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论创始人沃勒斯坦去世 中国演讲 美霸和平发展混乱

焦典

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去世 享年89岁
2019年09月01日 18:00 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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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图片来自耶鲁大学官网

　　沃勒斯坦著述丰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其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3卷）（The Modern World-System）。此外还有《自由主义以后》《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沃勒斯坦精粹》《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等。

焦典

“世界体系”提出者，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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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09-0209:30界面（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 | 罗广彦编辑 | 黄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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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汉密尔顿楼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间不停穿梭时，一定没有想到他正在参与一场影响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伟大革命。

那时候，作为少数几个真正游历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凭借他对非洲的研究在学界名声鹊起。但他在狂飙猛进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现场敏锐地觉察到，统治当时学界的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信奉单一发展路径的现代化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他眼前的现实。他也逐渐厌倦了只关注短时段的事件，认为只是不断地追逐时事，就无法真正理解非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因此，沃勒斯坦回到早期的英法现代国家建立的历史，想要从过去中获得分析当今世界的全新视角，他阅读了波兰尼，他阅读了布罗代尔，当然还有马克思，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位有许多混乱想法的非洲研究专家。

而当席卷世界的“五月风暴”扑面而来，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学生在街头投掷出的石块与无处不在的激进标语，学者们或激动于新世界的到来，或忧虑于无秩序的混乱。有趣的是，沃勒斯坦想要通过学习历史来理解现代世界，而这一当代事件却为他打开了理解历史问题的窗口。在积极地支持与参与学生运动的同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思想体系也逐渐成型，正如他多年以后回忆的那样：“（1968年）特别是为世界体系研究的诞生营造了氛围……使我对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具体的观点。”

因为1968年革命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霸权，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假设都一扫而空，人们开始质疑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再相信所有国家沿着同样的路径能够达到现代化与繁荣。它也揭示了在这个体系下，有多少被遗忘与被抛弃的人民，而少数国家与少数人的舒适和奢华正是建立在多数人的苦难之上。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也被青年们抛弃，因为这些曾经的反体制力量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后，社会毫无改变。旧有社会理论的合法性岌岌可危，现实需要崭新的诠释方式以及对未来路径的导航。

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与写作，1974年《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的出版，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标志着“世界体系”作为一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始兴起。随后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80年与1989年问世，在让“世界体系”框架基本完整的同时，也让沃勒斯坦的学术声望攀上巅峰，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社会学家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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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世界体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路爱国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世界体系”以其对长时段历史的重视，以及不再以单一国家，而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为研究单位的分析角度而著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沃勒斯坦指出，现代世界体系从诞生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大范围的劳动分工跨越了地理的疆域，将各个国家串联在一条商品链上，形成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三层整体结构——中心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攫取更多的利润，聚集更多的资源；边缘国家只能为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与市场，而不同位置的国家是不断动态地变化的，所有国家的发展与兴衰都必须放在整个系统中分析。

但对沃勒斯坦来说，“世界体系”带来的学界声望并不是他最重视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不是一个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反抗——通过对欺骗性话语的无情攻击，让被遮掩的苦难能被看见。而只有通过智识上的探索，政治上的行动才是可能的。他不相信政治中立的存在，在一次采访中他尖锐地指出，声称政治中立无非就是支持现有的不平等结构，他始终坚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人类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自1968年的学生运动开始，沃勒斯坦始终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运动者，不仅参加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坚持撰写政治时事评论，并以自己身兼学者与社会行动者双重身份为傲。

2011年，在上一卷出版22年后，《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出版，人们纷纷猜测精力充沛的他能否完成曾经声称“至少五卷”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他在2013年的访谈中还揶揄与他有相同写作计划的好友佩里·安德森，声称自己“还有第五卷，也许还有第六卷、第七卷，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时间，这项计划正在实施中……他还没有动笔，我认为他将来也不会写”。而沃勒斯坦从不间断、每月两次定期发表在Agence Global上的时事评论，让人对高龄的他依然抱有信心。

然而，2019年7月1日，沃勒斯坦却在他第500篇时事评论中宣布封笔：“没有人能永生不死，而我也无法再继续撰写评论了。”

两个月之后，美国当地时间8月31日，“世界体系”的提出者、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永不疲倦的社会运动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停止了呼吸。

同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的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于9月1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这一消息。Agence Global也将沃勒斯坦个人资料页面的生卒年份改成了“1930年”和“2019年”。

焦典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贡献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逝世
新京报
发布时间：09-0123:45新京报社官方帐号

美国社会学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贡献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近日逝世，享年88岁。同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的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于9月1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这一消息。两人曾共同参与撰写文集《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对当前及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该书于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并引进。

1930年9月28日，沃勒斯坦生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等高校社会学系执教，在此期间担任过《评论》主编、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自2000年起，他受聘于耶鲁大学任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著述颇丰，包括《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等书，而影响最大者是他的鸿篇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文译本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汇集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产生与演变，以及现代世界体系如何形成中心、边缘与半边缘等宏大议题的历史性、批判性论述。
在学术研究之外，沃勒斯坦也以罕见的频率撰写评论。他在1998年10月1日刊发第一篇评论，此后将它变成一项长期的事业，坚持每月1日、15日各一篇。今年7月1日，他发表了第500篇评论，也是最后一篇评论，题目是《这是结束，这是开始》（This is the end; this is the beginning）。文章回顾了他的评论生涯，也重述了他对“阶级”这一分析概念的重视。
记者：罗东
编辑：董牧孜；校对：薛京宁

链接
沃勒斯坦的书_沃勒斯坦的作品_沃勒斯坦文集 - 京东图书
https://book.jd.com/writer/%E6%B ... %AF%E5%9D%A6_1.html

焦典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下的后美国时代
沃勒斯坦 · 2019-09-02 · 来源：保马公众号


本文为沃勒斯坦2007年访问上海大学时所做的演讲。文中集中讲述了二战后美国如何引领世界二十五年，又在1970年代后如何采取经济和军事措施以掩其颓势，直到2000年，新保守主义登场，企图通过单边主义外交和强硬军事手段“重新伟大”，事实上这只能加快其霸权的衰落。

　　保马编者按：

　　2019年8月31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先生离世。沃勒斯坦等学者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传统的重要当代发展，该理论从“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方面分析16世纪以来“现代世界体系”扩张并覆盖全球的历史。沃勒斯坦那些卷帙浩繁，具有惊人深度广度的著作，使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理解图景：全球一体化表面下日益加深的经济不平等，以“普世”价值为招牌对多元民族文化的欺压霸凌。

　　推文以誌哀，本文为沃勒斯坦2007年访问上海大学时所做的演讲。文中集中讲述了二战后美国如何引领世界二十五年，又在1970年代后如何采取经济和军事措施以掩其颓势，直到2000年，新保守主义登场，企图通过单边主义外交和强硬军事手段“重新伟大”，事实上这只能加快其霸权的衰落。比勘此文，可见当今特朗普政府明目张胆的“美国优先”叫嚣实在是由来有自，中美贸易战只是美国为应对美元崩盘、霸权衰落、世界多极化的形势而做出的张狂进攻，应该说，1945年之后，美帝国主义国策一贯如此。

世界体系下的后美国时代

　　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乃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美国只是众多实力强大国家中的一员。如今我们真是身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国有八到十个，比如西欧、俄国、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实力强大;当然，美国也还是处于大国之列。经济和政治上强势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同时考虑彼此之间结成不稳定的短暂联盟的可能。……

　　——沃勒斯坦

　　*本文发表在《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孙晓忠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系2007年11月沃勒斯坦访问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的演讲。

　　演讲时间：2007年11月3日;

　　演讲地点：上海大学行政楼5楼会议室现场;

　　翻译：上海大学外语系张建琴教授;

　　录音整理：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朱杰。

　　很高兴能回到上海，上一次我来上海，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很多人告诉我，二十年间，上海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十年间，世界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主题。

　　王晓明教授告诉我，我在北京的发言已经被全文发表在了报纸上，并且大家都已经读过了。我不能肯定大家是否都已经读过了我的发言，我将对我的发言做一个概述。

　　一般关于二战以来所有变迁的解释，是说那是一段苏联和美国展开冷战的漫长历史。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我将给出不同的解释。

　　在二战趋于结束的1945年，美国崛起，成为到那时为止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至大不列颠，东到日本，还有这中间的所有国家，二战都对它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唯一在1945年时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拥有极为高效的生产体系，使得它能够以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更为低廉的成本来生产和推销它的任何商品。此乃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霸权性力量的基础所在。在拥有强大经济力量的基础之上，美国便可以尝试动摇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化上居统治地位，并且创造出一个美国经济可以于其中繁荣兴盛的环境。

　　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也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苏联。为了自身霸权地位的稳固，美国不得不与苏联做交易——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交易称作“雅尔塔协议”。该协议包含三部分内容：一，世界统治权的划分：苏联统治世界的三分之一，其范围从德国的易北河到北朝鲜的鸭绿江;美国则统治剩下的三分之二。协议规定，两国之间不允许有任何试图变更该疆界的军事或政治行动。如果你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观看世界形势的话，你会发现美苏之间不曾有过任何的军事冲突;到了1991年，1945年划分好的疆界基本不曾遭到触动。该协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一国家都得保证不会采取行动来扰乱这一安排。此乃一维持现状的协议。二，则事关经济，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有顾客购买，美国需要重建许多国家——美国对苏联说，重建将在我们这三分之二的世界、而不是你们那三分之一的世界中进行。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美国为重建西欧、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而大量投资;在苏联集团与西方世界之间，则几乎没有任何贸易交换。该协议的第三项内容，涉及意识形态的战争，这一意识形态的战争甚为喧嚣，它们彼此之间互相谴责。考虑到此乃一维持现状的协议，谴责的要义就并非是要变革另一方，而只是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团结。从1945年到1970年，我们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美国对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事情具有发言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霸权。

　　但它也并非天衣无缝的安排。问题之一，就在于美国重建世界的经济安排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较之于美国，西欧和东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也并不逊色。从那时起，它们就成了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对手。问题之二，就在于美国和苏联从维持现状中获益良多，但其他国家对此却并不以为然。许多国家开始对这样的现状安排进行反抗。首先揭竿而起的，就是中国!中国的反抗并非始自1960年代，而是在二战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拒绝了斯大林关于红军不进入上海、并且与国民党分而治之的建议。毛泽东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也是中苏之间关系恶化的开始，由此导致1960年代中苏之间的公开决裂。还有其他国家也对此现状不满，比如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他们暂缓独立的建议;1962年，为了寻求独立，他们投入了战争之中。第三个不满现状的国家，是古巴。当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展开对巴蒂斯塔的斗争的时候，古巴共产党还在和哈瓦那的巴蒂斯塔政府合作;而当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赢得了游击战以后，其所作所为非常明智：他们宣称——当然这并不真实——他们一直就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接管了古巴共产党。他们试图以此来迫使苏联给予其援助，以应对当时看来极具可能性的美国的入侵。现在是2007年，卡斯特罗依然活着，他依然在掌权，依然还是没有对古巴的入侵。我想举出的第四个例子恐怕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越南。二战之后，一直在抵抗日本人的胡志明和越南人民对法国人说，现在到了他们独立的时候了，但是法国人说，不，不!我们还想恢复原来的殖民秩序!于是战争爆发，最终，越南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国。1955年，和平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法国与越南签订了和平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同意在越南全境进行自由选举、并在南越与北越之间产生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是美国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因为它担心越共将赢得在南方的选举。于是美国开始支持南、北越之间的战争，由此，美国取代法国扮演起了反共的角色。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作战，但苏联军队并未参战。多年以后，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此一失利关系重大。首先，它在经济上对美国打击甚大，使得美国不得不放弃了金本位制;其次，它导致了美国国内的重大政治危机，半数人民反对这场战争;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被征调入军队并丧身于越南。所以越南战争的一大后果，就是美国废除了征兵制——我们再也没有征兵制了，现有的军队乃是“志愿军”。当我们的军队是“志愿军”的时候，谁会“志愿”呢?那些志愿参军的人，基本上都是出身贫穷、受教育程度甚低的人，他们之所以参军，乃是怀着经济上的目的。但如你所知，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善经济状况，那可真是危险重重!正因为有此一局限，使得美国无法装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美国开始意识到，它已经不再是无人敢与其争锋的霸权性力量了，它的霸权性力量正趋于倾颓。从1970年到2000年，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尼克松到克林顿，包括里根——都在变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延缓美国的衰落;虽然他们都不明说他们在这样做，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出了三招来延缓衰落：第一招，就是告诉美国主要的盟友——西欧、日本、韩国，我们再也不会把你们当作卫星国看待了，我们要和你们做朋友;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别偏离我们的立场太厉害!美国的一个说法就是，在面对苏联的时候，我们得保持团结。这一招相当有效，虽然并非全然奏效。

　　1945年到1970年间的世界经济政策，我们现在称之为发展主义，人人皆对其赞许有加——美国赞许它，苏联也赞许它，所有的南方第三世界国家都赞许它。发展主义乃是一系列政策，它们被推荐给那些希望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国家，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速度，包括鼓励都市化、教育，和中产阶级的发展。1945年至1970年，当世界经济处于扩张期的时候，每个人都还干得不错，发展主义也得到了容忍。但1970年以后， 世界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此情况下，发展主义便对强国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现今发展主义已经过时，全球化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东西，正与过去二十五年间发展主义所倡导的东西相反——政府不再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它也不再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而是积极消除影响物品流通的障碍，以商品和资金的自由流通为导向;它不再花大气力兴办教育、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相反却不断缩减税收和市政服务。如果观察一下1970年到2000年间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许多南方国家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这一点，资金则继续流向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延缓美国的衰落方面，这一招也还是相对成功的。

　　新政策的第三面方面与军事有关。到1970年，所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还有大约20多个国家正在发展核武器。于是美国联合其他常任理事国，试图推进核不扩散条约，以使所有其他国家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原因却也简单：如果一个中等面积的国家也拥有哪怕只是极少的核武器的话，那都也会使得美国对该国的军队行动成为不可能。除了三个国家，其他国家都在该条约上签了字;这三个国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国家确实是在发展核武器。但总的说来，其他许多国家都废除了它们的发展计划。因此，再一次地，这一政策也相对成功。

　　但是虽然它减缓了美国的衰落，却也造成了一些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苏联解体了。对美国而言，这是个灾难!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原因有二：一，正是苏联的存在，才给了美国与其盟国结盟的理由;二，1945年协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双方都不得轻举妄动，都得阻止任何导致核战的可能。而今，苏联对那些国家的约束作用没有了。我相信，萨达姆之所以敢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就是因为他相信苏联已没有能力阻止他。如果是五或十年前他想那么做的话，苏联一定会对他说，你不能这么样做!这样做会导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但现在苏联已没有能力说这个话了。所以，苏联的解体“解放”了萨达姆，使得他敢于这样做。问题之二，美国和西欧国家对南方国家说，你们不该再相信发展主义了，现在应该相信新自由主义了。但当这些国家变更了它们的政策之后，却发现它们并未得到发展，它们甚至在经济上变得更糟了。所以1990年代中期，对这类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反抗开始出现。

　　2000年，美国进行了选举，布什当选为总统。随着他的掌权，一群我们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也登上了政坛。这些人对于世界局势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与我类似——他们也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他们给出的解释却与我给出的大相径庭。他们认为，1970年到2000年间，美国的实力之所以会衰败，是因为领导人太过软弱，包括里根在内的每届总统都懦弱无能!因此他们认为，为了重塑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就得采取单边军事主义;具体而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入侵伊拉克。在他们掌权三年前的1997年，他们就已将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公布在了网上，那就是，伊拉克羞辱了美国。如何羞辱?原来在1991年，当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身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命令美国军队在巴格达边界停了下来，这使得萨达姆依旧掌权——正是这使美国蒙羞。唯一能表明美国依旧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办法，就是解决掉萨达姆，而这实际上只能通过入侵伊拉克才能完成。他们说，此事定会轻而易举：萨达姆不得人心、不堪一击——问题并不在于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恰恰相反，他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入侵伊拉克的要义并不在于重建美国乃一军事强国的信念，而是在于恐吓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美国试图恐吓的第一组国家，就是西欧。美国试图向西欧表明，它们并不可能独立于美国的政策之外，它们作任何事都必须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第二组国家就是那些想着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朝鲜和伊朗;第三组国家，是那些所谓的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美国告诫它们必须接受以色列并且与之合作。他们认为，入侵伊拉克，在军事上将易如反掌，伊拉克人民将夹道欢迎解放者，而世界人民都将被美国乃是世界霸主的事实所震慑。但事与愿违!军事上，困难重重：是的，美军飞机可以轰炸;是的，伊拉克军队溃不成军;是的，美军侵入了巴格达;但是之后，游击战来了，并且它一直延续至今!非常明显，美国输掉了伊拉克战争。唯一的政治问题就是，当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时候，谁将为此受到指责，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为什么会输?让我们回到越南——当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军事强国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美国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军事装备，此言不差。但要赢得伊拉克战争，仅有飞机轰炸是不够的，你还得有士兵。如果美国派出五倍于现在的兵力，它是可以赢得伊拉克战争的，但它没有这么多士兵，因为美国没有征兵制，而美国也不再会有征兵制，因为这在政治上行不通，没人会如此建议，此乃绝无可能的事情。所以，美国无法赢得伊拉克战争。恐吓也并未奏效。西欧并没有被吓住，自1945年至今，西欧人都不欢迎美国人;北朝鲜和伊朗也没有被吓倒，恰恰相反，北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也马上快有了;对于与以色列的合作，那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也未见得比以前有更充分准备。一切的一切，都与新保守主义者的预期背道而驰。由此，较之2001年，美国不是变强了，相反倒是更弱了。

　　美国之变弱，其关键有二：一是军事方面的。伊拉克战争之前，大多数人还相信美国乃是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现在，人们发现它居然无法赢得伊拉克战争，因此，在军事上对美国的恐惧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敢于对美国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它知道美国奈何不了它。尽管它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机器，但它已无甚了不起，你可以与之一战，你还可以战而胜之——这一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二是经济方面的。与伊拉克的战争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美国政府则因此而陷入巨大的债务负担之中。维持这一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由诸如中国——当然不只是中国——之类的国家慷慨解囊、购买美国的国债。中国、韩国、印度，和挪威等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希望能够维持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商品的能力;其二，美国也能提供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利率。但是这些庞大的债务却也使得美元开始贬值。美元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储蓄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无需担忧自己的债务问题。对中国、韩国、印度，和挪威来说，问题在于美元的贬值，如果你现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两年之后，你实际上已经损失了一笔。所以对所有这些国家而言，现在有两条曲线：一条，就是为了维持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商品的能力，维持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资本向美国的流动;而另一条，就是美元贬值的曲线。因此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这些国家会觉得较之于不买美国国债，它们买了美国国债反而损失得更多。关键是时间问题：如果你是投资者，你既不能投资太早，太迟了那也不行，你得正好赶在那个点上!这可并非易事!所以中国等国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逐渐从中抽身而出。美元迟早将会以比目前更为剧烈的速度贬值，可能是下周一，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三年之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有钱人天天为此担惊受怕。事情一旦发生，对美国而言它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美元将不再是唯一的储蓄货币。因为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都有可能成为储蓄货币，我们将会拥有多种储蓄货币，而美国将不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继续积累国债。其二，它意味着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下降。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在中美双方看来，乃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但如果美元贬值的话，中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将降低。

　　言归正传。二战之后，美国引领世界二十五年;其后三十年其影响力开始下降，但它采取了措施以延缓其衰颓之势;接着，新保守主义者上台，试图使美国重振雄风，但事实上却加速了其衰颓之势。

　　简而言之，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乃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美国只是众多实力强大国家中的一员。如今我们真是身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国有八到十个，比如西欧、俄国、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实力强大;当然，美国也还是处于大国之列。经济和政治上强势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同时考虑彼此之间结成不稳定的短暂联盟的可能。进而言之，美元的崩盘——真正的崩盘——将在世界范围内危害经济的发展。问题并不在于躲避此风险，问题在于如何使得此地的损失小于彼地的损失。在前此二十到三十年间相对重要的开放边疆的政策，将会开始消亡——事实上，它们已经在开始消亡了，我们正在向保护主义回归。

　　为了在一个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生存下来，你得在你所在的地区创造出某种相对强大政治实体，而这就意味着某种政治建设的开始。地区内的政治建设总是困难重重，因为无论建设蓝图如何，各个国家都会起而争夺头把交椅——欧洲已被此问题困扰多年;现在我们在南美地区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进而言之，未来二十年中，还有一个地区也将面临着这一困境，那就是东亚。我所谓的东亚，指的是三个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国家有三，而政治实体则有五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北朝鲜、韩国，以及日本。问题之一就是，中国能得到统一吗?朝鲜能得到统一吗?方式如何?在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皆具有强大的力量，此乃影响统一的最主要的压力。除非中、韩皆实现统一，否则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将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中、韩皆实现了统一，中日关系、韩日关系、或许还有中韩关系依然会问题丛生——即使中、日皆怀有建立亲密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依然有一棘手的政治问题存在，那就是，谁坐头把交椅?我以为，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的逻辑都需要共同结构的产生;而很有可能，当中、日之间为谁坐头把交椅而彼此争夺之时，韩国能起到居中调停的作用。但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到二十五年间，某种实体得以被创造出来，从而使得该地区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获得统一，在世界体系中，它就将极具实力。

　　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极度混乱的时代，一切都动荡不已、前途未卜——在这个时代生活，殊非易事!

陈朝文

我们就缺少有真知灼见的社会学家。为什么？是我们笨？

焦典

访谈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可能很快要崩溃

• 时间：2019-09-02 17:27
•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 •作者：  格雷戈瑞•威廉姆斯
•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超越了它的前辈，它通过扩张覆盖了全球。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平等的名义下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500年来，扩张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在社会动荡时期，适度的让步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在不威胁利润最大化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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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September 28, 1930 - August 31, 2019)，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当代社会病理的诊断师，全球化和精英主义的最有力批判者，8月31日去世。

由美国社会学协会编辑出版的《世界体系研究杂志》（在2013年第2期刊发了康涅狄格大学学者格雷戈瑞•威廉姆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访谈。访谈从沃勒斯坦与英国历史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在学术思想上的联系与区别切入，追溯了沃勒斯坦学术思想的演进。沃勒斯坦指出，学术范围内学科的划分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一部分。他高度评价1968年革命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意义，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必然崩溃，而实现新世界体系的力量来源于民众。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近40年前的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他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同年，英国历史学家和《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发表了关于现代性起源的历史巨著的前两部分。这一出版的巧合，引起了很多对他们的宏观历史观点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是采用总体性方法研究问题的，而应用总体性方法就是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沃勒斯坦基于对世界体系构想的总体性，而安德森提倡总体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对比。作为历史体系，世界体系是有起点、终点以及可识别的地理边界的封闭总体。总体化是开放式的，这引起了很多思考。在安德森看来，开始于古代的历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虽然他们的著作都研究现代世界，但沃勒斯坦和安德森是在截然不同的意义上研究世界的。然而，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的观点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分析范式。而且，沃勒斯坦还声称世界体系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范式”。

在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和安德森熟悉了彼此的研究。他们互提关于著作的建议。安德森甚至接受沃勒斯坦的邀请，在宾厄姆顿大学讲授了几门课程。然而，由于分析单位的不同，他们对于世界历史和当前重大事件的整体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安德森不同，沃勒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一直怀疑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视。沃勒斯坦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将会因其自身矛盾的积累而崩溃；而由于它的崩溃，个体和社会运动可能决定下一个或多个世界体系将如何运行。安德森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强大的，尽管它可能很快就要崩溃。

在我们的谈话中，沃勒斯坦讨论了他的世界体系观的起源和含义。我们的谈话从他对安德森的思考开始，追踪了他的思想演变。接着，我们开始转向了世界体系问题，而其在本质上原是属于生态学（或世界生态学）的分析方式。在如今的4卷本著作中，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环境分析是否敏感，人们一直存在争论。今天，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的观点与环境史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它正在整体论的传统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整体与组成部分是分不开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不能彼此分开。这就是沃勒斯坦为什么从历史社会科学的角度入手，而不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写起。

事实上，沃勒斯坦认为学术范围内的学科划分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牛顿科学鼓励人们寻求不受时空变化影响的普遍规律。这种知识积累的通则式的观点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之中。然而，根据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发现：看似永恒不变的规则也有其时空条件。沃勒斯坦认为，我们应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接受不确定性原理。这不是因为我们收集证据有麻烦，而是因为世界体系危机的结果有多种可能。因此，他在著作中批判了这种牛顿式的假设：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然的、非历史的制度。沃勒斯坦甚至否认通则式的思维方法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观点--最显著的是相信比较世界体系就能揭示世界历史本质真理的思想（这样的比较逻辑只适用于系统转型时期，体系本质上是没有规则的）。还有，沃勒斯坦没有为了迎合通则式世界观而放弃对历史的独特解释。他拒绝赞美案例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缺乏更宏大的概括力。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分析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固有的偏见。

在采访的最后部分，我们转到了1968年革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特设专家组成员，沃勒斯坦曾担任过政府与占领大楼的学生之间的谈判代表。后来，他开始意识到当年的运动是现代世界体系危机的征兆。我们的访谈以这一内容结束是很合适的。沃勒斯坦相信，在全球社会剧变的当今时代，我们正见证资本主义的最后表演，看似很小的事件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现代世界体系的终结是必然的。无论它们将改善还是恶化人类的生存状况，这些挣扎的最终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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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您与佩里•安德森在1974年出版了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主要著作，您觉得您和他写作的主题是相似的吗？

沃勒斯坦：我想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正在撰写关于现代世界的著作，而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完全相近的。当他的两卷和我的第一卷出版时，《纽约书评》上有一篇评论将我们相提并论。基思•托马斯称我们的著作为“大历史”。

威廉姆斯：你们的研究视野有些不同。他的叙述从古代开始，并从那里向前推进。

沃勒斯坦：不，完全不对。他看到了历史的阶段性：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之后诞生。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观点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我猜想，他的观点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最好的历史解释。

威廉姆斯：您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创立为“事件的偶然同时性”，意味着如果它没有按照它实际经历的方式发生，就完全可以被避免。安德森的历史沿革虽然细致入微，却是目的论式的。您经常被人们称作马克思主义者，但您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是明显的。

沃勒斯坦：是的，在他的理解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准确地说，我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我反对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理论，这种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部分，我称之为正统。我不能肯定这些思想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更为复杂。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它实际上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推出的，这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将马克思本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协调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也有许多矛盾，在他的著作中存在诸多思想性矛盾，这取决于你想阅读和强调的内容。

威廉姆斯：您是愿意被当作一名激进分子，还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呢？

沃勒斯坦：我非常愿意被称为激进分子，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则取决于你说的是什么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经常说，对于把我当作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有四种意见：有人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是一件好事；也有人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是一件坏事；也有人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是一件好事；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件坏事。我知道是什么人在争论这些问题，但我不担心这些争论。对我而言，我在各种场合都讲过：马克思是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我当然很乐意把他作为我的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是19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的著作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你必须以他提供给你的东西来看待他。

威廉姆斯：我注意到安德森非常自由地认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在于可以进行修正，而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同意。可如果这样对待一个美国读者，他能答应吗？

沃勒斯坦：在美国读者中非常困难，在英国读者中也很困难。再说，我们是在什么时代讨论这个问题？在欧洲，有一个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体面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体面的立场，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佩里把自己当成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一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思想家。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他以及《新左翼评论》从总体上来讲在介绍这些思想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实际上他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了英文。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因为《新左翼评论》在历史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当然，这是在第一个时期。佩里从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转变为强烈的悲观主义。2000年以后，这种转变或多或少使他对写作感到困惑。从那时开始，《新左翼评论》的口味也变得更为广泛了。过去，我给这个杂志写过10篇文章。已经够多了，我想这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杂志了，除了我自己的《评论》杂志。所以，我当然认为《新左翼评论》是一个属于全球左翼知识分子的杂志。这是它的特长，但它有一个学术基调：上面发表的文章都是严肃的文章。

威廉姆斯：你们都宣布原来的计划是出版4卷，这一点也相近。安德森的前两卷在同一年里出版了，您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4卷，并计划再写几卷。但在我看来，如果您打算再扩展几卷，您最近的作品将包含最后的几卷的内容。

沃勒斯坦：第4卷仅仅研究我所说的漫长的19世纪。在第4卷的序言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将有第5卷，也许还有第6卷、第7卷，如果我能活那么长时间。这项计划正在实施。为了达到全部的成效和目的，安德森的计划遇到了障碍。他本来打算再写一卷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作品，但他还没有动笔。我认为他将来也不会写，但这仅仅是我的意见，也是大部分人的意见。也许我不需要写它，但如果这样，著作就不系统，所以我想它应该以它应有的说服力呈现出来。

威廉姆斯：为什么您认为，其他人也认为，安德森将不会完成那项计划？

沃勒斯坦：是的，他开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他曾经一度在宾汉姆顿大学讲过这方面的课，但从来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让我这么说吧，我并不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很准确。但我认为他将很难证实在超过他和大多数人所列举的典型案例（如英国、法国，也许包括美国）范围以外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我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再说，他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知道，他是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最严谨的作者之一。他还是为数极少的不让你记录他谈话的人之一，绝对拒绝，因为他不希望没有定稿的任何东西面世。他出版的两卷最初是一卷。他的《新左翼评论》的同事们以书籍太厚等理由说服了他，于是他将一卷分成了两卷。如果“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他确定的观点，他将不会出版这方面的著作。他也不会刻意去做这件事。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当我有95%的把握时，我就会将著作出版，而他必须有100%的把握。在许多方面，这是真正的严肃认真。但你能怎么办呢？即便如此，他已经出版了很多东西。

威廉姆斯：杰森•穆尔写过一篇文章，文章中证实了您的“现代世界体系I”的一个生态要素。我数了一下，发现它就是13个彼此独立的案例，这些案例证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您说的这个更大的结构性变化。我统计了气候、饥荒、粮食、人口和木材等要素。您认为可以把它视作一部环境史著作吗？

沃勒斯坦：是的，实际上，他的文章吓了我一跳，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第1卷里写了多少那方面的内容。但我不认为他是错的，他根本没有错。我认为他正努力捍卫我的观点，驳斥那些说我忽略了这些问题的人。他说不是，全然不是，它们是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核心，他是对的。但我必须指出，在1971年，当我正在写这本书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环境史著作。那时，没有人研究环境史。它不是一个我正在使用的概念。但那时我正在使用“整体论”概念，对吧？所以，在我看来，它自然包括所有这些元素。

威廉姆斯：我看过您2002年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可以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有人打来电话，说了一些粗暴的话。其中一个人假想您是一个越南逃兵。您的反应是：“我并没有试图逃跑。逃跑对我来说太迟了，我正在朝鲜打仗。”另一个电话批评美国有线电视，建议应该请拉姆斯菲尔德或赖斯做客访谈。您发现那些攻击有某种程度的底限吗？公众知道如何对付作为一类人的左翼吗？

沃勒斯坦：从美国公众的议论来看，人们认为我的立场过于激进了。我认为是中间派的，新闻界和媒体都倾向于将其界定为左派。所以，在你们大多数媒体眼里，只有中间派对右派之说，而任何中间以左的人都是来自外星的。公众不给左派一点合法性。并且这一状况持续进一步右倾。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对中间派的定位持续右倾。所以，如果人们认为奥巴马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我又能如何呢？

威廉姆斯：也许新闻媒体不都是这样，但学术界也有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当有人有意支持右翼时，情况不是更令人沮丧吗？

沃勒斯坦：我总的看法是，要耐心地重复解释我的立场。过一段时间，它开始深入人心。今天的人将不会重写那些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废话。但是，你知道，需要保持冷静。过去三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我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这一点，但与三四十年前相比，今天认可这一点的人更多了。

威廉姆斯：您提到在世界体系研究中的两种陷阱。一种是普遍的陷阱，研究人员假设世界体系是可以比较的。另一种是具体的陷阱，研究人员将整个世界想象为一个单一的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真的是我们能使用的最大分析单位吗？

沃勒斯坦：是的。今天我们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覆盖了整个地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体系。这是新形势。它的开始比现在略早一点。它开始于19世纪末，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在既定的时间内全球唯一的历史体系。这确实改变了很多事物。

威廉姆斯：为了使社会科学更容易被理解，并减少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重复研究，您写了很多关于开放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这出自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著作吗？

沃勒斯坦：当我看见很多评论是基于我意识到自己并不赞同的认识论假定时，我对认识论问题越发感兴趣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我就开始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了，但我认为这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普里高津。那是一个知识的突破点，然后我觉得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知识系统的知识危机，它是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一部分。所以我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然后我参与组建基金委员会，并出版了著作《开放社会科学》。我要说我是在三个不同的领域写作。其中之一是针对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和克服两种文化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这个意义上的“新”，仅仅追溯到18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在今天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但愿今后20、30或40年里这种挑战不复存在。但这是一场大的战役。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正在捍卫差异化的合法性。

威廉姆斯：您认为如果不是因为1968年革命，世界体系研究的发展有可能吗？

沃勒斯坦：是的，它当然是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为世界体系研究的诞生营造了氛围。毫无疑问，因为它削弱了中间派的自由主义霸权。它还打开了各种关于被遗忘的民族问题的大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开始质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早些时候有许多这方面的想法，不过思绪很混乱。

威廉姆斯：您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麦卡锡主义的。这对您有帮助吗？

沃勒斯坦：是的，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论文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出了这个观点：政治右翼基本上分为两类，即更复杂的保守派和实际的保守派。在那时，我依据赖特•米尔斯的研究做了分类。它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的走向非常重要，但推而广之，实际上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它仍继续适用。我所描绘的“麦卡锡主义和保守派”的战斗在今天的美国共和党内仍在进行，在茶党之类和更典型的保守当权派之间也在进行。

威廉姆斯：您过去曾经把自己描述成社会科学的异端。有没有一些关于您在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您的思想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它是否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水平？

沃勒斯坦：是的，当然是。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产品，但我也是一个异端。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是全球社会学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认为自己是世界社会学的中心，社会也承认这一点。它有学术支撑点。但在那个框架内，他们是比较包容的。所以，他们包容了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而且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但是，许多年以后，拉扎斯菲尔德评价我和特里•霍普金斯是“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派”。他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仅仅是因为1968年危机和1968年危机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因为我的学术思想。它部分受到我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不是因为我写的东西。

威廉姆斯：是因为您担任的职务？

沃勒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被分开了。在被占领的大楼里，社会学系研究生占的比例最大。罗伯特•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在1968年经历了他们一生最主要的战斗。默顿的立场是极端保守的，我参加了特设专家组，如此等等。在当时，一切情形都是很紧张的。

威廉姆斯：您认为您在1968年的亲身经历与世界体系思想之间有直接联系吗？

沃勒斯坦：是的，我当然认为1968年危机使我对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具体的观点。所以，毫无疑问，我认为它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我的一生中，也在我的档案中，同时它也是世界集体档案中的重大事件。你明白吗？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重大事件，这是我真正成为异端的地方，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使俄国革命相形见绌，也使1989年事件相形见绌。在对世界体系的影响方面，它更为重大。但是现今的人们试图把它的重要性压下去。

威廉姆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事件与其他事件不是同样重要吗？

沃勒斯坦：是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取决于正试图贬低它的人。我指的基本上是它被当作一时的疯狂，或者因为消逝而无关痛痒，然后被其他事件替代。

在我们今天来看，1968年不是一时的疯狂，实际上它一直存在着。例如，在1989年，抗议者们也憎恨现代世界体系的权势人物。世界上最近发生的社会运动（包括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以及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希腊、西班牙的暴动）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满情绪。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些运动是一个体系处于自我毁灭边缘的可预料的结果。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超越了它的前辈，它通过扩张覆盖了全球。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平等的名义下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500年来，扩张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在社会动荡时期，适度的让步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在不威胁利润最大化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缓解。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当利润下降时，工厂已经失去了“逃跑”的选择权。

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些运动也提出了对我们知识体系的质疑。20世纪的社会科学是偏向男性、欧洲人和资产阶级的。反过来，社会科学研究则假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以欧洲和美国为样板的。发展的阶段性观念被用来掩盖幸福的关联性本质：少数人的舒适和奢华基于多数人的苦难。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这种观念（这样的民族需要更多而非更少地与特权相互作用）下被合理化（或者甚至被谴责）。在扩张时代，这种解释对很多人而言还是貌似合理的。但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不堪重负而崩溃，这种阶段性思想失去了公信力。

1968年提出来的资本主义扩张和知识积累的问题远没有被取代，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灭亡之后，下一个世界体系可能是平等主义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使它变成现实的力量来源于普通民众。

沃勒斯坦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代。在社会稳定的时期，个人几乎没有机会改变他们的环境。但当世界体系陷于混乱状态，人们也许会创造它的替代品。1968年的世界革命昭示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这也许会给人们带来希望，尽管胜利对于不太富裕的人来说是远远没有保障的。当被问及对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时，沃勒斯坦有一个“标准答案”：

【“一半对一半，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察网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

焦典

赵磊：资本主义黄昏的猫头鹰
时间：2019-09-03 18:29•来源： 察网 •作者：  赵磊  •

沃勒斯坦对必然性的定位，把自己与马克思区别开来。虽然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于正确把握资本主义历史而言，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平等的名义下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500年来，扩张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在社会动荡时期，适度的让步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在不威胁利润最大化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缓解。沃勒斯坦指出，当利润下降时，工厂已经失去了“逃跑”的选择权。
【本文为作者赵磊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赵磊：资本主义黄昏的猫头鹰

（一）“乌鸦嘴”

据媒体报道：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September 28, 1930 - August 31, 2019），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当代社会病理的诊断师，全球化和精英主义的最有力批判者，今天去世。”】
报道这条信息的时间是2019年9月1日。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个名字，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生疏。

惊悉他去逝的消息，我从内心里怀念这位资本主义世界的“乌鸦嘴”。请大家看看，他是怎么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的（注1）：

——沃勒斯坦预言，资本主义灭亡之后，下一个世界体系可能是平等主义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使它变成现实的力量来源于普通民众。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超越了它的前辈，它通过扩张覆盖了全球。

——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平等的名义下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500年来，扩张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在社会动荡时期，适度的让步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在不威胁利润最大化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缓解。沃勒斯坦指出，当利润下降时，工厂已经失去了“逃跑”的选择权。

——在沃勒斯坦看来，1968年不是一时的疯狂，实际上它一直存在着。例如，在1989年，抗议者们也憎恨现代世界体系的权势人物。世界上最近发生的社会运动（包括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以及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希腊、西班牙的暴动）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满情绪。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些运动是一个体系处于自我毁灭边缘的可预料的结果。

（二）夏虫不可语冰

对于上述预言，资本主义“三观”的维护者肯定很不爽。

比如2002年，在一个采访沃勒斯坦的电视节目中，有人打进电话，用粗暴的言语攻击沃勒斯坦。还有人打电话质问美国有线电视，为什么要采访这个激进的“左翼”老头？建议应该请拉姆斯菲尔德，或赖斯做客访谈。有人甚至推测，沃勒斯坦“是一个越南逃兵”云云。

其实，这类“不偏不倚”的绅士在当下的中国十分活跃。最近针对程恩富教授的谣言，大家都开眼了（注2），我就不提了。下面我拿资本主义危机说点故事，比如，有人如此喋喋不休：

【“我要再次重复一下十年前的观点：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灾难，它们一直都在经历，每次大危机过后，富人都会越来越多。”】
言外之意，经济危机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灾难，反而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一言以蔽之，是“先富带后富”的楷模。

恕我直言，这类从某教授的“自行车理论”那里拷贝过来的自慰用具，早就成了笑料，我懒得再评。好奇的读者可以参考发表在《察网》上的拙文:《不消灭“原因”就想万世开太平，瞎掰》（注3）。

不过，为了满足一下读者的好奇心，下面重复两段我在之前的博文中的话：

——我突然想起刘金华老师在《有必要说两句》中批评的那位理性先生。那位先生理性地掐指推算出：资本主义灭亡是‘百年后的事”，现在“正处于旺盛期”。由此他理性地断言：纪念10月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至多就只是一种历史性回忆，可以满足一种理念上的怀旧，无法有更多世界性现实支撑”。于是，他冷静地发出了理性的号召：

【“大家重视资本并参与到资本大潮中。有不少人问我：穷人没钱，怎么参与？我无法三言两语回答这个大问题，只能简单讲几句：已发财的人流中，很多以前也是穷人……”。】
如此理性固然实惠的深刻，也有很丰满的存在感。但是，理性从来很油腻，前景确实很黯淡。诚如刘金华老师引用马克思的话：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注4）】
——有人说得好：“国家或者王朝，尺度在两三百年之间。主义这种大制度却跨越千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用“百年”来衡量；一个朝代的生命长度，可以用“数百年”来衡量；一个制度的生命长度，则要用“千年”乃至“数千年”来衡量了。用个人的寿命长短，去衡量社会制度的存废，那是夏虫的境界。（注5）

（三）沃勒斯坦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沃勒斯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是”，就体现在他对“必然性”的认识，与马克思有很大的距离。对于两人的区别，沃勒斯坦这样说：

【“是的，在他的理解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准确地说，我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我反对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理论，这种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部分，我称之为正统。”（注6）】
沃勒斯坦所说的“他的理解中”的“他”，指的就是马克思；而沃勒斯坦所说的“是不可避免的”，指的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发展规律。

沃勒斯坦坚信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用他的话说“我们应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接受不确定性原理”。所以，他质疑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有趣的是，虽然沃勒斯坦坚信“不确定性”，但却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糸的崩溃乃是“必然的”。我不知道，沃勒斯坦的这个逻辑是否存在内在矛盾？

我注意到，很多人坚决否认事物（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却承认事物（事件）消亡的必然性。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

举个例子：一方面坚信某人的出生纯属偶然事件，另一方面又断言某人的死亡是必然事件。在我看来，如果你坚信“不确定性原理”是支配宇宙的基本法则，哪么，你又有什么理由断言，宇宙中的事物的消亡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呢？难道，唯独“消亡”这件事情才是可以“确定”的么？

问题在于，如果事物的消亡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所谓“不确定性原理”又何以可能成为宇宙的基本法则呢？

若“出生”这件事情是“偶然”的，而“死亡”这件事情是“必然”的；或“出生”是不确定的，而“死亡”是确定的，那么这样的“不确定性”，至少也就打了对折。

在我看来，如果你不能证伪事物“死亡”的必然性，那么要想推翻历史必然性，就只能是徒劳之举。

沃勒斯坦对必然性的定位，把自己与马克思区别开来。虽然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于正确把握资本主义历史而言，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在这一点上，我宁愿把他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沃勒斯坦所言：

【“我在各种场合都讲过：马克思是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我当然很乐意把他作为我的思想来源之一。”】
就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性而言，窃以为这个说法并非他的谦辞。

（四）猫头鹰与高卢雄鸡

在1820年版的《法哲学原理》序言结尾处，黑格尔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语：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有意思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尾处，马克思也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语：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我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做密纳发的猫头鹰，而且理应成为新时代的高卢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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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格雷戈瑞·威廉姆斯，杨智：《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注2：《程恩富教授关于被人造谣的几点声明》，《红色文化网》2019年9月3日。

注3：赵磊：《不消灭“原因”就想万世开太平，瞎掰》，《察网》2018年3月27日。

注4：赵磊：《理性从来很油腻，前景确实很黯淡》，《乌有之乡》2017年11月21日。

注5：赵磊：《“谋杀”，还是“老死”？》，《乌有之乡》2009年11月19日。

注6：格雷戈瑞·威廉姆斯，杨智：《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2019年9月3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焦典

悼念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

2019-09-03 15:40:22  来源：激流1919  作者：刘健芝 戴锦华 沃勒斯坦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9岁。
　　本视频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刘健芝和戴锦华于2016年8月13日对沃勒斯坦教授进行的采访。沃勒斯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家庭背景：反法西斯主义、非洲人对他发展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1968年美国的学生运动以及他长期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情况。

【提示：点击右下角可以全屏观看】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culture/2019-09-03/209216.html

焦典

结构性危机：一次迥异的危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张发林 译

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当前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中。它与正常状态下的波动不同，不会再出现新的上升期。在以往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的上升期,所建立的准垄断建制具有自我扩张能力。但受生产三大成本（人力成本、投入品成本和税收）上升的挤压，它们现在过于接近渐近线而远离均衡态，以致陷入混乱、出现分叉。这是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时刻。作为新的历史体系，两类互为替代性的集体选择摆在人类面前，但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关键词：现代世界体系  结构性危机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霸权周期  集体选择

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国际社会学学会前会长。

我们身处的历史体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不是那种轻微的、通过集体政策的调整便可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才一遇的危机。

我将我们所处的历史体系称为“现代世界体系”。它的具体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6世纪形成于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洲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地理区域之中。到19世纪末，这个体系内部地理持续扩张的动力将整个世界纳入进来，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全球体系。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定义性特征不是雇佣劳动，或者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或企业家，这些特征在历史上广泛存在；而是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特征——为获得更多资本而进行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这个体系的机制，严厉惩罚那些试图按照其他价值观念进行操作的行为主体，这些不循规蹈矩的行为体迟早将被踢出体系之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众多制度，都是为了促进这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就英文中所谓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言（实质理性是对韦伯1922年提出的“materielle Rationalitt”概念的误导性翻译），[①]为获得更多资本而进行的资本积累是相当非理性的。当然，就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而言，作为一个能够在足够长时间内运转良好的体系，资本积累又是相当理性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持续了约五百年，并且在为无休止资本积累所提供的指导原则方面，表现得无比成功。然而，这一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持续运转，现在却走向了终结，资本主义甚至在形式上也开始变得非理性的了。

                                                      一、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

资本主义体系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呢？所有体系都存在波动，也就是说，它们将持续地偏离其均衡点。但是，在所有体系内部都有将这些体系推回（运动）均衡状态的机制，只要这种回归均衡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大于任何偏离均衡的力量，该体系的运转就可以被认为是正常和成功的。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类似的机制有很多，但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这两个周期有效地维持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均衡，并使该体系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一些生产商获得了准垄断地位，这使得他们能够按照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一特征使得在该周期的第一阶段（A-phase）出现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而当产品市场的竞争变得激烈后，购买者总是能够找到愿意低价甚至亏本出售的产品，因此，真实利润的获取需要对自由市场加以限制。

建立准垄断地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产品必须有满足需求的创新之处，必须是真实或社会创造的，必须有相当大量的意愿购买者。第二，准垄断地位需要维护者。至少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运用国家实力和权力，限制其他生产商进入世界市场。依据定义，如果准垄断状况形成，市场将无法免于国家的干预。准垄断性的产品是“主导性产品”（leading products），即它们通常涉及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包括其上游和下游的生产链。准垄断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通常会带来较高的全球就业。当然，世界体系中的一些地区和一些集团要比其他地区和集团做得更好。但是，这一时期大多数人和集团的状况，会因“水涨而船高”，因此，将这一时期视为“繁荣”时期。

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充当维护者的角色。国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确保垄断地位，如知识产权保护，其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专利权的授予。国家还可以为研发直接提供资金补助，可以自己成为主要的购买者并通常按较高价格进行政府采购。更有甚者，国家可以通过其地缘政治实力，保护类似的准垄断生产商免受其他国家生产商的冲击。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一个循环周期。准垄断状况不可能永久持续，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准垄断状况都会自我终结。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准垄断的利润丰厚，因此其他生产商力图进入此时的世界市场，以便分享利润。它们试图进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它们可能会试图窃取技术机密或模仿技术，可能会试图使用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以对抗这个准垄断的维护国，还可能会动员准垄断维护国国内的反垄断力量。

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产品的高需求，罢工将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随时会考虑对其雇员做出工资上的让步，并将其视为至少在短期内一个损失相对较小的办法。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些让步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从而压缩利润空间。

其他潜在的生产商迟早会成功地破坏这种准垄断状态，所需时间通常是25—30年。随着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这对购买者是个利好，但对商家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前拥有准垄断地位的生产商该如何应对呢？

一种应对之法是将主要产地从“核心”区迁移到其他“历史上”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这种方法是用后者更低的生产成本，交换前者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在生产被迁入的那些区域，这一变动被视为东道国的“发展”。事实上，所迁入的只是那些不再拥有巨大利润的工业生产——这对迁入地区是个利好，但不是一个超级利好。

昔日的准垄断生产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依然可以在核心区域生产一些产品的零部件，主要是那些更不容易被仿造或复制的零部件，他们可以用产业将进一步转移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威胁，迫使本国工人就范，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他们还可以将投资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今天，我们将这种迁移称为“金融化”，这听起来更好像是一个近期的创新，而不像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阶段（B-phase）中出现且已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

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②]真正成功的商人不是那些在生产、贸易或金融领域内有一技之长者，而是那些能够在周期转换的过程中抓住机会的全才。在金融领域进行积累的主要方式是获得利息补偿的资金借出。贷款者从那些借款过多，且因此只能每年偿还利息而非本金的债务缠身者那里获利最多。这种债务会因此持续增加，直至借款者破产。这类贷款机制本质上只是将现有资本进行再次分配，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资本。由于破产速度快，通过金融贷款进行积累，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借款者。虽然这些贷款对资金借出者利润丰厚，但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而言，它们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些贷款使得借款者大部分的收入，必须用于偿还债务而非用于购买产品，并因此大量地减少了对生产的有效需求。金融贷款越多，有效需求被减少的量就越大，体系重回均衡的困难也就更大。

熊彼特解释了恢复均衡（以及随后的增长）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③]在利润周期的某个低点，某一“发明”转化成“创新”，并因此创造出一种被准垄断化的新主导性产品，这为新一轮世界经济扩张创造了基础。

只有当资本家被置于“世界经济体系”（即囊括不同国家的结构）之中时，企业家才能成功地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正是企业家和国家之间这种矛盾的纠缠关系，解释了所谓霸权周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国家间体系中的霸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一国能将覆盖全体系的规则施加给其他国家，以维护世界体系的秩序。无论是国家间战争或内战、黑手党组织勒索保护费、大面积的腐败或者肆意蔓延的作奸犯科，混乱的无序状况无疑都将给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带来巨额收入。但是，它们同样也是资本积累最大化的一个障碍，主要因为其对资本积累基础设施的破坏。霸权给特定的霸权国家、企业家和平民百姓带来了重要利益，且霸权所带来好处的绝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所享有的。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企业家和百姓被排除在此利益之外。这解释了维持地缘政治权力的准垄断状态之困难所在。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都是循环周期，而且是存在弊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循环结束时，体系并没有回到起点。我们不能将周期第一阶段中体系真实价值的增长、地理范围的扩张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加简单地抹去。这些变化的受益者将极力阻止任何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受益者所得利益的减少，且仅仅是部分减少，体系停滞不前但不会倒退。我们将这个过程视为螺旋式上升，即进两步、退一步。体系最终确实回到了均衡，但这个均衡已经沿着主曲线向前发展，并表现出若干长期趋势。

二、偏离均衡的现代世界体系达到历史分叉点

在一个以某种现象的状况为纵坐标进行百分比计量、时间为横坐标的坐标图中，这些曲线缓慢地向渐近线趋近。曲线越趋近于渐近线，体系就离均衡状态越远，因此曲线永远无法和渐近线交叉。因为一旦这些曲线达到约80％点时，体系就开始了持续的周期性大幅度摆动，并陷入混乱之中，最终曲线出现分叉。此时便是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时刻。关于结构性危机，只有一种确定性，即现有体系无法再回到均衡，因此它是使现有体系无法继续运转的危机。此刻便须在两种具有替代性的（且彼此对立的）、能够稳定的新体系之间，进行一次集体“选择”。本质上而言，预测这种集体选择的结果是不可能的。选择是一个假以时日的过程。但体系的发展趋势会朝着某一新体系倾斜。

为什么在现在这一时间点上，现代世界体系如此偏离均衡，以致达到了分叉点？这归因于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运作方式。其基本方式是经由生产过程，企业家—生产商获得作为销售商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之差的利润。关键在于，生产商如何最小化三种主要的生产成本——人力成本、投入品成本和税收。

人力成本在不同水平的劳动力中存在差异，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监管工人、高层经理。就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而言，工会组织所推动的成本上升，已经通过工厂的海外迁移等手段得到解决，即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二阶段，将生产过程迁移到“历史上”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些地方工资水平历来较低的原因是，工人主要来自于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比迁入城市的生产过程所提供的工资更低，因此，这似乎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双赢局面。然而，一旦工厂中的迁入工人适应了他们新的生活状况，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资水平与世界范围其他地方相比而言是很低的，他们便开始通过组织工会寻求更好的条件。因此，人力成本迟早会变得过高，导致新一轮的生产迁移。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棘轮效应，人力成本的降低在总体上未能阻止它的上升。主要的问题在于，过去五百年的这种“迁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竭尽了可供选择的新迁入地区，这从过去50年世界体系中成果丰硕的“去农村化”可见一斑。

同时，管理人员的成本也出于两个原因而不断上升。第一，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车间，要求更多的中级管理人员。第二，对抗低技术工人所组成的工会组织，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他们不仅是高层经理在工作场所的盟友，而且还可充当昭示社会向上流动的标兵，并由此钝化非熟练工人的政治动员。高层经理整体收入的增加同样十分显著，尤其在最近一段时期。企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被用以解释这一收入增加的合理性。但是，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得高层经理从公司进款中寻租成为可能，减少了公司股东的收入。[④]

投入成本也同样在增加。资本家尽其所能将成本外部化，换句话说，他们力求只为生产中的部分投入承担成本。尤为昭著的是，他们（尽其所能）将生产中所使用或产生的有毒废物的处置成本、原材料的再生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的（再）建设成本外部化。直到最近，类似的成本外部化还被认为是正常行为，几乎并未成为权威机构所关注的问题。然而政治氛围发生了巨大改变，现在人们为气候变化而争论，要求“绿色”和“有机”产品。成本外部化是一个正常行为的现象已然成为历史。

关于有毒废物处置争论起源的一个简单解释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公共领域都几乎堆满了废物，这些废物对公共健康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声势浩大的新社会运动呼吁环境净化。此外，世界人口的大幅增加，引起了关于自然资源耗竭或短缺的忧虑，包括能源、水、森林、鱼类和肉类等。人们争夺这些资源的分配权，并为这些资源再生成本的分配争论不休。最后，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需要交通和通讯，它们在当今已变得更加高效和迅捷。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也在大幅增加，人们争论谁应该为之买单，是那些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生产商，还是普通大众？

在此背景下，政府被要求在消除有毒废物、资源再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如若这么做，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为了控制这些政府行为的成本，政府坚持要求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但是，无论增加税收还是要求成本内部化，都会显著地缩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作为政府规模扩大和职能增加的结果，税收水平上升。每个人都想看到政府职能的这种变化，但都不愿分担其成本。私人“征税”也同样在增加，如官员腐败和犯罪组织的勒索。更多的人参与行贿，黑手党组织收取保护费的行为更加猖獗了。政府税收增加主要缘于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广受欢迎的社会运动敦促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和终生收入保障，即所谓“福利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述福利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升高，提出这些福利要求的地区也不断增加。

作为温和的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统治地位的终结，1968年的世界革命导致了一场文化变革，进一步挤压了全球利润空间。1968年世界革命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参与者反抗所谓的“老左派”（Old Left），后者基本上是世界社会运动的两种类型，即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再加上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在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前半叶缓慢地发展起来，其间在大多数岁月声弱势微。但在1945—1968年，奉行先获取国家政权、再改变世界的所谓“两步走”战略，“老左派”运动突然在世界体系的大多数地区极为迅猛地发展起来。

经济增长往往发生在非比寻常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以及美国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一事实并非偶然。正如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资本家向工人妥协以便避免罢工那样，霸权国家认为，对“老左派”的让步有助于维护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偏好通过谈判方式“去殖民化”。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泛欧世界的福利国家，有望鼓励产生更加“温和”的政治结构，事实上，这些“去殖民化”运动也确实短暂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左派”运动似乎已在大多数地区实现了获取国家政权的第一个历史性目标，“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共产主义政党统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区，这些共产主义地区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党派以不同方式统治着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一地区的泛欧世界。到1968年，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执政。

然而，许多这些运动在获取政权后都似乎变得“温和”了。受这些运动的影响，一种必胜信念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盛行。这些运动的主导者大声宣称，未来是属于他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权者害怕这些预言变成现实。1968年世界革命的参与者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并不将“老左派”的当权视为一种胜利，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背叛。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可能获取了政权（第一步），但却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第二步）。如果只专注1968年世界革命参与者的慷慨陈词，而不计地方上的具体情况，那么相关的分析似乎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美国霸权。美国过去并不被视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而是被视为帝国主义霸主，但却是一个过度扩张而变得脆弱的霸主。越南战争发生在这一霸主的鼎盛时期，1968年2月的“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被认为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丧钟。更有甚者，革命者指责苏联成了美国霸权的合谋者。他们认为，冷战只是掩人耳目的假象，反映事实现状的雅尔塔协议则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现实。这种深度怀疑至少从1956年以来就在逐渐加深。在1956年发生的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和匈牙利革命两大事件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按照其冷战中冠冕堂皇的承诺采取行动。1956年还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报告的年月，他否定了斯大林的许多言论和政策。赫鲁晓夫报告在反映苏联权贵阶层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地昔日拥趸幻想的破灭。

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老左派”运动的，这些运动由于在获得政权后，没有实现改变世界的承诺（第二步）而受到广泛指责。激进者认为，必须反思导致这一失败的战略，并用新的运动取而代之。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极力主张清除位居党政高位的“走资派”。

第三个主题与那些“被遗忘”的人们有关，那些由于种族、性别（sex）、民族、性态（sexuality）而受到压迫的人，即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另类人。在这一点上，“老左派”被认为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当权者一样负有罪责。

一个事实是，“老左派”运动全都是存在等级结构的运动，上述现象就是此事实的必然结果。“老左派”运动坚定地认为，在任何国家只有一种运动是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给予某一特定阶级的斗争以优先地位，在工业化国家（北方国家）是阶级斗争，在世界其他地区（南方国家）是民族斗争。“老左派”一直以来的立场是：任何采用自治战略的团体都会破坏革命斗争。类似的团体只有在党的结构体系下被组织起来，并服从自上而下的战略决策，才是合法的。1968年革命的激进者坚称，所有这些团体的需求不能再迟迟得不到满足，并给予以下所谓的主要斗争以优先地位。这些团体过去一直在反抗的压迫，与其他团体所面临的压迫一样迫在眉睫。这些被遗忘的人群主要包括妇女、社会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种族、民族和宗教的）、不同性取向者，以及对生态斗争或和平斗争感兴趣的人。这些运动的许多人都变得更加激进。美国的黑豹党当时就是一个显著且被广泛讨论的例子。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

1968年的世界革命（实际上发生在1966－1970年间），并没有导致世界体系的政治转型。相反，这一运动在大多数国家被有效地镇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运动许多参与者年轻时的激情已逐渐逝去。但是，它确实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地缘文化遗产。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方法是唯一合法的，但是，它们坚持这一主张的能力却在这一革命运动过程中被摧毁。之前沉默的正统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发声，并再次追求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政治存在。温和的自由主义现在不再被当作世界体系治理的主要意识形态。它的地位已经退化为三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老左派”运动作为一切形式的革命性变革的动员者而遭到破坏。起初的结果是右派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大规模攻击，这些右派被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它们的呼吁要求，对社会底层和弱国在1945—1970年间所获得的利益开倒车。除高层经理外的其他人力成本被降低，投入品成本的内部化压力被减轻，税收被大幅减少。“福利国家”福利需求的支出如果没有被完全取消，也已经被大幅削减。政府官僚机构被精简，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较弱的国家也不再拥护“唯发展主义”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而是为出口而生产。所有这些规则都由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盟友来执行。关于这一治理的变革口号是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别无选择”。右派的这一运动在约15—20年间非常成功，直到其动力渐失。它在世界范围将转向市场作为唯一的指导原则，导致经济和社会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断的贫富两极化。

于是，政治天平开始朝着不利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倾斜。此次的政治转变有三个转折点：（１）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起义；（２）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示威和抗议活动；（３）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

在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之一的恰帕斯州爆发的起义含有两个信息，这也是恰帕斯州事件引起我们深思之处。第一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并没有试图夺取墨西哥的国家政权，而是捍卫土著人的权利并要求获得一定的自治权。第二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与全世界各种形式的被压迫群体取得联系，并建立他们所谓“星际间的”团结。

西雅图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在效果。主要来自美国的工会会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组成的联盟，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政府间重要会议的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这次会议，原本要制订关于知识产权一些具有高约束力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但在西雅图没有制订出来，而且此后所有的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

阿雷格里港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不同社会运动所组成的一个世界性联盟，在水平主义原则（horizontalist principles）[⑤]的基础上，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且这一会议此后一直定期召开。他们选择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名称，以表明对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机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反对。关于相互对立的这两极谁会更为盛行的争论，构成了一场十分活跃的世界性政治斗争。二者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应该如何改革，而是用什么取代这一体系。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既关乎1％少数人、也关乎99％多数人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理解的。的确，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仍在正常运转。这样认识并非错误。但是，在当前状况下继续使用旧规则，事实上加剧了这次结构性危机。对于那些清楚这一斗争本质的争论双方而言，这一问题变成了采用什么战略，才能使各自获得最终胜利的论战。关于两大阵营的分歧，诚如复杂性研究所主张的，可以确定的是，其结果根本无法预测。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却可以粗略地勾勒出来。一种选择是面向这样一个体系，它能够按照非资本主义方式重新塑造当前体系的三大定义性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另一种选择是面向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体系，这种体系具有相对民主和平等的特征。我将这两种可能的选择分别称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两大阵营内部关于最为理想和最有效战略的争论。

“达沃斯精神”阵营内部是高度分化的。一群成员支持严厉镇压战略，并正在毫不迟疑地组织武装执法者网络，以压制反对派。但是另一群成员并不相信镇压战略的长期效果。他们支持一种迪•兰佩杜萨（di Lampedusa）战略。这种战略认为，若想保持现状便要做出改变。[⑥]他们谈论精英管理、绿色资本主义、更多的公平、多样性以及对反叛者更多的包容，试图建立一个较为民主和公平的体系。

“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也同样存在内部分歧。“水平主义者”认为，过渡战略至关重要。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进行辩论，并寻求所有人在如何建立“更好世界”问题上的相对共识。他们强调所谓的“文明危机”，拒绝将增长视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加青睐实现社会目标的理性均衡。但是，这一阵营内部的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不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赢得政治战争的，而有组织力量的形成要求建立某种“垂直”组织。此外，这种声音还强调在南方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这为利益再分配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资源。

因此，所形成的格局不是简单的两方争斗，而是由四方力量博弈所构成的政治格局。这当然令所有人都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既是知识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又是政治层面的。每个人都面临着道德选择。对于这类问题，不存在任何与政治无关的、纯技术性的答案，甚至连纯知识性的答案都不存在。我们开始转向已被我们内化的价值观。最后，我们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动。

我们能说的是，“历史”并不偏向任何一方。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可能没有选中最好的政治策略，以实现我们的价值观。当未来回首往事时，我们可能会对政治行动的错误感到遗憾。由于结果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充其量有50％的机会建立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体系。这既构成乐观主义的理由，也成为悲观主义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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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11月4日由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北京论坛（2016）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原英文标题为“A Structural Crisis Is Different”。文中的二级标题为本文编辑所加。

** 译者张发林，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1）。

[①]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2.

[②]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③]J.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ic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④]Adolf A. Berle and Gard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32.

[⑤] 译者注：“水平主义的原则”是相对“结构性”或“等级性”原则而言的，主要是倡导建立和维护一种管理权力平均分配而非层级制的社会结构。

[⑥] 译者注：意大利现代著名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在他的小说《豹》(The Leopard)中写到：“如若我们想保持现状，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

焦典

时势与社会理论──沃勒斯坦在911之后的世界
陈信行 · 2019-09-18 · 来源：苦劳网

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运动，从批判当代世界经济中边陲地区的状态、到批判现代世界的史学、到批判史学背后的理论、到批判理论背后的知识体系，一重又一重似乎永无止境地抽丝剥茧之下，他发现问题似乎更深刻地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思想体系之中。

　　【编按】按美国时间，今日是九一一恐怖攻击第十八周年。也就在日前，世界体系理论大师华勒斯坦（大陆翻译为“沃勒斯坦”，转载者注）逝世。本文是世新大学社发所教授陈信行于华勒斯坦2001年访台后所写，评述了华勒斯坦、纪登斯、贝克、福山等西方公共知识份子于九一一事件前后的评论与社会理论。原文载于2004年《世新人文社会学报》第五期。

　　2001年九月十一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与五角大厦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从许多面向上看来，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前此一切关于国际政治、关于安全、关于发展的规律与价值都必须受到挑战。乔姆斯基──英语学术界最著名的政治异议份子──坦率地说出欧美主流所受到的震撼之大：

　　近五十年间美国在世界大半个地区动辄诉诸武力，受害者不计其数。头一次，炮火转向美国，这的确是剧变!对欧洲来说也一样，甚至这转变显得更为剧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不曾遭到来自外国被征服者的攻击。英国没被印度打过，比利时没被刚果打过，义大利没被衣索匹亚打过，法国也没被阿尔及利亚打过。(Chomsky, 2001: 12-13)

　　因此，至少在人民受到暴力威胁的恐惧这点上，911事件标志着150年来世界潮流的逆转。自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主义时代以来，中心国家的社会一般说来不需面对其他地区人民普遍遭受的征服、战乱、与掠夺;如果有，祸乱必然是来自其他强权。因此，强权之间的稳定平衡，大致就能够保障中心国家的安全，而把层出不穷的悲惨乱象限制在所谓的第三世界。而从911事件开始，这个局面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媒体阅听经验应该早就让成熟的阅听人培养出一种对新闻事件的历史重要性保持审慎狐疑的态度;毕竟「划时代」、「历史性」的时刻几乎无日不在追求戏剧性效果的晚间新闻与广告版面中出现，而人们的生活经验却通常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绝大多数比较成熟的社会理论，在试图捕捉连续性的结构发展与变迁时，通常选择较长期的时间向度作为分析的尺度，从而倾向于把偶发的、短期的、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发生的「事件」──即使是造成重大断裂经验的事件──视为次要的、衍生的(derivative)。这种倾向时常会牺牲了对于时势(conjuncture)的分析能力，从而对于应对时势的策略较为缺乏。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对911事件的态度乍看之下类似这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世故。在2001年于台北的研讨会中，他说：「我的估计是：历史会证明，911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一个泡沫。」其实不然，在更大的层次上，华勒斯坦眼中的二十一世纪初，将出现一个更巨大的危机，其规模与深度之惊人，使得连911这么耸动的事件，相形之下都将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五百年的资本主义即将终结」!

　　在诸多分析当下社会变迁理论的光谱上，华勒斯坦的命题或许属于最大胆的一端，其所使用的时间尺度是最大的。然而，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处在危机当中，这却绝不是少数人的危言耸听。911事件及其后续的腥风血雨不过是这个危机时刻最暴力的面向之一，地缘政治上的凶险不过是在2000年底以来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体系上再投下一个变数。如果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的崩溃与日本的持续的经济衰退还不足以说明问题，2001年底，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则绝不含糊地显示了危机的严重性。而同一段时间爆发的美国「新经济」模范生恩隆公司的倒闭则如滚雪球般卷进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中心国体制败坏的黑幕，严重地威胁到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正当性，更令人质疑新经济的真实性。我们甚至可以预期，类似的冲击还会接连在各个角落爆发。而自1990年代中开始，跨越穷国与富国界线的、以「反全球化」为名的社会运动更让这些体制危机的政治冲击无所隐藏。

　　危机的存在是一回事。然而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是根本问题还是一时失衡?分析危机的适当时间和空间尺度是什么?这些却是需要追索的课题。华勒斯坦的命题是关于当代危机的诸多辩论与探索中的一家之言。本文尝试简述华勒斯坦所身处的西方世界知识圈的几个公众知识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关于当前危机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论述地景，让国内读者比较周全地理解并评估他的分析。我的叙述集中在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以及全球化论述的中心课题──「现代性」的问题以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与实践的单位的有效性等等。关于这些课题的争论车载斗量、难以尽述。1。在此，我只能选择性地挑出几位论者，分别代表右翼保守主义(如亨廷顿与福山)、试图超越左右之分的中间派(如贝克与纪登斯)、和包括华勒斯坦在内的广义的左翼。我认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是理论的试金石，因此我主要集中在这些论者对于911事件及其前后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再由他们的时势分析来检视其理论立场，并讨论理论的取径如何与政治立场相互影响。

　　「历史的终结」抑或「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台湾与国际主流媒体一致把美国右派大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高举为中心议题。据亨廷顿所述，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非但不会消减，反而可能愈来愈尖锐、愈无可转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四十余年的冷战不过是在同一个普世架构下对于不同世界发展路径的斗争，而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却是「西方」、伊斯兰、东亚等不同「文明」之间千年缠斗的继续，事涉文化认同与种族之争，必难善罢。

　　到底「盖达」集团恐怖份子与美国的冲突是不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否当真是你死我活，没有转圜余地?这些课题在911事件之后占据了诸多辩论的空间。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亨廷顿之前，当老布希初任美国总统，冷战正在划下句点的时候，另一位美国右派大师风行一时的说法似乎恰好否定了亨廷顿的悲观主义。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中提出来的命题，十余年来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中。福山认为，苏联集团的瓦解代表了前此所有历史的终结;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已经大获全胜，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所有的威权主义」都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另类出路(Fukuyama, 1992: 152-157)。但是如戒严时期的台湾一般亲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例外，不止是打着阶级斗争之名的东西阵营对抗已经结束，福山认为，战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关注的「南北矛盾」的提法也已经过时。他认为，从列宁以来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是战后拉美兴起的依赖理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可算做其中一支)，已经被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四小龙的兴起证明是错误的。四小龙的例子证明，对跨国资本的抵抗是无用的，心悦诚服地加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反而能飞黄腾达(Fukuyama, 1992: pp. 122-135)。

　　英国柴契尔首相著名的口号「TINA」(别无出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是福山命题的体现，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也据此而宣称，无论在任何国度、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全球化;换言之，即服膺于据说已经被历史证明的信条。以前被认为具有无比重要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应着这些差异的国家主权问题，在历史终结之后，变得愈来愈不重要。许多全球化论者(例如日本企业家大前研一)因而大胆地主张：民族国家已经终结了。全球自由市场将瓦解所有的界线(Ohmae, 1994)。

　　911事件一清二楚地向资本主义中心国的人们显示：1989年之后的世界，绝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世界大同。因此，911隔天，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具名评论就指出，「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了「历史的终结」成为21世纪西方的新挑战，而这将比冷战还更凶险。即使在冷战顶峰的古巴飞弹危机中，甘乃迪还可以和赫鲁雪夫通热线电话，而现在，美国的敌人无所不在，随时伺机而动(Hames, 2001)。柯林顿时代关于全球化的各种乐观赞颂可以休矣。

　　福山本人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回应很能够代表英美右翼的观点(Fukuyama, 2001)。他认为，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所组成的「现代性」(Modernity)仍然坚强、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从世界各国纷纷选择这条道路、各国人民争先恐后要移民到欧美国家就是明证。亨廷顿之说的可取之处在于指出各种不同文化对于现代化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基督教文明本质上比较适应民主，而伊斯兰文化显然是比较适应不良的，因而会产生许多恐怖份子。但是，激进伊斯兰绝不能取代西方文明、取代「现代化」。冲突或许还会存在，但是这是落后与进步、消失中的传统与上升中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如福山所述，「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双方都同意，资本主义西方的一切都代表光明进步，而反对它的所有人都代表黑暗落后，必须也必将被扫进历史的灰烬中。他们不同意的只是西方的全盘胜利是否已经实现。亨廷顿认为不是，他尤其担心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败坏」──嗑药、家庭伦理破灭、传统美德沦丧等等──会使其落败。在这点上，亨廷顿与宾拉登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倒是意见一致。在世界图像上，福山与亨廷顿一致都把历史的主角视为某些抽象的、不变的、自我圆满的「历史力量」──「自由民主的理念」、「极权主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而历史则是这些巨灵之间的争斗。

　　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承继着非常传统的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型态，而911之后一些右派论者也不再忌讳这点。美国历史学家詹森(Paul Johnson)或许是最露骨的一位。他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倡言，解决恐怖主义的唯一道路就是殖民主义。他回顾了十九世纪历史，宣称唯有西方国家「负起责任」直接统治那些不够格自我统治的国家，才能消灭猖獗的海盗，使自由贸易得以实现。因此，美国应该寻求直接统治产生恐怖份子的国家来为他们「带来文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就是很好的先例(Johnson, 2001)。

　　亨廷顿∕福山式的右翼观点与其说是某种关于世界局势的分析，不如说是激越的战争宣传。如乔姆斯基等左翼论者一再以各种方法指出：右翼习于忽视西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对受压迫国家人民的掠夺残杀等大量历史事实，以及其对不平衡发展的影响。他们更不会正视西方社会内部愈来愈激化的社会矛盾(Chomsky, 2001)。与单一、刻板化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启蒙民主价值扣在一起的「现代性」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在现代化的大旗下，反对当前体制的声音都可以与宾拉登一起被丑化为落伍的妖魔小丑。对亨廷顿∕福山式的右翼来说，当前唯一的深刻危机是有人不认输、不愿意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的价值。至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矛盾，以及阿根廷之类拥抱「现代化」价值的边陲国家所面对的灾难，要不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就是被视为边缘现象。

　　他们自己或许能在极为局限的视角中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放大眼界来看，当前的危机不只涵盖宾拉登集团这种反挫势力，出问题的更是被他们称为「现代性」的这个西方主导的体制本身。

　　第三条路与「现代性」的危机

　　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与辩论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一个主轴，围绕着启蒙的普世价值、资本主义(及其反题──社会主义)、现代科学与技术等现象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成为德西达、布希亚、李欧塔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解构式批判焦点。后现代派对于整体性(totality)的批判多半隐含着一种期待，期待一个更多元、缤纷的人类世界。而其他立场的论者──尤其是马克斯主义者与社会民主派──则希望在回应、正视后现代派的批判与愿景的同时，又能够保存启蒙的价值。在下一节中，我会谈到包括华勒斯坦在内的泛马克斯主义圈子的论述与辩论。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几位当前著名的社会民主派的分析。

　　冷战结束后的西方社会民主派处于一个尴尬的中间位置。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各社会主义流派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立场，因而必须与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妥协;另一方面，战后五十年西方阵营中盛行的以国家管制体制为资本主义带来「人性的面貌」的尝试在资本的跨国力量愈来愈强大之下，似乎愈来愈不可能实现。英国布莱尔首相的「新工党」头号顾问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路」是这个立场中最著名的口号。纪登斯的德国战友，同时也对德国执政的绿党与社会民主党阵营有着深刻影响的乌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评论很适切地反映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

　　和「历史的终结」的福山类似，911事件带来的战争状态看似对贝克近年来的论述提出了令人困窘的挑战，毕竟，从他1994年的名著《风险社会》以来，他就一直在谈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没有敌人的社会」。现在，至少美国正在努力地到处寻找军事敌人。然而，他看到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被911事件消弭了。于911之后发表在英国政论杂志《新政治家》上的文章伊始开头，贝克说：

　　人们常问：「什么东西可以让全世界团结起来?」有些人的答案是：「火星来的攻击」，在某个意义上，9月11日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来自我们「内部的火星」的攻击。正如预期，至少在几个星期中，争斗中的各个阵营与国家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全球恐怖主义。(2001a: 33)

　　贝克认为，911事件证实了一条规律：反全球化的尝试只会让全球化更加速。恐怖攻击促使各个民族国家形成了更牢固的「跨国合作网路」。然而，在看似天真地歌颂「反恐怖战争」的言词之后，贝克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家(state)以更专断的形式复兴了;在国家安全的大旗下，反民主、反自由的措施被强加在「全球化的输家」(失业工人、妇女、少数民族等等)身上，以便让「全球化的赢家」(跨国公司)独享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国家体制。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跨越国族界线，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包容的「世界国家」(cosmopolitan state)，来保障各种不同民族认同的人群的安全。而「世界国家」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恐怖攻击，更在于遏止恐怖行动的源头;换言之，即防止欧美国家之外的人民受到欧美强权的威胁。在这个立场上，贝克与福山、亨廷顿等右派人士是对立的。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在此指的是在全人类范围中，关注所有人的福祉，同时欣赏、包容各种多元的文化与认同。这是贝克从他的名著《风险社会》以来就一直倡言的，他甚至把他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的序言题为〈世界主义宣言〉。在〈宣言〉中，他把希望寄于怀抱「世界公民」胸襟的各国人民所组成的议题性跨国社会行动2上，尤其是跨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不幸的是，在「反恐怖战争」愈来愈演变成美国小布希政权罔顾国际视听的专断独行的今天，贝克认为911事件带来的「正面」效果显然愈来愈渺茫，而负面影响却是持续不断地发酵。

　　和贝克相仿，纪登斯的「第三条路」对于国际政治的看法也充满着世界主义的话语。他的口号是「世界性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他的主张是藉着改良当前的联合国、国际法庭、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来达成较为民主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统理」(global governance)，以规范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必将带来的不平等、生态灾难等问题3。同样的，在911之后，纪登斯也高倡重拾包容性的世界主义理想。然而，纪登斯所寄望的理想的实践者却比贝克更现实主义，也更成问题。John Lloyd在《新政治家》上的评论指出，「全球第三条路」的体现正是布莱尔与柯林顿主政下的英美「人道干预主义」外交政策，其实践的例证是1999年美英主导的科索沃战争，其对立面是孤立主义与季辛吉之类的保守派的纯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Lloyd, 2001)。从布莱尔政府在近几年的战争中甚至比美国更强硬、更兴致勃勃的鹰派立场来看，这「第三条路」与极右派之间的差异恐怕是夸大其词。对此，《新政治家》的文艺编辑、巴基斯坦作家Tariq Ali(2000)尖刻地指出，从科索沃战争看来，「(布莱尔主政下的)英国事实上没有什么独立性，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佣兵来为美国霸权撑腰。」(p. 25)

　　贝克与纪登斯对于世界危机的观点及其提供的解决之道体现了他们近年来的理论工作，尤其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全球化的分析。在贝克与纪登斯的分析中，全球化是一组由微电子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的高度金融化与跨国流动化等现象所造成的晚近现象4。在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地理界线变得愈来愈无意义(在这里，贝克与纪登斯竟然和福山若和符节!)。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事──不管是某国利率的升降，或是某个核电厂的事故──会迅速地影响到其他地方人们的命运5。从而，以民族国家为界线、一国之内的阶级妥协为框架的社会民主体制(或曰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不可能。纪登斯称此为「老左派」(主要是战后西方的社会民主派)的消亡，贝克甚至称之为「无工作的社会的到来」，因为前此的福利国家体制是以保障就业及与就业配套的福利措施为中心的。相对的，「非阶级」、「非国族」的全球风险议题──例如环境风险──则成为愈来愈显著的矛盾。在之前的「现代性」的意识型态中，这些风险常被认为能透过菁英主导的科学技术、或是自命为科学的专家系统管理体制(例如国民经济调控)来克服。但是，在深入的分析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风险往往正是这些管理体制追求控制自然、控制社会所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但是造成深重影响的这些菁英决策者却不见得会分担恶果。他们称此为「现代性」的危机，而呼吁重构更多元参与的、责任与风险和机会相扣的「第二现代性」。他们更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唯一的敌人就是现代性体制本身的缺陷。

　　贝克与纪登斯之间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分歧，在此难以尽述6。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值得关注的。他们的论述主体一直是(某种程度上)全称的「全人类」，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跨阶级、跨国族的议题，而他们的基本政治关怀在于如何以(修正过后的)启蒙理性价值来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把危机视为之前较狭隘的科技理性和国族框架下的民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19世纪以来盛行的革命或改革愿景──尤其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不可能解决的，因为这些愿景都在旧的「现代性」的意识型态中力求建立一个有全观调控能力的体制，即「现代」国家;而这种调控非但不可能实现，更会带来不可解决的灾难。解决之道，在于重构一个动态、多元、包含各种市场和市民社会力量的「统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体制(government)。在他们的分析中，不平等不再来自于剥削、压迫，而是来自于「排斥」;而平等则等于「包含」，包含进这个动态的「统理」之中，当然也包含进据说是竞争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市场中。

　　不管他们如何标志自己，贝克与纪登斯的「风险社会」和纪登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第三条路」论述事实上非常倚赖古典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多元、参与、互动等等。资本主义市场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最肯定的体制，也是当前世界危机中最突出的主宰力量。贝克(1999)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后果仍然抱持担忧质疑的立场。纪登斯，尤其在他回应诸多左翼批评的新作《第三条路及其批评》中，则愈来愈热情地站在布莱尔政府亲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因而也愈来愈被批评为假借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来替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撑腰。在2002年2月新出版的《工党往何处去?》中，纪登斯甚至站到更右边，抨击布莱尔政府的「反商」政策。(Giddens, 2002)

　　阿根廷学者佩特拉斯(Petras, 2000)认为，「第三条路」的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它在社会面向上假设阶级斗争已经落伍了，然而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却是无情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工人阶级的现存权益;在经济上它假设资讯科技带来的「新经济」已经带来巨大的生产力突破，然而事实上这个突破被大大地夸张了，且90年代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来自金融投机;在政治上它鼓吹市民社会的自由结社，然而却是为了一方面削减国家预算，把先前的国家业务移转给私部门，另一方面瓦解先前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pp. 33-36)。近年来，尤其是在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之后，批判「第三条路」的声音在西方左翼愈来愈多，甚至纪登斯的美国社会民主派同盟Jeffrey Issac(2001)在为「第三条路」的创意辩护的同时，也不得不批评纪登斯几乎完全忽视对不断膨胀的资本的权力的批判。

　　贝克与纪登斯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批判观点，但是在这个危机时刻的反应却是如此天真，甚至(尤其是纪登斯)为当权派辩护。除了立场问题外，他们90年代围绕着「风险社会」概念发展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投注了大量的思辩能量在启蒙理性的有效性、可行性的议题上，但是，在作为他们的社会分析的重要基石的当代政治经济分析上，他们却常常不加深思地援引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夸大的论述──资本全球化的划时代意义、新经济的奇功异效等等。而虽然他们自许为「世界主义者」，他们的视野却是出奇地局限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之中。全球不平衡发展之下绝大多数边陲国家的困境鲜少出现在他们的分析之中。

　　「自由主义之后」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政治经济的分析，尤其是长时距、全球范围之下的世界体系分析，正是华勒斯坦的毕生事业。在华勒斯坦看来，纪登斯当作《第三条路》的问题意识的历史剧变──19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面貌的明显改变、冷战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的衰落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根本不足为奇。

　　首先，1970年代发生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社会主义阵营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扩张(他称之为孔德拉提夫循环A阶段)走向收缩(B阶段)的分水岭。被称为「全球化」的经济现象──资本的高度金融化、弹性化、流动化、投机化以及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历史上每个B阶段必然出现的状况。这个扩张与收缩交替的循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已经进行了许多回合。其次，从70年代开始衰落的、看似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其实不过是广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型态的变奏，而这些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意识型态。而70年代开始这些二十世纪的反体制运动的式微，也同时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终结。所以，福山之类为西方资本主义霸权高唱着「我们赢了!」的保守派的言论根本是无稽之谈7。

　　华勒斯坦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它成功地扩张到全球范围，从而激化了三个结构危机：(1)「世界的去乡村化」，即大部分世界人口被卷进雇佣劳动体系、「半雇佣劳动」的劳动力来源枯竭，工资因而上涨;(2)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生态危机使资本无从「外部化」其生产成本;(3)世界的民主化及其所导致的人民对公共服务支出及征税的要求的不断上升，挤压资本的利润。这些因素将使得资本利润的积累愈来愈不可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的崩溃。这些危机不是正常循环中的周期性危机，而是无可转圜的危机8。911事件等纷乱现象，只不过是体系崩解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狂乱的震荡」。

　　「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型态──对华勒斯坦而言，具有愈来愈互相矛盾的两面性，他称之为「科技的现代性」和「解放的现代性」;前者追求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后者则要求普世性的民主与平等。他用这两个现代性的矛盾来解释法国大革命以来曲曲折折的世界政治变迁，并认为二次大战后「自由主义」的各个变体──资本主义中心的「福利国家」、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发展方案等──都是试图调和这个矛盾的尝试。在较早的著作中，华勒斯坦及其他批判的发展理论学者把这些藉由大致在资本主义定义之下的国家发展与全民福祉联系起来的方案称为「发展主义」;而在近十年来，华勒斯坦特别依赖「繁荣」与「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论述发展主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殒落。

　　尽管华勒斯坦与福山、大前研一、贝克、纪登斯等论者立场迥异，他倒是同意他们的一个观点：以民族国家为范围的改革措施不再可能。这倒不是由于当前时刻的什么特殊性，而是由于在本质上就是世界性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这个政治结构本来就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经济，因而不可能是革命的有效工具9。法国大革命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尽管有种种立场的对立，却一致以国家为最重要的施为渠道，这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他认为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老左派「先夺取国家政权、再透过国家发展带来变革」的策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人民唾弃;而当前以「反全球化」为名的世界性反抗运动是有希望的，正是因为它与之前的刻板的革命运动不同，是世界性的、真实地跨越了南北界线，它的组织松散而包含各种多元的倾向，而且是战斗性的，他称此为「榆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Wallerstein, 2002a: 18)。对于「第三条路」之类的中间偏左派，华勒斯坦呼吁反抗者要努力逼他们实现自己的平等、民主、共同富裕等道德承诺，因为这些承诺是资本主义不能负担的;每实现一分，资本主义的终结就近了一步。

　　华勒斯坦略带耸动的立场与分析当然会受到各方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左翼的质疑。美国左翼期刊《每月评论》的编辑部就指出，华勒斯坦论述的资本主义无可转圜的结构性危机是值得怀疑的。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危机往往会被生产力的增长所补偿;「世界的去乡村化」并没有导致「世界的民主化」之下大批向资本争夺利润份额的劳动者，反而是出现大量的失业、贫困、和两极化;而「税务国家的危机」(Schumpeter (1991)语)恐怕是由于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制度要求国家不能太损害资本利润，而不是由于工人阶级要求的愈来愈多10。《每月评论》编辑部认为，在不清不楚的分析下，华勒斯坦有可能犯了「左派精神乐观主义」的错误。他一再提到左翼运动面临了世界体系的大转向。但是，转向什么?他却没讲明(Monthly Review, 2002)。

　　对于《每月评论》编辑部「转向什么?」的质疑，华勒斯坦以一贯的乐观主义回答：端视我们的作为(Wallerstein, 2000b)。这也是他在台北的演讲中强调的，在体制崩解的时刻，人类的集体能动性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坦白说，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回答。精神上或许令人振奋，但知识上有所欠缺，更难以指向一个实践的纲领。到底在这个危机时刻之下，在「榆港精神」之下复兴起来的全球反体制运动要争取把人类世界推向何方?

　　许多其他的左翼论者倒没有如华勒斯坦一般谨慎地拒绝指出方向。例如匈牙利裔英国学者梅札洛许(Meszaros，2001)就毫不保留地引用二十世纪初罗莎‧卢森堡的著名文章的标题作为他的近作的书名来描绘二十一世纪人类必须抉择的两条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11。同样地，与三十年来与华勒斯坦一同致力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研究、时任塞内加尔「第三世界论坛」主任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敏(Samir Amin)也把这个口号放在他对二十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总结文章的结尾。(Amin, 2001)

　　认同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努力透过批判地继承这些遗产来重构当代的反体制运动，这是许多当代左翼学者的志业。华勒斯坦或许在感情上会同情，在实践上却不同意这个取向。一方面，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地比其他社会主义者更拒斥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等之前的反体制运动的遗产。另一方面，大部分社会主义学者们的分析尺度(尤其是时间尺度)明显地与华勒斯坦所使用的不同，从而其分析的焦点也不同。华勒斯坦习于用15世纪以来6、70年为期的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长波动(孔德拉提夫循环)以及五百年不断的曲折但单向发展的趋势(「解放的现代性」对「科技现代性」的挑战)来分析，因而他所描绘出的当代局势，非常矛盾地，同时是无须大惊小怪的、发生过许多次的周期现象的一部份，又是五百年来发展气数已尽的末世景象，因而反体制运动的实践同时可能是徒劳无功(因为不过是历史循环周期的一部份)，又是充满各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是体制终结的时刻)。

　　而其他的马克斯主义者对当前的「全球化」的分析常以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兴起的年代做为参考座标，以1945至1973、74年的扩张期(和美国霸权期)和其73、74年迄今的收缩期(和美国霸权动摇期)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的分析常常着重于指出二十世纪末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高潮期的异同之处，因此倾向于批判地继承十九世纪以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遗产。生态马克斯主义者佛斯特(Foster，2002)对当前全球化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斯特主张继承并发扬列宁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用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的兴起及其藉由市场扩张来解决生产过剩所带来的积累危机的冲动来解释二十世纪末被称为「全球化」的这一波全球政治经济变迁：资本积累速率的降低、新一波的垄断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高度金融化。他试图阐明当前的全球化危机背后的「看得见的手」──国际垄断资本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在受压迫国家的政治附庸──来为反体制运动树立清楚的对立面。

　　华勒斯坦在宾汉顿大学社会系的同僚佩特拉斯(Petras, 2002)在榆港世界社会论坛上发表的对911之后的世界局势的分析一方面援用了华勒斯坦式的世界体系分析的洞见，同时又提供了反体制运动需要的比较清楚的时势分析。与华勒斯坦类似，佩特拉斯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收缩周期的一部份，而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风潮是核心国家的资本为了应付收缩期的困难而发起的新一波扩张行动(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未带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同;相反地，解除了扩张限制的垄断资本很快地造成了其体系内部矛盾的激化。第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纷纷破产、核心国家的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危机又无法获得任何缓解、世界性的长期经济停滞使得荣景的假象只能依靠着核心市场的金融票券投机来撑起、而资金往核心国投机市场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如阿根廷等各个角落导致了政治危机。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动全球范围的「反恐怖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重商主义」的转折。

　　佩特拉斯指出，当前帝国主义的「新重商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藉着昂贵的战争展现军事实力，撑起投机资本对核心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1007之后，纽约股市一路上扬);第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同时提高核心国家的关税与对本国产品的补贴，来把危机转移到第三世界(当前已开发国家对第三世界产品的关税是对其他已开发国家产品的关税的四倍，核心国家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在2000年高达2,450亿美元);第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愈来愈强势地主导经济活动，使其向出口活动倾斜，而这些出口最终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佩特拉斯认为，911事件之后摆在世界反体制运动面前的，不只是来自帝国主义军事力量更严酷的暴力威胁，更是新自由主义代理政权普遍地失去正当性，而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因此会更如实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他呼吁把「反全球化」的运动提高到「反帝国主义」。只有反帝国主义的人民运动的政治力量能够决定世界体系的未来12(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

　　佩特拉斯的分析所指向的政治实践很明显地是站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而这却是华勒斯坦认为已经死亡的道路。到底这条道路是否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民反体制运动，最终当然必须由历史来决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佩特拉斯的论述这种扣紧现实运动实践的特性，是华勒斯坦的长时距分析所无法提供的。

　　时势与理论

　　华勒斯坦对于当前危机的分析与其他当代左翼论者相较，显得大而化之。他集中精力在提醒人们不要把视角局限在看似独特的一时一地的状况，而要尽力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历史来理解当前的各种课题，但是他本人却并未提供比较完善的时势分析，而只提供了一些旨在引起争议的命题。这个局限恐怕不是由于力有未逮，而是一种论述姿态与取径的抉择。

　　在1999年发表的〈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及其即将到来的衰落〉中，华勒斯坦回顾了以他为核心人物的这个学派的成就，以及世界体系分析在取得各方重视时其词汇如何被误会挪用。他并且断言，世界体系分析的有用性正在消失，其原因有三：第一，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观点，尤其是一种对于以往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局限于十九世纪中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分际的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批判13。批判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第二，批判论述很容易被收编，因而失去原有的锐气。第三，在三十年来的批判中，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运动，从批判当代世界经济中边陲地区的状态、到批判现代世界的史学、到批判史学背后的理论、到批判理论背后的知识体系，一重又一重似乎永无止境地抽丝剥茧之下，他发现问题似乎更深刻地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思想体系之中(Wallerstein, 1999: 197-199)。因此，华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的工作者应该致力于比以前更深刻的对当代社会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一种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华勒斯坦本人的论述以及他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批判的发展理论很有效地攻击了局限在西方中心视角中、围绕着「现代化」意识型态、缺乏深而广的现实政治经济分析的各种论述。华勒斯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看到福山、亨廷顿等右派的谬误，以及贝克、纪登斯等中间派的局限。然而，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是不足的。或许，我们应该，如他本人所建议地，如实地看待华勒斯坦到目前为止对当代社会思想的贡献，即：「破」远大于「立」。世界体系分析汗牛充栋、贯通古今的大量著作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敬畏之情。然而，要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与历史工作所获致的洞见来实现华勒斯坦与无数世界人民所共享的愿景──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则有待更多人用热情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华勒斯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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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赵刚(2002)提供了一个对当代全球化辩论的丰富、多面向、又清晰的介绍，并略论了这些辩论对于台湾左翼实践的意义。

　　2.贝克称这种行动为「次政治」(sub-politics)以与前此以民族国家政权为框架的政治作分别。

　　3.关于纪登斯这方面的主张的简要版本请参照《第三条路》(郑武国译，台北：联经，1999)第五章。关于科索沃战争等西方「人道干预」政策的批判车载斗量，例如: Chomsky (2000).

　　4.在这点上，他们大量地引用关于「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论述。参见：Amin (ed.) (1994) 之中的论点。

　　5.当然，纪登斯与贝克对新自由主义夸大的「全球一体化」的提法是有保留的，见Giddens (1999), pp. 32-35; Beck (1999a)。

　　6.关于贝克对纪登斯的批评，可参见Beck (1999), Ch. 6。

　　7.对于那些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成就的声音，华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中文版序言中扼要地说：「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Wallerstein, 1998: 1)

　　8.华勒斯坦在近年著作中多次重述这些观点，参见例如：Wallerstein (2001)，及本书其他章节。

　　9.这个以「全球」为唯一重要的分析尺度的立场，David Harvey称之为「全球主义」(globalism)并批评其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中的实践的重要性。对于「全球主义」的悖论，请见赵刚(2002)。

　　10.关于征税是否压缩利润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Issac (2001)观察到，「第三条路」及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一致地要取消累进税制。Giddens (2002)不悦地指出，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缴纳了20%的所得税。他因而要求减税。但是，反过来看，这也恰好反映出所得两极化的严重程度。

　　11.「社会主义或野蛮」也曾经是现今后现代主义派的健将Castoriadis和Lyotard主持的期刊的名称。但是两者后来都放弃了这个立场。见Kanelis (2000)。

　　12.对此，佩特拉斯举出近年来愈来愈激烈的哥伦比亚内战，以及巴西、阿根廷的农民与工人运动作为例证。

　　13.关于华氏对学科分际的批判，参见Wallerstein et al. (1996)。