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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阶级 香港上层曼哈顿化下层第三世界化 中国因素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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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19:23:3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香港往何处去?——从曾澍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看香港的困局与出路

  • 时间:2019-11-29 14:47
  • •来源: 察网
  • •作者:  梁韦诺



曾澍基大力批判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异常落后,只代表英国及本地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与普罗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的经济制度,曾澍基则批评是“高度垄断的”,“其垄断程度在西方也是少见”。此外,曾澍基批评港英政府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只是“让垄断的财团在香港自由地剥削”。当时,曾澍基就预想到香港的资本构成将会出现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而香港亦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变相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跳板”。曾澍基继而指出,“这个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与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着极其尖锐的冲突”。因此,为了建立更民主、更公平合理、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制度,曾澍基认为“香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彻底地改变殖民地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将取决于香港反殖反资任务的进度。

【本文为作者梁韦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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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正经历回归后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犹如火山爆发般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陷入持续的纷乱状态时,香港的前途再度陷入险境,到底香港往何处去?

不少学者尝试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时,几乎都同意《逃犯条例》本身并非主因,而是导火索。有意见认为,香港政制民主程度不足是风波的主因,因此他们建议政府重新推行政制改革。从示威者要求“真普选”的诉求来看,政制上的争议的确在这次风波中发挥重要作用,毕竟半民主的政制无可避免会削弱政府的认受性,但“真普选”背后的意义并非单纯的民主主义的诉求,而是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阳谋”,当中展示的正是反中意识形态,可见政制争议并非这场政治风波的主因。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提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去了解香港面对的困局及出路。

一.“反殖反资论”:香港人民的任务

早在1975年,曾澍基教授就在港大《学苑》发表题为“香港往何处去?”的演讲稿,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意见。

在演讲稿的开首,曾澍基开宗明义地指出香港的前途必定要与中国结合来看,“问题不在香港何时或应否归返中国,而是香港应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复合”。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与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将来香港亦必然回归中国,问题只在于复合的方式。这个思想与日后曾澍基提出的“过渡时期论”是一脉相承的。

然后,曾澍基大力批判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异常落后,只代表英国及本地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与普罗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的经济制度,曾澍基则批评是“高度垄断的”,“其垄断程度在西方也是少见”。此外,曾澍基批评港英政府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只是“让垄断的财团在香港自由地剥削”。

当时,曾澍基就预想到香港的资本构成将会出现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而香港亦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变相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跳板”。曾澍基继而指出,“这个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与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着极其尖锐的冲突”。

因此,为了建立更民主、更公平合理、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制度,曾澍基认为“香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彻底地改变殖民地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将取决于香港反殖反资任务的进度。

然而,如上述,香港的前途必须要与中国结合来看。因此,反殖反资任务并非香港自身就能解决,亦不代表单靠中国就能解决,必须由香港与中国双方进行有机连结,方能成功。换言之,香港的反资反殖过程,将与香港和中国复合的过程相结合。因此,曾澍基强调,反资反殖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香港人民自觉地要求脱离殖民地统治,结束资本主义”。这种反资反殖的自觉性,是与香港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互相连结的。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人民进行反资反殖运动期间,需要同时“对中国加深认识,检讨和批判中国的制度”。这样才能使香港人民加深对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的了解,此消彼长之下,使反殖反资思想得以建立及强化起来。

曾澍基相信,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权力掌握方面成熟时”,就能“主动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促使香港与中国复合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香港的反资反殖任务,两地人民共同为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二.历史的契机:“一国两制”与过渡时期的展开

按照曾澍基的设想,理应在港人的意识形态成熟的时候,才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在“反资反殖论”提出后四年,港督麦理浩到访北京,并向邓小平提出香港的“租约”问题。1982年,戴卓尔夫人到访北京,正式展开一系列的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中英双方最终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中,中方承诺奉行“一国两制”方针,并将以基本法规定之。

当我们谈及“香港前途问题”,相信不少人都只会联想起“九七回归”,看似香港的前途问题经已在1997年获得完满解决。

可是,如上述所言,香港的前途取决于反资反殖的目标达成与否,只有香港的殖民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被铲除,并与中国结合,才能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

换言之,“九七回归”并没有完全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它只是解决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问题,使香港脱离英国殖民地的地位。

然而,针对一社会内部的前途问题,并不只包括“香港”回归到“中国”那么简单。从制度来看,“回归”代表着“资本主义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中国”。换言之,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只要香港的社会性质一日未改变,香港就未正式回归中国。正如曾澍基在1982年撰写的文章《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指出:

【“香港前途问题当然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自由民主?)的取舍……。”】

然而,这并非否定“一国两制”的合理性。香港之所以能够平稳地脱离英国殖民地及回归中国,完全归功于“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中央政府容许香港在大陆社会主义主体下,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

中央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希望稳定人心,使在港的西方资本、本地资本及香港市民能够接受回归,避免出现社会不安及动荡。

按照曾澍基设想,香港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理应是香港人民的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已经成熟之下才提出。然而,回看当时的社会气氛,明显地这种意识形态尚未成熟,大众依旧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恐惧。根据1982年《香港观察社》的民调,当中有高达八成受访者表示支持“维持现状”,希望维持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有六成多受访者表示主权可由中国拥有,但维持英国的管治。可见,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在香港人民之间尚未建立起来。

在此情况下,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希望通过延长解决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前途问题,以换取香港的稳定性,这亦代表着香港依然未完成反资反殖任务。

除了稳定人心,中国本身的发展更加是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重要考虑。

早于1975年的文章《香港往向处去》,曾澍基就强调“中国现行的是哪样的制度?她的发展如何?香港未来的发展如何配合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才是问题的中心。”可见,香港与中国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

文革以后,中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为首要目标。曾澍基认为,中国于1949年后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无法满足“四个现代化”。因此,中央政府制定了混合经济,曾澍基称之为“三三制”。“三三制”可分为纵向及横向,前者是“指令计划——引导计划——市场机能”;后者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需要注意的是,“三三制”之中各个级别是有主次之分,指令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占核心地位。因此,曾澍基认为,这种制度与西方的混合经济不同,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曾澍基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单靠纵向“三三制”并不足以满足此目标。因此,中国需要制定横向“三三制”,透过设立经济特区及特别行政区,加强与外界(尤其是拥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亚太区)的经济交流,利用比较优势来吸引外国的资本和科技等方式,以加快经济发展。

因此,曾澍基相信,香港“作为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特区,香港不单符合中国创新体制的构思,而且还可作为中国大陆与亚太区这个新兴经济领域以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衔接点促进资本及技术引进。”——《从两局团访英谈起——香港前途的政治经济学》

三.“过渡时期论”:和平地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曾澍基提出了著名的“过渡时期论”。在文章《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曾澍基提出:

【“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香港无必要立刻收回,一个过渡时期乃成为可能。这个过渡时期对中国和香港的民众双方都有好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可有较多的时间适应,而不须一夜之间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跃进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距离逐渐拉近,阵痛乃可减弱。”】

然后,在一次有关香港前途的访问之中,曾澍基进一步指出:

【“我觉得现在中共主权下的资本主义特区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形式,使香港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加深社会化,逐渐与中国接近。如果这样看,香港的前途问题并非是拖多久的问题,而是怎样使香港过渡到中国的体制里的问题。
中国不能一下子收回港,香港亦不能一夜之间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慢慢开始过渡,双方都能够获益,也能帮助四个现代化。”——《曾澍基谈香港前途》】

由此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必然会融合到中国之中,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步到位”的融合并不有利于香港及中国双方,因此出现了一个历史契机,使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之下,进入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主体的过渡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两制”提供的只是一个初步粗疏的框架,如何确实实践,当中存在着很大空间。因此,香港在过渡时期内实行那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沿用殖民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这将会决定着香港的前途,因为过渡时期的目标正正是有更多时间去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逐渐接近中国,以确保香港将来能够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之中。

虽然香港与中国必然会融合,但过渡时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中的过程,它并非机械地保证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假如香港在过渡时期之中并没有出现与中国距离逐渐拉近的情况,双方距离反而愈来愈远的话,香港将来就无可避免要面对急剧形式的“回归”。

因此,为了使香港能够顺利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曾澍基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的原则:

【“过渡时期之作为过渡时期,意味着『现状』必须不断改变,因为最后香港仍要溶入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裹去。”——《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
“有一个原则很重要,需要强调,当我们考虑这个过渡时期的体制,应该用这个机会,改善香港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加强福利,改变不正常的发展途径,法律、民主的代表性。一考虑种种可行的方案同时,又须考虑其合理性。”——《曾澍基论香港前途》】

这里所指的“现状”,是指殖民时代建立的极端资本主义制度。曾澍基指出,资本主义并非静止不变的,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差。曾澍基批评,如果任由资本主义“现状”发展,不作任何引导性的改变的话,“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群众的不满对落伍的政治架构的冲撃将更形强烈”。

因此,曾澍基强调,假如强行将“现状”维持的话,除了会导致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外,还把“真正的问题加以回避,拖延时日,而且还有拉远香港与中国的距离,因而加强回归阵痛的危险”。

因此,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必须利用这个历史契机来对“现状”进行结构性改革,透过加强制度的“民主化”与“社会化”,拉近香港与中国在社会性质上的距离。这种制度,曾澍基称之为“在中国主权下的一个改良了的资本主义特区”。

在这种制度下,政治上理应对原有的“独裁”官商共治政制进行民主改革。曾澍基主张“有限度民主”,成立市议会,议席可包含民选和委任,循序渐进地推动直接选举,而现有的国家机器则可在改良后继续运用。

需要注意的是,政制民主改革的方案必须是合理的。所谓“合理”,是指方案必须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视作“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其中中国的利益须放于首位,不能为港人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整体利益。换言之,政制改革绝不能只着于理想的民主价值而忽略“一国”,过于理想化的政制改革方案是不切实际的。

经济方面,私有制将得以维持,但与“现状”不同,它是经过改良的。所谓“改良”,意思是改变一直以来的“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制度,强化政府的干预角色,包括“严格监管公共企业”、“压抑金融地产投机”、“扶助实业性的工业发展”,以改变扭曲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及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政府需要更多从福利著手,包括“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以改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

曾澍基认为,这种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符合民众和劳工阶层的利益”,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但亦至少能缓和这些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与“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距离将会拉近”,使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

当然,有人错误地将“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等同于“高度自治”,一切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改革都被视为“赤化”。对此,曾澍基再三提醒:

【“事物不断地变化……合理的事物自然要加以发扬光大,不合理的亦必须抛弃或予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类别也极多,我们倒不是要完全保留过往那种自由放任的状况吧?而且在国际政经环境以及内部结构的转变下,它也未必有利香港的继续繁荣。我们应该持着客观平实的态度,为将来探索路向。”——《如何探索香港未来?》】
四.“过渡病症”:反资反殖任务的缺失

然而,历史发展并非尽如人意。

政治方面,虽然“回归”后的政制民主化程度比殖民时代的政制高,例如港督是委任的,而行政长官是由选举产生,但总体上香港仍然是半民主政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到目前为止仍未能以普选产生。

更甚的是,根据刘兆佳教授的分析,现时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其中商界与专业精英占相当份额,而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议席及分组点票机制,亦导致政府加更依赖资产阶级,后者获得更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刘兆佳认为,港府的施政路向比殖民时代更多的向资产阶级倾斜。

民间一直推动政改,希望达致“双普选”,而中央亦相当有诚意落实。然而,民间对政改的叫价越来越高,只追求“最优”方案,提出的“真普选”甚至有意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结果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被否决。这正正是由于大众考虑政改方案时缺乏“一国”意识,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忽略中国的整体利益,将香港视为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导致政制改革变成零和博弈,双方毫无妥协余地。政改停滞不前,导致香港政府的认受性持续低落,中央亦成为港人眼中的“民主的敌人”。在亲帝势力以“民主/独裁”的煽动宣传之下,进一步加剧港人对中国的敌意。

经济方面,为了更快地追逐更多利润,在香港拥有实质决策影响力的大资本家纷纷将资金大量投放在非生产性投资之上,进行炒卖投机的短期行为。香港政府为求稳定,陷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现状主义”,奉最低度主义为管治哲学,没有担当扶助工业及财富分配的角色,导致“维持现状”变成“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的延续。

结果,香港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产业结构向金融和地产业严重倾斜,陷入“曼哈顿化”,竞争力持续流失,而高租金及高房价又反过来强化“曼哈顿化”的趋势。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将会出现“二元经济”,经济的“曼哈顿化”与“第三世界化”同时存在,经济结构亦出现贫富悬殊!一个二元对立的社会亦随之而出现。

此外,“一国两制”使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无法完全跨境自由流动。即使中央竭力加强中港两地的生产要素流动,但由于香港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流失,无法发展高增值产业与内地城市竞争,导致无法吸引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流入香港。即使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亦只会出现净流出,使香港经济不断陷入萎缩,陷入“困笼经济”。

然而,香港与中国的融合过程并不会因香港的自困而停顿。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与香港相对衰落的此消彼长情况之下,两地出现“非对称融合”,香港面对着边缘化的危机,而“中国因素”被亲帝势力渲染成洪水猛兽,视之为导致香港经济衰落的黑手。

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面对的明显的是历史的困局:根源是过渡病症”,“经济的巨变与经济政策的不变,可能会在九七之后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九七年“回归”至今,这二十二年以来,“过渡病症”一直困扰着香港。产业结构空洞化,严重偏向金融及地产业,垄断资本控制着整个香港经济。虽然董建华主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及“八万五建屋计划”,可惜生不逢时,在金融风暴及SARS冲击之下夭折。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机会后,纵使曾荫权提出“六大优势产业”、梁振英提出“适度有为”,以及林郑月娥提出“理财新哲学”,但“过渡病症”这个顽疾并非短期的小修小补就可治愈,需要不怕艰辛、有决心与各种癌细胞斗争、长期下重药才可根治。结果,极端资本主义“现状”在各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和口号之下得以维持,并加剧各种极为严重的深层次问题,包括贫富悬殊不断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就业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减少,使香港市民尤其青年失去信心及希望,社会充满不稳。

五.反殖的缺失导致矛盾转化

更严重的是,深层次问题导致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不断拉远。

不要忘记,除了反资,反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目标。本来按照曾澍基的设想,反殖的目标是“与中国复合”。换言之,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反殖的任务理应完成。

然而,九七年回归以来,香港一直缺乏“去殖民化”。由于“一国两制”的妥协性,上层建筑的殖民性仍然被保存下来,部份更被亲帝势力占主导地位。

镇压性国家机器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基本法》廿三条。香港政府一直无法完成《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工作,导致港府无法利用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导致香港成为亲帝势力的“颠覆基地”。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港府一直无法推行国民教育,但学校仍然采用殖民时代“去中国化”作为内容的教材,加上反共传媒大肆渲染,使香港人民缺乏国族认同,并非常抗拒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自认“香港人”而否认“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趋势持续上升。他们并不视殖民历史为耻辱,反而向往殖民时代,视香港回归中国为“沦陷”。在反修例风波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示威者高举英国旗及港英旗,高呼“光复香港”。有组织更主张,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英国绝对有权收回香港。正正是“去殖民化”的缺失,这种可耻的亲殖意识形态才能够不断影响着香港人民。

无疑,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民怨,但吊诡的是,民怨针对的对象并非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

亲帝势力透过教育及媒体等领域,向民众散播“反中”意识形态,将深层次问题的主要成因歪曲成“中国因素”,以吸纳巨大的政治能量。例如,公共房屋、医院床位及大学学位供应不足,被媒体歪曲成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内地学生抢夺资源而造成。

结果,民众形成强烈的恐中拒中思想,导致香港与内地融合的过程中,任何欲拉近香港与中国距离的措施及政策,皆引起市民歇斯底理地反对,稍有不慎便会爆发重大的政治危机。

六.香港往何处去?

这次政治风波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仍处于过渡时期的香港,正在不断远离过渡时期原定的目标,香港与中国的距离越走越远,两地复合的过程变得更加崎岖、更加疏远。这反映出“现状”已经不可能勉强维持下去,必须作出改变。

为防止将来出现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避免出现逼于无奈的急促式“回归”,中央与港人都要把握这个“契机”,改变“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的困局,重新推动反资反殖任务,如曾澍基所言,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反资”方面,现阶段政府理应压抑金融地产垄断资本,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加强财富再分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以平衡产业结构及缓和社会矛盾。同时,香港必须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资源流动,突破“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困笼经济。需要注意,“反资”并不代表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代表要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种“左”的错误思想与改革开放战略相违背,将会严重损害香港本身以至整个中国的利益。

“反殖”方面,必须加强爱国势力的“阵地意识”,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爱国势力要积极主动与亲帝势力争夺上层建筑的不同领域,掌握舆论阵地及意识形态领导权,政府亦要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重建港人的国族认同,消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待意识形态成熟后,逐步推动政制改革,改变现时向资产阶级倾斜的“半民主制度”,建立中央与港人有互信、有共识的民主政制。

只有重新推动反殖反资任务,才能重拾过渡时期的初心,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

现时,中央已经高度关注香港的深层次问题。7月29日,港澳办就香港局势举行首次记者会,会上发言人就提到“香港当前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港澳办发言人更明确指出修例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即提出将会邀请专家、学者等人就深层次问题“做独立研究及检讨”。

《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以及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亦先后发文,指出香港的高房价、贫富差距大、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胡锡进指出香港的民生问题是“过于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中央政法委更直言,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加紧迫,这关系着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关系着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关系着香港的未来”。

由此可见,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得到港府至中央层面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自己的决心,因为只有香港市民愿意与中央同心协力,将矛头指向垄断资本及极端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才能走出困局。正如曾澍基所言:

【“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体制会自然降临,它只可能是我们争取的结果。”——《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

【梁韦诺,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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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 22:42:17 | 只看该作者
拨云见日!这是一篇分析香港世界格局最透彻的雄文
[url=]未来战略[/url] 2019-11-29


投名状:起底香港精英阶层的隐秘心机
来源:猫哥的视界(ID:maogeshijue)
作者:花猫哥哥  
全文7754字  |  阅读23分钟
香港问题分析文章很多,但是大多流于表象,比如外籍法官导致司法系统失控,比如教育问题,比如舆论导向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仅仅是因为英国佬埋雷,美国佬捣乱?
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
本篇立足于更高的视角,系统性的分析香港问题的根源。
对,这次猫哥要带着你们,把香港问题的根给刨出来。

1 精英阶层的诡异表现
香港动乱不止,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街头非法活动的曱甴身上,其实,躲在这群曱甴背后的香港精英阶层的表现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何为香港精英阶层?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司法系统以及法律界人士、媒介、商界与本地资本。
这票香港的精英阶层在香港的动乱中是啥表现?
公务员群体保持暧昧的沉默;
教师在鼓动学生上街;
医生在虐待受伤的警员;
媒介公开偏袒暴徒;
商界与本地资本不是纵容暴徒就是公然表示支持——比如李嘉诚旗下的超市就公开为暴徒提供暴乱物资。

这票香港精英阶层的表现非常不合常理。
为什么?
在任何社会,精英阶层都是社会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在任何社会阶层划分中都处于食物链的上端。
只要社会稳定,精英阶层就能在整个经济蛋糕分配中切走最大的一块。倘若社会发生动乱,经济蛋糕的分配模式以及精英阶层较高的社会地位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公认的结论——纺锤体的社会结构(高端人群与底层人群较少,中产阶层人群较大)是最良性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但是,到了香港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精英与中产阶层其实在支持与纵容暴徒作乱!
正是这个原因,香港动乱半年多,乱港的泛民派在区议员选举中反而获得压倒性胜利!
在过去的历史文章中,我详细分析了美国为什么要搞乱香港的原因,但是美国只是外因,光有外因没有内因配合是绝不可能在香港掀起如此大的风暴的。
苍蝇也不钉无缝的蛋!同样,任何一只老母鸡也不可能将一块鹅卵石孵化出鸡仔,美国佬要坏人家事,也是要找合适地方下蛆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香港精英阶层为啥会有如此诡异的表现。
2 香港为啥崛起?
要分析香港精英阶层这个“内因”出了什么问题,首先我们就要分析香港崛起的历史原因。
香港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小渔村,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强行“租借”了香港。然后就面临着如何发展香港的问题——
换句话讲,就是如何将香港这个殖民地价值最大化的问题。
香港没啥资源,更没啥产业,赌博业也被澳门抢了先机,英国佬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将香港打造成一个0关税的自由港。
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创意”。
在一百多年前,全球经济还没有“自贸区”的概念,更没有配套“自贸区”的管理制度。
所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会允许自己身边出现一个0关税“自由港”,因为这玩意一旦出现,最大的作用就是挖主权国家关税的墙角。
也就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特征,才会有香港这个奇葩的存在。
香港成为自由港之后,迅速就成为面向大陆最大的走私基地,这个走私基地的定位就成为香港这个城市延续的基因。
49年驰骋大陆,但是却留下了香港没有解放。为什么?
因为大陆面临着西方国家集体的贸易封锁与技术封锁,大陆保留香港这个特殊的“管道”就是为了进口我们工业化建设急需的设备与技术。
香港就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交易的窗口。
特定的历史机遇造就了香港成为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是大陆与西方世界角力的特殊产物。
对于大陆而言,国外的科学家与重要人物需要通过这条路回国,一些西方对华禁运的设备与物资需要这个通道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也成为海外资金主要进出大陆的通道,这对于大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作为交换,大陆也容忍了香港这个“自由港”对大陆关税壁垒的侵蚀。
1992年,美国出台《香港关系法》,给予香港独立关税区待遇,这个法令强化了香港这个“特殊通道”的作用,让香港成为大陆与发达国家转口贸易的主要通道。
回顾香港的历史,大家就能明白一个道理,香港的繁荣与崛起从来不是靠香港人自身奋斗出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角力的结果。
这个结果让香港成为大陆对外贸易的“马六甲海峡”,香港人躺着收“过路费”收得手软。

香港精英阶层作为香港繁荣与崛起最大的受益群体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维护与强化这个“特殊通道”的地位就是维护香港精英阶层最根本的利益。
3 特殊通道
怎么维护与强化这个“特殊通道”?
香港背靠大陆,面向西方,要维护自身长期成为中西方的“特殊通道”就要取得大陆与西方的首肯。
在历史上,大陆经济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精英阶层对大陆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大陆有求于香港,所以,大陆认同香港成为“特殊通道”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西方国家认同。
怎么让西方国家认同?
首先就是要拼命维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大陆周边搞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很多,华人族裔的血统本来就不被白人精英信任(参考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的遭遇)。
所以,香港精英阶层毫不犹豫向西方国家交纳了“投名状”。
这个投名状包括自发在教育系统“去中国化”,在出版与舆论场一边倒的妖魔化大陆,最后甚至主动将司法权让给外籍法官——外籍法官是由香港律政司挑选推荐,以司法系统的集体意志逼迫行政长官任命。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国籍
大家看看这份名单,没有一个是纯粹的香港本地人!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这是香港精英阶层向整个西方世界纳上的最有分量的“投名状”!
香港精英阶层为了让香港永远成为西方国家资金与货物进入大陆的主要通道——做得不能再彻底了——意识形态去中国化,司法权完整的献出去!
说白一点,香港精英阶层就是一个黄皮白心的“买办”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啥都可以出卖的。
4 香港精英阶层的心思
香港回归之后,大陆对香港好不好?
那是真正掏心窝子好啊。
深圳机场不扩建,国际航班通过香港转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动放缓进程;
大亚湾核电站的电力优先供应香港;
新鲜蔬菜、肉类保证香港供应;
为香港开通自由行,2018年大陆出境旅游人次为1.3亿人次,香港竟然占一半达到6500万人次,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送去6500万人次的游客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后面来讲)
投资几千亿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要求不接通深圳,大陆也答应了;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一分钱不上交国家,连驻港部队费用都是中央财政买单。
这些惠港政策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些利益之大是一般大陆城市望尘莫及的。
随便列举一组数据。
2018年香港进出口1.2万亿美元,在全球所有的经济体(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八,其中出口5692亿美元,进口6275亿美元。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进出口1.2万亿美元,这个“过路费”油水是非常丰厚的。
比较一下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上海去年进出口贸易额是5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但是上海有2000万人口,香港只有700万,上海每年向中央财政上交5000多亿元,香港一分钱不交。
另外,2018年香港贸易逆差是582亿美元,大家想一想,仅仅一个香港能消化这582亿美元的货物吗?
当然不能!
这582亿美元的逆差除了本地少量消化掉,其余的不是被6500万人次的大陆游客消费掉,就是走私进入了大陆。
合法的非法的贸易香港都赚得手软。
但是香港精英阶层并不领情!
为什么?
站在香港精英阶层立场——注意,是站在香港精英阶层立场,大陆给得再多,也只是锦上添花,香港的根本还是这个“特殊通道地位”!
这个“特殊通道地位”是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同的!
说白一点,站在香港精英阶层立场就是这样的想法:我想要的,大陆给不了,只有西方(美国)才给得了!
举起美国国旗的香港示威者
请注意香港精英阶层的这个心态描述:
我想要的,大陆给不了,只有西方(美国)才给得了!
这个才是所有香港问题的根源所在!
所有香港现状问题的根源,统统是这个心态的表象。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香港这票精英阶层会有这样的心态?
这个问题深挖下去,就涉及美国的金融霸权问题。
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金融霸权。
5 金融安全
现在我们从香港这个城市跳出来,梳理一个至关重要的金融问题——
为什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原理。
这个原理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国家不能同时维持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兑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宏观经济范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货币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的自由兑换。
这三个领域你只能拥有两个,必须得放弃一个。同时拥有三个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三个都是所有主权国家非常渴望同时拥有的。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欧盟,就是选择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的自由兑换,放弃对货币汇率的控制权。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货币可以全球化,在国际结算中占据一定的份额。
现在国际上主流结算货币就是美元、欧元、英镑与日元。
而中国呢?选择的是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而放弃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因为这是为了确保金融安全!
货币自由兑换好处很多,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带来的弊端就是金融风险性很大。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有一个波动周期,如果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就是给国际资本提供狙击你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资本,先是狙击泰国,让泰国元气大伤,再狙击香港——如果不是大陆出手相助,香港也会被废掉。
按理说英美是铁杆盟友,但是92年英国经济出现问题,索罗斯一票投机资本照样狙击英镑,让英国金融系统受到重创。
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让中国对人民币自由兑换非常谨慎,正是我们金融系统相对封闭稳定,所以,改开之后我们经济发展一帆风顺,几乎就没遇到大的挫折。
2001年,朱总理在北京会见索罗斯,问索罗斯金融和股市怎样监管,索罗斯回答道,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
按:索罗斯这票投机资本只在一个国家栽了跟头,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之所以栽跟头就是关键时刻俄罗斯直接耍赖掀桌子,动用行政手段,直接没收了索罗斯这票投资客的资本。
但是这样干副作用很大,首先是国际资本将俄罗斯拉入黑名单,没有外资,俄罗斯发展制造业搞基础设施建设统统没戏,俄罗斯就变成一个单纯依赖资源的国家,其次,俄罗斯因此与西方国家长期交恶,国际环境非常糟糕。
还是那句话,有一利必有一弊,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虽然保证了金融安全,但是对于吸引外资就有问题了。
假如一个美国的资本家,准备投10亿美元到中国内地建厂,但在中国建厂之前,先得把美元换成人民币,10亿美元折合70亿人民币,70亿投下去之后,三年之后变成了100亿。
美国资本家想把这笔钱拿到美国,按照目前中国的管理制度,就得提交申请,才能把钱换成美元拿回去,这就叫资本管制
这样管制起来,对资本而言,风险提升了不是一点半点,万一你说我违法了,把我资金冻结了怎么办?或者干脆直接扣了当做罚款呢?
虽然可以申请国际仲裁,但不是耽误我资本流动嘛。对于资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不是空话,而且这时间可以用秒来计算的。
如果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任何美国资本家,动动鼠标,在中国的钱就可以从人民币换成美元转回美国,这些风险就可以规避掉。10亿美元还只是一笔小数目,对于众多跨国企业而言,需要通过金融中心流动的资金,总量都是万亿美元级的。
所以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让很多资金不敢进入中国,只敢绕道走,更不敢把结算地放在中国大陆的城市。
现在上海洋山港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可很多跨国企业物流从上海走,结算还是放在香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看,绕了一大圈,又绕到了香港。
为什么跨国资本与中国做生意要把结算地放到香港?
因为香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6 中国的金融两翼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中国金融系统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
这是一套组合牌。
这个组合牌就是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组合,来突破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中国大陆:保留独立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放弃人民币自由兑换;
中国香港:保留稳定的汇率+货币的自由兑换,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组合,就实现了任何国家绝无可能的“不可能三角我都要”的目标。
这一套组合拳威力巨大,让中国长期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2018年美国号称全球GDP第一的国家,吸引外资只有2200亿美元,而中国地区吸引外资却高达2500亿美元(中国大陆1400亿美元,中国香港1100亿美元)。
但是这套组合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中国香港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不可替代的城市。
2018年还算好,外资大概有40%是通过香港这个通道进入大陆,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外资通过香港这个通道进入中国大陆占比长期高达70%。
而香港之所以能成为这个特殊的通道,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国的一部法律——《香港关系法》基础上的。
这部法律赋予香港有别于大陆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待遇:独立关税区地位(利于转口贸易),与美元可以自由兑换(港币就是以美元为锚发行的货币),直接双边贸易,鼓励美资赴港投资(目前美资企业在港超过1000家)。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精英阶层的这个心态描述:
我想要的,大陆给不了,只有西方(美国)才给得了!
现在明白了吗?只要美国废掉这个《香港关系法》——光是废掉港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香港也受不了啊!
如果再取消给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不仅香港这个特殊管道基本就废掉了,而且大陆两翼齐飞的金融开放组合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就被打残了一翼。
当然,美国也不大可能轻易对香港下杀手,因为美资在香港也有重大的利益,2017年,香港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高达5400亿港币,不仅如此,直接废掉香港这个通道也影响美资进出大陆的便利性,这固然会重创中国,对美国也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买卖。
7  买办的投名状
但是对于香港精英阶层而言,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局面:
大陆对香港依赖很大:
对外开放需要香港补上金融系统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短板;
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需要香港;
转口贸易需要香港;
大陆企业对外融资需要香港——目前大陆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大约有1100多家,市值超过20万亿港币。当然这个市值不代表直接融资金额,就算直接融资金额只有6万亿港币,这个融资规模如果压到A股市场后果如何我想任何一个股民都能明白。
美国佬却可以废掉香港这个城市的特殊管道功能。
特殊的管道功能才是香港繁荣的根!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香港精英阶层果断的放弃了身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节操。自觉成为黄皮白心的买办阶层。
所以,虽然这些年大陆对香港比亲儿子还好,但是香港精英阶层依然对大陆貌合神离,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去中国化毫不手软,另一方面——大陆与西方国家相安无事,香港就平静祥和,一旦大陆与西方关系紧张,香港精英阶层第一个跳出来站队表态。
这个站队表态就是以自残式动乱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表忠心交投名状。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2014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当年5月、7月中美在南海对峙差点酿成飞机与军舰相撞事故。
2014年8月香港爆发占中骚乱。
这场骚乱只持续了79天就平息——为什么骚乱没有持续扩大?因为中美关系在8月之后低开高走,在当年底中美关系趋于稳定。
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但去年还是比较克制,美国只是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美国将以华为为首的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拉入黑名单,5月贸易战扩大,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关税。
5月香港以反修例为借口突然爆发骚乱,骚乱越演越烈,持续了近半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与此同时华盛顿反华氛围越来越浓厚,已经快要接近历史上政治最保守反华氛围最浓的麦卡锡时代。
所以,香港动乱的根源就是这票香港精英阶层出了问题,他们希望通过交纳反中的投名状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而永远保持香港的特殊通道地位,永远躺着就可以赚“过路费”赚得手软。
在旧中国时期,中国大陆上曾经存在过一个买办阶层。大家知道旧中国的买办阶层是啥表现吗?
坚决与族群切割,坚决与自己的历史切割。
他们穿西装,换洋名,吃西餐,抽雪茄;虽然还是黄皮肤黑头发,但是恨不得自己也变成白皮肤蓝眼睛;
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嗤之以鼻;
对洋人忠心耿耿,对华人鄙视唾弃;
香港精英阶层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群。
之前我们说过,在任何社会,精英阶层都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维护者。香港这个地方很邪门,精英阶层偏偏支持纵容废青去破坏社会秩序。
为什么?
这是这票买办阶层向西方国家表现与大陆坚决切割的决心:
——美国爸爸,只要让香港继续成为特殊通道,我们永远站在你那边!
所以,才有黄之锋、黎智英之流跑到美国上蹿下跳,极力鼓动美国出台制裁香港的法案——这简直就是华人之耻!精英阶层推选的乱港分子主动要求美国制裁自己的城市!
挟洋自重以自残来要挟母国——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无底线的投名状吗?
8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怎么破局?
这个问题不大好讲,简单给大家勾勒一个大的框架,能理解多少就看大家的悟性了。
这两年中国对外开放力度非常大。
包括在海南建设自贸港,国际旅游岛;
包括大湾区规划落地;
包括将深圳定位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包括把横琴划给澳门,准备在澳门开展人民币离岸证券业务;
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速;
包括在大陆设置一大批自贸区;
除此之外,中国金融开放遽然提速。
对于金融开放提速很多人比较担心,所以我也收到很多留言,问我怎么看。这里简单的讲一讲。
首先,金融系统核心竞争力主要就是风控能力,我们金融系统的压舱石国有银行的风控能力现在很强,风控能力的标准就是不良资产贷款率,我们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大致在1.5%左右,在全世界1000家主要银行排名在7——20之间,妥妥第一梯队。这是中国敢于扩大金融开放最大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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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排名
全球主要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排名
其次,为了金融开放中国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金融企业近几年简直就是大跃进式的上市啊!包括地方银行、民营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券商、保险统统上市——上市就是股权融资,就是给金融企业补充成本几乎为0的资本金。
所以,中国的金融开放就是这样的基础,几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充足,风控能力很强;二线的地方银行、保险、券商提前补充了上万亿成本为0的资本金。
加上土生土长,网络健全,熟悉国情——所以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是不大怕的。
金融开放完成之后,就是逐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结算份额,再之后就是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弃固定汇率)。只要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中国就彻底摆脱对某个特定窗口城市的依赖,真正实现敞开大门迎客。
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陆境内的买办阶层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在不远的未来,我相信境外的买办阶层也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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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11:31:11 | 只看该作者
看不清楚香港究竟向何处去。这是老大千载难逢的机会、窃如点。你能把我怎么样?抗议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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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1:57:19 | 只看该作者
早报社论:香港人权法案影响深远
时间:2019-12-02 07:4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在美国参众两院以近全票(只有一名众议员投下反对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总统特朗普在11月27日签署成为法令。法令是中美博弈持续升级的又一个例证。华盛顿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之外,如今也利用香港以及台湾加紧对华施压。美国国会两党一致通过法案,反映了一种新的对华政策共识已经形成。无论特朗普在明年连任与否,中美关系走向对立的大势恐怕不易改变。

香港人权法案早在2014年提出,当年香港爆发了上百万市民参与的“雨伞运动”,要求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普选。运动开始以和平抗议方式,占领并瘫痪香港黄金地区如金钟、中环、尖沙咀等地,后来演变为警民冲突。两个多月的运动最终失败,多名领袖被控入狱。法案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相继在国会提出,但都没有进入投票程序。

在香港今年6月爆发“反送中”条例抗争后,美国国会再度提呈法案。这次迅速获得两党主要国会领袖的支持,并且在两院几乎全票通过,使得总统签署成为法令的手续变成走过场,因为两院拥有绝对多数票推翻总统对法案的否决权。正同中国谈判阶段性贸易协定、面对选举连任压力的特朗普尽管在签署法案时表示,法案的某些条文侵犯了总统的外交主导权,但形势比人强。

法令授权美国国务院等各部门,每年审查并公布香港的人权报告,若发现有任何侵犯香港人权和自由的证据,美国将制裁相关的香港和中国官员,包括禁止其入境、冻结其在美的个人资产、允许被认定受政治迫害的港人入境美国等等。法案也提及了1992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政策法令》;该法令根据“一国两制”精神,让香港保留不同于大陆地区的特别关税区地位。换言之,香港目前所享有的国际地位或岌岌可危。

香港人权法的通过,意味着华盛顿恢复2000年之前,美国国会每年对中国的最优惠国贸易审查的做法,让美国对华施压增添了一种手段,对当下中美正在谈判的阶段性贸易协定,势必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对北京而言,试图通过化解贸易纠纷来减轻美国外交压力的假设已经破灭,因此也就失去了完成协定的动机。中国已经就阶段性协定的签署提出了新的条件,谈判破局的可能性因而大为增加。

这也代表了中美贸易谈判进一步失去了平衡两国博弈的作用,虽然中美中止贸易战,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迹象显示,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威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并且在贸易领域之外,在科技、金融乃至地缘政治上采取抑制手段。香港人权法正是利用港人争取政治权益的机会,通过法令把香港当作施压中国的一枚棋子。这同港人在法案签署后上街庆贺,高举美国国旗和高唱《星条旗》,形成了极大的反讽画面。

无独有偶,就在香港人权法确定之后,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集体报道了所谓的“共谍案”,指责中共大举渗透澳洲政坛,还牵连出背景不单纯的中国商人向心夫妇,宣称他们贿赂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导致两人在台北遭扣押。这无疑将冲击明年的台湾总统选情,同时让已经紧张的两岸关系恶化。此外,西方媒体接着报道说,北约及欧盟总部所在的比利时,其境内活动的中国间谍比俄罗斯间谍还多,反映了西方社会对华态度的转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自贸体系的一员,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但是随着其国力的壮大和外交姿态的强化,这一“和平红利”恐怕将要耗尽。一旦中美继续走上对峙甚至经济脱钩的不归路,全球形势恐怕要迎来新一轮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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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贸易协议一部分 坚持美国须撤关税
时间:2019-12-02 07:5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环球时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国坚持作为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美国必须撤销关税。即便美国承诺废除预定在12月15日加征的关税,也不能取代撤销关税要求。

王纬温 重庆特派员

中美推进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之际,中国立场疑似转为强硬,官媒《环球时报》昨天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中国坚持撤销关税必须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受访学者分析,这可能是官方在放风,意在向美国重申中国的底线。

《环球时报》昨天发英文推文,其中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国坚持作为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美国必须撤销关税。即便美国承诺废除预定在12月15日加征的关税,也不能取代撤销关税这项要求。

12月15日是中美贸易战下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子,美国威胁将于当天对总值约1560亿美元(2134亿新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关税,受影响的产品包括电子设备和圣诞节装饰等,预计将直接冲击正值旺季的美国消费市场。舆论因此认为美国应会争取在这之前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暂缓加税。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经济目前受中美贸易战波及,增速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前天却迎来利好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出现七个月以来首次回弹,提升至50.2,表现超出预期。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环球时报》的消息可能是官方在谈判推进之际,通过非官方渠道放风,表明中国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恢复到贸易战之前的情况,即撤销所有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

学者:中国不太可能因PMI数据向好转强硬

对于PMI数据向好可能让中国在谈判中变得更强硬,陈波不以为然,指中国负责谈判的领导人应不会只看到一个月PMI的数据好转,就改变谈判风格。“如果两三个月持续这样,可能中方的立场(才)会强硬一些。”

中美何时将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前依然成谜。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26日称,美中已接近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坛网”(Politico)隔天也引述一名高官称,中美距离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只有几毫米的距离”,两国有望在感恩节周末后不久宣布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报道也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白宫目前正考虑逐步取消首三轮关税,总共影响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不过,路透社11月21日也曾引述贸易专家及白宫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提出更广泛的降低关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延至明年才完成。

至于中国官方,近期则是显著减少对协议谈判的讨论。对于第一阶段协议是否可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周四(11月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避而不答,仅说中国副总理刘鹤11月26日上午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通话,有关消息已经报道。

陈波认为贸易谈判的主动权在美国手中,12月15日可能出现三种结果:美国如期加征关税让贸易战全面打响、美国推迟加征关税延长谈判,以及中美达成阶段性协议。他预测:“推迟的可能性最小,取消(关税)的可能性比打响的可能性要稍微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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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上修至2.1%
环球网 发布时间:11-2807:14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7日电(记者许缘)美国商务部27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初次估测值上调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增幅维持在2.9%,拉动当季经济增长1.97个百分点,但低于前一季度4.6%的增幅。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下滑2.7%,较初值上调0.3个百分点。净出口拖累当季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贸易和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下,美国企业正在削减投资和库存。
美国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3.1%和2%。今年7月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连续三次降息,以防范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三次估算。美国第三季度GDP最终值将于12月20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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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2:08:09 | 只看该作者
美媒:中美谈判因香港人权法案陷入停滞
时间:2019-12-02 09:1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早报讯)美国新闻网站Axios星期天(1日)报道,中美贸易协定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陷入停滞”。

该报道引述一熟悉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匿名者称,导致中美谈判停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要一些时间来稳定内政。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1月27日签署支持香港反修例抗争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11月28日指责特朗普此举严重干扰中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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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清波:谁会在香港乱局中骑虎难下
时间:2019-12-02 08:1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指美国罔顾事实、混淆是非、违反公理,玩弄双重标准,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此前,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值得一问的是,最近美国国内严重枪击案频发,特朗普当局麻烦事不少,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不少警讯,自己国内的事情都还没有管好,美国的政客为何会如此顽固地热衷干涉香港事务?

无利不起早,政客显然认为,干涉香港事务,给中国添堵,对美国而言有利可图。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坛相当一部分政客,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情况下,如果可以打“香港牌”、插手香港局势、重创香港经济,势必让某些美国鹰派见猎心喜。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不仅可以损害香港经济地位,让更多资金回流美国,更可以干扰要挟中国,甚至还可以图谋让香港的反政府暴力抗争现象蔓延至中国大陆,诱发大陆“颜色革命”,使中国陷入动荡。而美国本身只须为此在舆论上展开攻势,在政治上做做姿态,似乎几乎无须付出代价。

事实上,与美国政客一样觉得香港局势越乱越有利可图的大有人在,典型的如台湾蔡英文和民进党。执政以来,蔡英文和民进党施政可谓乏善可陈,民调支持率一度持续下探,近段时间却突然暴涨。台湾舆论几乎都承认她“捡到枪”,就是借由渲染香港乱局,喊出所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接受“一国两制”,而支持蔡英文和民进党敌视中国大陆的“去中国化”举措。

蔡英文并因此由“空心菜”而被称为所谓“辣台妹”。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若非香港事件,蔡英文民调不会止跌回升。因此,蔡英文和民进党是绝不乐见香港局势马上平息的,其染指香港局势并非秘密。

寄望于从香港混乱局势中牟利的,当然还有香港内部的一些势力。对他们而言,此前中国大湾区等战略规划的明朗,显然有利于塑造香港与大陆融合发展的良好前景,整体提升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这对属于不同政治光谱的他们的选情是不利的。

因此,通过搞乱香港局势,来向港府乃至中国中央政府叫板,迫使港府和中国政府让渡更多政治权力,并煽动港民以攫取更多选票,与港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争夺对香港的管治权等,是他们必然会产生的冲动。

基于都想从香港乱局中牟利,台湾蔡英文的民进党也好,香港岛内的一些势力也好,都会与美国沆瀣一气和勾结。美国此时通过的涉港法案,就是对岛内相关势力的声援。不过,必须说的是,他们的目的最终都将无法达成。

应该看到,纵然香港修例风波持续蔓延升级,毁坏香港稳定,确实会牵扯中国政府相当大的时间精力,但并不能让中国政府陷入太大的被动。

从经济上来说,虽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持续陷入乱局,但中国早已有上海、深圳等大都市,可以弥补替代香港的许多经济作用,香港乱局无伤中国经济大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积累的厚实发展基础,中共十八大后强力反腐倡廉、确立中国梦目标等,进一步强化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更使得在中国大陆诱发“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反,香港此轮风波中出现的外国势力干涉和“港独”动态,以及近些年来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后的乱象,更会让大陆民众产生强烈的警惕,使得他们很难同情香港抗争者的诉求,反而会更加支持中国政府的决策。

火中取栗变竹篮打水

因此,美国政客以为搞乱香港就可以祸延中国,其实所获有限。对台湾方面而言,试图在香港乱局中火中取栗,最终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随着香港局势的演变,暴力乱象越来越难以掩盖,不管蔡英文和民进党如何操纵舆论扭曲真相,一些真实信息总是会为台湾民众所获知。

香港乱局至今,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冷静克制,反而会让台湾民众逐步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待“一国两制”原来确实是很有诚意的。更何况,香港暴徒的行径越来越恐怖,充满偏见的西方媒体在报道时,也不得不开始调整基调,部分承认抗争者的暴力残忍。这终将使得蔡英文和民进党借渲染香港局势以煽动恐吓台湾民众的操作手法难以为继。

至于香港内部某些势力,他们煽动的抗争特别是暴力现象,严重扰乱港民正常生活,只会令他们越来越被民众质疑。事实上,局势恶化至今,港府特别是香港警队固然承受着外界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但真正逐步陷入困境的,反而是煽动抗争的幕后势力。

因为他们已经进退两难,继续煽动抗争只会让暴力进一步升级,沦为恐怖主义,这必然失去港民支持,甚至连西方舆论也将无法为他们说话;放弃抗争,却意味着他们的目标终归无法达成。相比之下,现在放弃煽动抗争算是为他们止血,尚存一线取得港民谅解的契机。

可以断言,试图借香港乱局火中取栗的各方幕后势力,最终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会得不偿失。这也是中国政府迄今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港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底气所在。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早在邓小平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预见香港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并早已为此从制度、治理等各方面预留了应对措施。香港此番风波看似危险,但不可能撼动大局。

事实上,中国政府当然非常不愿意看到香港乱局持续,不愿意看到香港民众生活福祉受到损害,但如果美国等有关势力持续干涉香港事务,挑起香港乱局,这只会让中国民众更加心生警惕,从而更加支持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加强对香港的管治。中国也有更充足的理由,在香港进一步筑牢“一国”根基、完善“两制”治理。

面对此番香港风波,中国政府完全有充足的应对把握和自信。事实上,风波越往后持续,越会使得美国的双重标准、政治虚伪暴露无遗,也更加损害中美互信。政客以为美国插手香港事务,无须付出代价将是天真的。在中国政府的镇定自信面前,最后骑虎难下的可能是美国政府。

这场目前看来还高烧未退的风波,或许也只是香港回归后必然会出的一次“天花”,病情凶险,但痊愈后反而有利于香港获得对政治乱象的更强免疫力。不过,风波持续越久,香港民众难免越要蒙受更多的损失。越早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越有利于香港居民。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

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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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6:02:40 | 只看该作者
外交部: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制裁部分非政府组织
2019年12月02日 15:11:00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华春莹宣布,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国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问,请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对此,华春莹表示,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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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5 00:04:24 | 只看该作者
欧阳五:香港泛民的三大迷思
时间:2019-12-04 13:4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欧阳五

一场非常时期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令泛民沉浸在“大胜”的氛围和遐想中。而对于整个香港,只能用“惨胜”形容。选举有序进行,结果顺利产生,暴力暂时有缓,挑战仍然重重。

泛民的一些代表性人士,习惯于批评港府和北京,其实,有意无意间,淡化甚至忽略了自身的认知局限和误判。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后,国际社会对于西式民主有许多反思,拉美、中东、东欧、中亚等地,甚至陷入“愈求民主、社会愈动荡”的泥淖。

1997年香港回归后,泛民主派亦起亦伏。2014年占中运动后,不少人感叹香港民主运动进入低潮。今年6月爆发的修例风波,让泛民捡到了“枪”。很长一段时间,已很少有人关注那位遇害港女应得的法律公义。

在笔者看来,作为香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泛民至少存在三大迷思。

抗争之迷思。许多泛民政治人物,充斥着斗争思维,认为民主、人权是争出来的,争的愈厉害,得到的愈多,甚至为此可闹革命,不计方式、代价。近年来,更有将中共与中国画等号的趋势,借助媒体、网络等,散布暴政、仇共、反中的观点,对年轻人影响甚大。数月来,暴力活动重创香港,警方于理大检获的近4000支汽油弹令人震惊,截至11月29日5890人被捕,近四成是学生,更叫人惋惜。泛民团体态度暧昧,负有纵容暴力的相当责任。

凡事都有两面性。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別行政区。当抗争从“和理非”走向激进,不但冲击秩序、法治、“一国两制”,还有对香港民主空间、进程的反作用力。

普选之迷思。6.9(据称百万人上街抗议反修例)以来,一系列街头运动的“要价”极高,“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成为口号,意在推翻特区政府。泛民中人多有附和,有人认为港府至少得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有人提出“双普选”才是解决之道。然而,普选的“远水”未必能解“近火”。况且,多年前,正是泛民立法会议员的抵制,令香港错失了通过折衷“双普选”方案的机会之窗。

靠美之迷思。香港修例风波难平,暴力活动不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学者看来,没有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风波不可能连月不息。这也正是泛民政治人物的一个盲点:以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老大,中国会在压力下屈服。事实上,美国靠不住,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许多惨痛的助理裁判员。而且,中国综合实力今非昔比,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无疑,香港仍处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不迈过2019这道大坎,何言香港未来和2047?

要摆脱困局,向死而生,唯有包括泛民在内的各方,回归现实面,放下心中的定见,以救赎的心态,共努力。

其一,向暴力说不。暴力对香港带来的破坏、危害巨大,之于经济、民生,之于法治、声誉,之于青年、家庭,之于港人免于恐惧的安全感,有即时的,也有滞后的。民意的逆转来得慢,但在进行中。当务之急,还是要向暴力说不,让勇武派退场。暴力活动愈早停止,愈对香港重建有利。

其二,需有大局观。当今世界变量多,中国发展正关键。香港当自强,做好自身事。应当看到,虽认知有差异,“一国两制”仍是当下最大公约数。唯有超越一派之见,放在国家、民族的大棋局中去思量香港何去何从,才能找到“一国”之本和“两制”之利的平衡点。泛民不应低估北京的战略定力和应变准备。

其三,包容与对话。尽管很难,但这绕不开。泛民和建制派,都在香港这条船上,都应做建设者,不必成为水火。颜色有蓝黄,也要明是非、分黑白。当一些人乞望的“棋子”成为美国的“弃子”,当港将不港、船翻覆了,香港没人会成为真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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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良:争夺香港之战?
时间:2019-12-04 13:4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张炳良(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

区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有外媒形容为“the battle for Hong Kong”(争夺香港之战)。

为何一场《逃犯条例》修例风波,会导致今天如此撕裂、有如陷入“内战”的局面?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应对失当,难辞其咎。

其实稍有政治触觉,当知在6月9日(民阵声称)“百万人”上街抗议后,大局已变,本应立即止蚀、疏导民愤、化解危机,而不是只指有外力摆布,不正视己方错失,单以制度强力压下勇武示威者的冲击,完全漠视“阳光”(相对于“北风”)策略的必要,看不到民心民怨所在,让乱局蔓延。

从那一刻起,他们逐渐失去香港。单维的“止暴制乱”,反助长暴力和仇恨升级扩散。激进抗争者采取“遍地开花”的策略,警方随之起舞也加强在各区镇暴的力度,于是“反对警暴、对抗暴政”取代了“反修例”成为7月起民间抗争凝聚力量的主轴,而当这些抗争深入不同社区,大大小小冲突现场遂变成把平民和学生进一步激进化的新场域。

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次区议会选举,尽管反政府(所谓非建制)参选者合起来获总得票不足六成,比例不见得悬殊(57%对41%),却能每区皆占多数,导致在17区“变天”的格局(离岛区议会只因存在亲建制的当然议席才不至“沦陷”)。

出现非建制拿到约八成议席的表面海啸局面,投票率远高出预期是关键因素,有学者估计,若只有六成而非七成,则建制派或有机会保住不少席位,虽然非建制仍会过半数。现在区区逆转,在在显示多数民意所趋,宁投旗帜鲜明的年轻抗争者,不去计较有否社区服务往绩,这样的民心大逆转,对政府而言才是大问题,它不是政变,但肯定是民变!

在暴力不断升级下,泛民中的“和理非”支持者不与勇武派切割,尚可解释为“和勇”合力的战略运用,但经历多月的街头暴力和交通系统破坏,颇多市民开始受不了,为何未出现建制派欲见的民意逆转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社区上不少市民对政府的不满超越其对抗争暴力的讨厌,他们要用选票惩罚当权者。主政者若仍看不清这种民情,就是活在另一平行时空。事情就如洪清田于11月29日本版撰文所言,每一步(看似)的“对”,合起来却变成系统性的全面“错”。

今以ballot(投票)而非bullet(子弹)来一个总清算,对香港是好事,因为市民大多认同回归到制度去解决问题。多月动乱后,人心既求变也思静,他们在观望等待,看政府能否调整思维策略,创造社会对话和解、重建互信、开展改革的条件,否则另一机会之窗又错过(注)。也看抗争者拿了市民赋予的正当性后是否懂得进退艺术,在体制中寻求政治出路,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社会要从“内战”状态中走出来。从来战争中作战各方都认定为正义而战,于是制度暴力、造反暴力、仇恨等,皆被绝对化、神圣化,生命不被珍惜,人性理性可以扭曲。小魔鬼释放出来,就像William Golding名著Lord of the Flies(中译《苍蝇王》)所描述般恐怖,最终失掉的还是各方声称去守护的香港价值与人道。不愿香港撕裂、暴力化、自毁下去的市民,不论颜色都要发声。

更关键的是北京如何解读香港复杂的情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调介入香港当前危机,增添更多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博弈元素。从来大国政治在正义修辞背后乃赤裸裸的功利计算,香港跟近月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的反政府抗争运动有一个重要区別,就是涉及中国,一个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足以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另类国家(西方视为具威胁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奥巴马年代美国已进行重返亚太的国防及外交策略调整,至特朗普主政更确定为印太战略,矛头直指中国。由他发动的贸易战,只是表面,背里是一场对决性的、全方位的制度之战。在美国要求下,欧日韩澳甚至部分南亚、东南亚国家已明显归边,不似昔日在美中两国之间维持平衡定位,而美英澳纽加的“五眼”情报联盟正加强合作,配合攻势,新冷战已启幕。

打从2014年占中运动起香港问题的出现,既因中央对港政策盲点及香港政治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所促使,也有特区政府及涉港官员误判及处理失策的非必然因素,还与上述的国际大气候变化有关。从来外力藉内因去发酵,香港愈乱,对美国牵制中国愈有利。

1992年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乃为了配合“一国两制”,因当时押注于中国,但去年《经济学人》杂志已表示西方押错注了,今天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针对中国,押注于香港的反对派力量,构成其新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一直视台湾为其“保护地”(protectorate),现今欲把香港也纳入其保护伞,反映一些评论人所说的“中美共治”意图。

北京不会不觉察美国的部署,故才把香港的危机定性为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所谓颜色革命)。在“两制”摩擦日剧、互信急降的劣势下,中央官员忧虑港人(特別是年轻一代)失去国家认同,投靠外力,因此才有《人民日报》(11月29日)《美国绝不是香港的恩主》、为何感恩美国干预的反问。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虑,若只对香港操控加码,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必适得其反,堕入人家的政治圈套。固本清源,中央政府须全面而务实地检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得失。为何这么多年,始终无法令大部分港人“人心回归”呢?这关乎如何解读港人心灵,及两制之下“两种身份”(国家、本土)和「两种存在主义」(自由、法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的共存互利。

回归后中联办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说过“香港是一本难懂的书”,若不懂得好好了解、处理和欣赏香港的异质性,动辄要求趋同,驱使本来“大中华”倾向者产生疏离,怀疑论者变成抗拒者,年轻一代自决、分离情绪日盛,于是中央又更强硬反应,自我应验预言式的恶性循环下去,香港就会承受不了,失掉应有的光彩。

山雨欲来风满楼,香港正处于另一政治转折点,前景如何,得看主要博弈者如何把这盘残棋捉下去,福祸尽在一念之差。

注:11月由青年智库MWYO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的“各方对话”意见调查显示,各方对话须在合适的社会氛围下才可成事,而76%受访者认为早前(9月26日)林郑特首搞的社区对话无助于缓和社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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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6 13:09:11 | 只看该作者
弹劾港特首林郑议案遭立法会否决
时间:2019-12-06 07:5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昨天发言的建制派议员都表明反对泛民的动议。其中,建制派最大政党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担心,如果有关议案获得通过,将会制造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如果成功弹劾林郑月娥,更会导致特区政府出现管治真空。

戴庆成 香港报道

taihingshing@gmail.com

香港泛民主派在立法会提出动议,要求弹劾在反修例风波中表现备受质疑的特首林郑月娥。由于建制派在立法会占据多数议席,该议案昨天遭到立法会否决。

港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时指出,林郑月娥并没有违法或渎职,议案并无基础,呼吁非建制派与暴力割席,让香港恢复平静。


张建宗强调,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并非履行政治任务,批评有人倒果为因,颠倒是非,强调没有暴徒公然违法的话,警方也就没有需要执法;而针对警方执法行动的投诉,应该按既定制度处理,不应另设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也说,港府计划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并非“语言伪术”,目的是要检视社会事件的前因后果,避免重蹈覆辙。

香港泛民主派25名立法会议员是在前天联合提出动议,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3条第9项弹劾林郑月娥,理由是她对香港造成的破坏太多,希望弹劾林郑下台,以让香港有新的转机。议案要求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林郑严重违法或渎职的行为。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昨天发言时批评,林郑月娥犯下重大政治错误,经过半年后才称会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这并不算“回应”民意。

他指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社会上已有共识,但港府仍然玩“语言伪术”,“你明明叫了一个早餐A,但却弄一个早餐C给你,你会不会收货呢?”

来自会计界别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也批评港府从6月起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渎职。他质疑港府就《逃犯条例》草案的咨询期只有短短三个星期,远少于一般草案所需的至少三个月,“香港讨论废物处置议题已有数年,市民是否连垃圾都比不上?”

批港府解说工作不足

不过,昨天发言的建制派议员都表明反对泛民的动议。其中,建制派最大政党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担心,如果有关议案获得通过,将会制造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如果成功弹劾林郑月娥,更会导致特区政府出现管治真空。

但李慧琼也批评港府就修例的解说工作不足,指当局在酝酿《逃犯条例》修订时,并没有与民建联沟通,民建联在推出修例前一天才知道。她也说,港府无力止暴制乱,将责任全部推到警方身上,又点名批评环境局长黄锦星,指他在艰难时刻仍然抱着公仔“大嘥鬼”出席环保活动,各自为政,表现龟缩。

来自保险界别的陈健波则认为,港府虽然进退失据,但林郑月娥没有违法。他批评民主派以煽情的文宣,改变善良温和市民的想法,漠视警方要有暴乱才出动的事实。

陈健波认为,个别警员在兵荒马乱时使用过度武力,但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他期望警队在新警务处长上任后可以重振士气,并希望警队以劝说讲理的方式与市民沟通,不要给人有抹黑的借口。

泛民的弹劾动议须经立法会分组点票,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同时有过半数在席议员赞成才能通过。港府昨天专门派人驻守立法会大楼不同位置,监察议员行踪,力保建制派有足够的议员在议会投票。

根据香港《基本法》,若立法会通过动议,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林郑有没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委员会如果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指控成立,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二通过,即可提出弹劾特首,报中国中央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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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18 18:49:07 | 只看该作者
风波难止暴力难除 香港乱局背后是“祸港四人帮”与西方反华势力的内外勾结
2020-05-18 12:58




香港今天的乱局背后,有几股明暗交错的势力。

冲在街头明处的,是极端暴力分子和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躲在背后暗处的,是西方反华势力。

而这两者之间,有着秘密“中间人”: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四人中,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长期资助反中乱港活动,用掌控的媒体煽动非法街头政治运动。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修例风波中公然跑到美国,建议制造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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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发动策划游行示威,多次收受黎智英“政治黑金”,用于“反中乱港”。

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经过美国情报部门拉拢,成为美国鹰犬,公开为美国站台。

他们与黄之锋、罗冠聪等青年头目对内挑拨事端,对外勾结西方势力,在国际舆论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以个人私心绑架香港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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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黑金

在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中,就有媒体根据黎智英的邮件披露其资助“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同时还被曝出资助陈日君、陈方安生及李柱铭等人。

此外黎智英多次为美国政党提供“捐款”,全由其助手马克·西蒙代办。

马克·西蒙是谁?——前美国中情局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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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与美方接触离不开马克·西蒙的帮助。从2003年开始,马克·西蒙以壹传媒高层身份向美国政坛捐款超过20次。

游窜英美

每当香港局势发生动荡,一些乱港分子通常都会秘密拜见美方重要人士,此次修例风波也同样如此……

2019年3月,陈方安生“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前往美国,公开向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完全有权过问香港人权和‘一国两制’”。

5月,李柱铭前往美国与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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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黎智英到美国,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多位共和党参议员见面。期间,他在《纽约时报》上刊文称:“西方要想获取胜利,必须支持香港,使之继续充当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盛行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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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美国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事务的核心机构,也是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中枢大脑”。

就在陈方安生、李柱铭、黎智英等人频繁往来美国之后,香港的示威活动开始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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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他人

示威活动中,一些年轻人冲在前端。他们天真、轻信、冲动、盲从,这些都被人所利用,成为把香港拖入深渊的“政治燃料”。

香港媒体报道说,黎智英一家有7本英国护照,他煽动香港年轻人上街闹事,自己的儿女却无一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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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 李柱铭、黎智英全部有钱去移民,离开这里。弄到香港这么乱,留下一个烂摊子给我们,你觉得这样公不公平,这是否“自由”?这是否“民主”?

密会搅局

8月3日,香港激进分子发动所谓“旺角再游行”示威,晚间非法聚集在尖沙咀警署外闹事,其间有人纵火。

就在香港街头发生激进暴力事件的同时,香港媒体发现,黎智英、李柱铭等人当晚密会美国人克里斯蒂安·惠顿。此人的身份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战略与贸易问题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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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惠顿刚发表题为《为何台湾是美国抗中最好资产》的文章,极力蛊惑西方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恰在此时,香港发生修例风波,惠顿又嗅到了搞乱中国的机会。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高级顾问 克里斯蒂安·惠顿: 在中美进行贸易谈判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制造这场危机,这对美国国家利益很有好处。

8月6日,陈方安生与黄之锋、罗冠聪等人分别密会美国人朱莉·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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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埃德又是何人?

公开身份显示,她是美国驻港总领馆政治部主管。从她的外交履历看,这是一位善于处理国际危机并且身份神秘、行事低调的美国颠覆专家。而她所在的部门定期发布抹黑中国内地及香港特区人权的报告,是美国重要的对外心战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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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席勒研究所专家 奥盛库: 香港问题绝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是西方对抗中国的图谋之一,还包括华为事件以及其他制裁。

乱局背后,黑影重重。

乱港分子与外部势力互相勾连、隔海唱和,为暴徒掩护、注资、招兵买马,以摧毁香港繁荣稳定为职业,不惜葬送全香港市民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福祉。

香港自去年6月至今,风波难止、暴力难除,正是因为这些乱港分子上蹿下跳,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对自己的家园毫无珍爱之情。

这个香港,是一个被乱港分子出卖了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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