖，与美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在不到6年时间，就把列宁亲手缔造和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这个国家彻底搞垮了。这是20世纪最严重最惨烈的政治事件。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有人一直把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作为“战略伙伴”，把垄断资本请进我国，任由它们占领我国市场，掠夺我国资源，剥削我国人民，还不知羞耻地把这种卖国行为，称之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甚至把这种关系比作“夫妻关系”。然而，“亲美”路线只是一厢情愿，美帝的豺狼本性并没有改变，亡我之心始终不死。

我们知道，魏巍同志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战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创作了许多反帝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那篇享誉海内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对志愿军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和赞美，又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罪行的揭露和鞭挞。

    魏巍同志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反映战争题材的。《东方》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地球的红飘带》反映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壮举——红军长征；《火凤凰》是反映八年抗战的。这三部作品，两部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一部是反对帝国主义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战争。

    此外，魏巍同志晚年针对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时评、杂文等政论文章，在他的十卷本《魏巍文集》出版时，因所谓的“敏感”问题，出版社没能编进文集中出版，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魏巍同志逝世当年的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魏巍同志的《新语丝》（魏巍文集续一卷），收录了《魏巍文集》未能收录的1991年——2007年所撰写71篇作品。

    在魏巍同志一生中所创作的500多万言的作品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他的晚期作品，针对我国和苏东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与反帝、反修联系起来。   
    我在另一篇纪念魏巍同志的文章中谈过他的晚年反帝文章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紧密联系现实国际上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这是美国和北约明显的侵略行为，然而我国的主流媒体对“帝国主义”和“侵略”两个词都讳莫如深，不敢使用，不敢触及。不久，美帝侵略者的导弹就落到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头上，把侵略战火烧到我国身上。对此，全中国人民愤怒了，魏巍同志更是怒不可遏，他要我们的杂志连续发表了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强盗与奴才》，选登了来稿：《“仁慈帝国”还是世界无赖》、《战火中挺立的塞尔维亚兄弟——致拉多萨夫列维奇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严厉批判和声讨了美国和北约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与罪行。

    1999年5月8日，也就是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当天，魏巍同志写了一首长诗：《世界恶霸》。他在诗中愤怒地写道：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恶霸。
它，面带微笑，内藏奸诈。
它，满嘴的人权人道，干的是强盗生涯。
它，说制裁谁就制裁谁，说搜查就到谁家里搜查。
不管哪国的事，似乎都是它的家事；好像整个地球，都归它的国务院管辖。
它，真是一个恶霸，世界恶霸!
……
    诗的最后一句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像审判希特勒那样，来审判这个世界恶霸！”

    事后，魏巍同志对我说：“我的那篇《世界恶霸》的诗稿是在河南完成的，5月8日那天，我正在吃晚饭，听到美国的导弹轰炸了我国大使馆的消息，我马上就在饭桌上构思了一段诗句，加在我那篇《世界恶霸》的诗稿上。”他在饭桌上构思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的驻南使馆也遭到了轰炸。顿时，中国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新血债，旧血债，都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此外，魏巍同志在《不可淡忘历史经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一文中，也联系到那几年发生的美国与欧盟发动的对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三场侵略战争。他在谈到伊拉克战争时指出：

“这次开战是以惩办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结果把伊拉克弄了个底儿朝天，连这样武器的影儿也没有找到，完全证明是布什总统先生制造的一派谎言，不仅欺骗了世界舆论，也欺骗了本国人民。再加上虐待战俘的恶行，其丑名传布了全世界。其实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掠夺中东的石油。掠夺中东的石油，又是其称霸世界战略的一部分。现在他又开始制造不利于伊朗的种种舆论，恐怕下一步就又要对伊朗动手了。总之，美国垄断资本，为了掠夺别人的战略物资，是不会怜惜那些善良人民的鲜血和孤儿寡妇的眼泪的。”

焦典

二是紧密联系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严重威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多了起来，有些人，就忘记了帝国主义吃人的本性，他们视敌为友，认贼作父，似乎中国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魏老提醒人们，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美帝国主义者是不会放过中国的。不管你是搞社会主义或是搞资本主义，它都是不会容忍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的。尽管它非常善于使用两面手法，偶露笑脸蒙骗我们。中国人不要再幻想了。幻想帝国主义的本性会改变，会对中国发善心，会同我们结成什么“战略伙伴”，以至于它同我们有什么“共同利益”，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魏巍同志向人们大声疾呼：“如不放弃这种幻想，迟早是要吃大亏的。让我们还是专心地学习毛泽东吧，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风格吧！”

三是紧密联系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魏巍同志逝世前的20年，正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运进入低潮的时期。从魏巍同志那个时期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政策的重视和警惕，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几乎在每一篇评论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总是不忘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千万不能放弃斗争。

    四是紧密联系我国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魏巍同志亲自参加过多场战争，这种亲临战场的丰富阅历，使他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既有实际体验，又有理性认识，这就使他的批判文章比一般的批判文章更为凝练、生动、深刻。

    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这样的思想觉悟和文字功底，就不可能产生出这样不同凡响、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

    魏巍同志在《不可淡忘历史经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一文谈到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时，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摆到首要的位置上。

    他指出：“中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以胜利而告终，使我们新生的祖国在东方巍然屹立，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继续蓬勃发展。回顾这一胜利，可谓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最辉煌的纪念碑。……这一个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并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维护了朝鲜的独立，赢得了世界和平，且使我国雄踞东方，立于不败之地。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和不可磨灭的。”

他举一个生动的事例来印证毛泽东思想对于反帝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性：“美国西点军校一位高级教官说：‘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这位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还是很有点眼光，也说出了一点真理。因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固然很重要，是绝不可忽视的；但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达到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可是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却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人正是从这方面吃尽了苦头才领略到这个真理的。”

他说：“对待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必须具有起码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不怕’二字。既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骗。……从战略上要敢于藐视它，从战术上又要重视它。在这方面毛泽东无疑是最光辉的典范。我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那样惊人的胆略，没有毛泽东那样雄伟的气魄，是不可能做出出国作战那样的英明决定的。而毛泽东的不凡之处，不仅在于他具有惊人的胆略，还在于他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他不是仅仅从武器装备上想问题，也不是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而是用辨证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我们在野兽面前表现了丝毫的怯懦，怯战，畏战，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我们的锐气被敌压倒，那就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

如果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曾经鼓舞了几代人，教育了几代人，那么，此后几十年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脚步，没有停止写作，没有停止战斗。可以说，他的每一篇反帝、反修的文章，同《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样，都是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都会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